传说中的[黄埔]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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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宪和他的《读库》

　　作者：徐瑾
    张立宪，1991届人大新闻系毕业生，从事新闻出版行业，以“老六”、“见招拆招”更为人熟知。     不过最近两年，他的书比他的人出名。这个自称很闷的男人鼓捣的《读库》丛书却逐渐成为最流行的小众读物，这本几乎他一个人完成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宣传的杂志书，开始成为不少圈子的热门段子与接头暗号。“跟角儿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确是一种幸福。”老六追星，倾心京剧名角冷对荣辱的大家心态，而他的《读库》也坚持远离公共人物的原则，在一个太过仓促、频繁升级的变革时代，他自嘲“聪明人下笨工夫”，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来打捞、保留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人物、故事、细节和表情。     《中国经营报》：你如何看待这个活动？以及“思想推动中国”这个主题的意义？     张立宪：当我们不缺人、不缺技术、不缺资本、不缺机制和机遇的时候，思想就显得更为重要。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彰显出我们民族身处伟大复兴时代的想象力和执行力。     《中国经营报》：对于你入选本次活动的“最具思想力人物”，你有什么感想？     张立宪：有行动力将其实现出来，思想力才能凸显其价值和意义。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读库》给中国社会或者是知识界带来了什么？     张立宪：希望通过不懈的发现和完美的呈现，《读库》能够打捞并留存这个大变革时代的细节和表情，与读者共同分享他们的悲欢和骄傲。     《中国经营报》：关于《读库》的诞生，传言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版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缘？什么促使你坚持做这样一件事？     张立宪：当时有机会去一家不错的机构上班，前途不错，但是我很犹豫，追问了自己一番，还是觉得放弃，打算去做一本符合自己理想的书。这是偶然也是必然，《读库》其实是我在一个合适的时期，以一种合适的方式做一件合适的事情。在中国做很多事情需要沟通妥协，如果再往前几年，我的性格比较热辣嚣张，过得比较拧巴，人脉也没有这样广，编辑理念也不够成熟，很可能不能沉潜下来做这样的事情。最近三十年大家都往前冲，过得太过仓促，也许是可以保留的东西最少的三十年，《读库》的意义在于打捞保留这个大变革时代的人物、故事、细节和表情，我也很享受与《读库》的作者、读者发现、呈现这些东西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在一个读书日渐奢侈的年代，《读库》的成功原因是什么？你对它的期望是什么？     张立宪：两年来，《读库》培养了一些忠诚的读者群，有些是有强烈阅读需要的读书人，也有已经不怎么看书的人，他们的阅读习惯被重新唤醒，《读库》是介于深度阅读和浅阅读之间的读物。从一开始设计这本书时，我就想很多书之所以卖不动，是因为销售周期太短，而《读库》这种定期出版的方式可以拉长销售周期，同时也没有杂志的时效性限制，所以也可以说《读库》找到了蓝海。     《中国经营报》：你一再强调要避免Google、百度上的热门人物，但是你今天也成为一个公共人物，你希望能够带来什么影响？     张立宪：在一个善于推销与作秀的年代，我对Google、百度上动辄有几十万条搜索结果的人物有一种不信任感，因为那些公共明星的言辞往往都是自我筛选、自我修饰的结果，从他们那边很难有真实的、新鲜的东西。真正有价值的人物往往游离在公众媒体的视野之外，但是这些东西存在，非常坚硬地存在。我的同学王军的《城记》一书在牛津大学出版英文版，他获得了很大满足感，因为他在从事一个世界级的选题。在中国，世界级的选题太多了，有很多空白点，但这些人和事并不是活跃在Google、百度上的人物，至少不全是，他们亟待被发现、挖掘、呈现和保留。《读库》不会重复别的媒体的老路。读者买一本书，不像买一份小报那样来印证他已知的东西，而是期待能够看到新东西。     《中国经营报》：有人说你非主流、理想主义之类的，对于这些标签，你怎么看？如果你自己选择，你会选择什么词语？     张立宪：我不相信所谓“独立”的存在，就像绝对的自由一样。真正的理想主义更需要实现出来，才为人所知。从事任何媒体，都是读者、作者、编者互动的结果，也是个人志趣与商业利益的结合，并不是闭门造车。别人评价我，有点儿“我看青山多妩媚”的意思，青山始终依旧。一个人的理想状态，我认为首先应该具有天真烂漫的热忱，我不太喜欢把投入产出比、投资回报率计算得太清楚的效率专家；其次应该有些驴脾气，内心存在着强大的骄傲，图书本来就应该是一个充满骄傲感的行业，就像京剧演员裴艳玲说的：你要喜欢我的戏，就来现场看。要还喜欢，下一场接着来。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你要赶不上看，也就赶不上罢。     张立宪简介     《读库》系列丛书主编。因喜好数字六，以老六自称，网名“见招拆招”。以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为目标，在王小峰的《十面埋妇》中担任了配音的角色。     1969年生于河北。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同年分配至河北日报社，做记者、编辑工作。     1997年~2000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其间参与创办《足球之夜》、《生活资讯》等杂志。     已出版个人作品《记忆碎片》。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时，策划出版《大话西游宝典》以及梦工厂系列丛书。     2006年，推出《读库》系列丛书,任主编，正在酝酿乡村读库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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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六和他的《读库》

作者：梁由之

         第一次收到老六在天涯社区发给我的短信，是在2005年9月13日。这个日子比较特别，因此很容易就记住了。当时我正在写《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那天恰好完成其最后一部分。
　　　　
　　这厮贱兮兮地说：“梁兄，敬佩你的话就不多说了，只想与你结识。我生于1969年，为纪念九大，父母为我起名张立宪，与你大约是同龄人吧。麻烦给我个地址，以后有什么觉得可以双手奉上的，就寄给你。望能与你挂上钩。”后面一并附上了他的电话、博客和MSN。
　　　　
　　老实说，当时三天两头收到类似消息，有时一天就有好几拨。一向忙而又懒，也就没怎么往心里去。僻处岭表，孤陋寡闻，知道此公就是素有“京城文化名人”之称的老六，也是后来的事。过了两天，我例行公事漫不经心地作了一个回复，让他先自我介绍一下。
　　　　
　　老六汇报：“我是学新闻出身，新闻出版都做过，原来在现代出版社任职，如今辞去公职，想做几本自己真正想做的书。同时筹备一本人文杂志，先生大才，想看你能否给写些东西。不过首先这本杂志须经过你的首肯，所以讨要你的地址，想等试刊号出来后，给你寄去，先听听你的意见。”
　　　　
　　他这样阐述他的编辑理念：
　　　　
　　《读库》瞄准的是那五十个人、一百个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的政治明星、学术明星和娱乐明星）之外的世界，陈词滥调、不咸不淡的文字之外的文字。绕开民国掌故、反右风雨、文革控诉等已被做得够多的主题，内容所涉，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现在进行时。关于这方面的记忆，同样需要我们来打捞。
　　《读库》将集中在文化和传媒领域，留存这个时代忠实的记录者、悲壮的消失者和坚持者，并对那些真正打动我们内心的文艺作品做深入探究。
　　内容的几个关键词：
　　中篇读本。这是从篇幅上而言，短篇的东西，在网络和报刊上到处可见，长篇的东西，则可以出版单品种图书，《读库》纳入的则是网络和纸媒之间、短篇和长篇之间的那些文本。
　　非学术，非虚构。我对所谓学术有一种躲之惟恐不及的敬意和腹诽，……人生实在不需要那么多乏味而正确的道理，更没必要在所谓的学术架构中自说自话鸡同鸭讲，动辄普世价值终极目标。将这些躲开、抛开，《读库》将记录这个时代的人与事、细节与表情。
　　不计成本、不惜篇幅、不留遗憾。……将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做足、做透。
　　约稿过程中，我说的最多的是：力度和硬度、阅读快感、把趣味落到实处，有写作欲望就写，没有也不要难为自己。我没有说出的话是：让我们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干活，留下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字标本。
　　有趣、有料、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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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某是个俗人，对曾经很是亲近的国内几家主要的“人文杂志”，都日渐敬而远之。刻下每期都还翻翻的报刊，大致只剩下胡舒立的《财经》了。对老六的雄心壮志，姑妄听之，半信半疑。只是感觉这个人周到细致，蛮会说话。于是给他留了一个地址和电话。心想：你娃说得倒是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且看你做得如何，再作计较。
　　　　
　　11月10日，收到试刊《读库0600》。新刊果然在老六宣扬的预产期内横空出世了。封面及开本大气、朴素、干净，内容丰富、深邃、耐看，30多万字、300余页的篇幅，图文并茂的形式，特意请蔡志忠画的藏书票……，看上去还真算是有头有脸像模像样。说是一份杂志吧，从出版形态和质感上看，它却更像一本书。
　　　　
　　有趣，有意思，是我衡量一切优秀书刊的两条标准。二者居其一，已属难得。如果兼而有之，那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了，《读库》似乎庶几近之。展读之后，居然有一种出乎意料之外的惊喜和愉悦。当今时势，非但有《读库》出生的充分理由；好自为之，将来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未可限量。看来，老六不光真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更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的行动能力，决非那些个只会高谈阔论唾沫横飞说说算说了就不算的侃爷可比。我对此人刮目相看了，同时开始反省自己以前对待他的态度是否有失轻慢。
　　　　
　　第二天，我主动致电老六，两人天南地北乱七八糟扯得很是投机，一气聊了一个多小时。他说，想用你的稿子。我说，一时兴起也就信手涂鸦了有数的几篇文章，都撂在天涯，你随便拿去用就是。末了，我觉得不对这位素昧平生的哥们表示一下支持和鼓励，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于是说：万事开头难，你以一个人的力量鼓捣一份全新的杂志，头绪之多，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一定很不容易；偶然敲了几篇文章，本来就是玩票，先在这里表个态吧：稿费好说，可有可无，可多可少，可早给可迟给，都无所谓；如果需要帮助，尽管开口。老六说，你的友情像白云一样深远，你的关怀像透明的冰山；不过经济上的准备和预算早已经做好，稿费是一定要给的，而且会比一般报刊丰厚一点；印刷、出版各环节也都不成问题；现在所要求老兄和其他作者的，就是多多提供好稿。
　　　　
　　此后，我们间或通通电话，发发邮件，说说《读库》或者别的什么。有事则长，无事则短。他给我寄过几本书和一张碟，都是好货。次年春寒料峭之际，《读库0601》哇哇降生，平安顺产。
　　　　
　　2006年4月28日，获悉《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即《百年五牛图之三：关于张季鸾》）将发于即出的《读库0602》。后来，同年10期的《读书文摘》转载了这篇文章。
　　　　
　　那是个美丽的春日上午，我正在新疆伊犁乌孙山下，准备驱车前往昭苏草原。雄鹰在蓝天下游弋，抬头可见巍峨晶莹的天山雪峰。眺望白云和冰山，心情宛如西域之西一碧如洗的万里晴空那般开朗和舒展。我想见一见这条人称老六大号张立宪网名（老）见招拆招说到做到不放空炮的汉子了。
　　　　
　　5月1日由乌鲁木齐飞北京。第二天中午，老六约饭。我们单独在海淀一家餐馆的包房里聊了整整一个下午，感觉很过瘾，但又都意犹未尽。我对老六有两点不满：中等身材，温和斯文，不是想象中魁梧彪悍慷慨激昂的燕赵壮士；写了那么多精微传神的足球文字，居然是一伪球迷。这怎么可以！
　　　　
　　时光如流。转眼间，《读库》快满一岁了，它将进入07系列。
　　　　
　　朱门杨柳转青春，九陌轻寒尚袭人。虽然极少听到老六抱怨和叫苦，但还是约略知道他和《读库》走得并不容易：0601切口不齐，0603有两个版本，出版社由同心换为新星……等等。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而且戴着镣铐跳舞怎样才算既不违规又有快感，有趣与有意思的文稿该以何种标准进行取舍，主编个人兴趣与市场客观需求之间的矛盾如何平衡，……，这些问题都有待老六自己在行进过程中切身感悟把握，梳理解决，调整提高。
　　　　
　　侯德健说：谁也输不掉曾经付出过的爱。中国新闻史和出版史会记下老六和《读库》吗？
　　　　
　　看着老六和他的《读库》一路走来，也希望并且相信他和《读库》会一路走去。朋友们和越来越多的读者也将各呈所能各取所需，伴随好人老六和好书《读库》一起走向风光旖旎的远方。最冷的日子已经过去，春天应该不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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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人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 [实际上有些夸张] 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 [朝廷] 轻外 [地方] 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 （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本文为《辛亥：摇晃的中国》一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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