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近这些可亲可敬的台湾人!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5:49:59

殷海光（1919-1969）原名殷福生,湖北黄冈团风县人。中国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曾从师于著名逻辑学家、哲学家金岳霖先生。西南联大毕业后，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并曾在金陵大学(原中央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加入青年军。1949年到台湾，同年8月，进入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并且毕生热心于现代逻辑的研究、教学和宣传。其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极为缺乏，而这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的输入来补救。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达，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殷海光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主要著作有《逻辑学讲话》、《中国文化之展望》、《生命的意义》、《思想与方法》、《自由的伦理基础》等。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5:53:21

殷海光的沉浮人生　　当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启动时，李敖的名字在大陆一时风传；而打开李敖的书，一个陌生的名字却反复出现在读者的眼中：殷海光。大陆普通读者也才知道了在台岛上，有那么一位著名思想家和政论家———殷海光。（一）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1919年12月5日出生在黄冈回龙山镇（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殷家楼村，7岁随父母搬到本县上巴河镇居住。13岁那年，他由其伯父、辛亥革命志士殷子衡带到武昌，入武昌中学念书。16岁那年，他曾在名气甚大的《东方》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7岁念高中二年级时，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
　　1938年秋，在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帮助下，殷海光考入西南联大哲学系，4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他投身抗战，去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1945年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走了一段弯路。
　　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又一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自此，殷海光脱离国民党阵营，并转变成自由主义者。
　　1949年11月，他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创办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任编委兼主笔。这个杂志的发行人虽为胡适、雷震，因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真正的灵魂人物却是殷海光。他用言论、思想给《自由中国》杂志导航，使该杂志发行量扶摇直上，热销海内外。
抵达台湾　　到台湾后，殷海光极其关注政治和人民大众。他认为，一个学者如不关心民族的前途，不关心人民疾苦，即使受过最好的教育，也不够格称知识分子。一个有血性的读书人，应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应有正义感，应敢说真话。他看到蒋氏父子逃台后，仍用在大陆上的一套办法统治台湾人民，并滥杀无辜，大搞白色恐怖，心中无比愤恨。他以学者的身份，举起民主、科学的两面大旗，与台湾当局进行对抗。他以《自由中国》和香港《祖国》周刊为阵地，奋力揭露台湾的黑暗政治，抨击蒋氏父子的恐怖统治和种种不法行为。从1949年底起，蒋介石一天到晚叫喊要“反攻大陆”，说“反攻”在某年某月一定能够实现，并将“反攻大陆”定为当局的“基本国策”。当时，整个台湾没有人怀疑，更不用说去碰蒋介石的这一“基本国策”。殷海光研究了蒋介石历次叫喊的“反攻大陆”口号后，感到十分荒谬、可笑，并斗胆在《自由中国》上撰写了《反攻大陆问题》的社论，将蒋介石欺骗台湾人民的这一假把戏予以彻底拆穿，并预言台湾终将与大陆和平统一。又如，蒋介石1960年第二次“任期”届满，为了将来传位于子，他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谋求“三连任”。殷海光对此十分愤慨，连连在报刊上撰文反对，揭露蒋氏父子在“三连任”上干的种种行为。
　　另一方面，殷海光看到台岛知识分子大多处于麻木的“冬眠”状态，便利用开座谈会、写文章、出书等形式，积极引介哈耶克、卡尔巴柏等哲学新思潮，大力宣传罗素哲学和“五四”精神，对广大知识青年及人民大众进行思想启蒙，鼓动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勇敢地起来与专制、独裁的统治作斗争。因而，他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人民，特别是青年们最崇拜的精神领袖、抗暴旗手、民主斗士、启蒙大师。
　　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并着力从中寻找自由民主的精神传统，并与论敌新儒学大师徐复观握手言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文化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重大精神事件。

成就　　殷海光不仅是一位傲骨嶙峋的批评家，而且是一位思想敏锐的学问家，他的批评以他的学问作基础，关怀的是自由、民主、科学与社会正义，所钻研的是分析哲学与文化问题，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将自己的学问活用于批评工作。殷海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负盛名的政论家。他的文章尖锐深刻，语言流畅简练，逻辑性强，论据有力。他撰写的《反共不是黑暗政治的护符》、《近年的政论心理与作风》、《大江东流挡不住》等文，一直是港台政论家们的范文。直到至今，李敖还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
　　他去世后，他培养的弟子有的成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反抗国民党暴政的风云人物，有的成为知名哲学家、作家、史学家，如李敖、林毓生、陈鼓应等。这些弟子中，培养得最为成功的又数蜚声海内外的李敖。柏杨、颜元叔、龙应台、司马文武等蜚声台湾的言论家无不受到殷海光的巨大影响。
　　由于殷海光长期在台湾反极权、反暴政，蒋氏父子对他恨之入骨，并动用党政军特对他进行残酷的迫害，仅在报刊上的批判、围剿，就进行了5年之久。1969年9月，殷海光因胃癌晚期医治无效去世。
　　殷海光虽只活了50岁，却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作，其代表作有《逻辑新引》、《思想与方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等。

发展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殷海光去世后，各种纪念他的活动方兴未艾。1989年，台湾成立了纪念殷海光学术基金会，台湾、香港、大陆还多次举行了他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他的书籍也被世人广为传阅。

影响　　上世纪最后20年，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都掀起了殷海光著作出版热：台湾出版了18卷本的《殷海光全集》，香港先后出版了多卷本殷海光著作，祖国大陆多家出版社也先后出版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上下卷）、《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多卷本《殷海光文集》及18卷本《殷海光全集》及两种《殷海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殷海光的故乡，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了笔者的两本传记文学《殷海光传》、《殷海光与蒋介石》，今年又推出4卷本《殷海光文集》。今年5月，台湾哲学家、台大哲学系教授刘福增先生捐出巨资在南京大学设立了“殷海光逻辑奖学金”。尤其可喜的是，祖国大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数十所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均有一批中青年学者正在专门研究殷海光的学术和思想。

家乡　　而殷海光离开家乡达30余年，除1947年回到上巴河镇看望过一次父母外，再也没有回过家乡。由于他离家较早，家乡的人大多不了解他。随着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一些黄冈人才从书报刊和电视上渐渐知道了他。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5:56:11

殷海光的困境

2008-06-07　来源：博览群书　　作者:邓文初

殷海光(1919～１９６９）

　　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人物谱中，殷海光显然是一位殿军之将。与早先几位领军人物相像，殷海光也有着同样的早熟与早慧特征，其标志是早在中学时代，独立翻译过一部四百七十多页的逻辑学著作，并动手撰写一篇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的译者引言，引起逻辑学大家金岳霖的垂青。追求智慧的激情、思考问题的理性与驾驭中英文的能力，展现并预演了这位少年“小狂士”此后搅动中国思想界的诸般武器。　　然而，这位颇具语言天分的学者，翻译中的“硬伤”却不少，有些曾引起台岛学界的辩难；有些却没有被关注，其中原因是值得发覆与深思的。这里自然不谈学界点出过的误译错译，也不准备全面检索殷海光的翻译实践，仅就一个例子，做解剖麻雀式的展开，或可拾遗补阙。　　这个例子在殷海光的文章《有颜色的思想与无颜色的思想》的结尾：“现代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重要分别，在于一开步走时科学家在意愿上就趋向于摆脱颜色之泥糊，所以，它能逐渐成为客观的知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殷海光：《思想与方法》，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2页)。在这里，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主体间知识）被殷海光译作“客观知识”。　　在殷海光撰写此文时代(1960年)，也许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在汉语世界中并没有确定的译名，但主观/主体（subjective）、客观/客体(objective)之分，却早已是哲学界的常识。然而，殷海光却是不假思索地错了，原因何在？　　要解释这一失误，需要追溯殷海光的一个命题：“思想的颜色”。　　一　　思想的颜色？一个荒谬的命题？　　没错，这是一个荒谬的命题，但更是一个严肃的命题，是中国自由主义者以几乎全部力量与智慧来对待的命题。殷海光更是劳神焦虑、反复辩难，专注于这一问题的解释、反思、批判与重建。甚至将之作为自己思想的真正敌人，狮子搏兔，真刀实枪。　　何谓“思想的颜色”？　　对于这样重要的概念，殷海光并没有给过严格的定义，而是简单例举和模糊界定。他说，“我们知道，宗教教条、传统的说法、祖宗的遗训、这种那种主义，都是想象、决意、情绪、意欲、特定的人身等等因素糅合起来的产品。这些东西充满了特殊的色调，没有普遍的效率。我们把它叫做‘有颜色的思想’（colorful thinking）”（《思想与方法》，第158页）。　　按殷海光的说法，思想有无颜色，其判定标准是普遍性与有效性，前者强调是否遵循逻辑推论；后者要求符合科学事实。依据这两条标准，殷海光认为，只有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解析哲学家才能算作生活在无颜色思想里的人，其余种种，包括一般所谓的哲学，都是“有颜色的思想”。故方范（道德、规范、规则等）、情绪、美感、宗教、文化等等，都是有颜色的思想。　　在殷海光的知识谱系中，思想可以归为五类，美艺的、方范的、情绪的、图像的以及认知的。在这五类思想中，前三类属于“有颜色的思想”，后一类是“无颜色的思想”，而“图像的思想”则是“颜色中立的思想”。　　依据上述两条标准，殷海光对一些“有颜色的思想”进行了具体分析，包括祖宗遗训、传统、宗教、意底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等。　　殷海光认为，祖宗遗训支配力的心理基础，乃是父亲意象，这在农业社会中具有强大的控制力。效法祖先，其实是被“选择的注意力”所左右：他们只注意到成器的“祖先”，没有注意到不成器的祖先；传统则是通过语言、文字、仪式、礼节和风俗习惯起作用，大多数人没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所以传统对于大多数人的思想和行为构成巨大的支配、甚至强制，但“合传统”与“有价值”并没有必然联系，“从前者推不出后者，从后者推不出前者”。　　而“意底牢结”是不同群体的思想模式，它受地理、气候、习惯以及文化环境的影响，是观念、信仰的丛结，主要表现为各种主义。人类总是生活在各种观念、主义之中，尽管很多时候是现实世界衍生并支持着观念世界，但更多的时候是观念决定着人的行动。“古往今来，许许多多人照幻想行事。近代的狂人，则照着所谓的‘集体主义’，或‘实现’这样那样的‘主义’来驱策‘真信仰者’，于是人变成了蚂蚁！”（《思想与方法》第170页）　　在殷海光看来，颜色越浓的思想，越是多姿多彩，而“多姿多彩的东西常能吸引人，甚至能使人为它之实现而粉身碎骨”。“宗教教条、文化传统、祖宗遗训和这样那样的主义，这一类的东西，可以引起人的向往，可以引起人的怀念，可以使人觉得自己是历史的一个角色，可以激起人众的狂热之情。这些东西，也许是人所喜爱或不可缺的，但是却不能代替知识，不能据之以解决实际的问题”（《思想与方法》第159页）。　　五色令人“迷”，没有颜色的东西较难令人产生兴趣，人需要活在有颜色的思想里，只有这样，“他们才感到生之乐趣和生之可欲。” 于是，“有颜色的思想”弥漫甚至控制整个社会，而这正是现时代社会的祸乱之源。　　殷海光并非完全否认有“有颜色思想”的功能，而是希望遏制它的膨胀，这正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给自己设定的思想任务。也正是这样的使命，牵引他们一再沉浸于逻辑经验，沉浸于哲学解析，试图通过理性来廓清、消除有颜色思想造成的混乱。　　在殷海光看来，思想的纯化、无色，正是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可以得到科学发展史的印证：“人类知识的演进是从颜色较浓的状态逐渐向颜色较淡的状态发展。时至今日，在全部经验科学中，物理科学几乎成为‘无颜色的科学’。至于生物科学家及行为科学，近几十年来，也急遽地在‘褪色的道路’上奔跑。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思想与方法》第166页）。　　这就是殷海光“思想的颜色”命题的基本内容。但显然，站在现代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立场，殷海光“思想的颜色”命题是成问题的。　　给思想消色的过程，其实质是将思想知识化，将知识科学化，再将科学量化、数学化、逻辑化的过程，其论说方式不仅误解了思想，也误解了科学。误解思想，是以知识衡准思想，将思想混同于“理性”，取消思想的独立价值与主体特征；误解科学，是将科学片面化、物化，无视科学进程中的主体介入、范式生成与文化传承。　　在殷海光看来，知识的有效性只在其客观性，但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已经注意到，即使对于经验科学事实而言，知识也无法摆脱主体认知的作用。知识的效准，与其说是在纯理推论、在逻辑推演中，不如说是主体间的一种约定，是科学统一体内部互动的结果。在科学知识体系内，人的认知、人的主体性、主体间的交流与认同，不仅无法抹杀，而且地位重要。这正是波普等科学哲学家、知识社会学家使用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这一术语的背景。　　但殷海光的知识观与科学观中没有“主体”/“主观”（subjective）之类的地位，更不会有“主体间”（intersubjective）这样的术语。主体被禁闭，“主体间”自然不可能存在。这一禁闭导致主体的干枯，也导致对科学共同体的熟视无睹。科学成为纯知纯理的世界，成为排除了科学研究者主体地位的自主世界。这样的世界不仅是封闭的、物化的，也是子虚乌有的幻觉。　　殷海光既然为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人，这里不妨引用自由主义思想家伯林的一段话作为注解。伯林在《现实感》一书中曾经说：　　最基本的观察和思考行为需要一些固定的习惯，一整套由想当然的事务、人物、观念、信仰、态度以及未受批判的臆断、未经分析的看法组成的参照系。我们的语言，或者我们用以思考的任何符号系统，本身便充斥着这些基本看法。　　伯林还说：“如果我们知道了原则上可知道的一切，我们很快会头脑错乱”（伯林：《现实感》，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17页）。以为未经批判、未经逻辑检验、不合经验科学的思想，就是“有颜色的思想”，必须消色乃至清除，这其实是取消思想，是将复杂的世界平铺而物化、量化；将包罗万象的人类社会（尤其是人文世界）单面化、抽象化、物化。这种“普遍效准”的追求，其实是取消文化、道德。　　这就是殷海光将intersubjective knowledge强行译作“客观知识”的思想背景。也是他在道德重构、文化重建问题上深感无力、甚至绝望的根源。　　二　　一般认为，殷海光的困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思想界“唯科学主义”思潮造成的，此说不假，却不尽如斯。其实，就殷海光的学思进路来看，其精神气质更多的是在“后五四”氛围中养成的，要解释“后五四”，非长篇巨制不能尽言，这里只好避重就轻，仅以一个人物来呈现从五四到“后五四”的变形与断裂。　　终其一生，殷海光始终认定自己是“五四后人物”。一个有趣的对比是，真正的五四人物牟宗三，终其一生不将自己归入五四中人，对五四话题多有回避。更有趣的是，殷海光始终要给思想褪色，而牟宗三却以弘扬“有颜色的思想”为己任。拿五四中人牟宗三的科学知识观与殷海光对比，不仅可以凸现五四与“后五四”精神之别，展现“后五四”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抽象与意识形态化，更可以呈现中国自由主义思想困境之肇源。　　但这里只能紧扣科学知识话题。　　牟宗三长殷海光10岁，其学思进路，与殷海光颇有一致之处，求学阶段正在五四时期，入学门径也是逻辑学、哲学。　　五四之前的中国思想、学术界，其实是以梁启超一系的人物为中心，周边人物包括张申府、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林宰平、金岳霖、丁文江、张荫麟等等。五四时期的“中西文明”之争、“西方文明分化”之争、“科玄之争”、“社会主义”之争等等，都是这个圈子内部话题引发的。如果思想的原创力指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这一系人物无疑是真正的提问者，是五四时代思想界的头脑与灵魂。从此后独立体系创设角度看，基本上也只有他们的成就泽被后世、历久弥新。五四的思想世界就是以他们的话题为中心，搅进了胡适、陈独秀、吴稚晖等新锐，而激出此后的新儒家、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三分天下。在当时的思想界，三分局面是基本格局。但在此后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五四的话语中，“三分天下”成了左右对抗，五四思想的三足鼎立被简化成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二分格局，并被意识形态化了。　　从精神气质角度讲，牟宗三所受的熏陶，正是被“后五四”遮蔽并边缘化了的梁启超系的影响。其核心问题，是知识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及其价值，是生命意识、历史文化意识与时代意识的高扬。正是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强调，突破了胡适一派浅薄的理性主义与陈独秀一派浅薄的科学主义（经济决定论、历史决定论等）。思想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弘扬，乃是五四精神的精髓。　　但这些，却在“后五四”的意识形态化中，抽空成“科学、民主”这两个口号。　　牟宗三涵泳其中的五四，是那种原生态的五四，是还没有意识形态化的五四，是“科学”还没有沦为“科学主义”的五四。这在牟宗三对怀特海思想的欣赏与批判中可见一斑。　　牟宗三说，怀特海的宇宙论是数学的、美感的，但其美感与直觉却是外在的，“所以他是泛客观主义，泛宇宙论的铺排”。“生命一词，在他的系统中，并不占有地位。他并不能正视生命，就生命之如其为生命，生命归其自己，恰当地就之以言道德与宗教。他把生命转化成一个外在的‘自然之流转’。转化成缘起事之过程。他虽亦讲创造，亦讲动力，亦讲潜能，但都亦转成外在的、物理的、泛宇宙论的，至多是亚里士多德型的，而不是生命的，精神的生活的” （牟宗三：《五十自述》，第51页）。　　牟宗三认为，怀特海“极不喜这太有颜色的心灵。这凸出的认知主体。而极力想往下拖，以泛宇宙论的客观名词、无色的名词，描述之。这就是外在化了。他把生命外在化，把认知主体外在化，至于道德、宗教的心灵主体，则根本未接触得上。因此，他系统中的上帝，亦只是数学与物理的美感与直觉下泛宇宙论系统中的上帝，不是生命中的上帝，道德宗教中的上帝”（《五十自述》，第51页）。　　不讲主体，不能正视生命，缺乏历史意识与道德宗教情感，是不能讲文化的。也就是在这点上，牟宗三感觉到怀海特的不足，而转向此后新儒家思想的开创，转向“有颜色思想”的创造。　　显然，殷海光的五四，已经不是牟宗三的五四。五四传统被独占、分割，五四精神也因此扭曲而干枯。殷海光精神涵育期，正是处在这种“后五四”的影响下，这是与民族的悲剧相始终的个人心智的悲剧。但问题不仅如此，在殷海光的学思进路中，逻辑实证主义的专业训练，与30年代自由主义生存处境之逼仄，更是影响深远的两个层面。　　由于这些少有人注意，故这里对殷海光学思涵育期，所谓“后五四”时代的思想氛围略作梳理。　　殷海光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期，当时的哲学领域正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天下，这仅从1937年召开的第三届中国哲学年会可见一斑。在这届年会上，冯友兰明确主张，“哲学乃纯思，所以哲学中所有之命题，多为形式的、逻辑的，而不是事实的、经验的。哲学对于实在，只形式地肯定，而不事实地有所肯定。”分析哲学家洪谦更是主张，“所谓世界的真实性的内容，仅是关系的组合，这关系的组合的模写，或者有论理性的符号，句子，或者有文法性的言词句子，问题如：世界舍‘形式模写’的理解外，还有他的最后的实在性否？是无意义的，是不可答复的”（《哲学评论》第7卷第3期）。　　哲学界的玄思确实过于高蹈了，但这样的哲思毕竟是当时思想界的底蕴。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方面不愿在这样的玄谈中凌空蹈虚，另一方面也不愿与左右势力接火对阵。　　左的，如共产主义、新启蒙运动，大众文化，其色殷红；右的，如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其色青苍。在左支右绌的挤压中，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只能自己去创造，这便有了“思想独立”、“思想自由”的主张，有了不沾染颜色、保持思想清明、纯洁的诉求。朱光潜那时便呼吁，要守住象牙塔的精纯，“十字街头的空气中究竟有许多腐败剂，学术思想出了象牙塔到了十字街头以后，一般化的结果常不免为流俗化；因此思想的任务在拒绝肤浅虚伪时尚、市场偶像。”蒋?华1937年发表《青年思想独立宣言》，也呼吁不依傍权威、不趋步时尚，不追求普遍的信仰；梁实秋更是直接批判思想界的左右倾，指出左、右倾“都是有作用的名词，制造出来骗诱人的，所以我们不要做任何‘倾’，我们要有自由的思想。” 　　3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面临着左、右双重压力，故主张不依傍、不信仰，提倡思想的个体性，提倡思考的独立。因此，思想运动一方面紧随哲学主流，从事实的驳杂中抽身而退，追求形而上的纯思、采用语言分析与逻辑推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思想的阵地上建立自己的阵营，防守学术之城，拒绝“色彩污染”。这，正是殷海光学术训练期的时代氛围，也是殷海光师承的基本脉理。　　但“思想自由”的口号，曾经被左倾色彩的新启蒙运动抢了过去，自由主义者只好再退一步，将“思想自由”转换为“自由思想”。自由主义者这一步之退，正给了对手可乘之机，得寸进尺，积尺成丈，新启蒙运动干脆通吃，因而有了陈伯达“思想自由、自由思想”之口号：“思想自由”外争话语权力，“自由思想”构建防守堡垒。自由主义的阵营，于是全线崩溃，而只好谈谈纯粹学术与逻辑科学了……50年代到台岛之后，殷海光重拾思想批判旗帜，那一段记忆该是宛然在目。旗号当然需要改换，炉灶更需另起，而思想实质不妨一袭其旧，“自由思想”的口号于是变成了“无颜色的思想”命题。　　“思想自由”一变为“自由思想”，再变为“无色思想”，“思想自由”所承担的政治批判、社会动员等功能，也就冰消雪解，“思想”成了思想家们的“家务事”。自由主义在退回内心、退回学术的同时，丧失的却是整个的思想战场。　　三　　从殷海光的精神气质看，尽管一直以来他都以弘扬“科学”为己任，但却始终无法从现实关怀中抽身而退。这正是他的个性、他的使命所在，或者，是他注定了的命运。这位毕生追求科学、崇尚逻辑的思想人物，在骨子里乃是一个斗士、一个烈士、一个被道德激情捕获，与科学、逻辑之冷峻最为隔膜的人。　　殷海光晚年，才意识到这一缺陷，但已无力弥补。反思太晚，而且还来自外缘。这外缘，是他的学生林毓生。　　林毓生以老师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来展现五四思想的内在困境。这是一个经典的个案研究，是学问深入生命，见功底、见慧思的研究。林毓生在给老师的信中说：“我最近常想到您平生提倡科学方法的志趣与您近来治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宏愿。您做人的风格上充分显示您具有intense moral passion（极度的道德激情）和poetical inspiration（诗性智慧）的人，读您最近的数信更证实了我这一看法。但几十年来偏偏提倡科学方法，无颜色的思想。究其原因实因受时代环境之刺激，而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方法是一个工具，是一个使人头脑清楚不受骗的工具。至少在下意识里，科学是满足您道德激情的道路。但是，道德激情和科学方法的融合有时能产生极大的紧张、假如不是冲突的话，这种张力有时能刺激个人的思想，但有时却也不见得不是很大的负担”（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126页）。　　林毓生点醒了殷海光，他开始意识到“无色思想”命题的荒谬，人，终究不是逻辑的推演机；政治社会的变动，也并不遵循逻辑与理性；知识也许能给人清明，却无法予自身以力量；尤其是那沛然莫之能御的生命，如何能化约为灰色的理论？在回复林毓生的信中殷海光感叹：“人类的器用生活相对的高度发展，而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的超自然生活却相对萎缩。无论怎样科学知识代替不了‘credo’(信仰)。时至今日，人类心灵上的自律真是脆弱得可怜。科学的技术之空前发展，给我们置身于‘新洪水猛兽’时期的边沿。” 　　殷海光开始理解并体悟到中国文化中断的悲苦，在面对国人浓郁的血缘意识时，他产生了一种准宗教感：　　一个传统的中国人看见自己的祖先，自己，自己的儿孙血统在流，他就产生自己的生命之流永恒不息之感。他一想到自己是这一流之一环，他就觉得自己不是孤魂野鬼而是有所归属，同时又觉得自己的生命随之而扩大。祠堂是这一丛结的庄严焦点。所以，注重血缘实在是a bio-cultural self-identity(生物与文化的自我认同)。现在的中国人，连这一点也骤然打断了，真成了原子化的人(atomized entity)。惨！（《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153页）　　生命意识的苏醒、文化意识的贯注，殷海光有了新的思想资源，尤其是对他一贯提倡的科学知识的反省：连自己这样受过分析哲学严格训练的人，也深陷在“唯科学主义”的泥沼，大半辈子追寻“思想的无色”，却最是沾染了浓郁的色彩，思想的清明，难道真的是镜花水月？！　　这样的“惊回首”，对于生命将尽的殷海光，确实是太残酷了；对于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也来得太晚了些。　　在思想问题上，新儒家反倒与革命者更为接近。牟宗三强调思想的颜色，强调主体意识；革命者孙中山也早说过，“思想产生信仰，信仰产生力量”；马克思主义者更是以“思想只有掌握群众，才能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为指南。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中国社会改造力量的一部分，虽期盼作为，但终无所成，不仅因其与现实隔膜，缺乏行动之力，也因为这种思想运思的错误。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感情”，对于这些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以思想启蒙为使命的自由主义者，思想的清明或许能满足一己之趣味，却也足以障碍思想的传播、窒息思想的生机。而陈义过高，落地无根，不仅是殷海光的困境，也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同困境。造成这一结局的，又因为自由主义对五四文化的话语改造，将五四精神扭曲、单线化、意识形态化，封闭在自己的话语空间内，试图独占五四成果，从而窒息了五四精神。五四精神失其淋漓元气，而遗其干瘪躯壳，思想之斑斓转成语言之牢笼，真所谓“种因食果，屡试不爽”！走笔至此，悲从中来。　　然而，回首前尘，我们却还没有清醒过来，我们至今还迷失在“后五四”的浓雾中，生活在单色光波的逼仄空间。长期的熏染造成的选择性色盲已经侵入我们的文化机体，甚至成为我们的自然生命，仿佛承自祖先遗传。其后果，是生命意识的萎顿、生命尊严的丧失；文化土壤的沙化、文化意识的淡漠；创造能力的萎缩、想象空间的干枯……

　　七年之病，需三年之艾，而百年之痛，又当如何疗治？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5:57:50

回忆殷海光 - 李敖
我所知道的殷海光先生 - 成中英
聂华苓眼中的殷海光 - 韩三洲
殷海光与李敖 - 唐琳
殷海光先生对我的影响——《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大陆版代序 - 林毓生 =殷海光述评=
“五四之子”殷海光——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艰苦与寂寞 - 章清
殷海光的哲学进路与启蒙情结 - 王中江
殷海光的心路历程 - 胡伟希
“容忍”与“自由”的关系——略评“胡适与殷海光之论争” - 黄展骥
为立德、立功、立言作注解 - 章清
殷海光和黄展骥——兼评黄展骥的“谬误、悖论研究” - 王建芳
略评殷海光的“道德重建” - 陈吉瑞
殷海光晚年的思想转向及其文化意蕴 - 郭齐勇
殷海光逻辑思想述评 - 张斌峰
简论殷海光的逻辑观 - 张建军 =殷海光与自由主义=
殷海光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 - 章清
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自我转换——以殷海光思想的转变为例 - 肖滨
海耶克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理论建构 - 高乐田
个人自由与理想社会——殷海光与冯契自由理想之比较 - 吴根友
经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在罗素与殷海光之间 - 张斌峰
心灵自由——殷海光宗教信仰思想之真谛 - 康志杰
从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看引社会科学治史思路的限度 - 贺照田
台湾反蒋民主启蒙的“五四”话语——以殷海光思想言述为例 - 何卓恩
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对殷海光言述的分析 - 任剑涛 =殷海光与中国文化=
次经典、问题史阅读与中国新思想传统的形成——以《中国文化的展望》阅读问题为中心的讨论 - 贺照田
试析殷海光晚年的“五四”观——以《中国文化的展望》为中心 - 张艳
知识分子：运思与方法——读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 李青果
试论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的思想进境 - 何卓恩
一个“五四后期人物”对传统价值的认同——试论殷海光对中国文化观的转变 - 姚才刚
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观 - 李翔海 =殷海光文选=
民主与自由不是一件事——《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第一节 - 殷海光
对民主的正反两种看法——《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第二节 - 殷海光
民主的优点——《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第三节 - 殷海光
民主的后进问题——《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第四节 - 殷海光
民主的形形色色——《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二章第五节 - 殷海光
什么才算是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第一节 - 殷海光
知识分子的失落——《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第二节 - 殷海光
知识分子的责任——《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五章第四节 - 殷海光
珍贵文档：殷海光佚书二十五封(一)——致胡适、雷震、徐复观等 - 贺照田
珍贵文档：殷海光佚书二十五封(二)——致胡适、雷震、徐复观等 - 贺照田

相关链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00:56

傅国涌：因自由而受难的殷海光

殷海光生于1919年，在他幼小的时代，光华四射的“五四”已渐渐退潮，他没有踩上“五四”的尾巴，虽然他喜欢自称是“五四后期的人物”，其实准确地说，他不过是“后五四时期的人物”。在他处于精神成长中的三、四十年代，离“五四”已远，他是西南联大孕育的知识分子，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他开始思考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命运，他的身上一直有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是传统与现代交融的产物，怎么评估他求学7年之久的西南联大对他的影响都不会太过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上就是这个阶段打下的。在他看来，西南联大汇集了“五四”一代的精华，那里的校园风光就是一个小型的“五四”，对当时中国大西南的影响，也是一个小“五四”，他本人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心灵的鼓舞”，多少年后回忆起来还是那么美好，他不是无根的飘萍。他的人生追求从对逻辑学的热烈向往起步，然后踏上执笔论政之路，并以他在《自由中国》半月刊的那些炽热文字赢得声誉，最后又回到学术的殿堂，即使身处逆境，贫病交加，他始终守护着“知识的庄严”，他死于1969年，与海峡这一边的另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顾准晚年的命运有许多相似性。他死的时候，只有50岁，正当学术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体生命就被折断了。

殷海光的悲剧命运，以及他在20世纪中国走过的道路，都令人叹息、令人深思，近年来，随着他的著作和有关他的著作，不断在他最终未能回来却从未忘怀过的故土问世，他作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影响了台湾社会转型的知识分子形象，已在许多年轻或不再年轻的读者心中定格。他常说自己“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不过，他生前应该想得到，总有一天，当人们蓦然回首，会重新发现他的存在。复旦大学教授章清的新著《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与志业》，让我们有机会再次重温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奋斗的全程，还有他亲身经历的那个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时代，放在整个历史的三峡中，这个“大时代”至今还没有收尾，殷海光这个独特的个体生命的意义也正在一点点显现出来。
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主笔任上，曾发表过一些尖锐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腐败现象，诸如《赶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现过对时局的忧虑和急切。他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前后经历了几次变化，从坚定的拥护者（西南联大的“右翼学生”）到怒其不争的批评者，最后在台湾岛上，他终于与这个他寄托过希望的权力集团彻底分道扬镳。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自由中国》执笔和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的阶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论代表了一个时代，曾引起广泛的共鸣，穿过了台湾岛上阴郁的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锒铛入狱，他与《自由中国》另外两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自己的文字承担责任。在台大校园里，他更是一位受欢迎的老师，在学生陈鼓应的印象中，他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讲，他的演讲灵光闪闪，理性中带有浓厚的感性色彩。不过他所以成了台大学生心目中的一块“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讲，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树立的人格标杆，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对年轻一代富有强烈的感召，不光是哲学系，还有历史系的许多学生都将他视为精神偶像。这一切当然都是当时国民党当局所难以容忍的，1966年，他们以种种卑鄙的小动作迫使殷海光离开台大，他失去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职业和能够影响青年学子的直接渠道。
政论的浪花消失了，学术的晚潮卷过殷海光生命的沙滩，他最后的三年，身处连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的逆境，依然没有意气消沉，他的学术关怀、文化关怀和现实关怀是相呼应的，他从来没有把学术当作自我娱乐的方式。即使病魔袭来，他也含笑面对。故乡湖北黄冈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温暖的记忆，西南联大的师友让他感叹时代的沧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师，尽管海峡隔断了他们的音问，但这一切都萦绕着他生命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尔一起陪伴着他那些寂寞、凄凉、未能免于恐惧的时光。当雷震被捕时，他在公开文章中曾引用《圣经》的话“为义受难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对殷海光说：为思想受难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遗言说，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几个字就可以了。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05:17

http://book.qq.com/s/book/0/16/16073/24.shtml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09:06

殷海光的心路历程
　　胡伟希
　　
　　　　面前放着两本小书，一本是《春蚕吐丝》，这只是一本语录，记录的是“殷海光最后的话语”。它由殷海光死前数月在病榻上口述，逝世后由其门生陈鼓应整理出版。另一本是《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收录殷、林师生间五六十年代的通信。这两本小册子凝聚的重量，超过许多学术论著，它们是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殷海光在他学术活动的后期，特别是他的生命最后日子里对挚爱的学生所吐露的心声，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一颗为苦苦冥思中国文化之命运而骚动不安的心灵。中国大陆的学人，未必有多少人知道这位学人的名字，尽管他的几位学生，如陈鼓应、林毓生、张灏，在今天大陆思想界已经名噪一时。但是，当我们谈到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学术传统，这位作古多年的学者还是不能不提的。
　　
　　　　殷海光原名殷福生，一九一九年出生于湖北黄岗一个破落的大家庭。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喜欢跟同学们辩论，于是迷上了逻辑。后来到了北平，从师于有名的逻辑学专家，深谙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金岳霖先生。殷海光后来的提倡科学、民主与自由，很大程度是受了金岳霖的开放式的教育方式的影响。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K•Goedel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师生的这段对话，对殷海光影响至深，他直至晚年仍然未能忘却。
　　
　　　　在后来几十年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等著述，并且在大学讲授逻辑课程。但是作为金岳霖的学生，与其说他的收获在于学问本身，不如说他的收获在于那种自由主义的精神。殷海光在对学院式的训练进行批评时说：“学院式的训练所供给我们的只是生料，我们要吃这原料后，经过我们心灵的润育而产生出崭新的东西才行。”“要做到陆象山所说：‘六经为我注脚’的气象，才是个思想人材。”所以殷海光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最关注的是人的尊严。他在中国推广逻辑分析和经验的方法也是由于他对传统文化中践踏人的尊严深恶痛绝的结果。他说，至少在过去中国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多是“长”出来的，很少是“想”出来的。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自幼读四书五经，这些经籍是硬塞进他们脑袋中去的，他们只有无条件地接受的分，却从来没有制度性的机会作自动分析和批评的训练。对于经验世界，他们是陌生的；情感、价值的因素往往与认知混淆在一起。中国文化中认知因素的缺乏，必待输入西方实证论哲学来补救。
　　
　　　　殷海光把他所学到的思想方法，首先用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视上。他认为，传统文化中的认知因素不发展，从根本上说，归因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而儒家泛道德主义之形式，又有其重要的社会基础——中国独特的宗法社会结构。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又有它的特异性后，即家成为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整个社会成为家的延伸和放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传统家庭，尤其是传统的大家庭，可以说是‘自足体系’，或一小宇宙。这个小宇宙能给其中一切分子的要求以高度的满足。一个分子生下来，从摇篮到棺材，至少在理论上，都由家庭供给。”这种家族中心的社会秩序之维持与稳定，除了有一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外，自然需要一套严格划分上下尊卑的论理观念和礼教来维系，而“孝”，则是家族中心主义的灵魂和基本命题。中国传统的通体社会不仅养成“思想合模”、“权威主义”、“长老至上”、“地位与声威要求”等等一系列与现代社会不相适应的价值标准，当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崩溃，甚至维护旧秩序的礼教已经崩溃之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泛道德主义影响还会相当长时间地存在，从而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阻力。这表现在泛道德主义者有强烈的道德声威要求，及继承“道统”的历史使命感。有这种要求横在心头，他们往往不承认道德价值的多元性。殷海光写道：“中国的保守主义者，无分新旧老少，在实质上都是‘应帝王’的人物。他们的‘使命感’是建立并翼护论教基础。照这类人物看来，政治制度只是这一论教现实的工具。工具是次要的。在理论上，什么工具有利于现实论教，他们便采用什么工具。他们并不十分拘泥。”伦理与政治的混淆，这实在是一个太大危险的缺口。因为他们最向往的政治制度是“儒治”或“伦治”；如果实行“儒治”的历史与文化条件已不复存在，大家的时髦是讲民主，他们也可以跟着讲民主。可是在他们看来民主只是一个形式条件，真正重要的还是“儒治”这一实质。对于“自由”，他们更怀抱有“先天性”的敌意。既然他们对于民主不太热心，无怪乎不求甚解，更不希望其对民主的理论与实际有什么贡献。
　　
　　　　与泛道德主义相伴随，中国文化采取“崇古”的价值取向。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前提上必须唯道统是遵，在行为模式上必须唯古制是赖。他们从来没有在一个制度的培养和鼓励之下离开“先王先法”来自动创造方法以解决人生和社会的实际问题。这种文化特质对于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中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因为价值观念是一种文化类型的核心，它从根本上决定这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接触时采取的态度，是迎合，还是拒变？按照殷海光的观点，中国现代化问题基本上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如何调整原来的文化去适应外来文化的问题。他提出，近代中国文化在受西方文化冲击的时候，最紧迫而又基本的要求是变。可是，“遵古”的文化价值取向却最不利于变。古老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又发生拒变的实际作用。这就是在一方面有变的迫切要求，同时在另一方面又百般拒变。二力相激，加上外力的实际作用，于是演成近百年来的社会动乱和中西文化论战高潮迭起的局面。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彻底改变“崇古价值取向”的品格，而这同时意味着跟传统文化作最后的、最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是不容易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二律背反”：要改变传统文化的人本身就为传统文化所造成。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自不必说，即以介绍外国的新思想、新观念的“趋新人物”来说，由于中国没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独立传统，旧日中国的学术不成文地做了道德伦理价值的支柱。既然有了这条把“学术为工具”的旧路，正逢中国在大变动里有种种大问题临头，而知识分子又接受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熏陶，于是很自然地把吸收外国的观念，思想和知识同用以解决这些现实大问题的迫切要求混扯在一起。在殷海光看来，为知识而知识的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心情和方式，与迫切要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情和方式是有一段距离的；而要解决现实问题，必须从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开始。于是，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据他的理解，自由主义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他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至少必须具有独自的批评能力和精神，有不盲目权威的自发见解，以及不依附任何势力集体的气象。”
　　
　　　　身世和童年的印象对殷海光思想的形成刻下不可磨灭的印痕。他从出生的破落大家庭中观察到封建礼教的虚伪和末日黄昏，种下了他对中国固有东西的厌恶和反叛的种子；也透过父辈们的遭遇，观察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他的伯父和父亲是他们那一代读书人的典型：一方面，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随时表现出一个旧时代读书人的倾慕之情，友朋相聚，他们就高谈宋明理学和佛学，侈谈什么“半部论语治天下”。另一方面，他们又向往新制度，渴望吸收新思想。有趣的是，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是恋旧还是趋新，时代的洪流像怒吼的江河冲扫一切，也将他的父执一辈卷席进去。他的伯父成了一名激烈的革命党人，曾为民国的实现付出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民国的牌子挂出来了，社会上的黑暗现象无减，他看到的是革命者的争权夺利，于是梦幻破灭，以三十七岁的中年重新做一个圣经书院的学生，终于成为传教士。他的父亲后来也走了同一条路——当一名传教士。
　　
　　　　多年以后，殷海光终于将他童年的这一切印象和直观感受化为理性的架构，在《中国文化之展望》一书中，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之成因，作了着力的分析。他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种“边际人格”，这种边际人格的形成实乃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急剧变动的反映。在这个时代，并不是旧的去了而新的没有来，而是旧的还没有来得及去掉而新的大量涌到。旧的和新的，同在一个中国文化分子身上打起仗来。于是，一个一个的人成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整个社会也沦为中西文化的战场。战场是不易稳定的，因此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也不易稳定。他们时而保守，时而前进，时而左向，时而右转，时而极端，时而折衷。这就是殷海光从“文化与社会变迁”这一视角对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急剧多变提供的说明。
　　
　　　　然而，如果说边际人格是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过渡时必然伴随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中西文化观念之冲突及中国文化之特质，更给这一转型染上悲剧的色彩。因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是一种“祟古”取向，它与现代化过程要采取的“要变”、“趋变”取向相冲突。这种冲突是根本性的，它给不止一代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制造内心的分裂、焦虑和心理上的巨大挫折。这种心理的焦虑和挫折，其直接的严重后果表现为中国近代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的脱节。按殷海光的分析，中国近几十年的巨大变动带有浓厚的群众运动的色彩。群众性的运动的发展趋向一般经由三个阶段：宣传、组织，新的权力形态的出现。在运动的头两个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是“狂热之士”和“观念之士”；在第二个阶段，常有一种潜在的行动人物隐身在组织中，他们职卑位微，不为人所注意。到了第三个阶段，如果有新的权力形态出现，那么这类潜在的行动人物可能脱颖而出，成为实际的行动人物。在中国的历史和社会文化里，根本就没有培养出西方意义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知识分子。小而言之个人的名位利禄，大而言之对国家、社会、伦教的责任感，在在都难使中国知识分子与现实政治绝缘。在这一关节上，中国知识分子享有比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往往遭受比较特殊的挫折。自清末以来，社会文化的动乱逼着他们纷纷走出书房，他们对社会对国家有传统的道德责任感，这种意识在国难当头时一经翻译就是“救国救民”。“救国救民”的意识碰到时髦的史观，就形变而为“完成历史使命”。这些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发酵，又变成推动时代的动力。可是，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来解决实际的问题，由于能侈谈“思想”以作鼓动，在运动的初期颇得到实际人物的借重，因而这两种人物大致可以相处得不错。可是，等到新的统治结构出现以后，实现的问题逐渐来临，理想的问题逐渐退色，权力的一元化问题成为问题的枢纽。随着这一转变，行动人物和观念人物无法不起分化，或最后分手。在观念人物中，比较能放弃理想而自认为目的已达的人又变为辅治阶层；比较坚持原有理想而又天真的人慢慢滋生一种被诱拐的感觉，当有别的机会时，这类人可能投弃别的公司分号；第一流而又有独立思想的人，不是别立门户，就是遗世独立。
　　
　　　　对于观念人物，殷海光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心情却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承认知识分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应该在近代和现代的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时代催生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不得不正视历史和现状，承认知识分子难以独力肩起建立新社会的重担。他认为知识分子终究是以“观念”为生活的人。他说：“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适当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对观念的执着追求，决定了他是一位独立卓行，却又异常孤独之士。他写道：“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到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殷海光这里说的“五四后期”，从他用的英文词句看来，现在应当理解为“后五四”或“五四后”，他这里说的“许多后期的人物”，亦当作如是解。
　　
　　　　以激烈批判传统著称的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却有了转变。他说：“许多人拿近代西方的自由思想去衡量古代的中国而后施以抨击(胡适和我以前就犯了这种错误)，不想想看：在思想上，老子和庄子的世界是多么的自由自在？特别是庄子，心灵何等的开放(要建立开放的社会，首先必须有开放的心灵)……”“我现在悟到中国文化自孔子以来不尚机变之巧的伟大价值”等等。《春蚕吐丝》中如此之类的话语，颇引起人们的注意。徐复观宣称，殷海光“转变的方向，正是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历年来的主张。”可徐复观将殷海光的转变视为向现代新儒家方向的靠拢，却是不符合实际的。依我看，殷海光晚年对中国文化的具体看法是有了转变，但这些变化后面的文化理念——自由主义的观念却没有改变。他说：“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要如何沟通？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深思。如果我的病能好，我要对这问题下一点功夫去研究。”这一思想导向使他从对传统的反叛和批评，转为对传统的超越。在这个意义上，他说：“对于传统，我是个批评者，更新者，再造者。”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估，实是他对实证论哲学重新反省的结果。殷海光出入逻辑经验论数十年，最后不得不承认，作为一种哲学，逻辑经验论有它的基本缺点。逻辑经验论有一个假定，以为一切知识都可整合，其结果造成“知识的极权主义”。殷海光写道：“逻辑经验论最使人不满的是：以为解决了大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人生的问题。其实人的问题并不止于此。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心灵的问题。”又说：“大脑的问题是‘触及’。由于心灵的问题不能确定，逻辑经验论便认为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也许从逻辑经验论的论点来看，心灵的问题是‘假拟的问题’，但它却是‘真实的问题’。人是有悲欢离合的。”在西方，存在主义所面对的问题是心灵而非大脑，所以殷海光对存在主义抱有同情的理解。但他不满意存在主义对人生问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他追求理性，肯定理性的价值，于是将目光移向中国的古典文明。
　　
　　　　他称赞中国古典文明为“既不进又不退”的“一个伟大的存在的价值”，“中国人的崇古法祖先，真正的意义只是把我们的生活价值、行为模式定着在一个标准上，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理想的投射。所谓法古，并不是要我们回到六千万年前小耗子一般的人类去；也不是要我们恢复到旧石器那样古老的境地里去，而是和雅思培所说的‘极盛的古典时期’，那是在三千年前左右，为人类文明成熟时期。”从这里看到殷海光对最高善的向往。但人类美好的前景并不随时间的推移而自然地降临，它需要我们树立一终极的理想。对终极之善和人类命运的关注，甚至将他引向宗教的境地，但他心目中的宗教和神不是传统的和一般意义的，“而是爱、同情、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就像爱因斯坦所信仰的那样。”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11:13

殷海光：万山不许一溪奔来源：南方都市报时间：2010-04-06

殷海光摄于1961年。

2009年11月4日上午作者在殷海光故居门前。

　　● 李公明
　　只有“自由”是思想者最高贵的头衔
　　台北温州街18巷16弄1之1号位于小巷的尽头，是一座带花园的独家平房。这个地址，以及眼前的这片小巷景象，曾经在台湾现代政治与思想史上投下一抹炽热的色彩。当我们在一个很美丽、很宁静的上午来到这里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竟然是无数个风雨之夜，在这个矮小、简朴的门口出出进进的人与思潮，还有那些昼夜蛰伏着的监视者。“巷子的尽头是殷师的家。外面是一堵高墙，这便是被其他教授戏呼的有名的‘柏林围墙’。一九六六年开始在这围墙的附近，有监视的便衣出没。我好奇地用眼睛在四下里扫视一下，这回却是一片的暗漠”。殷海光的学生郭松棻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
　　现在我和妻子面对着这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水泥批荡的门柱上挂着一块长形木牌，上书：“殷海光故居”。旁边爬满绿色植物的围墙上钉着一块刻着“市定古迹”字样的铝制铭牌，铭文中有曰：“先生任教于台大哲学系，毕生提倡自由主义，秉持‘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于对抗威权、批评时政，启迪学术与社会良知，对推动台湾民主运动具有贡献”。不知是谁撰文，这段话可以看做是对殷海光最浓缩的介绍和评价。我想到，在我们还没有去过的台北南港墓园，殷海光的墓碑上刻的是“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这是依据他的遗嘱而立。在殷海光，“自由思想者”是他对自己的盖棺论定；而对于所有思想者而言，难道还有比“自由”更重要、更高贵的头衔吗？
　　殷海光的确是毕生研究和提倡自由主义，至死方休。(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以敏锐和深刻的洞见以及决绝的勇气，就自由与专制的问题撰文警醒国人，几乎是以天生的直觉老早就把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看清楚、讲清楚了，今天读来真令人有夫复何言之感。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人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自由中国》鼓吹民主宪政，胡适为其撰写的发刊宗旨有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从创刊号上，殷海光发表的《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到1960年9月因雷震案被关闭前最后一期他的《大江东流挡不住》，殷海光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无比犀利、敏锐的文笔振聋发聩，《自由中国》因为他的健笔而辉煌。殷海光的学生李敖曾说，除了思想指向以外，殷海光的政论文章光芒万丈，出色得使敌人和朋友都为之失色，而且至今无人超越。虽然李敖的文笔口吻常好故作惊人之语，斯言诚哉！
　　殷海光对于上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的“自由”状况有过很痛切的揭露：“今日的台湾，在实际上早已成为一人一家一党的殖民地。这一个殖民地在骨子里完全被置于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严格控制之下。人民有吃、喝、玩、乐之‘自由’，更有腐化堕落之‘自由’。只要做得不破面，官吏大有贪污之‘自由’。这些，都是网开一面的。然而，人民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更没有政治自由。”斯言至矣！
　　殷海光虽未因雷震案入狱，然而围攻、贬抑、监视之氛围十年严逼，他的生活备受困顿。自由主义在强权高压下的挫败带来了寒蝉效应，殷海光亦转向更内在的反思，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发出沉重的感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先天不足，后天失调”。1966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斯言痛哉！
　　推开那扇矮小、简朴、浅绿色的木门，走进这所“自由思想者”的院落，我想到了殷海光追求自由的思想蕴涵中的审美感性问题。“花园”虽好，毕竟人造，对自由的追求使他对自然的无限宽阔极为敏感和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殷海光在台湾生活近二十年，甚少远足。1968年5月4日，殷海光欣然与学生同往新竹清华大学，又在附近的青草湖游玩。几天后他在写给远在美国的林毓生的信中这样描述那天的景致与心情：“湖水渺远，杨柳依依，荒烟蔓草，鱼跃鸥飞，野趣盎然。哎！羁台将近二十载，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由”。我们也曾踏足青草湖畔，固然也喜欢那种景色，但不会有殷海光那么深的感受。
　　1967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出国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对自由的渴求常伴随着感伤的慨叹，他曾说，“我这半辈子追求自由，当我在院内散步，想到这里，内心有时不免些微感伤”；同时他又是那么坚定无悔：“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和顽强。一切狂风都吹不散我心头的那点追求自由的理想和肯定的人理价值。”殷海光在病危期间写下的《自叙》中对生命的眷念执着与对自由的追求同样震撼人心：“我希望我能再度战胜死神的威胁，正如我希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看见大地开放着自由之花”。
　　他没能等到春暖花开的日子。
　　我们在今天仍然面朝大海。
　　“哲学家的花园”的忧思与怒火
　　一九五六年秋天，殷家从松江路的住所搬到了位于温州街的台湾大学教师住宅，当时这一独家平房院落的门牌是十八巷九号。以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一位普通教授能分到这样的独立带花园的院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如果读过白先勇的小说《冬夜》，不仅会对这条温州街与台大教授宿舍有点印象，而且会进入历史的语境：“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房子，跟巷中其它那些大学宿舍一样，都是日据时代留下来的旧屋。年久失修，屋檐门窗早巳残破不堪，客厅的地板，仍旧铺着榻榻米，积年的潮湿，席垫上一径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今天我们从新生南路走进温州街，虽然眼前已经不再是白先勇描述的那种情景，但不知为什么，那种只能来自日据时代的气息，仍然从那些为数已经不多的有围墙的平房院落里飘逸出来。
　　据殷海光的夫人夏君璐女士回忆，刚搬来时院子里没有一棵树，到处是垃圾。殷海光自己动手，沿着院子西边围墙挖了一条小小的人工河，名为“愚公河”；在小河边种树，在河里种了白色和粉红色的睡莲。殷海光还用挖河的土堆起了一座小山丘，其上摆着他用水泥精心做成的桌子和凳子，此山名为“孤凤山”。他还在院子里种了很多树，做了水泥桌椅，还挖了一个很小很小的游泳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草木扶疏、丘石错落的花园，著名的“哲学家的花园”。夏女士回忆说：“在他一手经营的花园里，我们度过无数美好的时光。清晨我们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我们一边喝红茶，一边谈天。时而看天上的浮云，时而欣赏他种的玫瑰。我们曾在山上的炉子上烤肉、烤红薯、煮咖啡招待好友。月夜，我们一同欣赏水池中月的倒影，山坡上的白杜鹃在月光下更显得皎洁，满院散布着番茉莉迷人的香气，我们常徜徉至深夜”。
　　然而，如果仅仅是这样，它根本不能说是殷海光的花园。还没有搬到这里之前，他在致友人王道先生的信中说：“我深喜那静寂，闲散，宽舒的东方情调。愿我能浸润其中一辈子吧！因为，只有在那种气氛里，我才会是个真真实实的独立自由的人。……然而，我一想到东方人那种混沌头脑和语言，我立即怒火中烧。”如果没有了这种殷海光式的“怒火中烧”，这样的园子与那些政客权贵、御用文人或商贾买办的后花园又有多大区别呢！谈殷海光的花园，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他在这园子里郁积的愤怒和忧伤。身处“哲学家的花园”中的殷海光在晚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午夜梦回，苦思焦虑的就是故土故人，大地河山，七亿同胞的和平、生命、幸福的问题；虽身陷困逆，对这些问题未尝一日去怀。他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是因为在“这个几乎没有灵魂的岛上”，他感到周边是“一群一群没有大脑而又自私的动物，连看一看的兴趣也没有。所以，我才能把自己关在这个院落里，来回地在小径上走一两个钟头，沉思”。可见，“哲学家的花园”不是吟风弄月的摆设，而是自由思想者痛苦求索的长廊。
　　还是他的学生郭松棻了解老师，他宁愿那依墙而挖出来的池塘只是一汪死水———实际上那是一条有其小小源头的活水，从殷海光有一次谈起如何随着河水的涨落而坚持打捞浮萍可见———只有这样才符合殷师的性格：在政治的高压下他就像那一汪死水一样不懂变通。1966年，政府对自由、民主斗士殷海光的政治迫害是以借调他到教育部任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为名，实际上是想断绝他与台大学生的接触。在郭松棻看来，这种形式的迫害几乎是谁都可以屈从的。然而殷海光却不断抗争，最后当安全部门人员上门相逼的时候，他竟拍着桌子怒骂：“你们所优为之事，无非是抓人、枪毙人。我殷海光在这儿！”他的学生说，这种作风不是很像那一畦没有退路、绝不变通的死水泥池吗？而这便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差不多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们也徜徉在殷海光亲手垒筑的花园，仍能感到那些曾经的忧思与怒火。
　　书！书！书！
　　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的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
　　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一九六八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LyonSharm an的《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Shanti Sw arup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C h alm ersJohnson的《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以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它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肩负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国计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student-friends(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当我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也真感到了心灵的震动。
　　殷海光对书的判断有时候是很严苛的，他总是保持对书的独立评判。他对读小说一直都兴趣不大，但是也写过一些文学类的书评，从对书的选择中可以看到他的关注点是与他的思想密切相关。在《自由中国》上，他曾经发表过评论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年》和高夫力·白伦敦(G odfreyBlunden)《莫斯科的寒夜》的文学书评。前者不用多说了，后者是一部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生活为内容的小说，译者是夏济安(署名“齐文瑜”)，50年代初在香港出版。我曾经在一篇读书札记中介绍过这本小说，当时我并不知道殷海光写过该书的书评，但是我在文章中却提到了他：“20世纪的40年代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研究：很多人都有历史的眼光和精准的判断，从晚年陈独秀到青年殷海光，甚至连这位出生于澳洲墨尔本的新闻记者白伦敦，他们对‘莫斯科寒夜’的揭示无不也是一种‘历史的先声’。”至今我还没找到殷海光的这篇书评来读，但是我的联想竟是言中了。
　　友朋与学生之间的真实与残酷
　　我们终于穿过庭院，故居是一浅绿色木构平房，立面是以横木板构筑，很有老房子的风格；据门口那块铭牌的介绍，修建该房舍使用的是拆除台湾大学校警宿舍的建材。房间面积不大，现用做“殷海光教授文物资料展”的场所。展览内容架构清晰，系统地介绍了殷海光一生的主要事迹和学术著述；值得称道的是，以殷海光生平与学术心路相结合，尤重师友朋辈间问学切磋的史料。
　　女管理员费了不少周折给我们放了一部台湾“公视”拍摄的“台湾百年人物”中的《殷海光集》，长度约20来分钟。有点意想不到的是，片子一开头就是一杯咖啡。从咖啡入手讲殷海光，因为他最喜欢的饮料就是咖啡，而且是要喝好的咖啡，似乎是他的“西化”与“哲学”的象征。殷海光对于他最喜欢的事物，甚至会以咖啡来形容。比如1953年，当他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时，他就是以“一杯浓浓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来形容。片子里有很多珍贵的图像资料，也采访了他夫人、女儿、陈鼓应、林毓生、钱永祥、王晓波等人。当我们看到片子中采访王晓波先生的镜头时，深为这位殷门大弟子今天的变化而感慨良多。
　　在展览和资料中，有不少殷海光与友朋的往来书信以及后人研究著述，借此可以对殷的思想同道有所认识。其中，很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夏道平先生。到台湾之前，我对于当年《自由中国》的另一支健笔夏道平仅有过一点印象；当我在殷海光故居的资料室书架上找到2007年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海耶克、夏道平与殷海光：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海耶克今译哈耶克)的时候，很高兴。管理员见我如此神情，就主动说这一册可以送给我们。这本论文集正可以加深我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夏道平先生(1907～1995年)的了解。夏道平也是当年《自由中国》的主将之一，他撰写的《政府不可诱民入罪》(1951年6月1日社论)受到胡适高度评价，也引发了轩然大波，这本新生的刊物差点就被迫停刊。虽然与殷海光的名重岛内外相比较，夏先生的名望似乎并不太彰显，但他一生对译介和传播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贡献、对现代政治民主和个人主义理念的认知和坚持，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与殷海光注重政治理念、文化启蒙的理论阐述不同的是，出身于武汉大学经济学系的夏道平主要是以对自由经济的研究而奠定其思想底色，以对米塞斯、哈耶克自由经济学术思想的译介和对台湾经济现象的研究而推动社会的改善。殷、夏个性不同、命运有别，但同为《自由中国》的两支健笔、同为台湾校园思想传薪的播种者而记录于中华民族的现代思想史册。
　　在殷海光故居里还想起了一位作家———陈映真，主要可能是因为我们来台后没多久就参加了一个规模盛大的陈映真创作国际研讨会。忘记是在哪里看过，说殷海光曾经说陈映真是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在殷海光去世的前一年，陈映真因参加读书会而被捕入狱，判了七年。这是台湾的“白色恐怖”延续到后期的牺牲品，也是陈映真作为台湾左翼文学旗手的合乎逻辑的劫难。据郭松棻的回忆，在陈被捕后，殷海光在饭桌上和学生聊天时突然说起来：有多少人知道陈映真的被捕呢？便是知道了，也只当一阵秋风扫过罢了。他很感慨的是，已经不再是李公朴、闻一多那时还可以引起公愤的时代。是啊，今天还有谁知道和关心什么人被捕这样的事呢？殷海光的学生们闻言后都无声地低头吃饭。
　　更残酷而又极其真实的是，郭松棻认为如果他的殷师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政治，那不免是白死，因为在他的这一群学生中已经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去当烈士了。他甚至还如此不避残酷地扪心自问：“一位老师，一位正被政治现实打击着的知识人的即将死灭，到底能在当时每个人的心里占多少的重荷，于今我仍然很为这点犹疑”。
　　殷海光一生极不善于应酬，交往朋友不多。尤其是在60年代屡遭围攻、迫害的日子里，他的处境是很孤独的。在去世前一年，他在书信中说：“我的门早可罗雀算了不说，我偶然上上街，十几年的老同事碰见了，有的似点头非点头地交臂而过，有的明明看见，转脸做购物状。任何地方，一听见‘殷海光’三字，就像瘟神到了，避之不及。这一点也不能错怪这些人。良以二十年来统治的恐怖形成的空气，所以，相对于我而言，台湾已成‘绝地’，无法谋生”。而且，殷海光为人率直，经常受骗。他自己对此总结得很有意思：“简直太容易相信人了。在过去，来者只要吹三句自由民主，谈点罗素，附带骂骂唐君毅头脑如浆糊，钱穆是义和团的历史鼓手，我便立刻引为知己，马上把心肝五脏都吐给他。哎！这类受骗的事太多了。所以，我现在变得对不够熟识的人谨严起来”。最严重的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当时在雷震案发生后，台湾当局密谋以所谓的“除三害”计划引诱殷海光下水，再以“谋害国家元首罪”将其惩办。后来计划落空，但是殷海光的一位朋友却被诬告下狱。
　　幸亏殷海光有他的学生林毓生、李楣、张灏等仗义相助，他对朋友和学生的来信总感到莫大的安慰和喜悦。
　　离开殷海光故居的时候，有两种印象郁积在我心里。一是这个人的悲愤心情：“二十多年来，我最伤痛的事，就是中国经历如此巨变，人民遭受这样惨重的牺牲，不只于竟连一钉点儿经验教训也没有得到，连一丝一毫的真正是非也未显现。大家的去路迷茫。叫人往哪儿走？今日，海内外知识分子的失落与彷徨，实在与此有根本的关系”。另外也是他说的：“现在，我可以说，任何书房外的热闹不能动摇我；任何无端的侮辱不能刺激我；任何现实的利益不能把我从追求真理的路上引向别处”。因此他会在信里对朋友和学生说：“愿我们终有一天在一起煮茗，论学，抱小孩”。
　　最后，还是想到了南宋杨万里那首有名的绝句：“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2010.3.26.广州
　　作者注：文中所引殷海光书信资料见《殷海光书信集》(《殷海光全集》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4月初版一刷)；郭松棻回忆文章见王德威编选《台湾：从文学看历史》(麦田出版，2008年初版六刷)；有关史实参见王中江《万山不许一溪奔———殷海光评传》(水牛图书出版，2003年3月二版一刷)。
　　（题签：李公明）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著有《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等。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17:50

南方朔
　　●本名王杏庆，台湾作家、诗人、政治评论家、新闻工作者。
　　●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森林学系毕业，台湾大学森林学研究所硕士，修毕中国文化大学实业计划研究所（现已停办）博士班课程。
　　●现任《亚洲周刊》主笔，《中国时报》、香港《明报》等媒体专栏作家。曾任《中国时报》记者、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前进月刊》主笔、《新新闻》周刊主笔等职。
　　●1999年获《天下》杂志评选为50年来影响台湾的200位人物之一，理由是“面对台湾这个思想贫乏的社会，他努力读书，持续撰述，期能从自学的民间学者成为思想家。”
　　●极少在媒体曝光。他不上网，只读书，对政治的参与更多是通过他的笔，他最乐意接受的头衔是“永远的批判知识分子”。
　　南方朔的相关文章，请见扩展阅读。
　　南方朔，本名王杏庆，1946年生，台湾大学森林系、森林研究所毕业。曾任《中国时报》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新新闻》总主笔。作家、评论家、新闻工作者，著有《愤怒之爱》、《另一种英雄》、《语言之钥》、《新野蛮时代》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台北
　　在台北市辛亥捷运站稍等了一会，穿着拖鞋的南方朔先生就踱过来接我。我们边聊天边走向南方朔家，一开门，小狗出来欢迎，南方朔指着一张沙发：“这是狗坐的地方，别的地方请随便坐。”离开《新新闻》后，南方朔每天最重要的户外活动是带狗散步，余外的时间，便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
　　家中藏书甚丰，南方朔用手写文章，不用电脑，不上网，不用手机。他觉得上网是浪费时间，垃圾太多。而他现在的主要收入来自写文章：“我的稿费单价很高，几十年建立品牌形象，别人看得起我，我的行情不低。”
　　“抽烟吗？”南方朔边点烟边说，“我从小抽到现在。”这一个下午，他烟不离手。
　　出身穷苦人家，南方朔考大学时报了台湾大学森林系。他解释这个专业的选择：“几乎每一个社会的早期，大学生学非所用是正常现象。台湾是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我念书的时候是农业社会，念到一半，开始变成工商社会，到1980年代以后变成了高科技社会，所以职业变化很大，我的同学一大半做生意去了。”回忆大学生活，南方朔最深的印象是诱惑不多，用功苦读。从大学本科到博士班，南方朔念了八年森林系。那个时代农业科系的重点是生物化学，开始念大学时，生物化学课本是很小一本，等到念研究生时，课本已是很大一本，南方朔的真正专长是植物生物化学。
　　留学美国是当年台湾的风潮，南方朔恰有机会拿奖学金去留学，却毅然放弃了。此时台湾与美国断交，他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南方朔说：“不去留学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曾经有人问过我：你当年不去有没有后悔？我说：有什么后悔的？我现在混得还可以，出国不一定比现在好。只要自己用功，在哪里都一样，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都差不多。”
　　念完了森林专业，唯一的出路就是教书，南方朔却没有和老师搞好关系。“因为那时候森林系的老师念的还是传统的东西，而学生不念传统森林系的东西，去念新兴的生物化学。老师讨厌这种学生，所以我跟老师的关系没有搞好，就不能留在学校教书。假如关系搞好了，我现在一定是台大教授。”南方朔从小就会写一点文章，干脆去当新闻记者。
　　从薪水很低的小记者干起，南方朔先后换了七八家报纸，跑了十几年的新闻，把所有的新闻线都跑遍了。南方朔笑道，每换一家报纸，薪水就多一点，最后是在《中国时报》。
　　年纪大了，就跑不动新闻，而且感觉人生的智慧、知识的积累都不够。四十岁之后，南方朔和朋友创办了《新新闻》杂志。时值台湾社会变动，无论是社会大众，还是新闻界本身，都盼望自由开放的风气。《新新闻》生逢其时，高峰时发行量达到三万多份，但是广告不多，经营主要还是靠发行量。南方朔从新闻记者成了专栏作家。2005年，南方朔离开了《新新闻》。
　　南方朔喜欢自称“读书人”。从小读文学，后来念历史、哲学，从事新闻采访时，很多社会现象不懂，就要读政治学、经济学，如今以写作为主，要读更多书。南方朔说：“我赚了钱，大部分都拿去买书。我只读英文书。”他自认英文不好，但读英文书没有问题。谈起天下大事，南方朔说：“我有个特色，你可以把世界地图摊开，随便指一个国家，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国家现在怎么样。每天看那么多书、报纸、杂志，都知道一点点。”
　　闲谈中，南方朔自诩对文学的欣赏水平可以跟大学教授平起平坐。我问他台湾文学有哪些人能在历史上站得住，他说白先勇不错，又说张爱玲也算台湾的吧，我即刻说：“张爱玲不算台湾的。”他说：“因为台湾，张爱玲的东西才能存下来。她写作的地方在大陆、香港、美国，严格来说属于台湾传统。”于是你一句我一句评说了不少当代名家。“时代改变，风云际会，都会出现很多人，因为家世，因为时代关系，娶了某个女人，嫁了某个男人，获得很高的评价。很多人是被迫害的英雄，人们推崇他。可是到最后，把这些因素全部丢掉，恐怕还有争论，因为文学有个规律，时代是个筛子，过了一百年，筛掉很多人，剩下一些，再过两百年，剩下更少了，有时候会筛出一些出土人物，很多人死了几百年会红回来的。文学的账很难算的。”南方朔有感而发，“到了1980年代以后大陆改革开放，文学界开始出人才了，现在的文学主流跑到大陆去了。”
　　聊起艺术，南方朔自报在艺术大学教过艺术思想史。他把张大千和溥心畲归为台湾祖师级人物，又说台湾当代的艺术家他都知道：“各行各业活着的人我知道他们太多事情，懒得谈了。”我们还是谈了朱铭、刘国松、何怀硕、董阳孜。我提起不久前逝世的高信疆，他主编《中国时报》副刊时捧红了许多人，但有些人在回忆录里只字不提高信疆。南方朔说：“高信疆是我的老朋友，他的追思会我去了。台湾这个社会，你有权势，大家都靠过来，无权无势，没人理你。现在台湾电视上出了一堆名嘴骂陈水扁，其实很多都是绿色的人，现在朝代变了，就骂陈水扁了。我想高信疆有这样的感触，他到了后来无权无势。中国人都有趋炎附势的毛病。”
　　针砭起政治人物，南方朔更是痛快淋漓：“我身为台湾人，觉得台湾社会很悲哀。很多政治人物没有中心思想，永远看着形势改变。很多人在国民党当权时就是青天白日，高喊‘国民党万岁’，民进党当政了，就把国民党的旗子收起来，把民进党的旗子拿出来喊‘民进党万岁’。”
　　现在许多当红的政治人物，在南方朔的眼里，不过是官僚而已。对已故的辜振甫，南方朔倒觉得是个绅士：“绅士很难培养，不是马马虎虎可以出来的。绅士有很多条件，要靠家世，要靠文化传统。第一家里要有钱，我很有学问，人也不错，但没有钱，成不了绅士。我必须辛苦工作才能维持生活，绅士的条件是很有钱，不用辛苦工作，是个大老板。很多人有钱就花天酒地，这也成不了绅士。要有钱，有教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事情，唱唱京剧，喜欢艺术，来往的是高档的人，这才形成绅士。中国大陆会有富翁，不会有绅士。”
　　对人称“台湾四公子”的沈君山、连战、钱复、陈履安，南方朔品评一通之后说：“现在没有人谈四公子了。他们有好条件，家里有钱，出国念书，为什么是他们不是别人？那是不公平时代的产物！”我问：“你出身穷苦，所以一直都有很深的平民意识？”南方朔答：“不，这是人间起码的道理。列宁说过一句很棒的话，有一次他听音乐家表演钢琴，他的反应跟别人不一样：‘这个音乐真是好极了！可是，我所想到的是，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富，他没有这个机会！’这就是打抱不平。”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8-16 16:21:20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