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南区艺术教育研究会举办《第二届书法教育研讨会暨书协教育分会》成立会图片

湖北孝感周雄

9# 湖北孝感周雄

教师之友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人雅集

? 赵焕亭

     同气相求，好声相合，人之通性；文人雅集，赋诗撰文，自古皆然。  
   中国文学史上，文人集会、结社的历史源远流长。三国时期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会”诗酒酬唱，开文人雅集之先河；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纵酒酣歌、兰亭墨客曲水流觞；中唐时期“大历十才子”在洛阳结社“唱和”；宋代的西园雅集千古流芳；明代张溥领导下的“复社”更是声震朝野。近现代文学史上，南社、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学衡派、论语派、京派等社团流派也都是知名的文人团体，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集会。下面主要介绍现代文学史上的三种文人雅集形式，它们就是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分别以林徽因、朱光潜、茅盾为主办者的“太太的客厅”、“读诗会”和“月曜会”。

林徽因“太太的客厅”

    1931年秋，林徽因一家搬进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院，这是一个租来的两进小四合院，两个院子之间有廊子，正中一个“垂花门”，院中有高大的马缨花和散发着幽香的丁香树。林徽因的客厅坐北朝南，光线充足。房间里摆放着她和梁思成野外考察时捡回的残损石雕，墙上贴着梁启超手书的条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训。”

    这样雅致的环境加上好客的主人，很快引来了一批留学欧美的年轻才俊及其朋友。这些人，有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溪若和钱端升、社会学家陶孟和、物理学家周培源、考古学家李济、经济学家陈岱孙、艺术学家邓叔存以及后来成为文艺家的徐志摩、常书鸿、沈从文、朱自清、李健吾、萧乾、卞之琳等，此外还有从美国来华工作的费正清、费慰梅夫妇。汇聚在这个客厅的人从最初的清华、北大的教授到后来扩大到爱好文艺的报纸编辑和在校学生，客厅的文艺色彩越来越浓。这个客厅的开放时间是每个周六的下午。林徽因因为一直身体不好，保持少食多餐，有英式风格的喝下午茶的习惯。这样的聚会时间也体现了“太太的客厅”的异域特色。   

从十六岁就开始跟随父亲林长民留学英伦的林徽因习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具备广博的知识，健谈而具有亲和力，这自然使她成为这个客厅的中心人物。关于林徽因在客厅聚会中的风采，费慰梅的回忆是这样的：“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健谈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使人叹服的是她也同样擅长写作。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被沈从文带进“太太的客厅”并受到林徽因鼓励的萧乾对林徽因的敬佩更是溢于言表：“徽因的健谈绝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十八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从这些叙述中，可以想见当年林徽因在集会中的主角地位。

     除了林徽因的个人魅力之外，梁思成和金岳霖对于这个文化沙龙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梁思成本人毕业于清华，自有一帮不凡的朋友，梁思成的父亲梁启超所奠基的名门望族的平台自然也吸引了不少社会名流。与梁家同住一院的金岳霖喜爱交友，对于这个客厅文化的形成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金岳霖就住在林徽因家的后院，他在后院种了一棵姚黄，仲春时节，姚黄花开，如火如荼。他把最大的一间南房当作客厅，客厅靠北摆放着八个大书架，客厅南面，围着一圈沙发，墙上挂着邓淑存的水墨山水画。林徽因、梁思成的朋友往往也是金岳霖的朋友，因此，每周六的朋友聚会有时就在金岳霖的客厅里举行。

     “太太的客厅”成为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一时间，聚集了北平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群体。来这里的有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也有报人、学生等。尽管冰心和钱钟书都曾写文讽刺过“太太的客厅”，但是，更有青年学子因受惠于此而感激它、铭记它，比如当年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的萧乾多年后回忆说：“那次茶会，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的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客厅的文化意义在于它既有一定的私密性，又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它既展示着主人的个性，同时又保护了这种个性仅仅在小范围内被公开。因此，能够来到客厅的人往往产生与主人之间有一种亲于普通朋友的感觉。“太太的客厅”所营造的高雅的氛围更使人感到进入这个客厅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个文化沙龙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一个文化沙龙的发展与成熟，取决于参与者有钱、有闲、有文化，这三者缺一不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到中期，中国处于一个经济相对发达、政局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也是文化沙龙得意繁荣的原因之一。1937年抗战爆发后，林徽因一家离开北平，辗转流离，“太太的客厅”随之消失。

朱光潜主持的“读诗会”   

1933年夏季，朱光潜获得博士学位，由欧洲学成回国，受到胡适赏识，受聘北大西语系，同时在清华中文系兼职。10月到北平，入住后门大街慈慧殿3号，与同在清华任教的梁宗岱同处一院。此院是前清故宅，庭院深深，屋宇轩昂，适宜读书会友。深受西洋文化熏陶的朱光潜就在自己的寓所组织了每月一次的“读诗会”。据王攸欣《朱光潜慈慧殿读诗会考论》一文的推测，朱光潜的“读诗会”大约开始于1934年4、5月间，结束于1935年年底。这个时间段未必一定准确，但是这段时间的确是“读诗会”活动最为频繁、参与人员最为广泛的时期。其时，朱光潜的客厅宽敞，装饰典雅，既有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亦有“悟境豁来邀同共，文情动处笑花痴”的中国对联。其中西合璧的浓郁文化氛围吸引了当时北平文艺界的许多人，几乎汇聚了后来京派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可谓盛极一时。  

   1935年2月7日的《北洋画报》曾经刊发一篇新闻稿《朱光潜发起读书会》，记述了一次“读诗会”的全过程：“开会时间为下午三时，最初为李健吾与马静蕴对读剧本《委曲求全》。……李、马读毕，由朱佩弦读彼所作之散文《沉默》。朱后为废名所读自作之诗，并加以解释。……废名后，群请林徽因女士读其作品，林以身体不适，辞，坚请，林始说一关于培根记日记之笑话。……林后由林庚读其自做诗两首。林为现在肄业清华之大学生。最后由梁思成唱广东戏一段儿。散。”由此可见，读诗会盛况热烈、内容丰富，剧本、散文、诗歌、笑话、戏曲荟萃一堂。这一状况不由诗人记起闻一多当年组织的“新月诗会”。二十年代闻一多留学归来，成为北平“新月社”的主要成员，他的客厅一度成为新月诗人聚会的场所，徐志摩、朱湘、刘梦苇、孙大雨、饶孟侃等诗人曾在这里高声朗读诗作并讨论新格律诗的特点。可以说，朱光潜的“读诗会”与闻一多的新月诗会一脉相承，成为推动新诗发展的重要动力。

    “读诗会”的成员多为北大、清华的教授、学生以及《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作者群。据沈从文、朱自清等人的记载，参加读诗会的人员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林徽因、梁思成、周煦良、顾宪良、钱稻孙、董同和、尤淑芬、张清常、唐宝鑫、孙作云、顾颉刚、李素英、萧乾、杨周翰。另有后来的研究者李醒尘、金介甫增补了下列人员：冰心、凌叔华、郑振铎、陈西鸿、英国诗人尤连·伯罗、阿立通。实际上，参加每月读书会的成员可能不仅仅有这些，而是远远多于这个名单所列。因为有时，一些先生还会带上自己的夫人、亲戚、朋友一同来参会。仅从已列出的这个人员名单就可以看出“读诗会”的影响之广。它不仅吸纳了已经成名的一些学者文人，还吸引了当时诸多爱好文学的无名之辈。不仅吸引了中国人，还吸引了外国人。这里俨然成了诗人的创作室、戏剧家的排演厅和辩论家的论辩场。   

  “读诗会”的活动内容不仅仅局限于朗读诗歌，他们还朗读散文、小说、韵文、剧本，而且读诗会上朗读最成功的往往是散文，如徐志摩、朱自清、老舍的散文常常被朗读得“环转如珠，流畅如水”。除朗读诗文之外，他们还有意识地进行诗歌的理论研究，邀请学者做专题讲演，然后由大家一同讨论，如请朱自清讲新诗的演进、顾颉刚讲吴歌的特点、孙大雨讲诗歌的形式及翻译。他们对诗歌的形式、内容、节奏、韵律、用词的音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论争，激烈时，不免唇枪舌剑，乃至老拳相向，好辩论的梁宗岱与林徽因、罗念生之间的争论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辩论催生了一批诗论及诗歌的出现，如朱光潜的《诗的实质与形式》就是写于1935年的对话体诗论文章，卞之琳、林徽因、林庚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特别注重诗歌的表现形式。因此说，“读诗会”对京派诗歌理论及诗歌创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提高了人们的诗歌鉴赏力。这个“读诗会”对于京派文人圈的形成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历史贡献不容忽视。

茅盾组织的“月曜会”（“撇兰会”）  

   “曜”意为“照耀”；“明亮”。日、月、星均称“曜”，日、月、火、水、木、金、土七个星合称“七曜”，旧时分别用它们来称一个星期的七天。“曜日”指的是“七曜记日法”，一曜日共七天，星期与曜日的对应关系为：星期天——日曜日；星期一——月曜日；星期二——火曜日；星期三——水曜日；星期四——木曜日；星期五——金曜日；星期六——土曜日。其中，日曜日即星期天为第一天。现在中国已经不再使用这种记日法，日本和韩国仍在使用。茅盾当年在上海左翼文坛所组织的“月曜会”因为确定在每周一举行，故名。又因为聚会凑份子时采用画兰草圈钱的方式，因此又被称为“撇兰会”。这是特殊时期，经济比较拮据的文人聚会的一种方式。李广德的传记《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详细记述了“月曜会”的来龙去脉：

    1936年，鲁迅逝世后的上海左翼文坛，一时比较冷落，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和文艺家协会都没有开展活动。一些青年作家心情沮丧，创作激情减退，这与当时全民族抗日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很不适应。冯雪峰为了鼓舞士气，建议由茅盾出面设法把作家们团结起来，使他们抖擞精神，投入新的斗争。   

  茅盾想起前几年出版界的一些老朋友曾举行星期聚餐会，十一二个人，每周聚餐一次，轮流做东，每人每次出一元钱，做东的出两元钱。在餐桌上，互相交换上海政治界、文艺界的信息，也解决一些编辑、出版上的事务。于是他向冯雪峰提出：可以仿照星期聚餐会的方式，把大家邀集到一起交流思想、感情。这种方式比较自由，大家可以随便交谈，讨论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个主意得到冯雪峰的赞同。当茅盾把这种想法讲给艾芜和申报《自由谈》的编辑吴景崧时，两人也齐声称好。茅盾又找了沙汀、张天翼征求意见，他俩也满口赞成。这件事就定了下来。  

   茅盾向冯雪峰谈了举行聚餐会的准备情况。冯雪峰提出一个问题请茅盾考虑：青年作家和“星期聚餐会”的参加者不同，参加“星期聚餐会”的郑振铎、傅东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徐调孚……这些人是名作家、老编辑，经济都比较宽裕，每星期拿出一元钱来聚餐是小意思，而预定要参加聚餐会的青年作家，要他们每周掏出一元钱，都会感到吃不消，一元钱意味着三四天的饭钱呢。经冯雪峰一提，茅盾想了个退一步的办法：不固定每星期一次，也可以两星期一次。不轮流做东，就由他固定做东家。凑钱采用“撇兰”的办法，每一“兰”一般是四角、五角、六角，负担不大，也活泼。饭馆是中小餐馆，聚一次餐大约七八元即可。茅盾提议这种聚餐在周一举行，叫“月曜会”。冯雪峰觉得“月曜会”这个名字既新鲜，又好记，就定下来了。     第一次“月曜会”聚餐在一个星期一的晚上举行。茅盾和王统照早早地来到预定的菜馆。他们选了一间屋子一桌雅座。不大一会儿，张天翼、沙汀、艾芜、朱凡、王任叔、蒋牧良、端木蕻良……陆续来到了。茅盾拿出一张纸，用笔在上面画了一丛兰草，在兰草的根部注明钱数。于是“撇兰”开始了。茅盾说：“我是东家，我先来圈。”大家一一圈完了兰叶，打开一看，茅盾圈的是一元二角，他马上把钱掏了出来放在桌上。别人哪会知道，他是有意圈画这最多的一份。会上，茅盾特意把《文学》杂志的主编王统照介绍给青年作家，为他们寻找发稿的刊物，王统照表示欢迎大家投稿《文学》。茅盾还向青年作家介绍勃兰兑斯的《安徒生论》。当茅盾听到青年作家反映作品无处发表时，就想出了办“丛刊”的主意，他向冯雪峰建议，创办了《工作与学习丛刊》，出了四辑：《二三事》、《原野》、《收获》和《黎明》，为青年发表作品搭建了平台。茅盾还在上面发表了评论青年作家艾芜、周文、葛琴等人作品的书评及其他文章。

    艾芜在《回忆茅盾同志》一文中对当年的“月曜会”有类似的描述：     他很喜欢青年作家，想一星期或者两星期约几个人或十几个人聚餐一次，谈论当时的文艺思潮和新发表的作品。他采取了旧社会撇兰聚餐的形式，即是由他亲手画一丛兰草，有根有叶。每条根子上四角、五角、六角、七角、一元不等的数码，折了起来，不让人看见，只让你拿笔圈上叶子。大家圈完兰草叶子后，再打开看根子，由叶到根，看看号码，便知道自己该出多少钱。而茅盾同志往往由他先圈叶子，一元和一元以上的根上号码，总由他首先号着。这都是聚餐的时候，在一家餐馆里临时作的。所选的餐馆，大都是中等的小餐馆，一个房间一张桌子。在这会上，我认识了王统照、陈白尘、蒋牧良、朱凡、端木蕻良……

    “月曜会”开始于1937年春，结束于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时间虽短，但聚会的周期短，大家碰面的次数多。每次聚会，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从政治形势、文坛动向到文艺思潮、个人见闻，不限内容，不拘形式，大大活跃了青年作家的生活，弥补了鲁迅逝世后上海文艺界的沉寂，为进步文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教师之友网

书法教育的时代难题与现实应对

文章作者：周 彦 李 亮　来源：语文教学通讯小学刊2012年9月　

    《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稿）》（以下简称《纲要》）正式颁布了，这是继去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在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教基二〔2011〕4号）》、今年2月颁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加强书法、写字教育被认为是新版课程标准的一大亮点）之后，书法教育的又一次重装上阵。于是业界（包括书法、语文教育界）有人欢呼雀跃：书法教育的春天来了！不过，如同“315消费者日”“全球气候公约”，这是否也意味着，书法（写字）教育危机四伏，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答案是肯定的！本文尝试着从书法教育的时代挑战与现实应对两个方面提出一些想法，算作是对《纲要》的学习心得，也是对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一点浅见。
    为了便于展开叙述，在讨论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前提，即写字教育与书法教育的关系。这对概念的使用一直以来多有分歧，写字包含书法或书法包含写字的用法都有。在这里，我们沿用《纲要》的提法：将写字与书法的教育统称为书法教育，二者相互区别也相互联系。写字重实用，目标在保底，有时特指硬笔字书写；书法重艺术，目标在提高，有时特指写毛笔字。其联系在于日常实用书写质量的提高，自然有助于书法艺术之精进，而书法修习也必然促进日常实用书写之提升。因此，以下行文中的书法教育，多数情况下同时兼具两种视角。
    一、挑战：书法教育的时代难题
    尽管从汉字的构造与书写来说，书法教育对于汉语文化的习得以及良好素养的养成意义重大，但时至今天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强调来突显，换句话来说，书法教育在今天成了问题。如此重要的一个文化推动缘何成了问题？制造这个问题的又是什么？面对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都是可以大而化之的问题，但想要说清楚看明白并非易事。
    （一）已经发生的历史：“作为完整世界的书法文化”的一去不复返
    完整世界的书法文化大致是这样一幅图景：社会对书法有一种莫名的崇尚。不仅对书法敏感、热烈，对善书者也十分尊敬，书法不是一种休闲，而是生活本身。生活中的书法自然、随顺，是一种具有日用色彩的事物，如同王羲之与王献之的传本法帖，很多都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便条，这样美妙绝伦的便条在今天看来是奢侈而在当时却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在这种艺术化的生活中，书法是一种整体生活的自然气韵，是种随意的艺术。
    时间推演到近现代，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席卷而来，从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到列强入侵、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款款走来……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超稳定的社会结构被打破，新涌入的社会文化直接淹没了笔墨的文化敏感，无论是救亡图存还是改革开放，国人被迫发现了还有很多“更急迫的事情”要做，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要做的事情太多，差距太大。闲适的生活一扫而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新文化运动不但推行了白话文、简体字，还让毛笔败下阵来，鲁迅在《论毛笔之类》中写道：“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抵不过钢笔和墨水。”多、快、好、省是现代社会的效率追求，当闲适远去，完整世界的书法文化也就从生活的随意蜕变成了优雅的审美了。犹如诗歌一样，书法世界彻底地失去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图景。这就是余秋雨先生说的，“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
    书法对个人的影响巨大。古代的文人苦练书法，就是在修炼一种生存的状态，他们对于书法的修习往往与自身的精神气质相贯通，甚至希望在书法中实现自己的人生观、宗教观。比如宋代书法家政黄牛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欲将自然的物象呈现笔下，“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一物若鸟之形，若虫事禾，若山若树”。这种生命与书法合一的气象追求也已不再。今人的成就与书法并无必然的关联，诸多名人的题字哪怕歪斜也无丝毫负面影响。最终这种书法与生命的普遍接续终于断裂，世人做了人格的文化选择，也就做了社会的文化放弃。
    虽然“钢笔文化”代替了“毛笔文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缩小了书法文化的生活边界，但“书写意识”的核心尚在，因为“硬笔书法”毕竟继承了毛笔书法的很多筋骨，成了独立的门类。这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但问题并未结束，因为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接踵而至。
    （二）正在经历的改变：摧毁书写意识的键盘时代
    生活在当下的我们，这样的见闻与感受越来越频繁：提笔忘字，犹如话到嘴边说不出口，甚至常常记不清某个字的细部究竟如何书写；更喜欢在各种电子显示终端上阅读或输入，复制或粘贴，省心省力方便快捷；无论是递交公文还是记录事件，或者活动横幅、门楼标牌，习惯了看也习惯了用计算机成字，因为它似乎总比手书便捷“美观”……这就似乎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已经处在一个信息世界里，一个键盘时代中。
    尽管我们当下的文化场域可以概括为一种“囿于半封建、半现代、后半殖民、半民族主义、半开放、半专制、半反传统、半反西方、后中体西用等的语境”，似乎后现代、后工业、知识社会与信息社会尚未在东方的神秘土地上成为文化的主流，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即使是参与性的在场，以键盘时代为象征的信息社会的到来，对汉字书写的挑战仍然是釜底抽薪式的。因为用钢笔文化承续毛笔书法，即使有失丰富，却保留了核心，即书写的意识与书写过程本身尚在。而键盘时代的到来，不仅替换了书写工具，还终结了“书写”本身。这种改变与影响在键盘带来的便利中，在这种便利与现代生活高度契合的暧昧中，显得波澜不惊，似乎自然而然。但是，其对写字与书法教育的直接影响，对文化的传承与人的发展的间接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首先，键盘输入颠覆了汉字的成字形式，消解了书写意识。
    数千年来，汉字的书写常常会随书写工具与材料的变化而在表现形式上产生相应的改变。比如质地坚硬的甲骨，其文古拙、峭拔；金石则可以孕育出大气和古雅；竹简与木牍使得汉字的书写由纵势演变为横势，纸张则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但是这其中一以贯之的是，书写本身并未改变。而键盘的到来打破了通过书写笔画成字的渠道，变写为敲，彻底改变了成字的实践形式。书写遇到键盘不再是强弱问题，而是有无的问题。这带来的后果就是，键字分离与动作机械。键字分离导致我们的双手并不直接参与成字过程，而是通过键盘与若干电子元件来完成，并且双手与键盘发生的运动关系也相对机械，没有横竖撇点，也没有颜柳欧赵，只剩下敲击、敲击、敲击。它固然让“速度”成几何级数增长，但却丧失了汉字书写的过程。尽管这在成人社会似乎更加普遍，但其对儿童学习环境的影响是无法阻挡的。丢失了书写，写字与书法的过程就失去了作为一种文化生活的合法性。书写的文化意蕴在机械敲击中消失殆尽。
    其次，电脑成字改变了字形的线性输入，淡化了汉字的表意结构。
    脱离了一笔一画的书写过程，汉字的表意结构就直接受到了冲击。汉字的表意结构不仅需要在书写的时间中慢慢体味，而且书写的过程性与空间感才是表意结构展现自身的最佳途径。比如一撇一捺为“人”，书写的先后才可以感觉到双脚的支撑与立于天地的豪迈；“旦”下一横，书写时才能感到地平线对初升红日的寄托与希望；飘“逸”的末笔“捺”，缓缓书写中似溢出约束的框架，一份闲适与淡定油然而生。而电脑的成字没有笔画的过程性，它是整字的瞬间呈现，表意的结构尽管可以通过后续讲解完成，但过程体味已经遥不可及。此外，这种淡化还表现在敲字的过程中，各种输入法都是以字母、变形的笔画或无意义结构的部件为中介的，汉字的表意结构被拆解。损耗了意义，就弱化了汉字表意的合法性。
    再次，电脑成字抹杀了个性与创造性，迎合了现代社会的精神控制。
    我们逐渐习惯了单调的、规范的“美观”，可见的汉字往往就是电脑中的若干字体，高度统一。因此键盘时代也终结了汉字书写过程中的个性与创造性。它与个人书写最大的不同是：将个体的想象、意志、精神等彻底拒绝在成字的过程与结果之外，个人“书写”只有动作笔画而无精神参与。大多数时候，即便在课堂上，个性化的、创造性的书写也日渐稀少（多媒体越来越多）。这在表面上契合了现代的高效率、大容量的日常需要，甚至也体现出那么一丝规范美，但其实它在现代社会中的畅通无阻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就是“精神控制”。
    现代性追求人类精神上的高度相似性，它必须减少心灵的复杂与多样才能让人变得单调容易支配，从而更依附权威，更利于控制与管理。对精神文化领域的统治就是为了最后能统治心灵，“人皆此心”就是重要的政治基础。统一的汉字呈现，当然不是决定性因素，但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再造人心”的工程。结果就沦为一种没有个性参与的“心灵管理术”。如此，汉字书写又丧失了精神自由的合法性。
    那么，该怎么办？
    （三）不能放弃的将来：重新划界与基础定位
    科学技术的变革与发展，信息技术的深入与普及，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心理的焦虑与失常，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代价”，都是改革遇到的问题。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既有新问题的新探索，也有老问题的新解答，书法教育就属于其中。当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革的时候，不仅会出现很多颇具颠覆性的新事物，也会葬送很多曾经的辉煌。我们需要顺应时代的发展，但更要引领社会的前进。书法——书写中国的汉字，就不该也不能被忽视。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对它的保存与弘扬是责任也是使命。我们已经经历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的现实，大多还只存在成人社会中，如若再失去基础教育的阵地，断送的恐怕就绝不仅仅是“书法本身”了。
    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几点。一方面要领域划界。给汉字书法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划界。虽然“作为完整世界的书法文化”已经不再，那么就应当将书法作为部分的文化参与正确对待，尤其是在必须认真对待的地方，这是书法与写字教育在失去社会完整图景之后的唯一可能普及其参与性的前提。虽然时间推演已经画出了粗略的线条，但那还是被迫，不是自觉。我们需要自觉到，作为体认汉字汉语汉文化的写字是每个中国人文化身份的根基，而作为纯粹艺术的欣赏，可以就让它成为一种文化兴趣的选择，后者要努力发扬，而前者必须普及。
    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时间划界，即必须普及的书法教育，应当定位在基础教育阶段，并且定位在“达标”，这是一种底线划界。即我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让每个孩子掌握这把文化的钥匙。这样的定位与划界，有可能在信息社会的大潮中站稳脚跟。摒弃不切实际的让书法重回“正统”的幻想，同时将底线牢牢守住，紧抓书法教育的普及，需要“提高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和认识”其重要性。
    那么，普及的切入点又在哪里？
    二、应对：书法教育的问题切入
    基于书法教育对于个体发展与民族繁荣的重要价值，以及当下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难题，我们需要找到改变这种现状的切入点。
    （一）凝聚共识，让每一个学生写好汉字
    “让每一个孩子写好汉字”，这已被写入《纲要》的基本理念之中。书法教育的春天就是一项改革的启动，若干文件的出台昭示着改革的广度与力度，也标志着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无论是开创性还是承继性的改革，出发点都是基于对现状的不满，也是基于对改革的期待。这种不满和期待将凝聚成对改革的共识，让我们明白要求进行的改革到底是什么。
    书法教育改革的共识，就是要让每一个孩子写好汉字，力求能够规范、端正、整洁，并不断提高书写水平。让中国人都能写好中国字，这不仅是一个修辞式的表达，还是一个文化体系发展的自我需求。
    简要地说，这一共识的要点有三：一是要求面向“每个孩子”，这种公正的前提至关重要，它体现的是教育公平的理念，是合法性前提；二是以写字为目标，在写字的过程中学习写字，其他都是附属，把字写好才行；三是写好的最低要求是达标，达到《纲要》的年段要求，这对“每个孩子”才具有现实可能。
    认同并坚持这一改革共识意义重大，它可以明确改革的图景与方向，更重要的是，凝聚共识可以排除干扰形成合力。这一点在社会改革中尤为明显。80年代我国的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进入90年代以后，各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和定型使得社会日趋多元化，进而成为影响改革的重要因素。“这些社会力量不仅在影响改革的进程和方向，而且，即使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也往往需要他们的配合”，否则“或者半途而废，或者阳奉阴违”。因此，如果没有共识的凝聚，分歧将层出不穷。
    （二）守住底线，重建教育闲适
    为何要守护底线？如果将这种底线守护看成是让旧体制、旧生活、旧学习在新时代的苟延残喘之举，那就误解了写字的价值。尽管从1840年到今天时日不短，成就也很大，但从社会总体进程来看，我们正从那个带有农业文明气息的闲适的时代走出，开始忙碌的现代性追求。我们还在过程中，也就是说，社会还在转型期。我们坚守底线，坚守写字并非是要表明“旧时”的东西（如书写）是好的，新事物（如信息技术）是不好的，而是基于一种考虑——转型时期的社会特征是，旧体制被瓦解，新制度尚不健全，这种“青黄不接”的危险在于，它不仅有暂时的乱象，还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即在这一时期，会摧毁一些新旧体系都赖以存在的“基础秩序”。汉字书写就是母语教育的一种底线基础，是教育的底线也是文化的底线。它不是民族文化的分支，而是文化大厦的基础，是汉文化传承的“基础秩序”。“不要书写的信息社会”极有可能是转型时期的幻象，如果这时不将书写的底线守住，等到书写被彻底甩出教育结构，那民族文化的存亡可能再次成为现实问题。
    那么，底线在哪里？在义务教育。因为：（1）义务教育重在打基础，良好的书写习惯与基本的书写能力就是重要的基础，对后续的学习乃至整个人生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在这个阶段达到合格的能力；（2）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权力接受教育，因而可以让每个学生写好汉字成为可能，所以在基础教育阶段把汉字写好，就是每个人的一种“教育义务”；（3）义务教育阶段有“底线评价”的空间。尽管当前义务教育也被拉入应试的链条，底线评价尚未成为现实，但已经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普及性的书法教育着眼于基础素养，必然需要底线评价，即要求所有人的“合格”。
    其实，底线的守护不仅在写字教育本身，它的理想目标当是重建教育的闲适。带有农业文明色彩的教育闲适已被打破，让社会的急躁直接冲击教育，尤其在基础教育里，在打基础的过程中，没有闲适就没有循序渐进，就没有养成的耐心，只剩下经济领域中的效率标准，最终就是抛弃教育的常识，处处走捷径，而这恰恰就是人生的弯路与国民素养的崎岖。在信息时代新秩序逐步建立与完善的路上，重建闲适也应当成为一种具有底线色彩的追求。
    （三）理顺关系，书法教育实践需要工程思维
    之所以提出工程思维与理论思维的范畴，是因为现实的错综与复杂，以至于有不同的乃至矛盾的利益诉求。来自不同层面的“应当如何”，如果用理论思维来思考，往往会感到“没有可行性”。而摆平各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必须用工程思维才可行。比如，单从课时量看，已无加入书法课的空间；单从老师的素养看，很多地方不仅无法配备书法教师，即使要求老师写一手好字也有困难……这些问题必须用复合性的视角才有可能处理好。这里提出几组重要的关系，以引起关注，也引发探讨。
    ——处理好写字与育人的关系。单纯机械操练也许能提高书写质量，但也摧毁了书写的核心价值。于是很多学校会在“书法文化”上做文章，介绍很多书法知识（人物、流派、历史等），以期望“育人”。这显然也不足取，因为最后的标准是孩子把字写好，而不是懂得写字的知识。这一点很重要，二者合则利，分则伤，但如何摆放却是个问题。
    ——处理好书法教育与各科（尤其是语文学科）教学的关系。这其中最主要涉及：一是独立的书法课，《纲要》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二三学段每周安排1课时的书法课，高中可开设选修课，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和学校也可结合实际情况在其他学段增开书法课。二是语文课程，“义务教育阶段，主要通过语文课程开展书法教育”。三是各科教学。“各科教师都要在板书、作业批语和其他书写方面以身作则，成为学生认真书写的榜样。”处理好这三方面的关系，不仅仅是课程内容的区别与联系，还涉及到硬笔与软笔、普及与提高、技能与审美、基本能力与兴趣特长的关系等。
    ——处理好传统写字经验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关系。一方面要继承传统经验：几千年的书法教育传统，当下的书法教育经验（如“练字先练姿”、“提笔即是练字时”等）；另一方面要观照时代发展对书法教育的新要求，将两者统一起来，创新书法教学实践。
    这些问题用理论思维来思考往往会不得其门而入，因为矛盾丛生。因此需要抛弃任何一种理论的立场去看问题，将各种利益需求和思想主张都考虑在内。这有点类似老子所说的“道癷，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老子》4章）“癷”，古字为“盅”，训虚，《说文》：“盅，器虚也。”正因为大道是虚状的，故其无所不包，无所不容。
    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本书风靡整个世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他提出了一个当时具有冲击力的观点：农业文明是人类经历的第一次文明浪潮，工业文明是第二次，在当时初现端倪的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则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三次浪潮。时至今日，我们仍处于这种革命之中，而且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托夫勒的想象。
    浪潮的到来有一个显著的表征，就是既有制度常常失败，“过去的经验”常常不管用。于是寻找新解答。但这可能还不准确，改革还在寻找新问题，不仅是新的问题内容，也包括新的提问方式。在被浪潮涤荡的道路上，当事物和关系还不明朗时，我们是否要考虑变更教育的提问方式？如果“怎样让学生获得全面的发展”显得不可捉摸，“未来的孩子需要怎样的知识结构”还不得确知，那么，面对更为基础的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这就是“这一切怎样才可能发生”。这就是写字教育在当下成为焦点的原因，它就是一切可能发展的重要基础。
    因此，必须将“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让每一个孩子写好汉字”作为中国教育的制度基础来看待，它是保证中国文化在历次浪潮中能够屹立繁荣的基本条件，我们当然需要去探讨丰富的教育内容、目标及方式，但这一切如果丧失了制度性基础，无疑是空中楼阁。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省南京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

教师之友网

专家：键盘冲击汉字书写文化 保护工作刻不容缓

　　中新网1月19日电(于晓)1月19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主办并承办的“人教杯”首届全国中小学生书法大赛暨展览公益活动在北京拉开帷幕。
　　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作为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汉字书写文化已经受到了键盘文化的严重冲击。在中小学阶段，加强书法和写字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此次活动参赛对象是全国中小学在校学生，按照学段小学组和中学组分别设硬笔、毛笔两个组别。小学生组偏重写字，中学生组偏重临摹名家名作。活动属于完全的公益性质，不向学校、学生收取任何费用。活动邀请到了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担任组委会名誉主任，在作品遴选、水准评价、临写校正等诸多方面把关和支持。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郭振有对时下“键盘文化”横行比较担忧，在他看来，中国人一直有重视汉字书写文化的传统。但是，现在拿笔写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人是在与键盘打交道。如果这种局面持续下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一环的汉字书写文化很有可能消失。包括郭振有在内的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加强书法和写字教育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这是传统文化教育极其关键的组成部分。


点击：169   发布：2013-01-23

教师之友网

我们还需要汉字书写吗？
赖睿
　　岁末临近，密集的节日翩然而至，亲朋间总免不了相互的问候和祝福。最简便的方式，莫过于编写或者干脆从别处抄录一条短信，发送给手机里的所有名字，几分钟之间，就能把祝福挥洒出去。
　　如此便捷，甚至带了点漫不经心。“一键群发”的各色雷同的祝福短信和电子贺卡，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般的敷衍，让人不禁怀念手写的温暖和纸质贺卡的亲切。
　　中国人对文字有着神圣的敬畏感，民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但是今天，大街上随处可见错别字招贴，很多人“提笔忘字”，正销蚀着汉字书写的传统。
　　“提笔忘字”，
　　电子时代的困惑
　　如今，键盘上“敲字如飞”取代了一笔一画的汉字书写；除了签名，人们几乎很少用到手写了。因为长期使用电脑和手机，很多人只能大概记住汉字的形状，提笔却无法正确写出具体部首和结构。提笔忘字、错字连篇、笔顺颠倒，成为让人忧心的文化现象。
　　腾讯微博今年一次网络随机调查显示，90%以上被调查网友出现过“提笔忘字”的状况；在被问及“你想念远方朋友时，会如何与其进行联络？”的问题时，60%以上的网友选择了使用QQ、微信、电邮等方式与朋友联系，大约33%的网友选择了电话联系，只有5%左右的网友选择了写信联系。
　　美国学者杰茜卡·贝内曾把电脑称为“手写体的诅咒”。由于象形表意的文字结构十分特殊，汉字比英文面临着更大的冲击。因为电脑的使用，让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日益拼音化和字母化；拼音越俎代庖，笔画的江湖地位日益衰落。
　　在便捷高效的文字信息化处理的诱惑下，人们由习惯养成依赖，由依赖变为退让。当不得不提笔时，才发现汉字的具体构成竟是如此模糊，写出来的字也丑得难以见人。
　　有语言专家指出，键盘输入的快捷和高效，减少了人们的写字机会。长此以往，中国人掌握的汉字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少。
　　文化乡愁，
　　承载着深厚的底蕴
　　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手写体的衰落似乎不可逆转。但汉字的手写，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汉字记载着中国文化的变迁。中国人的一切情感，都藏匿在小小的方块字中。汉字以方块为外形，集音形义于一体，具有独特的魅力。晋女书法家卫夫人曾经教导少年王羲之——“点”应如“高峰坠石”，“横”应如“千里排云”，“竖”应如“万岁枯藤”。简简单单的笔画，实际蕴含着丰富的意境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3000多年的汉字书写如今却成了文化乡愁。
　　古人对于文字的诞生有着很深的敬畏之情，认为那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阶段。造字的“仓颉”，也被赋予与众不同的外貌特征——他有4只眼睛。从结绳记事到毛笔书写，从毛笔到硬笔，再到如今的电脑手机键盘，人们的书写习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更新。在每一次更新的同时，人们又必须承受抛弃以往的痛苦。书写习惯变得越来越实用，手写逐渐被剥离，也消解着蕴含其中的文化根基。
　　从事“书写汉字学”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宁认为，文字不是简单地传播信息，其本身就是文化的载体。如果一切都机械化了，社会就没有了审美，也就变得贫乏而丧失了想象力。
　　有学者表示：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标志，又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工具。汉字书法不仅是人类所创造的最为抽象的艺术，而且是人类文明最为发达、最富有想象力，能够全面揭示自然本质的一门艺术，一种文化现象。
　　见字如晤，
　　真情实意的流淌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是不能书写的无奈，“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是恋恋的乡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是最珍贵的书写……电子信息的发展，彻底颠覆了书写的交流方式。交流虽然更加直接、有效率，但总觉得缺少了一点委婉、含蓄和启发性。
　　中国人讲“见字如晤”。笔触一起一落间，仿佛能看到作者眉宇间的神韵，感受到他彼时彼刻的心情。这种意味深长只有纸和笔才能承载。因此，手写才会成为中国人传统的情感交流方式，才会延续上千年。
　　书写不仅是交流，更是一种情感，一种态度，传递出对人的真诚与尊重。在一根网线，一个屏幕，一只鼠标，一个键盘，就可以问候整个世界时，在纸上书写的感觉如此温馨，如此有人情味。毕竟，真诚需要一对一的原创，而不是批量化的群发。
　　在辞旧迎新之季，你是否想过挑选几张贺卡，为亲朋写上不同的祝语，贴上邮票，让它们载着思念和祝福，飞向天南海北呢？在用心书写、邮递和等待的过程中，也许才回归了节日祝福的最初意义。

教师之友网

品读汉字 品读中国文化
——品《读字》
林木

　　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其形有书法美，讲造形布局；其音通音乐美，有韵律节奏；其义富哲理美，蕴思想内涵。陈寅恪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因此，本书名为读字，实则由品读汉字而品读中国文化。
　　《读字》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作者把中国汉字构形的奥妙、汉字意味及与特定汉字相关的历史故事作了一个趣味别致的梳理。汉字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紧密相关。从汉字的历史看，从那些五六千年前仰韶文化彩陶的刻划符号中开始的中国文字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先辈们就以六种不同的思路和角度，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方式，逐步地创造出今天还在使用的复杂的汉字系统。其中还包括文字创立和发展中的许多历史故事。文字，作为一个流传数千年约定俗成的稳定的民族文化的符号体系，作为思想文化的直接载体，它自有其特定性质。汉字中包涵着中华民族的习俗、智慧、思想及习惯，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超稳定的性质和极为坚强的历史文化力量。
　　在今天的电脑时代，多种汉字输入法的灵巧运用，为古老的汉字再次带来勃勃生机。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数百所孔子学院遍布各国。本书两位分析研究汉字的作者不是纯粹的汉字研究学者，他们首先是艺术家，是书写文字的书法家，又是用文字去创作的诗人，他们甚至还是古琴演奏家。两位天天与汉字打交道又挚爱传统文化的艺术家产生了探究汉字秘密的兴趣。他们用艺术的天性、特定的专业技巧和独特的专业角度，去探索一个本来非艺术的纯学术领域，得到的成果，居然使容易枯燥的学术工作变成了一个兴意盎然的艺术研究。他们别具创意地把中国文字的结构与中国人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察现实的方式相联系，独具匠心地从汉字的复杂结构和构形要素出发，把汉字系统确定为240个字根。再按照与字根对应的事物对字根进行分类，形成5个大类24个中类120个小类，以囊括天地人万事万物。同时再配以生动具体的大量文字字形图例，让人对汉字的起源、发展与演变有一个生动直观的印象。同时，他们再把汉字与相关的汉文化相联系，文中穿插了若干生动有趣的小故事、优美耐读的经典诗词以及中西文化对比的内容，使全书文化艺术信息含量较大，可读性、趣味性增强。
　　《读字》一书生动有趣，深入浅出，把本来应该属于每个国人的文字知识还给了大家，在汉字仍在改革发展乃至因此而引发争议的今天，在汉字正在全世界流行的当代，这种面对大众的汉字研究，其意义就不仅在普及了。
　　《读字》 谢飞东、聂晖 著 作家出版社

教师之友网

欧阳中石：
积学升华 书文结晶——我对“书法”艺术的一点思考
欧阳中石
　　“原理”一词，在科学中，是指事物运动规律。“本质”一词，在科学中，是指事物的决定该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而有别于其它事物的属性。例如“车”这一事物，载物代步是其本质，至于它如何能够移动，则自有它的原理。这个说法不一定是定义性的，只是想说明一下“原理”与“本质”在动、静之间的不同。
　　当然，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原理”很可能是由其“本质”决定的；“原理”很可能为“本质”展示了它最突出的重点所在。“本质”是“基础”，“原理”是“本质”运动的“规律”。因此，我们在研究问题时，一定要从它的“本质”出发，寻求它在运动中的规律。现在我们要研究“书法”，就应当既研究它的“本质”，又要研究它的“原理”，当然，围绕在“本质”与“原理”的四周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人们说这是一门极博极厚的学问，诚然不假，但归根结蒂，“本质”和“原理”是它最核心的问题，这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其它相关的问题，必然会迎刃而解；不然，摸不着要领，恐怕问题的研究很难设想。
　　研究学问，对象明确是第一要务。如果对象不明，必然“盲人瞎马”，不知所终。当然，在“读书”的过程中，“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下蛋”，未必没有收获，贡献未必不大，但那总是“碰运气”、“听天由命”的做法，不如目的、任务明确清楚来得坦然。
　　为了“目的”的明确，我们把对象到底是什么先研究一下：“书”是“书写”，“法书”是“写得好的书作”，“书法”是“有关书写的一门学问”。“书”是一种运动，“法书”是行动的一种结果，“书法”包括了“书”、“法书”，还包括着有关“书”、“法书”诸多问题都在其中的一门学问。各有各的对象，“本质”不同，“原理”也不相同。那么，我们的研究应当确定在哪里?这个问题必须事先明确才行。
　　既然不好一下子确定，索性逐一摸索一遍再说。““書”，从“聿”“者”，后从“聿”、“曰”，本义作记载、书写讲，当然引申义很多，如书籍、书札、书体等等。是一个动词，表示一种动作。既是动就有动的规律，在规律中最根本的规律是属于“原理”性问题。
　　“法书”是说可以作为楷模标准的书作，则应考虑什么样的“书作”才可以称之为“法书”，那就是“本质”的问题，不好直接说到“规律”，以至于“原理”的问题。
　　至于“书法”，在《南齐书》周颐传中提到：“少从外氏车骑将军臧质家得卫恒散隶书法，学之甚工。”这里所谈到的“书法”的意思，应该是包括书写的具体方法，和有关的许多讲究在内的法度、章法、涵蕴……等等的各方面的知识学问。如果仅从名词“书法”来考虑，就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它的“本质”。如果从方法、形成、从事等方面来考虑，它又包含着运动的涵义在内，则又须从“规律”上着重研究，我们便会在诸多规律中发现最有根本决定意义的规律，我们应当把它提高到“原理”的高度。
　　“书法“的“法”我觉得把它看作“佛法”的“法”一样比较全面，比较得当。书法是关于汉字书写成文的，文、书相互合一映照的一门学问。符合这种要求的作品是一种艺术品，遵循这种要求而进行的活动是一种艺术美的活动。
　　从学问说，它的本质应当是用中国特有的工具书写出规范汉字；字与字组成闪闪发光的文辞；点画焕采，布白成章，整体如一，熔古铸今的其道其理的研究，以及如何治学的规律等等，都是这门学问所涵盖的内容。
　　以上这些是我们所指出的本质的纲要。如果从牵涉所及来看，则牵涉极广。譬如，汉字的规范问题；历史的来龙去脉，文字的起源、字体的流变等等。书写内容则牵涉到各种文学形成，诸如诗词曲赋等等。书写形式，则大小横竖、字体书体，载体不一等等。总之，涉及广之无极，可以说，中国文化所到之处，文字的书写，无不所在。然而，诸多内容中最关键之点是汉字文、书与美的集中。
　　汉字文化的美在于点画生姿，章法得体，书文相映，焕人心仪。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要求?则必须深知应能掌握汉字点画的有机结构，文字深蕴的情理，安排经营得当，焕发出令人神往、艳羡的心情才好。深知与掌握，则须摸透所见的高度，不管是古人还是当代的名家；既能重光，而且能够发出新光。所知高而深，所能高而采。最必须遵守的规律是：深知中国文、字之妙道，而且掌握创造激荡人心的，超过一般作品的能力。
　　对于“书法”，我曾说：“作字行文，文以载道；以书焕采，赋以生机”。又曾进一步说“作字可识，点画生姿；行文载道，启动情思；书文相映，焕人心仪；承前无愧，不负来时。”现在我想再将其概括为：“积学升华，书文结晶。”

少云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