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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险学”到“显学”：台湾民国史在大陆

发布时间：2013-08-20 01

| 时代周报 | 246期 |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台湾的民国史研究，或许能在大陆找到第二个春天。这多少验证了台湾著名出版人郝明义所说的，大陆到底是台湾出版界最大的市场。

“我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活动下午3点开始，可是下午2点的时候读者已经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我的语谈者沈志华教授说，如果不是因为学生放暑假，人估计还会更多。”台湾学者刘维开今年在大陆出版《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蒋介石与国共内战：1945-1949》（与蒋永敬合作）两本，在北京和上海做了两场面向大众的读书会，嘉宾分别是华东师大的沈志华和杨奎松两位知名学者。

场场爆满，令第一次做公开读书活动的台湾学者震惊不已，“我想是不是因为语谈者的缘故，我知道沈志华教授和杨奎松教授，在大陆都是大众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学者。”

但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台湾民国史空降大陆

已经蔓延到大众领域的大陆“民国热”，在近几年来“高烧不退”，似乎还有愈演愈烈之迹象。关于民国的史料不断被发掘，上至政治军事，下至市井生活，“民国热”已然形成气象，甚至成为一门显学。而台湾的民国史引进大陆，为这股“民国热”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在“重述”民国史方面，台湾学者的研究似乎带着先天的优势。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觉得台湾学者写民国史，会有不一样的视角，会比我们大陆的更好。”中华大百科出版社的宣传负责人曾辉向时代周报记者评述，不过根据他对销售方面的观察，实际还是依具体作者而定，“但台湾学者的书，的确更有卖点，也更受到关注。”

近期颇受关注的台湾民国史到大陆，莫过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口述历史系列的引进，其规模之大，引起了学术界、出版界的震动。曾有出版界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若要说台湾学者民国史研究引入大陆，最为重头的莫过于北京的两家出版社与台湾“中央研究院”签署的这份“口述历史”版权合同。该系列的“口述历史”，有不少是在2013年出版，并且还将继续出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早期所做的口述历史，因部分内容涉及当时政治禁忌与敏感评价，在1980年之前仅仅局限于内部参考，并未公开。1980年后，经受访者或家属同意，并通过审查后，逐年出版。1982年，第一本口述历史书《鸿勋先生访问纪录》出版后，军事、政治、党务、外交、教育等多方面共计93种，102册“口述历史”也陆续出版。

上述人士所说的“北京两家出版社”，分别为中华大百科出版社（以下简称“大百科社” ）和九州出版社。早在2007年，大百科社便与台湾“中研院”签署版权协议，在大陆出版“口述历史”系列。据大百科社工作人员曾辉介绍，现在从台湾引进的民国史被大百科社列入“百科史学”栏目，已经成为该社的品牌产品。而“百科史学”栏目主要针对的就是民国史，下设口述历史、史学民主、回忆录和传记四类，整体数量有近百种。

另外是国台办下属的九州出版社，据总编辑张海涛向时代周报记者披露，是在“看到了大百科社出版的口述历史后，觉得非常好，于是在2011年决定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购买版权”。

“中国的近代史，不能只是大陆学者的历史研究，台湾方面做的工作对于完整再现近代史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我们到了台湾‘中研院’看了这批口述历史书后，觉得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所以我们跟台湾‘中研院’又签了版权，因为大百科那边出了一部分，但还有剩下的一部分。目前，我们出版口述史的数量已经比大百科多，有30多种。” 张海涛说。

此外，张海涛也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目前九州出版社已经开始注意台湾国史馆。“国史馆里有一套《中华民国专题史》，做得非常好。那一套东西是大陆缺的，我们也跟那边谈过版权，但是一直不顺利。我们大陆大家比较承认的民国史专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军事史，其他文化史、教育史、财经史等都是我们比较欠缺的，所以我们也非常关注在这些方面的拓展，注意台湾方面对这些的研究成果。”

从“险学”到“显学”

“‘民国热’背后最大的力量是大陆人想要找到答案的情绪”、“民国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幻象，我们缺什么就在那个年代找什么”……有太多人试图解释“民国热”，但似乎没有人能将其背后的原因真正说清。但有一个既成的事实是：无论是针对整体的民国史，还是具体到历史人物如蒋介石，大陆的整体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根据学术界一种普遍的说法，改革开放30年来，民国史研究经历了从“险学”到“显学”的突飞式发展，而民国史研究中以蒋介石研究居多。比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的“民国人物与民国政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17篇论文中有15篇研究蒋介石。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Jeremy Taylor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教授Grace Huang的文章曾对“大陆对蒋介石的评价的变化”举过两个对比鲜明的例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陈伯达撰写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代表着大陆民众和官方对蒋介石的定位。书中的蒋介石是镇压工人运动、剥削农民阶级、附庸美帝国主义、代表大商人和地主的反面人物。解放初的漫画家们也用夸张的笔墨描绘过蒋介石，其“艺术形象”与抗日宣传画上的日本兵极其相似。相反，蒋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贡献很少被提及。

到了近年，大陆逐渐有了认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的趋势。在献礼片《建国大业》中，蒋介石更是爱国心切却“误入歧途”的男二号。许多历史新发现也表明蒋曾非常崇拜共产党发动群众的能力，极度痛恨帝国主义，并且希望通过革命打造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随着两岸关系的舒缓，更多的学者开始强调蒋介石与大陆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一致性。

老一辈蒋介石研究专家、2003年退休的浙江大学历史系杨树标对这种变化有过切身体会。据杨树标的回忆，申报蒋介石研讨会一度非常困难。

2002年，杨树标到美国夏威夷参加学术会议，一同与会的台湾“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秦孝仪向他表示，台湾愿意出钱跟大陆合办一个蒋介石研讨会。回国后，杨树标就举办蒋介石研讨会向有关部门申报了两次。“第一次是从夏威夷回来后，我们以浙江省档案局档案学会的名义向上申报，一年后，我们与浙江省台办一起合作申报。”但是，两次申报都没有成功，“（有关部门）认为打出蒋介石的名字太过明显，不予批准。”

但是到了2009年，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召开蒋介石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竟很快获得同意批复，从申请到会议结束前后不到10个月，而通常国际会议的申报周期是一年左右。

历史之外的问题

拥有巨大市场需求、环境逐渐变化的大陆，似乎能让台湾的民国史研究找到第二个春天。但问题并非不存在。

学者刘维开向时代周报记者讲述了一个有趣的经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大陆的记者来访问我，每一个人都会问：你这本书被删掉了多少。还有学者私底下也会问这个问题。”刘维开如今对于这一点有了深刻的了解，“其实我的《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并没有做删节。但是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因为《蒋介石与国共内战：1945-1949》删得比较多。我自己感觉是，这两本书或许比较特殊。我马上将要在大陆出版的另一本书，是我更早时期博士论文改写的书，改动更大，没有这两本顺利。”

另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参加学术会议。“过去我们去参加学术会议，论文登在论文集里面，刊印的时候有一部分内容就被删掉了。有一次我们几位台湾学者到大陆开会，同行的学者中有一位文章中提及了1949年以前中共的一些事情，后来等到他翻开主办方印刷的论文，发现都是‘……’删节号。这位学者觉得好奇怪：好像我原来的文章里没有这些删节号啊。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主办方怕麻烦，都删掉了。”

更多的问题还是出在目前难以求同的“尖锐问题”上。比如西安事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就提到过两岸之间的差异，“我们肯定张杨的义举推动了国共合作推动了抗战，他们会认为是部下对上级的反叛，从军纪上是不被允许的，更别说导致了中共的坐大。”而在台湾学者那里，‘四一二政变’，“我们叫清党，你们叫政变。”

“那都是历史学之外的问题”台湾学者刘维开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们现在对这种问题也已经非常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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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蒋介石研究”在台湾的历史演变：直呼“孙中山”“蒋中正”曾是罪状，“大救星”和“刽子手”都在被淡忘

发布时间：2013-08-20

| 时代周报 | 246期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台湾学者刘维开近期在大陆推出《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蒋介石与国共内战：1945-1949》（与蒋永敬合作）两本，引发不少关注。

曾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总干事、党史馆副主任的刘维开，是台湾民国史研究权威之一，以熟稔档案、精于史料考辨而著称。刘维开师承最早主持国民党党史会的罗家伦一脉，他的导师蒋永敬和李云汉都是罗家伦的弟子。

不过，在过去的十年里，将逝世于1975年的蒋介石重新拉回大众视野已经不是第一次。蒋介石的遗孀宋美龄于2003年去世，2006年美国的胡佛研究院又公开蒋介石日记，都曾促使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有关蒋介石研究专著，以及中英文刊物。

而大陆近几年来持续不断的“蒋介石热”、“民国史热”，也引发了更多海峡对岸学者的作品引进大陆。人们在关心这股“蒋介石热”究竟收获了怎样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同样好奇：海峡对岸的台湾，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否也经过历史的变迁？与大陆的研究究竟有什么不同？

1981年是分界点

“台湾的蒋介石研究，我们可以说1981年是一个分界点。”在台北家中接受时代周报记者电话专访的刘维开，开门见山地介绍起了他所专注的事业。

1981年以前，台湾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研究领域”。“人们能够看到的主要还是一些思想集、言论集，真正的历史学研究，可以说少之又少。”

“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在台湾曾长期悬而未决。一方面，过去的国民党认为自己终有返回大陆的一天，因此没必要梳理1949年至‘光复大陆’之间的历史。另一方面，国民党严格控制着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将学者拒于千里之外。”2012年初发行的《当代亚洲研究》杂志上，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Jeremy Taylor与美国圣劳伦斯大学教授Grace Huang，曾对这一时期做过这样的判断。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气氛在蒋经国上台以后逐渐宽松。1981年，为了应对大陆的《中华民国史》第一卷，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发起了《中华民国建国史》的项目。学者蒋永敬撰写第三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据媒体后来的报道，蒋永敬那时的感觉是“学术性谈不上，把历史事实写出来就行了”。

不过，在刘维开看来，于1976年起担任中国国民党党史会主委的秦孝仪，利用“蒋总统档案”所编著的史料集，如《中华民国史料初编》七编（26册），对于历史学者来说似乎更有意义。

1979年，著名的“大溪档案”从大溪迁至阳明书屋。“大溪档案”收藏了蒋介石1921年初至1949年间的公文、信函、手令、手稿、笔记等，这些档案涉及北伐战争、中山舰事件、井冈山四次围剿、西安事变以及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内部争斗等情况，其内容之丰富、机密性之高可以想见。“大溪档案”早期保管严密，专家学者无缘研究参观，1981年后，远道慕名的学者也可以走马观花一番了。

当然这一时期的“蒋介石研究”不是没有“禁忌”。解严之前的国民党对历史没有“官方定调”，只是“决不能伤害领袖”：史学家写书称呼孙中山只能是“国父”，称呼蒋介石只能是“蒋公”。据学者张玉法的回忆，1977年，他在自己的《中国现代史》里直呼“孙中山”和“蒋中正”，就成了两条罪状。

民国史研究的“无禁区”时代或许是在李登辉上台后开始。1987年，台湾“解严”；次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他认为1949年前的历史跟他没关系，只要不伤害台湾人，中国的历史随便怎么写。”而1986年“蒋中正诞辰100周年”、1994年“国民党建党100周年”的历史契机，促成了更多档案对外开放。

丰富的史料，自由的环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台湾，“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一度成了“显学”。

“蒋中正产业”

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蒋介石热”的，当属2006 年美国胡佛研究院公开蒋介石日记。

2004年12月，蒋介石的孙媳妇蒋方智怡把63册《蒋介石日记》交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管。胡佛研究院华裔研究员郭岱君担负起整理和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任务。

胡佛研究院接受这批日记后，发现蒋介石日记的状况并不很好，若干部分霉烂、损毁，即投入力量保护、整修。他们用现代科技进行微缩摄影，制作复本。宋氏家族的曹璇和秦孝仪的高足潘邦正受蒋家委托对日记进行初读，对涉及个人隐私的少量内容进行技术处理。2006年3月首度向公众开放1918年至1931年部分，2007年4月又开放至1945年，其余部分也陆续开放。其中，少量技术处理部分将在30年后全部恢复原状。

《蒋介石日记》开放后，西方最新的研究著作是哈佛大学学者杰伊·泰勒的《蒋介石和现代中国的奋斗》，全书引用了420则蒋介石日记，对蒋介石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天石则是最早、也是最长时间逗留胡佛研究院潜心研究《蒋介石日记》的中国大陆学者。而在台湾方面，最早完整阅读“日记”的学者便是刘维开。

“蒋介石的日记持续时间长，近60年，内容丰富，经过长时期阅读与解读，可以了解蒋介石生活化的一面。”刘维开认为，《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将学界引向“私领域”的蒋介石研究，“不过，从我个人角度看胡佛研究所解密的蒋中正日记，相比较大陆、海外，对于台湾近代史研究学者的影响倒没有那么大。”

原因是台湾早年所拥有的公开档案、史料集，如蒋介石曾亲自审定的《蒋中正总统档案：史略稿本》等，抄录有大量的蒋介石日记内容。“所以台湾学者对蒋介石日记的内容，多少已经有一些了解。不过这些档案里当然不会有蒋介石骂人的话，或者到某地游览的感受，所以日记的开放，能够让我们看到蒋更普通人的一面。”

“现在大陆人研究蒋介石，首先就会被问有没有看过蒋介石日记。如果没有看过蒋介石日记，哪里敢说自己研究蒋介石？而在台湾，首先会被问是否看过《事略稿本》，没有看过《事略稿本》，不能被认为是研究蒋介石。”刘维开说，阅读《事略稿本》如今依然是台湾“蒋介石研究”的主流。

不过，蒋介石日记引发的“蒋介石热”，的确一度在台湾学术界以外，引起了“蒋介石产业”的兴起。根据Jeremy Taylor与Grace Huang的文章，蒋介石日记开放后，台湾再版了许多有关蒋介石的过时著作，甚至有商家发行了以蒋介石为模型的玩偶。

“蒋介石热”还有其政治用途。在2010年举办的一场以蒋介石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致开场词的马英九强调了蒋介石如何在1950年开放了花莲县的选举，从而为后来的台湾民主开了先河。马英九的致辞表明，蒋介石既以他的那颗中国心得到了大陆的同情，又被国民党领导层奉为台湾民主政治的引路人。

“去蒋化”的后果

但一切都不能掩盖，进入21世纪，“蒋介石研究”、“民国史研究”在民进党上台后日渐式微的趋势。

事实上，早在李登辉上台后，“中国的历史随便怎么写”的理念，也带来了对国民党党史的“不重视”。那时，国民党党史会的预算大幅缩减，并由鼎盛期的100多人开始简编。在国民党党史会的官方网站上，党史会大事记只写到1995年。

2000年，民进党上台，台湾的“本土意识”开始勃发。党史会干脆变成了“党史馆”，编制也“瘦身”到如今的一个馆长加一个秘书。在此之前，党史会是国民党史料保管与党史研究的官方机构，历来是民国史研究的“领头大哥”：和国史馆联合成立民国史研究中心，大量的史料整理和文献公开也由它牵头。

牵涉与“国民党党史”的“民国史研究”越来越成为政治问题。学者想要申请民国史研究项目的资金，必须通过“立法院”的支持，经受民进党的核查，要想研究民国史只能去“国民党系”的基金会。

最能体现“民国史”在台湾的窘迫地位的，或许还要算辛亥百年时期。台湾学者黄克武曾悄悄建议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要不要办点纪念活动？”邵铭煌的回答直截了当：抱歉，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钱。

官方没有动作，学界也懒得牵头。眼见要到辛亥百年纪念日，在台湾却看不到几个学术讨论会。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马英九紧急开会召见学界人士，认为“这涉及国家安全”。

2011年10月3日，台湾“中央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主办的“辛亥革命百年回顾”学术研讨会总算召开。“才来了18篇论文，中间还有2/3是大陆和海外学者的。没看到一篇好论文。”时年85岁的“民国老人”张朋园教授曾作这样的评价。

年轻一代学者纷纷离开民国史，与此相对的是上世纪80年代渐渐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潮流。在刘维开看来，这样的现象“也可以理解”，他将这种“理解”建立在档案资料的可获取难易上。

“研究台湾史，所有的档案资料都在台湾。而现在研究民国史，看档案必须要到上海档案馆、重庆档案馆……或者到美国去，在台湾不一定全部看得到。对于年轻一代的学者、学生来说，看档案就成了一个非常艰巨的事情，需要花费的经费也会相应增加。”刘维开说。

专访台湾政治学者吴乃德

“如何评价蒋介石”是“转型正义”问题吗？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如何评价蒋介石”已然是一个历史学之外的问题， 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去蒋化”运动也曾逐渐让大部分的台湾民众不再关心这个问题。

按照台湾政治学者吴乃德在接受时代周报专访时提及的说法，“台湾民主化之后，不但领袖崇拜被停止，蒋介石的负面也终于有机会被提出来”，所以针对“如何评价蒋介石”的问题上，台湾社会曾经历过“民族大救星”到“刽子手”的尖锐对立，“从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的发言，到民进党政府对中正纪念堂的改名，都可以看到这项对立”。

吴乃德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社会系访问副教授、台湾政治学会创会会长、《台湾政治学刊》总编辑。

被淡忘的悬而未决

“但随着时间的过去，特别是第一代外省人的凋零，与其说对蒋介石的评价取得共识，不如说蒋介石逐渐为人淡忘。”根据吴乃德回忆，当初民进党政府改名，在中正纪念堂护卫的人士几乎全为退伍军人、随蒋介石来台湾的外省人；而台北市有一个国民小学因为要更改大门，将蒋介石的铜像移到了角落，和许多杂物放在一起，几年来没有人抗议，包括老师和家长。“铜像被当作一个过时的装饰品而已。”

“我说的淡忘，不是说大家不知道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有过这么一位‘总统’，可无论是对他的正面情感，还是负面情感，都在愈来愈淡薄。”吴乃德说。

不过，逐渐为台湾人“淡忘”的蒋介石，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台湾设计蒋”事件中，却再一次提醒了各界：有关蒋介石的评价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富有争议的政治问题。

今年4月，台湾中正纪念堂推出“台湾设计蒋”的设计竞赛，以蒋中正、蒋宋美龄为主题，征求“夫妻恩爱、家庭和乐”的文创商品发想。民进党“立委”质询“文化部长”龙应台，认为如此纪念独裁者非常不恰当，龙应台则回答，那个时代要把非常复杂的历史问题和责任问题归到某一个人，可能有点简单化，但当时确实造成很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策展者若没有相对的历史纵深会出问题。所以她也同意官方机构办这样的竞赛非常不妥。次日，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决定暂缓办理。但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则有“中常委”对龙应台非常不满，强调龙应台“既然与国民党理念不合，我希望她可以自己辞去‘文化部部长’的职位！”

“这个事情足以显示历史记忆、历史评价、民主文化在台湾社会被轻视。如果社会普遍对这个议题稍有些认知、有些感觉，愿意稍微做思考，这个事情应不至于发生。”在吴乃德看来，这个事件也现实：过去将蒋介石尊为“民族救星”的那一个面向，仍然为许多人所膜拜。

“马英九‘总统’每年都要到慈湖拜两位蒋‘总统’，正好延续、甚至强化了这个面向。虽然马‘总统’也经常为‘二·二八事件’道歉，可是这种政客式的两面讨好，对民主文化毫无帮助。”

转型正义的第一项难题

如果说“台湾设计蒋”遭遇的只是尴尬，早先因洪仲丘案爆发的25万人大游行，则将威权时代遗留至今的义务兵役制和军事检审系统又一次搬上台面——事实上，台湾从2002年已经开始试行从义务兵役制向募兵制，计划在2014年底结束义务兵役制度。这一蒋介石时代的历史遗留问题在逐步处理的过程中遇到了史上最尴尬的时机。

“如何评价蒋介石”，是不是一个有关社会转型正义的问题？未能明确评价蒋介石，又是否导致了台湾社会割裂，难以彻底转型？

吴乃德曾在2006年发表过《转型正义与历史记忆：台湾民主化的未竟之业》一文，其中对“转型正义”有过明确的表述：转型正义是所有从权威独裁转型至民主的新兴民主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政治和道德难题。……对于这段历史，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置？他认为，转型正义所面对的第一项难题，同时也是最苦难的议题是：如何处理过去权威时期犯下侵犯人权、剥夺生命和自由、凌辱人道等罪行的加害者。

“民主化是台湾政治历史最重要的变动，虽然我们对民主化之后政治状况不满意，但这项政治变迁仍然是了不起的成就。不曾在白色恐怖时期生活过的人，以及依附或支持独裁政权的人，不太可能真正理解这样的成就。”吴乃德说，“可是民主转型到底是谁的贡献？台湾社会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共识；不同党派立场的人仍在争执之中，而谁又应该为过去的政治压迫、侵害人权的行为负责？台湾社会很少提出这个问题。”

在吴乃德看来，“如何评价蒋介石”如果从一般意义上的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如果从“民主教育”的层次而言，“我们如何评价蒋介石，如何处理他的遗迹，显然非常清楚。用那么大的建筑物、那么封建的建筑风格、那么多的国家资源，来供奉一个独裁者，对民主文化是有利还是有害，答案显然非常清楚。”

“先让不同面向的事实都广为让社会知道，让这些不同面向的事实成为人们思考的基础。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社会或许会逐渐形成大致的共识。只有将正义还给历史，我们才能真正告别权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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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审读者眼中的蒋介石

作者：杜然      时间：2009-08-04   来源：经济观察报

	60年前的时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胡佛塔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一带最高的建筑。宋曹?璇的办公室位于胡佛塔的第11层，朋友称她为“塔里的女人”。进她的办公室需要三把钥匙：大门一把，电梯一把，办公室一把。持有这三把钥匙的，只有宋曹?璇和蒋方智怡。蒋方智怡是蒋孝勇的夫人——蒋介石日记存放到胡佛研究院之前的持有者，而宋曹琍璇是蒋介石日记在开放给学者之前的审读者。本报记者采访了宋曹琍璇女士。 　　一 　　我的公公是宋家最小的一个儿子宋子安，宋家只有他有儿子。我的丈夫是宋仲虎。宋仲虎和他哥哥宋伯熊小时候常回台湾，与蒋经国的两个儿子蒋孝武和蒋孝勇兄弟关系很亲密。 　　蒋中正的日记从1917年记到1972年，一共55年。他是1975年去世的，但在1971年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很不好了，1972年眼睛也不行了，但还是坚持写日记。那时一篇日记只有二三十个字，一点感想而已。 　　蒋介石活着的时候，就经常让蒋经国去看自己的日记，那个时候日记放在桃园大溪，由宋时撰管理。这位老先生跟蒋家有点关系，是毛家的人。蒋经国先生还没有病危的时候，就把这些日记给了蒋孝勇。后来蒋孝勇因为李登辉的关系，移民加拿大，把日记也一起带到了加拿大。后来他觉得加拿大天气冷，我就在我家附近（旧金山）给他找了一处房子，他们就搬了过来。 　　蒋介石的日记之所以能到胡佛研究院，郭岱君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她是李登辉时期的“总统府”发言人、“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后来因为实在忍受不了李登辉的行为，就跑到了美国。宋子文的许多档案在20世纪70年代就放到了胡佛研究院，但那会儿没有人管。郭岱君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有许多民国史的资料，就去跟连战商量，看能否把国民党的资料带进来，连战答应了，之后她就一直在推进这个事情，最后胡佛研究院与国民党签约，达成永久保存微缩档案的协议。荣民总医院的院长彭芳谷是郭岱君的朋友，告诉她蒋介石日记在蒋方智怡的手上，她就跑去追，也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游说。我先生是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毕业，他说不管是储存还是让学者使用的方式，这里都是国际一流的。因为蒋方智怡不太愿意公开这些日记，我和潘邦正教授特地去桃园大溪拜访宋伯伯（宋时撰），他说公开日记是必然的事情，蒋经国先生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这个事情了。蒋方智怡于是接受了大家的建议。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完成了。郭岱君让我带她去见孔令仪，我说大姐已经答应把日记放在胡佛研究院了，但她还是觉得不放心，一定要架着我去纽约，让大姐签一个东西。大姐说，Shirley（宋曹琍璇）如果不先看看，我是不放心的。蒋方智怡也提出，日记在公开之前我能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要过滤的。这一代人里面，就我跟蒋方智怡中文比较好，但她文言文不是那么熟，而且蒋介石的草书，她看起来很吃力。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一点使命感：如果我不耐心看，还有谁会去看。后来我接受了胡佛研究院的邀请。 　　我原本是学企业管理的，所以胡佛研究院给我做了很多培训，比如不能从里面抽走东西，只能在涉及个人隐私、财务、身体状况，或者牵涉到在位官员、仍健在者的名声等方面的内容时，可以暂时延缓公开。潘邦正教授是我的顾问，有什么政治方面不明白的问题，可以请教他；他是秦孝仪（蒋介石秘书，后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的得意门生，也是台湾智库的成员。 　　二 　　在我生活的那个背景下，突然把蒋介石日记放到面前，那种感觉又激动又震惊，你要跨过时空进入到一位领袖人物的隐私里面。比如说，他在1917年的日记里写到去妓院赌钱。我就去问秦孝公（秦孝仪），他年轻的时候不是穷吗，怎么总去妓院？孝公跟我讲，你们小孩子都不懂，那个时候国民党的总部就设在妓院的后面，这样可以遮掩清朝政府的耳目。所以，刚开始我看到他日记里写跟谁约好去妓院，就觉得怎么这么乱七八糟的，简直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年轻人，天天在花街柳巷走来走去，当然也会花心，但他在日记里面反复提到要戒色戒淫，这说明他还有这个警惕，有这个自制能力。我从他的日记里看到，他从小就择善固执。他在知道写日记是让人自省自律最好的工具之后，就坚持了55年。每天都用毛笔写，旅行的时候就写在小纸条上，事后再用毛笔抄过一次。除了每天的日记，他还有每周、每月、每年的检讨、反思。 　　日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跟普通人一样。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曾跟你们对领袖的描述类似：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有错的。但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的都是俗人的想法。慢慢地，我开始熟悉他的想法，了解了他的思路之后，发现他在成长。他成长是因为他好学，每天是一定要看书的。我觉得他对自己的期许很高，认为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他在预备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的特质。 　　他年轻的时候听人谈到孙中山，就让母亲拿钱让他去日本见孙中山，他母亲四处借钱，但怕他不回来，就让他娶了大他九岁的毛夫人（元配毛福梅）。他在日记里写：中国的这种恶习，残害我至深。所以，在日记中可以隐约看到他悲戚的一面：不情愿，但为了孝顺，还是顺从了。 　　他在日记里写见到了孙中山身边的某人，对方把他引荐给孙中山，他对孙中山的理念向往得不得了。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年轻人对于一个世代转变的迎接，对自我的期许。其间，他的爱情故事也不断。碰到姚夫人（姚冶诚）的时候，觉得她讲义气，可是堕落，有点痛惜她。所以他把姚夫人放在边上（纳为侧室）。但姚夫人又赌又抽又喝酒，他实在厌恶至极。后来碰到陈洁如的时候，他也写了一大段，觉得她聪明、有才气。陈洁如是受过比较高的教育的，他觉得应该找一个可以匹配他的人。但跟陈洁如在一起的时候，他觉得陈洁如脾气太坏，暴躁任性，这样怎么能够“母仪天下”呢？觉得她不够好。直到碰到宋美龄。 　　那个时候宋庆龄给孙中山做秘书，庆龄有一天把蒋中正和自己的妹妹都带来了，结果他们无意间就碰到了一起。他在日记中并没有明确地讲，只是说在孙家见到了“三弟”，说三弟聪颖、俊美。我看到这里，就去查三弟是谁，看家谱没有三弟，于是打电话到台北问秦孝公，秦孝公说三弟就是三妹，就是宋美龄。他说那个时候蒋跟陈洁如在一起很怕她。从那次见面之后，蒋总在日记中赞美“三弟”。有人说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婚姻，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蒋是真的动了情。那个时候很多人追求宋美龄。我先生也说，他的妈妈（宋子安的夫人吴其英）也觉得宋家的这个小女儿很活泼，所以宋家管得特别严，每天晚上十点一定要回家。那个时候蒋夫人交什么朋友家里一定要知道，要报备，每次出去，都有人跟着她。传闻说宋美龄在外面有很多男朋友，都是假的，她被家里管得很严，所以三十多岁才结婚。 　　结婚的时候，她的母亲（倪桂珍）很不赞成蒋介石，认为他是一个军人，是个老粗，但后来也就许可了。在跟宋美龄结婚之前，宋老夫人要求蒋之前所有的婚姻必须解除。 　　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是假基督徒，是为了婚姻才有这个信仰。日记里最让我震撼的一处是，他连续几天都写到脚痛，突然有一天，他说医生告诉我，我的膝盖有损，不便于跪祷，所以清晨三点半的跪祷暂停。他以前总提到晨祷，我也不知道他的晨祷是几点。后来看到三点半，我非常震撼。我也是基督徒，但从来没有为了什么事情半夜三点半起来祷告。 　　三 　　很多人质疑，这个日记究竟是写给他自己看，还是写给别人看的。在我看来，一个人写日记如果是写给别人，就不会写的那么露骨，比如跟哪个女的好，赌博输钱，买股票输了忏悔。宋时撰说，蒋介石常让蒋经国去看他某一年的日记里面关于特定事情的记录，比如中美关系，或者其他特别的事情。这也证明了他写给别人看的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他是据实而记的。 　　章孝严要来看档案，希望看原件。他问郭泰君，有没有在日记中看到他的名字和关于他妈妈的事情。郭泰君就打电话给我。其实在1947年11月的日记里面，蒋公写道：夫人最近收到黑函数封，其中有很多的谣言伤我家族至深，其中尤以伤害纬国和经国的传闻更多，甚有一则经国在外有孪生子与母同居…… 　　有很多人怀疑章亚若是被蒋介石派人给杀死的，但这篇日记表明他不知道这件事情，章在1942年就死掉了，他到了1947年还以为孪生子跟母亲一起住。 　　还有移陵的问题，蒋公在日记里面有两次提到。一次是说，以后若能重返故乡，希望和蒋夫人一起葬在溪口。另外一次写到，他跟随总理一辈子，希望以后葬在中山陵下面；如果不行的话，葬在溪口的家乡。很多人问我，日记的公开对于移陵会带来什么好处。我觉得日记的出现促成了两岸之间对他的想法和做法能够产生一个共同的认知。有了共同的认识，我觉得对于移陵会有促进。 　　开始读日记的时候，我的心态是要保护家人，不希望丑的一面被人看到。但从日记中，看到长辈为了国家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在这个家族，每一个人爱国的角度和方式都不一样，你不能说谁对谁错，历史以后自有评断。宋庆龄和其他家属分开，也是因为政治理念的不同。其实两边都很痛苦。宋霭龄和宋美龄祷告的时候为了宋庆龄总是哭。所以我后来的态度是，里面重要的信息不能隐藏，包括对宋子文、宋庆龄的责骂，还有他很丢脸的一些事情，我应该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民族、国家的走向，甚于对自己家族的保护。 　　蒋公早期的一些日记是用毛笔写在宣纸或者毛边纸上，有些日记已经粘成了砖块，损害情况达百页以上。胡佛研究院的统计是，有百分之四的内容是完全没有办法看的。原件是没有人能够碰的，戴手套都不行。我看的也是影印本。今年应该可以把蒋介石日记读完。 　　日记是一个监查动机的地方。这么多人看重蒋公日记，是因为大家要知道他的动机。我对蒋方智怡说，公开吧，反正史实资料哪里都没有，你不公开，人家还会猜他的动机是坏的。看了这么多，我对他的动机完全有信心。我还建议直接出影印本。 　　开始的时候，看到不便于公开的部分，比如他骂人的对象还在世，我就会把整个骂人的部分遮起来。但现在我只遮名字，了解历史的人马上就知道是谁，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至少学者看起来很爽。 　　蒋的档案用的是绿色的纸，其他的档案都是白纸，这样工作人员一看就知道你看的是蒋的日记。来看日记的人，不能带电脑，不能复印拍照，什么都不能带，你只能抄，纸笔由胡佛研究院提供。这是因为，蒋方智怡考虑到陈洁如日记放到胡佛研究院不到两个礼拜，就在台湾出版了。大陆这边55年之前的日记都抄了下来。有组织的抄写我倒是不介意，既然开放了，就没必要半遮半掩。 　　许多学者说，蒋中正日记的公开会改写近代史。蒋公和宋家，总共还有200箱的档案在我手上，我希望能尽快整理完开放。三个家族档案的开放，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的确非常大。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的档案，当年国民党去台湾的时候许多档案都留在了大陆，所以我们即使全部开放，也不是全数。 　　蒋介石日记只是暂存在胡佛研究院，我们希望暂存50年。50年后，中国的任何地方，只要有保存的能力和恰当的使用方式，我们都愿意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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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记住蒋经国




作者：长平      时间：2009-04-16   来源：南方周末
   
  　　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台湾社会高调纪念。作为大陆人，不仅要看到这与马英九当局寻求历史资源、突破现实困境的意图有关，还要了解台湾民众对蒋经国情真意切的怀想，更应检索蒋经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回想三十年前，蒋经国的名字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大陆社会是“独夫民贼”的代名词。时至上世纪80年代，从流行音乐开始的文化欣赏，由老兵回乡看到的物质落差，让大陆人对台湾及其领导人的印象有所转变。经历了一个模糊期之后，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蒋经国的亲民作风，知识分子则认真对待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在台湾人的怀念声中，去回顾那一段曾经被遮掩的时光，把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当作共有的历史镜鉴。此番知人论事的经历，也体现了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

　　蒋经国一生政绩之中，如今最容易被大陆人说起的是，他在民间呼声的压力之下，又顶住官僚体制内的反压力，打开了老兵回乡探亲的大门，为两岸的政治和解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固然发自于他“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的游子情怀，但我们更应该赞赏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见识。就个人际遇而言，一方面他对故土的思念难舍难弃，另一方面他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他的政治身份更是一位台湾的领导人，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还给台湾民众，是他的政治职责。

　　在大陆最无可争议的是，蒋经国执政台湾期间，于困顿的政治境遇之中，苦练内功，力振经济，让台湾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人均所得从486美元攀升到5917美元。他的“十大建设”虽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受到破坏环境的诟病，但是由于搞活了民间社会，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电子科技作为导向，更刻意消弭贫富差异，钟情乡村建设，当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而光彩熠熠时，全世界更多地对它投以赞美的目光。

　　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尽管他一生尽享独裁专制的盛宴，也依靠特务军警维持着并非民选的政权，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荣耀，到晚年还隐隐感到了耻辱。他明智地告诫身边的人：“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时，他的幕僚之中很多人沿袭专制的思维，要求进行镇压和逮捕，但是他予以回绝，留下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警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利用权柄维护了民众反对的权利和自由。

　　蒋经国辞世之后，台湾经济和政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崎岖坎坷，乌云弥漫，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政治功绩。即便现实再糟糕一点，他对于民生和民权的认可和维护，也永远值得历史深刻铭记。何况，他的做法已经推动而且必将继续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们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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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两代王朝五世而斩的家族命运余世存

（共 识 网 配 图）

促使我来写这篇文章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2012年9月15日的示威游行。那一天在中国几十个城市同时爆发了反日游行，虽然它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但它的内容和表现几乎乏善可陈，它称得上一次对弱势民众和商家的“打砸抢”。它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中日经贸关系的损失几达天文数字，更重要的，它公开了我们国人族群的“撕裂”，即在对外关系上，我们自己相互之间就是不可通融调和的。几个月后，遇到一地方官员，闲聊起来，他说自己要买车，心有余悸，虽然喜欢日系车，但给他一个胆子也是不敢买的。从某种层面上说，915事件表明，有相当多同胞的人生社会表达仍停留在本能盲从阶段，其心智和人生世界较为狭隘。
这跟我对社会的认知相差无几，即我们中国人“睁眼看世界”虽然有一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但相当多人仍是“睁眼瞎”。在这些人的心中，敌我、阴谋、你死我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亡我之心外皆有之……等等是世界的常态。他们就像“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林妹妹一样敏感、自我神圣而不可侵犯。他们生存的边界具体到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抽象到对领袖、圣贤、国家一类自大说辞的口头捍卫，他们的暴戾和暴力避开一切强者而施于弱势。
因此，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国人最为健康开放的个人、家庭形态。很多暴民或说仇外的爱国同胞，他们自己多半是仍对人生有着最切实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拉板车的人力车夫希望攒钱到北京看一看，开花店的年轻人希望到国外看一看，工人农民的家庭希望孩子到北大清华上学能不自卑，有条件的中产家庭希望孩子到国外上大学，获得财务自由的人则希望移民，不能移民的则希望把孩子生在香港、美国或至少给孩子买上放心奶粉……这不是我们社会最为正常的“怪现象”吗？
我们中国人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什么是人生社会的高地，从这些现象中不都看得出来吗？如果我们自己都有这种中国人心理，我们是否该反省一下自己，我们的言行是否合乎理性和历史现实的检验。只要人生的终极高地仍在自由发达社会，我们自己、亲友乃至国家领导人的亲友，就仍把那里当作奋斗目标。而这中间的任何形式：公务员、成功人士、社会贤达、最高权力、倾国倾城豪门等等，都只是通向终极高地的跳板。
就是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当代人尚未学会如何爱自己的土地、国家和人民。
在这方面，被晚年的毛泽东称作“老朋友”、“爱国的”蒋介石算得上是一个典范。

(一)

由于我们对蒋的误会极深，因此对蒋的人生描述多半浮光掠影。在有关其人生众多的传记中，中国人仍习惯了将其分类、贴标签的做法，功或过、流氓痞子或圣贤等等，很少人能同情地理解他，并从他的人生人格中获得对现代人极宝贵的启示。
蒋有传统的东西。比如忠孝，忠的方面，他从身边人开始，陈其美、孙中山，一直到国家鼎器，到国家的强大和民众的福祉，他一生基本上做到了尽忠，并进行了现代创新。这种形式或制度创新，有两个面向，一个即是我们说的爱国，现代国民应有情感理性；一个即是愚忠，比如总理纪念周、领袖训话等等，登峰造极至20世纪的60年代，台湾一地给他建无数的塑像、人们游行时举着他的画像，乃至与大陆忠字舞几无二致的崇拜，蒋介石都算是先行者。
孝的方面，蒋对母亲的态度，以及蒋介石的儿孙们对他的态度，都可令我辈唏嘘感叹。蒋经国在苏联生活多年，加入共产党，写过批他骂他的声明，但回到他身边，见到他，即“长跪不起”，这是中国文化的力量，也是蒋个人的力量。无论欧风美雨如何吹打，现代气息如何影响，蒋家在骨肉亲情方面有着我们传统而有效的美德。这是今天我们在全社会道德滑坡之际可骄傲可珍惜学习的遗产。
蒋还有从传统那里继承的修身习惯，他记日记，在日记中充分反省自己，比如“见艳心动”一类的如实记载。可知他心地坦荡、真诚，对世界有敬畏之心。“目前全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写日记，这样真诚而且这么持续。”我们现代中国的国家领袖有这样的习惯、人格、精神，真是值得骄傲。
蒋英雄一时，不幸遇到了一生最大的对手毛泽东。毛几乎是蒋的反面，蒋是阳刚的，毛是阴柔的；蒋是理智的，毛是诗性的；蒋是精英的，毛是民众的；蒋是君子的，毛是百姓的……他们二人作为历史人物的出现堪称造化之手推出的并峙双峰、双子星座，如此奇特地充实了我们这些在场者，并给我们教益。我曾经说，蒋和毛一如历史上的禅门宗匠，神秀大师和惠能大师，蒋是渐修渐悟的神秀大师，毛是顿悟的惠能大师。蒋和毛还一如同时的文化巨子，鲁迅和胡适，蒋是健行不已的鲁迅，毛是笑嘻嘻的胡适，因此，蒋会排鲁亲胡，毛是排胡亲鲁，虽有他因，仍可说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之故也。
蒋和毛的人格、禀性之别也深刻地代表了我们国人的集体心理状况。惠能的胜出跟毛泽东的胜出一样，虽然有当时的历史原因，但仍多少反映我华夏民众不务繁琐、不求理性，爱走捷径、爱好简单。胡适的胜出跟毛的胜出一样，多少反映我国人不愿或少愿反思、不愿进行理性得晦涩的思索修练，而愿亲近大白话、简单明快、喜闻乐见一类的心理。
其实，渐修和顿悟都有其偏好、合情理的基础，只要我们把握好，都能有所收获。而且，在极致处，他们都会向自己的对方致意，都会成为对方。这才是人生宇宙的圆满。蒋和毛晚年都曾关注过对方，就是一个例证。毛虽然是天马行空的大师，但多次强调要实事求是。而从历史来看，我们民族最缺乏的还是脚踏实地的精神。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直探心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等顿悟法门，在现实中多被歪曲，多聚骗子和痴妄的愚夫愚妇，它的跃进、超英赶美、神通、法术不仅是笑柄，而且是灾难。
在个体生命的完善中，顿悟派们也非渐修派所能相比，只要看看蒋能够随心所欲地跟世界对话，有极为健全的世界眼光就知道了。1945年8月15日，“文胆”陈布雷生病，蒋介石自己写下宣布抗战胜利的演说文稿。这位在耶儒之间出入自如的中国领袖说，要感谢忠勇牺牲的军民先烈，感谢盟友，感谢国父，“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更要一致感谢公正而仁慈的上帝。”蒋自承，基督宝训上说的“待人如己”与“要爱敌人”两句话，令他发生无限的感想。这样的文稿让人确信，六七十年前的中国已非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而是世界之中国。
蒋留学日本，可说流利的日语。他后来意识到英语的重要，只是因为公务繁忙，只好放弃，但他鼓励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孩子学习，他对唐纵说出的名言即是：当今之世，不善英文，不能立足。1922年，他给蒋经国写信：“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二十年后，当蒋经国三十五六岁时，蒋介石还写信要求他每周花6小时学习英语，尤其是英语语法与阅读。
而蒋在晚年修成正果，更非顿悟派所能比，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毛，是毛成全了蒋，使他修身修德更为精进。蒋晚年对美国人魏德迈将军说：“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活在中国每个家中。”

(二)

人们注意到，蒋的晚年在相貌上都发生了变化，那种慈祥的神态是装不了，假不了的。相由心生，他一生东征西讨，威风八面，在反省和渐修中走向了平实。基督徒说他活出了基督徒的生命，儒教徒说他活出了圣贤气象。
自己追求的人生高地，也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让自己的身边人获得，也让自己的同胞获得。蒋一生证实了这种人格。在危急关头，蒋的人格气象给人感受尤深。他三次下野，多在众望所归中复职。在失去大陆前夕，他更是国民政府军政要员瞻望的目标；失去大陆后，他虽然承受着失败者的羞辱，但仍成为华人自由世界的保护神。作家王鼎钧先生回忆说，人们虽然对蒋的感情复杂，甚至有人仇恨，但花果飘零，在台湾小岛生存，人人都知需要追随蒋公。王鼎钧对台湾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两害取其轻”，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王鼎钧认为，“蒋到底与毛不同，比较起来，他还算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人”。
至于中国文化的守望者们，则超越了这种现实的利害，从更高层面评价蒋。钱穆先生说他，“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今天大陆人都承认，台湾地区是中国文化没有断裂的地区，其现代化是传统与西方较好的结合，这多少要归功于蒋。而钱穆先生自己更是对蒋充满了感情，蒋去世时，钱穆说自己，“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至于对真美美的追求，更使得蒋能够逾越极为自足的阳明心学，能够进入基督的世界。他跟宋美龄的爱情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涉外事件。年龄差异、文化差异、信仰差异……可以说，他娶宋美龄，跟娶美国长青藤学校的白种女人相差无几。虽然初期磕磕碰碰，但他跟宋的夫妻生涯堪称美好。也正是在宋家人的要求和影响下，他人到中年，仍从头学习人的信仰，并真正皈依了基督。
但这个刚强的、开放的人有足够的意志和毅力打通中西文化的任督二脉。阳明心学一度流于自负，阳明先生本人也说过，我心光明，夫复何言；阳明信徒多认为跟人格神势不两立，更不能一体。但蒋公通过阳明学的内省和基督世界的忏悔，接通了二者。这也实证中国文化的和合能力，再生能力。事实上，这不仅是蒋一个人创造的奇迹，也是我中国国民在明清以来的实践结果。宋明以来的儒释道合流，到了近代，是儒释道耶回等五教众教合流。这样浩荡的文化力量，蒋公是出色的表现者。他向我们预示，未来文明人的信仰，是非原教旨意义的全球信仰，即我们都是儒教，未必是儒教徒，我们都是佛子，未必是佛教徒，我们都是基督徒，未必一定要做形式上的基督教徒……
历史学家、文化史家乃至新儒家都注意到，我国人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坎陷的历史，我们对西方列强或说发达国家有嫉羡心理。从普通国民到国家元首，多在迷惑、自卑之中。但幸运的是，中国现代的国父孙中山及其追随者蒋介石，都破除了这种心理，而极为坚定、自信。孙文不论，即以蒋公的对日态度而言，称得上大体健康。蒋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他的治国、治军理念中多有向日本学习的元素，但他抗日也足够坚定，他有名的庐山谈话说：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而抗战胜利时蒋的广播讲话则说：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拨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绝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的气度至今仍是论者做文章的题目，有人称其“以德报怨”，表现了中国民族的宽大为怀精神；有人称其别有目的。无论如何，蒋自身是希望和解的。他的对日态度为后来的毛泽东所继承，毛在对日清算、索赔上也一笔勾销。这种态度仍会成为议论的焦点，但他们的自信都是显然的，较之“宁愿中国不长草，也要赶走美国佬”，“宁愿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十亿青年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愿提十万虎狼将，越马扬刀入东京。”……我们可能真的需要重新温习一下历史。至少在对外关系上，较之我们普遍的弱势、自卑、仇外或崇洋媚外，蒋公还算是一个样板。

(三)

公正地说，蒋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产物，内圣外王也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好，他做得不算差，甚至是王阳明、曾国藩都难望其项背的。尽管因为毛的存在，临死，他都未能反攻大陆，带领他的千军万马光复大陆。但他在文化世界、在现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开疆拓土，出色地解答了今天仍困惑、纠缠我们的安身立命的系列问题。
如果不是因为蒋82岁的高龄遇到一次严重车祸，他可能更为长寿。有人说，这次车祸让他至少少活十年。他自己则认为，“永福车祸，减我阳寿20年。”那么，他至少能坐九秩望百寿，跟夫人宋美龄相当了。即使如此，他仍活到了1975年的清明节，仅比小他六岁的毛泽东早走一年。他去世时，从台北到高雄，全岛突然风雨大作、雷电交加。这些现象，如从中国传统文化来附会，大有深意，有人当时就惊叹，蒋介石超凡入圣了。
事实上，蒋不仅有车祸问题，更有文明史上罕见的失败者问题，从1949年丢掉大陆，他就是众人眼里的“失败者”。即使他以高压手段镇住台湾小岛，并许诺国民政府及其人民他会“反攻大陆”，但就在外人眼里，那也只是“二十世纪政治史上不朽的幻想”。人生含羞忍诟，长达近三十年，这对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来说，无异于炼狱般的生活。我们只要想一想，毛在副手林彪逃亡之后，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直到去世都没能恢复健康，就可明白失败对一个自负的政治家来说，是多么大的羞辱。
项羽承受不了这种羞惭，他宁愿自杀，也不愿苟活。后来的诗人感叹：“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蒋介石承受了这种羞耻，却也没有苟活。他用另外的方式“卷土重来”。那就是他个人的魅力，他和他局隅台湾一地的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担当。
在大陆相当多人的心中，蒋仍是不折不扣的独夫、民贼，是蒋光头，蒋该死，是卖国者，专制者，失败者……但在越来越多了解历史的人眼里，他的历史功绩不可抹杀，也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历史学家唐德刚说，蒋“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因此，他在与大陆久违半个世纪之后登陆，一时成为市场图书的热点和宠儿。
谈论蒋的历史地位非本文任务。我们只想说明，蒋也是一个多能的政治家，跟毛一样，他的文章、思想都可圈点，在帝王书法队列里，他和毛的书法都名列前茅。假如毛的成绩真的来自顿悟、“殆天授也”，那么蒋的成绩却是来自他不断地学习、修行。
蒋的名字来自中国最为古老的经典《易经》，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这是豫卦中的辞句。豫卦是讲求准备的，准备得近乎呆，命卦为豫卦的曾国藩自称“结硬寨，打呆仗”，敬佩曾国藩的蒋介石打仗似乎也是如此。这跟游击天才的毛也是恰好相反。
蒋还在大陆统治的时候，就有人批评他，以己心或想当然的正确来要求他，比如说他“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比如说他写日记爱检查自己，等等。公正地说，这是不了解蒋的性格或生命底色的缘故。我曾经说，蒋的人生跟艮卦和谦卦的时空偏好相关。艮卦人意志坚定，蒋作为二战反法西斯的东方大国领袖当之无愧，他也坚持自己认定的原则，宁愿下野也不迁就时局；艮卦人善反省，这可解释他几十年如一日地记日记、反省自我。艮卦人中“君子思不出其位”，可解释他作为一个有人格期许的君子，不会做出格之事。
谦卦时空的偏好有“谦卑”、“利涉大川”，蒋一生东求西寻，或学或盟，卑以自牧，而自性不失。谦卦“勤俭”，蒋勤于事业，生活简单，不抽烟，不喝酒，不饮茶，只喝白开水，提倡“新生活运动”。谦卦偏好还有“韬晦”，蒋多次主动下野，而能担一时一国之重。谦卦有成圣成大贤之象，“君子有终”，蒋的晚年可谓善终。
因此，蒋在反攻大陆无望的20世纪60年代开始超越命运的安排，他自觉地改命或承担命运，当毛在大陆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据说他晚年曾看大陆批斗的录像，长久无语；那中间有他昔日的部下，有他尊敬的革命元勋，有文化名家……被“红卫兵”批斗，羞辱，他看了有什么感受，我们永远难以知晓了。但他的文化复兴运动不仅在救赎大陆，也在救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民族心性的片面，当可定论。这用得上中国文化的自家语，“花果飘零”，他为文化保存了这一点花果，一线血脉。当大陆父子、夫妇、朋友等伦理丧失之际，他跟宋美龄的婚姻收获了甘美，这是古今圣贤、中外名流都少有达到的人生境界。
从一个意志刚强的人到一个圆通无碍的人，他一定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心理过程，只是我们难以知晓了，他去世前说，“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因此，他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得失，从历史长周期来看待人生社会。在晚年，他还对外国人吟诵德国谚语：一，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二，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三，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四，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

(四)

1925年，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年仅15岁。这个童年压抑的少年走上社会居然适得其所，成为风云际会的热血男儿。他跟父亲聚少离多，此前，父亲将他托给陈果夫照料。在上海生活学习的蒋经国接受了激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在不久前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刚入中学的蒋经国就带领着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当时的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在国民党中前途无限，面对有可能“失教”、“坑爹”的儿子，蒋介石决定把经国送到北京，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来代为管教。
但是，激进思潮、共产主义的信念深契于这个近乎“官二代”的少年心中。蒋经国在北京认识了邵力子，并通过邵力子认识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国共两党都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意志和能力，只是都越来越倾向“毕其功于一役”的手段，走得最远的最刺激。激进主义与青少年一拍即合。没多久，蒋经国向吴稚晖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虽然内心里极端反共，但吴稚晖仍宽厚地表示：“你去试试也好。”
蒋经国通过“上海姆妈”陈洁如告诉了父亲，蒋介石直斥其“朽木不可雕也”。蒋介石曾到苏联考察过，受到过极好的招待，但他的结论是，共产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过，蒋介石最终还是允许蒋经国留学了。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这其中有多重原因，蒋介石的自信、宽容应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儿子走得再远仍会归来。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同志，虽然蒋介石力图影响儿子，甚至在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架起桥梁，蒋介石告诉儿子：“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但蒋经国走得很远了，他甚至是苏共左翼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还和邓小平同班，两人交情不错。
国共合作同床异梦，数年不到，即分道扬镳，共产党人被大肆捕杀。由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大屠杀”在清共方面开了先河，各地的军阀都对共产党人挥起了屠刀，中共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也被绞杀。以至于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17岁的蒋经国也公开表态，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蒋介石是“叛徒、杀人凶手”。新闻报纸则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蒋介石受到的打击非同小可，但他绝口不提此事。对他和他的事业而言，他不仅失去了儿子，也失去北方强国的支持。而对我们这样一个伦理立国的国家而言，这样的父子反目，于儿子是大逆不道，于父亲是奇耻大辱。
在苏共内部，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也到了关键地步。列宁的战友被一个个清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开始凌驾于党组织和共产国际之上。在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就找蒋经国谈话；结果，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茨基运动”。
也就是说，在1927年一年之中，年轻的蒋经国经受了两次重大考验，亲情与信念、理想与现实，他见识了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也见识了“路线斗争”的残酷无情。蒋经国的选择，跟他的同学邓小平一样，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一面。美国传记作家陶涵为此写道：“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以坚实的理智为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在苏联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并非“官二代”留学那样轻松，而是极为艰苦、坎坷的。他做过苦工，从做粗工开始，做翻砂工，用铁锤把铁板锤平；耕过地；做过卫生管理员，专门负责扫厕所。在乌拉尔地方做矿工，工作强度大，但是却吃不到足够的面包，如果工作没有做好，还会挨皮鞭。“我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一对我友善的就是方良。”“她是个孤女。我们在1933年认识。她当时刚从工人技术学校毕业，在那家工厂中还算是我的部属”，“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但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落难的蒋经国注定要做一个“棋子”。蒋介石不会忘记他，斯大林不会忘记这个“人质”，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会忘记他。即使在国共分裂的时候，周恩来也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周恩来甚至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而在1935年至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蒋经国的处境已经得到改变，他数次被斯大林召见，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1936年11月16日，25岁的蒋经国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再次合作。1937年4月，蒋经国和他的苏联妻子，带着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祖国。当时的回国之旅是漫长的，共产党人康生一路陪伴着他们。在海参崴，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党组织：“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蒋介石的心情难为外人道，国事在身的他一时难见儿子。蒋经国先是拜访陈立夫和吴稚晖，以为父子相见铺路。此时在国共斗争中经历惨痛的吴稚晖仍表现出长者的宽厚，他问蒋经国：“你尝试的经历怎么样？”
父子终于见面。据说，当时的蒋经国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浪子回头，蒋介石一定稍感宽慰，但在他看来，儿子的中文荒废多时，对中国传统和民族精神缺乏认知。此后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听从父亲的教诲，在浙江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补课”。这既是浪子向理性低头，也是共产理想回到中国传统中寻找认同。
有论者说，共产主义理想、留苏十二年的经历、父亲的教诲，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跟蒋介石相比，蒋经国更亲民、务实，他的个性随和，终日满面笑容，以至于蒋介石告诫他要“矜持自恃”。蒋经国也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导，一生节俭，清廉，不置家产。
这个蒋家的“异数”仍为蒋介石包容、接纳、培养。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派人每个月找蒋经国聊天，做思想工作，试图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的蒋经国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他的亲戚宋子文等人，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是困难的，但蒋介石不厌其烦地跟共产党人争夺儿子的心灵。事实上，蒋经国确实是一个愿意学习、善于学习的人，如前说，不仅英语如此，就是中国传统学问，蒋经国也学得有模有样。跟蒋介石一样，他的书法也可足可称道。
学习只是余事。革命是第一位的。但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与共产党人渐行渐远，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得力助手。他内心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已经难为外人所知。据说蒋介石一生几乎未信任过什么人，夫人宋美龄和儿子蒋经国是例外。也许蒋介石厌恶过共产党人对儿子的影响，但他一定欣慰共产党人把儿子锻炼成为一个干才。在看到蒋经国的治理能力之后，蒋介石更是决心安排儿子的前途，像大禹培养儿子夏启一样，革命家私心自用，有意无意中实行了“家天下”。
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失败者”。以普通人论，这种失败者甚至难以面对亲人、朋友、部属，更不用说民众，但蒋介石挺过来了，而且把军政训政宪政一步步落实下来。个人方面，他到晚年化戾气为慈祥，希圣希贤。以今天的话语，晚年的蒋介石夫妇大概是一百年来少有的生活幸福指数最高者之一。更难得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发挥到极致，在革命者势若冰炭的关系中，革命家蒋介石在面对革命者蒋经国时，终于把蒋经国变成了自己的作品，这甚至是比他的革命实践更大的成就。

(五)

迁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为了自保，成立了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蒋经国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本土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乘乱混进台湾的中共间谍”。像王朝统治的“东厂”、“西厂”一样，“辣手摧花”，蒋经国以恐怖高压手段维持政权的稳定，台湾的“白色恐怖”一言难尽。据说，从1949年至1987年解除戒严这38年之间，近3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4500人遭到枪决。经历过苏联肃反的蒋经国一定对此得心应手。
蒋经国的罪责写进了历史。噤若寒蝉的台湾人民不会原谅他的罪行，曾被他关押过的李敖就说：“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但无论如何，蒋经国最后一刻放弃了“蒋家王朝”，跟反对派互动，开创了台湾民主化不流血的宁静革命。今天的中国人多把蒋经国的这一转变看做是大的环境因素，即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国民党面临着台湾本土人士参政的压力，以及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这些压力在美国等国际环境的催化之下更为巨大。因此蒋经国会顺应时代而变化。
在1966年，“国防部长”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推动一项临时条款修订案，允许台湾本土人士在民意机关里有一席之地。这一小小让步意义重大，三年以后，党外人士郭国基和黄信介当选“立法委员”，“立法院”内第一次出了两位真正的反对派人士。由此可见，台湾的压力固然大，蒋经国也是民主化的先行者之一。
实际上，时代潮流也好、环境的变化也好，都只是外部因素，最主要的，仍是蒋经国作为一个革命者的理想，跟中国人的修身齐家传统、圣贤传统相统一了。我们都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灯续命者都明白杀生的因果道理，如白起、蒙恬等人不为自己的横死叫屈；中国传统的担当者都明白“其命维新”的道理，如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王安石等人要变法维新；中国传统的道统在于为生民万世开太平……因此，蒋介石一生杀生伤生无数，上干天和，下招人怨，到晚年放弃权力，躲进小楼成一统，而终得正果，正是回头是岸、修忏积善的表现。这一切都为蒋经国看见了。因此，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赠言蒋经国：“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这正是蒋经国变革的动机，也是他的胸怀，从这点上看，他绝非是在玩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
1972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已然走进个人的顺生日子中，颐养天年而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蒋经国手中。跟“儿皇帝”的谨小慎微比，蒋经国自此一开始就展露个性，他从开会做起，“别人一啰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把改革的板斧指向官僚，比戈尔巴乔夫更早，他提出了“公开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1979年12月10日，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美丽岛》杂志集会游行，黄信介等主事者演说，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形势危急之下，蒋经国仍表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双方有备而来，冲突难以避免。在集会结束后，主事者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近200人受伤。
被激怒的国民党开始还击，蒋经国也被指责软弱。在第二天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中，许多主张改革的国民党人被解职。蒋经国也受到巨大压力，不得已大举镇压。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叛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
“美丽岛事件”引致国际压力，蒋经国内外交困。用一句俗语，蒋经国里外不是人，他一定痛切地意识，“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他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1984年10月，刚刚写完《蒋经国传》的作家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枪杀。“江南命案”案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局展开调查，实施暗杀计划虽为台湾的黑社会竹联帮，但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涉嫌其中。蒋经国有苦难言，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长成如此怪物。但是，蒋经国仍坚定地说，只要他在，绝不允许台湾岛再流血。蒋经国为此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不允许再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蒋经国还对部下说，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1986年3月，76岁的蒋经国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组”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986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齐聚被视为蒋家王朝象征的圆山饭店，成立“民主进步党”。据说全程监控的蒋经国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蒋经国对国民党要员们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丢掉一网打尽的机会，听任反对党成立，蒋经国再度受到国民党党内保守势力的压力，但他这次不再为之所动。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平静地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他还说，“解严后当然应该更宽，不能更严，否则就是换汤不换药。”历史从事后看是必然的，在当时却是选择的。蒋经国维新面临守旧派的强大压力，证实了个人选择的可能性。
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孙中山的话，在蒋经国这里做到了，蒋经国顺势而行。1987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1988年1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党禁报禁；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了旨在结束外省人掌控台湾政治时代的草案。
在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行宪纪念大会”。似乎天意安排，这位革命家在这里跟人民做最后的告别，他没想到的是要经受民主化的洗礼。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尽管有如往常般的欢迎，但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的抗议口号格外刺目。作为个人，他心里极为恼怒，在革命家看来，“我一辈子为他们如此付出，等到我油尽灯枯时，还要给我这种羞辱，真是于心何忍。”但是，他仍是革命家，是政治家，即使面对反对派的激烈言辞而痛苦，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蒋经国并非一位天生的民主人士。但是，“他个性温和，追求共识，关心百姓疾苦，生活简朴廉洁，这些都是民主人士该具备的典型个性特征”。蒋经国的传记作家陶涵说，“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蒋经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意识到，外省人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唯有允许一个稳定的、追求和平的反对派存在，建设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才可能保住蒋氏政权的遗产，即稳定和发展以及一个中国的原则。”
陶涵认为，儒家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还须心智开明、泽被四方。蒋经国最后的华丽转变，正是应和了这一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蒋经国承续了共产主义革命、传统中国“内圣外王”的多重资源，而超越了单一的强人政治或传统“克里斯玛型”的权威政治，成就自己为圣王合一贤明通达的历史转折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和意义远高于李光耀、穆巴拉克、赵武灵王、魏孝文帝……等人。也在这个角度上，一个世纪以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在蒋经国那里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即革命开出了现代民主、自由和共同富裕；这个句号不比戈尔巴乔夫的意义更小，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现代成果。

(六)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台北七海新村寓所中辞世。与他的父亲蒋介石逝世后的情形相比，这位“中华民国”第三位“总统”的离世显得相当低调、朴素。他甚至没有留下“治国遗嘱”，他确实已经不需要遗嘱。
到今天，尽管中国大陆眼中的蒋经国仍显得陌生异己、一言难尽，甚至难以定位，尽管蒋经国仍被不少台湾人诟詈，但蒋经国的功绩和愿心已经昭于日月，他为台岛内外的人长久地怀念。随着时间的流逝，蒋经国的历史地位会越来越清晰。用政治学术语，他是开明专制者、“正确独裁者”，他的治理从威到恩，从仁慈到开放，已经超越了“克里斯玛型”政治人物的宿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他比凯末尔、纳赛尔、纳布吉巴、李光耀、苏哈托……这些第一代、第二代强人的人格要高得多。
今天的中国人对蒋氏父子、蒋家王朝有了更平实的态度。如同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大陆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如今已经有了全新的评价。这既涉及人们的信心，也涉及人们的眼光和政治智慧。
当然，由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在大陆影响的不同，人们对二人的评价有所不同。对“老蒋”（蒋介石），人们更着眼于大历史，将其与孙中山、毛泽东等相比较；对小蒋，人们更多地从技术角度去关心，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胡忠信语），如何“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应对变局，进而开创新局”（马英九语）。
蒋经国的事功局限于台湾一岛，这也妨碍了人们客观地看待他的历史地位。未来的人们会论及他跟戈尔巴乔夫、跟邓小平的比较，我们今天只能从个人家国的角度看待他的品性，他对我们普通人的意义。这个历史人物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非幸致，而是辛苦、汗水、血泪换来的。他从父亲或说他们蒋家那里继承的家风家教，至少有，意志坚定、善于学习、心胸开放。但他仍从父亲的阴影里走出来，做出了自己的成绩。
蒋经国的人生跟兑卦偏好相关。兑卦是快乐的、劳动的、好色的、毁折的。据说兑卦人一生会有两个重要的女人，蒋经国跟蒋方良那样患难，仍拜倒在章亚若女士裙下，并生下两个儿子，可见命运无端，而天行有常。兑卦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这种亲民运动也几乎贯穿了蒋经国的一生，只是他早年整顿金融，打大老虎时，没能给民众实惠反而殃及民众。直到晚年，他开放党禁，亲手毁掉“蒋家王朝”，埋葬一党专制，还权还政于民，才算顺乎天应乎人。
有意思的是，如果说宋美龄尚有西方文化的做派，那么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则相当东方了。蒋方良的人生跟大畜卦相关。大畜卦辞：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蒋方良确实离开了苏俄家乡，远涉重洋，自20世纪30年代随蒋经国来到中国以后，蒋方良再也没回过她出生的国家。她融进了中国家庭，很好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妇德。这应该是蒋家家风的影响。她为人低调，跟公众保持距离，被公认为总统夫人中“最没有声音的一位”。

(七)

蒋氏父子几乎是特定的称谓，蒋介石和蒋经国。而蒋介石的另一儿子蒋纬国没能得享这一荣誉，他对现当代史的影响几乎微不足道，远不及父兄。但他的人生也相当传奇。
虽然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养子，实为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儿子，但蒋介石对他并没有见外，而是视若己出。蒋纬国后来称蒋介石为“父亲”，称戴季陶为“亲爸”，这也反证蒋介石的人情味。蒋介石没有我们常见的党性代替人性、完全献身于国家社会一类的变异。
在幼年时代，蒋纬国甚至比蒋经国更为亲近蒋介石。“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蒋介石日记中，多次记下他喜爱“纬儿”、关心“纬儿”身体和学业的心情。“吾游此山之第一次即我祖父领我前往，跳跃放浪，无异今日之纬儿。”“近日甚想纬儿，恨不能与其同行耳。”“下午在家课纬儿，出外十日，纬儿品学皆有长进，心甚喜也。”
虽然经纬之名取自孙中山，但蒋介石对两个儿子“经天纬地”、一文一武的设计算得上成功。经国言行有板有眼；纬国性格活泼，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子哥儿或贵族气了。二人都是“高富帅”，但二人的成长也都吃过苦，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幸也有不幸。蒋经国在苏联学习，造就了坚忍的政治性格和刻苦奉行的作风，见过斯大林；蒋纬国少年立志从军，在德国留学时曾在德军服役，也见过希特勒。
纬国跟经国的性格不同，二人仕途也大为不同。在经国回国成为父亲着意培养的接班人后，纬国的政治前途几乎是可有可无的。虽有传言蒋介石不栽培他，但在父兄执掌最高权力的情况下，蒋纬国的权力心淡也是可以理解的。他跟父亲的关系一直不错。抗战开始，蒋纬国回到国内，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心情大好，问他对国事有何感想。蒋纬国回答：“父亲，我知道我不应该离开。你看我一走开，你们就搞得乱七八糟。”蒋介石听后开怀一笑，这也是难得的父子天性交流。
蒋纬国后来说他们父子关系，“不只是父子的感情，也有长官部下的感情，到后来变成好朋友，他一有烦恼就会找我去陪伴他。”如果说蒋介石跟蒋经国之间多是军国大事，他跟蒋纬国则是家事居多了。有意思的是，蒋纬国的情感生活之丰富不比父兄逊色，且一波三折。最早他跟蒋百里的女儿蒋英有缘，蒋英后来成为钱学森夫人，使他只能“终身仰慕”。后来他跟石静宜相恋结婚，不幸石静宜因心脏病早死。在苦闷中，他认识了中德混血儿邱爱伦，虽然邱父不看好偏安台湾的蒋氏政权，但蒋纬国追求四年修成正果，婚后四年收获爱子、蒋介石最小的孙子蒋孝刚。从蒋氏父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可以看出他们开放包容的胸怀。当我们还在为“胡同里的洋媳妇”津津乐道时，中西汇通早就是蒋家的生活内容了。
但蒋家同时也古今包容的。蒋纬国回忆说，父亲不仅会看面相、风水，还懂得经营。一次到慈湖的小煤矿，虽然矿坑脏乱，蒋介石看出这是一块好地。第二次去慈湖时，蒋介石带了一个罗盘，对第一次见到罗盘的蒋纬国说：“你们光晓得有三百六十度，其实中国罗盘有三百六十五度又四分之一，每天有一度。”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外加六小时，其实这六小时是五小时四十八分四十六秒。罗盘里面有六十四卦的卦位，六十四卦里面每一卦有一百分刻，蒋纬国联想到军事除了三百六十五度之外，还要有六千四百个定位，如此才能定得精确。蒋介石一面教儿子使用中国罗盘，一面寻找他心中的方位，确定下来后，他让蒋纬国打听：“你打听打听，这个地方他们卖不卖的，如果要卖，我们就买下来。”蒋家把那块地买下来后盖了一个四合院，完全按照溪口乡下我们的老四合院的样子盖。据说，蒋介石看中的这块地在风水上极有讲究。
因为莫须有的“湖口兵变”事件，蒋纬国失去了军权，他在父兄的天下里“投闲置散”，只能做一些军事教育、战略研究。在父兄的视线中，蒋纬国除了继续公职外，还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他跟三教九流打交道，活跃于民间社团，认识了不少江湖能人异士，以至于他后来一度给蒋介石用气功治病。以留德的理性而能接受中国底层的神秘玄学，这再一次说明蒋家人的包容性。
在蒋纬国的心目中，父亲蒋介石的哲学艺术就是包容，“化敌为友”，比孙子兵法里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还要高明。很多人批评蒋介石不够心狠手辣，没有消灭与他敌对的人。蒋纬国认为，如果父亲要用这种手段，他自己老早就被消灭了。他从来没有处于顺境，一天到晚四面楚歌，不论在政府里或是党里面都是如此。他不过是高阶的军人，还在一大群军阀里面求生存，他所交往的人都是敌对的，可是他能够与他们和平相处，最后是化敌为友，即或是不与他成为朋友的人，也不再与他敌对。
蒋纬国对父亲是尊崇的，敬爱的，他自承爱讲笑话，但蒋介石过世后，有三年多时间他没有说过笑话。对性格、作风差异的兄长，他也做到了相忍相让。父子三人，虽然禀性各异，为人为家为国，都有成绩，尤其为人，父慈子孝。他们也都寿终正寝。这可能是两千年来中国专制制度最高权力家庭中极为难得的一家人了。到1997年弥留之际，蒋纬国一再表示，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看到其父兄能归灵大陆。

(八)

到蒋家第三代，其变化之大令人唏嘘。蒋经国与蒋方良所生的4个子女孝文、孝章（女）、孝武和孝勇；蒋纬国与邱爱伦的儿子蒋孝刚。至于蒋经国和章亚若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兄弟，章孝严和章孝慈，则多年不曾入蒋门，在舆论眼里，跟蒋家香火承传关系不大。
孝文是孝字辈当中，最得宠的一位，却也最让蒋氏父子失望，给家人惹下不少麻烦。结婚后因家庭纠纷走上酗酒之路，结果因宿醉忘记服药导致脑部细胞严重受损，智力仅与四五岁孩童相当。54岁时辞世，离父亲蒋经国去世不到一年。
孝武一度让人怀抱信心，但他情绪之不稳定、冲动等性格让蒋家蒙羞。“江南命案”掀起轩然大波，外界盛传蒋孝武是幕后指使人，使他彻底失去父亲的政治信任。他46岁时即告去世。
孝勇主动选择了弃政从商，后来又入加拿大籍，不幸48岁时病世。
只有蒋纬国的儿子孝刚幸存下来，他在美国从事律师行业。
到了蒋家第四代，则有六个男丁，分别是蒋孝章之子俞祖声，蒋孝武之子蒋友松，蒋孝勇之子蒋友柏、友常、友青，以及蒋孝刚之子蒋友捷。第四代无一人涉足政治。他们大都投身于商界、艺术和教育界，长期以来行事低调。
俞祖声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供职于美国一家天文机构。
蒋友松毕业后在旧金山湾区租了个简陋的房子，每天挤公交车去离湾区几十公里的电报山下一家公司打工。打工期间，他学会了如何做期货生意。后来，他开了自己的公司。
最引人注目的有外貌英俊、能力出众的蒋友柏。在台湾某民意调查“谁是职场上最具代表的型男”中，蒋友柏曾以绝对优势，压倒公认的帅哥马英九，而当选冠军。蒋友柏遵从父训不碰政治，19岁进军商界，现为台湾橙果设计公司老板。蒋友柏结婚后，生下一女一子，长女蒋得曦，幼子蒋得勇。蒋得勇则成为蒋家第五代的第一个男丁。
蒋友常与哥哥蒋友柏合作开设“橙果设计公司”。他的爱好则是美食，“我早睡早起、喜欢泡老人茶、下厨做菜，每次进厨房耗掉一整个下午，就为了想变出一道新菜色。”
蒋友青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对台湾基本没有什么概念了。
……
总之，蒋家到第三代，就似乎遭受天刑地斩。蒋家第四代则要么是“学习当个平凡人”，要么已经是平凡状态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蒋家百年，由灿烂归入平淡，也算是造化本色。
按照传统中国说法儿，死者入土为安。如果不能安葬，那么死者的灵魂难以荫庇子孙。蒋介石、蒋经国的尸骨几十年不能入土，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有人说，因为二蒋的棺木不入土为安，蒋家的第三代的男丁们都早早地死光光了，而且这样一个风光的家族第三代中有出息很少，有出息的（指章孝严）还不是姓蒋。台湾《联合报》报道，蒋家也认为，目前安厝地点风水不好，且两蒋都没有入土，导致家运并不好，尤其对男丁更伤。甚至到台湾慈湖去参观的人也会听到导游们说，蒋介石的遗体一直不能入土为安，可能是蒋家后代几乎死光的一个风水原因。……
据说后来台湾政府因为政治原因，也愿意将蒋氏父子安葬，因此“蒋家第四代很旺，第五代也来到了这个世界报道了。”这种先人与子孙祸福相关的说法即使难以为科学证实，也应为我们现代人尊重，如此才能敬畏，才能慎终追远。因为蒋氏后人日渐平凡，涉及太多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命题。
有论者指出，蒋氏父子在大陆、在台湾杀伐过重，也是祸及子孙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曾流泪引用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不把人当人看的，他们会有后代吗，或他们的后代会健康平安吗？蒋家的后代状况确实令国人感慨无限。好在蒋介石遵循母亲传给他的家训：“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以顽强的意志把良善、寻常生活传递给了子孙。
毛、蒋一生未能化敌为友，令人遗憾。我一度想研究毛蒋，结果发现他们都是周文王的后代，毛家是武王的后人，蒋家是武王弟弟周公的后人。即使到了近代，毛、蒋两家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家、大经济学家杨小凯甚至猜想，如果在1949年，毛能把蒋请回大陆中国的政治秩序，不止宪政已在中国落实，就是中国政治也将大放光芒。但猜想只是猜想。毛、蒋要认识到这一点，一生也不够，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甚至今天他们的后人都未必懂得这一历史含义。
蒋和毛都是熟知中国文化的人，一定对自己的作为将有什么样的果报有过深思。毛的高明已经为很多人看到，蒋的高明还未被更多的人所注意。毛曾想过火化，蒋也不会不知入土为安的道理，但他宁愿祸及子孙也希望归灵大陆，大概也有对子孙如何完成平民化有过考虑。公正地说，蒋的晚年并非只有失败的纯粹性，他的“反击”称得上成功。借用一句谚语，他是笑到最后的人。虽然这种争胜于他已没有意义，因为他修成了正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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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对蒋介石的自省不必期待过高

田波澜

2014年01月13日
来源：东方早报   

黄道炫

蒋介石是一个充满矛盾性的人，年轻时虽曾浪荡不羁，却也深受宋明理学影响。

“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才知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蒋介石在《大学之道》中强调修身的重要：无论是从第一步独善其身讲，或从第二步兼善天下讲，都必须痛下修身的功夫。

蒋介石的角色多变：革命者，反革命，坚守传统的保守分子，随机应变的机会主义者，爱惜羽毛的政治家，拔擢于丛林中的军人。在历史学者黄道炫心中，这些角色“都是，又都不尽是”。

就性情而言，固执和灵活、温情和刚硬、坚毅和软弱，这些截然相反的性格，常常会呈现于蒋介石一身。黄道炫感到，蒋介石的历史身份和角色让后人费解。

正是这种复杂性，让黄道炫从青年时代很有兴趣探索蒋介石的人生与心灵，“在我的所谓学术生命中，蒋介石是曾经触动灵魂的人物，没有其他人可以占据这样的位置。”

两岸三地甚至海外近年来出版了众多有关蒋介石的著作，尽管黄道炫与导师陈铁健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从多个层面试图重建蒋介石的精神世界与政治生活的关联，但黄道炫还是认为，其实并没有一个历史学者真正把蒋介石讲深讲透，在历史写作与历史人物之间仍然横亘着一道鸿沟。

作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黄道炫多年来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尽管研究蒋介石已有多年，但越研究蒋介石越觉得难说清楚。“硬要说，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近日来沪的黄道炫在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说，“不说也罢，让时间去沉淀吧。”

蒋介石其实对曾国藩不无微词

东方早报：你认为，青年时期的蒋介石对于《大学》等传统经典曾不以为然，后来因孙中山的点醒才顿悟。蒋介石为什么发生这样的“突变”，其内在动力是什么？与其少年时代的家庭环境是否有关？

黄道炫：蒋对传统经典态度的变化，是他回忆中谈到的，我倾向于认可这个经历是存在的。不过，意义肯定被蒋介石放大了。蒋成长的时代，中国积贫积弱寻求变局。蒋介石读着经典成长，但整个社会不断滋长的怀疑气氛又不断浸润着他，向往新知是他那一代人共同的特征。

至于后来向传统回归，我想原因很复杂，孙中山的点醒只是一个契机而已。从蒋的一生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在思想和生活上都比较保守的人。经历青年时期的短暂疏离，在人生步入中老年后逐渐回归中国传统，这几乎是近代乃至当代中国大多数人的思想轨迹，像蒋这样性格的人更是不可避免。文化的力量实在太深远了，潜移默化，化人于无形。当然，对蒋而言，日本留学的经历也是一个现实的刺激。

东方早报：蒋介石曾谈及日本对其理解王阳明的影响，纵观其一生中的讲话、训词、日记等，处处可见宋明理学的痕迹，如何评估王阳明哲学对蒋介石的实际影响？

黄道炫：王阳明在日本维新派中有不小的影响，像吉田松阴、西乡隆树都是王学信徒。

蒋介石在日本时，观察到日本人对王学的偏爱，受触动，开始研读王阳明，他自己的说法是“不断地阅读研究，到了后来，对于这个哲学，真是一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种心领神驰的仰慕”。

其实，几乎和蒋介石同时，郭沫若在日本也看到了同样的现象，也由此对王学倾心。

在日本培养起来的对王学的兴趣陪伴了蒋介石一生。蒋介石对行的高扬，不能不说和王学有密切关联，“知行合一”，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简易直截，去支离破碎之弊，很难说这些会在什么具体的地方体现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活中，但力行者的态度确实是政治人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

蒋介石说他在上世纪20年代还没有得势的时候，因为好下决心，经常被人开玩笑，大家看见他就说“决心来了”。或许，这就是王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东方早报：除王阳明外，曾国藩对蒋的影响也很大。他不但从头至尾系统阅读批点曾国藩全集，且反复温习。他如何评价曾国藩？

黄道炫：蒋介石欣赏的历史人物，像管仲、王阳明、张居正、曾国藩，都不是纯粹的书斋中的人物，真正吸引蒋介石的，与其说是他们的思想，不如说是他们的事功。

蒋介石一直不会忘记提及曾国藩。不过，相比对王阳明的态度，蒋介石其实对曾国藩还是不无微词的，他曾经抬胡贬曾：“胡林翼的学问才力，以及其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的识见，皆高出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李（鸿章）之上，实为有清一代之数一人物，非如曾国藩欺诈虚伪专以借债手段待人者可比的。”

可见，如果说蒋介石经常提及曾国藩，很多时候是把曾作为那一代人的代表提出，内心却自有评价。这类似他处理王阳明和朱熹之间的关系，尊王、亲王但又不能不近朱。

蒋介石对部属的“言传身教”效果有限

东方早报：从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等著作可见，蒋介石一生有很多痛定思痛的反省之语，一些自我批评甚至到了极端程度，可他给世人留下的更多是刚愎自用、拘泥刻板的形象。你觉得蒋介石真正践履了阳明学所言的“知行合一”了吗？

黄道炫：我想刚愎自用更多是被赋予的形象。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可能会对蒋呈现出来的性格做出不同的评判。有人会认为蒋刚愎自用，可能也会有人说他从善如流。不过严肃、刻板应该会是大多数人共同的看法，这和和蔼可亲比，自然很容易会被导向刚愎自用的解读。

和其他人比，蒋介石不一样的地方大概就是自省意识极强，自省固然是中国传统的自修准则，但更多时候其实是文人的一种自我修行，政治人物一般而言更重实利，所谓刀口舔血、步步杀机，很难有这样的闲情逸致、精神空间。所以，常常会有人说，不知道蒋的自省是帮了他，还是害了他。就蒋而言，自省是他的性格和理念，不这样做，大概也不可能，但这的确会造成现实和精神间的紧张，从他的日记中看得出来。

如果蒋确实刚愎自用的话，自省按理说可以帮助他克服这一问题。但是，很奇特的是，我们看蒋介石日记会发现，他自省的问题会一再出现，所以，他得反复自省。这或许证明了一点，依靠自省解决自身的问题其实非常困难。而且，自省还会造成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即自身在精神的洗礼中自以为获得了道德的提升，从而傲视他人。

蒋介石不可能通过自省真的“知行合一”，也不可能达到圣贤境界，有时甚至可能会有反作用。不过，我想也不可据此就认为自省是不应该、不必要，人贵有自知之明，只是说，不必对这种自省的修行予以过高的期待而已。

东方早报：蒋介石对部属“言传身教”，试图以宋明儒学来引导他们在精神上迈向更高台阶，从而指导军事和政治实践。从客观效果看，如何评价蒋介石的“以德治国”或者说“以德治党、以德治军”行为？

黄道炫：蒋介石的确经常用精神伦理来训导部下，如他对陈诚的教诲所显示的，效果自是十分有限。上世纪30年代，他曾经发表过一篇讲演，题目就叫《中国的立国精神》，蒋介石想以道德立国，认为以德化之，则可以风行草从，这是一个总的态度。具体到治国的方式，蒋介石当然还有他自己的看法。上世纪30年代的日记里，他常常会有关于国家治理结构的具体设计，这些也是不应该忽视的。

和共产党不一样，国民党无论理论、组织都无法相比。所以，蒋介石训导部下可以借鉴的资源有限，向传统中国寻找资源成为他很容易做出的选择，这里其实也有不得已。不过，蒋介石当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以德治党、以德治军”。1932年经历第二次下野复起后，他大力打造特务组织，对国家、部属进行特务控制，政治人物不会真的天真到相信纯然的德治。

蒋介石眼中的基督教

东方早报：1948年5月，张治中上书蒋介石检讨国是，对蒋提出严厉批评，指其文告训示多偏重于抽象说教，老生常谈。像张治中这样批评蒋介石的在国民党高层中是否常见？蒋介石如何回应？

黄道炫：在国民党内，批评蒋介石的言论常常可以见到。元老如此，即便后辈如陈诚者，遭到蒋介石批评时，也会有反批评。对这些批评，蒋介石应该说还算克制，当时可能暴跳如雷，事后还会尽量检讨。不过，就如他的自我批评入木三分但不见悔改一样，别人的批评就更难见效了。

东方早报：从已经公开的蒋介石日记来看，蒋是基督徒没有异议。但你指出，即使成为基督徒后，他也没有放弃对某些民间信仰的使用，比如占卜、风水、面相等。应该如何来理解蒋介石在皈依基督教后对传统信仰的态度？这让他产生信仰上的“诸神之争”的痛苦感吗？

黄道炫：蒋介石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前，对佛教很有兴趣，甚至在日记中写过出家的想法。作为基督徒，蒋介石更多是从中国人对待佛教的态度去看待基督教。

宗教在中国常常被世俗化，蒋介石对基督教的态度基本也是这样。蒋介石刚刚受洗时，就在日记中对神性基督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所以蒋的基督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世俗化的宗教。在蒋的宗教体系中，神仍然是不排他的、开放的，因此应该不会感到“诸神之争”的痛苦。

东方早报：军人出身的蒋介石热爱“运动治国”，一生发起过“新生活运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等。如何评估蒋介石发起这些运动背后的逻辑、历史影响与局限？

黄道炫：按照蒋的理解，近代中国因为摭拾外国人的余绪，失却了传统中国的精神，所以落后了，重新振作的办法就是恢复传统精神。当然，这里面有个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会沦落到需要摭拾外国人余绪的地步，蒋介石往往会正面回避。

不过，他常常也会侧面提到，是因为中国传统中没有开发出近代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在他看来基本属于器物层面，不影响他对中国传统精神优越的判断。这大概是当年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共同论调，蒋没有说出新意。

作为政治人物，蒋介石一方面以运动方式，大力提倡恢复传统精神，另一方面也通过对传统典籍《大学》、《中庸》中所谓科学精神的开发，补上中国思想中科学精神欠缺的一课，具体成果就是他改了20多年、到台湾定名出版的《科学的学庸》。

运动能有多大作用，这个很难界定，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蒋介石发起运动，包含的目标是多方面的，比如新生活运动，到底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还是文化运动，我们现在看得不是很清楚，运动的参与者不是很清楚，蒋介石自己也未必清楚。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成功了，是一种理解；失败了，自然是另一种理解。

东方早报：在你心中，蒋是个怎样的人？

黄道炫：做了这么多年蒋介石研究，怎么看他，我只能说，越研究越觉得难说清楚。硬要说，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所以，书中基本没有做评价。不说也罢，让时间去沉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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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画传》全景展现台湾民主化进程

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一个成员，一个家国的背叛者，一个自由时代的设计师。

本书全程揭秘：蒋经国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蒋经国为什么创造了蒋家党天下，又会亲手结束蒋家党天下？他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他用苏维埃方式维持国民党统治，用美式民主结束蒋家统治。几乎没有人有具体资料来描述真实的蒋经国，他的生活、他的性格、他的思考，其实仍然是一个谜。

《天下》杂志的民调显示，逝世25年的蒋经国依然被民众视为最美的政治人物之一。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台湾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外，亦在于蒋经国的人格特质。那种崇尚朴素务实的风格，让他被视作台湾社会的先行者、苦行僧。在台湾社会口水满天下的乱象下，蒋经国的低调、沉静、平实、亲和，最终成为台湾民众最肯定的领袖素质。本书是市面上最权威、最劲爆、全景展示蒋经国一生传奇命运的独家传记！

基本资料：

书名：蒋经国画传

作者：师永刚、方旭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上市日期：2013年8月

定价：48.00元

类别：人物传记

ISBN：978-7-5404-6234-5

作者简介：

师永刚 著名传媒人，策划编著的《宋美龄画传》《邓丽君画传》《切格瓦拉画传》《三毛私家相册》《邓丽君私家相册》《雷锋1940—1962》《红军1934-1936》等丛书畅销百万册，在行业内也开辟出新的出版图景。

方旭 著名媒体人。

名人评论：

“蒋经国这个人好厉害……到台湾后，要不是蒋经国，蒋介石就没有了。”“蒋介石把人当奴才，蒋经国把奴才当人用”，以此“蒋经国有东西留下来，蒋介石什么也没有留下”。——张学良

他有坚强的意志，却不会受限制于意识形态。他不先入为主，对于任何意见都愿意倾听，博采众议之后做出决策时，却也慎谋能断，而不优柔寡断。经国先生一向要求身边干部或秘书，为人要诚实、谦虚、不得招摇，同时更要反映民意。如果干部到外面招摇，给经国先生知道了，一定予以告诫，甚至不再提拔。——马英九

经国先生的一生，犹如廿世纪的缩影；他早年在苏联求学，晚年却在台湾实现民主，就像人们在廿世纪初先存有乌托邦式的幻想，然后幡然走上民主之路，再步入民主混乱时期，这一连串检验民主的过程，也正是廿世纪历史的主轴。——龙应台

台湾再现蒋经国热的最关键的原因当是台湾正在由“好权威”到“烂民主”的路上。蒋经国虽是“威权”时代的人物，但其政治“威权”已由蒋介石的“硬威权”转到了“软威权”，且知人善任。反倒是“民主”时代后，领袖们用人唯亲信，做事也总是意识形态挂帅，外行领导内行。对政治人物的评价，经常是用“果”来导证“因”，当后来者表现不佳，前人就会在对比之下被格外抬高。但对比历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政绩，蒋经国的确无愧于民众对他的高度评价及怀念。——南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