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管季超网上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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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版“最新教科书”开启“教科书时代”

20世纪头五年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戊戌年间未来得及落实的教育改革政策，在“新政”的脚步中重新启动。光绪28年7月12日（1902年8月15日），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6种；一年后，又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6册20余种，教育史家认为“中国教育自数千年来到本期才有完备的制度”。如此“高效”的政策、“完整”细致的内容，足见清政府急盼落实的迫切心情。又一年后，1905年，科举制终结，教育开始脱离仕宦依附，开辟独立发展的空间。几年间的变化，用“翻天覆地”形容毫不为过。 当然，新教育并非20世纪才开始，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就已起步。时论认为，“吾国自发捻荡平之后，尔时当事诸公，实已徵窥旧学之不足独恃”。但几十年后新教育未见大效，国势却已急衰直下，迫使“造就普通国民”的教育必须同时成为“救亡之教育”。旧秩序的失范，给民间文化教育带来一定发展空间。商务印书馆就在这蓬勃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开创教科书编辑范式 商务印书馆始创于1897年，初建时侧重印刷业务。1901年编译所设立，蔡元培任所长，自此营业方针发生改变，开始编辑教科书。苏报案后蔡元培离沪，张元济接任所长。他和高凤谦、蒋维乔等人勉力筹划，编辑方法上改变原来的包办制，“采合议制”，在1904年后陆续编辑出版了一系列新式教科书，统称为“最新教科书”。 此前，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已产生相当影响，但正如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庄俞所说：“只有我馆的“最新教科书”是依照学部所颁布的学堂章程各科俱有的，所以独步一时。”商务教科书独占天时，严格按照学期制度成书。庄俞认为这种按学期制度编辑的方法，“实开中国学校用书之新纪录”。 “最新教科书”包括供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用三类，与“癸卯学制”的学级划分相称；此前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只在小学教育界“盛行一时”，规模自是不及。然而编辑蒋维乔在1935年就已慨叹，“方今回忆此最新之教科书，已是最旧，且欲觅一全部而不可得”，如今更难见其全貌。不过根据今日商务的资深专家汪家熔先生的研究，这套教科书“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这套书学科齐备、内容优良、容量合理、选材周详，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教科书，成为一时之选。 从出版史、书籍史的角度看，“最新教科书”的最大特色在于编辑周详。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套书籍像文明书局的“蒙学教科书”和商务“最新教科书”这样突出“编辑大意”，对书籍的适用对象、学习进度、语言难易、内容选材、版式设置诸方面均有详细说明，这种形式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国书籍编辑的新时代。“蒙学教科书”科目简略、市场占有量相对较小，“最新教科书”则编辑更为完善，影响较大。这种编辑范式，此后半个世纪基本没有变化，成为其后教科书约定俗成的编纂模式。 以《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为例，商务印书馆“萃海内外人士，以数人之力，费月余之时，仅成此区区一小册”，足见编辑之谨慎、辛苦。其“编辑大意”有如下说明： 授课进度，“每星期教授3课，每课2节，每天1节教授半课”。 关于生字，“第一课至第六课，限定六画；第七课至第十五课，限定十画；全册限定十二画”，“每课字数，自八字递加至四十字”，“每课文字，必取其类似而相连贯者”。 关于语言：“虽纯用文言，而语义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 内容选材“不采古事及外国事”，“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务，不涉机巧变诈，以凿儿童之天性”，“颇重体育之事，以振尚武精神”，“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版式编排和印刷设计上，重视插图：“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注重版式：“每半课中，其文字图画，必在一开之内。俾省翻阅之劳，以便儿童诵读”；“以空格断句。每句必在一行之内。诵习时，可免错误句读”；“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纸张也十分讲究：“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更具开创性的是，“最新教科书”编排了各科配套用书，包括“教授法”和各类挂图，与教科书同时发行。“教授法”注重教学方法和知识背景之周备，相当于今日的教师用书，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蒋维乔回忆国文教授书的编辑时，强调它对教科书“细加诠释”、“相辅而行”。历史教科书配有“东洋史要地图”和“西洋历史地图”，前者是一个22幅历史地图的小册子，从“夏殷周三代图”到“近世亚细亚洲图”、“中日战后之图”。后者则包括从远古东方诸国到世界近世的38幅地图。这些图册皆非手绘，乃是现代地图制作方法，标有比例尺和经纬度，符号标志基本符合现代规范，比同时期的地图更精准清晰。将现代地图用于教学，“最新教科书”应该算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 应该一提的还有“最新教科书”的版式。绝大多数晚清书籍都是竖版，但“最新中学教科书”的“三角术”（上下册）和“代数学”上册，却是横排版。这是“最新教科书”中的另类，大概在晚清书籍中也是个异数。所以在版式上“最新教科书”也是较早使用横排版的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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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洪赉打造中国儿童知识体系
除了出版史价值，“最新教科书”更是观察晚清思想文化的宝库。晚清是“输入新学理”的时代，因此也是“重建常识”的时代，其间有许多贡献重大却不“热闹”的人物。这里不可不提的是“最新教科书”的编者：谢洪赉。
谢洪赉，1873年出生于浙江，父亲是基督教牧师，母亲也是基督徒。他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少时在苏州博习书院（东吴大学前身）读书，深得书院院长潘慎文（A.P.Parker）博士赏识，帮助从事翻译工作。他曾译过几种数理化课本，包括影响较大的《八线备旨》；1895年后在上海中西书院教学，并和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早有来往，为商务编译《华英初阶》及多种理化教科书。因为谢洪赉编译的图书质量优良、销路畅通，商务颇为看重。即使谢洪赉于1903年辞去商务印书馆工作后，商务还是以独到的眼光坚持选用谢洪赉的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由他编纂、编译及校订的教科书包括地理、地质、理科、代数、几何、三角、化学、物理、生理等众多科目。
谢洪赉是中西兼通的学问家，又是一位早夭的天才学者。在他43年的生命中，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传播都尽了最大心力，以他的双手改造了中国儿童的知识体系。
他在所编著的地理学教科书《瀛寰全志》中认为，晚清是“震旦暗晦”的时代，“群龙尽见，睡狮独酣”，中国人睁眼环顾，“始悟四洲”，发现欧美世界早已“厅建独立，钟撞自由”，所以他要发愤把亚细亚洲、欧罗巴洲、亚非利加州、南北亚美利加州和大洋洲的地理国情一一述来，使中国学生尽早知道世界大势。《瀛寰全志》内容丰富，重点分明，凡涉及位置、疆域、地势、天气、物产、人民、宗教、商务、交通无不叙述有章要言不烦；该书尤重考察“国政”，对于一地之国家、政体性质均有论述。它还有意识地区别“社会”和“国家”，认为“社会者，人类相互之团体也”，它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发达之度”决定了“世界国民进化”之迟缓；“国家者，大社会之独立而有主权者也”，有人民、有主权，“若是者谓之国家”。他称英国是“首创军民共主之立宪政体”的国家；介绍“北美合众国”把国政分为三大权：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该书初版于1903年，其关于“社会”的识见和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颇有特点，不但超出同时代的教科书，即便置于晚清思想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也别有锋芒，值得珍视。
《瀛寰全志》突出体现了谢洪赉的历史观念和社会思想。而他最大的贡献更在于普及自然科学常识。
笔者认为，谢洪赉所编著的教科书中，最为流畅精彩的一种是《最新理科教科书》。
“理科”是《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初等、高等小学堂必修科目：“使知动物、植物、矿物等类之大略形象、质性，并各物与人之关系”，对于幼龄儿童，“当先以乡土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几乎所有自然科学门类皆囊括其中。
谢洪赉这部教科书正是按照该纲领所编。他说：“本书编辑大旨，乃取自然科学（此为天文地文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矿物诸科之总名）全体之要理，撮取大纲，诱掖儿童，与以人生必须之知识，去其习俗相传之谬说。”这样一部教科书对于编者的要求自然极高，因为作者只能“编纂”，无从“编译”。如此丰富的科目门类，由它们连缀成的教科书今天阅读起来竟如行云流水一般，过渡自然，难易合理，知识贯通。课文开篇以开于早春的“梅”带学生进入植物世界，穿插介绍“菜”、“蝴蝶”和“豌豆”，然后小结“花与虫及风之关系”，巧妙地把自然常识熔为一炉。在介绍一些粗浅的动植物知识后，以“动植物之异同”一课联络这两大门类，说明世界万物生态循环的紧密关系。介绍光学原理时，以眼球构造相比喻，兼说明照相机、显微镜和望远镜的功用。如此种种，引人入胜。
相比这部显明轻快的高小用书，谢洪赉编译的中学用书更能体现他对于引介西方“科学”的重视。不过，他并非简单地把那些晚清时人看来带有浓重“西方色彩”的知识体系“移植”过来。他的引介，包含了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及家国命运的深切思考。
他熟悉中国文化的优点和弱点，又像保姆一样爱护它、力图改造它。关于化学，他批评“昔时学者墨守古义，鄙弃不屑道”的态度，“一二先见之士探奇索隐、缀辑异闻、独居研习，虽得窥其崖略，而奇效卒不著”，以致“数千年来，局于故步”，终“不能与彼族竞”。现在学堂章程出，应该让中国学生掌握基础的化学知识了。要引介“科学”知识，他提纲挈领，在最基础的数学一科中首先讲明科学方法：“授科学之法，有二大别，曰演绎法，先定名目，立界说，而后剖解其理由。曰归纳法，先以浅近之理，罕譬曲引，使学者有所领会，而后定名立说。”他是晚清不多的引介、宣传科学之两大支柱方法的学者之一。厚厚几册代数学和几何学课本，插图准确严谨，各种定理、公理及证明，与今天几无二致。对于学习方法，他强调“说理记诵，不容偏废”，并提醒学生图籍的重要性：“西籍说必附图，而以科学书为尤备，学者于此尤宜致意”。
谢洪赉编写的每一部教科书，都是分析晚清思想文化转型的典型文本。例如他编译的“生理学”教科书，典型体现出中国传统“养生”法向现代“卫生”观念的转化，“卫生”从“保养身体之理法”，怎样成为融入现代细菌病理学的概念。他所编译的多种自然科学教科书，更是分析晚清科学名词转译的好样本。比如晚清“严（复）译新名词”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台湾“中研院”黄克武等学者对此有深入研究。不过，严译名词的使用情况究竟如何，面貌并不清晰，现在我们在“最新教科书”中能够管窥见豹。在谢洪赉和另外一位重要作者新会伍光建编辑、编译的理科、声学、力学、光学、气学、热学等教科书中，随处可见“幺匿”（Unit）一词的使用。这说明严译新名词虽然最终被“日制名词”所打败，但在晚清它确曾有过很大影响。
正如晚清相当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所认同的：“西人所最讲、最有进步之科，如理化、如算学。”尽管“道”、“器”观还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但是西方科学知识的传输已日见普遍。正是通过谢洪赉这样的学者，在20世纪初，中国儿童的常识体系真正开始改变。
谢洪赉身处晚清，自然怀抱着不“使西方学者独张其焰”的民族情结。他又是笃诚守信的基督徒，倡导中国基督徒独立自办教会，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活动贡献尤多。这与他的出身有关，恐怕更是他的“社会”观念在起作用。对于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他认为二者能够在“求真”、“求善”层面上“归结为一”、“两益于身心”。这应该是他在这两个领域都作出杰出贡献的重要原因。
声名远播的“最新教科书”
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影响巨大，不仅成为中国学生的精神食粮，而且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关注。
为开拓更广泛的事业，在华新教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在1890年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它的机关报——《中国报道》，1904年以一个专栏，报告“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它注意到商务正编辑出版“拳头产品”，即一套初小教科书（Primary　School　Text　Books），这正是“最新教科书”。它关注教科书的价格、版式、彩图和编辑方法等，认为这些教科书“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在1907年的一个报道中，它认为商务印书馆教科书的出版，是“过去几年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标志着中国的儿童从传统经典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进入到充满趣味与知识的新的文学作品中”。文章关注教科书又超越了教科书，尤其注意教科书中反映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它认为中国在经受了许多外国人或腐败的异族政府带来的苦难之后，产生了一种“日本式的爱国主义”，指出“爱国主义与革命的边界已经非常模糊”，从而敏锐地觉察到了中国已经存在着革命的萌芽。
以后见之明来看，我们不能不折服于这个分析。“最新教科书”成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而中国社会的种种思潮动向，也确实在其中得到了丰富微妙的表现。
商务印书馆和它的“最新教科书”以超群出众的影响力开启了中国学生的“教科书时代”。应该说，它是塑造现代中国人的重要起点。　（毕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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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史话：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

作者：余显仲，徐恒飞
关键词：
传媒辛亥革命张元济出版
张元济（1867年~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海盐人。1902年受夏瑞芳之邀加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加盟商务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张元济将出版事业和教育理想结合在一起，孜孜不倦地经营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诸多方面引领了中国出版界的潮流，并确立了一系列标准，成为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一切都与张元济的出版理念及经营思想分不开。张元济是封建士大夫出身的改良主义者，他进入商务时，正值近代中国社会和政局由维新改良向民主革命过渡的动荡时期，而且身处中西交流频繁、革命思潮活跃的上海。但他却一直远离政治潮流，全心经营出版，并且大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出版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张元济的出版理念：以扶助教育为核心
张元济作为维新运动的参与者，与许多主张“变法”的知识分子一样，渴望通过改良来寻求中国的富强。“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培养人才、开启民智的认识，认为只有改进和扩展国民教育，才能为变革和发展提供适宜的文化环境与精神人格。他的这一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肯定。1902年初，张元济正式加入商务印书馆后，与夏瑞芳约定“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门人，张元济既是文化人，又是商人，这使得他在经营商务印书馆时要努力地去平衡文化性和商业性，力求使二者达到统一。张元济的双重身份也使得商务印书馆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经营原则：不出不赚钱的书刊，不出与时事政治相冲突的书刊，不出品格低下的书刊。
辛亥革命时期张元济的出版活动
张元济的出版生涯前期与辛亥革命时期①有较多重合，这段时间是张元济出版活动和出版思想从萌芽走向成熟的阶段。在社会思潮泛滥的上海，他既未轻易调整自己的改良立场，也未因革命潮流而忽左忽右地变化，而是根据自己对社会发展与文化需求的理解来确定出版方向。其带领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图书和期刊，既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又能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具有持久的知识和理性价值。这也正是张元济坚持温和的文化和教育改良理念的结果。教科书出版。张元济在加入商务印书馆后，首先就是抓新式教科书的出版。他力荐蔡元培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由蔡元培牵头开始编纂新式教科书。蔡元培担纲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的编纂体例工作，聘请爱国学社的教员蒋维乔任国文编辑，吴丹初任历史、地理编辑。1903年蔡元培离开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亲自担任编译所所长，聘蒋维乔为常任编辑员，并由蒋介绍庄俞编地理、徐隽编算学。而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则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等讨论决定。《最新国文教科书》包括初等小学10册，高等小学8册。《最新修身教科书》包括初小用者10册，供高小用者8册。[1]此外，为了使教科书能够被有效地应用，还编辑了十种教授法、三种详解、十三种中学校用书以及师范学堂用书等。除了小学教科书之外，张元济直接参加组织编校的教科书还有供女子学校使用的女子教科书、共和国新教科书以及单级教科书等。
报刊出版。张元济积极主持和参与各类报刊的出版活动，从早期对于《时务报》的关注，到后来主持参与出版《外交报》、《绣像小说》、《东方杂志》等旨在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系列报刊，都体现了他通过普及知识提高国民素质来实现变革的革命意识。
在南洋公学期间，张元济与蔡元培、温宗尧、赵从蕃等开始创办《外交报》。张元济在该报的《叙例》中提出了“文明排外”的理论，称：“……盖人之生也，无不以自利为宗旨者；国之立也，即无不以自利其国为宗旨者，是以有凌侮劫夺之事。凡以凌侮劫夺人为事者，例不以见凌侮劫夺为怪，是以彼我之间，荡荡然无界畔、无契约，缘隙生事，罄竹不胜书。及其迭经自然、人为之两淘汰而残存于兹者，渐趋知力平等之势，又以经历既多，识见渐澈，知前者凌侮劫夺之为两不利，而自利者不得不行以两利之术，于是人与人有伦理，而国与国有外交。要之，以保有主权，不受凌侮劫夺为界说，是故外交其表面，而排外其里面也。”[2]该理论还被张元济定位为《外交报》的办报宗旨。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盲目排外、野蛮排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要提倡文明排外。《外交报》共有论说、谕旨、文牍、译报等8个栏目，主要介绍各国的动态等国际知识，是当时社会了解国际的一个重要窗口。《外交报》最初由杜亚泉的“普通学书室”发行，随着张元济、杜亚泉加入商务印书馆后，该报也转由商务印书馆代印和经销。《外交报》停刊于1911年1月15日，前后历时9年，共计324期。
张元济十分重视报刊等大众传媒在传播知识、开启民智、引导舆论等方面的作用，他的国民教育思想在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各类杂志中也都有所体现。1903年创刊的文艺半月刊《绣像小说》，每期刊载长篇连载小说或单篇小说10种左右。在创刊号上，创办者就称该刊将借小说以针砭朝政之积弊，为国家危险立鉴，以此唤醒民众。1904年编辑发行的《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悠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按月刊载中外大事记、中外时事汇录和各类汇志，内容涉及中外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和要闻。张元济在执掌《东方杂志》期间，始终以宣传立宪政治主张为主，确立了《东方杂志》“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办刊目的。辛亥革命时期的《东方杂志》注重对西方政治思想、民主观念、新式教育、新文学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东方杂志》虽为选录类杂志，但从其所刊载的文章中亦可见其办刊目的。张元济的出版经营策略及其经营思想
唯才是举的编辑用人观。张元济与发起人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人在知识结构和从业经历上的差异，使他一加入商务印书馆，就承担了编书的重任；而夏、鲍、高等人则主要负责印刷与发行。张元济的翰林出身、维新思想以及与众多学术界、文化界名人的良好关系，为其在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元济在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期间，商务编译所得到了迅速发展，从成立之初的几个人发展到1908年的64人、1921年的160人左右。张元济本着“唯才贤与新进是求”的重才观念为商务印书馆延揽了一批知名学者，组成了一支非常优秀的编译队伍。在与日本金港堂合资运作后，张元济也不忘网罗人才，充分利用机会，挖掘日方专家的经验，为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所用。
发行人员的职业教育观。随着商务印书馆发行业务的蒸蒸日上，张元济意识到发行队伍较低的文化素质已不能满足图书发行的需求。他主张对发行人员进行培养，于1909年开办了商业补习学校，力图培养自己的发行骨干。他要求所有的图书发行人员在熟悉各种书的基础上，还要清楚所推销书籍的优点和特点，以提高图书推销的有效率，扩大图书销售，增加利润。从1909年到1923年，商业补习学校共举办了7届，毕业学生达318人。由于补习学校较强的教学针对性，较多的实习机会，大多数学员毕业后都能逐渐成为发行业务骨干，这进一步推动了商务印书馆的发行业务。
身兼文人与商人双重身份的张元济，在经营商务印书馆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商务印书馆的近代企业发展之路。张元济的这种经营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务印书馆的多元化经营，二是商务印书馆的资本运作，三是商务印书馆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
以文教为核心的多元化经营思路。商务印书馆除出版社之外，还拥有编译所、发行所和印刷所，并在全国各地设有分馆、支馆。张元济在稳定出版主体地位的同时，积极将商务印书馆向横向进行拓展。早期创办通艺学堂为张元济积累了办学的经验，在商务印书馆步入稳步发展阶段时，张元济开始创办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机构，如幼儿园、小学以及商业补习学校等。除此之外，张元济也涉足工商领域，创办电影厂、玩具厂等一系列的工商企业，为当时的出版业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所考虑的横向拓展业务的经营思路并非率性而为，这从商务印书馆所创办的一系列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经营领域中可以看出，这些企业都是紧紧围绕“文教”这一核心展开的。这些企业的创办，进一步扩大了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影响力。强调主权的资本运作意识。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得到了夏瑞芳的高度信任和全力支持。他在掌握编书大权的同时，还在经营策略上具有一定的决策权。商务印书馆吸收日资的经营之举在当时可谓一大创举。作为一名商人，张元济敏锐地洞察到雄厚的资金对于经营一家企业的重要性。在张元济“实业首重资本”理念的指引下，商务印书馆在1903年和日本金港堂约定各出资10万元，组成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的股本从创业初期的3750元迅速增加到20万元。但张元济并没有被此冲昏头脑，在与日本金港堂合作的过程中，他对双方的合作进行了详细的约定，以确保商务印书馆的经营主权。
重视发行渠道建设。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期间，十分重视图书的发行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有力的发行措施。就拿商务印书馆与日本金港堂的合资运作来说，张元济充分利用此次合资的机会，在各地设置分馆、支馆，进一步扩大了图书的发行范围，自合资当年建立第一家分馆起，到1932年，商务印书馆在天津、北京、沈阳、香港等地共建立36处分馆、支馆。商务印书馆还推出了“送书上门”和“邮售”等发行形式。这里的“送书上门”指的是商务印书馆针对教科书销售的季节性特征，在学校春秋两季开学前，有针对性地设点推销教科书，学校、个人甚至其他教科书销售机构、销售商均可以非常便利地从特设销售点购买教科书。而“邮售”业务则有利于偏远地区的教科书销售，大大开拓了教科书的销售市场。通过构建这种多元化、立体型的发行网络，张元济进一步强化了商务印书馆为读者以及教育工作者服务的功能。
结语：政治革命背景下的文化改良
张元济虽是清末翰林出身，其人生的青壮年时期却经历了晚清的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与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晚清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渴望通过变法改良来实现中国的富强。但他并不热衷于政治，性格上也不具有激进色彩。同时，在他的意识中，输入新知培养人才是实行社会变革的基础，而这些目标是政治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力所不能及的。所以，他虽不赞同革命，但也没有清末遗老的保守和腐朽气。当他投身出版界后，所作所为并不因时而变，更没有轻率地趋从革命，而是中道而行，坚持以教育和文化为重任的改良主义立场，苦心经营商务的文化出版事业，并兼顾报刊出版和服务教育，在时代的革命洪流中走出了一条独特但很成功的个人道路，也为中国近代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为浙江省社科规划专项课题“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报人与报业研究”（项目编号：10WHXH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新闻系　编校：张红玲　]
注　释：①辛亥革命的历史分期在中国的历史研究领域向来有几种宽窄不同的说法，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而广义的辛亥革命说法也有二：其一是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开始，到1913年“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为止的革命活动；其二是将起点算到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本文遵从第一种广义的说法。参考文献：[1]张学继.出版巨擘——张元济传[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99. [2]张树年.张元济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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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文教育史复习纲要——按专题梳理


（一）学制与学科的变迁（教育史范畴）
【查】学制，广义的讲，是学校教育制度的简称，
它反映着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部的结构及其相互关系，
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
培养目标、
入学条件、
修业年限及它们之间的衔接、
转换等。
我们现在所称的学制，
是一种狭义的内涵，
主要指修业年限。

★
1
、癸卯学制

1903

（学日本）

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
标志着近代教育的开始；
设
“中国文学”
课，
是语文单独设科的开始。

1907
年在该学制基础上，开设“国文”课。

2
、壬子癸丑学制

1912
—
1913

（修订癸卯学制）

1920
年

改“国文”为“国语”

★
3
、壬戌学制

1922
年制定，
1923
年颁布


（学欧美）
【查】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实施时间最
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

属于
6 3 3
学制，强化了中间部分，在该学制基础上，
1923
年诞生了《语文教学大纲》
。

4
、戊辰学制

1928

进一步对中等教育进行改革

强化了师范教育和普通中学教育

（二）教学大纲

（明确语文教育的目的要求、内容、程序及方法）

1
、国语课程纲要

（癸卯学制基础上）

1923
“全国教育联合会”制定，基本确立了白话文
的地位。语文教育史上第一个大纲。

2
、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

1929
政府颁布，
1932
及
1936
年调整，一直沿用。

3
、文学教学、汉语教学、作文教学，三纲分立。
1955
年文理分科后，弄了个全套纲要。

★
4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1963
建国后第一个比较成熟的教学大纲，肯定了语文的工
具性，突出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推动了语文教育的改革。

5
、
全日制十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1978

继承上者
（文革后，
觉得文革前的制定比较成熟）

6
、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

1987
（过渡性）

7
、初中语文教学大纲

1992 +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

1996
——

两者衔接了新课改

（三）教材

（教材制度：自由制、审定制、国定制，后两者为主）

1
、清末





蒋维乔《最新国文教科书》
1903
商务印书馆


（以小学为主）













吴曾祺《中学国文教科书》
1908  
2
、民国





《共和国国文教科书》
1914
，开始出现白话文

3
、五四后



叶圣陶、顾颉刚等合编《初中国语教科书》——文白混编













沈星一

《初级国文读本》——文白分编

4
、国统区



傅东华—复兴初高中《国文》
，读写教材混编，知识短文的形式介绍写作知识













夏丏尊、叶圣陶《国文百八课》——单元教学，语文教学序列化

5
、陕甘宁边区




胡乔木《中等国文》

6
、建国初




游国恩《语文课本》

7
、
1956





文学、汉语分家

8
、
1958





大跃进教材

9
、
1961





十年制中学语文课本

10
、文革时期




各地自编教材

11
、
1982




《中学语文课本》

12
、
1993




义务教育

《初中语文课本》
《高中语文课本》

（四）教法

1
、清末——讲解、朗诵、背诵







西风东渐之下，出现两本教育杂志——（
1
）
1901
王国维《教育世界》



































（
2
）
1909
商务印书馆《教育杂志》

2
、
民初
1911
年到
20
年代——程序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
设计教学法
（美国的）
（道尔顿制）

（
1
）
1924
黎锦熙《新著国语教学法》
，第一部语文教学法专著（小学）

（
2
）
1929
王森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中学第一部教学法专著

（
3
）叶圣陶《作文论》

3
、三四十年代——启发式教学法（叶圣陶、陶行知、梁启超、恽代英）
、阅读空间的拓展

（
1
）阮真《中国国文教学法》
，教学法的第一个研究生导师

（
2
）
《国文月刊》和《国文杂志》

4
、解放后——凯勒夫教学法（五步教学法：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复习、
布置作业）
、红领巾教学法（把语文课讲成文学课）
、注入式教学法（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
自学讨论、少而精的启发式（精讲多练）
、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教师下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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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材

时间:2009年10月10日 作者:范远波

范远波§
摘要：儿童文学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民国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结果，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小学国语教材，主要以反复故事和各科知识文学化的形式出现，旨在解决国语教材的文字反复和知识传授所带来的趣味性缺乏问题。儿童文学教材进入国语教科书的丰富和完善过程凸现了三种积极的尝试，即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以及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这些探索和尝试对今天的语文教材编写和组织都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教材；小学语文教材
儿童文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五四时期，是指以儿童为本位而组织的文学，是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这一概念从提出到流行一直与儿童的教育成长问题相伴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思想变革所带来的教育内容的变化。
一、儿童文学产生的背景
新式学堂分科教学以前，蒙学语文教材里面有自然知识、历史知识、生活常识和道德教训。这些知识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是不容怀疑和亵渎的，儿童必须虔诚恭敬地去接受。语文独立设科以后，这些知识有一部分从语文科中分离出去了，语文教材的传道角色受到了强烈的挑战和明显的淡化。于是，在自动主义学习观和儿童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大量为满足儿童阅读兴趣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现，或多或少受到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教材观、学习观和儿童观的影响。
1、教材观
清末新式学堂未兴办以前，儿童读物大致分两种:  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日记故事、幼学琼林等；一种是预备科举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观止之类。读了前一种书，认识二千多个字，谓之“开蒙”。开蒙以后才开始读后一种书，从中积累一些句法、章法和修辞知识。因此前一种的编写意图主要是供识字和进一步研读圣贤经义打基础，而对围绕一定主题形成连贯篇章的训练，比如积字成句、句与句之间的连贯组合等，则不够重视，这种做法直接导致教材内容与民众的生活环境和口语实际相脱离，不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和实现教育普及的目的。
晚清在维新思想影响下，语文教材编写出现了一股追求实用化、通俗化的主旋律。与传统蒙学教材的编写不同，它重视“积字成句之法”，把识字教学与句篇教学融合在一起，在句篇中识字。这种新式教科书以分散识字为主，文字多重复，重视与口语联络，追求把日常口语文字化，以突出简单的造句和篇章教学。
民国初年公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对教材文章的规定除保持清末以来的实用要求外，特意增加了“富有趣味”的要求。在此精神影响下，教育界人士纷纷作出响应，呼吁实用性和趣味性教材。1917年，贾丰臻在《今后小学教科之商榷》中指出：“今之小学教员，辄以书店之国文教科书为教授资料，其对于程度较高者或另选古今韶文以渲染之，而一方面遽责儿童之作文不易改进，呜呼!使其作文果易改进，亦无当于职业，……今学校学生，国文能作策论，能撰诗词，而独于家常信札便条，婚丧喜庆往来颂辞吊辞等，反未能措之裕如，此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也。”[1]黄炎培在其1915年的《考察本国教育笔记》中也提到，“夫小学注注重实用，国文宜多为记述体，余所绝对主张，……国文与算术，为两大基本学科，算术系用规律的方法，以精密其思想，国文系用活泼的方法，以广博其思想”[2]。可见，民初的小学语文教材总体上追求实用性和趣味性。
2、学习观
前清的教学实际是教授、养护、训练三者并重，并把课堂上的一切现象都看作是教员一人言行的结果，教员习惯采用那种以五步教授法为主的注入式教学。
民国元年以后，一般教育界人士不满这种注入式教学中儿童的被动接受状态，认为它既不能适应培养新国民的需要，也不能顺应世界潮流，于是兴起了新教授方法的研究热潮，诸如勤劳主义、辅导主义、筋肉运动主义、循环发表主义等方法，一一皆由理论而进于实验，由实验而见诸成效。这些方法，简言之不外是教授时以儿童自己的活动为中心，教师立于旁观地位尽辅导之责而已。这些方法相对于从前重视知识授予、供给儿童明了观念的赫尔巴特之兴味主义有很大区别，被统称为自动主义教育法。
自动主义教育法适应了民国教育，成为评价课堂教学优劣的一项重要指标。1915年顾树森在考察各地教授法时，认为教授法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学生的自动方面关注不够。他说，“此次参观各学校之教授，教授之能用启发式者甚多，然用讲解式注入者，亦复不少，于儿童自己活动方面，似少注意。即用启发式教授者，亦不过教师发问，儿童答之而已。至于学生能自己研究，有疑难而问者，未之见也。况问答之时，教师仅能及于优等生，而于劣等生往往不能顾及”。[3]蒋维乔在记述长沙私立楚怡小学校时，也赞赏该校的国文教学多注重自动与实用。这些言论大体反映了民初以教师为中心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状况的转变。1913—1914年教育部视察各学区学务报告中，在小学国文教学方面也特别列有学生自动力的汇报项目，反映出民初对自动主义的推崇。
五四以后，自动主义成了教育界的时髦用词，自动主义教育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有人专门论证了自动主义教育的文化基础：（1）文化的根柢在于自我，自动教育就是要开发自我的自觉；（2）文化是活动的、连续的、创造的，自动教育就是以养成创造能力为主。（3）文化的根本方向是在人格的自由，自动教育就是要发展自由个性。[4]有人则把自动教育与民国教育宗旨结合起来，认为自动教育在使儿童自己感兴味，自己研究，自己发展，自己完成其人格，其目的在造成顺应世界潮流之健全国民。而“欲造健全之国民，必自培养其独立研究独立活动之资格。故儿童教育，不在注入知识，而在养成其自求知识之能力，不在为儿童准备将来活动之技能，而在养成其独立研究，自由活动之德性”[5]为适应自动主义教学，语文教科书的选材多选取生活日用的实物、场景、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以及勤学做人的道理等。
3、儿童观
清末在追求教材实用性的背景下，力求把儿童眼力和智力所及的实物和生活常识等编入教科书中，课文多选取具体生活场景和简单的生活情节，减少抽象的议论说教和情节复杂的故事等，这些努力主观上虽然没有跳出为成人生活准备的课程观，客观上却也照顾到了儿童的生活体验和心理特征。进入民国，在一片共和声中，儿童作为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就明确提出，民国教育要“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6]，这一思想伴随着五四的民主运动得以深入民心，出现了许多从儿童角度考虑的读物，大大地凸现了读物的趣味性。被茅盾称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第一人”的孙毓修，1909年就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国文教学部主编《童话》丛书，译介引进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国外作品，开阔了儿童的眼界，许多童话作品如《无猫国》、《玻璃鞋》《大拇指》等，都曾对当时的小孩产生过重要影响，冰心就说她十多岁时非常喜欢这些作品。还有专门为儿童创办的杂志，如《儿童世界》《少年杂志》《小朋友》等。《儿童世界》采集各地歌谣，介绍科学、冒险故事，翻译外国寓言、小说，推出大量适应儿童本能兴趣和爱好的作品，主编郑振铎在《〈儿童世界〉宣言》中指出，“以前的儿童教育是注入式的教育；只要把种种的死知识，死教训装入他头脑里,就以为满足了。现在我们虽然知道以前的不对，虽也想尽力去启发儿童的兴趣，然而小学校里的教育，仍旧不能十分吸引儿童的兴趣，仍旧是被动的”[7]。他希望通过诗歌、童谣、寓言、独幕剧等去启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影响儿童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许多作家也开始站在儿童的角度去思考文学创作，周作人在蔡元培创办的孔德学校发表演讲，指出“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看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为此他认为应该承认儿童的独立生活，迎合儿童心理来供给他们文艺作品，提供儿童的文学。郭沫若则从儿童文学的用语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儿童文学不是些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不是些干板浅薄的通俗文字”“不是些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而应该是由“儿童的感官以直诉于其精神堂奥，准依儿童心理的创造的想象与感情之艺术”的文字[8]。与这些思考相对应的是，许多学者和作家都积极致力于外国童话故事的翻译和引进，致力于国内民间歌谣、故事的搜集和整理，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和语文教材的编写。比如叶圣陶创作的《稻草人》和黎锦晖的《老虎叫门》都是至今还广为流传的作品。
可见，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既是清末以来教材实用化、大众化追求的延续，也是儿童本位的课程观得以确立和强化的反映，它是汉语文教材摆脱私塾蒙学读物影响，逐渐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二、国语教科书呼唤儿童文学教材
新文学运动之后，尤其是小学国文科改为国语科后，白话文成了小学语文教材的主流。白话文教材浅显易懂，与儿童的口语和生活实际接近。但是，在如何引起和保持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方面，刚开始的白话文教材还不够重视。
新学制时期，一方面受杜威“儿童本位”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欧美行为主义心理学和国内日益高涨的自动主义学习观的影响，白话文教材的编写才开始重视激发儿童的学习动机和兴趣：一是在形式上强调文字的反复出现，让儿童在多次接触刺激中不知不觉地、轻松地认识和掌握文字；二是在内容上强调趣味性，让儿童能够自动地去学习。
在国文教科书时期，小学识字很少考虑文字的反复问题，往往一个汉字出现一次就要求学生有意识去掌握。到了国语教科书时期，儿童本位思想流行，一切要有利于儿童的轻松学习。因此，文字在教材中出现一次，对学生的刺激量不够大，要求反复有规律地多次出现。为此，俞子夷还专门对新学制时期商务教材《新法国语教科书》的文字反复作了审查研究，研究结果为：
册数                                               
总字数（个）
新字数（个）
新字百分比
  平均每字反复 （次）

第1册
665
201
30．2
3．3

第1-2册
1910
422
22．1
4．5

第1-3册
4539
697
15．4
6．5

第1-4册
7994
939
11．8
8．5

第1-5册
12053
1144
9．5
10．5

第1-6册
17500
1384
7．9
12．6

第1-7册
23513
1597
6．8
14．7

第1-8册
23718
1854
5．7
17．6

把上表的次数结合教学进度来考虑，以每学期讲完一册，每学期二十周，每星期上课六天算，除原样反复外，新字在新地方的平均反复度分别为：
第1学期每隔  36．4天出现一次
第2学期终每隔53．3天出现一次
第3学期终每隔55．2天出现一次
第4学期终每隔56．4天出现一次
第5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6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7学期终每隔57．1天出现一次
第8学期终每隔54．5天出现一次
而美国同程度的语文教科书，新字平均反复次数达到53．8次，如果按照当时中国的上课时数计算，每隔2．2天就在新地方出现一次。而中国最快的都要36天多才出现一次[9]。
这一极大的对比，对国语教科书编写者是一个极大的警醒。于是文字反复的次数渐渐受到关注。然而，文字的反复出现，容易导致内容呆板。为此，儿童文学中的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便成了两全其美的办法。
反复故事是指在编写故事时尽量考虑字词和句子的重复出现，同时又能突出故事的趣味性，如《小山羊》：
“小山羊找不到妈妈。咩咩咩咩叫。他碰着一只野兔。野兔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野兔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
他碰到一只黄狗。野兔怕黄狗，逃了。黄狗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
黄狗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他们碰着一只狐狸。黄狗怕狐狸，逃了。狐狸问小山羊到哪里去。
小山羊说：要找母亲。狐狸说：我看见的。我领你去。
小山羊说：谢谢你。
狐狸走在前面。小山羊跟在后面。狐狸走得快。小山羊走得慢。
小山羊跌了，跌在泥潭里。小山羊跌在泥潭里。咩咩咩咩叫。叫了一夜。天亮了。小山羊的母亲，听见小山羊叫，来救他出来。”
复沓歌谣是指借鉴传统诗歌重章叠句的形式，同时又强调字句韵律的节奏感，如：
《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拉自锯》：拉大锯，扯大锯，用木头，盖房子。
《好月亮》：好月亮，好月亮，我心里爱你，请你从天上下来，下来；小弟弟，小妹妹，我听见你喊，我心里爱你，我不能下来，我还要照别处的小孩哩。
反复故事和复沓歌谣都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惯用手法。此外，拟人化也是描述儿童感受、展示儿童心灵世界的有效手法。采用这一手法的儿童文学，在民国时期被俗称为“鸟言兽语”。如：
猫先生说：老鼠呀！好宝宝买的糖食，你们不要去吃掉。好宝宝造的纸房子，你们不要去咬。好宝宝脱下来的裤子，你们也不要去咬。谁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捉住谁。
小鸭是母鸡孵的，他叫母鸡妈妈。母鸡说，我不是你的妈妈。小鸭没有妈妈，就大哭，把喉咙哭坏，他叫不出妈妈，只会叫呷呷。母鸭听得小鸭哭，就走过来，对小鸭说，我是你的妈妈，我忙着游水，请母鸡孵你，小鸭说，哦！原来母鸡是我的干妈。
尽管趣味性是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特征，国语教科书呼唤这样的儿童文学教材，但是，如果忽视了教材的知识性和思想性，则违背了教育的本义。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看出，有些儿童文学教材在适应儿童本位方面还是比较粗率的，教材内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教育意义，为趣味而趣味的痕迹明显。但是在当时，这种趣味性教材还是被认为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推广的，用吴研因的话来说，那就是体现“对学塾遗留下来的束缚儿童身心的封建读物的反抗”[10]。
三、儿童文学教材的探索与完善
清末以来的语文教材经历了从实用到趣味的价值追求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语文教材的思想性和知识性被高扬的个性自由发展光环所日渐遮蔽的过程。
1、儿童文学化教材的追求
清末新式学堂兴办之前的蒙学教材主要是记载圣贤经傅的古雅文言，重视宣扬经典古训的思想道德教育，与儿童生活情形相离较远；兴办新式学堂之后，小学语文教材就采用比较浅近的古语文或接近口语的通俗文去装载各种知识，力求向儿童传递和宣扬各种科学知识。这种改革比以前大有进步，但是一切科学知识还是用成人的眼光去编制，枯燥乏味的实用说明文充斥语文教科书，既与儿童的现实生活境况不能融合，也让小学教员们感到不满。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小学任教的叶圣陶就深有感触地说，“先请求为父母的，儿童的一切本能都让他们自由发展。……我又请求为老师的，不要将学校成为枯庙，将课本像和尚念梵文那样给儿童死读。”[11]语文科一方面要儿童获得认识和运用文字符号的能力，一方面又要儿童了解教材内容获得各种知识。如果两者平均用力，难免两败俱伤，倒不如编些轻松的故事给儿童读，使儿童只觉故事有趣，不知不觉中把文字符号熟习了。
因为这样的主张，语文教材编写也开始有了“儿童文学化”的倾向。所谓儿童文学化，就是用科学的知识做材料，拿儿童的兴趣做编制标准，从实质方面看，是各科知识的读本，但是从形式方面看，却是文学。比如教学蜗牛的知识，假如对儿童讲“蜗牛有两个触角，背上驮了一个硬壳”。这样教儿童，儿童的兴趣提不起来，用“文学化”的手法，就可写成猫和蜗牛会话：
猫问蜗牛：住在那里？
蜗牛说：住在我自己的屋子里。
猫问：你的屋在那里？
蜗牛说：屋在我背上，我的屋子，不是用砖瓦木材做的，是我身上分秘一种液质，凝结成功的。我还有角在头上，这两个角可以看东西，也可以摸东西，在我觉得很便利的……
这样的叙述，很有趣味，这是教材“儿童文学化”的一个实例[12]。
在这种儿童文学化的潮流下，采用类似对话或独白形式介绍知识的课文大量出现，如水的说话、煤的自述、猪说的话、盐说的话、糖说的话、泉水和老树、毛虫和白菜、我的名字叫电等。
不仅如此，各书坊在民国新学制探索时期编印的小学国语教科书，都以儿童文学相标榜，编入了童话、寓言、笑话、自然故事，生活故事、传说、历史故事、儿歌、民歌等等。如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中华书局的《新教育国语教科书》及世界书局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等，课文的极大部分是采用物话的形式来编写的。以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为例，初小用的课文几乎完全采用儿歌、童话、民谣、寓言之类作材料，课文的主角多是猫狗牛羊之类的家禽或野兽，叙述方式也多为“猫说狗跳”类，其第一册第一课改变了以前的“人手足尺”为“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教育部不但给审定了，并有嘉奖的批语。为此，有人称这是语文教材“从人到狗”的时期，也有人认为这是“猫狗教育”时期。不可否认，这些教材注意到了趣味性和口语化。
同时，教材编写者还积极探索教材的趣味性、思想性和知识性的完美结合。比如吴研因创作的《花的嫁娶》，把早期性知识教育寄寓在歌谣中：
南一家，北一家，两家男女都叫花。花姑娘多美丽，花哥儿也不差。两个长的一般大，一个娶妻一个嫁。蜂大爷和蝶大姐，来做媒人传说话。甜蜜酒，请朋友，蜂爷蝶姐喝一口，带着花粉两家走。传花粉，入花房，花哥花姑结成双。不多几时生儿女，东一行又西一行。[13]
诸如此类的教材，一方面传授一定的知识，寄寓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能满足儿童的阅读兴趣，使儿童的学习变得更为轻松愉悦。
2、儿童文学教材的类别与组织
儿童文学教材的早期探索主要在民间，到1929年民国暂行课程标准推出时，才逐渐上升为官方语文课程标准的重要思想，“儿童文学”成了每次课程标准必不可少的概念。如1942年国语课程标准标规定，读书教材“应编成记叙文或韵文等各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可以说，自暂行课程标准到以后的四次课程标准的推出，国语教科书的课文几乎都是儿童文学作品或儿童文学化内容。
随着儿童文学教材的增加，教材编写者面临着深化认识儿童文学教材和有序组织儿童文学教材的重要任务。
认识上，儿童文学教材逐渐明确为五大类：1、诗歌，包括儿歌、童谣、新诗；2、童话，包括神话、史话、物话；3、传记，包括寓言、实话、游记；4、小说，包括传记、笑话、演义；5、剧本，包括话剧、戏曲等。这些文体形式并不是随便编入教科书中，而必须与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阶段特征相吻合，也就是说，这些文体在小学阶段必须实现动态的分配，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为适应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而选用文体，二是为在各个阶段合理配置文体而确立文体的分量支配比例。儿童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与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密切相关，民国的研究者认为儿童眼中的世界经历着从灵性世界到童话世界，再到现实世界的过渡。灵性世界中的儿童以为他四周的东西都有生命，有时会和自己的玩具谈话，有时要问花在夜里是不是很寂寞；童话世界的儿童为自己创造了幻想的美好世界，这个世界无所谓正义、善良、公正、 诚实、慈爱等道德观念；而现实世界的儿童则喜欢把自己的生活投射到读物所营造的故事世界中，男孩沉迷于冒险故事或关于航空、森林、机械等读物，而女孩则对学校生活故事、家庭生活故事、以及爱情故事、花鸟故事等较感兴趣。针对这种阅读兴趣的发展过程，民国的一些教材研究者纷纷提出教材的组织意见。倡导儿童文学的周作人认为，三岁到六岁的儿童读物宜用儿歌，不重意义的韵语，六岁到十岁宜用儿歌、新诗、神怪童话、天然故事等，十岁到十五岁，宜用民歌、古诗、传说、写实的故事、寓言、戏曲等[14]。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里也有详细的表，大略是：七八岁，宜用儿歌，谜语歌谣，新诗，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自然界的故事；九岁十岁，宜用谜语，歌谣，新诗，近实现的童话物语民间的传说，动物生活的故事；十岁到十四岁，宜用乐府古诗歌叙事民歌，传记，写实故事，寓言，剧本等[15]。周邦道在《中华教育界》第11卷第6号发表《儿童的文学之研究》，里面也提到类似的文体组织意见。
至于文体的分量支配方面，自1932年正式课程标准开始，教材的分量支配就有了一定的规定。1932年课标不但对国语课文的文体分量作了规定，还对国语课文的内容分量作了规定。文体方面，普通文，一到六年级都占70%，实用文，低级无、中级10%、高级15%，逐渐增加；诗歌低级30%、中级15%、高级10%，逐渐减少；戏剧，低级无，中高级均为5%。内容方面，分公民、自然、历史、文艺、党义、卫生、地理七项，每项内容在小学各阶段的分配也有规定。
在这些意见的指导下，民国的教材编制者进行了三种积极的尝试。一是尝试教材形式的多样化，比如书信、布告、契约、规章和计划书等应用文教材，文字相对枯燥呆板，内容难有趣味。如果单纯把实用文编为一个单元，势必使学生对这个单元发生厌恶。他们一方面化整为零，把实用文附在某一个单元之后，实现普通文中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实用文的妥为支配。如三十年代末中华版《新编高小国语读本》高小用第一册，将《校园植树计划》与人物故事《种苹果的老李》和《植物的创造者密邱林》联系在一起呈现，效果很好。另一方面将故事的内容装进实用文的形式里或将实用文的文字纳入记叙文中，如世界书局教材《苍蝇给蚊子的信》：
蚊子弟弟：
    昨天一阵雷雨，把我们分散了，很是想念。
我回想昨天同你坐在窗前，欣赏那脏孩子的搔痒，我佩服你的把戏，实在有趣。
后来，脏孩子的姐姐要捉我，我就躲进厨房吃糕。并且移动我的脚，让脚上的微生虫下来散步。不久，脏孩子吃了那块糕，我也飞开了。
晚上，我听得脏孩子喊肚子疼，接连泻了三回。弟弟！我做的把戏，你觉得怎样？
你的哥哥苍蝇
八月十日
二是尝试教材内容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同一主题的教育内容，在小学低年级就以动物为主角，到中高年级则过渡到以人物为主角。比如，同是教育儿童有智慧处事的两篇课文：
《老鸦喝水》：老鸦口渴，想喝瓶子里的水。但是，瓶子深，水又浅，老鸦喝不着。他心里很急，在瓶子旁踱来踱去。忽然他看见一堆小石子，就衔了几块，放在瓶子里。瓶子里有了石子，水就升上去了，老鸦喝得很舒服。
《司马光急智救朋友》：司马光和几个小朋友，在院子里捉迷藏。一个孩子因为怕捉着，立在一只大水缸上，不料两脚一滑，便跌在缸里。孩子们没有法想，都嚷着说：“缸里的水很深，怎样救他出来呢？”司马光却并不慌张，随手搬了一块石头，乒乓一响，把缸的侧面打了一个洞。缸里的水从洞口一齐流出来，那个孩子才没有淹死。
前者写老鸦的智慧，安排在小学第3册教科书中；后者写司马光的智慧，则安排第5册教科书中。
三是尝试无意义的拟声词和有意义的动作字词的大量运用。民国的教材编辑者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小孩喜欢咿咿呀呀唱，因此儿童在言语上最先发达的是叹词、拟声词以及各种无意义的歌谣，比如小孩子看见树上飞鸟时发出“砰”“砰”的呼声，或碰到意外情况而发出“啊”“哇”的叫声等[16]。这些拟声词和叹词虽然将来的应用价值较小，但为适应儿童经验，初小国语读本中出现了大量诸如咪呜，哶哶哶、咪咪咪、吱吱吱、汪汪、喔喔喔、呷呷、嘓嘓嘓、叽叽叽、鼕鼕鼕、镗镗镗等字眼。同时考虑到小孩子好动，初小也侧重动作词语以及节奏明快的歌谣的学习。这种强调适应儿童经验的教材，也贯穿在文字与插图、句篇相配合的演进过程中。鉴于篇幅，此处不再详述。

On the Relationship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from 1912 to 1949 in China
Abstract：The concept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a proposal to being popular is along with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s growing up. To a certain extent, it reflects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the ideological changes in education．The work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re the results of practical use in materials and the pursuit of popularity from the Qing Dynasty as well as a reflection of children-based curriculum that can be established and strengthened. During 1912 and 1949, the Children’s literature works had been used a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elementary students for the repeti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he funniness of  subject’s knowledge teaching by repeating some stories and literalizing knowledge of all kinds. And variable forms, coherent content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meaningless onomatopoeia and meaningful verbs had been tried in the teaching material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which inspiration can be drawn to the sele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for today.
Key words : children's literature;  Children's literature materials;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 of Elementary Schools
参考书目：
1.    宋恩荣．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3.    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4.    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计划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5.    吴履平．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语文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黎锦熙．国语学讲义．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
7.    王泉根．儿童文学有中小学语文教学．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8.    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上海：民智书局，1929．
9.    李伯棠．小学语文教材简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10.   张隆华．中国语文教育史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11.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2.   刘增人．叶圣陶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13．叶圣陶等．我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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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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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姜琦．自动主义的根本思想［Ｊ］．《教育杂志》第12卷第1号．
[5] 凌空．自动教育之精髓［Ｊ］．《教育杂志》第12卷第6号．
[6]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Ｍ］，上海：华东师大出版，1990：7．
[7]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9
[8] 张之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6-7．
[9] 俞子夷．小学校初年级读法教科书急应改革的问题［Ｊ］．《新教育》第4卷3期．
[10]吴研因．以自编教材为主的旧小学语文的回顾与批判．手写稿复印本：63页．原稿存吴研因纪念馆．
[11]刘增人．叶圣陶传［Ｍ］．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45．
[12]吴研因．国语文教学法概要［Ｍ］．《新教育》第5卷第4期．
[13]吴研因，王志成．儿童读物的研究［Ｊ］．《儿童教育》第3卷8期．
[14]周作人．儿童的文学［Ｊ］．《新青年》第8卷4号．
[15]吴研因．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Ｍ］．上海：中华书局，1921．
[16]朱文叔．关于小学国语读本的几个重要问题［Ｊ］．《中华教育界》第19卷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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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教科书：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

2011年10月11日　来源： 北京晨报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科目。 　　教科书在清末民初拥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传播知识，更是民主共和思想启蒙的利器。 　　辛亥革命前后，伴随新式学堂的涌现、民间书坊的流行、个人编撰出版新教材的风尚，民主政治思想大规模地渗入新式教科书。辛亥革命后，数次复辟都只能昙花一现，以“养成国民人格”为己任的新教科书可谓功不可没。 　　教科书为时代亮起明灯 　　1911年6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清廷举办了一次旨在改革教育的“中央教育会议”，新旧两派在会上吵了40天之久，其中最尖锐的问题有两点，一是男女是否可以同校，二是小学是否废止设置读经讲经课。此时，距离废除科举制已有六年。 　　最终，教育改革大会在吵闹中闭幕，新旧势力达成了12项决议，其中一项就是废止小学生读经讲经课。可这12条决议尚未付诸实施，辛亥革命的洪流就已淹没了清廷。 　　当时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央教育会副会长”张元济可谓清末民初编撰新教材的先驱。自戊戌变法失败、仕途失意后，张元济将心血投入文化出版事业。早在1904年，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全新的小学国文教科书，由蒋维乔编写、张元济和高梦旦修订，这套教科书影响深远，据数字显示，在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中，该教材占据全国国文教科书发行量的六成，并影响了其后各种新教材的编撰。 　　同一时期，张元济掌门的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出版了现代教育的各学科教科书，涵盖语文、修身、历史、地理，书中全无“忠君”内容，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国民意识和民主平等观念，为辛亥革命前“震旦暗晦”的时代亮起了许多盏明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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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中，私塾学童们学习的教科书无非启蒙自《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然后熟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摧枯拉朽，清朝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废旧”之后，急需“立新”。
　　1912年1月，中华书局成立，宣告“非有适宜教科书，则革命最后胜利仍不可得”，随后迅速推出了民国第一套教科书《中华教科书》。这套封面为五色旗的新教科书在中华书局”教科书革命“的号召下面世，特意聘请了当时接任蔡元培的第二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为编辑部长，明确出版宗旨：“一、养成中华共和国国民，二、并采取人道主义、政治主义、军国民主义，三、注意实际教育，四、融和国粹欧化”。这套顺应了辛亥革命共和潮流的新教材生逢其时，加之内容新颖，使得中华书局很快站住了脚跟。1912年12月，中华书局又推出《新制中华教科书》系列。
　　1912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民国第一套商务版教科书，名为《共和国教科书》，倡明“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注重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注重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这套以“共和”命名的教科书甫一出版便热销，风行海内外。
　　白话文登陆教科书
　　清末时期，上海棋盘街有家彪蒙书室，主人是个钱塘人，名叫施崇恩，他主持编印了大量的白话小学教科书。时人记载，彪蒙书室历年出版的各种小学教科书不少于75种，教材附有白话解说，或有插图、或加比喻、或经文和白话文对照。书室出版的《绘图中国白话史》在清末学堂流传极广，也是较早的中国白话历史教科书。可惜用白话文译经书触怒了清廷，被下了禁令，彪蒙书室就此夭折。
　　从清末个人自行编制白话教材，到1920年全国范围推行白话文教学，教科书的变革在新旧力量的剧烈冲突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