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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九届民间读书年会发言摘要
大会发言 （2011年10月14日上午，温州市图书馆一楼） 谢智勇：首先，我代表本次年会主办方温州市图书馆，热烈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衷心感谢各位的关心和参与，同时感谢协办方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评论专业委员会的大力协助。
前八届民间读书年会，先后在南京、湖北、北京、江西、内蒙古、山东、成都举行，本次年会在温州召开，我们有机会为阅读推广活动尽一份力量，与全国各地的书友交流经验，增进共识，感到十分荣幸。
为什么选择在温州召开，我想温州上还算得上一座有底气的城市，温州的经济、温州的商业、温州人的创业精神撇开不说，温州文化的发展近年来也是很有特色，成果喜人，这方面市文广新局崔局长会接下来具体介绍。
在促进阅读传播方面，温州市图书馆十四年来坚持编发《温州读书报》，受到学术界人士的肯定，也得到兄弟图书馆和广大读书人的欢迎。在座的董国和先生、萧金鉴先生和瞿光辉先生，还有子张先生、王振羽先生（两位临时有事来不了），在我们这张小报上开过专栏，韩三洲、李传新、阿滢、周维强、董宁文、汪应泽、韦泱等许许多多先生热情为我们写稿和组稿。借此机会，我代表图书馆全体同仁对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崔卫胜：我代表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代表温州市文化界的广大同仁，对远道而来参加本次年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近年来，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文化大市”的战略目标，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加大投入。在新城区兴建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科技馆和大剧院等大型文化设施。温州整个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一块，温州原来说地域宽广，基数比较大，温州市人口百万以上的县有三个：瑞安市、乐清市、苍南县，最早时候是苍南和平阳两个合在一起是一个县，220万人左右，十年前这两个县分了，苍南县还是有130多万的人口。基数比较大，温州的乡镇有292个，行政村是5465个，这么大的行政范围内构建服务体系是比较难。所以我们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来，统筹城乡建设，进一步做大做强，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现在把乡镇整合成50多个省级中心镇和市级中心镇。5000多个行政村整合856个农村社区，构建温市、县、镇、农村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图书馆也要打造市、县、镇、农村社区四级图书馆的网络。进一步打造戏剧故里、歌舞之都、书画明城、百工之乡等城市名牌。全力打造“戏曲故里”、“歌舞之都”、“书画名城”、“百工之乡”等城市文化品牌，还组织力量整理、出版《温州文献丛书》《温州文献丛刊》《温州学人文选》《温州乡土文化书系》《温州南戏大典》等一系列图书，举办叶适、高则诚、南戏新编、刘伯温、孙诒让、“温州学”、“三生融合幸福温州”等全国性学术讨论会。不久前实施“六城联城”，重新启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工作，还启动《温州通史》的编纂工程，修复东瓯王庙，评选温州历史文化名人，力求系统梳理温州的历史脉络，深入挖掘温州地域文化内涵，丰富和改善广大市民的精神生活，提升温州转型发展的后劲。
周维强：尊敬的民间读书年会各位同仁、尊敬的温州本地的书友们，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教授因公务不能与会，我受徐会长委托代为宣读致词。（全文请参见徐雁秋禾话书博客）
倪建明：我参加这样的大会是想和专家学者们学习点东西，做藏书票不和读书的人在一起，藏书票就做不好。想知道你们对藏书的一种感受，能让我体会一点，这是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希望，我就说这么几句。
陈子善：我来的时候跟方韶毅先生在微博上交流，我讲了比较有趣味的话，在座大家可能对毛边本还是有点感情，作为图书的一种特殊的形态，在座有一位沈毛边，他在做专门的研究，我也是“毛边党”的老党员，“毛边党”有一个特色就是平等。在民间读书年会也应该贯彻这样一种精神，不管是谁，从事什么工作，什么职业，只要有一个纽带把我们联系起来，这就是书。
方韶毅：刚才陈老师点到我的名字，我就说几句。我想用三本书的书名来谈一下我今天的感受。第一本书叫《久仰久仰幸会幸会》，这是民间读书年会一位参与者出的一本书，很多老师专家都是我很久仰的，今天相聚在温州，我深感荣幸。第二本书叫《瓯风》，《山海经》说瓯居海中，“瓯”代表古老文明，“风”既有传承又有创新。第三本叫《书生活》，用它来讲我对读书的感受，读书在我看来就像生活一样，不必要钻得很高深，也不必要做得特别的高雅，就像生活这样健康，呼吸那样自然。
蔡玉洗：我们的民间读书年会能够从一届走到九届，说明民间读书的活动是有生命力的，是有生长性的。民间读书无论从经济支持上，还是从政府的倡导，应该比公方的读书还是弱很多，但是没有哪个人来阻挠，没有哪个人来倡导，就是靠我们喜欢读书的读书人，能把民间读书活动从一届走到九届，我觉得很不容易。这两天中央会开一个全会，全会上要对文化体制改革有重大的决议，决议的内容还不太清楚，这就说明整个国家对文化的发展处于一种重新选择的问题。大家最近关注到美国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在华尔街静坐，我很关注这个事情。他们静坐的目的是什么？像我们现在看西欧意大利、西班牙这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出现了国家债务的危机。这种国家债务的危机，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发展到一定尽头，它也要重新思考。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很多问题，西方社会他们也感觉到他们国家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有问题，究竟我们读书人应该怎么样来倡导精神上去，把一个社会向一个良性发展。其中有读书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
胡念望：接蔡先生的话讲两点，第一读书是为了生活，第二读书是为了发展。
我是来自农村，对我来讲，喜欢读书并不是读书给我很多乐趣，也并不是自己对读书多么感兴趣。首先，是为了生存。其次，为了温饱。第三，为了发展。
从我的个人经历讲，我的读书，我的写作是为了工作。第一没有文化的背景，第二也没有经商的背景，第三也没有亲戚当官的背景。所有调动工作都是靠伯乐的赏识，只能通过自己的文字让别人来赏识你。而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地方发展的更好，使自己发展的更好。
陈云昭：这位先生，你好！你读很多年后，发现你的命运没有得到改变，你会不会抱怨读书？
胡念望：我从来不抱怨。人是要适应生活，而不是生活来适应你。有很多事情都是人最弱的一把是决定你发展的高度，如果你在哪些方面心高气傲的，就是心高气傲决定了你发展的高度，那么你不可能发展。
瞿光辉：我想谈自己思考，读书让我思考的问题。这里的读书还有一个来源的问题，智慧来自什么地方？举一个例子，就是异化的问题。八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曾经开过一场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后来，我偶然在旧书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是《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胡乔木说，他们把马克思用于描写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劳动和资本的对抗关系的概念就异化引申到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说的异化，就是本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作为一种外在的应急的力量转过来反对支配本身。我的理解很简单，一个资产者雇了几十个工人劳动，后来工人觉得太累，就创造了一种先进工具或者机械，工作轻松了，但是资产者因此不需要这么多的工人，于是工人失业了，这就是异化朴素的理解。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认识，我是读书，读什么书？英文是这么说的，我觉写的很好，译成中文是这样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写的事，后必再写，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size=+0]在座的读书是不少了，但是有一本书很少会有人读，那就是《圣经》。
杨河源：我又不是教徒，但是基本上每天翻两页《圣经》。广东电视和报纸的言论尺度还是可以的，民间在那里显示出非常壮实一种力量。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接触到各位，大家都努力用自己的方式编了这么多刊，与大家交流，这种力量可能是中国的希望。
李树德：从去年到温州大学当特聘教授，我在学校中看到读书的队伍在青年一代当中逐渐的缩小，读书的力度在萎缩，另外还有很多的说法。现在是读图时代，谁看文字。我们做书做到图文并茂，但是图片不能代替文字，图片是一个表象的，它的思想和表达深刻度远远不如文字。
陈寿楠：我退休二十多年，一直在期待着哪一天我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年会，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的案头上看见了由北京朝阳区文化馆出的《芳草地》，我是第一次接触到，由于主编先生的帮助，所以能每期照收，我现在家里保存着《芳草地》。最早接触的湖北省十堰市新华书店李先生主编的《书友》，我曾经在温州市新华书店干了十年，冒昧给李先生发了一封信，我想请他给我寄一份《书友》，后来就每月每期照寄。为什么我很喜欢一报一刊，因为它属于民间的东西。
贺雄飞：由于座位没有排好，发言人都不知道是谁，下次见面还是不认识，请下面的发言的人可以先自己先介绍一下自己。我是研究犹太文化的贺雄飞，来自北京。犹太人有一个习惯，没有知识的和资力浅的，都是坐后排，不是坐前排，发言的人也是由前到后。他对智慧有无尚的崇拜，有智慧有思想的人一定要坐在前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句犹太的谚语。犹太人说：“当你自己想在冬天遮风挡雨的话，就请你造一间茅草屋，当你在很多年的冬天想遮风挡雨的话，请你造一间石屋，当你想让这个城市记住你的话，你就围绕这个城市造一个城墙，当你想流芳千古的话，请你写一本书。”在座的各位都能写书，希望我们少出垃圾，多出精品，多出思想，而且让思想变成智慧，同时能烤出面包。
王稼句：这次会议排列其实是有讲究的，按姓氏笔画。
冯传友：我来自2280公里的内蒙古草原，我叫冯传友。包商银行主办的企业报，2009年的时候，包商银行领导让我进去，让我开创了一个读书版、文史版、休闲娱乐版、摄影版。这个报纸的读书版、所有的副刊面向社会，一到四版是包商的，五到八版是我们的，在座的各位老师，欢迎来稿。但是我有一点小要求，是企业报没有上网，我要求首发，我发完了一两个月后，你可以再给《人民日报》，再给《光明日报》。
王稼句：温州我没来过，我是第一次到温州。对于温州的印象过去就有，看书看来的，周瘦鹃有一个小品集叫《行云集》，写雁荡山，给我留下的印象太好。温州的地方文献整理在全国是走在前列的。这个问题我比较关心，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都做了不少地方文献的工作，安徽花的钱可能最多，整个安徽省的整理规划，黄山书社没有做的很好；南京也搞了一个《南京稀见文献》，但是错得太厉害了。我看温州的一些东西，应该讲真的不错，是简体字的横排，古籍还是用繁体字好。这是我的建议。
冯传友：温州叫鹿城，包头又叫鹿城，全中国大一点的两个鹿城，我从那个鹿城到这个鹿城。我在当经理的时候，我们的温州朋友，包括大家，许多在我们那里租柜台做生意。所以这样的话，两个鹿城2285公里，我也要过来。
王玉民：依我看，发言与位置没有关系，如果讲的不好，坐在第一排，也没有人听；如果内容精彩，坐在后面，照样有人听。 谢智勇：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上午的会议议程告一段落。今天下午有分组讨论。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大家能够继续交流，更希望大家为温州图书馆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第一组专题讨论：读书 藏书 出书 （2011年10月14日，温州市图书馆一楼） 主持人（陈子善）：现在会议开始。上午要点名，下午不需要点名，大家自由发言，由于时间比较紧凑，尤其是我主持的时间比较紧凑。
我就讲几句话，很简单的。自己在图书馆工作过半年，可以这么说，我既不完全站在图书馆的立场，也不完全站在读者的立场，努力站在一个比较中立的立场来讨论问题。但是，还是发现读者和图书馆之间的矛盾是永远会存在的。怎么样解决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有些书专家、学者都没有看到，所谓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有的书都没有看到，你看到了，你就有第一手的发言权。在这一个过程中有独到的体会和感受，也许这本书在某个领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书，或者是非常重要的杂志，你就把它写出来。
王稼句：我不算藏书家，这顶桂冠也不是随便好戴的。某年江苏搞了一个评选江苏十大藏书家的活动，徐雁他们是评委，动员我参加，我婉言拒绝。我认为提倡读书和藏书是好事，但并不是有一点书，就算藏书家，藏书家一是要有数量，二是要有特色，三是要在书上做点事情，像黄裳、姜德明、倪墨炎、韦力等先生，就达到了这样的标准。
韦 泱：稼句第一次到温州，我也是第一次到温州，我几年前在上海开一个创刊研讨会，北京来了专家，他们都到上海来了，开到最后一天马上就要到温州去了，由于时间安排，我就说以后有机会。唐湜是诗人，后来没几年他就去世了。那时候如果到温州来，我就见到了唐诗人了，第一个来还愿，我喜欢他的《意度集》。温州还有诗人叫莫洛，前几年还不知道，他和上海的学者联系比较多，最近才知道他今年去世了，对他也是比较关注的人，有机会到温州来能见面，但是今年两个都没见到，这两个都是温州的诗人。我上海有一个忘年交叫丁景唐先生，他的老师叫朱维之，他写了关于他老师的两篇文章，朱先生给老师写的这两篇文章在《瓯风》杂志上发表，我来之前他就跟我说温州很好，介绍一些地点。还有版画家，九十一岁，叫杨涵，现在健在，在四十年代在温州开始从事木刻版画，我跟他接触比较多，接触这些人后我也有许多感想，觉得温州我值得来。
陈子善：他的话题引起了我的回忆，提到莫洛，我第一次来温州是1978年，见了莫洛和胡今虚这两位，因为要了解许多情况，有好几封信给他，也仅此一面。第一次到上海坐船到温州，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到温州。看了胡今虚和莫洛先生，就上了雁荡山。
孙良好：刚才王稼句老师发言时，我坐在这里就觉得非常惭愧，现在的大学教授是该骂骂了，很多大学教授没有用心在做学问，当然，想用心做学问也不容易。我刚才跟方韶毅讲，读书、藏书、出书，对于我们这些教授并不难，读书我们有相对充裕的自由时间，买书我们有足够的经费，要藏书根本不成问题，出书的经费一样不成问题，我们有课题支撑。 我在北大跟陈平原先生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他前几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好像就叫《学问不是评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道理，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强项，但现实的情况往往是外行评内行。我很欣赏北大中文系的教授评审一直以来坚持的“代表作” 制度，因为“代表作”制度比较靠谱，审阅代表作的真的是专家是同行。但北大中文系只是一个例外。 再谈一个问题，温州的几个文化老人，与我个人的关系非常好。几年前，我做了一个唐湜先生的年谱，今年又做了一个莫洛先生的年谱。我做这样的工作，是受了钱理群先生的影响，他强调，做人文研究的人首先要知道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 方韶毅：收藏，任何领域都一样，行里有一句话叫有钱、有识、有闲，这三者缺一不可。现在出书，成本说低也低，说高也高。出书的人也很多，但我觉得要有一个底线，不能乱出书。我也跟出版有点关系，以前做过出版的工作，交了很多的学费，也想做市场化的书。既然现在出书是这么一个状况了，我有一点感想，就是把效益达到最大化，投了这么多成本去做书了，希望把书做的更漂亮一点，纸张印的好一点，宁可页数少一点，市场流通要进入一点，不能是纯粹自娱自乐。
陈子善：我提前离席了，谢谢大家！
蔡玉洗（主持人）：我们继续开会。一组代表中看了一下，出版社的同志还不少，有我们的蔡先生（蔡瑛），我也是在出版社工作的。公家的出版社不大关注民间读书和民间的东西，民间跟各方也应该有交流，在交流过程中受到启发。请蔡先生发言。
蔡 瑛：说老实话，现在出版社压力非常大，出版人压力也非常大，大家谈到读书、藏书、出版，实际上跟出版人的关系非常大。出书非常难，从另一各方面来说出书非常容易，我说的非常难，每个出版社的管理模式不管怎么样，出版社的经营压力都分解到每个编辑头上。比如说，我每年要给出版社创造18万的利润，我才可以不被扣工资。要完成18万，如果按照纯粹的市场，没有可能。本版书，即组稿、编辑、发行，这种书对出版社来说，最高的要求不赔钱就行了，要赚钱非常困难的。原来我们刚开始做编辑，一年五六本书，现在十多本书，如果不这样做，完成任务非常的困难。 蔡玉洗：我们上午看了倪建明老师的作品，倪老师对藏书票的制作、收藏、作用有独到的见解。请倪老师给我们讲一下自己的感悟。
倪建明：我今天有机会展出这批藏书票，一百张书票，不! 101张，加陈子善先生的那张。说句实在的，这些作品是我十二年的心血。
就像是我给陈子善老师做书票一样，我没有机会跟陈老师交流，很难做好一张藏书票，好多年过去了，就是没有给陈老师做。一位朋友再三坚持要我做，后来我就给陈老师发了第一封邮件，上海图书馆有人建议我为你做藏书票。我开始给陈老师做了一张水乡内容的，他说这张很传统，他再给我回了邮件，“我想做一张女裸体，还有猫……”。就这样我就给他做了一枚，通过邮局寄给他了，之后一直没有消息。我担心是不是我处理得太简单了，因为我是用线处理画面的关系，我想明朗、简洁一点。我想到陈老师是不是不喜欢，过了四五个月，这次展出没有敢放进去。昨天陈老师在我的房间里，给他看了我制作的书票，他说好啊。这张我是拿来请票主签名，我存档用的。
所以我说这次有101张书票在这里展出，对我来说，完成了作品以后，必须要让票主认可，只有票主的确认，才可用于展览和发表。这个说明是什么? 藏书票创作包含有一种隐私，一种更个姓化的需求，藏书票的发展已经到了更边缘的地方。我讲话占了太多的时间。
蔡玉洗：因为藏书票是我们民间读书活动中我们认识的一个新东西，我们藏书票的理解有很多片面的，倪老师从个人创作，包括藏书票的研究，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由于时间问题，没有过多的展开。下面请沈文冲先生，南通的，是毛边本的专家，请他讲一点。
沈文冲：近十年来我的藏书有相当一部分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毛边书的搜集上。所藏的毛边书刊，民国年间的因为动手太迟，不过四十来册毛边书而已。所藏的共三四百册毛边本，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近十几年来刊行的新毛边书。
我那本2008年上海远东出版的《百年毛边书刊鉴藏录》毛边本，因为篇幅较大，付印前我和责任编辑黄政一商定，一定要用锁线装订。结果书印出来之后，果然效果比较好。我佩服出版社方面，舍得多花一些投入，尽可能地把书印制得好些、美观些。我们现在制作毛边书，就是要尽量地避免用胶脊装订法。假如不得不用胶脊法的话，里面也一定要穿线，就是用锁线。
需要格外强调一下的，就是毛边书印制不太适宜用轻型纸，这种纸张过于疏松，脆性大，保存的时间也远不及纸张密度大的双胶纸及一般白版纸。并且因为轻型纸较为疏松，印出来的书，篇幅不大，却要比用普通胶版纸印的书要厚出许多，给人以笨拙感，不如胶版纸印的毛边本来得精致大方、端庄美观，经得起长久保存。
王稼句：我们现在的毛边本，我不是很赞同。我们现在做的纸质量太差，容易黑，变色。过去胶版纸，双面的。颜色要稍微灰一点，不要放添加剂。还有一个大书，你说为什么要做毛边，毛边本不是毛糙，只是装订的精致化。现在很多东西把毛边本理解错误了。小书，特别是诗歌，小散文，这种做是很好的。
毛边书不能做大、做厚，最厚在32k左右或者16k，如果是三四百面，那这个书都不能读，就是说新书不好读，你读不动，捧在手里面，你的劲不够，一个小时捧在手上，你受得了？但是如果是线装书，你躺在藤椅里面照样看书。
蔡玉洗：下面还有十几分钟，我觉得没有发言的同志要抓紧一点。闫主席是我们湖北的代表。
闫进忠：这个会九届我参加了七届，我感到这个会从民刊、民间读书涉及多个领域，都离不开一个字，“文”。温州，我是第三次来。我把这个会用三句话概括。“见想见许久未能见到的人，说许久想说难得有地方说的话，寻许久想寻难寻的民间出的书。”
蔡玉洗：民间读书的一些看法，我表示赞同，民间读书没有一个非常高的诉求，对图书爱好者、对朋友很自由地谈谈对书的理解。但是，搞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觉得总结起来，对中国的出版是有推动的。
我们正规的出版社都是考虑经济效益，把本质性的东西往往忘记了，出书很随便，出书好像不当回事。对产品的精致性考虑不足，如果这么下去，这个书是没有前途的，一般化知识的传播，存在下去的地位，必须要吸取民间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第二组专题讨论：民办报刊与阅读推广 （2011年10月14日下午，温州市图书馆七楼会议室） 卢礼阳：今天到会的第二组一共有民间读书报刊13家，杂志12家，报纸3家，有的报纸杂志联系不上，比如说北京的于晓明；有的是要来，苏州图书馆的，最后来不了。内蒙古的张阿泉，到香港去了，时间刚好冲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乐清的，后天可能会碰到，他有一个报纸叫做《三禾读书报》，新办的，他们成立了三禾读书社，刚出了两期。以前乐清办过一个《南大读书报》，办了18期，后来停掉了。
谭宗远：我觉得分组讨论的方法其实挺好的，开大会没劲，分组可以讲讲外话，什么都可以讲，我觉得分组讨论挺好的。过去分组讨论这事还真不多，都是大会。我们这个刊物（《芳草地》）大概是2003年跟“非典”同时来到北京，我当时还是一头黑发。我明年就退休了，这个杂志办不办，我也不知道，目前说还要办。
董宁文：很多人都在支持《开卷》，这就是这个刊物能够编下去的理由，或者说动力，因为很多刊物在编辑过程中都会有非常多的困难，非常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见识非常重要，不管你有什么困难都要坚持，像《书友》原来也挺有影响的，也非常好，搞了很多东西出来，但是领导一变，就说休刊，一看就知道玩了一个噱头，这样的领导非常多。
下面我们说一说动力，就是每个刊物都存在着前途问题。东莞的《易读》第一感觉非常好，里面文字也挺好，希望能坚持一段时间，至少说有几年时间，这样就可能会留下来一点记忆。编刊物就是周而复始的一种劳动，看稿子，写稿子，始终是在那里劳作，虽然很烦琐，但也很有乐趣，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应该叫乐此不疲吧。 曾纪鑫：很高兴与大家见面，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先谈一下刊物。《厦门文艺》是一本群众文化刊物，在全国群文系统中，算是比较“另类”的。我们尽可能把它办得纯粹一些。严格来说，我们的不算民刊，是一本省级内刊，季刊，经费由财政拨款，稿费千字五十元。与纯民刊相比，没有生存的压力。《厦门文艺》有一个栏目叫“书海遨游”，发一些书评、书话之类的文章。 我自己的藏书有一两万册。但是，我这次来还是很受启发，谭宗远老师、赵国忠老师、冯传友老师，他们在开会之前，先到厦门，在我那里转了一下，然后我们一起到这边来。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是藏书家，在书籍的研究方面都是专家。我的藏书主要是实用性的。买书为三种类型，一是工具书，二是参考资料，第三个是喜欢读的可以充实自己的。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今后可能在书的研究方面会有一些发展，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萧金鉴：一段时间以来，民刊似乎有些低沉。《开卷》办的久，办得好，影响大，今年初，迟迟未见刊物来，有说是遇到困难了。还有的民刊时断时续，有的销声匿迹。当然这也无需悲观，民刊现状正符合民刊的特点，无经费保证，无专职人员，出一期算一期。经董宁文先生努力，闯过了一道难关，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另一方面，图书馆办读书民刊蜂起，除了原有几种，如《悦读时代》《今日阅读》《尔雅》《上林》《天一阁》等等，这次会上见到《易读》《读读书》，办得很不错，馆办有条件，可持久，这又使我们感到乐观。我们的情况，《书人》到明年就是十周年了，它由弘道文化公司于2003年首办，办了三年，出12期；后由岳麓书社接办至今，六年出了24期，现在还比较稳定。《文笔》情况也比较乐观。从2007年创刊至今，受主编邹农耕先生之托，该刊一直在长沙组编，编成后发邹主编审读调整，历几个来回，定稿后发南昌编辑张国功先生校读后付印。邹先生的中国毛笔文化博物馆已基本建成，《文笔》将继续办下去。我今年72岁了，身体不好，我出于对书之爱，想再干两三年，只要跑得动，每年的年会一定会参加。
卢礼阳：萧先生虽然早上客气没说，下午讲起来很有激情，听起来充满感情。你刚才讲到说两个第一，其实是三个第一，不但是最高龄，我们尊敬的长者，还有前天你是第一个到，你是编了两份杂志，我们在座的顶多一个，你这样的高龄，两份杂志是跨地域的，一个是长沙，一个是江西，跨地域你是第一位，你是三个第一。劳苦功高，我们向萧先生致敬。
徐玉福：大家好，《悦读时代》马上创刊三周年了，一路走来，都是大家的支持，可能我们走的顺一点，是因为有东莞图书馆的支持，以前是有学校的支持，所以不像很多刊物遇到那么多的问题，做到现在，基本上是正常。今年出六期，实际上只有四期了，两期是合刊。
《易读》，还没有作者群，它现在转载和书摘多一些，原创的基本很少。因为它刚刚出来，数量又少，像我们《悦读时代》读者多，它有一个阅读学研究会，会员有上千人，那一块也有一个读者群，也有作者群在支持，这一块相对来说竞争者多了，回馈的也多一些，但是《易读》目前只是一两百册，面就很窄。
徐 苏：我今天上午也有幸听到了这种强强的对话，或者赞扬，讲话很有力度的这种语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贵的，大家有一种凝聚力，像这种会议大家都放弃了各种各样的事，能聚在一起，也不是随便能够参加下来。就像我一样，我本想是听一听，我觉得这是一种来源，这是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如果仅限在我们这个圈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把它张扬出去，作为一种战略向社会去推广。
我们曾经做过一个试验，我们把《尔雅》等刊物放在阅览室里，有读者，而且这些读者反映也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刊物它是有生命力的，而且也应该有它的读者群，希望将来可以发挥图书馆积极的作用，希望通过馆长的联谊会议等等这种手段，从馆长的角度尽量强调阅读的重要性，这种刊物的生命力，使大家有一种共鸣，将来可能对刊物的兴办有好的作用。特别得到领导支持以后，工作人员也有干劲，编辑人员也有干劲，如果再给予适当奖励，这样对于提高刊物的质量都是有好处的。
蔡 瑛：我建议民刊每期都要有新的面孔，因为在青年人里面还是有读书人的。第二，我建议你们赠阅的时候，也要每期发展新的读者。再者，我们建议民刊一定要利用新的传播模式，比如说现在一些年轻人喜欢的微博，我建议每个民刊都要有自己的官方微博。我想，如果民刊在青年人中能发现一些读者群、作者，民刊才有生命力。
周维强：主要是说两个意思，第一，图书馆办的阅读的报刊，我觉得它可以跟图书馆的功能联动，图书馆是社会文化部门，它把这个功能跟自己的报刊可以联动起来，包括做活动，跟办报办刊合在一起做，可以开辟新的东西。
第二个意思，民办报刊本身应该是比较有活力的，思想活力和文化活力的，在意识形态之下，你不可能突破，自由的思想或者自由的意见，在民刊这里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可能性，充分表达对社会、文化的一些看法，讲讲道理，讲讲逻辑。比如英国在几次重大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报刊在疏导民意，或者说报刊对发表民意中起到很大作用。英国的散文写的都是很平实的、平淡的，都是讲道理的，他在社会动荡的时候，报刊就是发表这种文章。
十七届六中全会里面还要产生文化体制的决议，我想文化最终的变化一定是民营的，非国营的文化要超过国营文化。先秦学在民间，才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到了秦国，这个思想就衰落了，所以，民报民刊在推动文化发展方面，在复苏我们的文化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很好的作用。
周卫彬：我们是2008年4月23号世界读书日的时候正式创刊的《尔雅》，平均两个月一期，一直办到现在，每一步办过来确实也很不容易，我们也估算了一下，一年大概办刊的费用，印刷费、稿费，成本费等等也要八万块钱。
《尔雅》的内容跟其他的刊物有所区别，比较体现自己的地域特色，主要的内容就是宣传弘扬太仓的地方文化，搜集有关太仓的历史记忆、人文故事，还有太仓的往事等等，也加一些导读方面的内容，包括一些好的读书的评论，一些名家对读书的体会等等，评议的在三成左右，百分之七十体现太仓的人文特色。每一期印1500册到2000册。刚刚镇江的徐馆说了，我们向同行图书馆界寄的是一本，我们现在感觉确实太少了，从现在开始还是增加数量，其实也是一举两得的事，增加数量之后，其他的馆有更多的读者了解到这个刊物，作为我们来说，也是帮助太仓的宣传。
陈云昭：徐雁教授有一个倡议，每个馆设立一个馆刊陈列架，其实每个馆设立馆刊的陈列架，比如我们江阴图书馆要设立一个馆刊陈列架，把其他馆的馆刊做一个陈列。
我接下来想讲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民办报刊的问题。刚才宁文老师提到民办报刊的难度的问题，其实我觉得民办报刊生存空间非常的有限，它的有限最基本的标志就是经济的依附性，这是造成办民刊难度很根本的问题。我觉得如何实现民办报刊的独立性很重要，在它的空间里能不能独立，独立的有一块经济的收益问题。目前我们《读读书》这样的设想，跟三家数字媒体在合作，“博看网”、“龙源期刊网”、“教育阅读网”，把我们的杂志做成电子阅读物，放在他们的网站上，通过网民的点击率来造成一些费用，每点击、下载一次，我们可以获得三毛钱的收入。哪怕三块钱一期，如果你有1000期，也有3000块钱的收入。
我们还在做一些尝试，想跟全国三十家的独立书店做合作，让他帮我们代售。代售的目的，一方面是一定的经济收益，其次是扩大影响力。我们想考虑跟全国三十家独立书店合作，有两百册的概数。这一块值得我们民刊去考虑，去做一些尝试。
陆子康：我是第二次来温州，第一次到温州是1993年，我还在市教育局教研室当中学语文教研员。这次我是冲着温州图书馆过来的，冲着《温州读书报》来的，冲着温州的人文地理来的，也冲着自己一点小私心过来。不久前我曾看到《温州读书报》上一篇文章，特别有感受，是悼念马骅先生的一篇文章；这一次过来，又见到了悼念马骅的另一篇文章，是他的孙女写的，我看了很感动。
民刊的经费有困难，大家都有体会。不过，刊物办出特色办出品位，找人帮助也容易。我们通过一些关系，请别人帮助，别人也肯出力。我们与海宁旅游协会合办《水仙阁》，就是与解决经费有关。当然，他们首先是看中我们的刊物办得不同别人的，有品位，合办也可以提高他们旅游协会的知名度。这就是双赢。 阿滢：我认为民办报刊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像北京的《芳草地》，南京的《开卷》，还有《温州读书报》等馆办的杂志，所谓的民刊就是没有印全国的统一刊号，报刊的全国统一刊号并不是代表着级别的高低，像山东淄博市下面有一个淄川区，区文化局下面有一个蒲松龄纪念馆办了一份《蒲松龄研究》杂志，这个杂志不但有全国统一刊号，还是全国的核心期刊。
我主编的《泰山书院》，原来说是新泰市藏书家协会主办的，但是这个协会也是我组织成立的，实际还是我管理的事。这两年我又主编了《新泰文史》，影响了《泰山书院》的出版。《泰山书院》入不敷出，暂时没有出新刊，也没有说停刊，以后只要有机会，还会继续办下去。
李传新：我觉得民刊已经生成十年了，在这十年内出现了许多非常有质量的民刊，例如董宁文等人的，这几个刊物能够坚持到现在，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民刊它生存，主要靠一些读书人维持它、培养它、哺育它，如果失去了读书人的支持和培养，那民刊就失去了生命。以后的民刊发展的道路很长、很艰巨。例如我自己办的民刊也搞了好几年，后来就是因为没有经费停下来，停下来了我更觉得现在还在办民刊的真累，他们那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虚心学习。
李岚屏：各位老师，大家好，我这里有三个小小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的《易读》杂志，你们都应该拿到了，我想你们以后多多投稿。还有一些建议和意见都可以通过邮箱发送给我们，以便我们办得更好。
第二，关于民间读书会，我想问一下，对内可不可以建立一个QQ群，以后各位老师就可以更方便地在里面互动，沟通意见，这样也可以更方便做进一步的交流。
第三，关于一个阅读推广，我们也可以办一个微博或者博客，由一个人来主持，某一本民办的刊物出版了，我们可以把这些小信息和内容告诉给更多的人知道，通过这些渠道更多的人会认识到我们这些人的努力，还有更多的一些报刊的信息。
杨河源：我在佛山电电视台，做的是评论的工作，跟东莞图书馆的渊源比较深，我就参与编辑这个刊物。《易读》每一次希望能集中一个专题，在一个专题上面有一些深入的描述，比如第二期的专题是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幸福的指标，并且推荐了一本书，他做的这个动作是救了一家出版社，单单广东就加印了几十万册，非常多。
在推广这块，我个人觉得好像民刊还是以本土为主，最好的一些读者，假如在本土这一块能培养十年、二十年下来，那就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如果说我们这个刊就像在图书馆之间交流，就像一滴水掉大海里去了。一个刊寄一册到一个图书馆，即使一个馆长有心，他很难进行统计，他放在哪儿，专设一个陈列架，可能很难取得什么效果，如果是三五册效果可能会好一点。
假设民刊它要推广，我觉得这个可能瞄准的稍微准确一点，你给我要我才给你，因为你真的需要，你不需要，真的不是浪费我们的精力，浪费我们的纸张吗？
张永苏：很荣幸跟大家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是办民刊的。我办的刊物是《籀园》，是今年才创刊的。
今天来主要是谈关于报刊的问题，我们《籀园》因为是刚办的，虽然性质上跟读书报相似，但是在方向上还是有点不同的，我们现在的读者群并不怎么确定，在座的都是行家，希望大家以后对我们多提意见。 另外，谈谈民办刊物的问题，民办刊物的问题说白了是我国特有的现象，这个事是非常艰难的，经济上难，人员上难啊，组稿上难，生存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作为图书馆办这个刊物，一是定位的问题，图书馆这几年办刊物都是办的很好，都很有特色。定位有两种，一个是面向读者，基本以阅读指导为主，再者就是综合的，既有读者引导，又有图书馆本身的业务，坚持本身的业务其目的还是为了搞好阅读。二是办好馆刊要有自己的特色，因为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图书馆，不可能把全国所有的东西包括在内，这是有特色的问题。如果能坚持下去，而且真正吸引读者，会办得有吸引力、生命力。我认为办馆刊还有一个作用，跟图书馆本身的职责相关的，图书馆本身的职责就是知识的保护神、知识的传播者，维护知识正常的传播和运用是我们主要的职责。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再把办刊的方向确定一下，会办出自己的特色。 自 牧：我发言说两点。第一，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是民刊本来建立时间不长，我们应该尽量参加，各种刊物你们有了，尽管有的刊物有一些细节的小问题，我们不该把它排除在外。第二，我们选一些谈日记的民刊，研究日记的一些人员，原则上是11本，字数不够。我讲这个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可以作为日记报的资料积累起来，以便我们以后使用；二就是通过这个办法，希望各家民刊更加关注日记，多发原创日记，过个三五年，说不定我们还要真正的有研究日记的文汇、一个专报，谢谢。
瞿光辉：我刚才说过，我出了一本书，就是董宁文先生主编的。宁文先生给我编了这本书，我那时候跟他一点不认识，我也不是什么名人。最近我又寄给他一本翻译的泰戈尔的书。我说我这本书翻译的时候是注入感情的，里面很有意思的诗，我翻译的时候真地流下眼泪了，各位都知道，泰戈尔的诗读着能流眼泪是很少的，除非是他的小说，诗歌很少有流泪的，我翻译它的时候感动得流泪。虽然知道这本书已经有译本了，我还是希望董宁文先生能推荐他，他也同意给我推荐。
主持人：我说几个事情，第一，转达一下陈子善老师讲的一个意思，如果第十届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暂时没有什么单位承办，他们编辑部有意承办。第二，刚刚方绪晓先生，现在《文史参考》的主编，他发了短信祝贺我们年会召开。第三，为什么《会议指南》印了名字但是人没来，我说明一下，好几位先生因为种种原因来不了，子张先生是他们学校开了残运会调课了，他出不来了。李福眠，是他们文学报社社长，临时把他叫到安吉出差。还有几位先生临时有事情。还有一位，叫我一定讲一下，就是陈克希先生，上海古旧书店的，他说日子刚好冲突来不了，一定让我向大家转达他的意思，他说希望以后还能见面，他跟萧先生一样也是年会的积极分子。
刚刚李岚屏女士讲到QQ群，如果大家觉得QQ群可以做，不复杂的，我们大家加进去就行了，这个是不难的，这个事情运转起来比较方便。
下一届年会的事情，大家可以酝酿一下。东莞馆长李东来表示，他说如果中国图书馆年会我们东莞中标了，我就办第十届的全国读书年会，他的意思把两个会结合到一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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