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的光辉岁月必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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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涵：囚徒的反抗——曼德拉追忆铁窗生涯
作者:周涵

摘要：1990年2月11日，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 　　1990年2月11日，面带微笑的曼德拉以矫健的步伐和胜利者的姿态，迈出了监狱的大门。经过27年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个从不退却的斗士 　　2010年2月11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获释20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当年关押曼德拉的监狱外，聚集了数千民众，他们以游行方式纪念这一重大日子。另一个特殊纪念的方式是将于年内出版的曼德拉文集《与我自己对话》，这部长约10万字的文集由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曼德拉原始手迹构成，主要讲述他46岁入狱至72岁出狱期间长达27年的漫长牢狱生活。 　　曼德拉在政界的成绩，很多人并不陌生。但是他的艺术天赋却鲜为人知。在27年的铁窗生涯中，曼德拉用木炭和蜡笔绘画来打发时间，渐渐形成了独特画风：线条简单、色彩丰富。他最喜欢用画笔讲述自己的铁窗故事，但并不选用“黑暗、阴沉”的颜色，而是明亮轻快的色彩，以此来表现自己乐观积极的心态。 　　近日曼德拉的画作在纽约的非洲艺术品拍卖中展出，并可能拍出极高的价格。在一幅名叫《狱中观望》的画作中，一根根监狱的铁栅栏占据了大部分画面，栅栏外的远处是开普敦的平顶山，画中还有曼德拉的亲笔签名。在其他一些画作中，曼德拉还用幽默的风格表现了狱中生活的清贫。 　　禁闭、禁食成为家常便饭 　　自从1944年加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后，曼德拉花了大约10年的时间使自己成为非国大事实上的领导者。最初白人政府没有意识到他的力量，而非国大也只是一个党派组织，所以他们只是因为权威遭受挑战而迁怒于他。但当曼德拉在1961年6月创建了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出任总司令后，白人政府知道，如果想使种族隔离制度在南非延续下去，他们就只能把曼德拉投进监狱。第二年8月，43岁的曼德拉入狱，罪名是“政治煽动和非法越境罪”，两年后政府又给他增加了“阴谋颠覆罪”，刑期从5年变成了终身监禁。 　　从此，曼德拉身陷囹圄，在素有“死亡岛”之称的罗本岛上熬过了漫漫18载。 　　年近八旬之时，曼德拉对进岛当天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在自传中这样描写道： 　　“我们下飞机踏上罗本岛的那天，天气阴暗，凛冽的冬风透过单薄的囚衣，打在我们身上。迎接我们这群被判处终生监禁的几名非国大成员的，是一帮荷枪实弹的狱警。我们旋即被押上囚车，送到一幢独立的石造旧建筑物前。狱警命令我们脱光衣服，然后他给我们每人一套卡其布的新囚衣。……然而，种族隔离的条例甚至体现在囚服上。除了印度人凯西拿到长裤之外，我们每人都是给的短裤。在非洲传统中，短裤意味着我们是‘小孩子’，这显然是一种污辱。” 　　“那天，我穿上短裤，但我发誓：我穿着它的日子不会很长。” 　　四天后，曼德拉等人又被押送到罗本岛的“狱中之狱”——一座特别为关押政治犯而营造的新监狱。当局这么做是为防止“危险”的政治犯将其政治观点传染给普通犯人。这座长方形的石头堡垒，中间是一个平坦的水泥院落，三面是牢房，另一面是20英尺高的墙，墙中间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有牵着德国狼狗的哨兵昼夜巡逻把守，可谓“插翅难逃”。 　　曼德拉拿着刚发的三条薄得几乎透明的毯子，跟在白人看守后面，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尽头的单间牢房。牢房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N·曼德拉，466／64，表示他是这个岛上1964年以来接受的第466名囚犯。牢房里霉湿气味扑鼻，且十分狭小，只有三步长、两米宽，躺下时双脚会碰到墙壁，头则紧挨着另一面墙，是名副其实的“牢笼”。 　　监狱有一套不成文的狱规，每位犯人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将受到重惩。狱规要求犯人上衣的三粒钮扣必须扣上，在狱警经过时必须脱帽致意。如果钮扣没扣好，帽子没来得及脱，或没有把牢房打扫干净，受到的惩罚是关禁闭和不准吃饭。曼德拉上岛后不久，就尝到了这个苦头。 　　一天，曼德拉在长凳上发现一张报纸。没有多思忖，他迅速捡起报纸，趁无人之际塞进衬衫里。作为政治犯，曼德拉不准获得外界的任何消息。这张意外得来的报纸对与世隔绝数月的曼德拉来说，无异于一顿“美餐”。他回到牢房，如饥似渴地阅读起来，根本没听到那渐渐逼近的脚步声。等他意识到一位看守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已来不及藏报纸了。结果，他因私自拥有违禁品，被罚禁闭三天、禁食三天。以后，类似的惩罚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岛上犯人的生活十分规律，近乎机械化。由于不允许携带任何计时器，囚犯们根本无法知道准确时间，吃饭、劳动和睡觉都由看守们通知。久而久之，他们连记忆月份和日子也困难了。这正是当局欲在精神上麻痹犯人的一种手段。不过，这一招在曼德拉身上没有灵验。他来罗本岛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牢房的墙壁上自制一个日历，使自己生活得像个正常人。 　　如此封闭、孤独、严厉而刻板的罗本岛，不只是一座监狱，更像是一座可怕的地狱。南非当局要在这里扑灭任何尊严和人性的火花，把像曼德拉这样刚强的政治犯熬炼成灰烬。 　　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 　　入狱伊始，曼德拉就开始同监狱当局展开不懈而艰苦的抗争。这是他在极其沉闷的铁窗生涯中保持清醒头脑，并逐步树立其在难友中的领导地位的一种方法。很快，他便成为政治犯们的代言人。每当外界来访或视察时，他都代表狱友们说话，力争改善狱中恶劣的生活环境。 　　1969年4月22日，曼德拉代表被关押在隔离监禁所的所有政治犯致函司法部长。在这份请愿书中，曼德拉指出一些阿非里卡人在“一战”和“二战”时均因叛国罪而判刑，但他们都未服满刑期即被释放，曼德拉与他的21名单人牢房的战友要求享受同样待遇；在被释放之前，他们要求真正享受政治犯的待遇，即有比较合适的伙食、衣服、床上用品；应有阅读一切未遭禁止的书籍报刊、听广播和看电影的权利；应有选择专业学习的机会。他们指出，政府将政治犯不是作为有价值的人看待，而是千方百计去惩罚他们；政府未能将监狱作为恢复政治犯名誉的场所，而是将其作为处罚的工具。其他一些犯人可享有的权利，政治犯则被剥夺。当时，这封请愿书在南非议会引起了震动。 　　为了解真相，南非白人反对党——进步党的议员苏兹曼夫人到罗本岛会见了曼德拉。曼德拉在与苏兹曼夫人会谈时，重申了自己在请愿书中提出的无条件释放的要求。苏兹曼夫人认为曼德拉的理由论据不足，“你们是否准备放弃暴力和武装斗争？你们与那些白人的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尚在继续进行。不错，1915年的反叛者是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这一点削弱了你们的论点。我不能要求释放你们。”曼德拉的答复明确无误：在南非人民赢得自由以前，我和我的战友们是不会放弃武装斗争的。 　　虽然与苏兹曼夫人的会谈失败了，但曼德拉在监狱期间对暴力和武装斗争的考虑更加周密，认识更加完善。他认为，光口头上谈论武装斗争不行，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去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同时，曼德拉把提高狱中生活条件的斗争看作是反对种族隔离与种族歧视斗争的一部分。 　　从到罗本岛的第一天起，曼德拉就抗议穿短裤，并要求见狱方负责人，提出申诉。起先，狱方对他的抗议根本不予理睬。但到了第二周，曼德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牢房里多了三条长裤。但很快，他注意到其他狱友并没有获得与他一样的待遇。 　　仔细斟酌后，曼德拉恍然大悟：狱方是想用几条长裤来堵他的嘴，以便尽快平息不满。他责令看守把三条长裤收回，除非每一位非洲囚犯都穿上长裤。看守不敢擅自取回长裤，最后监狱长韦斯尔上校气恼地把三条长裤拿走了，但留下一句话：“即然如此，曼德拉，你就和你的同志们穿一样的短裤吧！” 　　曼德拉没有屈服，更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1965年夏天，国际红十字会来罗本岛了解政治犯的生活情况。曼德拉抓住当局的要害，以犯人代表的身份向国际红十字会详实地介绍了他们所遭受的各种不公正待遇，提出申诉，要求狱方改善囚犯的生活条件，并真正听取犯人们的申诉。这一招果真灵验，国际红十字会成员离开后，犯人的狱服有了改善，到1966年，每位非洲政治犯都穿上了长裤。 　　在罗本岛，生活中最可怕的一面就是这种生活既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要在这样极端孤独无聊的环境中好好地活下去，就必须有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精神。曼德拉懂得通过学习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不让重复不变的监狱生活令自己精神麻木、失去斗争意志。 　　曼德拉曾向狱方提出学习的要求，并获允通过函授攻读伦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同时，他为其他狱友也争取到了学习的权利。 　　不仅如此，曼德拉又带头提出配备桌椅等学习用具的要求。这次，狱方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压力下，不敢再怠慢曼德拉的合理要求，他们给每间牢房添制了一张带有三条腿板凳的简易书桌。 　　正是在这样的书桌上，借着走廊上长明灯的昏暗光线，曼德拉利用深夜的时间自学了阿非利卡语（即南非荷兰语）和经济学，并偷偷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 　　在凯西和西苏鲁等难友的建议下，曼德拉从1974年起开始写回忆录。“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的事”，被人们称为“非国大的历史学家”的西苏鲁表示：“这是我们斗争的历史。”曼德拉的写作进度很快，在短短4个月时间里，即完成了初稿，从自己的出世一直写到入狱前的审判，以罗本岛的一些记录结束。完成的手稿被曼德拉等压缩成几乎放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纸片上，然后将这些纸片藏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计划让提前出狱的难友带出去发表。 　　为安全起见，他们将长达500页的手稿分三处埋在监狱的花园里。1975年，狱方为了加强对不同集中营的政治犯的隔离，决定在花园里建立一排栏杆，以加固已有的围墙。尽管曼德拉等人及时转移了两捆手稿，第三捆还是被狱方发现了，曼德拉等人被剥夺学习权利整整四年。 　　监狱里组建的“高层机构” 　　在罗本岛服役三年后，经过不懈的抗争，监狱的条件有了不少改善，政治犯们在劳动时可以自由谈话而不会被看守打断。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西苏鲁等非国大执行委员商讨后决定，在狱中秘密建立一个非国大机构，以配合流亡在外的非国大的反种族主义斗争。 　　这个组织的正式名称是“高层机构”，其成员都是关押在罗本岛的非国大成员。曼德拉担任该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他和其他三位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其他成员按照牢房所在的区域，划分成若干小组，每组指定一名成员为组长，负责联络和召集工作。 　　“高层机构”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狱内的组织不去影响狱外的非国大组织的决策。曼德拉认为，他们在狱中对外界的形势知之甚少，若对自己不了解的事进行指导，既不公正又不明智，因此，“高层机构”只对狱中生活的一切，如申诉、斗争、通信、食物等，作出应该作出的决定。 　　由于在狱中不可能召开经常性的大会，“高层机构”的活动便先由四位常委作出决定，然后分头传达给各小组长，再由组长传达给每一位组员。为了把消息和决定从常委们所在的B区传递到与之隔离的普通区G区和F区，“高层机构”特设了一个秘密的通信委员会，专门负责传递信息。 　　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通过各种方式互相鼓励，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 　　“比亲兄弟还亲”的白人看守 　　对于监狱的看守和警官来说，他们从未见过曼德拉这种自信而有尊严的囚犯，并且，他还是一个黑人。 　　曼德拉的行为成功地改变了他们的态度。他会在早上试着同监狱长握手，会说早上好，还问他们妻子和孩子的情况。曼德拉总是以礼相待，特别是对有些年轻的看守，他就像父亲一样。有些看守还帮助曼德拉等人传递信息，有的甚至还同他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曼德拉和白人看守詹姆斯·格列高里的深厚情谊即是一例。 　　看守曼德拉整整20年的白人格列高里起初认为，曼德拉是一个“恐怖分子”。渐渐地，他被曼德拉身上某种东西触动了。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对他们那些黑人领袖仍持有偏见，认为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他们要杀害我们的家人，夺走我们的家园，实行多数黑人统治。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曼德拉是位天生的领袖人物，我开始尊敬他。” 　　曼德拉被列为罗本岛的“头号政治犯”，但他自始至终都很温和。在格列高里记忆中，20年里，他只见曼德拉发过一次火。一次，一个白人看守讥笑曼德拉是个“白白浪费时间的黑种”，那时曼德拉正在狱中攻读法律硕士学位课程。当时，曼德拉的声音都发抖了，他对那个白人看守说：“你身上只有这一件制服让我尊重，别以为有朝一日你的白皮肤会救你。” 　　在曼德拉周围的15个白人看守中，格列高里是唯一能和他谈心的。他俩经常在狱中花园内安静的一角，坐在一棵橡胶树下交谈。他们从不为政治问题争执，彼此尊重各自的意见。他们两人的儿子均死于车祸，相同的不幸遭遇使他们的心理距离更近了。曼德拉向格列高里倾诉内心的感受，甚至以家事相托。一段时间里，格列高里甚至成了曼德拉在家的代表。当曼德拉因小儿子马克加索不肯上学而焦急不安时，是格列高里出面，硬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后，又送他上了大学。而曼德拉这位黑人领袖也成了格列高里儿子的教父。在他俩之间，肤色的障碍已不存在了，正如他俩所说：“我们比亲兄弟还亲”。 　　然而，这种不寻常的友谊在白人看守中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人说：“格列高里和他的犯人居然成了好朋友。”格列高里开始承受种族主义者的侮辱。他们中有的称他为“黑人们的情人”，有的则往格列高里家里打匿名电话，甚至有人扬言要在街上打死他。种种威胁使监狱当局十分紧张，他们甚至不得不为格列高里配备保镖。 　　格列高里至今还保存着曼德拉临出狱前与他的合影，以及一张曼德拉亲笔写给他的卡片： 　　军士长格列高里： 　　20年来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今天结束了。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谨向你和你全家致以我最诚挚的问候，并请接受我最深厚的友情。 　　纳尔逊·曼德拉 　　曼德拉走后，格列高里也提前退休，回到开普敦郊外的家里。每当回忆起往事，笑容便会在格列高里的脸上洋溢，他会欣慰地说：“我真为曼德拉感到骄傲！他差不多已圆了他的梦了。” 　　将监狱改造成曼德拉大学 　　20世纪70年代初期，南非国内的黑人解放运动重新出现高潮。起初是黑人大学生发起的“黑人觉醒运动”，紧接着黑人工人掀起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 　　1976年6月16日，在黑人城镇索韦托，青少年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当局强制非洲人学校使用阿非利卡语授课。 　　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获知索韦托运动的消息后，感到很振奋。不久，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战友们起草了一个要求群众团结行动的紧急号召，指出：“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南非黑人的斗争，并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然而黑人运动最终遭到白人当局的镇压。“黑人觉醒运动”的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当局迫害致死，许多黑人解放组织遭到当局取缔。大批青年逃离南非，加入流亡国外的非国大，也有很多被抓进监狱。 　　这些黑人青年到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仍然是黑人青年心目中的领袖。他们敬仰曼德拉，把自己从事的斗争和他联系在一起。但在有些青年眼里，曼德拉一代属于温和派。曼德拉分别和这些青年秘密交谈，沟通两代革命者之间的情感。 　　很多青年被捕前只有中学文化水平。为了使他们能够在狱中继续学习知识，提高自己，曼德拉决定实施一个教育计划。这一计划起初包括40人，主要是索韦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和教导下，他们得以继续深造，其中不少人在罗本岛取得了学位。后来，曼德拉向友人求助，希望他们募集资金，帮助他实现一个包括罗本岛所有政治犯的教育计划。这一计划最终得到实施。在罗本岛监狱被监禁的岁月，隔绝和禁锢没有摧毁曼德拉的意志，没有动摇他对黑人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相反，他和他的战友们改造了罗本岛，这里几乎成了曼德拉大学。 　　狱中小菜园 　　1977年初，狱方宣布，政治犯从此不必再从事体力劳动，白天可以待在牢房里，在规定时间内可以到院子里活动。这不单是监狱当局为对付后勤供应而作出的决定，更是曼德拉等人不断抗争的一大胜利。 　　体力劳动解除后，曼德拉有更多的时间阅读、写信，与狱友们讨论问题或起草辩护状，此外，空余时间使他养成了两大爱好：园艺和打网球。 　　早在青年时代，曼德拉就曾是业余拳击手。从那时起，他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即使在罗本岛的监狱里，他也从未停止过锻炼。住进“牢笼”的第一周，他便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开始锻炼，保持充沛的精力和体力与敌人斗争。开始时，每天早晨起床后，不能外出长跑，他便改为原地跑、做仰卧起坐和俯卧撑等活动。停止体力劳动后，狱方允许犯人在院子里打网球，曼德拉一下子爱上了这项把跑、跳、四肢锻炼合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打网球不仅可以增强体质，更可以在比赛中与其他狱友进行交流、沟通。 　　园艺与打网球不同，可以陶冶性情。几乎在刚到罗本岛时，曼德拉就要求狱方允许他在院子里开辟一小片菜园。多年来，狱方一直对此置之不理，但最终还是发了“慈悲”，允许曼德拉在院子里的一块狭长空地上开垦自己的小菜园。 　　院子里的土壤既干燥又多石头，种植前，曼德拉不得不先清除石块，他忙得不亦乐乎。狱方提供一些蔬菜种子，曼德拉便在他的那块菜园里种上了西红柿、辣椒和大蒜等，因为这些植物不需要太肥沃的土壤和太多的人工照料，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和适当的水分就可以生长得很好。 　　从牢房走出的总统 　　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南非当局的恐惧与不安。1982年4月，政府突然将曼德拉、西苏鲁等黑人领袖从罗本岛监狱转移到开普敦附近的波尔斯摩尔监狱。 　　从曼德拉遭囚禁的那一天开始，世界许多民间组织和政府就表明了支持曼德拉的态度和立场。这些来自全世界范围的对曼德拉的敬仰和尊敬，使曼德拉被树立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国际英雄，也使得南非当局在对曼德拉的处置上不得不有所忌惮。正是由于曼德拉国际声望的提高，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南非当局从监狱条件、探视制度和会见外国要人等方面对曼德拉等几位政治犯作了让步。 　　曼德拉的支持者们当然不会以当局对狱中生活条件的改善为满足，他们呼吁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 　　早在1976年时，南非当局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首次提议可以释放曼德拉，但条件是他获释后必须回原籍接受监护，后来又假惺惺诱劝他以宣布放弃武装斗争，谴责暴力行动来换取自由，均遭到曼德拉严词拒绝，他坚定地回答：“只要南非人民还没有自由，我也绝不接受任何自由”。 　　1989年9月，德克勒克就任南非总统后，对国内外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同年12月13日，他在开普敦官邸会见了曼德拉。1990年2月11日，南非政府终于无条件释放了这位赢得世界人民尊敬和支持的著名黑人领袖。曼德拉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这丝毫不令人感到惊讶。 　　获释后的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副主席，第二年，在非国大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又被选为主席。曼德拉依靠他在联合不同人群时所表现出的近乎完美的道德品行，和他在长期的斗争中所表现出的耐心、智慧，终于在南非促成了首次民主大选。曼德拉众望所归，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在总统就职仪式上，曼德拉的一个举动震惊了全世界。他首先向来宾起身致辞，随后介绍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后来他说，虽然他深感荣幸能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但他最高兴的是，当初他被关在罗本岛监狱时，看守他的3名前狱方人员也能到场。他邀请他们站起身，以便他能介绍给大家。 　　看着年迈的曼德拉缓缓站起身来，恭敬地向3个看守致敬，在场的所有来宾以至整个世界都静下来了。 　　曼德拉回忆当初走出监狱时的心情，“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1997年12月，年近80岁的曼德拉辞去了非国大主席一职，并表示不再参加1999年的总统竞选。尽管现年91岁的曼德拉疾病缠身，已经非常虚弱，但他的梦想仍在延续。虽然很少过问政治，但他在南非及全世界仍享有崇高的威望。因为他不仅缔造了新南非，还铸就了坚忍不拔的曼德拉精神。 　　资料来源：《曼德拉》，浙江人民出版社；《纳尔逊·曼德拉》，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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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把南非从白人少数统治下解放出来的领导者、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尊严与克制的国际象征，周四离世。享年95岁。
南非总统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宣布了曼德拉的死讯。
曼德拉长期以来一直明确表示他希望悄然离世，然而他在比勒陀利亚(Pretoria)一家医院的最后几周却充满了喧嚣，既有家庭成员的争吵、新闻媒体的追逐、寻求公众注意的政客的叫嚷，也有南非举国上下的爱戴与痛失感的流露。民众的守夜活动甚至让奥巴马总统对该国的访问黯然失色。奥巴马向曼德拉献上了敬意，但决定不去打扰这位行将辞世的人，这位奥巴马眼里的英雄。
按照曼德拉的遗愿，他将被安葬在养育他长大的库努村(Qunu)。根据法庭裁决，他的三个已故子女的遗骸已于7月4日移葬在那里，使一桩广受媒体报道的家庭纠纷得以解决。
曼德拉对自由的追求，让他从部落酋长的宫廷走出来，参加到地下解放运动中，也在监狱采石场度过许多时光，最后走进了非洲最富有国家的总统府。与许多他被视为志趣相投的成功革命家不同，他婉拒了第二个总统任期，高高兴兴地把权力交给了选举出来的自己的继任者。南非虽然仍面临着犯罪率高、贫穷、腐败与疾病等各种问题，但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在世界上受到尊重，也处于显著的和平状态。
人们最常问的有关曼德拉的一个问题是：在白人有组织地凌辱了他的人民、虐待和谋杀了他的许多朋友，并将他囚禁狱中长达27年后，他如何能如此明确地不怀怨恨。
当他终于赢得了执政的机会后，他组建的政府是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不大可能的融合体，其中囊括了许多以往压迫过他的人。就任总统时，他邀请了一名看守过自己的白人狱警出席他的就职典礼。曼德拉克服了对前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F. W. de Klerk)的个人疑虑乃至厌恶，与他分享了权力与诺贝尔和平奖。
在1994年至1999年担任总统期间，他花了大量精力去缓和黑人选民的怨恨，同时让白人放心他们不会遭到报复。
曼德拉之所以毫无怨恨，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在革命家和道义异见者中属于极其罕见的那种：他是一个能力卓越的政治家，愿意在政治上作出让步，不喜欢教条主义。
2007年，《纽约时报》为撰写这个讣告而采访曼德拉时曾问他，在遭受了如此野蛮的折磨后，他如何能够抑制仇恨？他几乎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仇恨搅乱人的头脑。它妨碍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一个领导者承担不起仇恨的代价。
除了年轻时曾短暂地主张过黑人民族主义外，他似乎真诚地超越了撕裂南非的种族激情。曾与他共过事的一些人说，这种显而易见的宽宏大度对他来得非常自然，因为他一直把自己看作优于迫害他的人。
在担任南非总统的五年中，曼德拉虽然在海外仍保持着圣人的形象，他的光环却在国内变得有些黯淡。他勉强地将南非分裂的民众集结在一起，并努力将派系林立的解放运动转变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政府。
一些黑人，包括在怨气最大的黑人群众中拥有很多追随者的前妻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Winnie Madikizela-Mandela)，抱怨他在缩小占人口多数的贫困黑人与占人口少数的富裕白人之间的巨大差距上行动太慢。一些白人则说，他没能控制犯罪、腐败和任人唯亲问题。一些黑人离开了政府去赚钱；一些白人则带着资本和知识移民他国。
的确，曼德拉对执政的具体细节变得不那么上心，将日常事务交给他的副手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后者在1999年接替他成为总统。
但是，他的国人中很少有人怀疑，如果没有他家长式的权威和政治上的精明，南非在发展成为一个不完善的民主国家前，可能早就陷入内战。
在离开总统职位后，曼德拉运用他的道义声望在非洲大陆其它地方帮助缔结和平，推动更多的外国投资。
一个”闹事分子”的崛起
曼德拉在服无期徒刑期多年后受到世界注意，成为反种族隔离（apartheid，该词在南非荷兰语中的意思是“分开”）的象征。它是一个以种族划分选区的系统，由此剥夺黑人的公民地位，把他们限制在类似保留地那样的“家园”和城镇里。
大约1980年左右，反种族隔离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非洲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流亡领导人决定，这位能言善辩的年轻律师是其运动的完美英雄，他能让非国大反种族隔离运动变得人性化，那种制度让80%的南非人对自己的事务没有发言权。已经在南非国内作为解放运动圣歌的《释放曼德拉》，成了上英国流行榜的歌曲。展示曼德拉面孔的牌子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美国学生的集会上，学生们集会要求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实行贸易制裁。
曼德拉在1994年出版的自传《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中对此表达了些许惊异，他说这些人都不知道我到底是谁，就把我变成了世界上最出名的政治犯。也许是出于顽皮的幽默，他声称有人告诉他，当"释放曼德拉"(Free Mandela)的海报出现在伦敦时，许多年轻的支持者以为“释放”(Free)是他的教名。
不过在南非，以及在国外那些更了解南非事务的人当中，纳尔逊·曼德拉已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名字。
他于1918年7月18日出生于一个只有牛、玉米和泥屋的小村庄姆维索(Mvezo)，姆维索位于当时属于英国保护地的特兰斯凯(Transkei)的丘陵地区。他的本名叫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Rolihlahla Mandela)，他喜欢指出，这个名翻译成口语就是“闹事分子”的意思。根据他的自传，他七岁上学时，一位老师给他取了如今这个人们都知道的英文名。他的父亲葛德拉·汉瑞·孟伐肯伊斯瓦(Gadla Henry Mphakanyiswa)是科萨族分支腾布人的一个部落酋长。
纳尔逊还是婴儿时，他的父亲因为不顺从被一位英国地方长官剥夺了酋长地位，作为儿子的他十分情愿地声称，他继承了父亲骄傲而固执的脾气。
九年后，纳尔逊的父亲去世，他被腾布人最高酋长接收到家中，不是作为权力的继承人，而是得以观察权力的运作。他后来成为一个老成持重且西化的人，但他的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总是将他君王般的自信以及他偶尔表现出来的专断行为归结于他在一个王族家庭长大的经历。
曼德拉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与任何人都平等的地位。这与许多南非黑人不同，他们的信心被官方世代宣称的白人优越论所摧毁。与曼德拉囚禁在同一监狱、属于他身边圈子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说，“关于曼德拉，你要记住的第一点是，他来自一个王族家庭。这总是给了他一种力量。”
曼德拉在自传中回忆偷听部落理事会没完没了的讨论、以寻求共识的情景。他注意到，酋长的工作“就像一个牧羊人”。
“他跟在羊群的后面，”曼德拉继续写道，“让腿脚最灵便的走在最前面，于是乎其他人跟上来，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一直被牧羊人从后面引导着。”
这后来也成为曼德拉作为领导人和总统的风格。
曼德拉一生中都与腾布部落王族家庭保持了密切关系，这个部落构成重要的特兰斯凯(Transkei)地区的一个人口众多、具有影响力的选区。他在那里的背景赋予了他对南非部落政治的有益洞察力。
最重要的是，这种背景帮助他处理人口众多的祖鲁族内部致命的分裂 。这一分裂的根源在于非国大与因卡塔自由党(Inkatha Freedom Party)之间的权力斗争。虽然许多非国大领导人妖魔化了因卡塔领导人曼戈苏图·布特莱齐(Mangosuthu Buthelezi)，曼德拉还是把他纳入新的团结政府，并最终平息了暴力。
曼德拉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维持祖鲁民族和平的秘诀其实很简单：布特莱齐是在祖鲁王室中长大的，但他是个侄子，不在直接继承人之列，这使得他对自己的地位有着深痛的不安全感。解决办法就是去爱他，直到他接受你。
加入运动
在卫理教会传教士学校和海尔堡大学(the 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曼德拉的视野开始拓宽。海尔堡大学当时是南非唯一的黑人住宿学院。曼德拉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说，他进大学时仍视自己首先为科萨人，毕业的时候他则具备了更广阔的非洲视野。
在海尔堡大学学习法律期间，他结识了另一位未来解放运动领导人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他们两人1940年因为一次学生抗议而被停学，之后被遣送回家，差点被开除。许多年后，曼德拉回忆起这件事来时说，出于一个次要原则而不愿屈服，其实是“愚蠢”的。
回到村里后，曼德拉发现他的家人给他选了一个新娘。他对那位女子不感兴趣，对一生从事部落管理事务更加不感兴趣，于是他逃离家乡，去了黑人聚集的都市索维托(Soweto)。当时大批年轻黑人背井离乡，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附近的金矿工作。
在索维托，他被人介绍给了房地产商、在非国大中十分活跃的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西苏鲁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道，他看到这个高个子、带着贵族气质、眼中透着自信的年轻人，立马感到他的祈愿灵验了。
很快，曼德拉以其能赢得怀疑者信任的能力，令其他活跃分子刮目相看。西苏鲁说，“他的起点总是，‘不管怎样，我都要说服这个人’。这是他的天赋。不管接触什么人，不管去哪里，他都带着这种自信。就连他没有充分的理由时，他也能让自己确信他有。”
虽然从未完成法律学位，但是曼德拉与坦博开设了南非第一家黑人律师事务所。他还学习业余拳击，天不亮就起来去跑长训练。又高又瘦的曼德拉还有点虚荣。他的着装完美无暇，他对时装的注意多年后将显现在成为他个人标志的优雅、鲜亮、宽松的非洲布衫上。
不耐烦非国大长者的看似无能，曼德拉、塔博、西苏鲁和其他不安分的激进者组织了非国大青年团。他们发表了一份宣言，其泛非洲民族主义之强烈，令他们的一些非黑人同情者感到不舒服。
非洲主义还是非种族主义：在当时的解放思考中，这是最大的分歧所在。黑人觉醒运动（其最著名的烈士是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认为，在非洲人能够在一个多种族社会占一席地位之前，必须首先重建他们的信心与责任感。
有一段时间，曼德拉也被这种自我满足说所吸引。
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对白人、而不是对种族主义感到愤怒。我虽然不准备把白人都扔进大海里，但我会高兴地看到他登上自己的汽轮，自愿地离开非洲大陆。”
由于坚信黑人应该自己解放自己，他加入朋友的行列，冲击了共产党的会议，因为他把共产主义视为舶来品，不是非洲的意识形态，还有一段时间，他坚持非国大与印度人以及混种人的政治运动保持距离。
“这是那时候年轻人中通行的做法”，西苏鲁多年后说。但他说，曼德拉从来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任何一种教条的空想家。他是个行动者。
他也已经是一位大胆的自信者。
与曼德拉在非国大青年团一起工作过的乔·马修斯（Joe Matthews，他后成为对手因卡塔运动中一个温和的声音）1952年曾在一次正式晚宴上听过曼德拉讲话，马修斯预言，他将会成为自由南非的首任总统，这在当时的听众看来相当傲慢。
“他不是个理论家，而是个行动者，”马修斯在接受电视记录片节目“前线”的采访时说。“他是个干事的人，他是个随时准备第一个志愿去做任何危险或困难之事的人。”
成立青年团五年后，这些年轻一代的反叛者策划从老一代人手中取得了非国大领导权。
在索维托担任年轻律师的年代，曼德拉与年轻的护士伊芙琳·恩托科·梅思(Evelyn Ntoko Mase)结了婚，他们一共生了四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儿只活了九个月。然而，他的政治活动，使得他与家人聚少离多。还有一个因素加剧了他们的紧张关系，那是他的妻子加入了耶和华证人会(Jehovah’s Witnesses)。这个教派禁止会员以任何方式参与政治。他们的婚姻越来越冷淡，最后突然终结。
“他说，‘伊芙琳，我感到我对你不再有爱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多年后在一部记录片访谈中回忆说。“我把孩子和房子都给你。”
之后不久，一位朋友介绍他认识了诺查莫·温妮芙里德·马迪基泽拉(Nomzamo Winifred Madikizela)，一个比他小16岁、风采出众、意志倔强的医疗社会工作者。曼德拉对她一见钟情，在他们首次约会时就宣布要娶她。1958年他娶了她，当时他和其他几位反种族隔离的活动分子正因叛国罪接受马拉松式的审判。他的第二次婚姻是一场动荡不宁的结合，他们生了两个女儿，也在全国的瞩目之下，上演了一场被迫分居、献身、悔恨、乃至敌对的戏剧。
转向激进
1960年，警察在一个名叫夏普维尔(Sharpeville)的小镇枪杀了69名和平抗议者，将非暴力解放运动的耐心推至极限。一年后，曼德拉领导非国大走上了武装反叛的新道路。
对曼德拉来说，这是个突然的转变，因为不久前他刚宣布，非暴力是非国大不可违背的一项原则。他后来解释说，我们不是出于道义原则、而是出于战略才发誓不以牙还牙；使用一个无效的武器没有任何道义原则可言。”
以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击战》为课本，曼德拉成为解放军的首位司令。这支军队的人马杂七杂八，但却有一个显赫的名字：“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
尽管曼德拉一生都否认，但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大约是在这时，他短暂地加入过南非共产党，后者是非国大转向武装抵抗的伙伴。曼德拉加入共产党，据信是为了利用共产党与那些愿意为暴力抵抗提供资助的共产党国家的关系。英国历史学家史蒂芬·艾利斯(Stephen Ellis)2011年发现的一份共产党秘密会议记录中，提到了曼德拉的党员身份。他说，曼德拉“不是真正地改变了信仰；那只是一种投机行为”。
曼德拉的“武装斗争”尝试多少有点被神话了。在他作为从事惊险活动的不法之徒的那几个月里，媒体称他为“黑花侠”(The Black Pimpernel)。然而，尽管他接受了游击战训练，并竭力为民族之矛寻找武器来源，他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真正的战斗。非国大的武装活动基本上仅限于埋地雷，炸电站，还偶尔有过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活动。
在南非举行了首次自由选举后，民族之矛承认在自己的训练营地发生过践踏人权的事件，其声望因此受到损害。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曼德拉个人被牵连到这些事情中。
审判期间，传奇成形
南非统治者决意要让曼德拉及其同志们失去战斗力。1956年，当局以叛国罪指控逮捕了他和另外几十名异见者。但是由于检方的失误，曼德拉被判无罪。之后他转入地下。政府再次抓获了他，指控他煽动罢工以及没有护照而试图出国。庭审的第一天，他穿着科萨人传统的豹皮斗篷进入法庭，意在显示他是一个踏入白人辖区的非洲人。曼德拉的传奇从此得以一步成形。
那次审判的结果是，他获刑三年，但这只是主要事件的前奏。接下来，曼德拉和另外八名非国大领导人被指控破坏并策划推翻国家，两项指控均为死罪。这次审判被称为瑞佛尼亚审判(Rivonia Trial)，瑞佛尼亚是被告人策划行动的农庄名字，当局在那里找到了大量罪证文件，其中许多为曼德拉手书，概述暴力推翻种族隔离政权的理由与行动方案。
被告人明确知道他们将被定罪，在曼德拉的建议下，他们把庭审变成了一场道义戏剧，在世界舆论法庭上为自己辩白。他们承认组织了一支解放军，从事了破坏活动，他们试图为这些行动提供政治依据。在他们之间他们达成一致，即使被判绞刑，出于原则，他们将拒绝上诉。
曼德拉在法庭上发表了四个小时的开庭辩护演说。这是他毕生最慷慨陈词的演说之一，他的授权传记作者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认为，这个演说不仅确立了他作为非国大领袖的地位，而且奠定了他作为国际反种族隔离运动领导人的地位。
曼德拉描述了他从被黑人民族主义所诱惑、到热心多种族政治的个人演化过程。他承认自己是民族之矛的指挥官，但他坚称，只是在非暴力抵抗无效的情况下才转向暴力的。他承认与共产党人结盟——在那个谈虎色变的冷战时代，这是起诉方最有力的一个指控——但他将其比作丘吉尔与斯大林建立的反对希特勒的合作。
在结束语中，他陈述了自己的信念，他的这段话作为一段最精彩的雄辩留在南非的历史上。
他在法庭上说，“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斗争，也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和睦相处，机会均等。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生存，并去实现它。但是我的上天，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国内外自由人士（联合国大会几乎全体一致投票）强烈要求免被告人死刑，在这种巨大压力下，法官宣布一人无罪，判处其他人无期徒刑。
监狱里的教育
曼德拉镣铐加身，被押上一艘通往罗宾岛(Robben Island)监狱的渡轮时，他44岁，他获得释放时，将已是71岁的老人。
罗宾岛位于开普敦外海七英里，周围水域有很多鲨鱼，在数百年的历史中，那里曾是海军基地、精神病医院以及麻风病隔离区，但最出名的是监狱。对曼德拉和其他犯人来说，监狱之旅开始于令人作呕的渡轮上，看守们对着通风口往甲板下关犯人的船仓撒尿，以此寻开心。
罗宾岛上的日常生活包括关禁闭、厌倦无聊，以及对犯人的卑劣侮辱，也包括常常发生的抵抗。白天，犯人们被带到一个石灰石采石场劳动，采石尘粉堵塞了他们的泪腺。
但是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监狱生活在某些方面反而不如外面的生活那样艰难。对曼德拉以及许多黑人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来说，罗宾岛是一座大学。他们在采石场的砸石声中悄声对话，在牢房之间传递密密麻麻地写在纸条上的辩论，这些犯人们讨论的话题无所不及，从马克思主义到割包皮。
曼德拉学会了白人统治者使用的南非荷兰语(Afrikaans)，还督促其他狱友也来学。
他磨练了自己作为领导者、谈判者和劝导者的技能。不仅在犯人不同的派系当中，而且在一些白人狱官眼里，他的魅力和他铁一般的意志都不可抗拒。他说监狱经历教会了他当总统所需要的战术和战略。
几乎从刚到监狱的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某种带头人。他的律师乔治·比佐斯(George Bizos)第一次去探监时，曼德拉跟他打完招呼后，出乎看守们的意料，他接着向比佐斯介绍了八名看守的名字，称他们是他的“仪仗队”。没过多久，监狱当局就开始把他当作监狱元老来对待。
他在罗宾岛坐牢期间，新一代的政治犯也被关到了那里，他们曾是全国学生起义中不屈服的抗争者。他们一开始时不服前辈政治犯的权威，但逐渐接受了前辈们的指导。曼德拉许多年后回忆起那些冲动的年轻人时还带着几分恼火：
“你问他们，‘你们要干什么？’他们说，‘我们要攻击和摧毁他们！’我说，‘好吧，你考虑了与他们、你的敌人的力量对比吗？’他们说，‘没有！我们攻击就是了！’”
也许因为曼德拉深受崇敬的原因，当局无缘无故地专门折磨他。狱守把新闻剪报塞进他的牢房，让他知道她妻子如何是一桩离婚案中所提及的第三者，以及他的妻子和孩子被内部流放到离约翰内斯堡250英里一个荒凉的黑人小城后，如何遭受苦难。
当局不许他出席他母亲和他长子的葬礼。后者在曼德拉坐牢期间死于车祸。
朋友们说，他的经历锤炼了他的自我控制，让他越发把感情埋得更深，说话时总是使用解放运动习惯的代词“我们”。
尽管如此，曼德拉说，他认为在自己的非种族视野的形成过程中，监狱经历是一个主要因素。他说，监狱让他接触到有同情心的白人看守，他们为他偷偷带来报纸和额外的给养；也让他接触到南非国民政府内的温和人士，他们主动来找曼德拉希望展开对话；这些都弱化了他任何报仇的愿望。最重要的是，监狱把他培养成了一位谈判大师。
谈判开始
与白人政府开始谈判的决定是曼德拉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他没有与他的同志们商量就一人作了主，因为他知道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他回忆说，“我的同志们没有象我那样与到这里来的政府要人、法官、司法部长、监狱总监接触过，我也是经过了一个过程才克服了对他们的偏见。所以我决定生米做成熟饭后再告诉我的同志们。”
曼德拉先是向司法部长科比·库切(Kobie Coetsee)示好，又拜会了波塔(P.W. Botha)总统，之后，他于1986年开始了持续多年的关于南非未来的谈判。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在接触中极少有怨恨，而是相互表示尊重。后来，当曼德拉成为总统后，他总是很高兴地向来访者显示波塔总统亲自给他倒茶的地方。
曼德拉要求政府释放沃尔特·西苏鲁以及其他瑞佛尼亚审判的被告人，作为政府良好意愿的展示。波塔的继任德克勒克总统照办了。
在他被囚的最后几个月，随着谈判越来越有起色，他被转到了开普敦外的维克托韦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在那里，政府可以更方便地与他见面，并监视他的健康状况。（他在狱中做过前列腺手术，得过肺病，政府非常害怕如果他在囚禁期间逝世会带来的巨大反响。）他住在狱长的小楼里，那里有游泳池、花园、厨师和一台录像机。政府还专门为他定做了一套西服，好与政要们见面。
（获释后，他照着狱长房子的样子，在他的祖籍村庄附近修了一座度假砖屋。他解释说，这完全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他习惯了那座房子的房间布局，晚上可以摸黑找到洗手间而不被绊倒。）
曼德拉在非国大的盟友一得知这些谈判，他们马上的反应就是觉得可疑，他们的担心并未因政府允许他们在狱长的房子里与曼德拉见面而得到缓解。
曾经同被关在罗宾岛监狱的学生反叛者托基奥·塞克斯韦尔(Tokyo Sexwale)后来在“前线”节目的访谈中回忆了与曼德拉在那座舒适的房子里见面的情形。曼德拉带他们参观了房子，指给他们看电视机和微波炉。塞克斯韦尔说，“当时我想，‘我觉得你出卖了自己。’”
曼德拉请他的来客们在桌子边坐下，耐心地解释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敌人已经在道义上和政治上被击败了，他们除了军队一无所有，无法治理南非。他说，他的战略是给白人统治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有序地退出。他在准备与刚刚接替波塔的德克勒克总统见面。
获释回到一个变了的世界
1990年2月，曼德拉在妻子的陪同下走出监狱，回到了已变得陌生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对他则了解得更少。非国大内部产生了分裂，出现了几个派系：前政治犯，那些为劳工工会的合法工作度过多年抗争的人，以及那些在外国首都生活多年的流亡者。白人政府也分裂了，一些人致力于谈判产生一个真实的新秩序，另一些人则挑拨派系暴力，希望借此瘫痪黑人政治领导层。
接下来的四年里，曼德拉从事了艰苦的谈判，不仅与白人政府谈判，而且还要与自己的那些相互不和的盟友们谈判。
不过他首先在世界各地巡回访问了一圈，包括对美国八个城市的访问，访问从纽约开始，他乘坐的车队驶过时，受到狂热人群的欢迎。
反种族隔离运动与美国政府有着复杂的关系。美国透过与共产党冷战的视角看待南非，同时将该国视为一个重要的铀来源地。直到1980年代末，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其分析中仍将非国大视为共产党支配下的组织。有未经证实、但也未经排除的指控说，中央情报局特工为逮捕曼德拉的警察提供了线索。
国会1986年顺应民意，通过了限制在南非投资的经济制裁法，并推翻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对该法的否决。即使在美国民众热烈欢迎曼德拉的同时，有些官员仍对他怀有疑虑，一来因为他对经济制裁的坚持，再来因为他对各色解放人物如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el-Qaddafi)上校以及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推崇。
曼德拉在监狱受折磨期间，南非兴起了旨在使国家无法治理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它最积极的参与者不是别人，正是温妮·曼德拉。
磕磕畔畔的婚姻
丈夫被关进监狱时，曼德拉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但很少有时间享受家庭生活。在他们婚姻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通过监狱探视间厚厚的玻璃隔墙见面。在他被关押的21年期间，他们从未触摸过对方。
然而，她是曼德拉对世界说话的一个喇叭，是他了解朋友和同志的信息的来源。她通过走访她的记者诠释他的观点。她受到了警察的折磨和关押，她和两个孩子被流放到一个荒凉偏僻的黑人小镇布兰特福德(Brantford)。在那里，她不放过任何一个挑战施害者的机会。
1984年她被释放到风起云涌的索维托时，已经成为一个煽情的鼓动者。此时的她身穿咔叽布军装和高靴，言辞激烈，她因支持对敌人使用“火项链”(necklacing)酷刑而声名狼藉，“火项链”指的是把汽油浸泡的轮胎套在人身上，然后将其点燃。她身边围绕着一群年轻歹徒，他们恐吓、绑架和杀害那些她认为对事业持敌对态度的黑人。
朋友们说，把事业置于家庭之上的选择，常常令曼德拉充满自责，正因为如此，在人们早就广泛知道温妮·曼德拉进行恐怖统治，并涉嫌参与绑架和杀害小镇年轻活动人士后，而且在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后，曼德拉仍然拒绝对她作任何批评。
作为总统，他顺从温妮·曼德拉在大众中享有的知名度，任命她担任科技文化部副部长。她在那个职位上陷入多起财政丑闻，并且越来越多地挑战政府，经常指责其姑息白人。1995年，曼德拉终于到法院申请离婚，在经历了一场揪心的公开听证后，于次年获准离婚。
之后，曼德拉与莫桑比克(Mozambique)前总统的遗孀、人道主义活动人士格拉萨·马谢尔(Graça Machel)在公众瞩目下恋爱。他们在曼德拉80岁生日时结婚。他身后的家人除格拉萨外，还有温妮·曼德拉的两个女儿岑娜妮(Zenani)和珍德兹斯瓦(Zindziswa)，第一个妻子生的女儿玛卡兹维(Makaziwe)，17个孙子辈后代和14个曾孙辈后代。
多数人执政的政治交易
曼德拉获释两年后，黑人领导者与白人领导者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个会议中心举行谈判。这些谈判导致了白人统治的结束，虽然过程并非完全顺利。谈判场外，南非的黑人极端分子和白人极端分子都使用了暴力，试图让谈判结果对自己一方更有利。曼德拉和白人总统德克勒克通过争论和策略，完成了一场和平的权力过渡。
德克勒克是一个高傲、不随和、烟不离手的实用主义者，曼德拉从来没能喜欢他，也不完全信任他，但在与德克勒克的关系中，他明白双方的共同需要。谈判进行了两年后，两人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1993年他们在奥斯陆共同出席领奖仪式，也未免被愤怒和揭短行为所玷污。曼德拉成为总统、德克勒克成为副总统一年后，曼德拉在一次谈话中说，他仍然怀疑德克勒克与谋杀了无数黑人的警察和军队，也就是所谓的“第三势力”有串通，该流氓势力反对黑人统治。
最终，曼德拉和由前劳工领导人、深谙政治的西里尔·拉马弗萨(Cyril Ramaphosa)领导的谈判组与政府达成了一项重大的政治交易，保证了自由选举，同时交换条件，承诺了让反对党派分享一部分权力、并保证不会对白人进行报复。
接下来的总统竞选活动有时似乎有滑向全国大乱的危险。祖鲁人的派系之争导致数百人死亡，白人极端分子在竞选集会上引爆炸弹，并暗杀了受欢迎程度仅次于曼德拉的黑人领袖克里斯·哈尼(Chris Hani)。
但是，黑人城镇到处洋溢着的激动足以抵消恐惧。戴着助听器、穿着矫形袜的曼德拉竞选期间每天奔走12个小时，鼓舞着那些挤满了尘土飞扬的足球场的人群，令那些聚在楼顶上高唱解放歌曲的支持者欢呼雀。
1994年4月选举期间，在有些地方，选民为投票排队长达数英里。非国大赢得了62%的选票，赢得了议会全国大会400个席位中的252席，确保了作为党领导人的曼德拉在议会召开时被命名为总统。
曼德拉当年5月10日宣誓成为总统，他在就职演说中讲到共同的爱国主义，呼唤南非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同喜共庆，并为南非成为一个不再受国际社会谴责的国家而一起感到欣慰。
他宣布，“这片美丽的土地永远、永远、永远再不会经历人对人的压迫，以及遭全球唾弃的屈辱。”
之后，南非空军九架幻影战斗机拖着五彩喷气从空中飞过，在比勒陀利亚政府楼前的草坪上出席就职仪式的五万人群欢声雷动。“南非空军万岁！万岁！”（这些飞机原是买来防止象曼德拉这样的人取得政权的。）
作为总统的限制
作为总统，曼德拉立下了不拘一格、多种族和睦的风格。他大部分时候住在约翰内斯堡一座简朴的房子里，他每天自己整理床铺。来访的外国政要在他家做客时，他喜欢请他们与服侍茶水的女侍握手。
然而，他与富有的资本家、矿业大亨、零售商、发展商的关系也很随便，甚至粗心大意，他觉得这些人的继续投资对南非经济来说至关重要。选举前，他去找了20位企业家，请求他们每个人至少捐一百万南非兰特（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275,000美元），用于发展他的党，并作为竞选活动经费。任职期间，他一点都不避讳接他们的电话，后来当一些工会罢工反对他的一些大捐助者时，他很不高兴。他喜欢与极为有钱的人交往，喜欢与那些现在围在他身边向他致意的演艺界名人打交道。
与此同时，他坚持认为，黑人多数派不应该指望马上得到物质上的满足。他曾在某个场合告诉工会领导人要“勒紧裤带”，接受低薪，以便吸引投资。第二天接受采访时，他对自己无耐心盟友们表示惊讶，他说，“我们必须从抵抗运动状态过渡到建设状态。”
曼德拉展示了他大姿态和解的天才。不过，他的有些尝试，比如组织非国大知名女士与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官员的妻子们举行茶叙，则相当尴尬。
其它的尝试则非常成功。在南非，不管是那个种族，很少有人不记得1995年6月南非英式橄榄球队在世界杯决赛中击败新西兰夺冠的情景。2009年拍的电影《永不言败》(Invictus)以戏剧形式记录了那个时刻。英式橄榄球长期以来一直是白人至上的一个象征，比赛结束后，曼德拉穿着球队的绿色球衣走进球场，八万名球迷，绝大多数为南非白人，爆发出“纳尔-逊！纳尔-逊！”的呼声。
曼德拉为了团结而进行妥协的直觉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在1995年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上。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在清算南非历史的过程中平衡正义与宽恕。委员会给任何对在种族隔离期间的罪行全盘作证的人提供个人赦免。
到头来，这个过程既没能获得完全的真相（白人官员和非国大领导人都闪烁其词），也没能达成彻底和解（许多黑人了解到更多情况后，越发愤怒了）。但总的来说还算成功，它给了那些亲人被埋于秘密坟墓的南非人一个明诉哀痛的机会，同时避免了无穷无尽审判的上演。
然而，不管曼德拉如何靠鼓动、象征主义，以及君王般的魅力来激发自己的选民们高尚善良的一面，他也难以弥合白人特权与黑人贫困之间的鸿沟。
曼德拉打造了让南非人获得自由这一奇迹，也许再期望他创造出广泛繁荣的奇迹，恐怕过求了。他任期期间制定的住房、教育与就业等目标本来就不高，但他只取得了不大的进展。
他尝试将警察从白人至上的统治工具转变为一支有效的打击犯罪的队伍，但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多数统治前就已存在的）腐败与任人唯亲更加猖獗。尽管曼德拉受到全世界的景仰，外国投资却对南非保持了距离，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全球经济过热让新兴市场看起来比以前想象的更为危险之后。
种族隔阂被和平过渡的欣喜与曼德拉的道义权威一时控制住了，但后来随着缩小收入差距的最终问题未能得到解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表现出来。
南非记者马克·葛维瑟(Mark Gevisser)在2007年发表的曼德拉继任者塔博·姆贝基总统的传记中写道，“曼德拉1994年至1999年总统任期内留给后人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是建立了一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法案保护的法治国家，而且人们早先预言的、南非的种族与民族暴力冲突没有发生。仅这些成就本身就保证了曼德拉的神圣地位。然而，他更多地是一个解放者和国家缔造者，而不是一个管理者。”
此外，曼德拉还给他的国家留下一个基本上是一党执政的体系，执政者对官员腐败的指控抱着官官相护的态度，不喜欢媒体的批评，把反对党派差不多当叛国者对待。不管是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对手，都没有能够成功地组织起能有效抗衡非国大的反对派。
曼德拉本人总是遵从党的意愿，比如在继任总统人选上。在党的得意人选姆贝基继任总统后，曼德拉透露说他其实更喜欢比较年轻的拉马弗萨，即前矿工工会领导人、新宪法的谈判者。姆贝基知道自己不是意中人，因此心怀怨恨，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对曼德拉有微词。
曼德拉大部分时候避免直接批评他的继任，但是当姆贝基表现出对批评不宽容以及他的阴谋论世界观时，曼德拉的失望溢于言表。当姆贝基质疑艾滋病病因的主流医学解释、压制有助于遏制传染病快速蔓延的公共讨论时，曼德拉公开发表言论，指出安全性行为与便宜药物的必要。当他的大儿子马克贾托(Makgatho)2005年去世时，曼德拉把家庭成员召集到一起，公开透露他的死因是艾滋病。
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曼德拉公开嘲讽姆贝基的领导能力，不过当时他要求这些话在他死前不发表。他说，非国大之所以是一个成功的运动和成功的政党，归因于它从许多不同的群体中汲取集体智慧。
“如今在姆贝基的领导下，非国大变得相当集权化，他自行决策很多事情”，曼德拉宣称，“我们从来都不喜欢那样。”
姆贝基则觉得，在曼德拉的阴影下治理国家是极大的痛苦。他感到他的前任留给了他一手几乎无法打的牌，首先曼德拉鼓励人们相信南非的解放是一位伟大黑人的魔术，其次他强调与白人当权者的和解，因此没做多少事去解救贫困的黑人多数人口。
在葛维瑟传记里的一次访谈中，姆贝基嘲笑曼德拉靠魅力和声望统治，说他很少留意治国的技术细节。
“马迪巴(Madiba)对政府事务一点都不关心，”姆贝基说道，“我们其他人则必须去关心，因为总得有人去关心。”（马迪巴是曼德拉的家族昵称。）
作为一位前总统，曼德拉利用自己的魅力，支持非洲大陆的一系列事业，在几场战争中参与和谈，协助他的妻子格拉萨为儿童救助组织募捐。
2010年，体育世界的另一桩和平盛事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行，曼德拉为南非赢得主办权立下了巨大功劳。但对曼德拉本人来说，这个令人自豪的盛事带给了他心碎的哀伤，他13岁的孙女岑娜妮(Zenani)开幕日当天从庆祝音乐会回家的路上死于车祸。世界杯赛首次来到非洲，曼德拉功不可没，但他却取消了出席开幕式的计划。
那时他的听力与记忆力已十分糟糕，他已经基本上退出公众辩论，回绝几乎所有的访谈请求，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只发表预先准备好的公开声明。（他强烈反对伊拉克战争。）
2007年他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时，他的助手们已经就他的后事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包括他将被安葬在哪里，以及应该如何举办纪念活动等。曼德拉坚持把他的安葬事宜交给他的遗孀，而且尽量从简。但他的追随者却另有打算。

比尔·凯勒(Bill Keller)是《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

翻译：Yaxue Cao

来源：N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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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私人档案《与自己对话》中文版面世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2月10日09:47 来源：中国青年报

　　日前，一度成为国际出版界焦点的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的私人档案《与自己对话》已全球同步发行。该书中文版版权由中信出版社获得并出版。这 位95岁老人的逝世又让全世界读者重新关注了这本珍贵的私人档案。中信版《与自己对话》一书，透过曼德拉未曾面世的私人档案，如狱中笔记、书信和朋友谈话 录音等，揭示了一个普通人的挣扎与意志、纠结与反抗、磨难与斗争。
　　这本书收录了奥巴马对曼德拉的评价：“此时距离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校园内首次涉足政治生活，参加撤资运动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如今，罗本岛监狱 已经变成了一座纪念碑，用来纪念为实现南非的和平过渡而作出牺牲的众多志士。站在这间囚室内，我试图回溯466/64号囚犯曼德拉在这里度过的那段岁月， 那时他的斗争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还是个未知数。我也试图把这位改变了历史的传奇人物想象为一名普通人，一名为改变社会作出巨大牺牲的普通人曼德拉。”
　　众所周知，曼德拉为了民族自由、反抗种族隔离，曾在高墙铁窗下度过了27个春秋。他是对抗种族隔离的斗士，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南非第一位 黑人总统，是这个时代最受关注的政治明星之一。这位对非洲大地产生深远影响的领袖的斗争历程、政治思想乃至感情经历，都激起了世界各国读者的兴趣。因此， 他生前决定将未加任何删改的个人手稿结集出版，将从未公开过的私人档案公之于众。这本名为《与自己对话》的手稿集在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掀起一阵浪 潮。当时，尽管这些日记、信件还未汇编成册，但可以成书的原始材料已经成为各家国际出版商竞标争夺的对象。2010年10月，为了纪念曼德拉获释20周 年，这本私人档案在全球以21种语言和版本陆续出版。
　　中信版《与自己对话》一书中的曼德拉私人档案，均由曼德拉原始手稿构成。主要讲述了他44岁入狱至72岁出狱期间的漫长牢狱生活，展现了他坚定 地对抗种族隔离的经历。这些私人档案包含日记、信件、演说、便条、草稿及个人思考笔记等。正如曼德拉所言：“这些文档揭示了我的人生点滴，也揭示了与我一 起生活的人的点点滴滴。”
　　与以往有关曼德拉的诸多书籍不同的是，这部《与自己对话》正是对曼德拉波澜壮阔的一生，尤其是其长达27年的狱中岁月的真实写照。这些私人档案 是极其个人化的、真实的、没有任何掩饰的。人们可以将之看作曼德拉的政治随笔。其在狱中写给妻子和孩子的信件，则充满着真挚和悲情——虽然他在狱中时知道 写给家人的信多数将被扣下，但仍以此纾解自己对家人的思念。在他1994年出版的自传中，他就形容这些手稿是一面镜子，人们能从中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曼德 拉。曼德拉基金会负责人Verne Harris表示，这本书比其自传《漫漫自由路》更私人化。因为，它向人们展示的，并非是作为圣人或者偶像的曼德拉，而是一个真实的人。
　　1981年，1万余名法国人联名向南非驻法使馆提出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全球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 愿；1983年，英国78名议员发表联合声明，50多个城市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英国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恢复曼德拉自由。而今，《与自己对话》的出 版也获得许多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为本书作序。
　　在这个时代，还有谁能给我们更多震撼？曼德拉在《与自己对话》一书中记录了自己灵魂经受锻炼、磨砺、蹂躏和超越的过程。从他第一次萌动政治理想，到他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伟人就是这样炼成的。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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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光辉岁月！告别曼德拉
摘要：2013年12月5日20时50分，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病榻上与病魔和衰老抗争了180天后，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享年95岁。

    读报。

    庆生(1995年)

    弄孙(1990年)

    家宴(2012年)

    住院(2013年)

    相伴(1996年)     Nelson Mandela
    (1918-2013 )
    作别传奇
    2013年12月5日20时50分，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在病榻上与病魔和衰老抗争了180天后，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享年95岁。
    曼德拉一生充满传奇：他是家中长子、酋长继承人，曾获南非大学文学士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当过律师。为推翻南非白人专制，他进行了长达50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他成功地组织并领导了“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赢得了全体黑人的尊敬。他于1994年至1999年间任南非总统，是南非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在其40年的政治生涯中获得了超过一百项奖项，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993年的诺奖。2009年，联大通过决议，宣布自2010年起，将每年7月18日曼德拉的生日定为“曼德拉国际日”，以表彰他为和平与自由做出的贡献。同时鼓励人们多去关怀身边受苦难的人，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当今世界充斥着冷漠和绝望，曼德拉的人生故事正是对美好世界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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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分子”    曼德拉曾出现在美国的恐怖分子监视名单上。在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定为恐怖组织。美国也将非国大列为恐怖组织。如果曼德拉等非国大成员想访问美国，他们就得接受质询，只有得到“豁免书”后才能进入美国。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以强化反恐为借口，仍不愿将曼德拉和非国大从恐怖名单上删除。直到2008年，美国参议院才通过议案，将年届90的曼德拉从美国的“恐怖分子名单”中删除。
    囹圄奇迹
    1956年，南非政府以叛国罪起诉曼德拉时，审了4年，最后法官R um pff竟本着司法独立的原则宣布他无罪。1964年政府再以煽动暴力罪起诉他时，这次因为他组织武装斗争证据确凿，法官DeW et宣布其有罪，但也顶住压力未判其死刑从而保住了“革命的火种”。有一次庭审之前，公诉人Bosch突然撂摊子不干了，他跑过去跟曼德拉握手，说：我鄙视我所做的事情，我不想把你给送到监狱里去。
    曼德拉在狱中时，1万余名法国人联名向南非驻法使馆发出请愿书，全球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签名请愿，请求释放他。
    而据《曼德拉自传》中的记录，这个反政府50年、坐牢27年、长期倡导武装斗争的人，落到白人种族主义统治者手里之后，从没挨过打。
    足球之恋
    曼德拉对足球充满热爱。在服刑期间，足球是他最热衷的体育项目。他曾说：“体育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团结人民去打破种族樊篱。”在狱中，曼德拉带领囚友们经过不懈的斗争，争取到每周半小时的踢球权利，还成立了“马卡纳足协”。
    曼德拉曾经说过，博爱的精神加上强健的体魄，使他在20多年的牢狱生活中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
    2004年5月15日，曼德拉出席2010年世界杯举办国申办揭晓仪式，当FIFA宣布南非成为举办国之后，曼德拉举起大力神杯，喜极而泣，成为经典一幕。2010年世界杯开幕前一星期，92岁的曼德拉还穿着4号球衣接见了南非国家足球队全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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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心路

    1961年6月，曼德拉创立了非国大军事力量“民族之矛”并担任总司令。成立一周以后，“民族之矛”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水电站、邮电局、市政办公室制造了一系列爆炸事件。1962年1月，曼德拉离开南非，在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接受两个月军事训练，学习内容包括移动射击和进行爆破。

    1990年代初，当曼德拉同意与南非前白人政权谈判，成功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圣雄甘地第二”的称号不胫而走，很多人误认为他是非暴力主义的信徒。对此，曼德拉委婉而又意味深长地反驳：“尼赫鲁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不同于恪守非暴力信条的甘地，尼赫鲁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

    执政后，面对许多黑人要“把白人赶入大海”的复仇欲望，曼德拉却呼吁黑人“把长矛扔进大海”。他说，如果一个人能够超越自我，他就能超越种族，超越党派。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南非建成一块没有仇恨和歧视的土地，一块充满希望的土地。在他当政期间及去职以后，南非没有发生人们所担心的种族报复。当然，宽容并不是意味着对过去不予追究，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由另一位受人尊敬的诺奖得主图图大主教负责。

    中国情缘

    曼德拉曾两度访问中国。第一次是1992年，当时他还登过长城。1992年10月5日，北京大学授予曼德拉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1999年5月，曼德拉以南非总统的身份第二次访华。他深情地表示，在罗本岛坐牢的时候，每逢“十一”，他和狱友们都会用独特的握手方式庆祝中国国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是革命、独立的象征。南非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存在传统友谊，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中国人民为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曾给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斗争以巨大的鼓舞。

    曼德拉在唯一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称，在服刑阶段，他阅读过《红星照耀中国》，并从中“看到了毛泽东的决心，和他非传统思想方法所取得的胜利”。曼德拉还说：中国革命真是一部杰作，是真正的杰作。此外，曼德拉喜爱读《孙子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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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摇滚乐队“B E Y O N D”主唱黄家驹曾专为曼德拉创作《光辉岁月》。

    著述电影

    曼德拉主要著作有：《走向自由之路不会平坦》、《斗争就是生活》、《争取世界自由宣言》、自传《漫漫自由路》。

    曼德拉的故事曾被拍成电影，著名黑人演员摩根·弗里曼在电影《人性因素》中扮演曼德拉。这部影片改编自约翰·卡林的小说《人性因素：纳尔逊·曼德拉和改变世界的游戏》，故事讲述了曼德拉在任职总统期间极力拆除不同人种间的藩篱，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游戏，把政治变成了一种道德。正如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名字给人们的昭示：没有真相就没有宽恕，没有宽恕就没有自由。

    选择归宿

    曼德拉不畏惧死亡。其密友乔治·比佐透露，曼德拉去世之前就安排了自己的身后事：在与现任妻子格拉萨商量之后，他选择死后葬在库努的村庄。那是他位于南非东开普省的家乡。2013年6月，曼德拉的孙子纳达巴曾经返回库努的基地考察，为曼德拉落实安葬地之事。

    曼德拉说过，当他最终离开人世后，他会去天堂寻找到最近的非国大支部，然后加入该支部。他也常常开玩笑说，死后就能好好陪着沃尔特·西苏鲁(注：南非著名的反种族隔离斗士、曼德拉的亲密战友)、戈文·姆贝基(注：南非已故总统)、“酋长”艾伯特·卢图利(注：南非第一位著名的反对种族主义的斗士和领导人)和奥利弗·坦博(注：南非反种族斗争英雄)了。

    永别了，曼德拉；再见，光辉岁月。　文：滢

    传世名言

    任何企图夺走我尊严的人或命令，终将失败！

    关于抗争

    “让黑人和白人成为兄弟，南非才能繁荣发展。”

    “在那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人，包括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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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不仅仅意味着摆脱自身的枷锁，还意味着以一种尊重并增加他人自由的方式生活。”

    “当我走出囚室迈向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知道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栅囚禁着。”

    “倘若自己无法抛下痛苦与怨恨，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

    “我已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我为反对白人种族统治进行斗争，我也为反对黑人专制而斗争。我怀有一个建立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美好理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相处，有着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一理想而活着，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的话，我也准备为它献出生命。”———1964年被判终身监禁时，曼德拉将审讯法庭变成了揭露种族隔离制度罪恶和唤醒广大民众的讲坛。他那长达4个小时的声明以上述演说结束。

    关于国际关系

    “在这次伊拉克战争中，我们看见了美国和布什的一举一动，到底谁是世界的威胁？！”———曼德拉谴责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肆意践踏伊拉克主权。

    “你(克林顿)如果不高兴就跳进游泳池去吧！”———曼德拉最不喜欢别人对南非指手画脚，1998年3月克林顿访问南非，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曼德拉公开表示南非将与古巴、伊朗、利比亚保持密切关系，并宣布不久将出访伊朗，令与其并肩站在一起的克林顿大为尴尬。

    关于晚年

    “我已经演完了我的角色，现在只求默默无闻地生活。我想回到故乡的村寨，在童年时嬉戏玩耍的山坡上漫步。”——— 退休后的曼德拉甘愿做一个平民。

    “我想用乐观的色彩来画下那个岛，这也是我想与全世界人民分享的。我想告诉大家，只要我们能接受生命中的挑战，连最奇异的梦想都可实现！”曼德拉84岁时曾在南非举办了个人画展，作品主题是监狱生活。在27年的铁窗生活中，曼德拉用木炭和蜡笔绘画来打发时间，渐渐形成了独特画风：线条简单、色彩丰富。他最喜欢用画笔讲述自己的铁窗故事，但并不选用“黑暗、阴沉”的颜色，而是明亮轻快的色彩，以此来表现自己乐观积极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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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放轻松，要快乐！”———85岁的曼德拉说。

    “从今往后，我的生活添加了两个重要内容，第一个是格拉萨，第二个是到莫桑比克吃大虾。”——— 曼德拉与莫桑比克前总统遗孀格拉萨相伴晚年。

    关于人生

    “登上一座高峰之后，你只会发现还有更多的山峰要去攀越。”

    “我在根本上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至于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还是后天养成的习性，我无法肯定。作为一名乐观主义者，就需要昂首面对太阳，阔步向前迈进。”

    “我曾经历过许多黑暗的时刻，在那些时刻，我对于人性的信念受到严酷的考验，但是，我不愿而且也不能让自己向绝望屈服。向绝望屈服就意味着失败和死亡。”

    “人生最大的荣耀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每次跌倒之后都能再次爬起来。”

    “我认识到，勇敢并不意味着没有恐惧，而是战胜恐惧。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而是征服了畏惧。”

    “事情在未成功之前，看起来似乎总是不可能的。”

    “诚实、真挚、质朴、谦卑、纯粹的慷慨，不虚荣，热心助人——— 培养这些品质对每个人都不难——— 这是一个人精神生活的基础。”

    “本来能够过得更加精彩，却安于现状，那么这种生活不会有任何激情。”

    “揭示一个社会的灵魂，最敏锐的途径莫过于看这个社会对待小孩的方式。”

    “我们人类的恻隐之心使我们彼此关系密切———不是加以怜悯或者居高临下，而是作为已经认识到如何把我们共同的苦难转化为对未来的希望。”

    “没有人生来就会因为皮肤颜色、出身背景或宗教信仰而仇恨他人，恨都是学来的。而如果他们可以学会恨，那么他们同样也可以学会爱，因为爱比恨会更能自然地走进人类的内心。”

    “我们最深刻的恐惧不是我们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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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深刻的恐惧是我们的力量无边无际。

    我们自问：‘如此的才华与美貌，天赋与异禀会成为怎样一个人？’

    但问题是，你不能做怎样的人？

    我们生来个性张扬并赐予上帝的荣光。

    在散发光芒的同时，我们无意识地也让他人做同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