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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梁漱溟、金庸、南怀瑾等名士的家族秘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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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0 16:50:35 | 只看该作者
 任锐即是后来毛泽东称呼开了的“妈妈同志”,在她的丈夫,朱德、周恩来的战友孙炳文去世后,任锐把孩子们都送进了革命队伍。她自己则同样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家,她曾走上街头,慷慨演讲,愤怒谴责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她在公开信上写道:任何依靠杀戮维持强权统治的政权都不会长久。她的示儿名诗是: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

  这个家族注意规矩,但绝不缺乏勇敢、担当。

  四

  这种家风家教可能是我们这个世俗得烂熟的文明最可宝贵的了。无论是革命世纪,还是改革年代,还是小康岁月,人们太容易被时流、主义、概念绑架,或者自以为极崇高,或者自以为极实在的世俗,都参与了时代社会的动乱乱动潮流。但太少有人能坚持一点自己,能坚持一点规矩,甚至理性和激情统一的勇敢。用毛泽东的话,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遗憾的是,太少有人有着这种精神。任芝铭先生则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在时代和人生之间,践行了这种精神,一种中道,即个人修养和家国情怀的统一。这种人生大道并非任芝铭个人独有,而是千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受命之才士、圣贤、将相们共同践行的,只是在任芝铭先生及其亲人那里展示得极富有个性。

  任芝铭先生的父亲是逃荒到河南的贫民,以贩卖青菜为生。虽然穷,却为人正直。卖菜时,发现人家给钱多了,就会挑着担子追,把钱还给人家,不占一点便宜。他的为人准则是:“穷也穷个干净。”虽然穷,却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想办法让任芝铭读书,使任终成为清末举人。

  而任芝铭先生的妻子张梦吉家境好得多,却自作主张,看中了任芝铭,因为“我就图他是个读书人”。这种夫妻患难与共的故事今天已经成了我们文明的一个隐喻,郎才女貌,唯美人欣赏才士,唯才士配得上这种心智的女子。张梦吉没有图错,任芝铭也以一生的风骨境界职尽了一个读书人的本分。他们培养的孩子也具备了这种精神,如克明先生所说的,懂规矩后的独立自主。

  早年的任芝铭专心治学,不问政治。后来目睹清政府腐败,国难临头,就卷入了中国的革命潮流。他加入了同盟会,任本县支部长。1912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芝铭仍任支部长。1928年8月,任芝铭所在的国民党部队开赴江西“剿共”,他愤而辞去该师秘书职务,回到家乡创办了“今是中学”,从事教育工作。他似乎成了一个天生的反抗者,反清,反袁,反军阀,反蒋。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芝铭又一次投笔从戎,先后任国民革命军豫北师管区司令部参议、十三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等职。在这期间,他多次回家乡新蔡动员有志青年去延安参加革命,并亲自把自己最小的女儿即任均送到延安。当时,得知任芝铭来到延安的消息后,毛泽东还专门为他举办了宴会,并对他说,任老先生不远千里来到延安,我们非常欢迎。任芝铭则回答:那边的空气太污浊了,我来延安透透新鲜空气。

  1949年之后,任芝铭进入政协、人大、民革的行列。这个革命世纪的仁人志士,一生都寄托给了革命,但在土改时,他主张和平分田,温情良善地对待地主;镇反时刻,他从不主动去检举任何“敌人”。因为他虽然革命,却恪守着一个人的天良、规矩和最基本的常识,不为时世所变易。在三年饥饿时期,他以九十高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如实报告农村饥馑遍野之景。他在北京颤巍巍地对女儿任均说:“这样搞不中,饿死人太多了!”甚至宗璞也记得,“外祖父一次来京,那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他对我说:‘河南饿死了很多人,饿死很多很多人,我是要说的。’他忧形于色,那衰老的面容,至今在我眼前。”

  任芝铭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到他晚年,经红卫兵批斗后,他已经看不懂时代的游戏或革命变异了,他向周围的人发出疑问:“是不是政变?”

  五

  对这个令人难以索解的革命变异,何止任芝铭一人发生疑惑,就是他的女婿、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一度迷失其间。甚至今天无数的中国人仍在其间纠结,或以为自己看透了革命的本质。

  真正走过革命世纪的任均老人没有多少高深理论,她对儿子王克明先生说的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硬要从历史里诠释或演绎出什么理论或学理框架,要历史里丰富的大小人物做理论的小部件,是任均老人做不来也无意做的。用那些习惯于真理在握者的老少论者所谓,她没有成为“两头真”式的人物。但用克明先生的话,“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伙夫、同事、保姆、老友、马夫、领导,没有区别,一样是朋友,她一样地记忆和怀念。”“唯有实事求是,才能使人不泯灭人性,才能使人有人性之爱。”

  克明先生谈及当下时曾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天然地具有不带偏见的批评政府的自由倾向。这种倾向的产生便是缘于社会良心。而社会良心,产生于对利益的超脱和漠视、对公正的崇拜和信仰,还有人性的爱。”克明先生还说,阅读历史,阅读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得到的经验就是,不培养“仇恨和分裂”。

  这在家族的历史记忆里走向了统一。因为任均老人的回忆即如此,而冯友兰先生,这位被李慎之先生称为“可超而不可越”的哲学巨人,在晚年的实践思考中即为国家进步尽了自己的经验智慧。遗憾的是,今天主流学界多忽视了冯先生的贡献。

  1989年春夏之交,北大三角地极不平静,引人注目的消息接连不断,其中有一张北大教授们签名的大字报,排名第一位,就是冯友兰。季羡林和张岱年等七位大牌教授,排在冯先生之后。在此之后,则“以下基本按姓氏拼音顺序”。对于冯先生异乎寻常的表现,海外的林中明先生及时地冒犯而问:“为什么您这一次,率先签名,抗议政制贪污?”据说冯先生静默了一会儿,慢慢地回答:“这是为了中国的进步,我所应该做的事。”

  这符合冯友兰先生的性格。他是一个平实的人,他不会慷慨激昂,或高论一时;他不会如新潮的理论家动辄到海外借来他人的理论,说什么告别革命、非暴力取胜一类的话,他用的是自家的宝库。

  冯友兰曾被视为变节,阿曲毛泽东、江青,海内外士人因此对他失望,进而将他那深入浅出的思想当做没有知识价值或思想含量的东西。这种悲剧,一如本文开始时所述,实在是国家、社会的悲剧。真正的精神生长如此艰难,而新新人类或学界的新人类们竞相引来新奇的理论框架,以图框架住中国革命、毛泽东或他们以为的某个历史事件。

  冯友兰晚年到了自己“飞龙在天”(冯自语“海阔天空我自飞”)的阶段,但他并没有像其他曾跪伏、后站起的人那样,把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踹上一脚,或用各种材料、理论来证明其罪恶。冯尽可能还了毛泽东一个历史公道,冯说:“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并且被认为是思想上的领导人。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有权威的人。在几十年中,他兼有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君、师’的地位和职能。因此,他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毛泽东的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其性质是大不相同的。第一阶段是科学的,第二阶段是空想的,第三阶段是荒谬的。”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总结》里引张载归纳辩证法的四句话“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来批评马克思和毛泽东“仇必仇到底”的思想。其实“仇必仇到底”不只是马、毛的思想,也是西方“一神教”和“进化论”等思想的偏锋。冯友兰说:“‘仇必和而解’是客观的辩证法……人是最聪明、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

  对冯友兰来说,得出这类结论,一定不是书斋的空想,而有着现实的关怀。1985年12月 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九十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宴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梁漱溟先生去世,冯友兰写下挽词说:“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这一代以中国文化为己任的学人走向了“仇必和而解”,只是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新学人们正拿来各自趁手的精神思想资源,彼此仇恨、漠视、分裂,而丝毫不在意对人性和生命的伤害。在他们眼里,老一代人对毛泽东的言论无足观,甚至无勇敢可言;老一代人的思想创造也失去价值,甚至无学理可言。我们文明的演进艰难因此可以想见,每一代人都自己要从零起步,而不能从上一代那里获得教养。

  梁家:直道而行

  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

  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难以想象先人那种大家族的生活,那种三世、四世、五世同堂的经验。以伦理见长的中国文化在近代遭遇了考验,并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家庭、宗族伦理是跟王朝专制一样消逝了,但新的个人以上的文明单位——纵向的代际或横向的兄弟姐妹,并没有建立起来。即使那些一度最先进的中国人,如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的后人跟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种类。而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他们的后人也似乎精华全失。当代人所称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则绝大多数只是不知天高地厚或说不肖子孙的代名词。今天的中国人近乎失教,失去身心的归宿和认同。只有父子两代之间的传承已经谈不上有什么家教、家风,这是当代人的遗产,也是我们中国人仍得努力寻求人生的自我完善的前提。

  幸运的是,中国的巨国规模和悠久的文化可以代替一家一姓的浅薄、粗鄙、无文,能够给失教的当代人以教化;更不用说,总有例外能给人以教育和示范。在传统家族向现代艰难转化的今天,我们考察这些家族,可以理解传统与现代变易最为深刻的道理,可以理解人生的诸种况味。广西桂林梁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纵贯数代而一脉相承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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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0 16:51:00 | 只看该作者
 一

  梁家籍贯广西桂林,而到梁承光一代,听朝廷命剿捻军,最后在山西做官并卒于山西,留下妻儿。梁的儿子梁济只有八岁,家贫不得回广西,母亲带着他到北京讨生活。在母亲的督导下,梁济喜读戚继光论兵书暨名臣奏议,涵养出忠贤胸臆。光绪十一年,梁济二十七岁,他考中举人,他的父执多贵,而他不求闻达,直到四十岁才当官。梁济做过文化官员、内阁中书(四品)、民政部主事(相当于处长),十余年不升不调。

  梁济的官职不大,口碑却隆。他自承:“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据说有赶驴车的看到他,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辛亥革命爆发,清廷逊位,共和建立,梁济辞职家居。民国的内务部总长一再邀请他出山,他拒绝,避居城北隅彭氏宅。易代变革,在人心中掀起的波澜是巨大的,对梁济(他的字即是巨川)来说,这一变易是难济未济了。他认为:“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因此在民国元年,梁济就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并着手写遗书。

  但梁济绝非愚忠,他清楚清王朝的专制腐败与积贫积弱,他的视野极为广泛,读过严复翻译的不少西洋名著,1902年,友人彭翼仲创办北京最早的白话报《京话日报》,对这一新事物,他从物质和精神上也给予了不少支援。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后,梁济的态度是旁观。次子梁漱溟参加反清的京津同盟会,他只是以“谨身以俟天命可也”相劝,并未表示强烈反对。他自己则明确表示,内心“极赞共和”。

  因此,从他计划殉清,到实现,整整七年,他都在观察新的时代社会,他对民国寄予过希望,然而他失望了。他一度以为“革命更新,机会难得”,可借机舒缓社会矛盾。虽说“国粹莫大于伦常”,不能轻易更改;但若使“全国人民真得出苦厄而就安舒”,则价值相抵,可以“不惜牺牲伦常以为变通之策”。故“辛亥革命如果真换得人民安泰,开千古未有之奇,则抛弃固有之纲常,而应世界之潮流,亦可谓变通之举”。但他痛心地说:“今世风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渊,人人攘利争名,骄谄百出,不知良心为何事,盖由自幼不闻礼义之故。子弟对于父兄,又多有持打破家族主义之说者。家庭不敢以督责施于子女,而云恃社会互相监督,人格自然能好,有是理乎?”

  梁济甚至知道人们会怎样看待他的自杀,也许他知道有人会称他为“梁疯子”。他说,只有那些“注重须先有良好人民而后国可以立,不专靠死板法律以为治”的人,才是“真能知我心者”。

  1918年,梁济六十岁生日前夕,为准备给他祝寿,家人进行大扫除。他因此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结果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梁济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即今天的积水潭。他留下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可以说,梁济绝非遗老,也毫不糊涂,他说:“吾因身位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伦理纲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以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头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他自己如此通透:“效忠于一家一姓之义狭,效忠于世界之义广,鄙人虽为清朝而死,而自以为忠于世界。”

  二

  遗憾的是,梁济这样的中国人在我们文化里如此罕有,他至今都被人们忽视。他的儿子梁漱溟认为,他有任侠、认真、不超脱等特点,这些精神个性也影响了孩子。但实际上,这个六十岁自我了断的中国人极为开通,他对友人、对孩子都是和蔼的、循循善诱的。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让他去看。梁漱溟看时,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梁济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庄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完全是宽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他“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他自己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

  梁漱溟到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梁济不让他读,而让他学习《地球韵言》。年轻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梁济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他的影响是有力的,使得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跟他一样,以至于在梁漱溟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

  自杀前三天,即1918年11月7日,已经下了决定的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这是他留给儿子的最后的话。梁济的死,在京城有过一些影响,徐志摩、陶孟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傅斯年、梁启超等人都有过评论,他们多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尊敬。

  自然,父亲的自杀对进行人生思考也想自杀的梁漱溟是一个启示。有人说,民族血脉的新旧交替,这惊遽的时刻总要有人来表现,梁济选择了表现;这惊遽的时刻过后总要有人去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承担。梁漱溟选择了活下来,并开始了他传奇而高寿的一生。

  三

  梁漱溟跟毛泽东同年,他的一生也跟毛泽东结缘。冯友兰在他去世后写的挽联说:“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上联即述其德业,下联则涉及跟毛泽东的缘分。

  1918年,两人在北大教授杨昌济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的梁漱溟已是名人,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跟毛泽东谈中国的出路,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是通宵达旦。梁漱溟回忆说:“彼此交谈都很有兴趣。”毛泽东后来则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梁漱溟没有进过大学,他是自学成材的。仅有中学文凭的他被蔡元培请到北大教印度哲学,三十多岁即在军阀韩复榘治下开展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发表的重要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及在国共两党激烈冲突的时刻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献。前者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的不对,宣称他就是要“向东走”,宣称世界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后者则基于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观察与研究,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以此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他的自信被不少人斥为狂妄。1942年初,梁漱溟在日军的炮火下逃生之后给儿子写信说道:“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这些言论,也曾遭到了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

  中共建国后,在毛泽东的邀请下,梁漱溟从重庆来到北京。毛泽东多次请他到自己家里做客,还专门派车接他,招待吃饭,由于梁漱溟吃素,毛泽东大声嘱咐:“我们也统统吃素,因为今天是统一战线嘛!”毛邀请梁漱溟到政府里担任职位,梁拒绝后,毛仍照顾他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9月,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的小组讨论会上,梁漱溟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这一被称为“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要求行“仁政”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说梁百无一用,“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你说他有没有工商界那样的供给产品、纳所得税的好处呢?没有。他有没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好处呢?没有。他起过义没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反过蒋介石,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他什么时候跟中共配合,打倒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呢?没有。所以,他是没有功劳的。他这个人对抗美援朝这样的伟大斗争都不是点头,而是摇头。……”梁要求毛要有“雅量”,毛在会场上对梁极尽挖苦嘲笑之能事,梁不服,要求发言,但会场上几乎一边倒,有人大喊“梁漱溟滚下台来!”这场惊心动魄的争吵才匆匆结束。毛泽东以一国之尊给梁漱溟的结论是:虽“反动”,但不算反革命;要批判,但也要给“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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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2-20 16:51:31 | 只看该作者
 自此梁漱溟深居简出。“文革”中,他受到冲击,被抄家被打耳光,但他承受下来了。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的生日寿礼。这并不代表梁漱溟臣服了毛,他在人格上始终是平视毛的。他就事论事,“文革”尚未结束,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说:“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

  1973年底,中共批林批孔。在政协学习会上,人人要“表态”,梁一直沉默不语。最后迫不得已,梁作了《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即席讲演。在众人追问他对“批林”的态度时,他说“我的态度是不批孔,只批林”,从而引起对他的大规模批判。1974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询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四

  在今天,梁漱溟先生已经被人们视为中国的圣贤,是最后的儒家,是哲学家,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的诤友……也许这一切成就,都可以在梁济那里找到源头。他的“尸谏”影响了梁漱溟,成为最有警示性的家教,那就是“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因此一生都很少顾及自己,而是为国为民。在《这个世界会好吗》中,美国学者艾恺问梁漱溟:“您认为您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是什么?”梁漱溟回答道:“大事一个就是为社会奔走,做社会运动。乡村建设是一种社会运动,这种社会运动起了相当的影响。”他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是“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他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而拖累奔赴的大事”当做家训。他自己一生不断追求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

  在一个世纪以来反复的中国社会里,梁漱溟先生是少有的能给我们中国社会以安慰和信任的人了。学者林毓生认为,梁漱溟与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梁漱溟在反传统的浪潮中挺身而出,倡言中国文化经过调整还能继续存在并复兴,他相信中国本身拥有走向现代化的力量。是梁漱溟,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更足以与鲁迅构成表面对立、其实互补的两极。他们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批判者,一位是传统文化的伟大发扬者。梁漱溟说:“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他做到了自己所说的。

  五

  但这并不表示他薄情,相反,他对自己的两个儿子的教育可圈可点。他给两个儿子取名培宽、培恕,因为“宽恕是我一生的自勉”。像父亲一样,梁漱溟也很注意培养儿子们的个性。他对长子培宽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梁培宽回忆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漱溟长年为社会奔走,居无定所,无暇顾及家庭,两个儿子寄居亲戚家,他就要求长子培宽多带带弟弟培恕,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

  即使在他奔走忙碌的空隙,梁漱溟也会和两个孩子一块聚聚。“两三个星期,会接我们过去和他聚会,他的朋友、学生来找他,无非谈论的是关于国家、社会的事情。”

  梁漱溟的家信是温厚的,他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月28日)

  在长孙梁钦元出生时,远在重庆的梁漱溟高兴之后给儿媳妇写了一封甚为动情的信,培宽至今仍保存着这封信。梁漱溟在信中说:“得闻危险期过去了,我不去看你。但你是人才的生产者,想到这一点你该是自慰的。”

  梁漱溟听任孩子们自由选择,他对他们唯一的要求是不要做“自了汉”,就是不要成为只顾自己的人,标准是“在人生道路上不趋于低俗,在识见上不流于浅薄”。

  梁漱溟的宽放教育贯穿始终,他的教育显然是成功的。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

  他的家教使得儿子在多灾多难的世纪得以平安度过,梁培宽、梁培恕一生不喜出头露面,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遭到太多的磨难。梁先生晚年给两个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我老了,需要你们照顾。郭齐勇教授曾对梁培恕先生说:“你很幸福,你有一个这样的父亲需要你继续工作。”

  六

  梁家兄弟在父亲去世后相继退休,他们想到了应该研究整理父亲的文稿。兄弟俩的分工不同,培宽负责父亲的全集编撰出版,梁培恕则负责撰写父亲的传记作品。梁培宽说:“我们哥俩一直在整理父亲的文稿,边整理边开始了解他。年轻时候只是知道他有什么书或是关心什么内容,但没有深入进去。到现在才算有些了解。但也很困难。”

  兄弟两人一生的职业与事业跟父亲没有多大关系,却在退休后投入了回向父亲志业的世界。他们的见解也不流凡俗,梁培宽说:“他不是一个很浅薄的人,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人。他的有些主张肯定是错的,但有些看法却值得参考。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他在自我修养上是比较无私的,比较无我。在破‘我执’上下了功夫。”

  梁家兄弟全身心投入到整理父亲遗著的工作中,并为父亲编辑出版了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了国内外很多的梁漱溟研究者。在整理出版父亲著作所得的数万元稿费中,只留下了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用的几千元钱,其余的全部以梁漱溟的名义捐给了当年梁氏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有人问梁培恕先生原因,梁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因为梁漱溟的历史地拉,他生前死后都有国家因素介入,因而梁家后人在事关评价等问题上也同样显露出梁家独有的直道。他们不是强者,但也非小民软弱,梁家兄弟多次跟政府交涉事宜。梁漱溟去世后,要召开例行的追悼会。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了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梁家兄弟认可。但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他们表示反对,有关部门反复劝兄弟俩“以大局为重”。他们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后来,新华社播发梁漱溟的生平,文章标题即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而更年轻的一代则更是直抒胸臆。1988年,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举行。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百年沧桑,救国救民;千秋功罪,后人评说。横批是:中国的脊梁。挽联是梁培宽次子梁钦宁拟就的。在梁钦宁张贴时,工作人员阻止,但他执意坚持。据说,前往吊唁的有李先念、阎明复、刘澜涛、习仲勋等党和国家领导以及梁漱溟先生的亲友四百余人。

  在君子之泽及身而没的中国,在家族分崩离析的现当代,梁家人很了不起,他们直道而行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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