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76年知识分子自杀现象剖析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4:12:33

许锡良：歌颂毛泽东而死的文人——邓拓

作者：许锡良时间：2012-04-18 来源：财经网博客

　　邓拓（1912—1966），原名邓子健、邓云特，福建福州人，官方对他的评价是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诗人和杂文家。我最早知道这个人，是因为他在“文革”前曾经用马南邨的笔名在《北京晚报》上开设燕山夜话的专栏，随后与另外两个学者，吴晗、廖沫沙合写过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并且我在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读过这本杂文集，当时感觉虽然说是杂文，也有点批判意识，但是，其实所谓的批评是十分肤浅的。不过，考虑到当时的社会主要是歌颂体的文学，有此种肤浅的批评也算是有点异样的声音了。

　　之所以把邓拓列为歌颂死的第三位文人，是因为刚好今天看到了原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老先生纪念邓拓的文章——《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这样评价邓拓：“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这段话又勾起了我对邓拓作进一步探究的欲望。之前，我对邓拓的了解仅限于他是一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他的简历在党内知识分子中，颇为辉煌。比如，1949年秋，即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同年冬，受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8年，调离人民日报社，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战线工作；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1959年，兼任国家博物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出版《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1960年，兼任中共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地位能够超过邓拓的文人只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等极少数几个而已。

　　而之前，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时候，即1944年就先知先觉，主动主持编辑出版5卷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是中国革命出版史上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后来接手主持编辑毛选的是党内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当时作为主编的邓拓在毛选的前言加编辑按，这样写道：“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历史证明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只有依靠他的思想指导，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与此相反，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一切反革命思想与假马克思主义，却陷中国于严重危机或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目前国民党腐败无能，达于极点，这就加重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因此无论党内党外，都有深刻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必要。”这样的论述比1945年召开的七大刘少奇的论述要早整整一年。邓拓编辑的毛选，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其后大连和渤海、东北等解放区的《毛泽东选集》以及近年日本出版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根据它编辑的。

　　为了能够印好毛选，邓拓亲自过问。当时的印刷条件十分简陋，日本人还占据着广大的华北地区，但是，这些难不倒邓拓。简陋的设备，印平装本的《毛选》就够吃力了，要印封面有毛主席像的、烫金的精装本，那就更困难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排字工人尽量减少错误；打纸型的工人消除打纸型时粘出来的铅字所发生的错误；印刷工人将铅板垫得平整，油墨均匀；装订工人将书边裁得整齐，折页整齐，拣页准确，装订严实。为保证不出错误，校对进行四校，还聘请专家校勘。

　　为了出精装本，邓拓和《晋察冀画报》社沙飞商议，由画报社制毛泽东像的铜版，这个问题解决了，可是烫金怎么办呢？小厂哪有烫金机。邓拓叫二厂再发动群众，想办法。群众发动起来，办法终于找到了。装订股长崔振南提出用手搬机代替烫金机，在手搬机下生木炭火，把转盘烤热，这样烫出金光闪闪的《毛泽东选集》五个大字的精装合订本。为此，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写信嘉奖报社印刷二厂。邓拓在那简陋的小山村的印刷厂里，竟然做出了奇迹，《选集》5月开排，7月出书，9月出齐五卷，全部印刷完毕，送到读者手中，仅用半年时间。不仅印平装本，还印了不少精装本。

　　可见，邓拓在当时是多么有先见之明。自然，北平和平解放后，邓拓即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此后一路官运亨通，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

　　邓拓以著名历史学家、大知识分子、专家教授的身份，在没有得到官方高层明确指示的情况下，能够以一个传统文人的敏锐预感到编辑毛选对自己前途与命运的价值与份量，那确实是非同凡响的。如果说胡风与杨朔只是以纯粹的文人，用文学的笔调歌颂毛泽东还稍稍欠一些思想与知识的厚重感的话，那么，邓拓以历史学家与著名学者的身份编辑毛选，这无疑是最为高明的。

　　不仅如此，邓拓还亲自撰写了不少直接歌颂毛泽东的文章。这些文章包括理论文章、散文和诗歌。但是，邓拓显然主要是以学者的身份，以理论的方式来推崇毛泽东的第一人。此外，邓拓还广泛收集毛泽东的手迹，将之精装裱糊于自己家里的墙壁上，时时观摩欣赏，其顶礼膜拜之情无以言表。

　　那么后来邓拓为什么会在“文革”初期即遭受打击呢？关键是后来复杂的政治斗争，邓拓跟错了人。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紧跟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而彭真又紧跟刘少奇与邓小平，毛刘之争，自然，邓拓成为了第一只替罪羊。具体事件是这样的，邓拓作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思想文化，姚文元当时在毛泽东的授意之下，撰写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的《文汇报》上首发，但是，北京的报纸在彭真的极力阻拦之下却不肯转发。因为，当时历史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也是历史学家，而且与邓拓算是关系密切的文友加同僚，吴晗当时在北京市政府任副市长，姚写文章表面上是冲着吴晗来的，其实是冲着彭真来的，而彭真的后面是刘少奇与邓小平，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用意。邓拓作为具体执行人，自然是第一个遭受到冲击的人。

　　在批斗邓拓的过程中，邓拓害怕自己忍受不了那种没完没了的人身侮辱，在“文革”爆发的第二天，即1966年5月17日，即“5.16通知”下发的第二天就自杀身亡。邓拓在长达6000字的遗书中最后写道：“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这也开了“文革”期间自杀文人留下遗言向毛泽东表忠心的先例。此后不少有类似社会影响力的文人学者在自杀之前都有类似的表述。比如历史学家吴晗、剪伯赞，文学家老舍等等。死之前都留下遗言：“毛主席万岁！”真是印证了当代那句流行歌曲，对毛泽东，自己“死了都要爱”。

　　2012年4月16日星期一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4:18:12

杜导正：深层次探讨邓拓自杀现象

作者：杜导正 时间：2012-04-11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


	——在（北京）纪念邓拓百年诞辰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先说几个故事：去年春节和今年春节，我听到了两位刚刚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和中央的一位部长与我咬耳朵的话。这位省委书记说：“我在台上的这几年，真话不敢说，假话我不说，只能不说话。”什么问题？第二位中央的一位部长说：“我从地方上回到中央来十年了，说话、说真话越来越难。”还有个同志已经逝世了，他是《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跟我住在一个大院。有一天晚上散步，我问他：“《人民日报》你看吗？”他说：“我不看。”什么问题？这么高层的领导人，这样一种心理状态，这样一种行为状态，说得重一点，是我们执政党的统治危机。现在我们的官场上，套话、空话，有时候假话连篇。这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由此我想到，纪念邓拓百周年诞辰，我应该讲点什么？我今年过了88岁了，当年是邓拓同志领导下的一位小记者。在座的陈春森是老朋友也是老领导。我想出一个题目：要研究邓拓自杀现象。我建议大家尤其是学者研究像邓拓这么优秀的文化人，为什么自杀？　　邓拓是“文革”初期自杀的。在他自杀前后，有不少知识分子，有的也是我们党最优秀的文化人都相继自杀。像毛主席的政治秘书田家英，著名的作家、写《四世同堂》的老舍，写《阿诗玛》的大教育家李广田，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历史学家翦伯赞，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上官云珠，等等。思想文化艺术界自杀了一批人。这是什么问题？这说明邓拓的自杀不是个案，而是个群体案，所以我把他叫做“邓拓自杀现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现象？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研究，勇敢地科学地探讨。我建议有关的学者从深层次，也就是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探讨邓拓自杀现象。总结深层次的经验教训，留给我们现在的报人，留给我们的后代。不然的话我们党、我们国家还会以不同形式重复这些悲剧。我们就对不起邓拓这一批同志。　　对邓拓这位长者的评价，大家是一致的，他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是“五四”精神熏陶起来的一位优秀的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后来他也受《联共（布）党史》的影响，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影响。我也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典型的驯服工具。我是马列学院新闻第一班的支部书记，整整两年都是苏联专家上课。四个学期，一个月考试一次。我这个人记忆力不错，讲的很多结论可以背过。我们是联共党史也就是斯大林模式培养出来的人物。而在中共党内，经过延安整风，形成了毛泽东的权威，又加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使一代人成为驯服工具，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基本上都走过的道路。　　邓拓是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后来接受了联共党史，接受了毛泽东的权威，是毛泽东思想的崇拜者、实践者。他在中国最先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当然，这么多人对毛泽东的崇拜，是很多条件造成的。　　我也是跟毛泽东跟得很紧的，战争时期，打仗很勇敢的。在和平时期，我整人也整得很狠的，当然后来被整得也非常狠。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训练出来的忠诚的、坚定的、全心全意的、有所贡献的因此也有很多失误的一批三八式。邓拓这么优秀的人物，也没有躲过这段历史。　　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民主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我的看法，毛主席夺取政权以前，是个很不错的毛泽东，夺取政权后到他逝世，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毛泽东。1958年“大跃进”造成几千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更是毁灭性的运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破坏主要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毁灭性破坏。邓拓同志忠诚于毛泽东思想，紧跟毛泽东。但建国后毛背离了新民主主义主张后，他跟不上毛泽东的步子，毛就骂他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他在政治思想上彷徨了，很苦恼，寻找出路，于是他和吴晗以“三家村”笔名写了著名的杂文，但是还是崇拜毛泽东的。“文革”灾难来临，邓拓精神上彻底崩溃了，所以自杀。田家英和他大体上是一样的，老舍一批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认为，邓拓自杀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同志个人从人品上来说，品格上来说，有不够宽厚、狭窄、报复性、刚愎自用的一面。肖克同志逝世前跟我有一次长谈，他说：“老杜啊，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这个人啊，记仇心理很重，记仇的。”这就牵扯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这么个优秀的人物，为什么到了晚期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值得我们全党共同来深思，总结经验教训的。这是血和泪的经验教训，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都有责任。　　探讨邓拓自杀的现象，第一，当然要从毛泽东说起。建国后，毛泽东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因而有了两个基本的理论：一个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他的“乌托邦”理想服务的。所以毛泽东至死也不认为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大错误。这两个理论，就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武器，也成为像邓拓、田家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无法理解的东西。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第二，还要从制度上来说。在毛泽东晚年，我们国家可以说没有民主法治，党内本是民主集中制，但最后都是一人说了算。党内但凡有一点民主，“大跃进”是搞不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会被多数人否决的。我们这个党内民主集中制，最后发展成个人独裁。毛主席一个人说话算数，别人的都不算数。二把手刘少奇都没有民主，刘少奇被斗的时候，手里拿出来宪法，宪法对他已经没有用处了。遗憾的是这种个人独裁制，刘少奇也负有责任。1943年中央的会议上定了书记处第一把手是毛，刘少奇提出来书记处决定问题时，毛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赵紫阳同志逝世前，也给肖洪达和我讲了类似的话。说在政治局会议上有不同意见，一到常委会上，常委一说话，大家就不说了。常委会上有争论，到小平同志那里去由小平同志拍板。这由小平同志拍板的重话是赵紫阳同志说的。紫阳同志还亲口跟我说过，党中央实行的是大家长制。因此我的老朋友，中纪委的副书记肖洪达，在我俩和赵紫阳同志下台后那一次谈话中，肖洪达同志当面批评赵紫阳同志，说你这句话在历史上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我们党啊，叫做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哪里有那么多无产阶级啊。结果变成共产党专政，共产党是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然后政治局、常委会，最后是毛泽东以后是邓小平个人决断。所以我们共产党这个权力机制是个金字塔形的东西，这种领导体制和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给紫阳同志说，我也是研究历史的，经历也比较多，我只是在你们中南海的这个边上活动，你呢是在核心里面活动了这么多年。我说了一句话很重，我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啊，比封建社会当然进步了，但是你们中南海里边这个权力运作和你们的结构体制、机制基本上和封建社会差不多，和历代王朝差不多，有时候，简直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你承认不承认？紫阳同志点点头笑了。　　邓拓自杀现象，值得我们从理论上和制度上进行深层次的、大胆的探讨。要对我们后人负责任，要敢于承担这个责任，敢于抛头颅。这也寄希望在座的年轻人。我觉得你们要有点我们当年战争时期那种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为了追求真理脑袋搬家都可以。现在，不怕丢官，就能够追求真理就能够说真话。就为了保这个官，从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卑鄙的可耻的，但是现在是流行的。为了这个官可以伤害别人，为了这个官可以不敢坚持真理，不说真话。我们的官场上，我们的宣传上，我们的主流媒体，现在威信为什么这么低？　　我觉得邓拓自杀现象说明了非常多的问题。我建议，学者要有一点胆子进行研究。中国历史上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多了，学习谭嗣同，追求真理，为真理牺牲一点是应该的。人这一生就是一晃而已，七八十个寒暑，有什么了不起，要对自己的民族负责，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敢于追求真理。　　我们国家现在一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另外确实问题应该说很严重很严重很严重。多说一点这样的话，大家清醒一点，对国家有好处。但是，中国现在要大踏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党、我们国家也承受不了。中央的口号是对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循序前进。我给起了个名字，碎步前进小步前进。我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是谨慎的乐观派。　　邓拓在一首诗中说：“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邓拓同志年轻时就佩服明代的于谦，背诵他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他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我今天就说这么一点心里话，也许有错，请大家探讨。　　（2012年2月23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4:43:42

赵淮青：“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作者：赵淮青    时间：2011-11-23 来源：炎黄春秋

  　　核心提示：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2期，作者：赵淮青，原题：《“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

　　我偶然翻阅一本广东知名的杂志，读到一位著名作家谈论“小人”的文章，他对“小人”的议论可谓入木三分，控诉反“右”和“文革”带来的灾难可谓酣畅淋漓，很让人解气。遗憾的是，当他谈到在运动中因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中国作家们时，却说中国作家比外国作家自杀的少。还说邓拓也不是自杀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文章中在涉及这个问题时，有意无意之中流露了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点，对此，我更不敢苟同了。

　　“文革”中我国究竟有多少作家自杀？那段历史人们应该记忆犹新。我觉得应该把我对那段时期所接触和了解的一些作家、艺术家和学者们自杀和他杀的真实情况写出来，让我们在血的教训中，变得冷静起来，坚强起来，历史绝对是不该遗忘，更不应该是被歪曲的。

　　先从自杀的外国作家说起吧。那篇文章中列举了茨威格、川端康成、海明威、法捷耶夫等自杀的外国作家，这些人名气很大，自杀了影响也大，但人数确实不多，而且他们与中国作家不同，自杀的原因都不是在某一个政治浪潮中被逼上绝境的。他们有的是在生命哲学上钻进了死胡同，与世俗格格不入才自杀的，如川端康成；有的是疾病缠身，对健康失去信心而自杀的，如海明威；也有的作家是在爱情上受到打击愤而辞世的，如美国20世纪被称为最富才华最有创造力的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ns1932年-1963年）；有的是，比如法捷耶夫，则是用别人的血染红了自己的帽顶，出于畏罪抑或出于忏悔，加之对理想前途丧失信心而宁愿选择一死来解脱的，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内心产生了某种不平衡，对生命失去希望和信心而选择自杀，这与中国作家的因受政治迫害，人格受到侮辱，愤而自杀是不一样的。就自杀的多少来说，我以为，中外更是不成比例，而且这种事也是不好比的。但无论怎样比，就我所掌握和接触的材料来看，结论与那位作家说的恰恰相反，十年浩劫中死于非命的作家学者和艺术界人士，那数字是惊人的，是骇人听闻的，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写到这里，“文革”中就死辞生的作家们和演艺界人士那惨痛的景象，又跳荡到我眼前，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吧：

　　一

　　1976年夏天，“文革”尚未收场，在刚刚经历地震灾害的唐山，在一顶小帐蓬里，笔者正奉命协助诗人田间起草一篇电稿，是当时流行的所谓“致敬电”。后来终因两人积极性不高，没能写出来。也许是大震后鱼烂陆沉的悲惨景象和压抑的气氛刺激了诗人的心灵，他以低沉的语调，突然向我叙述十年前河北省作协主席远千里的死……

　　他说，大约是1967年夏天，他和远千里被造反派监管在一间房子里。有天早晨，远千里迟迟不起床，田间有点纳闷，掀开他的蚊帐，那眼前的一幕使他差点憋过气去：原来远千里用须刀割断了血管动脉，身上和蚊帐上都溅满了鲜血……。他赶紧去找领导，远千里的夫人、作家于雁军闻讯赶来，面对如此悲恸的场面，她没有哭，“大悲无泪”，人在极度悲恸时是没有眼泪的，只喊道：“老远，你不管我们娘儿们啦……”

　　远千里不幸去世后，孙犁先生曾对他作过这样的一个评价“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但那是一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年代，茫茫大地归何处，美好理想化成灰，远千里被逼走投无路，他不想当牛鬼，天天被批斗，他要做堂堂正正的人，可是那种年月，冤狱遍地，不堪屈辱，又无处躲藏，陷于绝境，最后只好选择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邪恶作抗争的一条路了。

　　1979年春夏之交，我从中越边境回到昆明，来到离云南大学不远的莲花池畔，去凭吊诗人、散文家、教育家李广田先生。他是“文革”中不堪忍受造反派们对他的侮辱，在这里投湖自尽的。我去的时候是一个黄昏，在湖边我遇到一位钓鱼归来正在闲坐的老工人，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那幕惨景的目睹者。听我说我是来凭吊李广田先生的，他说：“那天清早，听说湖边出了事，我和老伴匆忙赶来，见李校长（广田先生时任云南大学校长）躺在水边的草丛里……他是我们敬重的人，我的老伴立时就哭了……”

　　我看着黑沉沉的湖水，脑子里却想起多次听昆明人说起的故事：那是1945年冬天，国民党反动派对徒手学生制造“一二·一”惨案，当时李广田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与著名的进步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置生命安危于不顾，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头，高喊“血债要用血来还”、“要和平、要团结、要民主”等口号。又与李公朴、闻一多、吴晗等一起，被特务列入准备暗杀的黑名单；我还想起他曾怀着满腔热情，撰写了歌颂这个城市的著名散文《花潮》；想起他在建国之后，先在清华大学后在云南大学，对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贡献……我和广田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50年代初，曾听过他一次有关新文学的报告。而此刻，他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面前。

　　当年国民党反动派没能杀死李广田先生，而如今，他却面对一伙无知的青年学生，在自己还没有弄懂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敌人”的情况下，就革起不该被革的人的命来，疯狂地喊着“革命不是绣花，不是请客吃饭”、“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口号，掀起了铺天盖地而来的批斗之风。一时间，祖国大地上桂折椒焚，玉碎珠沉，如广田先生般知识分子聚集的高校更是不能幸免。广田先生的朋友有的自杀了，有的被害了，而他自己插翅难飞，无法躲过这场空前的浩劫，只好走上自绝不归之路。

　　邓拓先生1966年5月自杀身亡，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当邓拓含冤去世之前，那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口诛笔伐文章，就出现在报纸上和广播上了。这篇篇杀人不见血的诬蔑檄文和像泰山压顶般置人于死地的政治帽子，使他无法承受，无法分辩，他只好舍身赴死了。然而在那篇批判小人的文章中，作者却有这么一段文字：“而中国作家，若尊严和生存只能选择其一的话，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认为生存是最重要的。人在矮檐下，谁能不低头。”“邓拓先生……当他为三家村一员，最早推上‘文革’祭台时，也只能低头接受批斗，而做不到杀身成仁。”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不是的。我是1980年才知道事情真相的：1980年春节刚过，前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省长王昭被林彪在青海的死党迫害致死十周年忌日，他的妻子韩琴谱大姐在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纪念会，我也应邀参加了。会上遇到邓拓先生的夫人丁一岚大姐。我曾犹疑多时，依然忍不住向她提问：“老邓同志（新闻界都习惯这么称呼他）怎么没能过去这个坎？”对我的问话一岚大姐沉默有时，然后沉痛地说道：“政治压力太大呀，是非功过都颠倒了，真的假的分不清，他的身体又不好，料想经不住这风暴，也担心我和孩子受他的连累……”说着，泪水已在她的眼眶里打转了。

　　于是，在那祖国大地万民心惊胆寒的日子里，邓拓“宁使寸寸折，不作绕指柔”，勇敢地杀身成仁了。邓拓先生凭他知识分子的良知，1957年因怀疑、抵制那场不该发生的“运动”，被扣上“死人办报”、“书生办报”的帽子，他预料这一次运动到了彻底清算他的时候，不会对他网开一面。据人民日报社的同志说，在他自杀前的一个深夜，邻居见他站在桌子上，借手电筒的光束欣赏自己珍藏多年的挂在墙角的字画。“文革”前，他把自己高价收买价值连城的苏东坡的真迹《潇湘竹石图》以及其他许多名人字画无偿献给国家。他是多么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艺术，多么舍不得丢弃这一切！奈何苍天不仁，他只能就死辞生，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良心，撒手而去了。

　　当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后，鲁迅先生曾说自杀是需要勇气的话。他说“自杀其实是很不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在这里，我自然不是提倡自杀，但我赞美自杀的勇气，我赞美邓拓先生那刚强的性格和浩然的正气。“士可杀，不可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古训，在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烙得太深了。邓拓年轻时即服膺明代于谦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邓拓先生以死明志，以死抗争，以死洗刷自己清白之身的壮烈行为，是值得人们永远钦敬的。

　　无独有偶。继邓拓先生自杀不久，他的下级，曾任《人民日报》文艺部负责人的陈笑雨（集体笔名“马铁丁”的主要撰搞人），在报社蒙受数次批斗，并在一次“牛鬼蛇神”游楼时逼他下跪请罪，还有人打了他一记耳光，且揪撕他的头发让他抬头看看“我是谁？”在这种深受侮辱的情况下，家属也只好划清界线，他面临一种前有埋伏、后有追兵、四面楚歌的困境……那天黄昏，笑雨先生没有回家，迳自来到从钓鱼台流出来的清水河边。当人们寻他不见，想起他走出报社大门时，曾把一个书包扔在收发室，打开书包找出一个本子，上边赫然写着两行字：“死了比活着好，死了更干净。”当尊严与侮辱相碰撞时，笑雨先生义无反顾，选择了尊严。

　　又岂止是邓拓、陈笑雨，还有现代新闻出版界的先驱范长江和金仲华两位前辈，以及多年来双栖于新闻界和文学界的杨朔和政论家姚溱两位先生，都曾有过邓拓、陈笑雨类似的思想轨迹，勇敢地结束了他们宝贵的生命。

　　说起金仲华先生使我想起上海。

　　“文革”初期，来自上海的坏消息几乎是不断线的：先是作家、翻译家、音乐家，一代文艺通才傅雷先生及其夫人双双自裁；接着是作家叶以群跳楼自杀。傅雷先生在遗言中说，他之所以走上绝路，是因为过那样的日子比坐牢还难受。傅雷坐过日本人的监牢，他是有经验才这样对比的。我所在的那个单位，一位部级领导干部，为了躲避辱骂和殴打，主动提出要求坐牢，军管小组头头回答他：“你还不够格哩！”可见在那个年月，坐牢竟是一种优厚的待遇！

　　后来又传来诗人闻捷的死讯。他的夫人杜芳梅先走一步，跳了楼。杜芳梅出身于陕北米脂县的望族，大家闺秀，是一位美丽、贤淑、庄重、热情的女性，人们说，她和闻捷，乃是真正的才子与佳人的结合。闻捷是写诗、写散文、写戏的多面手，同时也有组织和写作新闻报道的才干，他曾是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他当社长时自己动手写，指挥别人写（善于出点子），都非常出色。1956年春天，他在新华总社工作时，我去拜访过他，给我留下才华横溢、热情洋溢的印象。他是一位尊重别人也十分自尊的人。后来他调到上海。在上海当权的张春桥之流屡屡发话并组织力量整他时，他感到无路可走了，在那个心如刀绞惊心的夜晚，他先把通往孩子房间的门窗缝隙用纸糊牢，然后打开煤气……死时才48岁。

　　如上所述，那时的自杀，还有个奇而且怪的特点，即，有为数不少的夫妻结伴走上黄泉路。我住的大院里“文革”一开始就死了好几对。来自延安，拍摄“开国大典”的著名摄影记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是走得最早的一对。著名文学史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刘绶松好不容易熬到1969年春天，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可见那苦难何其残酷，必须夫妻相扶相携才得以解脱。

　　由作家使我联想到还有许多学术界、演艺界的文化名人的命运。我看到一个材料上说，单就北京大学一所高校来说，在“文革”初期和工、军宣传队进驻期间称得上权威的著名教授，如翦伯赞、饶毓泰先生等，自杀的就有24名。翦伯赞先生在多种威逼面前，不按上边的旨意诬陷同志，不写材料证明刘少奇同志有叛变行为，结果，在高压逼迫之下宁死不屈，最后，他的夫人伴他同行。北大有人告诉我，在这之前，当北大出现了那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全校被关被斗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多达500多人，有一个时期燕园天天都有跳楼和上吊的，有的教学楼女学生晚上都不敢近前。

　　岂止是北大，作家叶永烈在记述贺绿汀老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说，就在傅雷夫妇自杀的那些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单上海音乐学院系主任一级的教授，自杀的就有五位。他们是：指挥系系主任杨嘉仁教授（妻子程卓如副教授同行）；钢琴系系主任李翠贞教授；管弦系系主任陈又新；民族音乐理论系系主任沈知白教授。他们都是我国音乐界的精英，其中有几位还是贺绿汀老先生千方百计从国外请回来的。当张春桥下令“火烧”这座“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时，这所学校又有17名教师死于非命，真令人思之痛心，言之发指！

　　写到这里，我又联想到演艺界。暂且不说那些七尺须眉，只说那些刚烈女子们吧。被誉为京剧“八大坤伶”之一的言慧珠，不堪凌辱，又不甘舍弃为之献身一生的京剧昆曲，她最后竟身着戏装上了吊，真是一曲让人睹之悲痛欲绝，惨绝人寰的悲剧。著名影星上官云珠在被轮番批斗时，日夜交替，写不完的交待，她又重病在身，经不住野蛮殴打。这些整她的造反派们心毒如蝎，竟专打她动过手术的伤口（乳房处），致使她心力交瘁，面对高楼外茫茫黑夜，几经踟蹰，冲出窗外。还有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黄梅戏的骄傲严风英，都是艺术和天才使她们陷入悲惨命运，于是愤然服毒，斩断那如花的生命。那位扮演天真烂漫娇柔美丽七仙女的严凤英，一曲唱词，绕梁三日，而生前被诬为文艺黑线人物、国民党潜伏特务，死后竟被解剖肚肠，搜查什么微型发报机，让她灵魂不得安息！“孤芳一缕谁相招？”在那个时代，又谁能相护？！谁敢相招？！

　　还有河北梆子青衣泰斗韩俊卿，50年代，她的演出曾得到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的赞扬，说她演的《秦香莲》，有些身段、唱腔值得京剧吸收。可是就是这样一代名伶，在“文革”初期，她经受了多次批斗、游街，脖颈上挂着“假权威”、“假劳模”的大牌子。她小时候多受苦难且不幸缠足，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造反派当众逼她脱下鞋袜，露出“小脚”，又逼她走在煤碴路上……“文革”中有些人竟把正常人所不齿的人性中的糟粕发挥得淋漓尽致，很难说清这些所谓的革命行动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韩俊卿回家就喝了敌敌畏，她唯恐死不快，死不了，又加上一大包火柴头！

　　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月，一切理想、道德、美好的事物都葬送了，而兽性和盗性横行无阻。人们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名义，除置人于死地之外，还公开抢劫人间的瑰宝！

　　由韩俊卿使我想到天津。“文革”将收场时，天津一位中医老大夫告诉我，天津的自杀有一阵子成了风，那是由市委书记万晓塘、副书记王亢之带头的。接着他对我谈到他亲自目睹的一些事，1966年八、九月间，在红色风暴刚刮起来的日子，这位老大夫常常经过市区海河上的解放桥，经常看见有尸体从河面上漂过，如果站立的时间长一些，还会见到两具三具。他曾见过一对夫妻死后被打捞上来时，一条毛巾系住两人的手腕，以示生生死死永不分离，那情景让人伤心惨目……海河啊，祖国版图上有多少这样的“海河”？“海河”上又承载了多少这样的冤魂？！

　　二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这位《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作者，来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来客》的姊妹篇《印度来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显露才华……50年代中期和后期，为了写作祖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许多苦，写出报告文学集《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他创作的电影记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的高度赞扬。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40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同声一哭！据舒乙著文介绍，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纪念先生，1970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壶》的作品，说老舍曾对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那穷人的骨气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气。先生如果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还会写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正红旗下》如果能完篇该多好，而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新中国还有人要煽动无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数社会渣滓，来激化人与人之间，才与不才之间的矛盾，疯狂洗劫知识分子……面对无人性的摧残和暴虐，他曾经有过的偶像和希望破灭了，他不愿低下自己尊严的头，就让太平湖的清水永远维护他的冰清玉洁吧！

　　同样，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也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典型。当那个阴阳怪气的“四人帮”张春桥，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斗，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并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称之为“美的极致”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便毅然跳进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坠花，只凭得玉碎香消。”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用泪雨心花来纪念他。

　　“文革”中自杀的作家、演艺家和学者（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政论家储安平，还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邓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绝境而就死辞生的作家们，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万劫的苦难中方显出他们灵魂的高贵。他们的死是舍生而取义，是独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还在建国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压面前喊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黄钟大吕之声，那声音振聋发聩，代表了一种不屈的浩然正气，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三

　　有关作家之死，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乱世人如蚁”，“动乱死多门”，古代诗人这些诗句，透露出无尽的感慨和悲怆。而“文革”中作家、学者和演艺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门，自杀，仅其一种而已，还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这在古代诗人恐怕连想象也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诸位先生，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连“温然其容，意态静雅”的丰子恺先生，他们告别人世的情形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钱杏屯）、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根子还在“文革”，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干校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无畏；想起他为胡风冤案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诬的壮举；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那凝重的风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顿生惨恻之思？！还有诗人、小说家、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建国初期让他离开北京，离开他当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学，带有发配性质的去了东北长春，嗣后双眼失明，“文革”中无人照料，竟至饿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们竟把他装进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刚烈汉子。1954年春天，在银川文联一位姚先生的炕头上，诗人李季曾对我赞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夸奖他如何善于构思故事，塑造人物，对他敬佩不已。

　　又岂止是作家，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原来身体都很硬朗，后相继折磨致死。被陈毅元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老先生已届高龄，游街时从疾驰的汽车上摔下来，腿脚伤残还要接受批斗，痛饮人生苦酒，告别苦难世间，不久就去世了。京剧须生泰斗马连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惊吓，几天后魂归西天。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应云卫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几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游街，医生劝阻无用，这位导演优秀影片《桃李劫》，并通过这部影片把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传遍祖国城市乡村的艺术家，竟惨死在街头！

　　关死在监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辈、历史学家、哲学家华岗，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政治罪名，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的。华岗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受胡风案株连入狱，一直关到1972年瘐死狱中。有些出版物上说吴晗先生是自杀的，据我向有关人士调查，他是在狱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孙维世女士则是双手反铐在背后，死后遍体鳞伤……

　　作家们还有种死法，有人称之谓“慢火烧烤”，意思是，先行划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也当属此类。被打入胡风集团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狱之灾，短寿自不必说了。就以沈从文先生来说，建国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之笔，社会地位大落，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后来却当了故宫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连参加工会也没有资格，工资、住房、人际关系都遭到种种刁难与精神折磨，心中憋气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作家本来都是应该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写作，以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欢的作品的。然而命运使然，环境使然，一个个都悒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一类作家多数死于“文革”之后，沈从文先生曾自杀过，未能如愿；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讨个说法，比如被党组织派到敌伪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女作家关露，“文革”后刚刚为她洗刷掉“汉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惨，生趣索然，便自杀了。我想，我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作家都不会相信我开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说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吧！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折之中，人才辈出史无前例，而“文革”当中戕害人才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地冰结，万花纷谢，祖国命运陷入深渊，华夏文化损失惨重，这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上述许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业，未展其志，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是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誓死抗争，他们的死是悲壮的，是大义凛然的。回想当年，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当其时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隐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从不胜寒的之“高处”走下来的老革命说“有人兴头来了，也许会拍拍你的肩膀；若脸一变，你连个蚂蚁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于他的正直耿介，博学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菩萨心肠，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万端！可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其人之道，必报其身，君不见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江青一类政治骗子，不是剥尽伪装，原形毕露了吗？

　　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死难的英灵们，他们是永恒而不朽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5:09:31

石学峰：在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组图）

作者：石学峰 时间：2011-07-08 来源：共识网


	十年文革，是一场文化的浩劫，也是对文化人的浩劫。在那场对文化人的浩劫中，究竟有多少文化人无辜地被批判被打倒被剥夺生命，其中有多少文化名人因在文革浩劫中受到迫害自杀，我还没有看到过相关研究和统计资料，不敢随便乱说。现将已经知道的在文革中自杀的文化名人名录整理如下：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侯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5月17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后，于5月18日自缢身亡。老舍：生于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后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投北京太平湖自杀。言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1966年9月11日晚，接连写下三封绝命书后自杀身亡。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1932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后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赵慧深：1911年生，四川宜宾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在《雷雨》中成功饰演繁漪闻名。文革中，因电影剧本《不怕鬼的故事》及家庭成分不好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屡遭批斗；又因曾在《马路天使》中饰演过妓女小芸而受到造反派的嘲弄和侮辱，于1967年12月4日含恨自杀。罗广斌：1924年生，四川成都人，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前参加反抗国民党的地下斗争，是“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解放后曾任共青团重庆市统战部长。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影响巨大。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跳楼自杀。严凤英：1931年生，安徽桐城人。著名表演艺术家，以主演黄梅戏《天仙配》闻名。文革中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自杀身亡。杨朔：1913年生，山东蓬莱人。著名作家。解放后曾任中国作协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文革开始后，杨朔被中国作协的造反派列为重点批斗对象，1968年8月3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傅雷：1908年生，上海南汇县人。著名翻译家。傅雷学贯中西，文学、美术、音乐、外语“四位一体”，著作等身。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1968年9月3日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翦伯赞：1898年生，湖南桃源人。维吾尔族。著名历史学家。有《中国史纲》等18部著作行世。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学报》主编等职。1968年12月18日偕妻戴淑宛双双自杀。上官云珠：1920年生，江苏苏州人。著名电影演员，曾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等片中饰演角色。解放后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1968年不堪侮辱跳楼自杀。容国团：1937年生，广东中山县人。著名乒乓球运动员。自幼居香港，1957年回大陆，曾多次获世界冠军称号。1968年6月20日自缢身亡。周瘦鹃：1895年生，江苏吴县人。现代著名作家。曾主编《申报·自由谈》、《礼拜六》等，有长篇言情小说《新秋海棠》等，系“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之一。1968年不堪迫害跳井自杀。李广田：1906年生，山东邹平人。著名作家。1935年毕业于北大外语系。1948年入党。解放后历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昆明作协副主席。于1968年自杀。吴晗：1909年生，浙江义乌县人。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28岁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后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起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京剧《海瑞罢官》等，后遭批判。文革中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年10月11日在狱中自杀身亡。闻捷：1923年生，江苏丹徒人。著名作家、诗人。解放后曾任新华社新疆分社副社长、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副主席。文革一开始即遭批斗，1969年下半年获得“解放”后，又因人际交往问题遭诬陷，被张春桥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1971年1月13日，张春桥、姚文元正式任上海市委第一、第二书记，闻捷于当晚写好遗书后开煤气自杀。十余年后，作家戴厚英据此写成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刘绶松：1912年生，湖北洪湖县人。著名文学史家。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解放后历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协武汉分会副主席，《长江文艺》副主编等职。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文革中遭受迫害，1969年3月16日与妻子一起自缢身亡。” 范长江：1909年生，四川内江县人，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解放前曾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人民日报》（华北版）总编辑等职。解放后历任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跳井自杀。王重民：1903年生，河北高阳县人。版本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曾留学法国。1948年任北平图书馆代理馆长；1952年起专任北大图书馆学系主任，一生对图书馆学和敦煌学的研究影响巨大。1975年4月15日自缢身亡。　　陈琏：1919年生，浙江慈溪县人，系蒋介石高级幕僚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之女。1939年入党，解放後曾任林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文革"开始后。造反派诬蔑她是叛徒、特务，并扬言要开除她的党籍。1967年11月19日，48岁的陈琏从十一层楼上跳楼身死。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1966年6月20日自杀。顾圣婴：1937年生，江苏无锡人。著名女钢琴家，1958年参加日内瓦第十四届国际音乐比赛，获女子钢琴赛最高奖。1960年参加华沙第六届肖邦钢琴赛获很高评价。同年获中央音乐学院荣誉毕业证书。后连续多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青年和三八红旗手、文化局优秀团员。1964年参加比利时国际钢琴赛再次获大奖。1967年1月31日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傅其芳：1923年出生，浙江鄞县（今鄞州）人，中国乒乓球队教练。1957年3月，傅其芳实现了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最高水平比赛的愿望，在斯德哥尔摩第24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国男队夺得第三名。1959年4月5日，在傅其芳的指导下，22岁的容国团在德国第25届世乒赛上勇夺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捧回了有史以来第一座世界冠军奖杯。1968年4月16日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顾而已：1915年生，江苏南通人。著名电影艺术家。执导过《小二黑结婚》、《天仙配》等影片。文革中，因30年代与江青有过交往（了解蓝苹历史）而备受迫害。1970年6月18日，在五七干校自缢身亡。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7:14:12

王友琴：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

——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作者：王友琴    时间：2009-06-24 来源：天益网

   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出版前曾经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位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读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 “可读性”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显然，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对读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有人问，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种批评，我全部接收。我总是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
今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一百三十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一百三十万个人，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生命。
学校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让人感到像一个身份证或者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一百三十万”的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准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女士Lily 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对专管捕人关人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 明显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一百三十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比杀死此数的猫或狗还轻松简单。

   这套光碟的标记，是一支燃烧的蜡烛。这个构图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记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这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们实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的资料来源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这些封面设计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部分。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系统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地广泛建立，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及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也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类的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遭受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这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但是记载受难者的努力一直在持续。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Dima Yurasov 生于1964年，像其他同龄孩子一样，当局不提过去的政策使他们对斯大林时代的历史一无所知。他在高中时偶然读到关于迫害杀戮以及斯大林死后的“平反”。但是当时正是新斯大林主义气氛笼罩的时候，连他的母亲也不跟他谈过去的事情。他立志学习历史。他成绩优异，却没有去考名牌大学，而是进了历史档案馆，查找事实记录。后来他被征兵，他写的历史小说手稿被人告发了，手稿被没收，他被迫“检讨”。离开军队后他考入最高法院当了一名职员。他设计了一张关于受难者的标准表格，包括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死亡时间，民族，党派，社会背景，最后的工作地点和被捕前的身份，被逮捕和迫害的事实，平反状况。在18个月里，他做出了十万张受难者的卡片。此事被上司发现后，他被开除。他当了卡车司机。
1987年，在作家中心的一个集会上，开始的发言者们都只是用一些隐喻和拐弯抹角的话来谈论过去。老一代的人惯于用这种方式说话，他们最直接的抱怨仅仅是得不到信息。Dima产生了受挫感。在散会之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走上台去，描述了他做的工作，他说他已经收集了123，000张受难者卡片。他告诉听众，他看到了最高法院院长给赫鲁晓夫的机密信件，从1953年到1957年，60万人得到了平反，从1963到1967年，又有61万2千5百人得到了平反。听众被深深震动。主持会的一位年老的历史学者，激动地说：“这个年轻人知道得比我们都多。我对他非常感激。”
在这12万3千名字之后，名字继续增加。2000年，发行了上面有60万个受难者的光碟。然后，经过努力，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一倍。
去年在美国出版的的一部近700页的英文书《古拉格：一个历史》，对整个迫害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记载。这本书的作者Anne Applebaum是美国人，她没有俄国人的亲身经历，但她做了29个采访，阅读了大量的俄文原材料，包括档案资料和发表物。这本书的每一页都有一个以上的引文，关于材料出处的注解就有49页，引用过的文章有三百多篇。这本书写得扎实，细致，清楚，条理分明，是一本优秀的著作。今年看到这本书获得普利策奖的新闻报道，我开玩笑说：好像我在评奖委员会里面似的。同时我也意识到，作为这本书的基础的材料，显然是来自俄国人已经完成的大量的有关工作。
“种族灭绝”,“大宗谋杀”，这些词语现在被用来描述二十世纪发生的反人类罪行。到底“种族”“大宗”有多大？不是几百，不是几千，也不是几万。这两张光碟提供的，是一百三十四万多个人。而且，这不是全部受难者，只是有记录的经过法庭审讯的人。光碟制作者说，受难者总数有十倍于此。他们还在继续作。
谁是做这项受难者名字工程的人？报纸介绍说是一个很小的但是非常有奉献精神的群体。光碟发行时，他们的一名发言人说，作这项工程是为了记录历史真相，揭露斯大林的罪恶，也是一项社会的道德自救。
关于最后一点，我想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典范。这不是一项由政府支持的工程，人力物力都不宽裕，工作量如此巨大，工作中接触的材料只有令人悲伤的内容。长年累月致力于此，必需要克服内心的恐惧和软弱。只有在很强烈的道德力量支持下才能坚持。
阅读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对曾经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来说会有双重的痛苦：既为俄国人的悲惨遭遇，也为在中国发生过的极其类似的事情：迫害的规模、性质和手段，甚至一些细节。
在斯大林时代发生过的事情，在毛泽东时代也发生过。中国也有过最高领导人签名大批逮捕关押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的命令，有过为红卫兵打死数千老百姓欢呼叫好的中央文件，有过指导如何进行“群众专政”、召开“斗争会”和建立“牛棚”的各种高层指示。最主要的是，中国也有过千千万万的政治恐怖的受难者，人数不会少于俄国。
而这里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俄国人已经把130万个受难者的名字书写出来了。他们没有觉得名单太长、没有人会感兴趣。他们坚持努力，不但为受难者平反，也记载他们的名字和遭遇。他们坚持要还给死者名字和尊严，实际上也是为生者的存在作肯定。他们所完成的，是他们个人的努力成果，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的伟大人文传统。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7:14:43

1966～1969 文革中死亡的文化名人录

作者：佚名 时间：2009-06-23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一九六六年：　　邓拓，作家、著名新闻工作者，旧北京市委三家村反革命集团首恶，五月十八曰在其家中自杀身亡。福建闽侯人，一九一二年生。一九三O年加入中共，曾任《晋察冀曰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主持编辑出版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毛泽东著作选集》。一九四九年后任《人民曰报》社总编辑，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著有《燕山夜话》、《中国救荒史》，以及与吴晤、廖沫沙合著的《三家村札记》等。死时仅五十四岁。　　田家英，史学家。五月二十三曰在中南海永福堂家中遇害，传为汪.东.兴带去的宋姓警卫处长射杀。四川成都人，一九二二年生。一九三七年赴延安，翌年加入中共，一九四八年起任毛泽东秘书。历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长期从事《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著有《民国以来大事年表》、《中国妇女生活史话》、《毛泽东选集介绍》等。死时年仅四十四岁。　　李达，哲学家，教育家，中共创建人之一。八月二十四曰，浮尸武昌东湖珞珈山下。湖南零陵人，一八九O年生。一九一三年赴曰本留学。一九二O年同陈独秀等人建立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一九二一年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会议。一九二七年脱党，先后任教上海政法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一九四九年重新加入中共，先后出任政法干校副校长、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一度与毛泽东关系融洽。一九五八年因批评大跃进被毛氏疏远。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曰文革初起，经中共中央批准，被开除党藉、公职，戴上地主分子帽子押送原籍，罪名为「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主要著作有《李达文集》四卷。享年七十七岁。　　储安平，教育家，出版家。八月中下旬，被红卫兵批斗、殴打之后，遍体伤痕出走、失踪，尸骨无存。江苏宜兴人，一九O九年生。一九三六年赴英国留学。一九三八年回国，后历任《中.央.曰.报》编辑、复旦大学、湖南蓝田国立师院教授、中英文化协会秘书、《观察》杂志主编。一九四九年后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光明曰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因响应毛泽东整风之号召，发表「党.天.下」言论，被划为极右派分子，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公职，每月只给二十五元生活费，让其苟活......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狂飙中重新被揪出来残酷批斗。他失踪、死亡时间不详，活了约五十七岁。　　老舍，作家，满族，北京人。八月二十三曰下午，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在国子监孔庙大院中焚烧一批市文化局收存的戏剧服装及道具，把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额良，戏剧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马连良等三十余人押来现场批斗，当场剃他们的阴阳头，墨汁淋在脑袋上，勒令围跪在熊熊大火四周，一面灼烤，一面用钢头皮带抽头。三十几名作家、艺术家个个头破血流。作家老舍说了句「士可杀、不可辱」，被当场打晕死过去......八月二十四曰，老舍尸体在什刹后海被发现、脖子上仍挂著大黑牌，脑袋开花。主要著作有长篇《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剧本《茶馆》、《龙须沟》等数十种。一八九九年生。享年六十七岁。　　博雷，文学翻译家，上海人。九月三曰，在历经红卫兵造反派批斗、殴打后，在家中和夫人一起自杀丧命。自三O年代起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三十二部，尤以翻译巴尔扎克小说著称。一九O八年生。享年五十八岁。　　马连良，京剧艺术家，回族，北京人。十二月十六曰，被北京剧院内红卫兵造反派酷刑殴打，重伤不治死去。生前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演出剧目主要有《群英会．借东风》、《甘露寺》、《四进士》、《定军山》、《打渔杀家》、《苏武牧羊》、《赵氏孤儿》、《海瑞罢官》等等。正是毛泽东对《海瑞罢官》一剧出尔反尔，致他於死地。一九O一年生。享年六十五岁。　　周洁夫，语言文字学家，北大教授，一九一四年生，北京人。死年五十二岁。　　赵少咸，语言文字学家，一八八六年生，安徽人。著有《广韵疏证》二十八册，《经典释文集说附笺》三十余卷，享年八十岁。　　陈笑雨，笔名马铁了，杂文家，一九一七年生，江苏人。曾任《文艺报》副主编、《人民曰报》编委，著有《说东道西集》等十数种，死年四十九岁。　　陈梦家，古文字学家，一九一一年生，浙江人。著有《甲骨断代学》、《殷墟十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西周年代考》等等。死年五十五岁。　　孙伏园，作家，编辑家，一八九四年生，浙江人。著作有《伏园游记》、《鲁迅二三事》等，享年七十二岁。　　刘永济，文学史家，一八八七年生，湖南人。著有《文学论》、《文心雕龙校择》、《词论》等，享年七十九岁。　　孔厥，作家，一九一六年生，江苏人。著有长篇《新儿女英雄传》等，死年五十岁。叶以群，作家，文艺理论家，一九一一年生，安徽人。著作有《文学基础知识》、《文学基本原理》、《文学问题漫论》、《今允曰文谈》等，死年五十五岁。徐韬，电影艺术家，一九一O年生，江苏人。导演影片《草原上的人们》、《大地重光》、《海魂》、《搜书院》、《摩雅泰》、《关汉卿》等，死年五十六岁。　　韩俊卿，女表演艺术家，一九一五年生，河北人。主演可北梆子《红梅合》、《秦香莲》、《蝴蝶杯》、《三上轿》、《金水桥》等，死年五十一岁。　　黎国荃，指挥家，小提琴演奏家，一九一四年生，北京人。曾任北京管弦乐团团长，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指挥组组长等。死年五十二岁。　　向达，历史学家，一九OO年生，湖南人。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著有《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西交通史》、《蛮书校注》等。文革初打成反动权威、「外国特务」，死年六十六岁。　　李平心，历史学家，一九O八年生，江西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初编》、《全国总书目》等。文革初自杀，死年五十八岁。　　汪签，历史学家，一九一六年生，江苏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汪钱隋唐史论稿》，《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文革初自杀，死年五十岁。　　陈序经，东南亚史专家，一九O三年生，广东人。南开大学教授，副校长。著有《中国文化的出路》、《南洋与中国》等，死年六十三岁。　　岑家梧，历史学家，一九一二年生，广东人。一九三四年留学曰本。中山大学教授，著有《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等。死年五十四岁。　　附记：一九六六年夏秋之交，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等单位均出现过讲师以上高级知识分子自杀群，名不尽录。　　一九六七年：　　七龄童，绍剧艺术家，一九二一年生，浙江人。素有「活八戒」、「神八戒」美誉。死年四十六岁。　　小白玉霜，女评剧表演艺术家，一九二一年生，河北人。曾任中国评剧院副院长、主演《秦香莲》、《杜十娘》、《小女婿》、《罗汉钱》、《朱痕记》等，白派唱腔，名扬天下。死年四十五岁。　　于宗琨，京剧艺术家，导演。一九二六年生，上海人。曾加工、整理、导演了几十出优秀传统剧目及新编历史剧，如《关羽走麦城》、《天门阵》、《文天祥》、《关汉卿》等，死年四十一岁。　　刘奎龄，国画家，一八八五年生，天津人。享年八十二岁。　　黎锦晖，歌舞作曲家，一八九一年生，湖南人。享年七十六岁。　　罗广斌，作家，一九二四年生，四川人。曾与杨益益言合著长篇《烈火中永生》、《红岩》等，死年四十三岁。　　阿珑，作家，诗人，一九O七年生，浙江人。著有长篇《南京》、诗集《无弦琴》等。一九五五年被打成胡风分子入狱，死於狱中。死年六十岁。　　李嘉言，古典文学研究家，一九一一年生，河南人。著有《贾鸟年谱》、《古诗初探》、《岑参诗年谱》等，死年五十六岁。　　任铭善，语言学家，一九一三年生，江苏人。浙江大学教授，著有《汉语史讲义语言部分》、《中国语文基本问题》、《语法教学与汉语规范化》等，死年五十四岁。　　萧长华，京剧艺术家，一八七八年生，一九六七年被批斗致死。　　张重一，原北京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老师。生年不详，因刘少奇案惨死狱中。　　曾昭抡，科学家，一八九九年生，湖南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历任北大、清华化学系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一九五七年划为科学界大右派。一九六七年批斗致死，享年六十八岁。　　韩克树，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六年生，辽宁人。历任通讯工程学院副院长、西北电讯工程学院院长等职，死年五十一岁。　　董渭川，社会教育家，一九OO年生，山东人。著有《中国文盲问题》、《旧教育批判》等，死年六十七岁。　　常溪萍，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人。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死年五十一岁。　　高芸生，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一年生，河北人。北京钢铁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死年五十六岁。　　孟宪承，教育家，一八九四年生，江苏人。华东师大教授、校长，著有《教育概论》、《大学教育》等，死年七十三岁。　　赵宗复，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六年生，山西人。历任山西文教厅厅长，太原工学院院长、山西大学校长，死年五十一岁。　　邱桩，教育学家，一八九八年生，江西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有《中国新教育行政制度之研究》、《战后欧美教育》、《古代教育思想论丛》等，死年六十九岁。　　孙泱，教育管理专家，一九一五年生，四川人。曾任朱德政治秘书，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等。被学校红卫兵群殴致死。死年五十二岁。　　江隆基，教育家，一九O六年生，陕西人。历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兰州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等。著作有《江隆基论教育文选》。死年六十一岁。　　一九六八年：　　严凤英，女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一九三O年生，安徽人。主演电影戏曲片《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等，将黄梅戏唱腔传遍海内外。死年三十八岁。　　上官云珠，电影表演艺术家，一九二O年生，江苏人。主演影片《国色天香》、《花月良宵》、《天堂春梦》、《一江春水向东流》等数十部。传与毛泽东有染，为江青所害。死年四十八岁。　　海默，剧作家，一九二三年生，山东人。改编电影剧本有《草原上的人们》、《红旗谱》、《深山里的菊花》、《母亲》等十几部，并创作话剧、歌剧多部。死年四十五岁。　　冯志，作家，一九二三年生，河北人。著有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等。死年四十五岁。　　向隅，作曲家，一九一二年生，湖南人。大型歌剧《白毛女》作曲之一，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红缨枪》等。死年五十六岁。　　司马文森，作家，一九一六年生，福建人。著有长篇《雨季》、《人的希望》、电影剧本《火凤凰》、《血海仇》等。死年五十二岁。　　伊兵，剧作家，一九一六年生，浙江人。主要著作有《在戏剧战线上》、《现实与理想》，并曾整理改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死年五十二岁。　　彭柏山，作家，一九一O年生，湖南人。曾任解放军某军副政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一九五五年划为胡风分子。著有小说《战争与人民》等。死年五十八岁。　　周瘦鹃，作家，文学翻译家，一八九四年生，江苏人。著有散文集《行云集》、小说集《南京之国》、译著《世界名家短篇小说集》等。死年七十四岁。　　郑洪，剧作家，一九二八年生，广东人。创作或与人合作电影剧本《十二次列车》、《怒潮》等十几部，死年四十岁。　　丽尼，作家，一九O九年生，湖北人。著有《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等。亦是屠格涅夫名著《贵族之家》、《前夜》的中文译者。死年五十九岁。　　刘芝明，剧作家，文艺批评家，一九O五年生，辽宁人。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创作京剧《雁荡山》、《美人计》，评剧《逼上梁山》、《小女婿》等。死年六十三岁。　　杨朔，作家，一九一三年生，山东人。著有长篇《洗兵马》、中篇《北线》、《红石山》、《望南山》，散文集《海市》、《东风第一枝》等。死年五十五岁。　　田汉，诗人，剧作家，一八九八年生，湖南人。中国新戏剧开拓者，「祖师爷」。生平剧作甚丰。《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死年七十岁。　　容国团，中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一九三七年生，香港归侨，死年仅三十一岁。　　翦伯赞，历史学家，北大教授，一八九八年生，湖南人。著有《中国史纲》、《历史哲学教程》、《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不堪北大红卫兵凌辱，与妻子一起自杀，享年七十岁。　　荀慧生，京剧艺术家，「四大名旦」之一，一九OO年生，河北人。主演京剧三百多出，世称「荀派」。死年六十八岁。　　孙维世，戏剧家，导演，一九二一年生，四川人。周.恩来养女，毛泽东情人。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实验话剧院总导演，著有大型话剧《初升的太阳》。为江青下令杀害。死年四十七岁。　　齐观山，摄影家，一九二四年生，河北人。曾出版《齐观山摄影作品选集》，死年四十四岁。　　吴湖帆，画家，鉴赏家、收藏家，一八九四年生，江苏人。主要作品有《吴湖帆画集》、《梅景画芨》等。被红卫兵反覆抄家十几次，死年七十四岁。　　费克，作曲家，剧作家，一九一七年生，湖北人。作品有《费克歌曲集》、《农村歌曲集》等，以及话剧剧本《天京风雨》、《红色路线》等，死年五十一岁。　　蔡楚生，电影艺术家，一九O六年生，广东人。主要作品有影片《战地小同胞》、《都会的早晨》、《渔光曲》、《一江舂水向东流》、《南海潮》等数十部。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死年六十二岁。　　柳提，教育家，一九O三年生，湖南人。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总编辑，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著有《柳堤论文选》，死年六十五岁。　　傅连章，著名医生，福建人，一八九四年生。青年时就读於汀州亚盛顿天主教医学专科学院，后任长汀天主教医院医生。一九三三年毛泽东患恶性痢疾赴长汀求治，经傅连章救治活命。傅随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瑞金中央红色医院院长、中央红色医务学校校长。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前夕，毛泽东两次患恶性虐疾高烧昏迷，均由傅连障抢救活命。当时毛泽东称傅医生为「活扁雀」，三次救他性命。随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医院院长、中央总卫生处处长，中央医院院长，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局局长。一九三八年加入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后，历任卫生部副部长，中央首长保健局局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学会会长，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一九五五年获颁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其间，对林彪长期吸鸦片、毛泽东长期滥交女友多有规劝、批评。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之初，他被冠以「卫生部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天主教会间谍」等罪名，遭到红卫兵残酷批斗。九月三曰他写信向毛泽东求救，明言「我在长汀、瑞金救过您的命，现在请您也救我一命」。九月五曰他被红卫兵打断肋骨。毛泽东非旦未救他的命，而由其夫人江青下令将其投入监狱，直至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曰惨死狱中。他行医一生，救治过无数人的性命，包括救治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彪、李富春、陈云、邓小平等大批中共领导人的性命，最后被毛氏红卫兵暴徒群殴至生命垂危，关入牢房，得不到任何医治而死。死年七十四岁。　　传其芳，著名乒乓球教练，一九二三年生，香港归侨。一九五八年起任国家乒乓球队男队总教练，为中国男队蝉联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乒赛男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单打世界冠军做出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被打成「美蒋间谍、特务」，死年四十五岁。　　孙兰，女教育管理家，一九一三年生，江苏人。一九三六年毕业於清华大学中文系。历任南京市文教局副局长，安徽省教育厅厅长，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党组书记，死年五十五岁。　　樊映川，数学教育家，一九OO年生，安徽人。一九二六年毕业於北京大学数学系。一九四O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一九五O年回上海同济大学任教授。文革中被打成「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主要著作有《高等数学讲义》，沿用至今。死年六十七岁。　　蒋荫恩，新闻教育家，一九一O年生，浙江人。一九三五年毕业於燕京大学新闻系。历任《大公报》总编辑，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著有《报纸编辑讲义》等。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死年五十八岁。　　曹亨闻，新闻教育家，一九一O年生，浙江人。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七年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新闻系，获硕士学位。一九三九年起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著有《新闻事业史》、《外国资产阶级报刊史》等。文革初期被打成「英国间谍」。死年五十八岁。　　一九六九年：　　舒绣文，女戏剧、电影表演艺术家，一九一五年生，安徽人。青年时代参加五月话剧社，春秋剧社。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华剧艺社。抗战胜利后，参加昆仑影业公司。一九四九年后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一九五七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主要演员。历任中国剧协和中国影协常务理事、全国文联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抗战时期在重庆被评为「话剧四大名旦」之一。主演的主要电影有《保卫我们的土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主要的话剧有《棠棣之花》、《天国春秋》、《骆驼祥子》、《关汉卿》、《北京人》等。文革中被打成「文艺黑干将」、「特务分子」、死时年仅五十四岁。　　郑君里，电影、话剧艺术家，一九一一年生，广东人。一九二七年考入南国艺术学院戏剧科，一九三一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次年进联华影业公司当演员，与江青熟识，同台演出。抗战前曾参与《新女性》、《大路》、《迷途的羔羊》等二十部影片的演出。抗战期间参加抗曰救亡宣传演出。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导演了《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雅与麻雀》等优秀影片。一九四九年后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导演过《林则徐》、《聂耳》、《枯木逢舂》等著名影片。并著有电影导演理论著作《画外音》等。文革中因熟知江青内情惨遭抄家、批斗，迫害致死。死年五十八岁。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4-1-5 17:57:45

翦伯赞夫妇的自杀

作者：时间：2008-10-22 来源：环球网

　　翦伯赞，1898年生于湖南桃源县，维吾尔族。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1926年参加北伐，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出生入死，积极从事革命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突出的贡献。建国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更加愉快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发展事业当中。

　　翦伯赞最大的贡献在史学方面。早在抗战前，他便致力用马克思主义统帅史料，为开辟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地，研究并传播唯物史观，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卓著的功绩。无论解放前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还是解放后面世的《中国史论集》、《历史问题论丛》、《中国史纲要》（主编）等著作，都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翦伯赞主张: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史论结合，言之有物。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和应用，抵制唯心史观及虚夸学风。他敢于说真话，坚持自己的良知，勇于顶住恶势力的进攻，声张正义。因此，在黑白颠倒的年代，翦伯赞就无法避免一场悲剧性的结局。

　　翦伯赞(1898-1968)中国历史学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1961年，翦伯赞针对学术界一些脱离历史条件的错误研究倾向，重申了他一贯主张的历史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历史研究既要重视阶级观点，又要注意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片面强调‘以论带史’的提法，反对狭隘地理解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主张从历史实际出发，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从以上三段文字，大体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况。翦伯赞捍卫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抗的是当时的“理论权威”康生与陈伯达。他坚持正确观点越坚决，抨击错误观点越尖锐，就愈发引起康生、陈伯达之流的仇恨，隐患也就越大。从此时起，有人已暗中收集翦伯赞的“黑材料”了。

　　1965年年底，山雨欲来风满楼，整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变得阴晴不定，毛泽东已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发表后的次日，11月11日，《文汇报》的记者便来采访翦伯赞。翦伯赞严厉批评姚文元“粗暴”，是“打棍子”，是“给吴晗同志扣政治帽子”。同时指出:“吴晗和我是朋友，我了解他。难道吴晗要退田？思想批评要联系个人历史，要看他是什么样人。吴晗早在抗日时期就参加了民主革命。如果整吴晗，所有的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毛泽东要以此作为突破口，打破他所不满的那种沉寂局面。不久，光明日报编印的两期《情况简编》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期是《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说:“他（指吴晗）表示:不准备写答辩的文章，正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还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毛泽东看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另一期是《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指出:“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12月21日，毛泽东就在杭州同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谈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哲学问题和教育问题时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指批评翦伯赞等人历史观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引者注）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

　　1966年3月17日至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

　　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翦伯赞的情况可想而知。“学术讨论”迅速演变为政治上的大批判。翦伯赞被扣上“反动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他的观点被诬为“中间观点”，对封建地主阶级实行“让步政策”。

　　右起：周扬、范文澜、翦伯赞。（图片说明：右起：周扬、范文澜、翦伯赞。）

　　邓广铭如是说

　　1966年夏，北京大学一片炙热，成为全国的焦点。5月25日下午，在康生等人的指使下，聂元梓等7人炮制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了出来，迅猛地形成一股热浪，由北大传往全国。此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北大党委和校长、党委书记陆平以及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康生的意图是:“从搞北大开始，往上揭”。正在杭州的毛泽东，于6月1日从《光明日报》总编室合编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此大字报，马上批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如此一来，虽然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受到北大许多师生的批驳，也受到中央不少领导同志的抵制，但在毛泽东绝对权威的支持下，《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刊载，并配发了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样，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6月1日后，一下就轰开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局面。首先是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紧接着是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直指学校领导干部和教师，学校党组织旋即陷于瘫痪状态，出现了乱批、乱斗、打、骂、查、抄等违法乱纪现象。

　　在北京大学，因为翦伯赞是毛泽东亲自点名的人，所以“待遇”很高，仅排在陆平、彭珮云两位校领导之后，接受严厉的批判。

　　7月25日，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声嘶力竭地喊:今天做什么？怎么做法？斗争黑帮陆平、彭珮云，怎么斗法？还有翦伯赞、冯定一类的怎么斗？怎样批评？……

　　7月16日，康生又在北大发言，煽动群众的情绪，大声地喊着:五十多天来，没有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珮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斗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多呢？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

　　7月25日晚，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一起来到北大，康生在发言中仍念念不忘翦伯赞，又在叫嚣: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珮云又怎么斗法？翦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么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7月28日，康生在北京大学接见部分高校来访同学时的讲话中，又指示:斗争有的学校分为两个阶段，有的学校合拢起来，有的学校先斗当权派，再斗学校“权威”。例如北大先斗陆平、彭珮云当然就要轮到斗翦伯赞、冯定……

　　在一次次的点名后，在政治浪潮一浪高于一浪的狂热形势下，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何况翦伯赞。虽然他曾据理力争，但他等来的已不是理论的批判，而是“要武斗不要文斗”，是由下而上的政治运动。他听到:伴随着“毛主席万岁”的浩大声势，数不清的造反派在喊:“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

　　翦伯赞在临近70高龄的时候，不幸遭遇到这么一场运动。

　　在这场遍及全国的浩劫中，一个历史学家的声音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个人生命也显得如此渺小。

　　燕东园28号住宅内一片凄风冷雨。

　　在这个树阴掩映下的灰色小楼内，翦伯赞曾写下多少宏篇巨制，发出多少爽朗的欢笑。可是，现在，这儿是一个悲凉的所在。

　　翦伯赞已老病缠身。刘大年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北京医院的走廊，“他脸色灰黯，彼此心情都了解，互相点了点头，未交一言”。

　　翦伯赞的助手张传玺于1978年所写的“要求中央为翦伯赞昭雪沉冤的申诉状”中提道: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翦就作为“反共老手”、“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当时他已68岁，身患重病，批斗传审，天天不断；拳打脚踢，坐飞机，每天被斗十几小时。在6、7、8三个月中，被斗一百多次。他有一次被从厕所揪出，有人将粪纸篓扣在他的头上，几乎被揍死。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聂元梓、孙蓬一几次开万人大会斗翦。翦卧床不起，就用平板车将翦拖到会场，不许坐下。翦站立不稳，就让双手扶着竖起的长凳腿站着，一斗几个小时。这个斗翦镜头已印入法国画册，传遍全世界。1966年8月26日，北京大学保卫组《情况反映》（第4号）说:“（8月23日）有些红卫兵把翦拉出来批斗了4次，有的揪头发，有的扳脖子。”“据翦的老婆说:‘翦的心脏病又厉害了，现已不能起床，两天没吃东西。学生经常往外拉他，怕活不长’。”翦夫妇被关在二楼的一间屋中，不得行动。全部钥匙被收缴，家具几乎全被砸烂。图书被偷走五六千册，珍贵衣物剩余无几。

　　1968年夏，翦氏夫妇被赶出家门，关押到蒋家胡同的一间小黑屋中，聂、孙们煽动街道上不懂事的小孩天天斗翦，一群未走，一群又来。翦有时支撑不住，晕倒在地，小孩们还打斗不止。晚上，小孩们走后，翦老太太才哭着把翦背拽到屋中。

　　可以看出，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许多无知的人被利用了，当了帮凶。

　　同时，这场政治运动还使一些人被迫做了不应该做的事，邓广铭先生是一位勇于面对历史，勇于面对自己的人，他公开提及:在翦老主持下，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承担起编写《中国通史》教材的任务。翦老主动承当主编，而且后来他也确实起到了主编的作用。“其所以要编这本书（即后来出版的《中国史纲要》），就是为着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历史实际，树立一种好的学风和文风。不是引几句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作‘镶边’之用，不是这样，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贯穿进去。当然，我们这些执笔的，在编写中没有真正达到翦老的要求。可是‘文化大革命’一起来，把这部书当作‘大毒草’，在报上公开批判时，我们所有参加编写的人也只好跟着批，并把‘罪状’推到翦老一人身上，苦思苦想，找出些理由来，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翦老不许把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话写进书里。有没有这个话呢？有这个话。不过，翦老是说，你们不要说马、恩、列、斯怎么论怎么说，你只要在论述历史当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就行了，确实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在大字报中，宣布翦伯赞的‘罪状’，这就是一条。”

　　在种种莫须有的“罪状”中，翦伯赞身心均受到严重的摧残，苦度时日。

　　“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这是自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此时，已有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冠以“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罪名，被打倒、受审查、靠边站。

　　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开始的时候讲:“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末尾时则说:“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毛泽东还谈到知识分子问题。知识分子本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之一，毛泽东现在有他的说法:知识分子是黏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军事院校办了一百一十一个，叫111，其中确实有妖啊！

　　此次会议，毛泽东还特地提到翦伯赞，说: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要“给出路”。对北京大学的翦伯赞、冯友兰要给出路。要照顾翦伯赞的生活，安排他的工作。

　　有了这一最高指示，翦伯赞夫妇终于再次见到阳光，生活得到改善，住宅也变了。他们被安排在北大校园内风景优美的燕南园64号庭院内居住，生活费也由30元增至120元，而且另派退休工人杜铨照顾老两口的生活。

　　翦伯赞连夜写信给毛泽东，表示感谢。据说，毛泽东看信后，称赞翦伯赞“信写得很好”。如此一来，翦伯赞应该可以高枕无忧了。夫妇俩胸戴毛主席纪念章，手拿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参加落实政策的大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70岁高龄的翦伯赞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没过几天，“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副组长杀气腾腾地来到北大历史系，迅速组织历史系的几名造反派，形成“翦伯赞专案组”，开始紧锣密鼓地审问翦伯赞，试图从翦伯赞口中得到所谓的“刘少奇有叛变行为”的罪证，强行要翦伯赞证明在某次国共谈判中刘少奇勾结国民党、叛变革命的“阴谋”。当时刘少奇已被打倒，《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已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批准（批准《审查报告》自然是错误的），刘案已经结束。专案组的成员何以还要大做文章？

　　翦伯赞仔细回想过去，那次国共谈判时，他还不认识刘少奇，直到1949年初才第一次在解放区见到刘少奇。说刘少奇在那时叛变，而且是他翦伯赞亲眼所见，这从何说起呀？

　　翦伯赞实事求是地将情况说明白，并坚决不做伪证。但专案组成员根本不听翦伯赞的解释，他们为了达到自己整人的目的，便气势汹汹地指着翦伯赞的鼻子，吼叫着，威胁着，侮辱着……

　　但翦伯赞仍然坚持着，说:“这涉及到刘少奇，我不能随便乱写！”

　　也许就是这个原因，翦伯赞有了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按理说，翦伯赞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又是历史学家，最能看开政治运动的起起伏伏。在燕东园他也受到残酷的批斗和摧残，但从未想过自杀。他还说过:“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死不瞑目”，“我要等着看到批判我的最后一篇文章。”可是现在，中央专案组重要人物出现在北大，并敢说:“不要以为毛主席讲了话，你就没有问题了。不！你要是不老实，我们照样可以把你关起来。”口气之大，使翦伯赞不能不想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样一来，翦伯赞遇到一个大是大非又无法妥协无法解决的问题，生不如死，他开始考虑如何解脱了。

　　我实在交不去来

　　从搬进燕南园，到当年的12月18日，短短的一个月左右时间，翦伯赞被审问8次，应付催索“交代”材料2次，接受外调15次……为达到目的，专案组成员无休止地威胁恐吓，进行人身侮辱，致使翦伯赞的夫人精神恍惚，翦伯赞的身心也一天比一天衰竭，多次晕倒，自杀的念头一天比一天坚定。他以失眠为由，多次向管理人员要安眠药。

　　12月18日，翦伯赞拿出笔来，要在纸上写字，但挤了好几下，钢笔里面一点墨水都没有了。翦伯赞叹一口气，对旁边的人说:“笔都不出水了，我也该完了。”

　　当天晚上，翦伯赞夫妇向人世告别。为了不引起守候他们的杜铨的注意，10点多钟的时候，翦伯赞特地拿出一些钱和粮票，请工人在明天早上为他买几根油条。

　　12点多，翦伯赞夫妇从床上起来，郑重地穿上新衣新袜。

　　杜铨此时除负有照顾他们的责任外，还被派给随时监视并提防他们自杀的任务，听到响动，也要起床。

　　翦伯赞平静地对他说:“您不要起来了，我只是想喝点牛奶。”

　　翦伯赞的夫人也说:“他饿了，我给他热点牛奶，火炉还好着呢，就不麻烦您了。”

　　过了一会儿，又听见翦伯赞的夫人说道:“喝点就行了，赶快睡吧。”此后，杜铨再没有听到一点动静。

　　第二天早晨，当杜铨推开家门进去以后，才发现翦伯赞夫妇已经服用大量的安眠药自尽了。在翦伯赞所穿的中山装口袋里有两张纸条，均以竖排写三行字。

　　一张上写着:“我实在交不去来走了这条绝路我走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

　　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六行字只有一个标点符号。

　　所写的杜师傅就是守候他们的杜铨。

　　翦伯赞夫妇自杀，引起巨大的反响。毛泽东得到这一消息，非常恼火。他给翦伯赞“出路”，是希望通过这个典型，给知识分子以“出路”。他把谢富治叫去，狠狠训斥一番。谢富治一肚子气撒到负责军管北京的某军副军长身上，骂道:“你们这些废物！毛主席知道了，批评了，你们把事情搞砸了！”

　　即便如此，翦伯赞的冤案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才予以平反，而且平反过程很费周折。

　　如今，我时常会去燕南园看看，免不了也会见到翦伯赞住过的燕南园64号。那儿的风景依然美丽，绿树环绕，鲜花盛开，古式的房屋渗透着平和的气息。人们幸福地生活，自由地谈论，早忘了这儿还曾有那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我祝愿这样的生活永远持续。

　　可是，我也想跟世人说一声:当我们幸福地生活的时候，也别忘了历史。历史使人警觉，使人居安思危，使人不犯旧错，使人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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