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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的兴衰与文学的转型 ——2013年短篇小说述评 段崇轩
文学转型中的短篇小说
对短篇小说来说，2013年是一个值得庆祝、自豪的年度。加拿大82岁的女作家艾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用八个字作为授奖词，称她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而评论界早已给她戴上了“加拿大的契诃夫”桂冠。世界级的文学奖给予一位终身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作家，且尊称“大师”，这无疑是一个轰动性的文学事件，其背后的意义是极为丰富的。门罗说：“我得奖对于短篇小说来说也意义非凡。我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短篇小说是重要的艺术形式，让短篇小说还原它本来的地位。”① 这一文学事件，在中国的反响也格外强烈。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的短篇小说传统的国家，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短篇小说风光不再，而长篇小说、纪实文学等走俏文坛。短篇小说的式微，极大地影响、削弱着整个文学生态。新世纪初就有评论家、作家喊出：“重振短篇小说”的口号。人们期望借门罗的获奖，校正长篇小说独大的文学态势，恢复短篇小说的重要位置，提升整个社会的审美境界。 2013年的文学“气候”依然“风调雨顺”，短篇小说依然成果累累。比之往年，既无突破、也无退步。但当你仔细梳理、分析这一年的收获，会逐渐发现，短篇小说的题材比重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现在才有，而今年显得格外突出。那就是乡村题材小说数量锐减，且质量有所下降；而城市题材小说明显增加，且质量呈上升态势。乡村题材小说自然不乏厚重、成熟之作，但它在内容、主题等方面，似乎已找不到新的“生长点”。城市题材小说整体显得清浅、琐碎一点，但它视野开阔、内容丰富、写法多样，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我们并不赞同“题材决定论”，但在某些时候，题材的兴衰、变化，又确实反映了社会的变动和文学的走向。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衰一兴之间，又恰恰表现了中国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时代转型。社会在转型、文学在转型。这种转型早已开始，正在进行。这是文学的宿命。短篇小说是时代的“风向标”，社会和文学的转型，敏感地体现在它的“摆动”中。正如贺绍俊所说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文学上引以自豪的是乡土文学。但新世纪以来，情况悄悄发生了变化。当下的文学创作，不仅早已不是乡土文学的一统天下，而且都市文学迅猛发展，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中短篇小说代表着小说的文学性标杆，因此可以从中短篇小说的现状判断都市文学的走势。翻开各类文学期刊，反映都市生活的中短篇小说占有大多数。从年轻作家的选择重点看，近些年涌现出的年轻作家，他们多半选择的是都市生活题材。这一点特别突出表现在70年代出生的作家以及80后的身上，这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有关。”② 中国文学已进入一个乡村文学衰微而城市文学兴盛的时代，这大约是毋庸怀疑的了。 社会的转型影响、带动着文学的转型。文学的转型又深化、校正着社会的转型。如果说，80年代农村的改革开放，打破了保守、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村和农民走向了市场经济大潮的话。那么，90年代之后的城市发展，则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使国家进入了全球化格局。而今天，城乡协调发展、加速推动城镇化战略，又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启动一个规模更广、难度更大、时间更长的特大型举国工程。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城市题材不断成长、壮大，已然渐成主角，而乡村题材虽然还在坚守，但衰弱之势已现。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和表现。 乡村题材短篇小说毕竟有着强劲的传统，佳作还是不少。一年来，中青年作家不懈耕耘，涌现了贾平凹《倒流河》、朱庆和《回乡曲》、王保忠《安魂》、马金莲《项链》、付关军《回乡记》、杨遥《刺青蝴蝶》、温亚军《崖边的老万》、余同友《白雪乌鸦》、张国增《唐二狗的两次死亡》、阎连科《把一条胳膊忘记了》等一批优秀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它虽然保持着一定的思想和艺术水准，但从内容到形式，已很难看到新的拓展。城市题材小说近年来有一种勃发之势，一年来中青年作家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新锐作家，潜心创作，出现了毕飞宇《大雨如注》、邓一光《轨道八号线》、鲁敏《当我们谈起星座》、孙频《掮客》、刘树生《丙午八月祭》、付秀莹《醉太平》、徐则臣《成人礼》、贺奕《五道口贴吧故事》、蒋一谈《林荫大道》、刘庆邦《我有好多朋友》、邵丽《小舅舅死了》等一系列精品力作。它的题材领域在拓展、思想内涵在深入，表现方法在不断丰富。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局限和问题，特别是思想视野的狭窄和文化意识的匮乏，已成为严重的“瓶颈”，阻碍着城市小说的发展。
乡村题材的衰退与新的“生长点”问题
对独尊文坛近百年的乡土、乡村文学的衰退，许多评论家、作家都表现出一种很复杂的思想情感。贾平凹在最近一次记者访谈中说：“至于说乡土文学将来具体怎么发展，当然以前的写法估计就不可能再有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成就的主要是在乡村文学上，我估计将来慢慢再过一两代人，这种文学类型慢慢就消退了。”他又说：“不过消亡我觉得不可能。乡土的东西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乡土文学也不是很快就会消失，大量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生活方式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那农村的东西都还会在。”③ 农村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农民是一个根基性的群体。有农村、农民在，就会有乡土、乡村文学产生。但这一地域和群体正在逐渐城镇化、城市化，就势必会出现乡村文学的衰落。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悲壮的，它同样会孕育杰出的文学。贾平凹、莫言的代表性小说正是表现乡村陨落的“挽歌”文学。而未来的城镇化、城市化，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纽结与融合，乡村文化还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乡土、乡村文学就依然会延续下去。 从2013年的乡村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多方面展示，特别是对农村和农民命运的揭示，它昭示了农村不可阻挡的衰落之势以及对发展的寻求，表现了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多变命运。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间隙中创作的短篇小说《倒流河》，虽然篇幅较长有18000字，艺术上也不够精雕细刻，但它无论如何是乡村题材创作上的一篇力作。小说讲述了市场经济时代的农村，一条倒流河南岸的河南农民跑到河北岸的河北山里挖煤、当煤老板的曲折故事。倒流河是一方地域风景，也是一个文学象征。它暗示了社会有时并不会按照预定方向发展，常常会出现倒流现象。就像农村和农民，人们怀揣理想去追求、打拼，有时理想实现了，但倏然间又破灭了，历史又回到了过去。在变幻莫测的社会运行和市场经济中，农村、农民都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用质朴的写法，刻画了立本与顺顺一对农民夫妻形象。他们能吃苦、敢冒险，从挖煤工到煤老板，由穷变富，实现了经济、人格的自尊。他们善良而慷慨，大行善事，支援教育、出资修路。他们固守着传统观念和行事方式，丈夫要弄一个县政协委员，妻子要在村里广结善缘，还要修一座祠堂似的老屋光祖耀宗。但在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中，他们忽然间就陷入了经济、信誉乃至人际的重重困境里。贾平凹深刻地揭示了农村和农民发展的艰难性、偶然性，揭示了农民自身的文化心理和性格，同现代社会的巨大差距。是一篇从正面表现农村和农民的写实主义之作。朱日亮的《野猪泡，野猪跑》也是一篇描写农村发展的作品，但却充满了一种喜剧性和荒诞感。深山里的野猪泡村还处在原始状态，连电也没有通，可谓一穷二白。村干部一边打纸牌一边商议在天然湖上修小水电站的事情，但资金问题让村里和乡里一筹莫展。一个流浪汉式的青年人小国，随口虚构说湖里有怪物，立刻引起了村、乡、县领导的重视。信以为真，实地考察，登报宣传，要把这里开发成“摇钱”的旅游景区。小说故事情节有趣，乡土气息浓郁，真实地写出了偏远山村的生存情状。杨小凡的《梅花引》，以“我”回故乡为母亲上坟烧纸为线索，展示了农村的破败、空寂，还有曾经风云一时的大队治保主任三弄叔晚年的凄凉、悔恨和悄然死去，写出了农村“骨子里”的败落。我们的作家看到的是农村和农民的一幕幕悲剧，再难以找到农村的光明和新生之路了。 书写农村的种种现状、现象和问题，也是当下短篇小说着力的重心。温亚军的《崖边的老万》，展现的是城市化进程，给农民家庭造成的严重伤害和一系列问题。老万本来有一个和睦、安静的家庭，但老伴猝然去世，儿子进城打工，儿媳也不甘寂寞进城打工跟着有钱男人跑了，留下上初中的孙女由他照顾，但没有父母管理的孩子成了问题学生。老万既要操心儿子的再婚大事，又要担负孙女的生活和管教，弄得焦头烂额、身心疲惫。留守农村的老人、孩子，已成为当下农村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青年作家马金莲近年来在描写西部农村和农民生活方面，显示出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出色的表现能力。《项链》以一条金项链为道具，既表现了西部农村结婚要财礼的风俗习惯，又表现了这一习惯的时代变化。所谓“三金”：耳环、戒指和项链，最初是流行在城市的，但现在普及到西部农村了，且农村实行的更坚定。其中有诸多经济的、面子的因素在。但就是这一条金项链，给男女双方以及家庭造成了莫大的影响。男方马家卖掉了一大一小两头牛，父亲马万山卖牛钱遭到抢劫，大病一场，心病沉重。而新媳妇麦香虽争得了彩礼和自尊，但金项链后来的偶然丢失，弄得内心忐忑，又影响着她与丈夫和公婆的关系。作品深刻地表现了西部农民在追随现代生活方式中付出的沉重代价，让人感慨万端。王保忠执著于乡村题材短篇小说，发表了《借宿》《心爱的儿子》《安魂》等多篇作品。在他的后篇小说中，把笔触深入到了乡村的民情风俗和人际关系中。主人公陈树，莜麦垛被人放火烧掉，本该让人同情、帮助。但不谙乡情的他把全村人当嫌疑犯，怂恿派出所民警盘查，于是引起了全村人的愤怒和敌对。他盲目接电线被电死，村人不仅不同情，还集体上坟去唾他，以驱鬼魂。只有好心的顺莲为他烧纸安魂。通过这一故事情节，作家揭示了乡村社会看不见的人际关系和道德要求，驱鬼风俗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乡村文化。 农民工的生存与精神状态，是近年乡村题材小说着力的领域。但农民工横跨乡村和城市两端，侧重点在表现农村的可以放在乡村小说中，侧重点在表现城市的可以放在城市小说里。2013年，依然有大量的农民工题材小说，且思想和艺术质量有了提升。阎连科的《把一条胳膊忘记了》是一篇难得的力作。小说以惨烈的情节、滞重的语言、悲痛的情感，描述了17岁的打工少年银子送老乡金棒的一条胳膊回故乡的故事。金棒死在倒下来的楼墙事故中，一条胳膊留在工地上。包工方匆匆火化了他的尸体运回故乡，根本不理睬遗漏了的胳膊。金家得了一大笔赔偿，隆重而安心地安葬了金棒的骨灰，也不愿接受节外生枝的一条胳膊。一个鲜活的生命，一条完整的胳膊，在现实生活中竟遭到了如此的漠视、冷遇。只有纯朴、善良、仁义的少年银子，带着一条胳膊千里迢迢送回老家，默默埋葬。小说强烈地表现了农民工生命在现实社会中的无足轻重，一个真诚少年对生命的关切、呵护和尊重。是一曲悲怆的生命之歌。朱庆和的《回乡曲》描写了农民工刘泉梦醒之后的无路可走。城里打工多年，既没有赚下钱，也没有找到女朋友，而公司即将倒闭，他再次面临失业。回到故乡，昔日的美好田园已经破败，父亲、哥哥、同学都活得很艰难。城乡两边的梦想都破灭了，他不知何去何从。但他内心涌动着一个念头：“多想成为一个农民。娶陈艳或像她一样的女人当老婆，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哪儿也不想去了，他就想跟他的亲人在一起，看着他们劳作、痛苦、微笑、悲苦……”小说尖锐地提出了青年农民工最终的出路问题，他们中间有的留在、融入了城市，但大多数依然要回到故乡、家庭。他们为国家的发展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余同友的《白雪乌鸦》同样写的是农民工的还乡，但不是身体的还乡，而是灵魂的还乡。年轻媳妇王翠华是村里最后一批进城打工的，但她绝不愿与同乡姑娘媳妇们开洗头房、做皮肉生意，因误导了外乡姑娘小芳沦为了卖淫女，她几次上访请求公安局解救，最后竟变成了乌鸦，跟着丈夫回到村里，整日在空中盘旋，嘴里叫着：“苦哇！苦哇！开洗头房丧天良，我对不起小芳，我要上访！”乌鸦是王翠华灵魂的化身，她虽然成为卑微的打工者，但依然坚守着善良、纯洁、正直的品格，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和不屈的精神，反抗着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人性的堕落。作品成功地运用了荒诞和象征手法。 乡村题材短篇小说在表现当下农村的衰落命运，揭示农村社会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刻画各种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的生存和精神境遇等方面，确实产生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存在的问题也是不言而喻的，它看到了农村衰败、农民不幸的一面，但忽视了农村发展、农民奋争的一面。它关注了部分农村无可奈何的破败乃至消亡，却没有昭示出这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痛苦蜕变。对于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城镇化建设，当下的短篇小说涉猎甚少，表现不力，而这恰恰是中国农村的新生之路，乡村题材小说的“生长点”。
城市题材的兴盛与文化意识的匮乏
在乡村题材小说逐渐衰退的同时，城市题材小说却不断生长、壮大，改变了乡村文学独步文坛的格局，形成了乡村文学与城市文学二元并存的文学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小说将取代乡村小说的主流地位，迎来中国文学真正的转型时代。但目前的城市小说还处在探索、发展时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缺乏自觉的文化意识，大部分作家的创作还处在感性的、自发的状态，凭借的是个人感受、生活诱发去创作；而没有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从历史的、文化的角度去观照、去表现。也没有去探索一座城市以及城市人的文化精神和性格。其次是作家对城市的认知普遍存在着偏见，认为城市是丑陋的，需要审视、批判，而乡村是美好的，应当美化、歌颂。这些问题，都阻碍着城市小说的健康发展。 在2013年的城市题材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些中青年作家，努力从宏观视野，对城市问题、现象乃至城市人心理等的探索和把握。城市社会比之乡村社会，更加复杂、隐晦、多变，把握也显得更加困难。但只有一步步地深入城市的深层和内核，文学才能显示出它的力量和价值。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切入的是当下中国特别是城市的社会难题——下一代的教育问题。小说描述师范大学管道工大姚以及妻子韩月娇对女儿姚子涵的抚养、教育、管理等一连串故事情节，逼真而鲜活地表现了当下“教育竞争、成龙变凤”意识，不仅深入到了作为父母的心理和行为中，也植根在了孩子的灵魂和成长中。这种残酷的竞争，改变了父亲母亲的人生和生活，也摧残了孩子的心灵和身体，成为城市社会愈演愈烈的文化病象。毕飞宇的小说写得敏锐而雅致、调皮而锐利、精微而夸张，形成了自己的鲜明个性，充分显示了短篇小说的美妙与魅力。范小青的《五彩缤纷》写的是城市中随处可见的造假现象。大学毕业生吴中奇——“我”——在城里买房子，却遭遇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丢了身份证，有人弄到手，竟以“我”的名义买了首套优惠房。“我”要买房，新规定要求必须有结婚证，“我”托老家的村长办了证，寄来的却是假结婚证。真真假假、以假乱真、假相横行，让人处处碰壁、欲哭无泪。深入地揭示了当下城市的一种时代特征，城市人特别是年轻人在虚假世界中生存的艰难。小说颇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此外，作者的《梦幻快递》《真相是一只鸟》，也都是不错的城市小说。青年作家贺奕的《五道口贴吧故事》，表现的则是城市网民的社会心理。一帮网民在网上围观、议论俄罗斯女孩柳芭被杀一案，参与者众多，时间长达三个多月。楼主是“随处是终点”。案件扑朔迷离，公安局结案之后依然留下种种疑点。网民的议论分析头头是道、独出心裁，充分显示了他们的公民意识和聪明才智。既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又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是一篇真正具有城市感和现代感的作品。 表现现代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是城市短篇小说长袖善舞的一个领域。本年度这方面的优秀之作可谓俯拾即是。首先是现实的、环境的、物质的生存困境。吕魁的《朝九晚不归》写年轻律师马山一天多的时间安排，真实表现了一个大龄白领疲于奔命的工作、麻木的情感精神、世俗的生存欲望。城市生活已经把他异化成一个没有自我、激情、理想的机器人了。裘山山的《对影成三人》写音乐教师包晓妮假日旅游，她、男朋友、旅游地司机，都置身在一个复杂的利益、人际关系网络中。看似活得潇洒，其实都没有个人的自由和空间。孙频的《掮客》写某公司的四男一女五个白领，公司的裁员决定使他们都觉得利剑高悬，他们相约吃最后一顿晚饭、到按摩中心放纵，把他们生存的艰难、内心的孤独乃至爱情的幻灭，展示得淋漓尽致。青年作家蒋一谈的城市题材小说写得敏锐、严谨而沉郁，发表了《透明》《故乡》等多篇作品，《林荫大道》描述的是刚刚毕业的女博士夏慧，在职业、爱情上的无奈选择，真切地表现了年轻知识分子面临的生存窘境和对事业理想的放弃，精辟地揭示了现代人在五光十色的物化时代的心灵博弈和精神痛楚，令人感慨、深思。 其次是情感的、心灵的、良知的精神困境。李治邦的《给我一个理由》刻画了一位小公司的副总经理李重，年近不惑，人生不顺，他固执地要人们给他一个“理由”，但总是难以得到。活得认真因此就分外艰难。甫跃辉的《饲鼠》写了一位商界精英顾零洲，幼年时全家同住一屋老鼠的作乱，年轻时住筒子楼与老鼠的搏斗，竟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心理、生活乃至爱情。反映了人生中的某些经历对人命运、情感的微妙作用。鲁敏的《当我们谈起星座》描写了文学艺术圈外表的风光、热闹、浪漫，内在的空虚、无聊、隔膜。没有专业特长，甘愿做联络、服务工作的大林，突然跳楼自杀，才使那些所谓的名家、大师们，开始反思“江湖”的堕落、人生的虚幻。付秀莹是一位视野开阔、富有才华的新锐作家，她的《醉太平》同样表现了文化学术圈外强中干的颓废景象。人到中年的老费，既是知名学者又是名刊主编，但春风得意的人生中，却掩盖着婚姻的破裂、情感的空虚，以及对圈子的厌倦、对学术的怀疑。学术圈沦为了名利场，高尚的学术变成了世俗的工具。作品写得细微、感伤、流畅、抒情。她的另一篇《曼啊，曼》写北京白领的日常生活和内心纠结，蕴含着现代都市的新鲜气息，表现了城市人生命中的难以承受之轻。 如上所述的作品，深入地表现了城市社会的种种现象、问题乃至阴暗，揭示了城市人的生存与精神困境，显示了文学的审视、批判作用，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正如卡尔唯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所描述的，城市有两种形态，既有“乌托邦城市”也有“地狱城市”。其实这正是城市既对立又统一的深层特征和性格。文学就是要表现出城市的这种两面性、完整性来。而当下的城市小说，只表现了“地狱城市”的一面，忘却了“乌托邦城市”的一面。作家常常站在乡村文化的立场，用理想化的纯朴、自由、和谐的乡村特征，去反观城市的虚伪、压抑、冷酷的种种“病症”，强化了城市的丑恶，掩盖了城市先进、开放、文明的一面。傅秀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说，乡村是我的过去时态，那么城市，则是我的现在进行时。我身处其中，每天与她晨昏相对，耳鬓厮磨。虽然，我常常念及乡村的美好，然而，我却实实在在地，享受着现代城市的种种便利之处。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常常想，我该如何与城市相遇？在城市生活浩浩荡荡的河流中，我的文学想象，从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从某种意义上，斑驳丰富的城市生活，或许能够更清晰地映出大时代的投影。如果把乡村比作梦里念里的情人的话，那么与城市，则是日夜相守的世俗夫妇。”④ 这些话是值得作家们品味、思考的。 城市底层民众与打工者，是宝塔型的城市社会的庞大基座，表现这一阶层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传统了。在2013年的短篇小说中，依然涌现了描述这一阶层的众多佳作。苏童的《她的名字》刻画了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段福妹，为了与命好的女朋友一样有美好的人生，三次煞费苦心改名字，但并未改变了自己曲折艰苦的命运。表现了底层女性同命运的不懈抗争。刘庆邦近年来营构“保姆在北京”系列小说，写活写透了城市保姆群体的生活遭遇和情感命运。新作《我有很多朋友》，描写了一个工作尽职尽责，向往城市生活，不愿再回到农村，虚荣心很重，渴望城市爱情婚姻的小保姆形象。徐则臣的《成人礼》塑造了两位打工者形象。主人公行健是一个从蒙昧走向觉悟的年轻人，而“她”则是一位在打工生涯中化蛹为蝶的完美女性。“她”给予他的关爱、性爱、勉励，使他迅速地成长起来，懂得了打工、奋斗、人生的真正意义。他们在打工生涯中收获的不是金钱和物质，而是经验和智慧、思想和精神。这是从正面表现打工者和他们的人生的。小岸也是一位善于书写底层人物的青年作家，她的《寻父记》描写了父子俩光棍，父亲在街头干修车活儿，儿子韩宝军在澡堂做搓澡工，两人相依为命、父慈子孝，勤奋干活、憧憬未来。而人有旦夕祸福，面对父亲的重病，儿子要动用全部存款为父治病，父亲为了儿子的未来悄然失踪，充分表现了底层民众人生的艰辛、亲情的真挚、人性的美好，使读者在无言的悲伤中，感受到了底层社会的纯朴与温暖。 城市小说可以写城市的现在，也能够写城市的过去，后者不妨称为：古城叙事。我们有一批年龄较长的作家，始终在发掘着古城的旧人旧事，捕捉着其中的传统文化和城市性格，源源不断地创作出一些优美篇章来。王雄的《八宝印泥》，以御用八宝印泥为故事线索，展示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传奇，书写了民间艺人为承传文化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所体现出来的高洁人格和精神。刘树生的《丙午八月祭》，讲述的是“文革”年代，一张沉香条案与一只名贵信鸽的悲剧遭遇，凸显了昔日市民的生活情趣和文化性格，揭露了“文革”运动的荒诞、疯狂和残暴。小说有浓浓的“京味”。聂鑫森的《典当奇闻》写的是湖南湘潭三四十年代的典当行业，刻画了一位学识渊博、有仁有义、外柔内刚，在日本浪人面前大智大勇的英雄形象。黄咏梅的《八段锦》写的是现代城市一景，描写了梧城老中医傅少杰与他的宝芝堂中医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在体制式的群众药店的排挤下，怎样一步一步地萎缩、消亡。作者实际上写的是古城传统文化、传统人格在今天的悲凉命运。我以为，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城市的旧人旧事，但它恰恰是真正的城市小说，其中有人物、有文化、有思想，值得年轻作家研读、借鉴。 城市小说风生水起，强势登场。但由于根基不深，又缺乏理论引导，因此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譬如在思想观念上，还没有确立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什么是城市意识？就是把城市当作一种描写主体，发掘和表现出它的现实情状、历史演变、文化性格，以及各种各样城市人的现实生存、性格命运等，彰显出作家对城市的深入洞察和宏观把握。既写出城市“地狱”的一面，也写出城市“乌托邦”的一面。但这样的城市小说我们还很少看到。而源远流长的乡村小说，始终具有自觉的文化意识，城市小说应当从乡村小说中汲取经验。譬如在艺术表现上，还没有形成一种丰富的、成熟的写作方法和范式。存在着普遍的类型化、碎片化现象。应当说，城市题材是最丰富多彩的，但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常常是“千部一腔”、“一地鸡毛”的景象。这种现象源于作家的思想资源匮乏和流行文化的同化，也源于作家文学准备的不足和艺术追求的狭窄。譬如在作家特别是青年作家的自身修养方面，普遍存在着思想理论的欠缺，特别是对城市历史发展、对城市深层矛盾的认知方面，缺乏理性认识和思考。这就必然导致城市小说的浅薄、雷同、冗杂、碎片等种种现象。城市小说尚处在突发期、探索期，还需要克服诸多问题，还需要走很长的道路，还需要几代作家的努力。
在城乡交织地带的探索
乡土、乡村文学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它的完全消亡、退出舞台。作为一个依然是农业大国的中国，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它自然还会存在、绵延下去。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甚至还会“老树新花”、再度振兴。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就提供了这样的契机。那就是新农村建设、城镇化战略的展开给文学创造的火热现实和文化语境。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决不只是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是文化、思想的创造。在当下的短篇小说中，表现这一内容的作品还不多，但在有限的篇什中，我们看到了新的萌芽、新的因素的生长。 城镇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它既包含着乡村文化，也渗透着城市文化，在这种城乡交织地带，更可以折射出两种文化的冲突、交融来。傅关军的《回乡记》是一篇正面展示新农村建设图景的小说。故事以城市企业老板宋词为躲债回到故乡的所经所见为线索，展示了宋庄在城镇化建设幌子下出现的乱象。盲目上马工业项目，土地、河水、空气严重污染；村干部贪污腐败，民风民性堕落；强拆传统民居，引发了村民的暴力反抗。宋词以一个城市人的眼光，目睹了故乡的衰变，传统文化和现代工业科技文明的剧烈冲突，痛感自己已经无家可归。这是一篇直面农村现实的小说，提出了新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一些尖锐问题。杨遥是一位有着独特的艺术追求的青年作家，《刺青蝴蝶》描述了80年代初期一个小镇上发生的青春故事。来自大城市的初中女孩段雯丽，虽然学习不好，又有点风骚。但她漂亮、大方的英姿，擅跑步、会画画的特长，十足地表现出一种城市文化和作派。深深吸引着众多的农村男学生，改变、提升着他们的观念和行为。一个叫刘满意的不起眼的男生，竟暗恋上了城市女孩，大胆地追求、保护着女孩，甚至退学要去城里寻找她。小说表现的是城市文明对农村孩子的巨大吸引力，一个农村孩子在两种文化的交织中的成长，城市在他们心里还是一个“乌托邦”。 当今的农村与城市，已犬牙交错地结合在了一起。各种阶层的交往、多种文化的碰撞，使现实生活变得斑驳陆离、意味无穷。只要深入观察，就会发现一些深层规律和奥秘。邵丽的《小舅舅死了》就是一篇重新审视城乡关系的力作。作品从一个城乡交错的家族历史中，从亲人之间的关爱和无意伤害中，一点一点地发掘和凸现了一个卑微、屈辱而又本性善良、纯朴的小舅舅的形象。小舅舅窝囊的一生，折射了城里亲人们的冷漠、虚伪，农村家庭传统文化道德对人的扭曲、压抑，整个家庭对一个年轻、自由生命的漠视和戕害。而事实上，正是“小舅舅在家伺候老人，支撑门面，为这个家族默默地垫背和牺牲，哪还有什么家族的荣耀？”这是对乡村文化、特别是城市现代文化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对乡土人生以及文化性格的发现和哀悼。作品富有纪实特色，写得扎实、刚健而沉郁。 城镇的社会与人生是一座文学富矿。城镇化建设将加速中国现代化步伐，促使数亿农民完成身份上的转变和人格上的提升，在更广大、深入的层面上实现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接与交融。现代城镇、城市依然需要传统文化、农业文化的滋养与支撑。在这样一个社会、文化的大转型中，乡土、乡村文学依然大有用武之地，依然有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短篇小说也将承担起自己的“前锋”角色来。
注释： ①转引自朱又可：《“短篇小说有了一次复兴”》，《南方周末》2013年10月17日。 ②贺绍俊：《从地域文学到文学社区》，《光明日报》2013年11月19日。 ③贾平凹：《不要嘴说，要真操那个心》，《南方周末》2013年11年7日。 ④付秀莹：《在城市灯火中回望乡土》，《光明日报》2013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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