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学术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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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上古音研究即“古音学”，主要是研究汉代以前的语音系统。前人多缺乏“历史音变”意识，以致从六朝的徐邈、沈重到宋代的朱熹都不知《诗经》今读不合韵是古今音变，而临时改读以“叶韵”，受到严厉的批评。不过，汉代人已有了“古音”意识，如《诗·豳风·东山》“烝在栗薪”郑玄笺“古者声栗、裂同也”。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中有“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的话，已意识到语言的时代和地域差异。陆法言《切韵序》要“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看到了实际存在着的方音差异和古今音变。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声音语言，本随世转”，略有所悟。明陈第《读诗拙言》说“一郡之内，声有不同，系乎地者也；百年之中，语有递转，系乎时者也”，又在《毛诗古音考序》中宣称“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对语音的历时变化和地域差异有了自觉而清醒的认识。

清代的音韵学家对古今音变的认识更为自觉、深刻和系统，顾炎武、潘耒、江永、戴震都有很精到的论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以大量的例子说明“古音声不同今”，说“今音不同唐音，即唐音不同古音之征也”，又为古音进行时代分类：“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约而言之，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古人之文具在，凡音转、音变、四声，其迁移之时代皆可寻究。”上古音研究没有韵书和韵图可资参考，困难要比研究中古音大得多，但经过明、清和现代许多音韵学家的不断努力，古音学研究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清代学者的“古音学”研究，无论是材料、方法、理论还是研究成果，都是极有贡献的。

1、研究上古音的材料和方法

上古无韵书、韵图，反切极少见，研究上古音就只能从文字记录的原始语言材料中去整理归纳。清许翰《攀古小庐文·求古韵八例》列求古音的八种材料：谐声、重文、异文、音读（读如、读若等）、音训（声训）、叠韵、方言、韵语。其中最主要的是上古的韵文和古谐声字系统，其余经传注笺、音义书和字书中的异文、重文、声训、读若、联绵字、古直音和古反切等，可用来考证上古读音，但没有古韵文和古谐声字那样数量多且具有系统性。

古音学上的“韵文、韵语”通指押韵的诗歌和散文。上古诗文多直接反映当时口语，把一定时期和地域一定数量的韵文集中起来，对其韵脚字进行定量的穷尽性系联研究，得出的结果就相当于中古的一部韵书，可借以研究上古的语音系统。《诗经》305篇经过孔子整理，能反映当时通用语“雅言”的语音实际，于是考察《诗经》用韵情况就成为归纳和研究上古韵分部的最主要手段，《楚辞》虽产于南方，但与《诗经》韵读系统有很强的统一性。

系联上古韵文的韵脚字来区分韵类，用的是“丝联绳引法”：按统一的条例来确定每一篇诗文的押韵格式，再按定下的“韵例”找出所有的韵脚字，然后对这些韵脚字进行系联分类，把相押韵的字归为一类就是一个上古韵部。如《诗·邶风·泉水》一章：“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怀于卫，靡日不思。娈彼诸姬，聊与之谋”；《王风·君子于役》一章：“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卫风·氓》一章：“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三者“淇、思、姬、谋”、“期、哉、埘、来、思”、“蚩、丝、丝、谋、淇、丘、期、媒、期”各相押韵，通过“淇、思、谋、期”又可把这三章的韵脚字都系联起来，如此类推，再系联《诗经》其它的同类韵脚字，就形成一个古韵部“之部”。按这种方式辗转递联，就可以归纳出《诗经》的所有韵部。《楚辞》、《周易》、《左传》、《荀子》等其它上古韵文的韵部系联也大致如此。

古汉字由谐声偏旁形成谐声音读系统，谐声时代（商至周前期）早于《诗经》用韵（东周），运用汉字谐声材料来推究上古语音系统的方法就是“谐声推演法”。“谐声字”指同声符的形声字，“六书”讲形声字分“形符”和“声符”两部分，造字之初形符表义类声符表读音，声符相同的字读音必然是相同或相近的。段玉裁经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同谐声者必同部”的理论，将上古的谐声字汇聚起来编成《古十七部谐声表》，谓“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同声必同部”，知道某个声符在上古归属某韵部，就可类推同声符的一系列字都属于该韵部。对不同系列的谐声字作分类研究，就构成了谐声系统。如上引《诗》中“谋、媒”都从“某”得声，“淇、期”都从“其”得声，“某、其”上古属之部，可推知凡“从某、从其”的字古韵都属之部。把韵脚字系联与谐声字系联结合起来考察，就《诗经》的“之”部而言，上引韵字所含“丘、某、其、之”等声符（主谐字）又各有其谐声字组，包括直接谐声字和间接谐声字，有的字既是上一级声符所生成的谐声字（被谐字），又兼作声符生成下一级谐声字，如：“之→寺→時→塒”：丘→邱、蚯、坵等；某→谋、媒、煤、腜、禖、䤂等；其→淇、期、欺、旗、萁、祺、鲯、骐、蜞等；之→芝、志、蚩、寺、诗、持、侍、待、时、埘、榯、鰣等。把《诗经》之部韵字系联起来观察，就形成一个之韵部的主谐字群，有“之、丝、兹、甾、才、采、台、𦣞、㠯、巸、里、思、宰、而、𠩺、市、事、史、司、辞、疑、止、已”等。段玉裁搜罗考辨上古韵文与字书，依其古韵十七部分1521声首（主谐字）为17类，列古“之部”为第一部118个主谐字。经明清古音学家的研究，证明谐声系统与《诗经》韵读系统基本吻合。可以推想，把每个主谐字的谐声字组收集起来，再按主谐字群分类，就成为严密的谐声系统。得来的谐声系统与韵字系联的结果互为印证，就基本上可解决上古韵部划分的问题。上古留存的韵文不多，入韵字总是有限的，谐声系统的研究扩大了古音研究的视野和材料范围，韵文联不起来的字，可依谐声偏旁来确定它的韵部归属，可见谐声系统分析是一种以简驭繁的科学的古韵部分析方法。“同谐声者必同部”是段玉裁归纳出来的理论，但“谐声推演法”并不自段玉裁始。宋徐蕆、明赵宦光、清初柴绍炳、顾炎武、潘咸等都实践过，乾隆初年万光泰的《古音表考正》分古韵十九部，每部之下先详列谐声偏旁字，再以经籍韵文来证明，前承顾炎武，后接段玉裁，成就突出。

韵脚字系联、谐声系统分析，是研究上古音最常用的重要方法。经传异文、重文的读音比较，读若、读为和声训材料的利用，古注音切的利用等，也是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方法。尤其是研究上古声母系统，韵脚字就用不上了，谐声字系统就显得更为重要，如中古读重唇音的“旁、榜、膀”与读轻唇音的“方、芳、放”上古都由“方”得声，说明上古重唇、轻唇同属一类，即“古无轻唇”。异文、重文、声训等在上古声类研究中的地位也相当重要。

2、上古音的声、韵、调系统

1）上古韵部的考求：上古音的研究是从韵部研究开始的，系统研究上古韵部的人首推南宋的吴棫，著有《毛诗补音》、《韵补》等。《韵补》提出古韵通转之说，分为古韵九部，有开创之功。但他缺乏历史音变观，取《诗经》至宋苏轼等人的作品五十余种，庞杂而缺乏时代性和准确性，又缺乏音理分析，其上古韵部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或通转，错误很多，如“四真”部合《广韵》收三种阳声韵尾的15个韵，违反语音体系本身规律。吴棫之后，有程迥《音式》和郑庠《古音辨》，均亡佚。戴震《声韵考》说“郑庠作《古音辨》，分阳、支、先、虞、尤、覃六部”，虽比吴还宽，但入声韵的编配较严，六部实际上按[－i]、[－u]、[－m]、[－n]、[－ŋ]和无韵尾六种类型来分，体系性较强，顾炎武正是在这六部基础上再细分的。不过郑庠也缺乏古今音变观念，只是中古韵的简单合并，未能反映上古音的实际情况。明陈第《毛诗古音考》虽无系统性的韵部总结，但其详博引证和严谨考据为后来者提供了方法上的范例，他全面清算“叶音”说的谬误，有正确的历史语音观，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有清一代是上古音研究的全盛期，古韵分部成就尤为突出，考据之精、审音之细都是前所未见的。清代古韵学的奠基人顾炎武，用三十年功夫写成古音学巨著《音学五书》，对古音诸方面的问题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以陈第的理论为依据，提倡“古本音”，批驳“叶音”说，扎实的分析、考证上古韵文等材料，在郑庠的基础上划分古韵为十部。其最重要的贡献有二：一是“离析《唐韵》”，他发现由于语音变化，上古音中不同韵部的字在中古韵书中合流为一韵了，于是把《唐韵》（《广韵》）中同一韵的字，按上古押韵和谐声系统的实际离析开来，划归不同的上古韵部，如中古“支”韵字分归上古“支、歌”二部等。这种离析与重组完全合乎“相同的读音可以有不同的历史来源，不同的读音可以有相同的演变结果”的历史音变原理。二是“入声韵配阴声韵”，中古韵书、韵图中入声韵是只配阳声韵，顾氏从古韵文入声与阴声相押韵的实际出发，除收[－m]韵尾的9个阳声韵配有入声韵外，其它入声韵都配阴声韵。这种创举为后来的阴、阳、入三分以及“阴阳对转”理论的形成开拓了新的思路。顾炎武古韵分部取材丰富，考证严密，方法科学，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不足处是分部还较粗略，过于偏重考据等，江永评他“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

清代前期，继顾炎武之后有成就的古音学家较多，如邵长衡、李因笃、李光地、潘咸等，成就最大为康乾隆之交的万光泰。万光泰，浙江秀水人，著音韵学著作多种而多未刊布。早期著作《古韵原本》在顾炎武十部基础上分十三部，其中从“支部”分出“之部”是了不起的创举。后来《古音表考正》将十三部修订为十九部（类），且用《广韵》韵目命名，其中“谆类”即今“文部”，“废类”即王念孙、江有诰的“祭部”，“未类”即章太炎的“队部”，其“群经谐声”中古韵十九部编排完全以《说文》谐声偏旁字的系统分类为依据。万氏贡献突出：支、脂、之三部划分比段玉裁早半个世纪；鱼、侯、幽、宵的分出和真、文、元三分与段玉裁一致；至、废的独立走在王念孙、江有诰之前；未部分立解决了与物部阴入相承的问题；入声韵与各自的阴声韵相配很吻合，与后来王念孙、江有诰所配基本一致。

江永字慎修，著有《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和《古韵标准》。江永既精通古韵学又精通等韵学，还重视方音材料的利用，这就使他的古韵研究更为深入、精细且合乎音理，成为“审音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古韵标准》从审音角度对顾氏古韵十部加以修正，所分十三部（入声分八部相配）比顾氏十部精密得多，如“真、元”分立就考虑了韵母“侈弇”的因素，以等韵学审辩音理的方法分析韵母的侈音“口侈而声大”，弇音“口敛而声细”，实际上就是指韵母中开口度大的低元音与开口度小的高元音之别。江永入声的分配比顾氏更有条理，提出“数韵共一入”之说，认为阴声韵、阳声韵可配同一入声韵，推进了阴、阳、入三声韵配合关系的研究，为戴震等人的“阴阳对转”理论的成熟作了关键性的铺垫。

段玉裁字若膺，师从戴震，是《说文》研究大家，他的古音学力作《六书音均表》附在《说文解字注》之后。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提出很多音韵学、文字学的精辟见解，在古音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强调“因文字音声以求训诂”；提出“古本韵”与“古合韵”的概念，使韵字归部有了更正确而便于操作的理论依据；承江永而提出“异平同入”的入声划配新思路；《古十七部谐声表》把谐声系统与古韵文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古韵分部研究，使谐声推演法在古韵部划分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段氏分古韵为六大类十七部，注意按相邻韵部的内在关系疏密来排列次序。段氏古韵分部的主要贡献：1）真、谆分立；2）尤、侯分立；3）支、脂、之分立等。王力《清代古音学》评述道：“清代古韵之学到段玉裁已经登峰造极，后人只在韵部分合之间有所不同（主要是入声独立），而于韵类的畛域则未能超出段玉裁的范围。所以段玉裁在古韵学上功居第一。”

戴震字东原，师承江永，虽为段玉裁的老师，但其古音学研究成果比段玉裁发布迟，有《声韵考》、《声类表》、《转语二十章》等。《声类表》分古韵为九类二十五部， 每类按阳、阴、入声韵的顺序排列。其主要贡献有：舒声十六部在江永十三部基础上，采用段玉裁支、脂、之三分，再把祭、泰、夬、废四韵从江氏去声第二部和段氏十五部中独立出来为霭部；入声韵独立为专门的九部与阴声七部、阳声九部相配，即把“数韵共一入”、“异平同入”之说发展为阴阳入三分相配，产生了质的飞跃。他选二十五个影纽字（近于零声母）作古韵部的代表字，进行了最早的展示音值的尝试，是明音理的突出表现，被视为“审音派”的代表。他确立阴阳入三类韵相配的关系，揭示语音内在的系统性，由此生出“阴阳对转”理论，为古音研究的应用作出了重大贡献，其《转语二十章》就是这方面的实践，虽只存序而正文亡，但基本理论和方法仍在，对其学生王念孙、段玉裁等的“因声求义”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孔广森是戴震的受业弟子，所著《诗声类》分古韵十八部，阴、阳声韵各九部，依次相配以利于解释“阴阳对转”理论。孔氏十八部只在段氏基础上多分出一个“冬部”。他的主要成绩是继承和发展戴震阴阳入“相配互转”之说，首次明确提出“对转”术语，促进“阴阳对转”理论的完善和具应用，一直为后来的音韵训诂学家所推崇。

此后，贡献较大的古韵学家有王念孙和江有诰，都分古韵为二十一部。王念孙比段氏十七部多出“至、祭、缉、盍”四部，晚年又接受孔广森东冬分立而增为二十二部。江有诰字晋三，所撰《诗经韵读》等合称《音学十书》，“自奋于穷乡孤学”的他未见过段、戴、王的著述，在江永分部基础上分古韵为二十部，后东冬分立而为二十一部。他与段、戴、孔、王多不谋而合，对之前五家有核实与补正之功。后来，其友夏炘撰《诗古韵表二十二部集说》作总结，江有诰二十一部加王念孙至（质）部，即为：之、幽、宵、侯、鱼、歌、支、脂、至（质）、祭、元、文、真、耕、阳、东、中（冬）、蒸、侵、谈、葉、缉，共二十二部。清后期的程瑶田、严可均、张成孙、朱骏声等再有研究，而创获无多，不烦备举。

清末民初，古音学研究又大大推进一步。章太炎《小学略说》、《二十三部音准》等文章，在夏炘二十二部基础上独立出队部为二十三部，按“阳、入、阴”三分相配通转的次序做成《成均图》，用圆周图形形象地图示韵部之间的对转、旁转、旁对转等关系，发展了古音通转学说。他用时音的零声母字来标示古韵部的音值，比戴震又向科学化更靠近一步。黄侃《音略》、《声韵通例》等从《广韵》出发来考求古音，有“古本纽、古本韵”等提法，综合各家择善而从，集清代古韵研究之大成，被称为清代古音学研究“殿军”。黄侃分古韵为二十八类（部），以其师章氏二十三部为基础，又依戴震将锡、铎、屋、沃、德五个入声韵部独立，构成阴阳入三分相配格局，改太炎去声“至、队、泰”为入声“屑、没、曷”。不足处是取消幽部入声，但晚年从“添、帖”部中分出 “谈、盍”两部，实分古韵为三十部。

王力《汉语史稿》，在黄侃二十八部的基础上增“微、觉”减“冬”而为二十九部，后又在《古代汉语》中增“冬”为三十部。至此，上古韵部的划分基本上定型，成为较完整的上古韵部系统。按阴、入、阳相配关系分为十一类并加上拟音，排列如下：

              阴声韵      入声韵      阳声韵

    第一类    之部[ə]     职部[ək]     蒸部[əŋ]

    第二类    幽部     觉部[uk]     冬部[uŋ]

    第三类    宵部[o]     药部[ok]

    第四类    侯部[ɔ]     屋部[ɔk]      东部[ɔŋ]

    第五类    鱼部[a]     铎部ak]      阳部[aŋ]

    第六类    支部[e]     锡部[ek]      耕部[eŋ]

    第七类    脂部[ei]     质部[et]      真部[en]

    第八类    微部[əi]     物部[ət]      文部[ən]

    第九类    歌部[ai]     月部[ap]     元部[am]

    第十类                缉部[əp]     侵部[əm]

    十一类                盍部[ap]     谈部[am]

上古韵部不等于韵母，加上开合、等第等介音因素，一韵部可能含几个韵母。上古韵部的舒声韵字是不分平、上、去而共居一部之内，入声韵与阴声韵、阳声韵配成主要元音相同的类，且主要元音相近的韵部依次排列，利于展示上古汉语语音的系统性，也利于解释古代汉语的语音转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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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古音系的研究与应用      2）上古音的声类考求：考求上古音声类不能用韵文，因而比韵部考求更难。研究上古声类，要用历时音变和地域音异的眼光来看问题；要有精深的考古功力，发现并正确利用古文献中大量的异文、异读、谐声、声训等材料；要有较好的等韵学功底和审音能力，能发掘并论证材料中所含的古今声类演变规律；有很强的引证比较和归纳推理能力，能搜集并运用方音材料、译音材料乃至近现代所用的亲属语言材料来佐证所得出的结论。

明季陈第已注意唇音声母古今有异的问题，如《毛诗古音考》卷四：“匐音必，‘葡匐救之’《礼记》作‘扶服救之’。……畐古读必，故福、楅、幅、偪、葡之类悉从此音。”方以智《切韵声原》有“论古皆音和说”一篇，认为古人唇音不分轻重而可通转、古音舌头舌上互切也属音和。清初顾炎武《音学五书》多有轻唇注为重唇、舌上注为舌头以及章组、喻四、邪纽等注为舌头音的用例，如《唐韵正》“知古无轻唇”的考证既是。柴绍炳《柴氏古韵通》也明确认为古人轻重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无所谓“类隔”或“交互”，而只有音和。之后，黄生在其《义府》、《字诂》中列举了很多轻唇古读重唇的例子，并提出“某与某一声之转”之说；熊士伯《等切元音》提出“娘母同泥说”；徐用锡、仇廷模、王霖苍等都引证或论述过轻唇重唇、舌头舌上等古声纽问题；李光地论舌头舌上音最为明确，如《音韵阐微·凡例》云“知彻澄三母，古音与端透定相近，今音与照穿床相近”。再后有邹汉勋《五均论》列举“论照穿床审析为照穿神审甾初床所”、“论照之照属古读同端知本钱（晓徵）说”、“论泥娘日一声”、“论喻当并匣”、“论神本在禅顾陆诸人析出从影”、“论字纽犹韵类有古本音有流变”等数条上古声类讨论条目，惜原书已佚，条目仅存，内容未明。戴震《转语二十章》对古声纽亦多所涉及，分古声母为二十类，再求其音义的通转。钱大昕是清儒研究上古声类最用力且成果最为突出者，《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处引用详博的例证进行扎实的考据，得出“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等结论。近代章太炎提出“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曾运乾提出“喻四古读如定、喻三古读如匣”说。黄侃总结诸家成果，拟上古声纽为十九声类，颇具系统性。今人王力、周祖漠、李方桂、李荣、裴学海、严学窘、李新魁等在上古声母研究上各有创获。总括古今学者的上古声母研究成果，主要的可归纳为下列数条：

古无轻唇音：明末清初以来的学者对此多所涉及，钱大昕在其“古无轻唇音”条中作了总结性的论证说：“凡轻唇之音，古读皆为重唇”，也就是说上古没有“非敷奉微”一组轻唇音声母，轻唇音后从古重唇音“帮滂並明”中分化出来的，他举证百十条以证实。

古无舌上音：钱大昕在“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中说：“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以今音读之，与照穿床无别也；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是说上古没有舌上音“知、彻、澄”，它们是从古舌头音“端、透、定”三母中分化出来的。他引证多而实。

古无正齿音：钱大昕论及古无正齿音时说：“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是说中古三十六字母中的正齿音“照三、穿三、床三”（章组声母）上古也读舌头音“端、透、定”，可称“章组古归舌头音”或“照三归端”。该论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娘日归泥：清人熊士伯、邹汉勋曾提出古“娘日泥”三纽合一，但论证不够。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正式提出并充分论证“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认为“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支别，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是说中古的“娘、日”两母字上古都读“泥母”。他多用谐声、声训、异文等材料来详加论证，但研究者一般认为日母和泥母在上古是两个读音相近的声母，还不能将它们合为同一个音位。

喻三归匣、喻四归定：清人邹汉勋《五均论》曾将中古喻母整个合并于上古匣母，失之粗略。近人曾运乾在其《喻母古读考》一文中离析喻母，提出“喻三归匣、喻四归定”之说，认为：“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音匣母，喻母古隶舌音定母，部仵秩然，不相凌犯。”是说中古的喻母三等（喻三，亦称于母或云母）字在上古属匣母、中古的喻母四等（喻四，亦称以母）字上古属定母。举证多而所论确切。

照系二组归精组：邹汉勋《五均论》分正齿音“照穿床审”为“照二、照三”两组，把照二组合并于古“精清从心”，把照三组合并于古“端透定”。黄侃承用并发展邹氏的观点，在《音略》、《与友人论小学书》中申述古无照系二组声母，中古正齿音照系二组的“庄、初、崇、生”四母，在上古读齿头音“精、清、从、心”，即庄组（照二）与精组上古原是同一组声母而中古才一分为二。他主要用谐声字来证明，如“斩（庄母）－渐（精母） ；察（初母）－祭（精母）；霜（生母）－相（心母）”等。此说还有待进一步论证。

     黄侃先生在《与友人论小学书》中还提出“古群归溪”和“古邪归心”之说，即上古牙音有“见、溪”而无“群母”，齿头音有“心母”而无“邪母”。至此，他总结前人古声纽的研究成果，并对《广韵》的声类和韵类进行了综合考求，得出著名的古韵二十八部，称为“古本韵”。考定上古十九声纽为“古本纽”与“古本韵”相配合。其“古音十九纽”为：
        一喉音：影喻     晓      匣（为）   见   溪群    疑
        二舌音：端知照   透彻穿审  定澄（神）禅     泥娘日   来
        三齿音：精（庄）  清（初）  从床      心邪（疏）

四唇音：帮非    滂敷     並奉      明微

写在“古音十九纽”旁边的小字，表明是“今声”，也就是从上古声纽中分化出来的中古声母，其中加括号的，表明是从中古“三十六字母”中再分出的声母。为补这类归纳法的不足，现代音韵学者又运用了演绎法：如果认为某两个中古声类在上古属同一个声类，就必须找出它们在中古之所以分化的不同条件；如果找不出，就只能认为这两个中古声纽在上古并非同一声类，而只是两个上古读音相近的声类，不能归并为一个音位。据此王力《汉语史稿》提出了上古三十二声母系统，并拟其读音：

    唇  音：帮非［p］ 滂敷［p‘］ 並奉［b］  明微［m］

    舌  音：端知［t］ 透彻［t‘］  定澄［d］  喻四［d ‘］ 泥娘［n］ 来［l］

            章［ȶ］   昌［ȶ ‘］   船［ȡ］   书［ɕ］   禅［ʑ］   日［ȵ］

    齿  音：精［ts］  清［ts‘］  从［dz］   心［s］   邪［z］

            庄［tʃ］  初［tʃ‘］  崇［dʒ］   生［ʃ］

    牙喉音：见［k］   溪［k‘］  群［g］   疑［ŋ ］

            影［Ø］   晓［x］   匣喻三［ɣ］

时至今日，各家对上古声母系统还没能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王力的三十二声母系统虽多被采用，但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此外，有人认为上古有诸如［kl］、［pl］、［sm］这样的复辅音声母存在，也有人不同意，也有待深入研究。

3）上古音声调的探求：明清以来，不少音韵学者涉足了上古声调的研究，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结论，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

“古无四声”说：宋代的吴棫在《韵补》中认为平上去入四声在上古可以“通转”，即四声之韵可以通押；程迥《古韵通式》认为上古“四声互用，切响通用”。通用则无界限，实质上就是上古无四声之分。明季陈第在《读诗拙言》中说“四声之辨，古人未有”。顾炎武《音论》说“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若依其“四声一贯”说，易得出上古无四声的结论，故多不取。

“古有四声”说：江永认为古有四声，不赞同“四声一贯”说，不承认声调可以随意通转，认为古代押韵不严才出现四声杂用现象。《古韵标准·例言》说“四声虽起于江左，案之实有其声，不容增减，此后人补前人未备之一端。平自韵平，上去入自韵上去入者，恒也”。戴震、钱大昕观点均似江永。江有诰、王念孙认为古有四声而不同于今四声，有些韵四声俱备，有些韵并不全备。江有诰《再寄王石臞书》谓：“至今反复紬绎，始知古人实有四声。”王念孙书云：“谓古人实有四声，特与后人不同，陆氏依当时之声误为分析，特撰《唐韵四声正》一书，与鄙见几如桴鼓相应，益不觉狂喜。顾氏四声一贯之说，念孙向不以为然。”

古四声不齐之说：段玉裁持“古无去声”说，他在《六书音均表》中说：“古四声不同今韵，犹古本音不同今韵也。考周秦汉初之文，有平上入而无去，洎乎魏晋，上入声多转而为去声，平声多转为仄声，于是乎四声大备”；“古平上为一类，去入为一类。上与平一也，去与入一也。上声备于《三百篇》，去声备于魏晋”。孔广森持“古无入声”说，认为除闭口韵外上古无入声，入声是由去声中的“短言之”演变而来的。作为口语中已无入声的山东人，他认为入声是后代南方的产物，其古韵分部只有阴声韵和阳声韵而无入声韵。黄侃持“古有平入二声”说，认为古无上去二声，《音略》谓“古无去声，段君所说。今更知古无上声，惟平入而已”；《声韵略说》谓“古声但有阴声、阳声、入声三类，阴阳声皆平也。其后入声少变而为去，平声少变而为上，故成四声（四声成就甚迟，晋宋间人诗尚去入通押）。近世段君始明古无去声……，《切韵》之后，去入始有严界”。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八“五声说”云：“古音有五声，阳类一，与阴类之平上去入四声是也。说以世俗之语，则平声有二（实则阳类自为一声，谓之平声，语不甚切），上去入各一，是为五声。自《三百篇》以至汉初，此五声者大抵自相通叶，罕有出入。”所说颇为新颖。

王力承段玉裁之说，主张上古声调有两种平声和入声，即长平和短平、长入和短入：长平到中古仍是平声，短平到中古则变成了上声；长入到中古变成了去声，短入到中古仍是入声。周祖谟《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继承和完善王念孙等古有四声之说，论述《诗经》中去声独用而不混的事实，证明上古汉语平上去入四声具备。此外，陆志韦认为上古有长去、短去两个去声，故有五声。李荣认为上古有二声三调。李新魁认为上古声调共五类，调值有三种。总之，上古音的声调是需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各家分歧颇大，难以定论。然从各家的意见中看出一些共同性的倾向：一是上古汉语有声调之分，与中古的平上去入四声大略相当，只是各家标名各不相同。二是上古调类可与中古四声相应，说明中古四声都有上古来源，但又不是完全照搬，整体系统在规律性演变中，也有一些字会发生隶属关系上的不规则变化。三是调类变化有规律可寻，调值变化很大很快而难于考定，如上古平声与中古平声同属于平声调类而实际调值不同，这就像现代汉语不同方言的同一调类往往有不同的实际调值一样。

3、上古音知识的运用

汉字是记录汉语词的，语言中的词是音、义结合体，义是词的内容，音是义的表现形式，欲求词的意义，必先知其读音，“义存乎声”是汉语词义的基本特征。词义古今的变迁，给后人阅读古文献带来许多困难，认字、知音、明义是读懂古书的基础，顾炎武《答李子德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清儒善于将古音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文字训诂，才取得了乾嘉之学“因声求义”的巨大成就。段玉裁先著《六书音均表》，之后才可能有《说文解字注》的高度；王念孙正是因为精通古音，才有《广雅疏证》的博大与精深。戴震撰《转语二十章》，是要“各从其声，以原其义”，主要方法是“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其方法启迪后人甚多。上古音知识应用范围很广，“因声求义”是其中最为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因声求义”的训诂，主要有辩明字用的“明假借”和推求语源的“声训”。运用上古音研究成果来认识和辨析汉语音变构词的“破读”，也是常见的音义探求方法。

“因声求义”必涉及“古音通转”，前人对此争议颇多。从戴震、孔广森的“阴阳对转”到章太炎的“成均图”，从戴震《转语二十章》、程瑶田《果臝转语记》到章太炎的《文始》，理论、方法和实践都有相当的分量。太炎“成均图”对韵转条例的解释过于疏略，遭后人误解及批评。为便利应用起见，今引述邹晓丽据太炎“成均图”结合王力上古三十韵部制作的韵转表及其解释条例，适当加以缩略：

对转、旁转、通转、旁对转规律表

甲 类 ø、k、ŋ	之ə 职ək 蒸əŋ	支e 锡ek 耕eŋ	鱼a 铎ak 阳aŋ	侯ɔ 屋ɔk 东ɔŋ	宵o 药ok	幽u 觉uk 冬uŋ	阴声韵ø 入声韵k 阳声韵ŋ
乙 类 i、t、n	微əi 物ət 文ən	脂e 质et 真en	歌a 月at 元an				阴声韵i 入声韵t 阳声韵n
丙 类 p、m	缉əp 侵əm		盍ap 谈am				入声韵p 阳声韵m

使用说明：1）同韵部者为叠韵；2）同类同直行者为对转：主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也相同。即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之间的对应转换，如“之、职、蒸”相互对转、“歌、月、元”相互对转、“盍、谈”对转等；3）同类同横行者为旁转：韵尾相同，主元音相近。即相邻韵部的旁近通转，如“侯、幽”旁转、“职、屋”旁转、“耕、阳”旁转等；4）非同类同直行者为通转：主元音相同，韵尾发音部位不同。即非同类但主元音相同的韵部之间的变通转换，如“鱼、歌”通转，“阳、元”通转、“铎、元”通转、“阳、月”通转等；5）旁转而后对转者为旁对转：先旁转再对转。此类较少，尽量少用。如“幽、屋”旁对转、“侯、觉”旁对转、“微、元”旁对转、“月、真”旁对转等。

1）运用上古音知识来识别通假字：通假又叫通借，习惯称为“假借”，但与六书中本无其字的假借不同，是字用层面的同音借用，指上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不用本字而借用一个音同或音近字来代替本字的现象。通假现象在上古文献中很普遍，《经义述闻·经文假借》录有257条之多。辨明通假须从上古读音入手。如“归”字的本义是女子出嫁，而《诗·邶风·静女》“自牧归荑”、《论语·阳货》“归孔子豚”中的“归”都是赠送义，“归荑”是赠送嫩草芽，“归豚”是赠送小猪，借“归”代替音近字“馈”，“归”上古韵属微部，“馈”属物部，“微—物”两部阴入对转，两字声母属牙音见母、群母，属发音部位相同的双声，声、韵都相近，故可近音借用。通假的类型较多，有同音通假：如《诗·豳风·东山》“制彼裳衣，勿士行枚”，“士”通“事”，此处当“从事”讲，二字上古同属崇母之部；有双声通假：如《列子·汤问》“汝之不惠”，“惠”通“慧”，惠、慧上古同属匣母，韵部质、月旁转；有叠韵通假：如《孟子·告子下》“入则无法家拂士”，“拂”通“弼”，辅佐义，拂、弼上古同属物韵，声母滂、並旁纽双声；有些通假字很难直接看出所借本字之所在，需要寻找相关线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论证。如《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雉”字从矢从隹，由杀伤之义转指“野鸡”，如何变成表示城墙面积的量词？注疏谓一雉之墙的面积为长三丈高三丈，与“野鸡”无关。查《周礼·地官·封人》“设其楅，置其絼”郑玄注引郑司农曰：“絼，著牛鼻绳，所以牵牛者，今时谓之雉，与古者名同”，陆德明释文：“絼，本又作纼，持忍反。”《说文·糸部》“纼，牛系也，从糸引声，读若矤”。可知“絼、纼”是异体字，“雉”借作“絼”，即借作“纼”，“纼”由系牛鼻子的长绳子转用作丈量工具，有“丈量”之义，再引申作长度、面积单位，就很自然了。“纼”古读定母真韵，“雉”读定母脂韵，脂、真阴阳对转，音义都相通。辨别古音通假，除运用上古音知识确定音同、音近外，还须重视文意的准确性，考虑上下文的语义关系，力戒穿凿附会，要有文献佐证，防止主观臆断。

2）运用上古音知识来推求同源词：汉语词汇的积累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原生阶段、派生阶段、合成阶段，“上古音”主要处于周秦时代汉语词汇派生的高峰期。因此，利用上古音知识来分析汉语词汇的派生关系，从而推求词源并系联同源词族，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黄侃称推求语源为“推因”，认为《说文》训释多为推因 ，如七篇上“黍，禾属而粘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则“暑”是“黍”的源词，音近而义通，因音而求其得义之原。《论语》“政者，正也”、《易·说卦》“乾，健也；坤，顺也”等上古文献的“声训”就已经在做推求语源的工作，汉末刘熙撰《释名》，企图运用普遍推求语源的方法来解释字义，如《释名·释山》“山顶曰冢，冢，肿也，言肿起也”等，影响深远。词的产生远早于用来记录词的文字，也就是说词的音义关系确定总是早于字形的出现，因此同源词的认定是以音同音近、义同义近为条件的，一般来说是不拘字形的，如“空、孔、洞”的字形无关而音义同源，是同源词。清代古音学家的谐声字系统研究得出了“同谐声必同韵部”的结论，说明古代造形声字时字形与语音有紧密的关系。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构成同源词的形声字往往都是由一个表示语源义的声符加上义类区别性形符构成的，这类声符就有源词所指称的语义或隐性语义，这类同源的形声字必然是形声兼会意的，如从“小、少”得声的形声字“沙、纱、秒、眇、渺、肖、稍”等都有小义，是音近义通的同源词。通假字有时也可能是同源词，但有些通假字很难考得其语源来历，如“女、汝、尔、而、若、乃、戎”7个主要的第二人称代词，上古音依声母可分二组：1）女（泥母鱼部）、乃（泥母之部）；2）汝（日母鱼部）、尔（日母支部）、若（日母铎部）、而（日母之部）、戎（日母东部）。声母一组为泥另一组为日，娘日归泥，古实双声；韵部上鱼、铎对转，鱼、之、支旁转，说明这7个字非双声即叠韵，上古读音相同或相近，所以都借来表示第二人称，但找不到各自发展成为人称代词的词义来源，可能是代词意义较虚，且相对后出，只是借同音字来代替罢了，故只能把看成“通假”而不能看成“同源通假”。又如古汉语有“谁、孰、何、胡、奚、曷、安、恶、焉”九个疑问代词，依上古声母可分三组：1）谁（禅母微部）、孰（禅母物部）；2）何（匣母歌部）、曷（匣母月部）、胡（匣母鱼部）、奚（匣母支部）；3）安（影母元部）、恶（影母鱼部）、焉（影母元部）。三组声母各自相同，影、匣旁纽双声；韵部上微、物对转，歌、月对转，鱼、支旁转，鱼、元旁转，上古读音都相同或相近，情形与上例第二人称代词相同。再如古汉语有“不、弗、勿、毋、无、亡、未、莫、微、靡、否、非、匪”12个主要的否定副词，依上古声母可分二组：1）不（帮母之部）、否（帮母之部）、非（帮母微部）、匪（帮母微部）、弗（帮母物部）；2）无（明母鱼部）、毋（明母鱼部）、莫（明母铎部）、亡（明母阳部）、微（明母微部）、勿（明母物部）、未（明母物部）、靡（明母歌部）。一组声母为帮另一组为明，属发音部位相同的旁纽双声；韵部上之、微旁转，之、歌旁转，鱼、铎、阳对转，微、物对转，上古读音都相同或相近，情形与上两类相同，都不是“同源通假”。为了解决传统语言学“假借”与“同源”交叉的易混情况，可以把通假字分为“同源通用字”和“同音借用字”两类。同源通用字：即同源分化出来的新字与原字混用，也就是同源词共用同一个字形，音同而义相关联，既是假借字又是同源字的应归入同源通用字中；同音借用字：是同音词共用一个字形，音同而义不通，只是音同而词义来源不同的应归入同音借用字中。

    3）运用上古音知识来识别古代汉语的音变构词法
汉语的“音变构词”，是通过改变同一个汉字音节中一个或几个语音要素（声、韵、调）来构造音义相关的新词。上古后期至中古前期，音变构词是汉语常用的构词法。周秦以来的上古音时期是音变构词最为突出的时期。如《诗·周颂·载芟》“其耕泽泽”郑玄笺“则泽泽然解散于是”，陆德明释文“解散，音蟹”，“解”作动词《广韵》读见母、蟹韵、上声，作形容词破读为匣母、蟹韵、上声，即“松懈”义，这是“清－浊”声母转换的变声构词。《仪礼·大射》“卒错获者适右个”，陆德明释文“右个：刘音幹”，“个”作量词同“個、箇”时读见母、箇韵、去声，作“箭靶伸出部分”时“音幹”读见母、翰韵、去声，这是“箇－翰”韵母转换的变韵构词。《左传·宣公三年》“公子兰奔晋，从晋文公伐郑”，陆德明释文“从晋：如字，又才用反”，“从”的“服从、听从”义“如字”读平声，“跟随”义破读去声，这是“平－去”声调转换的变调构词。上古的这种单字音变构词法，虽然在中古以后逐渐被双音合成构词法所取代，但还是有少数留存到现代汉语之中了，如“长：长短－生长”、“为：为人－为了”、“行：行列－行动”、“藏：隐藏－宝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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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古音系的研究

“近古音”主要是指宋以后的音。《切韵》问世以后影响很大，历代科举考试、审音正音都以之作标准，《切韵》亡而《广韵》存，《广韵》就是《切韵》音系的代表。《广韵》刊行后影响很大，关注人就多，出于各种目的和需要，修改、增订、缩略《广韵》之作不断出现，形成一系列《广韵》系的后出韵书，这类继承中古音系传统的韵书直到清末还时有出现。

直接反映时音的韵书、韵图在近代数量也很大，它们记录了近古汉语语音系统的发展史，全面展示了中古音系向现代汉语语音系统演化的进程。近古音系或称近代音系，主要指元明清时期汉语实际的语音状况。它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音系，而是近代不同时段、地域多个不同的实际语音系统的统称。就近代音主要的代表性音系与中古音系比较，总体上是音系简化了。声母系统主要表现为，全浊声母清化而消失，知庄章三组声母合流，轻唇音声母非敷奉合流等，以十九母、二十母、二十一母为多见。韵母系统，入声韵消失，[－m]韵尾消失，主元音合并，四呼形成，从中古十六摄向《中原音韵》十九韵发展，韵母数量大大减少，一般都在五十个以内。声调系统，平分阴阳、浊上变去、入派三声，打破中古声调类型的基本格局，重建了近现代汉语的声调类型。总之，近代汉语六百多年的语音发展，完全脱出《切韵》音系的千年藩篱，为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形成铺平了道路。

1、《广韵》后韵书的沿革

《集韵》是《广韵》的增修本，成书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丁度等奉诏依“务从该广”的原则为补《广韵》“繁略失当”而加以重修，书成赐名《集韵》，意谓“集大成之韵书”。《礼部韵略》是《集韵》成书之初，丁度等奉诏“刊定窄韵十三处”编成的缩略本，成为宋代科考的官家标准韵书。至南宋末二百多年间，《礼部韵略》不断增补修订和翻刻，新版印行则旧版废弃，尤以国子监统一刻印颁行的“监本”为多，然均已亡佚。今见者有绍兴年间毛晃父子所撰《增修互注礼部韵略》（1162）、淳熙年间《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淳祐年间江北平水人刘渊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1252），把《广韵》206韵归并为107韵，即把传统的“同用”数韵归并为一韵。刘渊书后亡佚，元黄公绍作《韵会》时所分107韵正由此而来。金人平水书籍王文郁也撰有《平水韵略》（1227），将“拯、等”并于“迥”，为106韵，少刘渊一韵。后“诗韵”普遍用106韵，通称“平水韵”。从《切韵》到《唐韵》到《广韵》，再从《集韵》《礼部韵略》到“平水韵”，分韵有多有少，收字、训释逐渐增多，但整体语音系统并无多少改动。“诗韵”（平水韵）一直沿用到明清，都沿用106韵而不改。其后出现的《会文堂词韵》、《词林正韵》等“词韵”之书，虽然在韵类归并上与“平水韵”差距很大，也部分地反映了实际的语音变化，但词韵类韵书总体上与诗韵类一样，仍然只是对《广韵》韵类的改并，基本语音系统仍未变，仍然属于《切韵》音系的韵书。

近古沿袭中古《切韵》音系的韵书也有改变较大的，如金朝真定松水人韩道昭在《广韵》、《集韵》基础上编成的《五音集韵》，成书于金泰和八年（1208），收字、篇幅与《集韵》相当，但韩氏照顾当时北方语音的实际情况，将206韵合并为160韵。该书最大特点是把宋代等韵图所用的字母、等呼概念引入韵书，各韵之内用三十六字母次序来统率所收韵字并分列小韵，且标明每个小韵属四等中的哪一等，编排风格上大胆突破而具有一定的变革精神，影响了此后的等韵图和新式韵书的制作，如元刘鉴《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明兰茂《韵略易通》深受其影响。又如元黄公绍为“正千余年韵书之失”而编成《韵会》（1292），篇幅浩大，熊忠摘录其要编成《古今韵会举要》（1297），采用刘渊107韵，依《五音集韵》体例按七音清浊三十六字母列字，更重要的是在各韵之下又参照当时韵书《蒙古字韵》《七音韵》所反映的实际读音再分音类，在同一平面上显示“旧韵”与“今韵母”之间的分合情况，显示了中古音向近代音演化的诸多事实，如入声韵尾的消变，舌音、齿音声母的合并，韵母主元音的合并等。这类韵书的改革，为全面反映近古时音的新型韵书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2、《中原音韵》音系及其相关韵书

近古音系最具代表性的韵书是元代周德清编撰的《中原音韵》，它在汉语语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此前已出现过反映元代实际语音系统的《七音韵》、《蒙古字韵》和《古今韵会举要》等韵书，表现了声母、韵母、声调方面的诸多变化，已是《中原音韵》的前兆。

《中原音韵》成书于元代泰定元年（1324），主要据当时著名戏剧家关汉卿、郑光祖等人的作品，即根据当时北方地区的元曲用韵编写成的一部韵书，主要以通行于北方广大地区的“中原之音”为依据，编撰目的是“以为正语之本，变雅之端”，为时人制作词曲提供音韵规范。其体例首先分十九韵部来列同音字表，不标声母和介音，不注反切和直音，也不释义。这种全新的韵字排列完全颠覆传统韵书的体例，既直接地展示当时北方话的声调系统，又适应元曲格律和用韵的实际需要，是当时实用性很强的通用韵书。其《韵谱》把收集到的5866个元曲常用韵脚字分类编成曲韵韵谱，依据当时北方通用语的语音系统把它们划分为十九个韵部，在每个韵部下依声调分成“平声阴、平声阳、上声、去声”，而入声字则分别派入平声阳、上声和去声之中；再在每个声调之下，又按照声母的不同，分别列出一组组同音字，并用圆圈隔开，其结构更像一个由同音字群组成的巨大字音表。十九个韵部按小韵作归纳分析，各部分别可得出一至四个韵母不等，总计有47个韵母，即《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有关《中原音韵》声韵调系统及其音值的研究有多家，这里采用的是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的结论与拟音：

一  东钟    uŋ    iuŋ                  二  江阳   aŋ     iaŋ   uaŋ

三  支思    ɿʅ                         四  齐微   ei      i     uei

五  鱼模    u     iu                   六  皆来   ai     iai    uai

七  真文    ən    iən   uən  iuən       八  寒山    an    ian   uan

九 桓欢    on                         十  先天         iɛn          iuɛn

十一  萧豪    au    iau   iɛu            十二  歌戈   o     io     uo

十三  家麻    a     ia    ua            十四  车遮         iɛ           iuɛ

十五  庚青   əŋ     iəŋ  uəŋ   iuəŋ      十六  尤侯    əu   iəu

十七  侵寻  əm    iəm                 十八  监咸    am   iam

十九  廉纤          iem

《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与《广韵》相比，明显简化了许多，《广韵》有206韵142个韵母，《中原音韵》只有19部47个韵母。大量简化主要有如下原因：1）入声韵全部派入相应的阴声韵中去了；2）《广韵》把声调不同而韵母相同的字分列为不同的韵，《中原音韵》的一个韵部就包括平、上、去声调不同的韵，韵目数大大减少；3）《广韵》是综合性读书音系，分韵数很多，《中原音韵》基本上是单一音系的实际读音，故韵类和韵母数都少得多；4）韵母的合流，汉语语音发展到元代，很多《广韵》有区别的韵母都合流了。

对《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作过研究的有罗常培、赵荫棠、陆志韦、李新魁等，这里仍取杨耐思先生的21声母及其拟音：

唇  音：帮[p]   滂[p‘]   明[m]   非[f]   微[v]

舌  音：端[t]    透[t‘]   泥[n]    来[l]

齿  音：精[ts]   清[ts‘]   心

           章[tʃ]   昌[tʃ ‘]   生[ʃ ]   日[ʑ]

喉牙音：见[k]   溪 [k‘]   疑[ŋ]   晓[x]   影[Ø]

与中古“三十六字母”比，《中原音韵》全浊声母已全部清化，发音部位和方法有明显的合流、简化：“帮－帮并、滂－滂并、明－明、非－非敷奉、微－微、端－端定、透－透定、泥－泥娘、来－来、见－见群、溪－溪群、疑－疑、晓－晓匣喻、影－影喻、精－精从照、清－清从穿、心－心审邪床、章－照床知澄、昌－穿床彻澄禅、生－审床禅、日－日”。

《中原音韵》声调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调类已同近现代普通话。从《广韵》音系到《中原音韵），声调的变化是“平声分阴平阳平”、“全浊上声变为去声”和“入声派入阳平、上声和去声”。“入派三声”的规律是全浊入声字变为阳平，次浊入声字变为去声，清声母入声字则全部变为上声，此时清声母入声字还未散入阴平、阳平和去声中去，故有别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入派四声”。

《中原音韵》行世后，影响很大，补订与改作之书时有出现，内容大同小异，音系变化无多。这类“《中原音韵》系韵书”多是曲韵书，主要有元卓从之《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又名《北腔韵类》）、已亡佚的《中原雅音》（明章黼《韵学集成》多所引述）、明宁献王朱权所撰《琼林雅韵》、明陈铎撰《词林韵释》（又称《菉斐轩词林要韵》）、明王文璧《中州音韵》、明范善溱《中州全韵》以及清王鵕《中州全韵辑要》、清周昂《增订中州全韵》、清沈乘麐《曲韵骊珠》等，北曲类韵书基本与《中原音韵》同，南曲类韵书则以《中原音韵》为主而兼及南方音特点，主要是入声及个别声母的分立。

3、明清时代的其他韵书

明清相继出现了一批反映近代汉语各类语音状况的韵书，提供了许多口语语音的材料。近代音音系的研究可分“官话音系”和“方言音系”。官话音系也不是单一的，不但各时段的官话音韵文献所反映的官话音系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时段出自不同作者之手的音韵文献反映的官话语音也常有声韵调某方面的差异。近代汉语官话的发展受到各种不同环境的影响，其语音标准不大可能很严格和同一，致使历朝官话乃至同一朝代的官话往往是在大同之中存小异，有共同的演变大趋势，又有各呈异彩的小特色。有关近代音的音韵文献很多，其中方音文献尤为丰富，难以一一介绍，只就官话音系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献作简略性介绍，以便上承《中原音韵》音系，下接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

明乐韶风等奉诏编撰的《洪武正韵》成书于洪武八年（1375），其《序》强调编撰宗旨是“一以中原雅音为定”，而“复恐拘于方言”，可见它追求通用规范的目标与《中原音韵》是相同的，推崇北方共同语的“中原雅音”，也就是明朝官家通用的规范语音，即明代初期的官话。《洪武正韵》分阴声韵和阳声韵的平、上、去三声各为22韵，共得66韵；入声韵10部10韵，总共为76韵。这个分韵系统既是对毛氏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改并重编，也参照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声调上平声不分阴阳，声母上保留了全浊声母，这也有存古的意味。其声母根据书中反切可归纳为31类，对中古三十六字母有所归并，即“非敷”合一，“知照、彻穿、澄床、泥娘”相混等，这个声母系统与反映当时语音实际的《蒙古字韵》是基本相合的。应该说，《洪武正韵》基本上反映了明代初年通用的官话语音系统，同时也有参照和迁就传统韵书的成分，有它特定的研究价值。

明兰茂《韵略易通》编成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距《洪武正韵》六十年左右，反映的是当时流行于云南一带的官话实际语音。《韵略易通》用一首《早梅诗》分声母为20类，据王力的拟音为：“东[t ]、风[f]、破[p‘]、早[ʦ]、梅[m]，向[x]、暖[n]、一[ø]、枝[tʂ]、开[k‘]，冰[p]、雪、无[v]、人[ʐ]、见[k]，春[tʂ‘]、从[ts‘]、天[t‘]、上[ʂ]、来[l]”。与《中原音韵》21声母比，只是将疑[ŋ]母字并入了零声母。《韵略易通》分20个韵部，与《中原音韵》的19韵比，只是把“鱼模”分为“居鱼、呼模”两部，反映了撮口呼[y]的成立。声调上平声字分阴阳，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明末，山东人毕拱辰改并《韵略易通》为《韵略汇通》，把20韵部归并为16韵部，反映了二百多年间的实际语音变化，即北方话收[－[m]尾的韵母消失而归并于收[－n]尾的韵母等。

明徐孝编《合并字学篇韵便览》，刊行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全书四个部分中有韵书《合并字学集韵》、韵图《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简称《等韵图经》），韵书和韵图相配合，虽托名重订司马光《切韵指掌图》，实际内容却反映了当时顺天（北京）一带的语音实际。声调分“平（阴平）、上、去、如（阳平）”四声，入声已真正消失。韵母系统将十六摄合并为十三摄，韵尾收[－m]的“深、咸”两摄并入[－n]尾韵中，“梗、曾”并入“通摄”， “江”并入“宕摄”，又增“垒摄”和“拙摄”，这十三个韵部与现代曲艺的十三辙大体相同，且韵字的排列显示开齐合撮四呼已基本形成。声母19个，即变《韵略易通》“无（微）母[v]”入零声母，知照系和日母演变而来的[tʂ、tʂ‘、ʂ、ʐ]四母所拼的二、三等韵合流为一，则三等韵由齐齿呼变为开口呼，也就是当时卷舌声母已经不与[－i] 介音相拼了，见组和精组细音字合流（尖团合流）在《便览》中已经初露端倪。《等韵图经》及时地表现了明末北方话中声韵调系统所发生的较大变化，其音系与现代北京话音系十分接近。

清初直隶唐山人樊腾凤撰《五方元音》，约成书于顺治十一年（1656）之后，后年希尧增补并改名为《重校增补五方元音全书》，主要是增韵字和加注释。嘉庆间赵培梓又改编为《剔弊广增分韵五方元音》。赵荫棠在《等韵源流》中称该书为明末清初“一部可以作殿军的代表韵书”。该书实为删并兰茂《韵略易通》而成，声母20个承《韵略易通》“早梅时”，但认为《韵略易通》“母失次序”，故改回三十六字母依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有序排列：“梆[p]、匏[p‘]、木[m]、风[f]，斗[t ]、土[t‘]、鸟[n]、雷[l]，竹[tʂ]、虫[tʂ‘]、石[ʂ]、日[ʐ]，剪[ts]、鹊[ts‘]、丝、云[j]，金[k]、桥[k‘]、火[x]、蛙[w]”。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排列顺序基本上依此而来。为凑足20声母，樊氏把“早梅诗”中“无”母和“一”母中的部分零声母字归并为“蛙[w]”，把“一”母其它字立为“云[j]”，其实“云、蛙”都是零声母，实则只有19声母，与《等韵图经》的一致。又并《韵略易通》20韵为12韵“天、人、龙、羊、牛、獒、虎、驼、蛇、马、豺、地”，大量归并前人韵部，始于“天”而终于“地”，人和动物在中间，受易学天地人三才观念的影响。为合“十二”元会之数，一个“地”韵就包含了《韵略易通》三个韵部，计有[ɿ、ʅ、i、uei、y]五个读音不同的韵母。不过，该书韵部的归并基本上还是语音发展演变实际情况的反映，清初马自援《等音》、林本裕《声位》等著作分十三韵，就与此十二韵很相近，《康熙字典》卷首所载《字母切韵要法》十二摄也与此大致相同。王力《汉语语音史》参照现代十三辙，将其分析为15个韵部，即“中东、江阳、支思、衣期、居鱼、姑苏、怀来、灰堆、人辰、言前、遥迢、梭波、麻沙、乜邪、由求”，这个韵部格局和现代北京话大体一致，此后的变化也就不大了。声调方面，《五方元音》韵书表面上分上平、下平、上、去、入五类，但从其韵书收字和韵图列字看，实际上入声韵尾已经消失而溶入相应的阴声韵中去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四声局面从此基本定型，一直沿用到现代普通话。

现代普通话声母系统不分尖团音，清乾隆年间的北方话中尖团音的对立在逐渐消除，见晓组细音齐撮两呼字的声母已不断腭化为［tɕ、tɕ‘、ɕ］，故成书于乾隆癸亥年（1743）无名氏所撰《圆音正考》考求正处于尖团合流的“团音”，正反映了这一音变现象。在约一百年前的《五方元音》里，十二韵中都存在见、精两系的洪、细音明显分组现象，正是两系细音字声母全面腭化为［tɕ、tɕ‘、ɕ］的前奏，比徐孝走得更远，为尖团音问题的研究保存了系统的早期资料。《五方元音》十九声母加上见、精两系细音字腭化声母［tɕ、tɕ‘、ɕ］，就是二十二声母，就形成了现代普通话声母的基本格局，此后也就变化无多了。

《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撰《李氏音鉴》，成书于嘉庆十年（1805），全书用三十三段问答来表述作者的音韵观点，后列字音图表。其声母用“行香子”词来代表：“春满尧天，溪水清涟。嫩红飘，粉蝶惊眠。松峦空翠，欧鸟盘翾。对酒陶然，便博个醉中仙。”这三十三字的“松石字母”实际上有介音“粗、细”之分，如“满”粗“眠”细、“陶”粗“天”细等，故实际上只有二十二个声母：“博便[p]、盘飘[p‘]、满眠[m]、粉[f]，对蝶[t]、陶天[t‘]、嫩鸟[n]、峦涟[l]，中[tʂ]、春[tʂ‘]、水[ʂ]、然[ʐ]，醉[ts]、翠 [ts‘]、松、欧尧[ø]，个[k]、空[k‘]、红[x]，惊酒[tɕ]、溪清[tɕ‘]、翾仙[ɕ]”，二十一个声母加零声母，与今普通话声母完全相同了。至此，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系统就定型了，二百年来，没有变化。李汝珍少年在大兴（今北京市）长大，二十岁左右随其兄到地处今苏北的海州板浦定居，《音鉴》是为童蒙初学所撰的音学入门之书，强调反映时音和方音，故他在多处表明“此编悉以南北音并明”，他的“北”是18世纪中后期的北京音，“南”是当时海州板浦音中与北京音不同的部分，问答中常常是“南音”与“北音”对比的。《音鉴》卷六“字母五声图”是以声母分类为主列成的字表，韵的分类退居其次，分韵为二十二，收[－m]尾韵母全部归入[－n]尾韵母，剥除其中掺入的“南音”成分，就是当时的北京音韵母系统，已经与现代汉语普通话差别甚微了。声调分五类：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入声分出自然掺杂“南音”，剔除“南音”所得北京音的声调系统也明显是“入派四声”的，即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与今普通话相同，可能调值与今北京音还有些不同。总之，《李氏音鉴》记录和论及当时的北京音，声、韵、调系统已经具备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系的框架和基本特点，是汉语中古音向近现代音演变的一个总结。

至此，现代汉语语音系统的基本格局已经形成，汉语语音的发展史也有了一个概貌性的系统展示。此后清人编的韵书还有很多，其中反映官话音系的内容往往大同小异，抄撮汇编之类的较多，偏于应用型的“便览”、“集成”之类的较常见，有建树和新见的不多，故不烦一一论及。反映近代官话音系的韵图也很多，但音系上有实质性变化的也不多见，等韵图的基本原理在介绍《韵镜》一系韵图时已经讨论过，故不再对明清韵图作进一步的介绍。需要更深入学习者，可阅读各类专门的音韵学著作和有份量的专题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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