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安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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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为主，唯我独尊

——李白个性思想探析

赵 鲲

    摘要：目前学界对李白个性思想的研究多停留于对其个性张扬，思想驳杂的现象性描述上，而很少有人追问：李白之所以有如此驳杂的思想及精神风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笔者通过对李白“我即英雄”、“我即仙人”的意识，诸子百家，为我所用的思想态度，及“物我泯一” 的生命哲学的考察分析，认为“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自我意识是其个性心理的根本生发点。而此种心理的成因，则是自负与自卑相混合的产物。李白的“自卑感”，主要来自其受歧视的家世。以上观点，对于更深层地认识李白或许不无意义。
    关键词：李白；个性；以我为主；唯我独尊

    毫无疑问，李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奇情异彩，最有个性的人物之一。李白以狂浪纵恣，摆去一切束缚的作风挟其豪放飘逸的诗篇，令当时及无数后人为之神动心折。他一方面有强烈的入世念头，欲成帝王之业，另一方面又不断幻想着成仙得道洒然而去。李白的思想有时是道，有时是儒，有时又是一派侠客浪子作风，这么多看来很不和谐的因素是如何集合在他身上的？与其复杂的思想相应的是李白极其独特的个性——狂放、自负、傲岸、率真、洒脱、叛逆，这些词都可以用来形容李白的个性风度，但这些情态背后的根本生发点是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与其个性大有关系。目前学界对李白思想个性的研究，似乎更多地是停留在对其思想驳杂，个性张扬的现象性描述上，而我们现在要追问的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李白之所以有如此驳杂的思想及精神风貌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以为，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李白的自我意识的洞察。李白是个自我意识极其强烈的人，他的诗中有强烈的“我”的色彩，如“李白与尔同死生”，连“我”的名字都跳了出来；再如“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登太白峰》），一种俯视一切，以我统摄一切的气息扑面而来。李白的观物态度是以“我”统摄一切，物皆着我之色彩。他的自我形象始终是一个“大我”的形象，他心目中的自我不但超越人间一切凡人，而且也超越天上神仙，其自我形象甚至大到“天为容，道为貌”的地步，这已经超乎道家始祖老子所谓“道法自然”的极限。李白一生最大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完成一个大而又大的自我。“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是李白对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态度，是其个性的根本生发点，或者说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心理特征。这一点渗透在李白的整个思想意识中，是我们认识李白的“基调”。
    一、“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表现
    李白“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可由四个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李白有一种“我即英雄”，“我即仙人”的自我意识。
    李白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入世为英雄，出世则为神仙。李白表白其政治理想的豪言壮语甚多，最典型的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这一段话。“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李白最钦羡的人是古代的王佐之才，他最想成为的人不是诗人或隐士，而是英雄，即帝王师，其成道成仙之志是以济世之志为前提的。他毕生都做着“风水如见资，投竿佐皇极”（《酬坊州王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的美梦，始终真诚地相信自己有命世之才，他所倾慕的英雄人物全是他自许的对象，“自言管葛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放后遇恩不沾》），李白相信自己就是英雄，他泯除了“我”和英雄人物之间的界限，如“我隐屠钓下，尔当玉石分”（《赠瑕丘王少府》），在时空错综的诗学思维中，曾为屠人，垂钓渭滨，最终成为周文王之王者师的姜尚被竟被李白替换成了自己。李白似乎从未怀疑过自己的经世之才，直到流放夜郎之后仍然认为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一命不沾，四海称屈”（《宋中臣自荐表》）。“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催兮力不济”，他将自己的流离坎坷，无所成事归因于时命不济。
    从李白表达政治抱负的口气来看，他的理想位置就是“帝王师”。翦伯赞《中国史纲要》第二册中说：“李白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抽象的”，这话说得很对。李白有许多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豪言壮语，但却几乎没有什么具体内容。可见，李白是个一辈子枕在英雄大梦上从未醒过的人。他以王霸大略自负，崇拜英雄人物，其实就是崇拜他自己。李白在观古代英雄人物时，是把英雄人物纳入了“我”的理想化的心理结构中，英雄人物皆着我之色彩，这正体现了“以我为主”的个性特征，而“我即英雄，英雄即我”的自负，就是“惟我独尊”的表现。
与“我即英雄”的心态相似，李白的游仙诗中的“自我”也极为突出，俨然“我即仙人”。
    萧飒古仙人，了知是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挟两青龙。（《古风》其二十一）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仙人浩歌望我来，应攀玉树长相待。（《怀仙歌》
    仙长叹惊此物，千崖万岭相萦郁。身骑白鹿行飘飘，手翳紫芝笑披拂。（《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仙人不见我，明月空相知。（《泾川送族弟》卷十八）
    麻姑搔背指爪轻。（《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
    在李白的神仙想象中，“我”和仙人之间的界限已被泯除，“我”即仙人，至少“我”和仙人之间是平等的。仙人羡慕我的“五云裘”，见“我”来则浩歌相待，不说“我不见仙人”，而说“仙人不见我”，以及“我”支使麻姑搔背等想象，表现出的甚至是高仙人一等的气概，仿佛我不但是仙，而且是“上仙”，如此之“我”，的确高妙得无以复加了。
    李白的求仙心理是很复杂的。从社会层面说，他修仙有个明确的目的，即修成像陶宏景、司马承祯，吴筠那样的高道，适时用世，为王者师。以救世济俗为心，遁化长生为迹是李白所信奉的茅山道派的一贯理论。显然，这一目的，李白并未达到。从超越的人性层面说，李白求仙是为了摆脱世俗社会的束缚，求得自我之解放。“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李白心中恒有一个纯洁自由的灵境在时刻吸引着他，而现实偏又使他不得舒展，于是他向往仙境以“挥斥幽愤”的意愿也就愈加强烈。要抵达自由的灵境，就必须超越一切束缚心灵之物，“放心散漫”，如大鹏之逍遥乎天地之间，而大鹏正是李白每以自比的“大我”的象征。大鹏一样的李白不附属于任何圣贤，“谑浪万古贤，以为儿童剧”（《赠友人三首》）；也不附属于王权，“遨游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玉壶吟》），“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总之，不自由的人间社会容纳不下李白追求绝对自由的心灵，他只好逸出人间而腾入仙界，以“三十六帝之外臣”自居。虽然李白对神仙的追求不无怀疑和失望，但就其对仙道的信仰和追求而言，的确表现出了一种“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意识。
    可说明李白“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第二点是李白的“齐出处”的思想。
    所谓“出”与“处”是横亘在中国古代士人心中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文化中，“处”指入世，“出”指出世，这里的“出世”其实是指脱离政治生活，回归自然，即陶渊明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中国古代，为官行义是知识分子人生的必然指向，舍此几无以体现其人生价值，但“处庙堂之高”，则需以失去心灵的自由任适为代价，“处江湖之远”又心恋魏阙，“出”与“处”永远都是一对矛盾，太白自不例外。但李白有一种很美妙的出处同一，出处在我，由我来主宰命运的思想，笔者姑称之为“齐出处”的思想。
    李白在《玉壶吟》中说：“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嚬，丑女效之徒累身。”东方朔自称乃避世于朝廷间者，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文选》王康琚《反招隐》诗曰：“小隐隐于薮，大隐隐于市。”李白所崇尚的是一种超脱于出处之形迹，而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即庄子所谓“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境界。他在《赠清漳明府侄聿》中称赞李聿道：“弦歌咏唐尧，脱落隐簪组”（“簪组”代指官）。李白意谓“隐”不必非藏于山林不可，身处官场照样可以隐，“且夫曹官绂冕者，大贤处之，若游青山，卧白云，逍遥偃傲，何适不可？小才居之，窘而自拘，悄若桎梏，则清风朗月，河英岳秀，皆为弃物，安得称焉？”（《夏日陪司马武公与群贤宴姑熟亭序》），出即处也，处亦出也。隐于山林，借山林之清净以修炼心灵之清净，这还是有所待，并没有“外物”，而隐于簪组，则是有恃于中，无待于外，“心和得天真”。出与处都是道和心的表像、形迹，形虽异而道同。“出处”为粗，“道心”为精，遗粗而取精，故不必拘泥于出处之形迹。
    李白多次表达这种“齐出处”的思想。他称赞商山四皓“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商山四皓》），称赞张良“留侯将绮里，出处未云殊”（《赠韦秘书子春》），“出处未云殊”即“齐出处”之意。他用闲云的随意舒卷比喻进退自如的人生：“闲云随舒卷，安识心有无？”（《赠丹阳横山周处士惟长》）这种无心的舒卷是在“我”而不在他的——“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在我”，即与外物保持平等，以保持“我”的自由适性。 “吾不凝滞于物，与时推移，出则平交诸侯，遁则以俯视巢、许。朱绂狎我，绿萝未归，恨不得同栖烟林，对坐松月”（《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吾不凝滞于物”，即物物而不物于物，李白和庄子一样，最不喜心为物役。李白以为“惟我为大”，所以他要出处由我而绝不能牵于外物。
    第三点，诸子百家，为我所用。
    李白的思想驳杂，难以归属，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我们似乎有所忽略的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李白的思想为什么会如此驳杂？我以为其深层心理机制仍在于其“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
    李白二十七岁时所写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文对他的人生理想有一段最完整、最精彩的表述：
    今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乃纠蟠龟息，遁乎次山。仆尝弄之以绿绮，卧之以白云，漱之以琼液，饵之以金砂。既而童颜愈春，真气愈茂，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映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青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意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
    由此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李白的思想虽驳杂，其要点却不出道、儒二家。他的思想的确以道家为主，其与儒家契合处主要在强烈的用世观念上。
    从根本上说，李白的思想以道家为根底，这已是目前李白研究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共识，本文不再做具体论述。这里要着力说明的是李白的道家思想是如何与他的其它思想相统一的，从而证明李白个性的根本生发点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
    道家从老子开始就未曾放弃过用世之念。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后来，庄子“以天下为沉浊”，视功名若敝屣，乃是出于不得已的。秦以后的道家，在西汉演为“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是十分老到诡秘的用世哲学。西晋道教学者葛洪的《抱扑子》分内篇、外篇，内篇讲修道成仙理论，外篇即讲用世之术。南朝陶宏景既为大道士，又是“山中宰相”，其所创茅山道派实以遁化长生为迹，救世济俗为心。这种用世倾向，到唐代则愈加明显。许多人都把用世和求仙视为相辅相成，合而为一的处世方式。比李白略晚的李泌就是出入于道、儒，辅佐了三代帝王的成功的王者师的典型。所以，在“用世”这一点上，儒、道两家虽各有其路数，其用世意识却是完全相通的。从总体上看，道家是“退的哲学”，而儒家则是“进的哲学”。但道家是退中有进，以退为进。李白说他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之前先要隐居山林，纠蟠龟息，服食饵砂而深积厚养，就是典型的道家的“明道若昧”，“以退为进”的思路。
    李白是个天生狂放，不喜约束，大气磅礴的人，儒家的正经规矩势不能见容于他。李白有时狂来，甚至“凤歌笑孔丘”，但其实他对孔子十分景慕和同情。“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时命或大谬，仲尼将奈何？”（《经南陵题五松山》）他临死前所作《临路歌》叹曰：“后人得之传次，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以孔子自比，大有“萧条异代不同时”之慨。李白之所以能和孔子契合，在于其与孔子相同的经邦济世的理想。“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这才是李白的真心。李白和孔子都是以用世为“第一义”的。可以说，这种孔子精神强化了李白的用世意识，它与李白的道家思想并不矛盾。李白身上的“儒、仙”合一，并非可奇可怪之事，它是儒、道两种思想本身的相通在李白身上的体现。因为儒、道两家的用世意识，对于李白所要完成的“大我”都是适用的，所以就理所当然地都被李白所摄取了。李白对儒家思想所采取的扬弃态度，去其迂腐板滞，取其济世精神，正是他“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结果。
    关于李白任侠的事迹，风采，他的歌颂游侠的诗篇，这里就不做赘叙了。总之，从李白的自述和他人对李白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任侠的兴趣决不亚于求仙，李白是同时以“谪仙人”和“侠客”的面目风流于世的。“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李白之任侠，首先是为了行干谒之目的，以王霸武艺之大略奇气耸动王侯，建功立业。其次，真正的侠士都具有对正统秩序的叛逆意识。他们行侠仗义，我行我素，决不奴颜婢膝，这正极符合李白“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使鼓吹雉子斑曲辞》）的傲岸性格。叛逆这种个性心理，主要来自于后天环境的压制和伤害。李白的叛逆有天性的成分，但也与他的非正统的为当时社会所排挤的家世有很大关系。无论何故，叛逆是一种不屈服，以我为主的姿态。李白是一个把我行我素精神发挥到了相当程度的人，“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天子呼来不上船”，不正是惟我独尊的体现吗？再次，“李太白狂士也”（苏轼《李白碑阴记》），他经常处在求兴奋，求精彩的狂态中。而侠士们“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的生活，恰极能快人心意。当李白纵博豪饮，驰马游猎，胸胆为之开张，意气因而风发之时，他绝对是沉醉其中而不顾任何束缚的。“平明拂剑朝天去，薄暮垂鞭醉酒归”（《赠郭将军》），李白求的就是这种纵恣，豪健，英气勃勃痛快淋漓的生活。他留给后人的一个强烈的印象，就是极端的放纵，而放纵正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使然。
    既说到李白的思想、情态，就不能不提及他与纵横家的关系。李白跟深通纵横之术的赵蕤的学习，他的不求小官、不走科举、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等行为以及《上安州裴长史书》、《与韩荆州书》等文章散发出的浓厚的纵横之士的气息，足以说明他确乎与纵横家颇有关系。纵横家思想是综合了儒、墨、名、法、兵，阴阳等多种思想的“杂家”之学。李白思想的驳杂的确近乎纵横家，但纵横家最关键的之处在于它在吸收了各家思想之后形成的一种纵横捭阖的军事政治应变之术，而这一点李白显然并不具备，他并没有把纵横之术学到手，因此李白不能被归入纵横家。
    至于李白和佛教的关系，从李白的诗文中不难得出结论：李白受佛教的影响很浅。李白诗文中涉及佛教的只有五十余首。佛教之旨毕竟与道家相对立，受道家思想影响甚深的李白对佛教只是谈谈而已，决非信仰。李白对佛教的兴趣无非是崇尚其清净超脱罢了，这是浅层次的。
    以上便是李白思想的大致情况，虽驳杂却并不怎么矛盾。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淹没他，包办他。因为李白有着极为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总是从自己的理想，个性和需要出发来取舍各种思想。譬如，儒和侠一般来说是对立的，但李白对儒家只取其积极用世精神而弃其懦弱拘谨，这就和侠的建功立业精神，狂放豪纵的作风没有任何冲突了。李白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干，其独特就在于他能够将道、儒、纵横、任侠，各种精神元素杂糅于胸，这一点，实贯穿李白一生。其实，李白并不复杂，也不很深刻，他是丰富。儒、道、侠，纵横等各种思想或精神本身就有相通之处，这是李白能将其杂糅于胸的客观依据，但如果李白没有“以我为主，唯我独尊”的个性，则这种杂糅合并也无以体现。李白总是以“我”来统摄一切，他总是执拗地让外物为“我”服务，而不是萎缩成一个“小我”去迎合外物。
    第四，“物我泯一”的生命哲学。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李白是一个极其热爱自然的人，他一生不断开掘大自然的神奇，在自然中沐浴着美的光辉，纳天地之灵气于其胸中，从而得到一种自由任适的生命快乐。
    最能反映李白的自然意识的诗是《日出入行》。此诗由“万物兴歇皆自然”的天道推及人道，认为羲和、鲁阳“逆道违天，矫诬实多”，最后他高唱道：“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即意在与自然融为一体，即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之意，其磅礴万物的气概也极为相似。这种“泯一物我”的思想，不外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但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处处有“我”，总体上虽是“主客合一”的，但仍然强调主体性。李白对自然的态度，笼统地看，也是“天人合一“的路子，但李白在自然面前的自我感很强，在他对自然的观照中，经常有一个大大的”我“的形象屹立在天地之间，如“黄河万里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仿佛自然只是他的一部分。“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与“阳春”、“大块”相对待的人——李白，人和自然是平等的，和谐的，李白似乎冥冥中觉得自己就是自然之子。
    “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仿佛“吾”想囊括大块就可以囊括大块。李白想具有自然的禀性，使自己成为和大自然平等的，同样大气的存在。“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就是想和自然同体吗？而且即使在天与道面前，也俨然一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口气。
    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的观点，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一种整体的态度，个人生活中每种单一的反应都是其整体生活态度的组成部分。由以上分析可见，李白的个性、情态虽然复杂，但无论是对自我，对他人，还是对自然，他都有一个根本的态度——就是“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是李白个性的根本所在。
    二、“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形成缘由试探
    “以我为主，惟我独尊”，这只是对李白个性根本生发点的一种描述性的确认。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既然每个人的个性不同，就说明每种个性背后都有其具体的成因。那么，李白的“以我为主，惟我独尊”个性的形成原因是什么呢？
    按照弗洛伊德及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弗洛姆的自恋理论，我认为，李白的“以我为主，惟我独尊”的个性是强烈的自恋的产物，并且与他的“自卑情结”有很深的关系。
    读李白的诗，我们常感觉世上大事对他来说都易如反掌，匡时济世，扶危平乱只在谈笑拂衣之间，所谓“功成身退”，只是潇洒走一回尔。但事实表明，李白并无过人的政治才能，他惟有一个空洞的政治理想和一片赤字之心而已。说到底，李白只是一个狂想型的天才诗人。他可能有一种天才感，但他将其文学上的天才感错误地“扩大化”了，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为万世开太平的王者师，云游天外的仙人，在李白意中皆为可想可致之事。他在幻想状态中把自我凸现到了大而又大直与天地造化相匹敌的程度。弗洛姆在《人之心——爱欲的破坏性倾向》一书中说：“在自恋状态中，人与外在现实完完全全割断了联系，他创造了自己而取代了现实。他完全陶醉于自我之中，变成了自己的‘神和精神世界’”。显然，李白就是一个用自己创造的幻想世界取代了现实世界，沉醉其中和现实世界对话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的自恋者（虽然，自恋是人的一种普遍心理）。
    这种极度的自我夸张，按照阿德勒的个性心理学的理论，就是一种“优越情结”，而吊诡的是，“优越情结”和“自卑情结”又是自然联系着的。“对优越的追求和自卑感就如同正常的情感一样是一种自然互补的关系。如果感觉不到我们目前状态下的某种欠缺，我们就不会去追求优越和成功。” 阿德勒认为“自卑情结”每个人都有，它来自于童年创伤记忆，深藏于人的潜意识中，永远也不可能消除。阿德勒的这一理论，应该说颇有道理。但我认为，“自卑情结”未必全部只是来自于童年创伤记忆，只要是创伤记忆，都会在人的潜意识中留下自卑感，只不过童年的创伤记忆对人影响尤大。再退一步说，所谓“自卑情结”也不一定都是创伤所致。我想，用“欠缺感”来解释自卑的来源可能更合适些。那么，李白既然有如此明显的“优越情结”，按照阿德勒的理论，则他应有很深的“自卑情结”了？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李白有“自卑情结”，这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事实上，这绝非无根之谈，李白的确有他特有的自卑感，而且程度很深。
    李白的自卑感非关才能，非关外貌，在这些方面，他足以目空一切。李白的自卑感来自于他非正统的家世。
    关于李白的家世，历来疑团重重，众说纷纭。目前，普遍被大家接受的说法是：李白是西域少数民族出身，出生于中亚碎叶一带，其父亲是异族商人。大约在李白5岁，他们全家迁居四川江油青廉乡。关于以上家世问题，日本学者松浦友久有非常清楚有力的考证。松浦友久对李白异族家世的考证，旨在说明李白的“客寓意识”，即一种被当时社会所排斥，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归属的“疏外感”，进而造成的李白的行旅流浪意识。松浦友久认为这种“客寓意识”是我们对李白的“认识基调”。他在对李白的“客寓意识”进行论证的过程中，除了对李白出生地、民族等问题进行了澄清之外，还对其他几个疑团似的问题给出了令人豁然开朗的解释，譬如，我一直感到不解的一个问题是：李白为什么在他二十五、六岁离蜀后再也没有回归作为其“故乡”的四川，并且在他的诗文中几乎从未提及过他的家人。松浦友久说：“这一事实，与他作为异民族新移民之子被疏远的、又由“乡贡”制度被排斥的蜀中生活，恐怕有很大关系。” 松浦友久认为，李白的父亲从未有正式的中国名字，他的家庭始终都未被当地社会接受。在唐代著名诗人中，李白未参加科考，这也显得很例外。而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李白不屑于科举，他的家世先天性地使他被排除在了“乡贡”制度之外，这是李白未参加科举的一个现实原因。可见，李白的家世对他的社会地位，对他早年的成长都极为不利。我们虽无法得知这种家世给李白的早年生活带来的创伤性的具体事件，但就李白对其家庭的离而不返，讳莫如深的态度来看，可以肯定，李白的家世在他的早年生活中注入了巨大的创伤和阴影，这给他造成了很深的自卑感。在李白的一生中，他对这种欠缺感极力加以掩饰和超越。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李白的深层心理很重要。
    如果说李白的家世和早年的蜀中生活是他一生的隐痛，是他的自卑感的根源的话，我们就会对李白的个性、情感有更加根源于生活的认识。正是这一隐痛的存在，才大大地刺激了李白的叛逆个性，才会使他追求及时行乐，深入灵魂的漂泊无依感让李白深感生命的飘忽。正因李白的“痛”是远大于常人的，我们才可以感觉到他总是想扼注命运的咽喉——“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襄阳歌》），李白似乎在隐忍着一种很深的悲哀。“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恐怕只有心中充满血泪而又无法忘情于世的人才说得出这等言语。也许，正是因为李白在家世方面的隐痛，欠缺感太深了，他的理想才格外的大，追求才格外的强烈。这就是由自卑感导致的强烈的“补偿愿望”（阿德勒用语），而人在自卑与补偿愿望的混合意识中，很容易走向过分的自恋。人对欠缺感的补偿愿望，总是先从想象出发的，甚至往往就停留在一种想象状态中。当一种被排斥的感觉深植于李白心中的时候，他就顺势躲进了自己的幻想王国，在这里，他可以得到充分自足的自我价值。从思维特点上说，李白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观性使他缺少基于某种客观性的洞察力。他的意识世界，更多的是沉浸于从自我出发的幻想，他以此为真实，而他天才的想象力，恰好为其自我幻觉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其自恋状态也就更加牢靠。
    李白的自负、自恋，当然有他对于自己的天才的自我感觉的因素，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实为李白不可磨灭的一种内心驱动力，但基于自卑感的一种强烈的超越自我，为社会所承认的愿望也是形成李白的“优越情结”的重要的社会因素。在“优越情结”的驱使下，每个人都会从自己所欠缺的方面出发去追求某种成功。对于李白来说，他最大的欠缺来自于由家世所造成的被排斥的感觉，所以李白有一个强烈而具体的生活目标就是被社会所承认（如他对名誉的追求），并且由他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李白是一个在本质上不愿屈服于任何权威的人，此即“以我为主”；再者，李白对自己天才的高度自信，世俗制度对他及其家庭的压制，使他对流俗有一种强烈的鄙视，这便造成了“惟我独尊”的意识。总之，李白的狂放、自负、自恋有天性、天才的成分，但其后天生活、社会环境的作用也相当重要。
    无论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李白是一个被自恋歪曲了判断能力的人。他把自己看得过高，而把世界看得太简单了，他不是一个有自知之明，世事洞明的人。这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个性，虽不无虚妄，但却是对个性自由，对作为个体的主体价值的高扬。中国文化是重群体而轻个人的，它使中国文化走向专制和僵化，扼杀了自由活泼的创造精神，所以，在中国，像李白这样张扬个性而有崇高意识的人只嫌其少而不嫌其多。
    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自我夸大，藐视一切并非对一切人，这一点，只需读一读《赠汪伦》，《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便可知道。
                                           摘自：《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出处http://bailongma.blog.sohu.com/542851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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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与入世的动态失衡

——论李白人生悲剧的思想根源

高寒

    摘要：李白的人生遭际之所以以曲折复杂著称于世,其根源在于他思想和性格构成的复杂。本文试对李白的思想性格构成之诸方面进行归类分析，欲以明了造成太白先生人生悲剧的根源。
    关键词：李白  人生  思想  悲剧

    对于李白性格的研究，自1949——2006年的近60年里，国内学术界诸名家对李白一生的文学创作、政治生涯和非政治生涯进行考察，达成了李白性格构成多达九个侧面的基本共识。现将李白性格构成的九个侧面罗列如下：
    儒家思想
    根据陈贻焮《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兼论李白的从政思想和从政途径》、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袁立权《有诗才未必有治才》、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李白与儒家思想》等研究成果表明，儒家思想在李白的各类思想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葛景春为代表的更多的研究者对此进行具体论证时，又得出了四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孔子在李白思想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二）儒家积极进取的用世精神与安邦定国的理想主义——即入世思想，一以贯之地在李白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三）李白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有着鲜明的选择性；（四）李白的崇儒与大唐王朝“骨子里还是以儒学为主”的时代文化精神密切相关。又，裴斐《李白与历史人物》对李白若干作品进行个案分析与比较后认为：“李白崇尚儒家圣人……但他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更大；李白对谋臣加名士的历史人物特别倾慕，这是导致他既有自尊、自重与高傲的一面，又与纵横家的品格不合，与儒家中庸之道大相径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法家思想
    近二、三十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李白的法家思想并未与儒家思想相冲突，如林深《驳李白反孔说》、葛景春《李白嘲孔辨》等文，即以翔实的材料证实，李白虽然曾一度“凤歌笑孔丘”，但他一生并不反孔反儒，而是与孔与儒极度亲近，极度尊崇。又，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李白与儒家思想》中认为李白的思想体系中是确乎存在着法家思想的。
    仙道思想
    自唐人范传正《李白新墓碑》成文至今，学术界对李白的道教思想研究成果极其丰硕。如罗宗强《李白与道教》、《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对李白与道教的关系进行论证，认为道教对李白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名家都认为道教思想和信仰使李白更充分地发展他独立的个性与理想人格，而不受世俗礼法所约束左右。
    佛学思想
    随着对李白思想研究的拓展与深入，佛学与李白的关系，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纵观葛景春《李白与佛教思想》、章继先《李白与佛教思想》等研究成果，可得出以下结论：（一）、李白精通禅理，而且李白的佛学思想往往与老庄思想息息相关，以释济道，释道并用。（二）、崇尚自性清净，超脱厌世。（三）、佛教“观”、“照”学说对李白的艺术审美影响重大。
    纵横家思想
    林邦钧《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与风格》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是战国纵横家和侠义之士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融合与发展。战国纵横家以富贵利禄为目的的进取精神，被李白净化为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内涵的宏图大志。葛景春《纵横家的百科全书——李白与<长短经>》一文认为，李白的纵横家思想主要是接受了赵蕤《长短经》的影响，使他好口出大言，纵谈王霸，指责朝政，放言无忌，最终招致群小所嫉、昏君所弃的结局。总而言之，纵横家的入世思想也是李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家与游侠思想
    在对李白的纵横家思想进行讨论时，研究家们的视角其实已经关及墨家和游侠思想。自1949年至今，学术界对李白思想构成中的墨家与游侠思想之关系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以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政治思想之比较》为代表，认为李白的游侠思想是大唐时代气氛使然，与墨家思想并无直接联系。另一种以葛景春《李白与任侠》为代表，将李白的任侠思想进行全面分析，认为：（一）、李白的任侠精神，是与李白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息息相通的；（二）、李白的任侠，最能“展示他反叛传统的叛逆精神和冲破罗网争取解放的自由个性”；（三）、李白的任侠是墨子兼爱思想的体现。最后，葛氏就李白的任侠与墨子兼爱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指出：“墨子的博爱精神，使李白的诗歌闪耀出崇高、正义、无私、乐于助人、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光辉。”葛景春在此文的结论是：积极入世的任侠思想是李白思想极其重要的构成部分。与罗氏论调基本相似的还有任朝第《李白的游侠思想》等，任氏认为，李白的游侠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重然诺，轻死生，仗义疏财，急人之难，勇决任气，轻利重义，结纳豪俊，放纵享乐，挥金如土，豪饮好剑，为朋友出生入死，两肋插刀”；（二）、叛逆精神与英雄主义。
    总之，游侠思想与墨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处世态度，是李白思想构成的重要方面。
    隐逸思想
    隐逸在大唐特别是盛唐时期，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李白也莫能例外。对于李白的隐逸思想，陈贻焮《唐诗论丛·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有较为全面且深刻的阐述，认为李白的隐是一种待价而沽、见机行事的政治行为。对此，裴斐《李白十论·论李白的隐逸》将李白与陶渊明二者的隐逸进行比较，其论述更为深入。裴文指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弃世归隐，实在清高得很。李白则因‘济世’、‘济苍生’的抱负和才能无处施展，不得不归隐，其悲剧性更为深刻。”
    总括诸名家关于李白隐逸思想的论述，可得出如下结论：李白的隐逸是为了提高个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目的在于以谋臣策士出仕；同时，他的隐逸也含有对权贵和个人的政治失意进行抗争的用意；李白的隐逸归根到底是为了出仕，换言之，他的出世是服务于入世的，是为了入世才选择了暂时出世的行为方式。
    哲学思想
    关于李白的哲学思想，建国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在两个大的方面：即李白的宇宙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历史观，和他的人格本体论。比较重要的文章有葛景春《李白与庄子哲学》、李子龙《李白与老庄孔人生哲学比较》、杨海波《试论李白的哲学观》、张瑞君《庄屈思想与李白性格》等。
    在李白的人格本体论方面，葛文指出：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对李白的人格起了解放的作用；“对他追求个性自由，抨击社会黑暗，傲视权贵，摆脱传统束缚，追求自我实现产生了极深影响。”葛氏的这一论点，显然是把庄子“射姑仙人”、 “空谷幽兰”式的人格理想与李白孤傲、狂狷以及拒绝与世俯仰的人格追求联动而言的。李子龙更独到地认为，老庄哲学的核心是“保身”、“达命”，李白“达命”则有之，而对“保身”则全然不予考虑。孔子欲图由“礼”入“仁”，而李白则追求个性自由。
    所以，在人格本体论方面，老、庄、孔都对李白有所影响，但是李白与他们都有所不同：他超越了儒家齐整有序的“礼”，从而追求人格和个性的独立；又超越了老庄的“清净”、“无为”，终其一生都在为“济世”奔走。这种人格构成具有广泛的开放性特征，使李白在失意潦倒之际依然保持着纯净的心灵和刚健进取、昂扬不息的精神。
    文学思想
    李白的文学思想，可视作李白性格、思想的文学再现。王运熙《李白研究》、《李白的文学批评》、罗宗强《李杜论略·李白与杜甫文学思想之比较》等多有著述，因与本文文旨无关，故不罗列。
    通过以上李白思想构成九个方面内容的罗列，使李白思想和性格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得以体现。
    如果将李白思想构成九个方面的内容，以“出世”和“入世”为标准加以归纳，则有以下结果：(一)入世思想：儒家思想、法家思想、纵横家思想、墨家和游侠思想；（二）出世思想：仙道思想、佛学思想、隐逸思想；（三）亦入世亦出世思想：儒家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三个类别，构成了李白性格中的多项矛盾冲突。欲图参与世俗竞争的入世思想，与“清净”、“保身”为宗旨的出世思想，在处世的动机方面是格格不入的。多元化的思想冲突使李白在面对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显得极为艰难而且痛苦，例如二入长安作为翰林学士的他在面对政敌的攻击和反对时，入世欲图“济世”的政治理想与建立在出世思想基础之上的个体人格就有了水火不容的剧烈冲突，经过艰难痛苦的思考，清白不容玷染的人格追求和刚直傲岸的个性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出世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李白思想的矛盾和冲突还不仅于此：即使是在同类思想之间，这种因艰难的人生选择所导致的思想冲突依然存在。例如强调以法令制度为行为准则的法家，注重张扬个性和个体能力的游侠、纵横家，追求中庸之道的儒家这三者之间，无论是在个体人格理想实践还是在政治理想的实施方面，都有着无法协调的矛盾。
    所以，当李白发现自己以理想人格为体、以“济苍生”和“功成、身退”为相、以个人卓荦的才华为用的入世理想失败以后，按照自己的思想价值判断，他选择了“且放白鹿青崖间”式的出世人生；正如上文所言，李白的出世是服务于入世的，是为了入世才选择了暂时出世的行为方式。所以，他的出世，全然没有远离了红尘世俗的仙道黄冠、隐逸之士对家国天下、黎民苍生所固有的超然、冷漠和内心的清净、安详。他的内心，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李白一生的悲剧，就在于他入世而不肯诎于世，出世而不肯遗于世的双重执着所导致的多元化的思想矛盾———即出世与入世的动态失衡。这种失衡所导致的执着的痛苦与超拔的力量，长期延续并且不断深化，一方面是李白人生的悲剧根源，另一方面，对这种失衡所导致的执着的痛苦与超拔的力量的文学表现，正是李白诗文鲜明的文化个性与独特的艺术魅力所在。清人龚自珍《最录李白集》云：“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即本于此。
参考文献
    [1]王辉斌《李白思想研究综述》[J];济宁师专学报; 1995年第4期
    [2]殷璠 《河岳英灵集》
    [3]李白 《梦游天姥吟留别》
    [4]许总 《论李白的思想文化性格》，[J]《东南文化》;1995年01期
作者简介：高寒（1972-），男，甘肃省定西市。现供职于甘肃省合作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文学学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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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一生思想上渴求入仕做官

葛承雍

    既然提到李白，恐怕无人不知不晓，特别是他的同时代朋友和后世文人们在李白身上寄托着自己的希望，十分赞誉他对达官贵族的“轻蔑”态度，一首诗歌更是着意刻画他“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平生傲岸、叛逆不羁的形象被后人拔高夸大，其实真是一场天大的误会，李白并非像他自己宣称或别人颂扬的那样远离权贵，而是一生都应酬周旋、奔走于朱门显宦之间。 　　
　　从青年时代起，李白就遍访四川地方要员，拿着当时的“名片”投刺京城来蜀的官僚，得到过以礼部尚书衔出任益州长史的苏廷页赏识。为了十年寒窗脱青衿，一朝能为帝王师，他隐居岷山待价而沽，广汉太守慕名前去看望他，使他的名声渐大。开元十三年（725年），25岁的李白走出三峡漫游东南，展开了广泛的干谒活动，他不仅娶了唐高宗时宰相许圉师的孙女为妻，还先后向各地官员上书拜见，希望能荐用自己，但却大失所望而归，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10年后，他来到了国都长安，寓居在玉真公主别馆，谒见了宰相张说的儿子、驸马都尉张土自以及一批朝臣大官，期望“攀龙见明主”，然而仍无结果，只好悻悻出京漫游，愤慨不平中写下了著名的《蜀道难》、《行路难》等诗歌，以此隐喻胸中磊落不满之气。于是他改装换巾趋向山林，隐居蒿庐，交结与皇室有密切关系的道士，试图走出一条世俗垂青、贵人揄扬的“终南捷径”。应该说，这条捷径是以肉体磨难换得的，深山大泽之中结草为庐、凿穴而居、饮食粗糙、单衣遮体，那种被文入们所诗化的麈尾鹤氅、跨蹇寻诗，或踏雪访梅、钓竿斗笠的隐士生活是很少见的。中国的隐士大多是扬言孤峰逍遥隐逸，实际上是欲邀求时誉擢居美职。隐土超出尘表的卓异人格固然羡慕，但栉风沐雨的艰苦生涯绝不像人们幻想的那样潇洒超脱。
　　天宝元年（742年）初夏，可能是玉真公主和道士吴筠的推荐，隐居的李白被征召入京。他洋洋得意：“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认为自己将被重用，代草君言、建立功业，甚至把玄宗比作汉武帝，把自己比成司马相如。入京召见于金銮殿后，李白果然受到皇帝重视，命供奉翰林，在一年多受宠遇的日子里，演出了七宝床赐食、高力土脱靴、杨贵妃磨砚、饮酒眠闹市、狂笔草蛮书等广为传诵的奇闻逸事。许多曾讥笑过李白“落魄微贱”的势利小人，这时却纷纷请谒与他称兄道弟、酒宴交欢，这更使李白满面春风，十分光荣，不得志时拼命想做官，得志后便尽可能明哲保身，于是他出入宫掖献赋作词，侍从皇帝讨好贵妃，交结王公大官赠诗宴酬，写了许多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无聊诗歌。
　　但不知是唐玄宗对他那些歌颂宫廷生活的《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等不感到清新、俊逸，还是翰林院里那些候补闲员的同事们谗言诋毁，或是他本人褊狭，十分清高的声称要浪浮江湖，反正没等到他“功成”便被“赐金还山”，实际上就是被皇帝下令驱逐出朝了。
　　在唐玄宗的眼里见过多少“神气高朗”的文人，李白只不过是一个有“穷相”的布衣隐士，充其量和当时的梨园弟子、侍奉乐师是同等的材料，召他入朝只是用其名气与才华作延揽精英的摆设，并非为了让他治国参政。
　　李白对自己忠心报君之心不被理解感到委曲不平。他对好佞之辈的谗毁极其愤慨，常常表现出浮云富贵、粪土王侯的清高气概，但又十分留恋不舍宫廷侍从的生活，所以他不仅在皇帝面前以恭谨小臣礼范的形象出现，而且攀龙附凤心向往之的和李唐皇室联宗结谱，其矛盾百出的庸俗气简直让人不敢与他刚正傲岸的性格相吻合。他颂扬唐王朝的列祖列宗，他讴歌唐玄宗是明主、英君、圣皇，甚至将皇帝比做太阳，从没有谴责君王的昏聩荒淫，他时时怀念玄宗的知遇之恩和供奉惠渥，他把自己比喻为被阿谀谄媚之流妒害的精卫鸟。因此，他是含着热泪离开长安的。
　　微妙的问题是李白没有心思去品咂一下他在政治仕途上的失败苦涩，尽管这时他已44岁了，但仍匆匆忙忙按老路去赶行程。每到一处，他就与当地的太守、长史、司马、县令等官场人物上书赠诗、应酬宴请。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连史传都无记载的人物竟被他美誉为雄才豪杰，其目的是迫切的希望对方赏识自己，很多语气近于乞求。天宝十四年（755年），李白竟执笔代替宣城太守向权倾朝野的右相杨国忠上书，言辞卑下，语多阿谀，尽管是为他人言，但实在是有损于自己的形象与人格，后世研究者对此只好闭口不谈。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的干谒自荐活动无人顾及了，他听到永王李�ヂ示�经营长江流域，便兴冲冲的跑下庐山进入李�ツ幌滦ЯΓ�试图奋剑运筹立功建业，谁知李�ゾ挂颉芭崖摇比�军覆没，李白南奔自首后以附逆罪投入监狱，差点被杀头，最后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
　　这是李白第二次惨遭政治上的打击，本来他满怀激情报效君王，要与永王李�ス哺肮�难，结果却身陷囹圄，所以他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迫胁”，减轻和开脱“谋逆”之罪。幸亏御史中丞宋若思将他解脱，随其到武昌幕府中协理文案，天真的李白又心血来潮，以宋的名义向朝廷写了一封自荐表，要特请拜一名京官给自己。此后他又两次向宰相张镐投诗，交结地方官员，希望能再踏上仕宦之途。上元二年（761年）
　　李白听说太尉李光弼出征东南，虽然他已61岁了，仍向朝廷“请缨”，准备投身军幕，但因生病不得不半道还家，后到当涂（今安徽当涂）
　　去依靠“从叔”县令李阳冰，不到一年便悲凉地病死在这个小县城了。
　　李白一生思想上渴求入仕做官，人事上却几次难以遇合，在行为上功名强烈直至乞求权贵，在情感上凹凸不平愤世疾俗。在他留下的1000多首诗歌中，充满了浪漫气质的夸张之词，豪言壮语中时时表现出“平交王侯”的幻想，对现实不满集中于从政之志无法实现上，痛恨厌恶的只是阻塞了他上进之路的小人，而对皇帝、权贵则是慧眼没识他的才干。如果说他一辈子功未成、身也未退，那么他一生也未真正安安静静地隐居过。同样，他在文学创作上的个性解放、傲岸超然、纵情自适，和他猎取功名强烈从政的委曲求全，使他一生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诗人李白的崇高和文人李白的庸俗似乎竟能在主观上统一起来，这就给后代具有个性又颇受压抑的读书人们留下了极好的渲染素材与反思榜样。
　　（选自《煌煌盛世》，是书为《龙蛇沧桑丛书》之“隋唐卷”，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9月）
                                                                       来源: 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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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白的诗词描写看唐朝开放的男女关系

王从仁

    关于李白的评价，可谓风波不息。不少网络报刊文章，纷纷谴责有人“荒唐荒诞”地诬陷李白，大致说来，罪名有两条，一说李白“吃软饭”，二说李白是“打群架的古惑仔”。
    本文谈谈“吃软饭”问题。这一说法的起因，涉及李白的婚姻问题。李白逝世后，为李白文集作序的有两位，一是李白晚年依附的李阳冰，在宝应元年（公元762）十一月乙酉写的《草堂集序》，这篇最早的序文作于李白刚死不久，可惜没有提到李白的婚姻家庭。其次是魏颢稍后作的《李翰林集序》，记载了李白的婚姻情况:“白始娶于许，生一女、一男曰明月奴，女既嫁而卒。又合于刘，刘诀。次合于鲁一妇人，生子曰颇黎。终娶于宋（宗）。”
    据魏颢说，他和李白多有交往，李白很称赞他的才华，还“尽出其文，命颢为集”，委托他为自己编文集。如此说来，魏颢熟悉李白，说法应该是靠谱的，而且魏颢说得相当有分寸，李白是两娶两合，显然是两类情况，也就是说，李白的正式婚姻只有两次，另两次，用现在的话语说，就是同居了。
    李白第一次娶的是许家姑娘，许圉师的孙女。第二次娶的“宋”姑娘，一般认为“宋”系“宗”之误，应该是宗楚客的孙女。相比而言，许姑娘的家庭背景更显赫也更有社会影响，许圉师在唐高宗显庆年间，累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三年，以修实录功封平恩县男，赐物三百段。四迁，龙朔中为左相。他的父亲许绍更厉害，和唐高祖李渊同过窗，被封为安陆郡公。至于宗楚客，相形见绌，虽然为武则天之侄，高宗时举进士，武后时累迁户部侍郎。但因奸赃罪流放岭南，岁余召还。神功元年(697)，升任宰相，以后宦海浮沉，几度任相罢相，品质相当恶劣，唐中宗时，封郢国公，官至中书令，与纪处讷同为韦后心腹，世号“宗纪”。景龙四年(710)，李隆基(玄宗)率兵诛韦后，把宗楚客也一并诛杀了。
    说李白“吃软饭”，无非是说他依仗老婆的金钱过日子，即所谓“傍富婆”。然而，李白的两个老婆，尤其是许姑娘家，固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没有材料证明她们很富有，更没有证据证明李白在经济上有何大大的得益，所以，吃经济“软饭”的说法于史无据。
    “吃软饭”也可以理解为靠老婆做官或升官。李白确实想做官，而且想做大官，学术界一般认为李白至少二入长安，谋求政治出路。首入长安的时间是娶了许姑娘三年以后，李白到长安拜谒张说、玉真公主，以及不少王公贵戚，似乎并没依靠许家的背景，再说，那时许家的旧关系，恐怕早已烟消云散。李白第二次入长安当供奉翰林时，许姑娘已仙逝，更和许家扯不上，吃政治“软饭”也不可能。当然，也许李白自身具有利用许家人际关系资源入仕的企图，但也只是镜花水月的一厢情愿罢了。
    那么，李白为什么要专门娶高门望族后裔为妻，哪怕是没落贵族的子孙呢，这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唐语林·企羡》载薛元超的话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薛元超是初唐秦府十八学士之一薛收的儿子，富贵荣华，则天朝位至宰相，尚且如此，何况李白这样的商贾之子。李白这种婚姻观念，也和他本人的虚荣心有关。只要看看李白在安陆结婚后一段时间的诗文，如《上安州裴长史书》等，可以想见他娶了许姑娘以后的得意劲。
    不过，李白仅仅有点小小虚荣心的话，不至于被公然指责为“吃软饭”。“吃软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对老婆不忠诚，至少缺乏真爱，李白这个毛病倒是确实存在的。魏颢《李翰林集序》在“终娶于宗”文字下，紧接着说李白“间携昭阳、金陵之妓，迹类谢康乐，世号为李东山。骏马美妾，所适二千石郊迎，饮数斗，醉则奴丹砂抚（舞）青海波。满堂不乐，白宰酒自乐”。就是说，李白虽然娶许氏为妻，但外出却经常携妓而游，而且所携都是美艳的当红妓女。李白携妓而游的诗文颇多，他的《江上吟》:“木兰之楫沙棠舟，玉箫金管坐两头。美酒樽中置千斛，载妓随波任去留。”《襄阳歌》:“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还有写与情人欢会的，如“桃花弄水色，波荡摇春光，我悦小颜艳，子倾我文章”（《代别情人》），《相逢行》还津津乐道地写了自己的一次艳遇。
    对这些，古往今来颇有微词。金李治《敬斋古今黄主》（《永乐大典》卷八百二十一引）:
    李白诗“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绮食，暮宿鸳鸯之锦衾”，已极淫媟矣。至云“秋草秋蝶飞，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若比等类，又可谓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孙？
    宋释惠洪《冷斋夜话》引王安石语:舒王（即王安石）尝曰“太白词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
    今人傅庚生说:“他把一切人与人的关系看得很冷淡些，‘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是太白运用感情的一贯作风。”又说他对女性的情感“容易流于轻佻与儇薄”。（《评李杜诗》，见《国文月刊》第七十五期，或《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香港学者罗忼烈说:“太白对女性的态度似乎‘欲’多于‘爱’，即使是对妻子也有些那个。”（《话李白》，《两小山斋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年7月第1版）
    应该说，这是李白的一个缺点，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但是，一方面这似乎与“吃软饭”有区别，因为李白对妻子还是有感情的，他与许氏结合十年，始终没有离弃，而且云游在外，也能给妻子写信作诗表达思念的情怀，如给许氏的《别内赴徵三首》，给宗氏的《秋浦寄内》等。拿现在的话来说，李白是红旗不倒、彩旗飘飘。
那么，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可以说，唐人普遍不以私情为耻，大多数反映婚外私情生活的文学作品，基本可以分两大部分。一种描写婚外的恋情生活；另一种则反映出男子狎妓和蓄妓生活，如著名文人李白、王翰、白居易、杜牧等人，大多狎妓而游，醉心秦楼楚馆；或家蓄美妓、彩袖殷勤，连道学家韩愈也不能免俗，唐人传奇中的《李娃传》《霍小玉传》等，也都抒写这类故事。如果说李白此举是“吃软饭”，那么，不吃的“多乎哉不多也”。
    这是妻妾制、所谓“齐人之福”的曲折反映。在当时，属于“体制内”的现象，是符合当时的法规和社会道德的；而目前的我国国情，狎妓嫖娼则是违法乱纪，有违道德法律的。因此简单地以现代观念去抨击古人，是不足取的；但是，盲目地把古人、尤其是名人美化、神圣化，说不得碰不起，恐怕也不足取，因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恩格斯说:“我们应归功于一夫一妻制的最伟大的道德进步；整个过去的世界所不知道的现代的个人性爱。”（《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部分《家庭》）这一说法，可以给我们以启示。
                                                          摘自：《新民晚报》200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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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白的悲剧人生及其特点

陶新民

    内容提要：李白是个悲剧人物。他生逢封建盛世，却难展宏图，并一再遭受打击，甚至流放，晚景凄凉。时代的不幸加上个人的原因，酿成他政治上的悲剧。李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他重感性而非理性，很难适应周围的环境与人际关系。他的悲剧在历史上很有代表性。后世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塑李白的形象，突出了他的飘然不群而淡化了他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悲剧　个体意识　改塑

    悲剧原指一种戏剧形式。悲剧性是悲剧中最核心的内容，它使悲剧具有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义的力量。悲剧性又是超越悲剧的，它可以表现在其它艺术形式里面。西方文化中，悲剧这种艺术形式起源较早，而中国文化中，戏剧出现较迟，所以中国文化的悲剧意识体现在各类文艺体裁中，尤其体现在诗文中。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依照这种说法，来观照李白的生平经历及其诗作，便可发现他正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诗正是他的“哭泣”。

一

    李白与历史上大多数文人一样，毕生所求并不是当一个诗人，而是政治家。他自诩“怀经济之才”，“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要做管仲、晏婴一样的“辅弼之臣”。为此，他早年便博览群书，向《长短经》的作者赵蕤学纵横术。２５岁时，他离蜀辞亲远游，广交天下名士，为踏上仕途做准备工作。他隐居，访仙求道，目的都是为了邀取名誉。果然，经过多年努力，终于由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等推荐受玄宗召见。然而玄宗只欣赏李白的文才，把他作为一个弄臣看待。这对于李白当然是一记闷棍。因此，三年待诏翰林期间，他醉酒狂放，由此而受到谗言，被玄宗疏远，最后不得不要求还山。这次从政的失败，给诗人以极大的刺激。他看清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感到祸乱迫在眉睫。从此，他在诗中一面揭露社会黑暗，一面警告着当政者。“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无力回天，被迫隐居庐山避难。而此时，永王李磷起兵平乱，诏书三至，邀他出山，终因一颗爱国之心，他糊里糊涂地登上了李磷之船。但这却酿成了他晚年的大祸。待肃宗李亨削除异己，消灭了自己的兄弟李磷后，李白成了附逆分子，被投入死牢。虽经众人力保，还是免不了长流夜郎。在流夜郎途中遇赦回到当涂的李白，在听到李光弼大举秦兵讨伐安史叛军时还欲参加李的军队，后终因有病半道而返。不久，李白病死当涂，一代巨星殒落于荒凉的江边，只留下一堆青冢让后人凭吊、流连、沉思。
    综观李白一生，他从政的热情一直未减。为了从政，他准备多年；为了从政，他竟不审时度势，轻易为人所用；为了从政，他不顾年老病衰，至死犹争。观其言行，他从政并不是贪求荣华富贵。如贪求于此，他可安做翰林学士，何必得罪权贵而见疏皇上？他从政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为大唐之治作出有益的贡献。但不幸的是，他的热心反而变成祸根，使他一再地遭受打击，所谓好心不得好报，动机与效果正好相反，岂不是悲剧？
大唐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此时已至峰巅状态，整个社会的各种矛盾都已经发展到非常尖锐的地步。物极必反，表面的繁荣已掩盖不了内里的腐朽。这是一个盛衰交替的时代，已非个人所能左右。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生不逢时，他的悲剧首先是时代的悲剧。就他本身来说，他宁折不弯的性格，他诗人的气质，也是从政失败的重要原因。“行方智圆”是封建社会政治家成功的重要素质。许多政治家都能适应政治形势，巧于应付各种复杂的人事关系，甚至以屈求伸，最后达到成功。与李白同时并有过交往的高适就善于此，终于做到节度使、散骑常侍这样的高官，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所作为。而李白却昧于此道。他爱憎分明，傲骨太硬，不愿屈身权贵。当永王李磷请他出山时，他又没能看出李氏兄弟争夺皇位、互相猜忌的居心。他太天真，只凭一腔热情，未能透察人心的险恶。从这一点上来说，李白缺乏做为封建社会一个成功政治家的素质。时代的不幸加上个人素质的欠缺，便酿成李白政治上的悲剧。

二

    李白的悲剧所反映的悲剧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有相当的代表性。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对中国文化中的悲剧精神及中西悲剧精神的异同作个简单分析。
    人生的悲剧感，是人类共有的意识，不为一个民族所特有。但由于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形态影响，其悲剧精神又有某些异同。一般学者在分析中西悲剧精神异同时常有如下说法①。首先，他们认为西方悲剧中，悲剧人物大都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悲剧人物，时刻试图以个体的身份行事，愿以个体的身份承担一切后果，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个体意识发展到极限。而中国的悲剧人格趋向于认同类型，压抑个体意识。中国古代的悲剧主体本身，较少把自己的忧患和使命自觉地归之于寻求和实现自己的特殊价值，他们往往打着为“天下”，为“道”，为“国家”的旗号，把自己的意志完全消融于这些群体和抽象之中。西方悲剧这种强烈的个体意识与中国悲剧中的集体观念的区别，在于其文化特点的不同。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运用她的文化模式理论，在其《菊花与刀》一书中指出，在美国或西方文化中，个人的行为是自律的，而日本或东方文化中，个人的行为是他律的。自律性的行为是重个体而轻人际关系，而他律行为，则是个人在选择行为模式与策略时，首先考虑他人的看法，是轻个体而重人际关系的。孔学提倡中庸之道，其实质，就是要把因人而异的感情纳入一种社会公认的思想模式，造成个性的丧失。其次，中西悲剧精神的区别，在于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的不同选择。西方悲剧人物更多的选择历史目标，而中国悲剧人物更多的是选择了道德价值。第三，中西悲剧精神的重要不同是感情自觉与理论自觉之区别。中西忧患意识都以自觉的痛苦为中国，而西方忧患意识是感情的自觉。它从感性、具体实在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现实的矛盾，生存的困境，内心的冲突，理性与感性的分裂，无限与有限的困惑，都以活生生的形态存在于悲剧人物心中，而中国的忧患意识，则是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上，转向人生社会的忧患，把对天命的信仰和敬畏转化为人类主体的自觉努力，肯定了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产生一种德性的自觉以及患德之不修的责任感。理性自觉的忧患意识使中国悲剧人格在肯定既成秩序的前提下采取行动，他们对自己的悲剧命运清醒而有所准备，从而形成自觉而又理性地承受的悲剧模式，即孔子开启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
    以上对中西悲剧不同特点的看法，明显是不全面的。上说所谓中国悲剧模式如说成儒家文化的悲剧模式，尚可商议，而中国文化并非儒学一家所能概括得了的。纵观中国历史，先秦的屈原的悲剧就有其独特性。班固曾猛烈抨击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离骚序》）。班固认为屈原个性太强，“露才扬己”，又具有反抗性，不符合他的标准。班固是站在儒家立场说这番话的，故不奇怪。而他这种正统观念在千百年历史上并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相反，人们普遍承认的是另一种意见。时代较早的司马迁在《史记》本传中引用淮南王刘安《离骚传》的话，盛赞屈原的高洁之志和廉贞之行：“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于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本身就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思想便不是正统的儒家思想。他提出发愤著书说，并在《史记》中歌颂一些具有反抗精神、奇操异行之士，对历史上悲剧人物洒一掬同情之泪。司马迁对屈原的评价代表了中国封建时代多数士人的观点，屈原也是历代人们仰慕的对象。与屈原几乎同时的庄子也是个体精神强烈之人。他追求的是个体精神的自由解放。到了汉晋之际，这种个体精神尤为突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东汉尚名节”条云：“盖其时轻生尚气已成习俗，故志节之士好为苟难，务欲绝出流辈，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谓汉晋之际士的“所谓个体自觉者，即自觉为具有独立精神之个体，而不与其他个体相同，并处处表现其一己独特之所在，以期为人所认识之义也。”（见《士与中国文化》）日人森三树三郎甚至把魏晋时代比作意大利文艺复兴，象竹林七贤里的嵇康、阮籍都是个性极为强烈的人，他们不同流俗，风标突出。他们也都是典型的悲剧人物。
    由上述可见，对中西悲剧精神不应作简单区分。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更不能以一种模式来概括。

三

    很明显，李白的悲剧精神更倾向于司马迁所说的这种模式（近似于所谓西方悲剧精神），与庄子、屈原以至魏晋名士的悲剧精神相近。
    首先，李白正是具有强烈的个体意识的人，他追求的是自己的特殊价值。他自视极高，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说自己“出则以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在《玉壶吟》中说自己“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锁贤。”因此，他不大合流俗。在安陆时期，他得罪了地方官李京之，随后给裴长史的信中也是软中有硬，说“何王公大人之门不可以弹长剑乎！”民间传说他腰间有傲骨，不能弯腰，正说出他性格上的特点。他在《古风》第三十六首里说道：“抱玉入楚国，见疑古所闻。良宝终见弃，徒劳三献君。”在《鞠歌行》里说：“玉不自言如桃李，鱼目笑之卞和耻。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都透露出他在安陆时期处境的不妙。不久，李白便移家东鲁。天宝初，李白待诏翰林期间，很快又遭受谗言，被赐金放还。这也说明了李白个性太强，不愿屈从于权贵，不向黑暗势力低头，他宁愿保持人格独立，而不愿为富贵妥协于统治集团。他不象一般的政治家那样混迹消融于官场之中以屈求伸。他的行为可以说是自律的，一切从自己的性格出发，重视个人的自由，按自己的方式行动，纵使碰壁，也不回头。他不太重视人际关系，不及时调整与适应周围的人与环境，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因此他终生都没能与“谗”字脱离干系。他这种自律性行为与一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律式行为不同。裴斐先生认为“从言行所显示的性格看，李白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反中庸。中庸的要害在‘毋我’，他却处处突出自我，言论上自命不凡，行动上亦与众不同，言与行均表现出最强烈的自我意识。”（《李白个性论》，《中国李白研究》１９９０集·上）所言极是。
    其次，在历史目标与道德价值的选择上，李白倾向于前者，他追求的是建功立业，是大济天下，当功成名就后，就回归自然，作个隐者。他要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显示自己的价值。他所欣赏与效仿的历史人物也都是一些能人，如管仲、苏秦、张仪、郦生、韩信等人，都是以事功而不是以个人道德名垂青史的，象苏秦、张仪等人甚至是朝秦暮楚之士。李白蔑视王侯，戏万乘如僚友，都不符合封建社会的为臣之道。在个人生活上，他醉酒狂歌，“志不拘检”（《河岳英灵集》），追求自由自在，与儒家的道德规范甚有距离，全然没有庄重谨慎的大臣模样，所以玄宗认为他“非廊庙器”。李白自己也认为“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清人应时在《李诗纬》中云：“唐李白亦嗜酒，人称之曰‘狂’。孔子曰：‘狂者进取’。‘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若白者，岂孔子所谓‘狂者’与？”即认为李白不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进取的狂者，这正说出李白与儒家思想的分别处。李白诗中在抒发自己的雄心抱负后，总要说到功成身退，原因是“功成不退皆殒身”（《行路难》其三），实际就是不愿受人宰割，而要保持生命的久长，精神的独立：“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游天姥吟留别》）“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与陶渊明一样，当建功立业与个人自由发生矛盾时，他选择了后者。从这一点上来说，道家、神仙家、任侠、纵横家思想以及魏晋以来的名士风度都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渴望身心的解放，而尘世却同罗网难以挣脱，这真是巨大的痛苦，巨大的悲剧。
    当然，各家思想对他的影响只是外在条件，这些思想之所以能对他产生影响还在于他本身有与这些思想契合之处，有利于其生根成长的土壤，这就李白独特的个性，独特的精神气质，亦即人们常说的“天赋”。
    第三，从感情自觉与理性自觉的区别上来说，李白明显属于前者。他是位诗人而不是哲学家或政治家。他的忧患意识是感情的自觉，它从感性、具体实在而非理念出发。他待诏翰林时对朝政腐败的认识，出京后对动乱的预感都充分证明了这点。虽然他也曾在诗赋里描绘过自己的“理想社会”，但都很虚无飘渺，且是“老生常谈”，是认不得真的。我们据此划定他属儒家还是道家，未免迂腐了点。裴斐先生说李白“别说思想体系，就连明确的政治主张亦未必有啊！李白是最纯粹的诗人气质，擅长不在思辨而在直感”（《李白个性论》），可谓知言。即使与同时代同是诗人的杜甫相比，李白也自有其特点。杜甫是“每饭不忘君”，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一思一念，一举一动无不以此为中心，而李白虽然也要大济天下，但与玄宗不合时，便满腹牢骚而去。他一会儿仙，一会儿侠，追求个性的自由，摆脱任何羁绊，以致后世论家认为他没有华夏文人作风，而迹近胡人。

四

    李白在当时就是被作为一个悲剧人物看待的。杜甫《赠李白》云：“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对他才大不用四处飘泊的生活深为惋惜。《梦李白二首》里感叹：“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天末怀李白》云：“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不见》云：“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不仅与李白友情深厚，且他自己也流落不偶，故同病相怜，在慨叹李白的悲剧时也寄寓了自己的身世之感。
    后世仍然有人能深刻理解李白的悲剧，如白居易云“浮世谪仙悲”（《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李白的悲剧认识逐渐淡化，而是把兴趣逐渐转移到欣赏他的傲骨及独特个性上，把他视为反抗黑暗、蔑视权贵的一面旗帜。晚唐皮日休便云：“负逸气者必有真放，以李翰林为真放焉。”“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七爱诗·李翰林》）。宋代李纲云：“谪仙英豪盖一世，醉使力士如使奴”（《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明方孝孺云：“君不见唐朝李白特达士，其人虽亡神不死。声名流落天地间，千载高风有谁似？”值得注意的是，后人还给李白附会了许多神奇的传说，如李白采石捉月，骑鲸上天等，甚至说他“眼识郭汾阳”（舒逊《李谪仙》），尽管他与郭子仪并无往来。这样，李白热心仕进，曲折坎坷的身世经历被掩盖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位傲视尘寰清高绝俗的诗仙形象。后代人们对李白形象的这种改塑，原因何在？这当然不是简单几句就解说清楚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社会心理的需要。人们需要一位具有反抗精神的，个性特出的，而又才华横溢，人人敬服的诗人作为自己精神的偶象。从孟子开始，士人们就幻想着能与君保持一种平等关系，保持自己个性的尊严与自由，出处自如，而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比较起来，李白能从布衣待诏翰林，受到皇帝礼遇，而又视权贵如草芥，实在是绝无仅有，因此，他便自然成为一位传奇人物，成为一种楷模，成为与权贵对抗的一种精神力量。于是他豪的一面，仙的一面便被强调夸大，他的悲剧的一面便渐渐被忽略不计。他感情汹涌奔放不羁的诗歌成为失意文人宣泄情感的媒体，人们从他对权贵的指斥冷讽中感到扬眉吐气。正如鲁迅认为陶渊明在后人心中飘逸得太久了那样，李白在历代人们的心中也飘逸得太久了。
    今天，我们重新认识李白的悲剧一生，有助于深刻理解他的诗歌，也有利于对盛唐气象真相的认识，更有利于对封建时代诗人命运的了解。使我们认识到即便如盛唐这样花团锦簇的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的命运竟是如此悲惨，而为我们文学史增添光彩的却正是这些悲剧性人物，而非那些志得意满，歌功颂德的帮闲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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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　参见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等书。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
作者：安徽省安徽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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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五言律诗三首》赏析

施蛰存

　　现在选讲李白的三首五言律诗，代表他的律诗的几个方面。李白的诗，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以乐府歌行为主。其次是古体，其次是绝句。五、七言律诗止能挂在最后。在五、七律之间，七律更是既少且弱。《金陵凤皇台》一首，恐怕要算是最杰出的了。第一首，我们选：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典型的唐律。李白诗才奔放，适宜于纵横错落的歌行句法。碰上律诗，就象野马被羁，只好俯首就范。这首诗是他的谨严之作，风格已逼近杜甫了。
　　诗是为送别友人而作，开头二句就写明送别之地。北郭东城，不宜死讲，总在城外山水之间。看到这种修辞方法，不必提出疑问：到底是在东城呢，还是在北郭?反正你可以体会作东北郊，也就差不多。如果作者说北郭南城，或西郊东野，那就该研究一下了。
　　第三句紧接上文，点明题目，底下即承以“孤蓬万里征”一句，说明这位朋友是孤身漂泊，远适异乡。可见主客双方，都不以此别为乐事。萧士赟注此句云：“孤蓬，草也。无根而随风飘转者。自喻客游也。”（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他说此句是作者自喻客游，大误!被他这样一讲，这首诗变成“别友人”而不是“送友人”了。这一联诗句，从思想内容来讲，是一个概念，或说二句一意：我们在此地分别之后，你就象蓬草似的飘零到远方去了。上句与下句连属，都不能独自成为一个概念。但从句子形式来讲，它们是很工稳的一对。词性结构，毫不参差。它们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样，也是一副流水对。不过，“一为”对“万里”，也有人认为不够工整。“为”是虚字，“里”是实字。凡词性不同的对仗，例如以状词对名词，象“云雨”对“长短”之类，又如这一联的以虚字对实字之类，晚唐以后的诗人都尽量避免。宋人称为这是犯了“偏枯”之病。但在初、盛唐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不以为是诗病。
　　“浮云”、“落日”一联是即景抒情。友人此去，成为万里孤蓬，他的心情，岂非宛如眼前的浮云；送行的老朋友，对此落日斜阳，更有好景不长、分离在即之感。唐汝询在《唐诗解》中引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为此二句作注释，很容易迷惑读者。因为“浮云蔽日”与“浮云落日”这两个成语，诗人使用时大有分别，决不可混而为一。此诗“浮云”与“落日”分开用，便无“浮云蔽日”之意。“浮云游子意”也不是“游子不顾返”的意思，这里的“落日”，如果要注明来历，似乎可以引用陈后主的诗“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自君之出矣六首》之四）较为适当。李白有许多送别诗，常用“落日”暗示离别之情。例如《送裴大泽诗》：“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又《灞陵行送别》：“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又《送杜秀之入京》诗：“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烟。”又《送族弟錞》诗：“望极落日尽，秋深瞑猿悲。”皆明用“落日”。此外还有《送张舍人》诗：“白日行欲暮，沧波杳难期。”《送吴五之琅琊》诗：“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送裴十八归嵩山》：“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都是写到落日的。这是因为唐人送别必有饮宴，主客分手，必在日落之时。看了以上这些同样的诗句，可以肯定这是即景抒情的句子。
　　结尾一联写友人既已挥手上路。送行者情绪很忧郁。但作者不直说出来，而用“萧萧班马鸣”来表达。班马是离群之马，送行者的马与友人的马，也早就是好朋友。一朝分别，马也不免悲嘶。马尚如此，更何况人!清人顾小谢《唐律消夏录》在此句下批释道：“尚闻马嘶，荡一句。”他的意思是说：友人既别，行行渐远，已望不见，然而还听到马嘶之声。故以此句为荡开一笔的写法。这样讲固然也通，但作者用“班马”一词的意义却透豁不出来。所以我还宁可用我的讲法，认为这是深入一句，而不是荡开一句。

语林趣话：萧萧班马鸣中的“班”为何意？

    “班”字的构形，古今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释说：“班，分瑞玉。从玨、从刀。”就是说“班”这个字是由“玨”和“刀”组合成字的。“班”字的结构成分“刀”，在金文和小篆中，还很明显；在隶书和楷书中，原先也写作“刀”，后来才变成一撇和一点的“班”字。“班”字的结构成分“玨”，从金文、小篆到隶书、楷书，基本没有变化。那么，“ 玨”指什么呢？《说文》解释说：“玨，二玉相合为一玨。”由此看来，“班”字就是在二玉合成的“玨”中插进“刀”，表示用刀将相合的二玉分开，所以《说文》解释“班”字的本义是“分瑞玉”。
　　“瑞玉”是古代诸侯或藩国朝见天子时手中所拿的玉制信物。《尚书》中有：“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意思是舜继尧之位后，让四方诸侯九州长官来觐见，把瑞玉分发给他们。这里的“班瑞”就是“分瑞玉”。“班”字后来意义被引申，泛指将物或人分开。《尚书》中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意思是周武王战胜殷纣王而取得天下后，就封诸侯建邦国，把宗庙的彝器分赐给诸侯。“班”指分彝器。彝器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祭器。《公羊传》中说：“晋侯执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诸侯也。”意思是晋侯拘捕曹伯，把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班”指分土地。
　　《左传》中还记叙有一段故事：楚国的伍举和声子互相友好，伍举出奔到郑国，打算再奔往晋国。声子也要到晋国去，而途经郑国。两人在郑国郊外相遇，于是，将荆条铺在地上，两人坐在荆条上一起饮食，共议返回楚国的事。这个典故就是“班荆道故（旧）”成语的由来，泛指朋友相遇，共叙旧情。“班荆”，即铺开荆条，而“铺开”也就是“分开”。《左传》中还记载：晋国与齐国交战，齐军在夜里逃跑了。晋臣邢伯告诉中行献子说：“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这是说，夜里有班马的叫声，齐军大概逃跑了。其中的“班”是“分开”的意思，“班马”是指从马群分离出来的马，即“离群之马”。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失群班马，迷轮乱辙”的句子，描写的也是离群之马迷途乱跑的情景。李白《送友人》诗中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意思是说主客之马将分道而去，而那马萧萧长鸣，有一种离群之感。
　　“班”的基本意义是“分开”，于是就有了引申义指分开人群而成的组织。比如，军队的“班”是指将一个排的兵士分开而成的组织；学校的“班”是指将一个年级的学生分开而成的组织；“讲习班”，“进修班”，“培训班”之类的“班”，也是指从人群中分开出来的从事学习的一部分人员的组织。
　　“班”也指分开时间而成的段落。比如，“日班”、“夜班”是指从一昼夜中分开而成的两个时段；“早班”、“中班”、“晚班”是指从一昼夜中分开而成的三个时段。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些“班”，其含义所指原是从“班”的古义引申而来的，只不过原来所指的“分开”是动词，现在所指的“分开而成的单位”是名词，而由动词转化为名词，这是语言里常见的现象。
　　                                           选自四川辞书出版社《语林趣话》

　　第二首，我们选取：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牛渚是一座山名，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山北突出在长江中，称为牛渚矶，是江船停泊的地方。“怀古”是诗的内容类别，在“咏怀”与“咏史”之间。方虚谷云：“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己。”（《瀛奎律髓》）讲得似乎太简单，但大致如此。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但历史事实或历史遗迹如果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用作比喻，那就是咏怀诗了。怀古诗不知起始于何人，《文选》里有“咏史”、有“咏怀”，而无“怀古”，大约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李白停船在牛渚矶下，想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古事。东晋时代，有一个出身孤贫的青年袁宏，能做诗。他有五首咏史诗，是得意之作。他的职业是为大地主或公家运送租米。有一天夜里，他的米船停在牛渚矶下。他闲着就吟诵自己的咏史诗。这时，镇守牛渚的是镇西将军谢尚，当时的大贵族、大诗人。他恰巧带着部下泛船巡江。听到袁宏的吟诗声，便派人查问是谁。知道了是袁宏，便请他上自己的大船，和他投机地谈了通宵。此后就请他在自己幕府中担任参军。从此袁宏的名气大了，官至东阳太守。
　　李白在牛渚停船，想起了袁宏和谢尚的故事，便写出了这首诗。诗很浅显，只要知道这个故事，便能懂得。开头两句是叙述：地点是在西江上的牛渚。时间是夜里。风景是“青天无片云”。这样就点明了诗题“夜泊牛渚”。南朝建业（今南京）。从建业到现在的九江，这一段长江，当时称为西江。第三、四句说自己在船上赏月，因而想起了谢将军。这就交代了诗题的“怀古”。为什么说是“空忆”呢?因为光是怀念，也无用处。这个“空”字的意义在下面二句。我也能象袁宏那样的高声吟诗，而象谢尚那样的人却听不到。这五、六句是全诗的主题思想。所谓“怀古”，其实是慨叹当今没有赏识他的人，没有提拔他的人。于是，只得待到明天，在纷纷落叶中，挂帆开船而去。
　　这首诗是李白的著名作品。写得极自然、清净。修辞全用白描手法，一点不渲染、夸张，和他的乐府歌行对读，好象是两个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既采用律诗形式，便无法施展其豪迈奔放的才华。但这首诗和第一首诗不同，他的不受拘束的性格，还是表现在这首诗里。我曾讲过孟浩然的《洛下送奚三还扬州》，那是一首全篇无对句的五言律诗。我提出来作为五言古诗发展为五言律诗的轨迹。现在李白此诗也是同一类型。音节、平仄，全是律诗，可是没有一联对句。
　　可以设想，李白大概愿意接受音节和平仄粘缀的规律，而不愿意接受对偶的规律。所以这首诗仍然表现了他的不羁的性格。杨升庵说这种诗是平仄稳贴的古诗，这是依据句法来给它归类。但是，从来选诗者都没有把它选入古诗类中，可知大家都承认它是律诗。
　　李白有《宫中行乐词》八首，现在我选讲其第二首：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宫中行乐词》是乐府旧题，这一组诗原来也编在“乐府”类中，但它们的形式完全是五言律诗，所以和其他二首律诗放在一处讲。
　　李白以布衣身份被玄宗召见后，就被留下为“翰林待诏”。翰林是学士办公的屋子。待诏是职称，还不是官名，意思是还在等待正式任命。他的职务是撰写宫中随时需要的文件，但不是正式的诏令文件。玄宗很欣赏李白的诗才，每当他和杨贵妃赏花饮酒，常常命李白撰作歌词，使乐工谱为新曲，现在李白诗集中有《清平调词》三首和这《宫中行乐词》八首，都是在宫中奉诏而作。
　　孟棨的《本事诗》中记载了《宫中行乐词》的故事，今节录于此：
　　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三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侍扶掖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立寺】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从这段记载，可知《宫中行乐词》原有十首，今李白诗集中止有八首。“柳色黄金嫩”原是第一首，今本诗集中却编在第二首。采用五言律诗形式，乃是玄宗故意考验李白的。李白总算没有考个不及格，十首诗还写得相当可观。不过，孟棨的《本事诗》止能看作小说家言，未必都是记实。关于这八首诗的故事，也未可尽信。
　　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游乐宴会服务的作品，风格还继承着南朝宫体，使用华丽浓艳的字句，描写宫中奢侈享乐的生活，最后以颂扬作结束。这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没有自己的本色文字。止要能配合曲子，使歌妓唱出一支新歌，博得皇帝贵妃高兴，就是成功。
　　这首诗第一联写时季：是柳色嫩黄，梨花如雪的时候。第二联写地点：是养畜着翡翠和鸳鸯的玉楼金殿。第三联写行乐：精选的妓女，随着皇后的车子。她们都从闺房里出来献歌。第四联用问答句法颂杨贵妃：宫中谁是第一美人呢?是在昭阳宫中的赵飞燕。这首诗对仗极工稳，声调平仄；字字合律。除了重复一个“金”字之外，可以说是标准的五言律诗。但是内容却十分空虚，几乎没有主题思想。一切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奉诏、应制、应令、应教、省试，以至于明清二代的试帖诗，全都是这样一种徒有华丽的衣饰而无血肉灵魂的伪文学。萧士贇解这几首诗，以为有讽谏的意义。“玉搂金殿”一联是讽刺玄宗不延请贤人君子，而使女子小人居住在那里。这种解释，岂不可笑?
　　李白把杨贵妃比之为赵飞燕，自以为恭维得很恰当。在《清平调词》第二首中，也用同样的比喻：“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因得立为皇后。她在宫中做了不少争宠的坏事，甚至谋杀太子。当时朝野称之为“祸水”。李白以赵飞燕比拟杨贵妃，止是比喻其美貌和得宠，却没有想到高力士在贵妃面前挑拨离间，说李白贱视贵妃，有诽谤之意。因此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玄宗几次要给李白授官，都为贵妃阻挠，终于只得把李白“赐金放还”。这就是李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失败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原载：《唐诗百话》上

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赏析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据研究李白的专家们考定，写于唐代开元初年，当时诗人还不到二十岁。这首诗，在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李白诗集中，常被放在第一篇，似乎是诗人留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首。在这首五律中，诗人通过描述访友未遇的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对友人的真挚感情。
　　题目“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的“戴天山”，因山势高峻直插云天而得名，位于今天四川省江油县，是李白青少年时生活的地方；“不遇”，就是没有见到的意思。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打开诗章，我们立即被那优美的音响和绚丽的色彩吸引住了，一下子就被带进了诗的意境之中。这是一幅山乡早行图。原来，青年诗人李白很早就启程赶路了，这时，大地还在黎明的晨曦中酣睡，四无人语，一片寂静，只有潺潺流淌的溪水在不停地歌唱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几声汪汪的犬吠；在依稀可辨的山路上，诗人迈着轻捷的步子，走着，走着，不觉天已渐渐大亮了，只见路边桃花那红扑扑的脸上，挂着一颗颗明净清亮的露珠，在灿烂的朝阳映照下，显得格外鲜嫩浓艳，逗人喜爱。一个多么美妙的山乡之晨啊——清新恬静，生机盎然！
　　这里，“犬吠水声中”是写天亮之前的耳中所闻。这时，除了朦胧的路影而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对环境的感受只能依靠听觉了。
　　“桃花带露浓”是写天亮之后的目中所见。这时，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当然是以视觉为先。诗人左右一瞧，原来，一路走来，有桃花夹道相送。这里，诗人在明写悦目赏心的视觉所见的同时，应该说，还暗写了馨入肺腑的嗅觉所闻；因为既然路旁桃花盛开，想必沿途一定芳香扑鼻、花气袭人了。
　　这一联不仅交代了诗人出发的时间是能见度极低的黎明辰光，访友的季节是桃花开放的阳春三月；而且初步地透露了诗人与道士之间友情的深厚，自然地表明了此刻趱程赶路心情的愉快。如此早行，固然可能与路程较远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访友情切的原因吧。
　　诗人怀着高兴而急切的心情，时而奋力攀登、翻山越岭，时而脚底生风、大步流星。然而当他走进山里、快到道士住处的时候，面前却呈现了出乎意料的景象：“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远远望去，林莽深处，麋鹿时时出现，欢蹦乱跳，追逐嬉戏；来到道士宅前溪边，虽然日影水中倒映，时间已经中午，可是既不见道士出来迎接，也听不到道士惯常的钟声。
　　这两句就其相互关系看，属因果句。“时见鹿”是果，“不闻钟”是因；正因为“不闻钟”，所以才“时见鹿”。诗人先用视觉交代结果，后以听觉追述原因，把这两句先后倒置，不仅是为了照顾韵律，而且也是为了符合人们白天察知环境一般都是目在耳前的规律。
　　虽然这两句所写的景物不同——一句是说树林深处时有麋鹿出现，一句是说中午时分不闻钟声传来——但是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暗示道士不在家，尽管“树深时见鹿”尚属猜测，“溪午不闻钟”已经坐实。我们知道，鹿是胆小怕人的动物，因此远处“时见鹿”，就意味着周围不见人了。这就让人不能不产生道士可能不在家的疑虑了，然而这毕竟是估计。诗人心里嘀咕着继续前行，随着道士住处的越来越近，疑虑终于被证实了。他来到门前院外，侧耳细听，毫无动静，悄然无声——道士确实外出了。
　　需要指出的是，“树深时见鹿”一句，除了暗示道士可能不在家而外，还从侧面写出了道士为人的高雅——因为，传说鹿是仙人的坐骑，汉乐府《长歌行》中就有“仙人骑白鹿”的句子，诗人后来的游仙诗中也有这种说法；所以，鹿经常出没的地方，自然就不是一般俗人居住的场所了——从而反映了诗人对道友的敬重。
　　看来，这一趟白跑了！不过，可能道士只是暂时外出，不久就回，也未可知。因此，何不一旁等待片刻，且作休息。单人独处舍外，酷爱自然的诗人，这时似乎忘却了急欲见友的心情，兴味浓烈地察看起道士住处的环境来了：“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只见宅前院后，野竹遍生，葱茏茂密，蓬勃上长，竟冲破了缭绕山腰的青色的云气；远处，山色苍碧，一缕清泉像白练似地从峰顶倒挂下来——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啊！
　　这里，诗人写“野竹”竟能“分青霭”，不是说竹子长得其高无比，而是说它生长的地方很高；由此可见道士居处地势的耸拔，因而视野开阔，连远处飞泻而下的山泉也历历在目。茂密修长的野竹与云雾相接，本来是一幅静景；然而“野竹分青霭”，由于诗人用了这一个“分”字，就有了动的意味了，它使人联想到山风徐来，移动的云雾不断地从野竹梢头飘过的情景。青翠的山峰之上，一线泉水，凌空飞注，本来是一幅动景；然而“飞泉挂碧峰”，由于诗人用了这一个“挂”字，就又由动化静了，它使人想见山峰的陡峭峻拔和山泉的垂直落下的情状。道士选择这样的地方居住，自然说明他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诗人这样谱写入诗，也正说明他很欣赏这里的风光：两人情趣如此相投，可见他们审美观的一致。
　　这里有一个问题：诗人拜访道士，就这首诗来看，已经不是初次登门；既然以前来过，为什么对道士住宅周围的景色还像初来乍到一样觉得新鲜有趣而大书特书呢？这是因为，以前来访，有主人热情迎接，随时陪伴左右，坐而论道，畅叙情怀，可能没有对环境风光细致地观看，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这次不巧撞锁，踟躇门外，细加体察，才仿佛有了新的发现，好像对朋友又有了新的了解。因此，记述这次访问，这一点又怎能不写入诗篇呢？
　　尽管这里的优美景色使诗人忘情和陶醉，然而欣赏风光毕竟不是此行的目的，所以，当他一想到友人不在，久候未归，心情便又黯然了：“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山野地方，人迹稀少，向谁去打听道士的去向呢？诗人万般无奈，怅然若失，只能倚松长叹，心中的愁苦是不难想象的。
　　专程访友，不期未遇，谁人不愁？然而，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这个“不遇”之愁，为什么诗人没有写在来到之初，而要写在饱览了环境美景之后呢？这是因为：第一，初到伊始，发现访友扑空固然也不免扫兴，但这还不是当时最主要的精神活动，那时最主要的精神活动是感到惊诧和觉得意外；而且，在诗人的心目中，当时还存在道士可能马上回来的一线希望。第二，如果说诗人访友是为了向对方诉说衷肠，与对方交流思想，那么，通过观察环境有了新的发现，对朋友更加了解了，就一定有更多的话急欲一吐了，而这时道友偏偏迟迟不归，这怎能不叫人愈加焦急烦恼呢？第三，诗人刚刚来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后来又观赏了一番风光，自然就是下午了；从黎明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时辰了，加之又走了大半天山路，身体疲劳，饥肠辘辘，此时愁情当然就非初到之时可比了。第四，由于“无人知所去”，既不知道士前往何处，更不知他何时归来，那么，诗人是应该继续倚松等待，还是即早返回、改日再访，就更是举棋难定了；而这，又怎能不让人犯愁呢？可见，最后把“愁”点出，不单单是尾联破题、卒章显志的结构所要求的；更主要的，这是诗人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笔饱墨浓，酣畅淋漓，极其自然。
　　“愁倚两三松”，这一句除了其中的“两三松”对道士的住处环境又顺便补写了一笔而外，再一次以象征的手法暗写道士品格的坚毅，更主要的，使诗人访友不遇之愁形象化了，让我们从他一会儿凭着这一棵树翘首寻望，一会儿又靠着另一棵树唉声埋怨的焦躁不安和急切难耐的形状中，想见其内心活动的剧烈和胸中愁情的浓重。如果说，诗人单用“愁”来描写自己的心情还嫌概括而抽象的话，那么用“愁倚两三松”来描写就显得生动而具体了。因为前者只能让人在心里体会，后者还可让人于目中看见。
　　到这里，主题已经揭示无遗，诗篇也就自然结束。
　　人们常说：“文如看山不喜平。”诗也一样。这首五律，虽然只有短短八句四十个字，却写得时起时伏，饶有情趣。“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欢愉之情，又风吹云散；“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不觉又意外地得到了慰藉；“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终于又陷入无限惆怅之中。诗情的发展，既出乎读者意料之外，但又在诗歌情理之中。满怀热望进山访友，谁知道士外出不在；转而一想，诗题明明写着“不遇”，相左本是意料中事。既然不遇，接下来就该写如何失望和扫兴了，可是诗人又兴味盎然地欣赏起环境美景来了；然而如上所析，确又不无道理。正当读者十分惬意地流连风光的时候，不料“愁”字又猝然亮出……诗人运用的是欲抑先扬的手法，为了衬托访友不遇情绪的惆怅，首先尽情渲染出发访友兴致的高昂；正因为有早行欢畅情绪的遥相对照，所以格外显出候友不归的感情沮丧。然而由扬而抑，感情又不是直线下降，这中间不仅有转折和过渡，而且还有暂时的回升。因此，诗篇波澜曲折，十分引人入胜。

王维《山居秋暝》赏析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赏析一
    这首诗写山居所见秋山雨后黄昏的迷人景色和融怡陶醉的心境，大约是诗人隐居终南或辋川别墅时所作。诗的境界清澄透明，玲珑剔透，恰似一泓秋水，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于诗情画意当中寄托着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首联整体着眼，大笔勾勒，交待季节，点明状态，给人以身临其境，神清气爽之感。“空山”、“新雨”、“晚秋”，平平实实的几个字，极易引发人们的联想，山居环境的静谧，新雨过后的清新，秋日天气的飒爽，白日向晚的安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空山”是王维惯用的词语，耐人寻味。此处绝无冷清、空洞之意，也不是禅宗所谓的空寂、虚无，结合全诗来看，“空山”包含以下四层意思：一指山中林木繁茂，翠绿成荫，遮掩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如王维《鹿柴》所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二是指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有如世外桃源，遗世独立，又如洞天福地，快乐怡人；三是指山雨初霁，万物一新，银辉四射，天地生辉，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派空明洁净，熠熠生辉的灿烂图景；四指空而不虚，静而不寂，活力无限，意趣万千，因为山中有欢歌笑语，渔舟晚唱，有明月朗照，清泉潺潺。可见，雨后空山带给人们的不是孤独、寂寞，不是沉寂、死灭，而是生机活力，妙趣横生。
    颔联小处着眼，工笔细描，动静结合，光色辉映，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迷人世界。皓月当空，朗照万物；苍松如盖，亭亭净植；松叶如针，清翠欲滴；水珠点点，闪闪发光；树影斑驳，月光辉映，洒下一地的星星点点，有如细碎银子铺满山林，给人以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之感。落一“照”字，不同于“泻”，朱自清《荷塘月色》写月光：“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与花上。”用“泻”写出了月光如水，静谧朗照，柔媚生辉的特点。王维写月光用“照”字，光色兼备，状态逼真，活现月照松林，回光返射，闪烁不定，迷离恍惚的特点；也引导读者去留意空山松林沐浴月华的恬静光洁和明亮空灵。如果说第一句侧重写月下松林的幽美景致的话，那么，第二句就是写月下溪流的活泼生机。你瞧：山泉流淌，淙淙作响；月映溪流，素洁如练；流水空明，清澈见底；溪流弯弯，活泼机灵。面对这一溪清幽洁明，空灵剔透的山泉，恨不得掬一水山月滋润沧桑的面庞，撷一缕清音唱响心灵的浪花。着一“流”字，尽显风流，颇有柳宗元《小石潭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的韵味，也引导人们去体味小溪或水石相激飞花溅玉的闪亮或穿林绕石琤琤琮琮的合鸣。王维一“流”，可谓意态横生，妙趣无穷！
    颈联拓展一步，进到人事生活，而这种生活出现在山中黄昏这一特有的情境中，便显现出迷人的色彩。上句写姑娘：一群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浣衣归来，结伴同行；她们嬉戏玩闹，笑逐颜开，吵醒沉睡的山林，激活了寂静的生机，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幽深的竹林中。下句写渔人：几艘小船满载星辉，尽兴而归，满眼荷叶纷纷倒向两边，掀翻了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此情此景，让人心生羡慕，多么想，摇一船沉甸甸的丰收喜悦来迎接又一个静谧幽美的夜晚；多么想，唱一池脆生生的渔舟小调去欢送又一个余辉掩映的黄昏。姑娘也好，渔人也罢，诗人只听见竹林中的喧闹而不见其人，只见到莲株的摇动而不见行舟，自可想见竹林莲丛的茂密幽深，人们竟是裹在这样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里，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啊！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的人们，勤劳纯朴，心性高洁；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率性真诚，一派天然。难怪末联诗人要由衷地倾吐出“王孙”可留的感叹了。
    尾联巧用《楚辞·招隐士》之典，《招隐士》末句云：“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原意是招王孙出山入仕，王维反用其意，自成佳构，增无限趣味，“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春芳虽然自然而然的消歇了，但秋光一样美丽迷人，“王孙”自可不必离去了。貌似劝人，实则自勉。“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污浊而洁身自好；“山中”比尘世好，纯洁空灵，可以远离世俗庸碌而修养性情。诗人对山中生活的迷恋之情，跃然纸上。另外，从全诗所用意象也可看出作者的思想情趣。皎皎明月，纯洁空明；郁郁青松，亭亭净植；幽幽清泉，潺潺流淌；森森翠竹，修直挺拔；卓卓清莲，污而不染；……凡此种种，在传统诗文里面，都是一些清闲雅致，高洁不俗的意象，由此不难看出王维对理想生活的念念不忘之心。
赏析二
    这首诗写出了清新、幽静、恬淡、优美的山中秋季的黄昏美景。王维所居辋川别墅在终南山下，故称山居。
    一场秋雨过后，秋山如洗，清爽宜人。时近黄昏，日落月出，松林静而溪水清，浣女归而渔舟从。如此清秋佳景，风雅情趣，自可令王孙公子流连陶醉，忘怀世事。此诗以一“空”字领起，格韵高洁，为全诗定下一个空灵澄净的基调。全诗动静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月照松林是静态，清泉流溢是动态。前四句写秋山晚景之幽静，五六句写浣女渔舟之喧哗。诗之四联分别写感觉、视觉、听觉、感受，因象得趣，因景生情。反衬了当今社会官臣惰，贪，写出诗人自己的高尚情操，写出那无忧无虑，表达了作者十分向往这种生活。也表达了作者崇尚恬静淡泊的田园生活，不愿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文人多借清秋而写悲伤之意，此诗则属乐秋之佳作。《增订评注唐诗正声》郭云：“色韵清绝。”《唐诗解》：“雅兴淡中有致趣。”《唐诗矩》：“右丞本从工丽入，晚岁加以平淡，遂到天成。”《唐诗合选详解》王云翼云：“前是写山居秋暝之景，后入事言情，而不欲仕宦之意可见。”
    这首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王维的人生大志也隐藏在字里行间。
    中心：写清幽安闲之境，表达了诗人顺应天性，怡然自适。
赏析三
    诗人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之一，苏轼曾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山居秋暝》以清新自然的笔调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图。同时，诗人也寄托了他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全诗前六句写景：傍晚，秋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凉风习习，诗人漫步于空旷的山谷中。此时天色已暝，月亮已悄悄探出枝头，皎皎月光洒在松林间。路边的小溪清澈见底，泉水汩汩而流。远处的竹林里隐约传来洗衣女归来的欢声笑语；顺流而下的渔舟在碧玉荷叶见穿梭，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作者在短短的六句诗中向读者描述了五幅画面。首联的“空”字与颈联的“喧”字形成鲜明对比，以动衬静，突显出山的幽静空灵，与“蝉噪林俞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颔联与颈联运用对偶，使全诗朗朗上口，意境全出。
　　尾联两句抒情：“随意”两字表达了诗人无拘无束的率性而为；“王孙”引用典故，原意本为“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留”。而诗人在此的体会恰好相反，“自可留”体现了他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同时也暗示了诗人不汲汲于富贵功名的高洁品质。
　　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手法描山摹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概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整首诗运笔有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写景抒情，相得益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称得上是山水诗中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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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选评/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1月1日)

内容推荐
    我国古代素以诗歌发达著称，诗人辈出，佳作如林，有唐一代，更呈现出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繁荣局面，李白的出现，不但把我国古代五七言诗歌的创作推到了高峰，而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的韩愈、李贺、杜牧，宋代的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的高启，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学习，进一步发展了古典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
    《李白诗选评》由赵昌平精心选择李白的代表作，按时间顺序共分六期编排而成。每期前有概述，每篇作品后有详明的注解和精到的讲评。这样就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从充满英逸之气的盛唐精神及李白狂放不羁积极进取的性格特点来着手解读他的作品，作者以深厚的学养高屋建瓴的讲述，深入浅出令读者有耳目一新之感。此书可以说是目前李白诗选的普及读本中最好的一本。
作者简介
    赵昌平，1945年10月人。196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唐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大古籍研究所兼职教授，上海师大、广西师大兼职教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上海编辑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主要研究唐诗学及中国古典诗论，著述丰硕，有各类著作300余万字，1996年前主要论文收入《跨世纪学入文存·赵昌平自选集》。著作及编著有《赵昌平自选集》、《顾况诗集》、《孟子：匡世的真言》，合著有《唐诗三百首新编》、《唐诗一百首》等
目录
出版说明
导言
一、蜀中初学与辞亲远游(701-725)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登峨眉山
白头吟(二首选一)
上李邕
峨眉山月歌
巴女词
渡荆门送别
二、初游东南与回向江汉(725-727)
秋下荆门
望天门山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长干行
乌栖曲
金陵酒肆留别
越女词五首
夜泊牛渚怀古
入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题诗书游览之志
望庐山瀑布水
三、酒隐安陆与初人长安(727—740)
山中问答
长相思二首
送孟浩然之广陵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古风(第二十四)(大车扬飞尘)
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
登太白峰
襄阳歌
江夏别宋之悌
将进酒
赠孟浩然
四、寄家东鲁与二人长安(740—1744)
嘲鲁儒
古风(第十)(齐有倜傥生)
游泰山(六首选一)
南陵别儿童入京
清平调三首
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
月下独酌(四首选一)
古风(第四十六)(一百四十年)
蜀道难
灞陵行送别
五、南北漫游与变乱前夕(744-755)
行路难(三首选一)
沙丘城下寄杜甫
梦游天姥吟留别
横江词六首
登金陵凤凰台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寄东鲁二稚子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梁甫吟
赠何七判官昌浩
北风行
远别离
宣州谢胱楼饯别校书叔云
宣城见杜鹃花
独坐敬亭山
秋浦歌(十七首选一)
赠汪伦
六、报国蒙冤与流寓客死(755-763)
古风(第十九)(西上莲花山)
扶风豪士歌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选二)
独漉篇
早发白帝城
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五首(选二)
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选一)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哭宣城善酿纪叟
临路歌
未编年诗
玉阶怨
怨情
长门怨二首
春思
关山月
子夜吴歌(四首选一)
静夜思
劳劳亭
送友人
听蜀僧溶弹琴

《走近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阅读李白》

出版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5月1日)

内容推荐
    李白(701年2月28日－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朝诗人，有“诗仙”之称，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创造了古代积极浪漫主义文学高峰，为唐诗的繁荣与发展打开了新局面，批判继承前人传统并形成独特风格，歌行体和七绝达到后人难及的高度，开创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代表作品有：《蜀道难》《行路难》《望庐山瀑布》《梦游天姥吟留别》等。
    阎琦编写的《阅读李白》主要向你介绍了李白的生平事迹及创作生涯。《阅读李白》是“走近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系列丛书之一。
作者简介
    阎琦，1943年生于陕西礼泉。1963年考入西北大学中文系，好读书，好写作，尤好古典文学。1968年大学毕业，担任中学语文教员10年。1978年，考入母校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傅庚生、安旗教授攻读魏晋六朝隋唐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此后留校任教，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省政府参事室参事。
　　20余年来，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中华文史论丛》及《西北大学学报》以及香港、台湾、韩国等报刊发表各类学术文章40余篇；出版学术性著作10余部，主要有：《韩诗论稿》《李诗咀华》《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合作）《李白诗歌注评》《韩昌黎文学传论》《唐诗与长安》《韩昌黎文集注释》《识小集》等。
　　学术研究的方向：唐代文史、唐代作家的研究和唐代文献的整理。研究的方法：注重文献，注重文学与史的结合，不为虚空之说，不蹈前人陈说，务求有新见。
　　学术兼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韩愈学会顾问等。
目录
走近李白
一、家世与故乡
1．李白家世
2．少年李白
3．蜀中游历
二、出蜀漫游与一入长安
1．出蜀漫游
2．“西入秦海”：李白一入长安（一）
3．长安行路难：李白一入长安（二）
三、移家东鲁与二入长安
1．移家东鲁
2．翰林待诏（一）
3．翰林待诏（二）
4．遭谗出朝
四、去朝十年
走近李白
一、家世与故乡
1．李白家世
2．少年李白
3．蜀中游历
二、出蜀漫游与一入长安
1．出蜀漫游
2．“西入秦海”：李白一入长安（一）
3．长安行路难：李白一入长安（二）
三、移家东鲁与二入长安
1．移家东鲁
2．翰林待诏（一）
3．翰林待诏（二）
4．遭谗出朝
四、去朝十年
1．李杜初逢
2．吴越漫游
3．北上幽州与南寓宣城
五、安史乱中：从磷、流夜郎与赦归
1．避地剡中
2．从永王磷
3．长流夜郎与夔州遇赦
六、潦倒凄凉的晚年
1．从江夏到金陵
2．从军不果，退还当涂
3．病卒当涂，草葬龙山
尾声：李白身后事
走进作品
1．渡荆门送别
2．蜀道难
3．将进酒
4．送友人
5．行路难
6．梦游天姥吟留别
7．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
名家视角
李白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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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五言律诗三首》赏析

施蛰存

　　现在选讲李白的三首五言律诗，代表他的律诗的几个方面。李白的诗，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以乐府歌行为主。其次是古体，其次是绝句。五、七言律诗止能挂在最后。在五、七律之间，七律更是既少且弱。《金陵凤皇台》一首，恐怕要算是最杰出的了。第一首，我们选：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典型的唐律。李白诗才奔放，适宜于纵横错落的歌行句法。碰上律诗，就象野马被羁，只好俯首就范。这首诗是他的谨严之作，风格已逼近杜甫了。
　　诗是为送别友人而作，开头二句就写明送别之地。北郭东城，不宜死讲，总在城外山水之间。看到这种修辞方法，不必提出疑问：到底是在东城呢，还是在北郭?反正你可以体会作东北郊，也就差不多。如果作者说北郭南城，或西郊东野，那就该研究一下了。
　　第三句紧接上文，点明题目，底下即承以“孤蓬万里征”一句，说明这位朋友是孤身漂泊，远适异乡。可见主客双方，都不以此别为乐事。萧士赟注此句云：“孤蓬，草也。无根而随风飘转者。自喻客游也。”（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他说此句是作者自喻客游，大误!被他这样一讲，这首诗变成“别友人”而不是“送友人”了。这一联诗句，从思想内容来讲，是一个概念，或说二句一意：我们在此地分别之后，你就象蓬草似的飘零到远方去了。上句与下句连属，都不能独自成为一个概念。但从句子形式来讲，它们是很工稳的一对。词性结构，毫不参差。它们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样，也是一副流水对。不过，“一为”对“万里”，也有人认为不够工整。“为”是虚字，“里”是实字。凡词性不同的对仗，例如以状词对名词，象“云雨”对“长短”之类，又如这一联的以虚字对实字之类，晚唐以后的诗人都尽量避免。宋人称为这是犯了“偏枯”之病。但在初、盛唐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不以为是诗病。
　　“浮云”、“落日”一联是即景抒情。友人此去，成为万里孤蓬，他的心情，岂非宛如眼前的浮云；送行的老朋友，对此落日斜阳，更有好景不长、分离在即之感。唐汝询在《唐诗解》中引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为此二句作注释，很容易迷惑读者。因为“浮云蔽日”与“浮云落日”这两个成语，诗人使用时大有分别，决不可混而为一。此诗“浮云”与“落日”分开用，便无“浮云蔽日”之意。“浮云游子意”也不是“游子不顾返”的意思，这里的“落日”，如果要注明来历，似乎可以引用陈后主的诗“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自君之出矣六首》之四）较为适当。李白有许多送别诗，常用“落日”暗示离别之情。例如《送裴大泽诗》：“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又《灞陵行送别》：“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又《送杜秀之入京》诗：“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烟。”又《送族弟錞》诗：“望极落日尽，秋深瞑猿悲。”皆明用“落日”。此外还有《送张舍人》诗：“白日行欲暮，沧波杳难期。”《送吴五之琅琊》诗：“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送裴十八归嵩山》：“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都是写到落日的。这是因为唐人送别必有饮宴，主客分手，必在日落之时。看了以上这些同样的诗句，可以肯定这是即景抒情的句子。
　　结尾一联写友人既已挥手上路。送行者情绪很忧郁。但作者不直说出来，而用“萧萧班马鸣”来表达。班马是离群之马，送行者的马与友人的马，也早就是好朋友。一朝分别，马也不免悲嘶。马尚如此，更何况人!清人顾小谢《唐律消夏录》在此句下批释道：“尚闻马嘶，荡一句。”他的意思是说：友人既别，行行渐远，已望不见，然而还听到马嘶之声。故以此句为荡开一笔的写法。这样讲固然也通，但作者用“班马”一词的意义却透豁不出来。所以我还宁可用我的讲法，认为这是深入一句，而不是荡开一句。

语林趣话：萧萧班马鸣中的“班”为何意？

    “班”字的构形，古今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释说：“班，分瑞玉。从玨、从刀。”就是说“班”这个字是由“玨”和“刀”组合成字的。“班”字的结构成分“刀”，在金文和小篆中，还很明显；在隶书和楷书中，原先也写作“刀”，后来才变成一撇和一点的“班”字。“班”字的结构成分“玨”，从金文、小篆到隶书、楷书，基本没有变化。那么，“ 玨”指什么呢？《说文》解释说：“玨，二玉相合为一玨。”由此看来，“班”字就是在二玉合成的“玨”中插进“刀”，表示用刀将相合的二玉分开，所以《说文》解释“班”字的本义是“分瑞玉”。
　　“瑞玉”是古代诸侯或藩国朝见天子时手中所拿的玉制信物。《尚书》中有：“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意思是舜继尧之位后，让四方诸侯九州长官来觐见，把瑞玉分发给他们。这里的“班瑞”就是“分瑞玉”。“班”字后来意义被引申，泛指将物或人分开。《尚书》中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意思是周武王战胜殷纣王而取得天下后，就封诸侯建邦国，把宗庙的彝器分赐给诸侯。“班”指分彝器。彝器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祭器。《公羊传》中说：“晋侯执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诸侯也。”意思是晋侯拘捕曹伯，把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班”指分土地。
　　《左传》中还记叙有一段故事：楚国的伍举和声子互相友好，伍举出奔到郑国，打算再奔往晋国。声子也要到晋国去，而途经郑国。两人在郑国郊外相遇，于是，将荆条铺在地上，两人坐在荆条上一起饮食，共议返回楚国的事。这个典故就是“班荆道故（旧）”成语的由来，泛指朋友相遇，共叙旧情。“班荆”，即铺开荆条，而“铺开”也就是“分开”。《左传》中还记载：晋国与齐国交战，齐军在夜里逃跑了。晋臣邢伯告诉中行献子说：“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这是说，夜里有班马的叫声，齐军大概逃跑了。其中的“班”是“分开”的意思，“班马”是指从马群分离出来的马，即“离群之马”。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失群班马，迷轮乱辙”的句子，描写的也是离群之马迷途乱跑的情景。李白《送友人》诗中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意思是说主客之马将分道而去，而那马萧萧长鸣，有一种离群之感。
　　“班”的基本意义是“分开”，于是就有了引申义指分开人群而成的组织。比如，军队的“班”是指将一个排的兵士分开而成的组织；学校的“班”是指将一个年级的学生分开而成的组织；“讲习班”，“进修班”，“培训班”之类的“班”，也是指从人群中分开出来的从事学习的一部分人员的组织。
　　“班”也指分开时间而成的段落。比如，“日班”、“夜班”是指从一昼夜中分开而成的两个时段；“早班”、“中班”、“晚班”是指从一昼夜中分开而成的三个时段。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些“班”，其含义所指原是从“班”的古义引申而来的，只不过原来所指的“分开”是动词，现在所指的“分开而成的单位”是名词，而由动词转化为名词，这是语言里常见的现象。
　　                                           选自四川辞书出版社《语林趣话》

　　第二首，我们选取：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牛渚是一座山名，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山北突出在长江中，称为牛渚矶，是江船停泊的地方。“怀古”是诗的内容类别，在“咏怀”与“咏史”之间。方虚谷云：“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己。”（《瀛奎律髓》）讲得似乎太简单，但大致如此。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但历史事实或历史遗迹如果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用作比喻，那就是咏怀诗了。怀古诗不知起始于何人，《文选》里有“咏史”、有“咏怀”，而无“怀古”，大约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李白停船在牛渚矶下，想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古事。东晋时代，有一个出身孤贫的青年袁宏，能做诗。他有五首咏史诗，是得意之作。他的职业是为大地主或公家运送租米。有一天夜里，他的米船停在牛渚矶下。他闲着就吟诵自己的咏史诗。这时，镇守牛渚的是镇西将军谢尚，当时的大贵族、大诗人。他恰巧带着部下泛船巡江。听到袁宏的吟诗声，便派人查问是谁。知道了是袁宏，便请他上自己的大船，和他投机地谈了通宵。此后就请他在自己幕府中担任参军。从此袁宏的名气大了，官至东阳太守。
　　李白在牛渚停船，想起了袁宏和谢尚的故事，便写出了这首诗。诗很浅显，只要知道这个故事，便能懂得。开头两句是叙述：地点是在西江上的牛渚。时间是夜里。风景是“青天无片云”。这样就点明了诗题“夜泊牛渚”。南朝的是建业（今南京）。从建业到现在的九江，这一段长江，当时称为西江。第三、四句说自己在船上赏月，因而想起了谢将军。这就交代了诗题的“怀古”。为什么说是“空忆”呢?因为光是怀念，也无用处。这个“空”字的意义在下面二句。我也能象袁宏那样的高声吟诗，而象谢尚那样的人却听不到。这五、六句是全诗的主题思想。所谓“怀古”，其实是慨叹当今没有赏识他的人，没有提拔他的人。于是，只得待到明天，在纷纷落叶中，挂帆开船而去。
　　这首诗是李白的著名作品。写得极自然、清净。修辞全用白描手法，一点不渲染、夸张，和他的乐府歌行对读，好象是两个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既采用律诗形式，便无法施展其豪迈奔放的才华。但这首诗和第一首诗不同，他的不受拘束的性格，还是表现在这首诗里。我曾讲过孟浩然的《洛下送奚三还扬州》，那是一首全篇无对句的五言律诗。我提出来作为五言古诗发展为五言律诗的轨迹。现在李白此诗也是同一类型。音节、平仄，全是律诗，可是没有一联对句。
　　可以设想，李白大概愿意接受音节和平仄粘缀的规律，而不愿意接受对偶的规律。所以这首诗仍然表现了他的不羁的性格。杨升庵说这种诗是平仄稳贴的古诗，这是依据句法来给它归类。但是，从来选诗者都没有把它选入古诗类中，可知大家都承认它是律诗。
　　李白有《宫中行乐词》八首，现在我选讲其第二首：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宫中行乐词》是乐府旧题，这一组诗原来也编在“乐府”类中，但它们的形式完全是五言律诗，所以和其他二首律诗放在一处讲。
　　李白以布衣身份被玄宗召见后，就被留下为“翰林待诏”。翰林是学士办公的屋子。待诏是职称，还不是官名，意思是还在等待正式任命。他的职务是撰写宫中随时需要的文件，但不是正式的诏令文件。玄宗很欣赏李白的诗才，每当他和杨贵妃赏花饮酒，常常命李白撰作歌词，使乐工谱为新曲，现在李白诗集中有《清平调词》三首和这《宫中行乐词》八首，都是在宫中奉诏而作。
　　孟棨的《本事诗》中记载了《宫中行乐词》的故事，今节录于此：
　　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三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侍扶掖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立寺】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从这段记载，可知《宫中行乐词》原有十首，今李白诗集中止有八首。“柳色黄金嫩”原是第一首，今本诗集中却编在第二首。采用五言律诗形式，乃是玄宗故意考验李白的。李白总算没有考个不及格，十首诗还写得相当可观。不过，孟棨的《本事诗》止能看作小说家言，未必都是记实。关于这八首诗的故事，也未可尽信。
　　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游乐宴会服务的作品，风格还继承着南朝宫体，使用华丽浓艳的字句，描写宫中奢侈享乐的生活，最后以颂扬作结束。这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没有自己的本色文字。止要能配合曲子，使歌妓唱出一支新歌，博得皇帝贵妃高兴，就是成功。
　　这首诗第一联写时季：是柳色嫩黄，梨花如雪的时候。第二联写地点：是养畜着翡翠和鸳鸯的玉楼金殿。第三联写行乐：精选的妓女，随着皇后的车子。她们都从闺房里出来献歌。第四联用问答句法颂杨贵妃：宫中谁是第一美人呢?是在昭阳宫中的赵飞燕。这首诗对仗极工稳，声调平仄；字字合律。除了重复一个“金”字之外，可以说是标准的五言律诗。但是内容却十分空虚，几乎没有主题思想。一切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奉诏、应制、应令、应教、省试，以至于明清二代的试帖诗，全都是这样一种徒有华丽的衣饰而无血肉灵魂的伪文学。萧士贇解这几首诗，以为有讽谏的意义。“玉搂金殿”一联是讽刺玄宗不延请贤人君子，而使女子小人居住在那里。这种解释，岂不可笑?
　　李白把杨贵妃比之为赵飞燕，自以为恭维得很恰当。在《清平调词》第二首中，也用同样的比喻：“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因得立为皇后。她在宫中做了不少争宠的坏事，甚至谋杀太子。当时朝野称之为“祸水”。李白以赵飞燕比拟杨贵妃，止是比喻其美貌和得宠，却没有想到高力士在贵妃面前挑拨离间，说李白贱视贵妃，有诽谤之意。因此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玄宗几次要给李白授官，都为贵妃阻挠，终于只得把李白“赐金放还”。这就是李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失败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原载：《唐诗百话》上

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赏析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据研究李白的专家们考定，写于唐代开元初年，当时诗人还不到二十岁。这首诗，在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李白诗集中，常被放在第一篇，似乎是诗人留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首。在这首五律中，诗人通过描述访友未遇的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对友人的真挚感情。
　　题目“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的“戴天山”，因山势高峻直插云天而得名，位于今天四川省江油县，是李白青少年时生活的地方；“不遇”，就是没有见到的意思。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打开诗章，我们立即被那优美的音响和绚丽的色彩吸引住了，一下子就被带进了诗的意境之中。这是一幅山乡早行图。原来，青年诗人李白很早就启程赶路了，这时，大地还在黎明的晨曦中酣睡，四无人语，一片寂静，只有潺潺流淌的溪水在不停地歌唱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几声汪汪的犬吠；在依稀可辨的山路上，诗人迈着轻捷的步子，走着，走着，不觉天已渐渐大亮了，只见路边桃花那红扑扑的脸上，挂着一颗颗明净清亮的露珠，在灿烂的朝阳映照下，显得格外鲜嫩浓艳，逗人喜爱。一个多么美妙的山乡之晨啊——清新恬静，生机盎然！
　　这里，“犬吠水声中”是写天亮之前的耳中所闻。这时，除了朦胧的路影而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对环境的感受只能依靠听觉了。
　　“桃花带露浓”是写天亮之后的目中所见。这时，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当然是以视觉为先。诗人左右一瞧，原来，一路走来，有桃花夹道相送。这里，诗人在明写悦目赏心的视觉所见的同时，应该说，还暗写了馨入肺腑的嗅觉所闻；因为既然路旁桃花盛开，想必沿途一定芳香扑鼻、花气袭人了。
　　这一联不仅交代了诗人出发的时间是能见度极低的黎明辰光，访友的季节是桃花开放的阳春三月；而且初步地透露了诗人与道士之间友情的深厚，自然地表明了此刻趱程赶路心情的愉快。如此早行，固然可能与路程较远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访友情切的原因吧。
　　诗人怀着高兴而急切的心情，时而奋力攀登、翻山越岭，时而脚底生风、大步流星。然而当他走进山里、快到道士住处的时候，面前却呈现了出乎意料的景象：“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远远望去，林莽深处，麋鹿时时出现，欢蹦乱跳，追逐嬉戏；来到道士宅前溪边，虽然日影水中倒映，时间已经中午，可是既不见道士出来迎接，也听不到道士惯常的钟声。
　　这两句就其相互关系看，属因果句。“时见鹿”是果，“不闻钟”是因；正因为“不闻钟”，所以才“时见鹿”。诗人先用视觉交代结果，后以听觉追述原因，把这两句先后倒置，不仅是为了照顾韵律，而且也是为了符合人们白天察知环境一般都是目在耳前的规律。
　　虽然这两句所写的景物不同——一句是说树林深处时有麋鹿出现，一句是说中午时分不闻钟声传来——但是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暗示道士不在家，尽管“树深时见鹿”尚属猜测，“溪午不闻钟”已经坐实。我们知道，鹿是胆小怕人的动物，因此远处“时见鹿”，就意味着周围不见人了。这就让人不能不产生道士可能不在家的疑虑了，然而这毕竟是估计。诗人心里嘀咕着继续前行，随着道士住处的越来越近，疑虑终于被证实了。他来到门前院外，侧耳细听，毫无动静，悄然无声——道士确实外出了。
　　需要指出的是，“树深时见鹿”一句，除了暗示道士可能不在家而外，还从侧面写出了道士为人的高雅——因为，传说鹿是仙人的坐骑，汉乐府《长歌行》中就有“仙人骑白鹿”的句子，诗人后来的游仙诗中也有这种说法；所以，鹿经常出没的地方，自然就不是一般俗人居住的场所了——从而反映了诗人对道友的敬重。
　　看来，这一趟白跑了！不过，可能道士只是暂时外出，不久就回，也未可知。因此，何不一旁等待片刻，且作休息。单人独处舍外，酷爱自然的诗人，这时似乎忘却了急欲见友的心情，兴味浓烈地察看起道士住处的环境来了：“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只见宅前院后，野竹遍生，葱茏茂密，蓬勃上长，竟冲破了缭绕山腰的青色的云气；远处，山色苍碧，一缕清泉像白练似地从峰顶倒挂下来——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啊！
　　这里，诗人写“野竹”竟能“分青霭”，不是说竹子长得其高无比，而是说它生长的地方很高；由此可见道士居处地势的耸拔，因而视野开阔，连远处飞泻而下的山泉也历历在目。茂密修长的野竹与云雾相接，本来是一幅静景；然而“野竹分青霭”，由于诗人用了这一个“分”字，就有了动的意味了，它使人联想到山风徐来，移动的云雾不断地从野竹梢头飘过的情景。青翠的山峰之上，一线泉水，凌空飞注，本来是一幅动景；然而“飞泉挂碧峰”，由于诗人用了这一个“挂”字，就又由动化静了，它使人想见山峰的陡峭峻拔和山泉的垂直落下的情状。道士选择这样的地方居住，自然说明他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诗人这样谱写入诗，也正说明他很欣赏这里的风光：两人情趣如此相投，可见他们审美观的一致。
　　这里有一个问题：诗人拜访道士，就这首诗来看，已经不是初次登门；既然以前来过，为什么对道士住宅周围的景色还像初来乍到一样觉得新鲜有趣而大书特书呢？这是因为，以前来访，有主人热情迎接，随时陪伴左右，坐而论道，畅叙情怀，可能没有对环境风光细致地观看，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这次不巧撞锁，踟躇门外，细加体察，才仿佛有了新的发现，好像对朋友又有了新的了解。因此，记述这次访问，这一点又怎能不写入诗篇呢？
　　尽管这里的优美景色使诗人忘情和陶醉，然而欣赏风光毕竟不是此行的目的，所以，当他一想到友人不在，久候未归，心情便又黯然了：“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山野地方，人迹稀少，向谁去打听道士的去向呢？诗人万般无奈，怅然若失，只能倚松长叹，心中的愁苦是不难想象的。
　　专程访友，不期未遇，谁人不愁？然而，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这个“不遇”之愁，为什么诗人没有写在来到之初，而要写在饱览了环境美景之后呢？这是因为：第一，初到伊始，发现访友扑空固然也不免扫兴，但这还不是当时最主要的精神活动，那时最主要的精神活动是感到惊诧和觉得意外；而且，在诗人的心目中，当时还存在道士可能马上回来的一线希望。第二，如果说诗人访友是为了向对方诉说衷肠，与对方交流思想，那么，通过观察环境有了新的发现，对朋友更加了解了，就一定有更多的话急欲一吐了，而这时道友偏偏迟迟不归，这怎能不叫人愈加焦急烦恼呢？第三，诗人刚刚来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后来又观赏了一番风光，自然就是下午了；从黎明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时辰了，加之又走了大半天山路，身体疲劳，饥肠辘辘，此时愁情当然就非初到之时可比了。第四，由于“无人知所去”，既不知道士前往何处，更不知他何时归来，那么，诗人是应该继续倚松等待，还是即早返回、改日再访，就更是举棋难定了；而这，又怎能不让人犯愁呢？可见，最后把“愁”点出，不单单是尾联破题、卒章显志的结构所要求的；更主要的，这是诗人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笔饱墨浓，酣畅淋漓，极其自然。
　　“愁倚两三松”，这一句除了其中的“两三松”对道士的住处环境又顺便补写了一笔而外，再一次以象征的手法暗写道士品格的坚毅，更主要的，使诗人访友不遇之愁形象化了，让我们从他一会儿凭着这一棵树翘首寻望，一会儿又靠着另一棵树唉声埋怨的焦躁不安和急切难耐的形状中，想见其内心活动的剧烈和胸中愁情的浓重。如果说，诗人单用“愁”来描写自己的心情还嫌概括而抽象的话，那么用“愁倚两三松”来描写就显得生动而具体了。因为前者只能让人在心里体会，后者还可让人于目中看见。
　　到这里，主题已经揭示无遗，诗篇也就自然结束。
　　人们常说：“文如看山不喜平。”诗也一样。这首五律，虽然只有短短八句四十个字，却写得时起时伏，饶有情趣。“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欢愉之情，又风吹云散；“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不觉又意外地得到了慰藉；“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终于又陷入无限惆怅之中。诗情的发展，既出乎读者意料之外，但又在诗歌情理之中。满怀热望进山访友，谁知道士外出不在；转而一想，诗题明明写着“不遇”，相左本是意料中事。既然不遇，接下来就该写如何失望和扫兴了，可是诗人又兴味盎然地欣赏起环境美景来了；然而如上所析，确又不无道理。正当读者十分惬意地流连风光的时候，不料“愁”字又猝然亮出……诗人运用的是欲抑先扬的手法，为了衬托访友不遇情绪的惆怅，首先尽情渲染出发访友兴致的高昂；正因为有早行欢畅情绪的遥相对照，所以格外显出候友不归的感情沮丧。然而由扬而抑，感情又不是直线下降，这中间不仅有转折和过渡，而且还有暂时的回升。因此，诗篇波澜曲折，十分引人入胜。

王维《山居秋暝》赏析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赏析一
    这首诗写山居所见秋山雨后黄昏的迷人景色和融怡陶醉的心境，大约是诗人隐居终南或辋川别墅时所作。诗的境界清澄透明，玲珑剔透，恰似一泓秋水，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于诗情画意当中寄托着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首联整体着眼，大笔勾勒，交待季节，点明状态，给人以身临其境，神清气爽之感。“空山”、“新雨”、“晚秋”，平平实实的几个字，极易引发人们的联想，山居环境的静谧，新雨过后的清新，秋日天气的飒爽，白日向晚的安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空山”是王维惯用的词语，耐人寻味。此处绝无冷清、空洞之意，也不是禅宗所谓的空寂、虚无，结合全诗来看，“空山”包含以下四层意思：一指山中林木繁茂，翠绿成荫，遮掩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如王维《鹿柴》所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二是指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有如世外桃源，遗世独立，又如洞天福地，快乐怡人；三是指山雨初霁，万物一新，银辉四射，天地生辉，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派空明洁净，熠熠生辉的灿烂图景；四指空而不虚，静而不寂，活力无限，意趣万千，因为山中有欢歌笑语，渔舟晚唱，有明月朗照，清泉潺潺。可见，雨后空山带给人们的不是孤独、寂寞，不是沉寂、死灭，而是生机活力，妙趣横生。
    颔联小处着眼，工笔细描，动静结合，光色辉映，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迷人世界。皓月当空，朗照万物；苍松如盖，亭亭净植；松叶如针，清翠欲滴；水珠点点，闪闪发光；树影斑驳，月光辉映，洒下一地的星星点点，有如细碎银子铺满山林，给人以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之感。落一“照”字，不同于“泻”，朱自清《荷塘月色》写月光：“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与花上。”用“泻”写出了月光如水，静谧朗照，柔媚生辉的特点。王维写月光用“照”字，光色兼备，状态逼真，活现月照松林，回光返射，闪烁不定，迷离恍惚的特点；也引导读者去留意空山松林沐浴月华的恬静光洁和明亮空灵。如果说第一句侧重写月下松林的幽美景致的话，那么，第二句就是写月下溪流的活泼生机。你瞧：山泉流淌，淙淙作响；月映溪流，素洁如练；流水空明，清澈见底；溪流弯弯，活泼机灵。面对这一溪清幽洁明，空灵剔透的山泉，恨不得掬一水山月滋润沧桑的面庞，撷一缕清音唱响心灵的浪花。着一“流”字，尽显风流，颇有柳宗元《小石潭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的韵味，也引导人们去体味小溪或水石相激飞花溅玉的闪亮或穿林绕石琤琤琮琮的合鸣。王维一“流”，可谓意态横生，妙趣无穷！
    颈联拓展一步，进到人事生活，而这种生活出现在山中黄昏这一特有的情境中，便显现出迷人的色彩。上句写姑娘：一群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浣衣归来，结伴同行；她们嬉戏玩闹，笑逐颜开，吵醒沉睡的山林，激活了寂静的生机，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幽深的竹林中。下句写渔人：几艘小船满载星辉，尽兴而归，满眼荷叶纷纷倒向两边，掀翻了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此情此景，让人心生羡慕，多么想，摇一船沉甸甸的丰收喜悦来迎接又一个静谧幽美的夜晚；多么想，唱一池脆生生的渔舟小调去欢送又一个余辉掩映的黄昏。姑娘也好，渔人也罢，诗人只听见竹林中的喧闹而不见其人，只见到莲株的摇动而不见行舟，自可想见竹林莲丛的茂密幽深，人们竟是裹在这样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里，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啊！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的人们，勤劳纯朴，心性高洁；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率性真诚，一派天然。难怪末联诗人要由衷地倾吐出“王孙”可留的感叹了。
    尾联巧用《楚辞·招隐士》之典，《招隐士》末句云：“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原意是招王孙出山入仕，王维反用其意，自成佳构，增无限趣味，“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春芳虽然自然而然的消歇了，但秋光一样美丽迷人，“王孙”自可不必离去了。貌似劝人，实则自勉。“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污浊而洁身自好；“山中”比尘世好，纯洁空灵，可以远离世俗庸碌而修养性情。诗人对山中生活的迷恋之情，跃然纸上。另外，从全诗所用意象也可看出作者的思想情趣。皎皎明月，纯洁空明；郁郁青松，亭亭净植；幽幽清泉，潺潺流淌；森森翠竹，修直挺拔；卓卓清莲，污而不染；……凡此种种，在传统诗文里面，都是一些清闲雅致，高洁不俗的意象，由此不难看出王维对理想生活的念念不忘之心。
赏析二
    这首诗写出了清新、幽静、恬淡、优美的山中秋季的黄昏美景。王维所居辋川别墅在终南山下，故称山居。
    一场秋雨过后，秋山如洗，清爽宜人。时近黄昏，日落月出，松林静而溪水清，浣女归而渔舟从。如此清秋佳景，风雅情趣，自可令王孙公子流连陶醉，忘怀世事。此诗以一“空”字领起，格韵高洁，为全诗定下一个空灵澄净的基调。全诗动静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月照松林是静态，清泉流溢是动态。前四句写秋山晚景之幽静，五六句写浣女渔舟之喧哗。诗之四联分别写感觉、视觉、听觉、感受，因象得趣，因景生情。反衬了当今社会官臣惰，贪，写出诗人自己的高尚情操，写出那无忧无虑，表达了作者十分向往这种生活。也表达了作者崇尚恬静淡泊的田园生活，不愿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文人多借清秋而写悲伤之意，此诗则属乐秋之佳作。《增订评注唐诗正声》郭云：“色韵清绝。”《唐诗解》：“雅兴淡中有致趣。”《唐诗矩》：“右丞本从工丽入，晚岁加以平淡，遂到天成。”《唐诗合选详解》王云翼云：“前是写山居秋暝之景，后入事言情，而不欲仕宦之意可见。”
    这首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王维的人生大志也隐藏在字里行间。
    中心：写清幽安闲之境，表达了诗人顺应天性，怡然自适。
赏析三
    诗人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之一，苏轼曾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山居秋暝》以清新自然的笔调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图。同时，诗人也寄托了他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全诗前六句写景：傍晚，秋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凉风习习，诗人漫步于空旷的山谷中。此时天色已暝，月亮已悄悄探出枝头，皎皎月光洒在松林间。路边的小溪清澈见底，泉水汩汩而流。远处的竹林里隐约传来洗衣女归来的欢声笑语；顺流而下的渔舟在碧玉荷叶见穿梭，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作者在短短的六句诗中向读者描述了五幅画面。首联的“空”字与颈联的“喧”字形成鲜明对比，以动衬静，突显出山的幽静空灵，与“蝉噪林俞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颔联与颈联运用对偶，使全诗朗朗上口，意境全出。
　　尾联两句抒情：“随意”两字表达了诗人无拘无束的率性而为；“王孙”引用典故，原意本为“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留”。而诗人在此的体会恰好相反，“自可留”体现了他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同时也暗示了诗人不汲汲于富贵功名的高洁品质。
　　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手法描山摹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概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整首诗运笔有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写景抒情，相得益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称得上是山水诗中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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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赏析

袁行霈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山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白很少写律诗，而《登金陵凤凰台》却是唐代的律诗中脍炙人口的杰作。此诗是作者流放夜郎遇赦返回后所作，一说是作者天宝年间，被排挤离开长安，南游金陵时所作。
　　开头两句写凤凰台的传说，十四字中连用了三个凤字，却不嫌重复，音节流转明快，极其伏美。“凤凰台”在金陵凤凰山上，相传南朝刘宋永嘉年间有凤凰集于此山，乃筑台，山和台也由此得名。在封建时代，凤凰是一种祥瑞。当年凤凰来游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如今凤去台空，六朝的繁华也一去不复返了，只有长江的水仍然不停地流着，大自然才是永恒的存在！
　　三四句就“凤去台空”这一层意思进一步发挥。三国时的吴和后来的东晋都建都于金陵。诗人感慨万分地说，吴国昔日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的一代风流人物也早已进入坟墓。那一时的烜赫，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诗人没有让自己的感情沉浸在对历史的凭吊之中，他把目光又投向大自然，投向那不尽的江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三山”在金陵西南长江边上，三峰并列，南北相连。陆游《入蜀记》云：“三山，自石头及凤凰山望之，杳杳有无中耳。及过其下，距金陵才五十余里。”陆游所说的“杳杳有无中”正好注释“半落青天外”。李白把三山半隐半现、若隐若现的景象写得恰到好处。“白鹭洲”，在金陵西长江中，把长江分割成两道，所以说“一水中分白鹭洲”。这两句诗气象壮丽，对仗工整，是难得的佳句。
　　李白毕竟是关心现实的，他想看得更远些，从六朝的帝都金陵看到唐的都城长安。但是，“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这两句诗寄寓着深意。长安是朝廷的所在，日是帝王的象征。陆贾《新语。慎微篇》曰：“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李白这两句诗暗示皇帝被奸邪包围，而自己报国无门，他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不见长安”暗点诗题的“登”字，触境生愁，意寓言外，饶有余味。相传李白很欣赏崔颢《黄鹤楼》诗，欲拟之较胜负，乃作《登金陵凤凰台》诗。《苕溪渔隐丛话》、《唐诗纪事》都有类似的记载，或许可信。此诗与崔诗工力悉敌，正如方回《瀛奎律髓》所说：“格律气势，未易甲乙。”在用韵上，二诗都是意到其间，天然成韵。语言也流畅自然，不事雕饰，潇洒清丽。作为登临吊古之作，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它写出了自己独特的感受，把历史的典故，眼前的景物和诗人自己的感受，交织在一起，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意旨尤为深远。
                                                            原载：《唐诗鉴赏大辞典》
附：
【词语解释】
    凤凰台：故址在南京凤台山。相传刘宋元嘉年间因异鸟集于山而建。
    吴宫：三国时孙吴建都金陵（今江苏南京）。
    衣冠：指王公贵族。
    三山：山名，在南京西南长江边上。
    二水：秦淮河流经南京西入长江，因白鹭洲横其间而分为二支。
【诗文解释】
　　凤凰台上曾有凤凰翔游，凤凰飞去了，而今凤凰台空，长江水依然不停地流着。吴国昔日繁华的宫廷已经荒芜。东晋贵族早已进入坟墓。三山矗立在天边，若隐若现。白鹭把江水分为两道。浮云总是遮蔽日月，不能回到长安，内心沉痛忧郁。

李白《题东溪公幽居》赏析

吴泓工作室辑录

杜陵贤人清且廉，东溪卜筑岁将淹。

室近青山同谢朓，门垂碧柳似陶潜。

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

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精盐。

    李白的作品大气磅礴，本诗所描绘的景色和环境，涉及到青山、柳树、喜鸟、老宅、古院、繁花、秀舞、美酒、盐，亦如世外桃源。在此，敝人大胆认为此诗所描绘的景色和今天重庆綦江县“东溪千年古镇”的景色和环境极其相似，特别是此诗所提到的“盘中祗有水精盐”。水精盐与东溪古盐道似有关系。如果这种推断成立，李白这首诗所描绘的极有可能是唐代东溪风貌也未必不可能。
    关于诗作中的另一个概念“水精盐”，就更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有些读本中是这样解释的：“亦作水晶盐。陆容《菽园杂记》：环庆之墟有盐池，产盐皆方块如骰子，色莹然明彻，盖即所谓水晶盐也。 ‘盘中祗有水晶盐’，言无下酒之物，东溪公廉洁可见。”那么与之相反，另有一说为“喝酒时，最考究的盐，是水精盐，如水晶般透明，有点像腌制咸菜的颗粒盐。唐王朝，即使朝廷宴请，也不奢华。皇帝只是赐给大臣们些许美酒，同时赐给配套的水精盐，就是上等宴席标准。”由此看来，两种说法很不一致，那么怎么理解最为合理呢？首先，在封建社会，盐并不是便宜的东西，盐铁专卖，体现的是国家对财源的严格控制，然而，既然不便宜，按照诗人诗作中的意思，“杜陵贤人清且廉”，这位贤人待客自然要体现他清廉的特征了，“盘中只余水精盐”就应当是清廉的表现，这样的话，水精盐又应该是便宜的东西，那么，这对矛盾怎么就解释合理了呢？结论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产盐的地方，贵重的盐就会变得便宜，东溪古镇现今保存有较完整的盐马古道。这样理解，“盛宴用物”和“清廉待客”就巧妙地吻合在了一起，如此说来，这东溪古镇正和杜陵贤人和诗人李白相聚对酌了。
    另一说法，似乎更为合理——
    翻检古人诗文，能看到自古以来的酒客也是重酒而不重其他，“客来只醉水晶盐”并不鲜见。所谓“水晶盐”，又名“水精盐”，是一种晶莹剔透、状如水晶的块状池盐，以咸盐伴酒待客，照样能一醉方休。李白《题东溪公幽居》诗云：“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精盐。”诗人造访东溪，故友相对把盏，只需几颗咸盐沾嘴，即可尽欢。主人浑不在意，客人也不以为忤，言谈自若，毫无轻慢之意、不悦之情。想来，东溪公虽然“清且廉”，却并非拮据到只有咸盐，有“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哪是肉脯鱼脍可比得的？
    不独东溪公如此，宋朝翰林学士钱明逸待客时也常常只以青盐陪酒，各人席地而坐，喝一口酒，吮一粒盐，自成雅趣。大约深得饮酒之道者心无他物，才会如此淡然。
    以盐佐酒，是古人常为之事，谓之“盐酒”。今人虽不再以盐下酒，也没有古人的清雅，却也有真酒徒，能与古人一比高下——故乡有一位老者，自市中酒肆沽得临水集大曲一壶，且行且饮，路过一处菜园，索性躺倒在田墒里，就着壶嘴痛饮，随手采摘青辣椒佐酒，不觉已酣然入梦。其情其状，虽比不得“曲水流觞”的风雅，却也应了“野饮”之趣。
    此外，诗中描写景物之句，更可看出二人之情谊。
    “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后院中好鸟歌唱，欢迎春光，前檐下，落花飞舞，为客人捧酒助兴。这里的落花意象，突出了落花的飘飞姿态和动人色彩，与好鸟共同构成了春光中最动人的景象，在幽居图上涂上了重重的亮丽的一块色彩，蕴涵着诗人喜悦、兴奋的心情。而且，诗人将“飞花”拟人化，飘舞的花朵为客人“送酒”，洋溢着温暖、热烈的感情，暗示着主人对客人的真诚的友谊。
    所以，后人评价说——
    严评本：“犹存浑气。”严评本载明人批：“宅门院檐是居，山柳花鸟状幽，景见其清，结则廉。”朱本云：“此乃李白之律诗也，一气浑成，不事雕琢。其态度语句清丽，唐之诸诗人竭力为者，反不能及。晚唐纤细，又安能望其后尘乎?”《唐诗合解》卷九，眉批：“前解写东溪有卜筑之志，后解则写东溪公之乐而羡其廉洁也。 ”于“客到但知留一醉”下批：“‘但’字妙，是不问有无肴馔，全脱略于形骸。”又评末句云：“‘祗有’，只有也。其外并无他物，其清廉于是可见矣。”
    唐汝询《唐诗解》卷四○：“此美东溪公幽居之乐。言公清廉而有高隐之志，故卜筑东溪以为幽栖之地，盖将淹留于此矣。且依山荫柳，媲美古人；花舞莺歌，与物无间。及客至留饮，而盘无他味，则其清廉为何如哉!”
【校注】
    杜陵句：杜陵、《元和郡县志》卷一关内道京兆府万年县：“杜陵，在县东二十里，汉宣帝陵也。”朱本注：“杜陵贤人，谓东溪公也。其人或李姓，或居杜陵，必仕而后隐者也。”此句谓东溪公原为居于杜陵的清廉贤人。
    东溪句：东溪，当涂县青山附近的水溪。疑即青山河。因在江东，隐居者或者李白称为东溪。淹，久也。意谓杜陵贤人东溪公隐居在此将会很久。又，当涂县年陡乡有万年村，傍夹二溪，或为隐者居此，因原籍万年，故而称之。也未可知。  
    宅近句：青山，《方舆胜览》卷十五太平州当涂：“青山，在当涂县东南三十里，《寰宇记》：齐宣城太守谢�┲�室于山南，遗址犹存，绝顶有谢公池。唐天宝改为谢公山。朓诗云：‘还望青山廓’。山下有青草市，一名谢家市。”此句谓东溪公隐居之宅同谢朓宅一样近于青山。
    门垂句：碧柳，陶潜《五柳先生传》：“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此句谓东溪公宅边亦有柳树，与陶渊明隐居时相似。
    水精盐，亦作水晶盐。陆容《菽园杂记》：“环庆之墟有盐池，产盐皆方块如骰子，色莹然明彻，盖即所谓水晶盐也。”“盘中祗有水晶盐”，言无下酒之物，东溪公廉洁可见。
【译文】
    杜陵来的贤人真是高洁清廉，在东溪筑室还将隐居多年。宅如谢朓一样近邻青山，门前垂柳又像陶潜。好鸟迎春在后院鸣唱，飞花伴着酒香在前檐舞旋。客人到此就留他畅饮一醉，别无肴馔只有一盘水精盐。

李白《寄崔待御》赏析

宛溪霜夜听猿愁，去国长如不系舟。

独怜一雁飞南海，却羡双溪解北流。

高人屢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朓楼。

此处别离同落叶，明朝分散敬亭秋。

【注】
    ①本诗写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时诗人离东鲁家南游吴越。崔侍御，即崔成甫，李白的好友，曾任校书郎、摄监察御史。②敬亭：指敬亭山。
【译文】
    宛溪霜夜，猿声凄厉，听者伤心。此身长期离开故土，仿佛是不系缆绳的孤舟。看到一只孤独的大雁飞向南海，怎么不叫人心酸？真羡募宛溪的双溪也知道向北方奔流。高尚的你多次为我解下陈蕃榻，招待得很不错。我这个匆匆过客却以难登上谢脁楼。我们如同秋天的落叶，寒风一起，便要从敬亭山飘落到各自的归宿。
【简析】
    这首诗是李白于公元753年（唐玄宗天宝十二载）冬在金陵（今江苏南京）时所作。关于崔侍御为何人，学术界尚存争议。郁贤皓《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认为，崔侍御即是崔成甫。这一年冬天李白在金陵与崔侍御的酬赠诗很多，这首《寄崔侍御》是其中之一。此诗格律尽管不是十分严整，也算是李白集中为数不多的七言律诗之一。诗中主要表达作者对崔侍御的谢意与别情，表现了作者与友人之间的情谊。
【小练习】
    1、李白在诗中表达了哪些情感？请作简要概括和分析。（5分）

    2、这首诗在抒发情感时，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请选取其中的两种，然后结合诗句作简要分析。（6分）

【参考答案】
    1、对故乡的思念。“去国”即远离家乡，“长为不系舟”是指飘泊天涯；“独怜一雁南海”“却羡双溪解北流”是痛惜自己如孤雁南飞离家越来越远、羡慕双溪能流向家的方向。②对朋友的感激与不舍。“高人屡解陈蕃榻”是说崔侍御多次解榻相待；“此处别离同落叶，朝朝分散敬亭秋”即言与友人离别，有如敬亭山的秋叶将在秋风中各奔东西，不舍之情溢于言表。（答出抒发的情感每一个给1分，共2分；能准确地概括和分析给3分。）
    2、寓情于景：宛溪“霜夜”听“猿愁”，凄冷之夜，猿猴哀鸣，一片凄凉，很好地烘托出思家之愁，飘泊之苦。②用典：“陈蕃榻”化用典故，感激朋友的热情关照。③比喻：用“不系舟”比喻浪迹江湖、飘泊不定的诗人。④对比：“一雁南飞”与“双溪北流”对比，借以表达思乡之愁，飘泊之苦。（每点3分，能答出两点即可给满分6分。能自圆其说者亦可酌情给分。）

杜甫《登高》赏析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杜甫《登高》诗历来为人称道,一直脍炙人口。元人称它“一篇之内,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胡应麟曰:“此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移,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此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诗薮》)杨伦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
古人以农历九月九日为登高节。这一天偕家人或友人登高,是一种避邪气、赏风景的风俗。周处《风土记》云:“俗尚九月九日,谓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气烈熟,色赤,亦可插其房以插头,云‘辟恶气,御冬’。”唐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也是一首登高思亲之作。
    《登高》大约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767)的重阳节。这天五十六岁的杜甫在夔州独自登上白帝城外的高台,百感交集,于是写下了这首“旷代之作”。
    这是一首景象苍凉阔大,气势浑涵汪茫的七言律诗。前四句写“登高闻见之景”,后四句写“登高感触之情。”缘情选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浑然一体,充分表达了诗人长年飘泊、忧国伤时、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首联从细处着笔,写具体景物。诗人登上高台,就眼前之景,心中所感,写出了“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一腾播众口的名句。时值深秋重阳,天高气朗,山风猎猎,猿啼声哀。诗人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选择了有代表性的景物。“风急”,高处“风急”,所谓“高台多悲风”,这是登高之感。“猿啸”,《水经注》:“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猿啸哀”正是描绘了这种情景。这是登高所闻。秋江上景物萧疏,洲渚凄清,沙滩白净,水鸟翻飞,这是登高所见。这一联诗人用工笔描摹了“风急”、“天高”、“渚清”、“沙白”、“猿啸哀”、“鸟飞回”这六种景物,既展示了节序的苍茫、凄清、肃杀的气氛,又烘托了诗人悲怆、愁苦的情怀。一俯一仰,一山一水,有闻有见有感,有动有静有色,十四字“字字皆奇”,无一虚设,表现了诗人用词造句写景抒情的精湛功力。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颔联从大处落墨,写整体景物。第三句承首句,写山,因风急,故落叶纷纷,萧萧而下;第四句承次句,写水,因风急,长江波涛汹涌,滚滚而来。“无边”状秋意之深,景界之阔,蕴含着诗人沉郁、悲凉之感;“不尽”写长江奔腾不息,也显示了诗人登高望远,视野开阔。“萧萧”形容落木,“滚滚”描绘长江,专以虚字传神,显示出出神入化之笔力。“无边”句融《楚辞》“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风飒飒兮木萧萧”的语意,创造出这一气势磅礴,格调雄浑,内涵深厚,音韵铿锵的千古传诵的名句。
    《登高》前两联是写江边秋景。“夫景以情合,情以景生。”“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姜斋诗话》)诗人大笔勾勒,写出了天高风急,飞鸟回旋,高猿长啸,落木萧萧,长江滚滚这气势恢宏的秋景,但,笔在景上,情寓景中,在这合于节令,谐于情绪的景物描摹的基础上,诗人那苍凉、悲苦的身世之感流于笔端,写出了直抒胸臆的颈联、尾联。先看颈联: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一联由以上的写眼前景转入抒胸中情,写得凝练而深沉。“万里悲秋”与颔联“无边落木”相承,由落叶之景引起悲秋之情;“百年多病”与颔联的“不尽长江”相承,由岁月如江水逝去引起壮志难酬之感。此联是诗人潦倒半生的生动写照。“‘万里’,是说离家有万里之遥;‘作客’,指客居夔州;‘百年’犹言一生,又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构成了悲秋的最重要的部分。这短短十四字中含有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当此重九佳节,没有任何饮酒等乐事,只是去登台,五可悲;亲朋凋谢,孤零零地独自去登,六可悲;身体健旺也还罢了,却又是扶病去登,七可悲;而这病又是经常性的多种多样的,八可悲;光阴可贵,而人生不过百年,如今年过半百,只落得这般光景,九可悲,真是包括了无限的感慨!我们非常佩服诗人高度的概括能力。”(肖涤非语)
    诗人自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就开始携带家小由奉天先到白水,由华州往秦州。乾元二年末,达成都,后由绵州泊梓州、阆州,大历元年(766)达夔州。十余年间,诗人辗转流徒,到处作客,生活无着,备受折磨,穷愁潦倒,多病缠身。“右臂偏枯半耳聋”。(《清明》)“牙齿半落左耳聋。”(《复明》)“卧愁病却废”。(《客居》)“眼复几时暗”(《耳聋》)。诗人耳聋、眼花、脚废,还有消渴症(糖尿病)、“病肺”,半身不遂等。试想,一位“窃比稷与契”,原想“立登要路津”胸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宏伟抱负的诗人,现在落到如此境地,又独自登台,面对苍凉萧条的秋景,其感慨若何!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尾联把颈联的“内容补充得更具体、更深沉了。这两句诗的含意十分丰富:久客他乡,则备尝艰难,这是第一层;艰难自然愁多,是第二层;愁多势必促人衰老,是第三层;艰难、愁苦、更兼衰老,使得诗人心灰意冷,潦倒日甚,是第四层;穷愁潦倒,需要借酒浇愁,却偏因病不能喝酒,这反而更增添了愁烦,这是第五层……。诗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好象意犹未尽。诗人把此时的情怀描述得这样细腻,给读者留下思索咀嚼的余味。”(张燕瑾《唐诗选析》)
    这首悲秋诗不同于文人骚客登高望远无病呻吟,它凝聚着诗人毕生艰苦追求而不遇的深沉的感喟,构成了一种雄浑、悲壮的基调。全诗通过“望中所见,意中所触”,描绘了江边的深秋景色,抒发了诗人感事怀乡的悲郁情怀。虽然这是一首人生悲歌,但却不是一味哀伤,而蕴含着一种壮烈的感情,读者依然能感触到诗人那种阔大的胸怀。
    《登高》诗“雄壮高爽”,“故世共推之”,为“古今独步之作。”清施补华评赞曰:“《登高》一首,起‘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收‘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通首作对而不嫌其笨者:三、四句‘无边落木’二句,有疏宕之气;五、六‘万里悲秋’二句,有顿挫之神耳。又首句妙在押韵,押韵则声长,不押韵则局板。“(《岘山说诗》)一般律诗,只有中间两联对偶,而此诗“则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串,一气呵成。骤读之,首尾若未尝有对者,胸腹若无意于对者。细绎之,则锱铢钧两,毫发不差,而建瓴走坂之势,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至用句用字,又皆古今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真旷代之作也。”(胡应麟《诗薮》)这首诗凝结着诗人壮志难酬、悲愤潦倒的喟叹,字字蕴含着愤慨,加之诗人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故句句流畅自然,如天球石琢,已臻化境,充分体现出诗人“晚节渐于诗律细”的艺术特色。
(作者门立功:滨州师专,教授;滨州市,256604)

李商隐《锦瑟》赏析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赏析一
    《锦瑟》是中晚唐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之一。此诗虽有题目，然亦归为“无题” 诗类。究其因，“这种托意空灵、兴寄深微的境界，正是无题诗别具一格的风味所在。”（《古典文学三百题》）全诗渗透了诗人那种清凉落寞之感，饱含着一种壮志难酬的深深遗憾。格调低沉，迷惘朦胧。唯其恨深情痴，故借“锦瑟”之声以传达之。
    首联感物起兴，以无端的“锦瑟”象征自己无端的人生。“锦瑟”是一种装饰华美的瑟，相传古瑟为五十弦。弹瑟必能勾起人们哀怨的情调，思及“年华”，黯然神伤。诗人借此喻指：弦多繁富的音节，多么像纷繁复杂的人生往事。诗人追溯已往，无比感慨。李商隐处在政治腐败的中晚唐时期，虽胸有大志，却在朋党倾轧中，始终被排斥，禄微位卑。因此，有感于理想抱负难以实现，不免流露出感伤的情调。杜甫在《曲江对酒》中也曾有过这种感物起兴的哀伤：“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而这种迷惘的意境也常常引起读者无尽的遐想。朱彝尊曾在《李义山诗集辑评》中写道：“故曰无端’也，取断弦之意也。”如此而已，足以说明诗人无论感时、抒怀，还是言情、咏物，无不力避平直之话。
    颔联用典工巧。“庄生晓梦迷蝴蝶”，是根据《庄子齐物论》中“庄周梦蝶”故事化来的。其指战国思想家庄周有一次梦中见到自己变成蝴蝶，醒后自思，却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成庄周，自己都搞糊涂了。赏梦中之景的“我”，忽又成为梦中取悦之“物”，好不虚幻美丽。可见诗人已经完全陷入一种迷惘的境界之中。再看对句“望帝春心托杜鹃”，诗人借望帝魂化杜鹃事，一方面表达他对理想中“春心”、“年华”乐景事的美好回忆；一方面又对现实中美好理想和情思的破灭而借杜鹃的啼声唱出自己的悲哀。所以，不管是借用庄周梦中化蝶和蜀帝杜宇魂化杜鹃的典故，都引起了诗人无限的悲感。一曲繁弦已惊醒了蝴蝶梦境不复成寐，而难言的怨愤，又如闻杜鹃之凄音，送春归去，挽留不得。因此，一个“托”字，不只写出杜宇之托希望于杜鹃，也写出了佳人之托春心于锦瑟，诗人之托慕情于梦境，大有一石三鸟之妙趣。
    颈联演化传说。“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两幅民间传说中的神气的画面。前一幅以深青的大海和苍穹中一轮明月为背景，塑造了“鲛人泣泪”的形象；后一幅以蓝田秀丽的群山和温暖的阳光为背景，塑造了“玉山生烟”的形象。诗人用意在于表达自己这样的情怀：“鲛人泣泪”喻自己凄楚孤寂之境，寄托沧海遗珠不为所用之恨；又以美玉掩埋而烟辉升腾的意象，喻指自己的才华虽埋却难掩之势。李商隐一贯以深切的忧虑关注着国家的兴衰，渴望着王朝“中兴”，大声呼吁统治者觉醒，也强烈希望能为挽救危亡尽“匹夫之责”。可是，在腐朽势力的重压之下，他的医就国家的心愿，终究只能化作一曲如梦如幻的相思泪而已。
    尾联直抒胸臆。如果说前三联诗人赋予了诗的暗示色彩的艺术风格，具有情思婉转，意境含蓄，工于比兴、用典等特点，那么，末两句恰恰直露情怀：此种情怀岂待今日在追忆时才不胜怅恨呢？实际上在事情发生的当时，早已感到怅惘迷茫了。正如张中行所言：“现在回想，旧情难忘，只是一切都如隔世了。”（《诗词读写丛话》）
    总之，《锦瑟》采用比兴、用典和象征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托意空灵；创造出丰富多姿的意境，哀怨迷离。读者品味其中，如饮陈年佳酿，如痴如醉。
赏析二
    《锦瑟》一诗的创作意旨历来众说纷纭，莫终一是，有怀人、咏物、悼亡、自伤身世、寄托君臣遇合、诗集自序开宗明义……等诸说，但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不管诗人当时怎样谋篇创句，潜行于心的人生价值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有什么用？人怎样活才有用？”），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倾注于笔端，只不过他更善于用诗化的形象和语言来表达。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看到眼前锦瑟上的一弦一柱，就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有过的灿烂岁月、花样年华，这些可都是真情的付出，热血的凝铸。可恨可叹的是这些辉煌已成为过去，并且是如此短暂──单单是“五十弦”，为什么单单是“五十弦”呢？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选择了吗？诗人以“锦瑟”喻美好的“华年”，以“思”引发“无端”之问，一上来就开门见山，点出自己对人生价值的深深思考。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思考不唯我独有：有着“鲲展翅九万里”远大志向的庄子，在梦中也不忘记对这个问题的探索，以致于梦生蝶翅，己蝶难辩；贵为人主的望帝死后仍化作嗓子出血也要叫个不停的杜鹃鸟，来诉说自己心中的疑惑。“蝴蝶梦迷”着“晓”字指明，使原本自迷自恋或徘徊彷徨之意转为富于幻想之境，是盼望旭日东升照亮自己的人生之路；“杜鹃心托”依“春”字点破，使旧有的怨恨怅惘之情化出勃勃生机之感，是希望春光永驻激励自己向前搏击奋斗。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沧海中的珍珠只有在明月之夜，才能流下晶莹的泪花；蓝田下的美玉只有在日暖之时，才能升腾飘逸的烟霞。物犹如此，人当如是。“沧海月明”与“蓝田日暖”优美意境的创设，不仅仅是诗人精妙绝伦艺术素养的表现和挥洒，更是诗人回答人生价值的标准和尺度。诗人以物推人，拓展深化了诗作的主题，整篇的闪光点在此，魂亦在此。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追忆过去，尽管自己以一颗浸满血泪的真诚之心，付出巨大的努力，去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可“五十弦”如玉的岁月、如珠的年华，值得珍惜之时却等闲而过；面对现实：恋人生离、爱妻死别、盛年已逝、抱负难展、功业未建……，幡醒悟之日已风光不再。如泣如诉的悲剧式结问，又让诗人重新回到对“人生价值到底是什么？到底该怎样实现？”深深的思考和迷惑之中，大大增强了诗作的震撼力。也正是因为这种人生的悲剧色彩和诗作的悲剧氛围，本诗才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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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五言律诗三首》赏析

施蛰存

　　现在选讲李白的三首五言律诗，代表他的律诗的几个方面。李白的诗，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以乐府歌行为主。其次是古体，其次是绝句。五、七言律诗止能挂在最后。在五、七律之间，七律更是既少且弱。《金陵凤皇台》一首，恐怕要算是最杰出的了。第一首，我们选：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这是典型的唐律。李白诗才奔放，适宜于纵横错落的歌行句法。碰上律诗，就象野马被羁，只好俯首就范。这首诗是他的谨严之作，风格已逼近杜甫了。
　　诗是为送别友人而作，开头二句就写明送别之地。北郭东城，不宜死讲，总在城外山水之间。看到这种修辞方法，不必提出疑问：到底是在东城呢，还是在北郭?反正你可以体会作东北郊，也就差不多。如果作者说北郭南城，或西郊东野，那就该研究一下了。
　　第三句紧接上文，点明题目，底下即承以“孤蓬万里征”一句，说明这位朋友是孤身漂泊，远适异乡。可见主客双方，都不以此别为乐事。萧士赟注此句云：“孤蓬，草也。无根而随风飘转者。自喻客游也。”（见《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他说此句是作者自喻客游，大误!被他这样一讲，这首诗变成“别友人”而不是“送友人”了。这一联诗句，从思想内容来讲，是一个概念，或说二句一意：我们在此地分别之后，你就象蓬草似的飘零到远方去了。上句与下句连属，都不能独自成为一个概念。但从句子形式来讲，它们是很工稳的一对。词性结构，毫不参差。它们和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同样，也是一副流水对。不过，“一为”对“万里”，也有人认为不够工整。“为”是虚字，“里”是实字。凡词性不同的对仗，例如以状词对名词，象“云雨”对“长短”之类，又如这一联的以虚字对实字之类，晚唐以后的诗人都尽量避免。宋人称为这是犯了“偏枯”之病。但在初、盛唐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不以为是诗病。
　　“浮云”、“落日”一联是即景抒情。友人此去，成为万里孤蓬，他的心情，岂非宛如眼前的浮云；送行的老朋友，对此落日斜阳，更有好景不长、分离在即之感。唐汝询在《唐诗解》中引古诗“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为此二句作注释，很容易迷惑读者。因为“浮云蔽日”与“浮云落日”这两个成语，诗人使用时大有分别，决不可混而为一。此诗“浮云”与“落日”分开用，便无“浮云蔽日”之意。“浮云游子意”也不是“游子不顾返”的意思，这里的“落日”，如果要注明来历，似乎可以引用陈后主的诗“思君如落日，无有暂还时”（《自君之出矣六首》之四）较为适当。李白有许多送别诗，常用“落日”暗示离别之情。例如《送裴大泽诗》：“好风吹落日，流水引长吟。”又《灞陵行送别》：“古道连绵走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又《送杜秀之入京》诗：“秋山宜落日，秀木出寒烟。”又《送族弟錞》诗：“望极落日尽，秋深瞑猿悲。”皆明用“落日”。此外还有《送张舍人》诗：“白日行欲暮，沧波杳难期。”《送吴五之琅琊》诗：“日色促归人，连歌倒芳樽。”《送裴十八归嵩山》：“日没鸟雀喧，举手指飞鸿。”都是写到落日的。这是因为唐人送别必有饮宴，主客分手，必在日落之时。看了以上这些同样的诗句，可以肯定这是即景抒情的句子。
　　结尾一联写友人既已挥手上路。送行者情绪很忧郁。但作者不直说出来，而用“萧萧班马鸣”来表达。班马是离群之马，送行者的马与友人的马，也早就是好朋友。一朝分别，马也不免悲嘶。马尚如此，更何况人!清人顾小谢《唐律消夏录》在此句下批释道：“尚闻马嘶，荡一句。”他的意思是说：友人既别，行行渐远，已望不见，然而还听到马嘶之声。故以此句为荡开一笔的写法。这样讲固然也通，但作者用“班马”一词的意义却透豁不出来。所以我还宁可用我的讲法，认为这是深入一句，而不是荡开一句。

语林趣话：萧萧班马鸣中的“班”为何意？

    “班”字的构形，古今没有什么变化。《说文》解释说：“班，分瑞玉。从玨、从刀。”就是说“班”这个字是由“玨”和“刀”组合成字的。“班”字的结构成分“刀”，在金文和小篆中，还很明显；在隶书和楷书中，原先也写作“刀”，后来才变成一撇和一点的“班”字。“班”字的结构成分“玨”，从金文、小篆到隶书、楷书，基本没有变化。那么，“ 玨”指什么呢？《说文》解释说：“玨，二玉相合为一玨。”由此看来，“班”字就是在二玉合成的“玨”中插进“刀”，表示用刀将相合的二玉分开，所以《说文》解释“班”字的本义是“分瑞玉”。
　　“瑞玉”是古代诸侯或藩国朝见天子时手中所拿的玉制信物。《尚书》中有：“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意思是舜继尧之位后，让四方诸侯九州长官来觐见，把瑞玉分发给他们。这里的“班瑞”就是“分瑞玉”。“班”字后来意义被引申，泛指将物或人分开。《尚书》中说：“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意思是周武王战胜殷纣王而取得天下后，就封诸侯建邦国，把宗庙的彝器分赐给诸侯。“班”指分彝器。彝器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祭器。《公羊传》中说：“晋侯执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诸侯也。”意思是晋侯拘捕曹伯，把所侵占的土地分给诸侯。“班”指分土地。
　　《左传》中还记叙有一段故事：楚国的伍举和声子互相友好，伍举出奔到郑国，打算再奔往晋国。声子也要到晋国去，而途经郑国。两人在郑国郊外相遇，于是，将荆条铺在地上，两人坐在荆条上一起饮食，共议返回楚国的事。这个典故就是“班荆道故（旧）”成语的由来，泛指朋友相遇，共叙旧情。“班荆”，即铺开荆条，而“铺开”也就是“分开”。《左传》中还记载：晋国与齐国交战，齐军在夜里逃跑了。晋臣邢伯告诉中行献子说：“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这是说，夜里有班马的叫声，齐军大概逃跑了。其中的“班”是“分开”的意思，“班马”是指从马群分离出来的马，即“离群之马”。南北朝文学家庾信在《哀江南赋》中有“失群班马，迷轮乱辙”的句子，描写的也是离群之马迷途乱跑的情景。李白《送友人》诗中说：“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意思是说主客之马将分道而去，而那马萧萧长鸣，有一种离群之感。
　　“班”的基本意义是“分开”，于是就有了引申义指分开人群而成的组织。比如，军队的“班”是指将一个排的兵士分开而成的组织；学校的“班”是指将一个年级的学生分开而成的组织；“讲习班”，“进修班”，“培训班”之类的“班”，也是指从人群中分开出来的从事学习的一部分人员的组织。
　　“班”也指分开时间而成的段落。比如，“日班”、“夜班”是指从一昼夜中分开而成的两个时段；“早班”、“中班”、“晚班”是指从一昼夜中分开而成的三个时段。
　　由此可见，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些“班”，其含义所指原是从“班”的古义引申而来的，只不过原来所指的“分开”是动词，现在所指的“分开而成的单位”是名词，而由动词转化为名词，这是语言里常见的现象。
　　                                           选自四川辞书出版社《语林趣话》

　　第二首，我们选取：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牛渚是一座山名，在今安徽省当涂县。山北突出在长江中，称为牛渚矶，是江船停泊的地方。“怀古”是诗的内容类别，在“咏怀”与“咏史”之间。方虚谷云：“怀古者，见古迹，思古人。其事无他，兴亡贤愚而己。”（《瀛奎律髓》）讲得似乎太简单，但大致如此。咏史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事实，怀古诗是有感于某一历史遗迹。但历史事实或历史遗迹如果在诗中不占主要地位，只是用作比喻，那就是咏怀诗了。怀古诗不知起始于何人，《文选》里有“咏史”、有“咏怀”，而无“怀古”，大约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
　　李白停船在牛渚矶下，想到了这个地方的一个古事。东晋时代，有一个出身孤贫的青年袁宏，能做诗。他有五首咏史诗，是得意之作。他的职业是为大地主或公家运送租米。有一天夜里，他的米船停在牛渚矶下。他闲着就吟诵自己的咏史诗。这时，镇守牛渚的是镇西将军谢尚，当时的大贵族、大诗人。他恰巧带着部下泛船巡江。听到袁宏的吟诗声，便派人查问是谁。知道了是袁宏，便请他上自己的大船，和他投机地谈了通宵。此后就请他在自己幕府中担任参军。从此袁宏的名气大了，官至东阳太守。
　　李白在牛渚停船，想起了袁宏和谢尚的故事，便写出了这首诗。诗很浅显，只要知道这个故事，便能懂得。开头两句是叙述：地点是在西江上的牛渚。时间是夜里。风景是“青天无片云”。这样就点明了诗题“夜泊牛渚”。南朝是建业（今南京）。从建业到现在的九江，这一段长江，当时称为西江。第三、四句说自己在船上赏月，因而想起了谢将军。这就交代了诗题的“怀古”。为什么说是“空忆”呢?因为光是怀念，也无用处。这个“空”字的意义在下面二句。我也能象袁宏那样的高声吟诗，而象谢尚那样的人却听不到。这五、六句是全诗的主题思想。所谓“怀古”，其实是慨叹当今没有赏识他的人，没有提拔他的人。于是，只得待到明天，在纷纷落叶中，挂帆开船而去。
　　这首诗是李白的著名作品。写得极自然、清净。修辞全用白描手法，一点不渲染、夸张，和他的乐府歌行对读，好象是两个人的作品。这是因为他既采用律诗形式，便无法施展其豪迈奔放的才华。但这首诗和第一首诗不同，他的不受拘束的性格，还是表现在这首诗里。我曾讲过孟浩然的《洛下送奚三还扬州》，那是一首全篇无对句的五言律诗。我提出来作为五言古诗发展为五言律诗的轨迹。现在李白此诗也是同一类型。音节、平仄，全是律诗，可是没有一联对句。
　　可以设想，李白大概愿意接受音节和平仄粘缀的规律，而不愿意接受对偶的规律。所以这首诗仍然表现了他的不羁的性格。杨升庵说这种诗是平仄稳贴的古诗，这是依据句法来给它归类。但是，从来选诗者都没有把它选入古诗类中，可知大家都承认它是律诗。
　　李白有《宫中行乐词》八首，现在我选讲其第二首：
　　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金殿锁鸳鸯。
　　选妓随雕辇，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
　　《宫中行乐词》是乐府旧题，这一组诗原来也编在“乐府”类中，但它们的形式完全是五言律诗，所以和其他二首律诗放在一处讲。
　　李白以布衣身份被玄宗召见后，就被留下为“翰林待诏”。翰林是学士办公的屋子。待诏是职称，还不是官名，意思是还在等待正式任命。他的职务是撰写宫中随时需要的文件，但不是正式的诏令文件。玄宗很欣赏李白的诗才，每当他和杨贵妃赏花饮酒，常常命李白撰作歌词，使乐工谱为新曲，现在李白诗集中有《清平调词》三首和这《宫中行乐词》八首，都是在宫中奉诏而作。
　　孟棨的《本事诗》中记载了《宫中行乐词》的故事，今节录于此：
　　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三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侍扶掖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令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立寺】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
　　从这段记载，可知《宫中行乐词》原有十首，今李白诗集中止有八首。“柳色黄金嫩”原是第一首，今本诗集中却编在第二首。采用五言律诗形式，乃是玄宗故意考验李白的。李白总算没有考个不及格，十首诗还写得相当可观。不过，孟棨的《本事诗》止能看作小说家言，未必都是记实。关于这八首诗的故事，也未可尽信。
　　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游乐宴会服务的作品，风格还继承着南朝宫体，使用华丽浓艳的字句，描写宫中奢侈享乐的生活，最后以颂扬作结束。这里没有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也没有自己的本色文字。止要能配合曲子，使歌妓唱出一支新歌，博得皇帝贵妃高兴，就是成功。
　　这首诗第一联写时季：是柳色嫩黄，梨花如雪的时候。第二联写地点：是养畜着翡翠和鸳鸯的玉楼金殿。第三联写行乐：精选的妓女，随着皇后的车子。她们都从闺房里出来献歌。第四联用问答句法颂杨贵妃：宫中谁是第一美人呢?是在昭阳宫中的赵飞燕。这首诗对仗极工稳，声调平仄；字字合律。除了重复一个“金”字之外，可以说是标准的五言律诗。但是内容却十分空虚，几乎没有主题思想。一切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文学作品，不论是奉诏、应制、应令、应教、省试，以至于明清二代的试帖诗，全都是这样一种徒有华丽的衣饰而无血肉灵魂的伪文学。萧士贇解这几首诗，以为有讽谏的意义。“玉搂金殿”一联是讽刺玄宗不延请贤人君子，而使女子小人居住在那里。这种解释，岂不可笑?
　　李白把杨贵妃比之为赵飞燕，自以为恭维得很恰当。在《清平调词》第二首中，也用同样的比喻：“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赵飞燕得宠于汉成帝，因得立为皇后。她在宫中做了不少争宠的坏事，甚至谋杀太子。当时朝野称之为“祸水”。李白以赵飞燕比拟杨贵妃，止是比喻其美貌和得宠，却没有想到高力士在贵妃面前挑拨离间，说李白贱视贵妃，有诽谤之意。因此贵妃听信了高力士的话。玄宗几次要给李白授官，都为贵妃阻挠，终于只得把李白“赐金放还”。这就是李白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失败史。
　　                                                   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日
                                                                        原载：《唐诗百话》上

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赏析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

　　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

　　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

　　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据研究李白的专家们考定，写于唐代开元初年，当时诗人还不到二十岁。这首诗，在按年代顺序编辑的李白诗集中，常被放在第一篇，似乎是诗人留传下来的最早的一首。在这首五律中，诗人通过描述访友未遇的一天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抒发了对祖国山水的热爱和对友人的真挚感情。
　　题目“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的“戴天山”，因山势高峻直插云天而得名，位于今天四川省江油县，是李白青少年时生活的地方；“不遇”，就是没有见到的意思。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打开诗章，我们立即被那优美的音响和绚丽的色彩吸引住了，一下子就被带进了诗的意境之中。这是一幅山乡早行图。原来，青年诗人李白很早就启程赶路了，这时，大地还在黎明的晨曦中酣睡，四无人语，一片寂静，只有潺潺流淌的溪水在不停地歌唱和偶尔从远处传来的几声汪汪的犬吠；在依稀可辨的山路上，诗人迈着轻捷的步子，走着，走着，不觉天已渐渐大亮了，只见路边桃花那红扑扑的脸上，挂着一颗颗明净清亮的露珠，在灿烂的朝阳映照下，显得格外鲜嫩浓艳，逗人喜爱。一个多么美妙的山乡之晨啊——清新恬静，生机盎然！
　　这里，“犬吠水声中”是写天亮之前的耳中所闻。这时，除了朦胧的路影而外，什么也看不见，所以，对环境的感受只能依靠听觉了。
　　“桃花带露浓”是写天亮之后的目中所见。这时，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感受当然是以视觉为先。诗人左右一瞧，原来，一路走来，有桃花夹道相送。这里，诗人在明写悦目赏心的视觉所见的同时，应该说，还暗写了馨入肺腑的嗅觉所闻；因为既然路旁桃花盛开，想必沿途一定芳香扑鼻、花气袭人了。
　　这一联不仅交代了诗人出发的时间是能见度极低的黎明辰光，访友的季节是桃花开放的阳春三月；而且初步地透露了诗人与道士之间友情的深厚，自然地表明了此刻趱程赶路心情的愉快。如此早行，固然可能与路程较远有关，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访友情切的原因吧。
　　诗人怀着高兴而急切的心情，时而奋力攀登、翻山越岭，时而脚底生风、大步流星。然而当他走进山里、快到道士住处的时候，面前却呈现了出乎意料的景象：“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远远望去，林莽深处，麋鹿时时出现，欢蹦乱跳，追逐嬉戏；来到道士宅前溪边，虽然日影水中倒映，时间已经中午，可是既不见道士出来迎接，也听不到道士惯常的钟声。
　　这两句就其相互关系看，属因果句。“时见鹿”是果，“不闻钟”是因；正因为“不闻钟”，所以才“时见鹿”。诗人先用视觉交代结果，后以听觉追述原因，把这两句先后倒置，不仅是为了照顾韵律，而且也是为了符合人们白天察知环境一般都是目在耳前的规律。
　　虽然这两句所写的景物不同——一句是说树林深处时有麋鹿出现，一句是说中午时分不闻钟声传来——但是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暗示道士不在家，尽管“树深时见鹿”尚属猜测，“溪午不闻钟”已经坐实。我们知道，鹿是胆小怕人的动物，因此远处“时见鹿”，就意味着周围不见人了。这就让人不能不产生道士可能不在家的疑虑了，然而这毕竟是估计。诗人心里嘀咕着继续前行，随着道士住处的越来越近，疑虑终于被证实了。他来到门前院外，侧耳细听，毫无动静，悄然无声——道士确实外出了。
　　需要指出的是，“树深时见鹿”一句，除了暗示道士可能不在家而外，还从侧面写出了道士为人的高雅——因为，传说鹿是仙人的坐骑，汉乐府《长歌行》中就有“仙人骑白鹿”的句子，诗人后来的游仙诗中也有这种说法；所以，鹿经常出没的地方，自然就不是一般俗人居住的场所了——从而反映了诗人对道友的敬重。
　　看来，这一趟白跑了！不过，可能道士只是暂时外出，不久就回，也未可知。因此，何不一旁等待片刻，且作休息。单人独处舍外，酷爱自然的诗人，这时似乎忘却了急欲见友的心情，兴味浓烈地察看起道士住处的环境来了：“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只见宅前院后，野竹遍生，葱茏茂密，蓬勃上长，竟冲破了缭绕山腰的青色的云气；远处，山色苍碧，一缕清泉像白练似地从峰顶倒挂下来——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地方啊！
　　这里，诗人写“野竹”竟能“分青霭”，不是说竹子长得其高无比，而是说它生长的地方很高；由此可见道士居处地势的耸拔，因而视野开阔，连远处飞泻而下的山泉也历历在目。茂密修长的野竹与云雾相接，本来是一幅静景；然而“野竹分青霭”，由于诗人用了这一个“分”字，就有了动的意味了，它使人联想到山风徐来，移动的云雾不断地从野竹梢头飘过的情景。青翠的山峰之上，一线泉水，凌空飞注，本来是一幅动景；然而“飞泉挂碧峰”，由于诗人用了这一个“挂”字，就又由动化静了，它使人想见山峰的陡峭峻拔和山泉的垂直落下的情状。道士选择这样的地方居住，自然说明他很喜欢这里的景色；诗人这样谱写入诗，也正说明他很欣赏这里的风光：两人情趣如此相投，可见他们审美观的一致。
　　这里有一个问题：诗人拜访道士，就这首诗来看，已经不是初次登门；既然以前来过，为什么对道士住宅周围的景色还像初来乍到一样觉得新鲜有趣而大书特书呢？这是因为，以前来访，有主人热情迎接，随时陪伴左右，坐而论道，畅叙情怀，可能没有对环境风光细致地观看，只有一个粗略的印象；这次不巧撞锁，踟躇门外，细加体察，才仿佛有了新的发现，好像对朋友又有了新的了解。因此，记述这次访问，这一点又怎能不写入诗篇呢？
　　尽管这里的优美景色使诗人忘情和陶醉，然而欣赏风光毕竟不是此行的目的，所以，当他一想到友人不在，久候未归，心情便又黯然了：“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山野地方，人迹稀少，向谁去打听道士的去向呢？诗人万般无奈，怅然若失，只能倚松长叹，心中的愁苦是不难想象的。
　　专程访友，不期未遇，谁人不愁？然而，这里又有一个问题：这个“不遇”之愁，为什么诗人没有写在来到之初，而要写在饱览了环境美景之后呢？这是因为：第一，初到伊始，发现访友扑空固然也不免扫兴，但这还不是当时最主要的精神活动，那时最主要的精神活动是感到惊诧和觉得意外；而且，在诗人的心目中，当时还存在道士可能马上回来的一线希望。第二，如果说诗人访友是为了向对方诉说衷肠，与对方交流思想，那么，通过观察环境有了新的发现，对朋友更加了解了，就一定有更多的话急欲一吐了，而这时道友偏偏迟迟不归，这怎能不叫人愈加焦急烦恼呢？第三，诗人刚刚来的时候，已经中午时分，后来又观赏了一番风光，自然就是下午了；从黎明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时辰了，加之又走了大半天山路，身体疲劳，饥肠辘辘，此时愁情当然就非初到之时可比了。第四，由于“无人知所去”，既不知道士前往何处，更不知他何时归来，那么，诗人是应该继续倚松等待，还是即早返回、改日再访，就更是举棋难定了；而这，又怎能不让人犯愁呢？可见，最后把“愁”点出，不单单是尾联破题、卒章显志的结构所要求的；更主要的，这是诗人感情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笔饱墨浓，酣畅淋漓，极其自然。
　　“愁倚两三松”，这一句除了其中的“两三松”对道士的住处环境又顺便补写了一笔而外，再一次以象征的手法暗写道士品格的坚毅，更主要的，使诗人访友不遇之愁形象化了，让我们从他一会儿凭着这一棵树翘首寻望，一会儿又靠着另一棵树唉声埋怨的焦躁不安和急切难耐的形状中，想见其内心活动的剧烈和胸中愁情的浓重。如果说，诗人单用“愁”来描写自己的心情还嫌概括而抽象的话，那么用“愁倚两三松”来描写就显得生动而具体了。因为前者只能让人在心里体会，后者还可让人于目中看见。
　　到这里，主题已经揭示无遗，诗篇也就自然结束。
　　人们常说：“文如看山不喜平。”诗也一样。这首五律，虽然只有短短八句四十个字，却写得时起时伏，饶有情趣。“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树深时见鹿，溪午不闻钟”，欢愉之情，又风吹云散；“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不觉又意外地得到了慰藉；“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终于又陷入无限惆怅之中。诗情的发展，既出乎读者意料之外，但又在诗歌情理之中。满怀热望进山访友，谁知道士外出不在；转而一想，诗题明明写着“不遇”，相左本是意料中事。既然不遇，接下来就该写如何失望和扫兴了，可是诗人又兴味盎然地欣赏起环境美景来了；然而如上所析，确又不无道理。正当读者十分惬意地流连风光的时候，不料“愁”字又猝然亮出……诗人运用的是欲抑先扬的手法，为了衬托访友不遇情绪的惆怅，首先尽情渲染出发访友兴致的高昂；正因为有早行欢畅情绪的遥相对照，所以格外显出候友不归的感情沮丧。然而由扬而抑，感情又不是直线下降，这中间不仅有转折和过渡，而且还有暂时的回升。因此，诗篇波澜曲折，十分引人入胜。

王维《山居秋暝》赏析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赏析一
    这首诗写山居所见秋山雨后黄昏的迷人景色和融怡陶醉的心境，大约是诗人隐居终南或辋川别墅时所作。诗的境界清澄透明，玲珑剔透，恰似一泓秋水，其中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诗歌于诗情画意当中寄托着诗人的高洁情怀和对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首联整体着眼，大笔勾勒，交待季节，点明状态，给人以身临其境，神清气爽之感。“空山”、“新雨”、“晚秋”，平平实实的几个字，极易引发人们的联想，山居环境的静谧，新雨过后的清新，秋日天气的飒爽，白日向晚的安宁，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清幽明洁之气。“空山”是王维惯用的词语，耐人寻味。此处绝无冷清、空洞之意，也不是禅宗所谓的空寂、虚无，结合全诗来看，“空山”包含以下四层意思：一指山中林木繁茂，翠绿成荫，遮掩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如王维《鹿柴》所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二是指此处远离尘嚣，人迹罕至，“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有如世外桃源，遗世独立，又如洞天福地，快乐怡人；三是指山雨初霁，万物一新，银辉四射，天地生辉，呈现在诗人眼前的是一派空明洁净，熠熠生辉的灿烂图景；四指空而不虚，静而不寂，活力无限，意趣万千，因为山中有欢歌笑语，渔舟晚唱，有明月朗照，清泉潺潺。可见，雨后空山带给人们的不是孤独、寂寞，不是沉寂、死灭，而是生机活力，妙趣横生。
    颔联小处着眼，工笔细描，动静结合，光色辉映，营造出一个雅致脱俗、明媚空灵的迷人世界。皓月当空，朗照万物；苍松如盖，亭亭净植；松叶如针，清翠欲滴；水珠点点，闪闪发光；树影斑驳，月光辉映，洒下一地的星星点点，有如细碎银子铺满山林，给人以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之感。落一“照”字，不同于“泻”，朱自清《荷塘月色》写月光：“月光如流水一般，静静地泻在这一片叶子与花上。”用“泻”写出了月光如水，静谧朗照，柔媚生辉的特点。王维写月光用“照”字，光色兼备，状态逼真，活现月照松林，回光返射，闪烁不定，迷离恍惚的特点；也引导读者去留意空山松林沐浴月华的恬静光洁和明亮空灵。如果说第一句侧重写月下松林的幽美景致的话，那么，第二句就是写月下溪流的活泼生机。你瞧：山泉流淌，淙淙作响；月映溪流，素洁如练；流水空明，清澈见底；溪流弯弯，活泼机灵。面对这一溪清幽洁明，空灵剔透的山泉，恨不得掬一水山月滋润沧桑的面庞，撷一缕清音唱响心灵的浪花。着一“流”字，尽显风流，颇有柳宗元《小石潭记》“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的韵味，也引导人们去体味小溪或水石相激飞花溅玉的闪亮或穿林绕石琤琤琮琮的合鸣。王维一“流”，可谓意态横生，妙趣无穷！
    颈联拓展一步，进到人事生活，而这种生活出现在山中黄昏这一特有的情境中，便显现出迷人的色彩。上句写姑娘：一群天真无邪的农家少女浣衣归来，结伴同行；她们嬉戏玩闹，笑逐颜开，吵醒沉睡的山林，激活了寂静的生机，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空旷幽深的竹林中。下句写渔人：几艘小船满载星辉，尽兴而归，满眼荷叶纷纷倒向两边，掀翻了无数晶莹剔透的水珠。此情此景，让人心生羡慕，多么想，摇一船沉甸甸的丰收喜悦来迎接又一个静谧幽美的夜晚；多么想，唱一池脆生生的渔舟小调去欢送又一个余辉掩映的黄昏。姑娘也好，渔人也罢，诗人只听见竹林中的喧闹而不见其人，只见到莲株的摇动而不见行舟，自可想见竹林莲丛的茂密幽深，人们竟是裹在这样一个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里，这是何等动人的景象啊！而且，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想，生活在这个世外桃源的人们，勤劳纯朴，心性高洁；安居乐业，幸福快乐；率性真诚，一派天然。难怪末联诗人要由衷地倾吐出“王孙”可留的感叹了。
    尾联巧用《楚辞·招隐士》之典，《招隐士》末句云：“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原意是招王孙出山入仕，王维反用其意，自成佳构，增无限趣味，“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春芳虽然自然而然的消歇了，但秋光一样美丽迷人，“王孙”自可不必离去了。貌似劝人，实则自勉。“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污浊而洁身自好；“山中”比尘世好，纯洁空灵，可以远离世俗庸碌而修养性情。诗人对山中生活的迷恋之情，跃然纸上。另外，从全诗所用意象也可看出作者的思想情趣。皎皎明月，纯洁空明；郁郁青松，亭亭净植；幽幽清泉，潺潺流淌；森森翠竹，修直挺拔；卓卓清莲，污而不染；……凡此种种，在传统诗文里面，都是一些清闲雅致，高洁不俗的意象，由此不难看出王维对理想生活的念念不忘之心。
赏析二
    这首诗写出了清新、幽静、恬淡、优美的山中秋季的黄昏美景。王维所居辋川别墅在终南山下，故称山居。
    一场秋雨过后，秋山如洗，清爽宜人。时近黄昏，日落月出，松林静而溪水清，浣女归而渔舟从。如此清秋佳景，风雅情趣，自可令王孙公子流连陶醉，忘怀世事。此诗以一“空”字领起，格韵高洁，为全诗定下一个空灵澄净的基调。全诗动静结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月照松林是静态，清泉流溢是动态。前四句写秋山晚景之幽静，五六句写浣女渔舟之喧哗。诗之四联分别写感觉、视觉、听觉、感受，因象得趣，因景生情。反衬了当今社会官臣惰，贪，写出诗人自己的高尚情操，写出那无忧无虑，表达了作者十分向往这种生活。也表达了作者崇尚恬静淡泊的田园生活，不愿同流合污，洁身自好的人生态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文人多借清秋而写悲伤之意，此诗则属乐秋之佳作。《增订评注唐诗正声》郭云：“色韵清绝。”《唐诗解》：“雅兴淡中有致趣。”《唐诗矩》：“右丞本从工丽入，晚岁加以平淡，遂到天成。”《唐诗合选详解》王云翼云：“前是写山居秋暝之景，后入事言情，而不欲仕宦之意可见。”
    这首山水名篇，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王维的人生大志也隐藏在字里行间。
    中心：写清幽安闲之境，表达了诗人顺应天性，怡然自适。
赏析三
    诗人王维是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之一，苏轼曾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山居秋暝》以清新自然的笔调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图。同时，诗人也寄托了他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全诗前六句写景：傍晚，秋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凉风习习，诗人漫步于空旷的山谷中。此时天色已暝，月亮已悄悄探出枝头，皎皎月光洒在松林间。路边的小溪清澈见底，泉水汩汩而流。远处的竹林里隐约传来洗衣女归来的欢声笑语；顺流而下的渔舟在碧玉荷叶见穿梭，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作者在短短的六句诗中向读者描述了五幅画面。首联的“空”字与颈联的“喧”字形成鲜明对比，以动衬静，突显出山的幽静空灵，与“蝉噪林俞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颔联与颈联运用对偶，使全诗朗朗上口，意境全出。
　　尾联两句抒情：“随意”两字表达了诗人无拘无束的率性而为；“王孙”引用典故，原意本为“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留”。而诗人在此的体会恰好相反，“自可留”体现了他对自然山水的热爱，同时也暗示了诗人不汲汲于富贵功名的高洁品质。
　　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表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手法描山摹水，对景物做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概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整首诗运笔有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写景抒情，相得益彰，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称得上是山水诗中的上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