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京楚两文化巨头合办《帅作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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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籍著名作家齐聚一堂 共论王蒙力作精品

2010年10月25日14时43分

中安在线10月25日讯 24日晚19时，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季宇，省作协副主席潘小平，著名作家赵焰、闫红齐聚安徽图书城，畅聊当代文学近期新作品与新趋势，特别针对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及新近推出的插图珍藏本“王蒙的道理”做了主题探讨，到场读者、文学爱好者共同见证并参与了此次文坛聚会，互动场面非常热烈。 周末读书会现场 　　安徽教育出版社近期推出的《王蒙的道理》插图珍藏本精品书，包括《我的人生哲学》《红楼启示录》《读书阅人》《红楼启示录》《老子的帮助》《庄子的享受》五本，选取了王蒙近十年创作的最受欢迎的哲理性文章及著作，并邀请中央美院青年画家新配500多幅彩色插图。此次文学沙龙主题是“王蒙的道理”，几位作家向现场观众介绍了自己阅读此套书的感想，对王蒙创作意图及写作风格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围绕文坛巨擘——王蒙其人其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作家们认为作家王蒙的人生阅历积淀非常深厚，因此他的创作背景宏大、深厚，涵盖了时代的主题精神，变迁的民族文化及起伏的个人命运。同时，从写作方式上来看，王蒙文笔挥洒、自由、锐意创新，如最早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保持用典用词旁征博引的习惯，兼具中西方文学创作特点等等。作家们对《王蒙的道理》这套书所阐释的人生哲学道理、洞明世事的智慧赞叹不已。 《王蒙的道理》 　　此次新书研讨会作为庆祝安徽出版集团成立五周年、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两周年的活动之一，将精品书介绍、读者互动融为一体，不仅为广大文学爱好者组织了一场皖籍著名作家文学沙龙活动，也切实丰富了合肥市民的周日文化生活。活动结束后，广大的读者纷纷表示，合肥应该多举办类似活动，介绍更多高品位的图书作品，使得“读书爱书”在我省更加蔚然成风。(记者：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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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 王蒙


　　【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协原副主席王蒙同志简历】
　　王蒙[1]，男，汉族，1934年10月出生，河北南皮人，1948年10月入党，1948年10月参加工作，相当大学学历，研究员。
　　1948.10——1950.05，在北京河北中学学习时入党，共青团北京市工委干事，中央团校二期学员。
　　1950.05——1956.12，共青团北京市三区（东四区）区委中学部干事、部长、区委副书记，共青团北京市委大学委员会委员。
　　1956.12——1957.11，国营七三八厂团委副书记。
　　1957.11——1962.09，被错划为“右派”，后下放北京市郊区劳动。
　　1962.09——1963.12，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员。
　　1963.12——1965.04，新疆自治区文联从事编辑工作。
　　1965.04——1973.03，下放新疆自治区伊宁县农村劳动，后到新疆自治区文教“五七”干校劳动。
　　1973.03——1979.06，新疆自治区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
　　1979.06——1983.07，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1983.07——1986.03，中国作协《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1986.03——1989.09，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
　　1989.09——2006.11，中国作协副主席。
　　2002——2006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院长
　　2006年11月第七次全国作代会后出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2010年5月王蒙受聘为中国传媒大学“名誉教授”，苏志武校长代表学校向王蒙教授颁发了聘书。
　　2010年5月22日王蒙到绍兴文理学院风则江大讲堂讲课，并受聘为绍兴文理学院“名誉教授”，宋培基副书记代表学校向王蒙颁发了聘书并佩戴校徽。 从业经历　　1940年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45年入私立平民中学学习，上中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城市地下工作。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地下党员。1950年从事青年团区委工作。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9月7日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后在京郊劳动改造。1962年调北京师范学院任教。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工作十多年。期间学会的维吾尔语。1978年调北京市作协。1979年平反。1983至1986年任《人民文学》主编。1986年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同年6月任文化部部长，1990年卸任。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共中央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人民文学》主编等职。现任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心中国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2002年4月至今任中国海洋大学顾问、教授、文新学院院长等职。
　　有《暗杀—3322》《季节四部曲》（《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青狐》《尴尬风流》，中篇小说《布礼》《蝴蝶》《杂色》《相见时难》《名医梁有志传奇》《在伊犁》系列小说，小说集有《冬雨》、《坚硬的稀粥》、《加拿大的月亮》，诗集《旋转的秋千》，作品集《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中篇小说集》、《王蒙选集》、《王蒙集》，散文集《轻松与感伤》《一笑集》，文艺论集《当你拿起笔……》、《文学的诱惑》《风格散记》《王蒙谈创作》《王蒙、王干对话录》，专著《红楼启示录》《王蒙评点红楼梦》《王蒙话说红楼梦》《王蒙讲稿》《王蒙新世纪讲稿》，《王蒙散文》、《自选集《琴弦与手指》以及10卷本《王蒙文集》、23卷《王蒙文存》（2003年）等，2006-2008年出版了三部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有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被译成英、俄、日等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成就及荣誉　　王蒙主要创作年表
　　1955年：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小豆儿》。这是第一次正式发表作品。
　　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春节》《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冬雨》。
　　1957年：散文诗《新年》、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在上海《文汇报》上连载。另有诗作《错误》、《洗礼》、《春风》等。
　　1962年：发表短篇小说《眼睛》《夜雨》。
　　1963年：发表散文《春满吐鲁番》。
　　1978年：发表短篇小说《队长 书记 野猫和半截筷的故事》《最宝贵的》（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光明》；报告文学《火之歌》等。
　　1979年：发表中篇小说《布礼》；短篇小说《歌神》《友人如姻》《悠悠寸草心》（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夜的眼》、《表姐》。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81年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并于1986年获人民文学奖）。
　　1980年：发表中篇小说《蝴蝶》（获全国第一届1979一1980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说客盈门》、《买买提处长铁事》、《春之声》（获1980年全图优秀短篇小说奖）、《风筝飘带》（获短篇小说北京文学奖）、《海的梦》。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冬雨》。
　　1981年：发表小说《杂色》《如歌的行板》《湖光》；短篇小说《深的湖》《温暖》《心的光》《最后的陶》；散文《浮光掠影记西德》、《别衣阿华》、《旅美花絮》等。出版评论集《当你拿起笔》、小说及评论集《“夜的眼”及其他》和《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同年日本出版中篇小说《蝴蝶》日文版。
　　1982年：发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获全国第二届1981－1982中篇小说奖）、《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短篇小说《惶惑》《春夜》《听海》；综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深的湖》、散文集《德美两国纪行》和《相见时难》单行本。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英、法文版。
　　1983年：发表中篇小说《风息浪止》《淡灰色的眼珠》《虚掩的土屋小院》；短篇小说《青龙潭》《黄杨树根之死》《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好汉子伊斯麻尔》、《葡萄的精灵》（获第一届1983－1984短篇小说百花奖）；创作谈《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获首届上海文学奖）。出版评论集《漫话小说创作》。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蝴蝶》英文版。
　　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逍遥游》《鹰谷》；短篇小说《爱弥拉姑娘的爱情》《边城华彩》；综论《对于现实生活的反映、反应和呼唤》（获《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一等奖）；散文《塔什干晨雨》、《访苏心潮》（获全国第三届1984－1985报告文学奖）。 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系列小说《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散文集《橘黄色的梦》。牡丹江民族出版社出版《青春万岁》朝文版。匈牙利欧洲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说客盈门》匈文版。罗马尼亚书籍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深的湖》罗文版。
　　1985年：发表短篇小说《高原的风》、《无言的树》、《冬天的话题》、《临街的窗》；诗作《柏林墙》等4首。出版《王蒙中篇小说集》、中短篇小说集《妙仙庵剪影》、评论集《王蒙谈创作》和《创作是一种燃烧》。墨西哥学院出版社出版《王蒙短篇小说集》西班牙文版。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相见时难》维吾尔文版。
　　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名医梁有志传奇》（获全国传奇文学奖，并被《中篇小说选刊》评为优秀中篇小说）；“新大陆人”系列小说之一《轮下》、之二《海鸥》、之三《卡普琴诺》之四《画家“沙特”诗话》、之五《温柔》；短篇小说《致爱丽丝》、《失去又找到了月光园的故事》；诗作《诗的幽默》（11首）《纽约诗章》（3首）等32首。翻译并发表德国俳句专家萨比妮·梭模凯普所作《德语俳句十二首》（英译汉）。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报告文学散文集《访苏心潮》、中篇小说集《王蒙集》。出版《王蒙选集》。
　　1987年：发表短篇小说《来劲》《庭院深深》；中篇小说《要字8679号——推理小说新作》《选择的历程》《虫影》，并发表一批诗作，累计62首。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加拿大的月亮》、评论集《文学的诱惑》。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蝴蝶》德文版。东京德间书店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日文版。瑞士第三世界对话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夜的眼》德文版。意大利米兰赛维勒书局出版长诗单行本《西藏的遐思》意文版。
　　1988年：发表中篇小说《一嚏千娇》《球星奇遇记》；短篇小说《没情况儿》《夏天的肖像》《十字架上》《组接》；散文《苏州赋》；杂文《诬告有益论》；综论《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诗作《访日俳句》（14首）、《阳朔行》（18首）等。出版诗集《旋转的秋千》。台湾远景出版实业公司出版中短篇小说集《蝴蝶》。台湾新地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加拿大的月亮》。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王蒙小说集》俄文版。
　　1989年：发表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获第四届1989—1990短篇小说百花奖）、《初春回旋曲》《神鸟》《纸海勾沉——尹薇薇》（获第四届1988—1990《十月》文学奖）《我又梦见了你》；评论《何必悲观：对一种文学批评逻辑的质疑》、《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刍议———个笔记式的提纲》；发表《王蒙、王干对话录》的主要内容；发表诗作《游》《雨天》《蓬莱》；散文诗《落叶、树及其他》；有关《红楼梦》的文章《蘑菇、宝玉与“我”的探求》《时间是多重的吗？》。新疆少年出版社出版系列小说集《淡灰色的眼珠》维吾尔文版。民族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心的光》维吾尔文版。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相见集》、
　　《雪球集》（均为小说集）英文版。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布礼》单行本英文版。巴黎人道报出版社出版中篇小说《布礼》单行本法文版。韩国中央日报社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朝文版。米兰加尔赞蒂书局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意文版。出版新诗集《旋转的秋千》。
　　1990年：发表短篇小说《我又梦见了你》《现场直播》《阿眯的故事》《话、话、话》《济南》；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搜捡大观园评说》《贾宝玉论》《红楼梦二题》《天情的体验上——宝黛爱情散论》《变奏与狂想》；关于李商隐的文章《一篇〈锦瑟〉解人难》《再谈（锦瑟〉》《雨在义山》《通境与通情——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翻译并发表了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自我矫治》和《恋歌》；德国东方学家萨比妮·梭模凯的爱情组诗《短歌十二章》（俳句，英译汉）。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球星奇遇记》。德国波鸿布洛克迈耶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工蒙小说集》德文版。民族出版社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心的光》
　　维吾尔文版。
　　1991年：发表短篇小说《室内乐三章》《小说瘤》；中篇小说《蜘蛛》；微型小说《成语新编》系列；散文《海的颜色》《无花果》《宰牛》《我们大队的同事们》《我爱喝稀粥》等；杂文《作家书简与友谊》《话说这碗粥》等；关于《红楼梦》的文章《伟大的混沌》；关于李商隐的文章《对李商隐及其诗作的一些理解》《〈锦瑟〉的野狐裨》。翻译并发表了新西兰作家帕·格丽斯的短篇小说《天地之间》、詹·傅瑞姆的短篇小说《天鹅》、伊恩·夏普的短篇小说《白雪公主》和《天赐马》、弗朗西斯·庞德的短篇小说《简明三联画》和《八角形》、詹尼弗·康普顿的短篇小说《费伯镇》。出版关于《红楼梦》的专著《红楼启示录》、文学评论集《风格散记》、中短篇小说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王蒙集》、中短篇小说和翻译作品集《我又梦见了你》。
　　1992年：出版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这是“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发表短篇小说、微型小说13篇；综论《漫话文艺效果》《再说文艺效果》《题材与作家》《建设与文艺》《为了民族的生机》《钗黛合一新论——兼论文学人物的评析角度》。出版随笔集《欲读书结》、中短篇小说集《坚硬的稀粥》、文艺评论集《王蒙、王干对话录》。东京白帝社出版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日文版。
　　1993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红楼梦启示录》中文繁体字版。成都出版社出版的听雨楼文丛第1辑《我的喝酒》中文版。
　　1994年：出版《王蒙文集》（10卷，500万字）、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长篇小说《暗杀——3322》。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红楼梦启示录》中文繁体字版。台湾出版《淡灰色的眼珠》中文繁体字版。纽约出版《坚硬的稀粥及其他》英文版。
　　1995年：出版长篇小说《踌躇的季节》、短篇小说《玫瑰大师及其他》。发表文章《我心目中的丁玲》。
　　1996年：出版短篇小说《满涨的靓汤》《短篇小说之谜》；古典文学论集《双飞翼》《红楼梦评点本》；散文集《宽容的哲学》。
　　1997年：出版中篇小说《春堤六桥》。发表文章《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
　　1998年：出版意大利文版小说集《不如酸辣汤及其他》、《坚硬的稀粥》。
　　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狂欢的季节》、论文集《王蒙说》。
　　2000年：出版《王蒙旧体诗集》、《王蒙代表作》（该书被列入教育部2000年制订并通过的“高等学校中文系本 王蒙

科生专业阅读书目”）。出版散文集《王蒙散文》、中篇小说《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演讲集《王蒙讲稿》、新诗集《雨点集》。发表玄思小说《笑而不答》150则。
　　2002年：出版散文系列《印度纪行》《访日散记》与《我爱非洲》；古典文学论集《心有灵犀》。
　　2003年：出版《王蒙文存》（23卷，700万字），出版《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出版论文演讲集《接纳大千世界》。
　　2004年：出版《青狐》。发表论文《语言的功能与陷阱》、《〈红楼梦〉中的政治》等。
　　2006年：出版《苏联祭》
　　2006-2008年：出版三部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
　　2008年：出版《老子的帮助》。
　　2009年：出版《老子十八讲》。
　　2010年：出版《庄子的享受》、《老王系列》。
　　王蒙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青春万岁》被改编为电影。 社会评价　　王蒙在国内首开新时期国内意识流小说创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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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qilu.com/html/mingxing/fangtan/2010/0423/225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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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咱们再听听王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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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作家、北京大学教授生平简历　　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市农村。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    曹文轩

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少年写作的积极倡导者、推动者。主要作品有文学作品集《忧郁的田园》、《红葫芦》、《蔷薇谷》、《追随永恒》、《三角地》等。长篇小说:《埋在雪下的小屋》《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天瓢》、《红瓦》、《根鸟》、《细米》、《青铜葵花》等。主要学术性著作《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二世界——对文学艺术的哲学解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小说门》等。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曹文轩文集》(9卷)。作品大量被译介到国外，《红瓦黑 瓦》、《草房子》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分别翻译为英、法、日、韩等文字。获省部级以上学术奖、文学奖30余种。其中有宋庆龄文学奖金奖、冰心文学大奖、国家图书奖、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中国电影华表奖、德黑兰国际电影节“金蝴蝶”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中国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开卷奖、“好书大家读”年度最佳小说奖等奖项。2004年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多次在各地进行演讲。 作品出版年表　　1983年2月 《没有角的牛》（中篇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作品

1985年5月 《古老的围墙》（长篇小说）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6年2月 《云雾中的古堡》（短篇小说）重庆出版社
　　1986年12月 《哑牛》（短篇小说）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8年6月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专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9月 《埋在雪下的小屋》（中篇小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年11月 《暮色笼罩的祠堂》（中篇小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年1月 《忧郁的田园》（中短篇小说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1年5月《思维论》（专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12月 《山羊不吃天堂草》（长篇小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2年4月 《绿色的栅栏》（短篇小说集）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3年11月 《红帆》（短篇小说集）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4年3月《水下有座城》（与左珊丹合作）（短篇小说集）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4年7月 《山羊不吃天堂草》（长篇小说） 台湾民生    曹文轩

报社
　　1994年7月 《红葫芦》（短篇小说集）台湾民生报社
　　1994年12月 《埋在雪下的小屋》（短篇小说集）台湾国际少年村
　　1996年7月 《少年》（散文） 台湾民生报社
　　1996年8月 《蔷薇谷》（短篇小说集）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7年 《曹文轩文学论集》 21世纪出版社
　　1997年《红瓦》(长篇小说)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7年《三角地》（中短篇小说集）台湾民生报社
　　1997年 《追随永恒》（散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 《草房子》（长篇小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9年 《面对微妙》泰山出版社
　　1999年 《根鸟》（长篇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0年《红瓦房》（长篇小说）台湾小鲁出版社 2005年《细米》（长篇小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年《野风车》（中短篇小说集）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5年《青铜葵花》（长篇小说）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曹文轩作品

2007年 《大王书》为曹文轩历时八年精心构思而成，它是曹文轩迄今为止花费心血最多、最为重要的作品，幻想与文学融为一体，既具有作者一贯的美学风格，又内容新奇独特，极富探索之风，目前，第一部《黄琉璃》和第2部《红纱灯》已经由接力出版社出版。
　　2008年《狗牙雨》（中短篇小说集）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年《我的儿子皮卡》（共16册，已有四册抢先出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是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春季强力推出的一套名家经典图书，本系列包括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沉淀多年的8部辉煌巨作，它们都有一个富有诗意的书名：《青铜葵花》、《野风车》、《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黑瓦》、《根鸟》、《细米》、《狗牙雨》。
　　主编的书
　　《新潮儿童文学丛书》（8卷），21世纪出版社，1989年
　　《现代名篇导读》（4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
　　《落日红门——50年小说选》（上、下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
　　《50年儿童文学选》（上、下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年
　　《国外文学导读本》（6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青铜葵花》

《国外儿童文学导读本》（5卷），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 01年 荣誉与奖励　　被列入北京市跨世纪文艺人才“百人工程”。
　　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承担国家教委八五科研项目“小说的艺术”和国家九五重点科研项目“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获北京大学首届青年优秀成果一等奖，1998年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文学评论科研奖，1998年
　　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获第三届宋庆龄文学奖金奖、一九九四年度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蓝花》（短篇小说）、《草房子》获冰心文学大奖。
　　短篇小说集《红葫芦》获《中国时报》一九九四年度十大优秀读物奖。
　　短篇小说《再见了，我的小星星》和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    《天瓢》

房子》分获中国作协第一届、第二届、第四届儿童文学奖。
　　短篇小说集《红葫芦》、《三角地》和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分别获得1994、1997、1998年度由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民生报》、《国语日报》等联合颁发的最佳读物奖。
　　《草房子》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1999）、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9）、冰心儿童文学大奖、第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金奖。
　　《细米》获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电影《草房子》获第十九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一九九八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第四届童牛奖以及影评人奖、第十四届德黑兰国际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大奖“金蝴蝶”奖。
　　《红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北京市图书特等奖（1999）。并获2000年北京市政府颁发的文学艺术奖。
　　《青铜葵花》获第七届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台湾《中国时报》2005年十大好书、冰心文学大奖。 代表作介绍　　《草房子》
　　《草房子》是曹文轩的一部讲究品位的少年长篇小说。作品以曹文轩自己的    《细米》

童年生活为素材，写了一个名叫桑桑的男孩。小说讲述桑桑在油麻地小学的六年生活中的种种故事和经历。他亲眼目睹或直接参与了一连串看似寻常但又催人泪下、感动人心的故事：少男少女之间毫无瑕疵的纯情，不幸少年与厄运相拼时的悲怆与优雅，残疾男孩对尊严的执著坚守，垂暮老人在最后一瞬间所闪耀的人格光彩，在体验死亡中对生命的深切而优美的领悟，大人们之间扑朔迷离且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感纠葛……
　　《草房子》是一个美好的所在，他让我们想起浪漫、温馨、遥远，想起浪漫的童话。当我们走近曹文轩为我们搭的《草房子》时，我们确实被这样一种气息所弥漫。作者以优美的文笔，写了离我们已远去的小学生活，这种看似平常实则并不简单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未必经历过，但无疑我们都能体悟得到，那种发生在还未长大却向往长大的少男少女之间的纯真故事，有许多茫动，但也是必然。男孩桑桑刻骨铭心的经历，不幸少年与厄运抗争的悲怆，残疾少年对尊严的坚守，等等， 在这所其实并不大的草房子里扑朔迷离地上演，给人感人心魄之感，有时甚至催人泪下。
　　《青铜葵花》
　　城市女孩葵花跟随爸爸来到了一个叫大麦地的村庄生活，孤单寂寞的她认识了一个不会说话的乡村男孩青铜。爸爸的意外死亡使葵花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贫穷善良的青铜家认领了她，葵花和青铜成为了兄妹相称的朋友，他们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粗茶淡饭的生活中，一家人为了抚养葵花用尽了心力，而青铜更是在沉默中无微不至地呵护着葵花，几乎为她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了葵花上学，青铜放弃了自己的上学梦想；为了让葵花照一张相，青铜甚至在寒冷的冬天卖掉了自己脚上的芦花鞋；为了葵花晚上写作业，聪明的青铜捉来萤火虫做了十盏南瓜花灯；为了让葵花看马戏，青铜顶着葵花默默地站立了一个晚上；为了避免葵花挨骂，青铜勇敢地代妹妹受过；为了葵花报幕时的美丽，青铜心灵手巧地做了一串闪亮的冰项链……在充满了天灾人祸的岁月里，青铜一家老小相濡以沫、同心协力，艰辛却又是快乐生活着，从容坚韧地应对着洪水、蝗灾等一切苦难。12岁那年，命运又将女孩葵花召回她的城市，失去妹妹的痛苦使青铜仰天大叫，他从心底高喊出了一个名字——“葵花”！喊声震动了所有人的心灵。
　　本书是作家曹文轩在2005年激情奉献、心爱备至的最新力作。作品人物独特鲜活，叙事简洁流畅，文字纯净唯美，意境高雅清远，情感真挚深沉，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人间真情，无不闪耀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作品写苦难——大苦难，将苦难写到深刻之处；作品写美——大美，将美写到极致；作品写爱——至爱，将爱写得充满生机与情意。这种对苦难、对真情、对美好人性的细腻描写和咏叹宛如一股温暖清澈的春水，将湿润和纯净着每一个读者的眼睛、心灵，牵引着我们对生命中真善美的永恒追寻。 国外学术活动　　1992年10月应日本NHK电视台邀请，接受采访，做关于文学创作的发言。
　　1993年10月至1995年4月应日本东京大学邀请任教。
　　1999年11月应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邀请，出席“中国电影 ”研讨会并发言。
　　1999年12月应日本戏曲家协会邀请，出席“电影剧本创作”研讨会并发言。
　　曾开设的主要课程
　　中国当代文学 ，小说的艺术 ，小说十家 ，思维论——对文学的哲学解释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 ，中国当代文学热点分析。 人物言论　　单纯的女人是美的
　　人们对女性美的要求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一些不同，但我不相信两个时    曹文轩

代认为的美和丑会完全颠倒。一直以来人们对女性美的基本看法是没有什么改变的，只是喜欢这种美和那种美的区别，唐代喜欢以胖为美，但杨贵妃首先是美的，绝对不可能是肥胖。汉以娇小骨感为美，但也是那种健康的瘦。
　　我觉得当下我们对女性审美确实比古代更讲究体形，更倾向于喜欢线条比较好，偏瘦，体形修长的女人。但总是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美，在大多数人以瘦为美的时代，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像杨贵妃一样丰腴的女人。区别在于比例的不同，以瘦为美的是主流，而以“胖”为美的是少数人。
　　我觉得无论什么时代中国10个男人中大概有9个会喜欢含蓄、温柔的女人，1个喜欢热情、奔放、狂放的女人。我喜欢的女人就是我小说里常常写到的那种，她们都是千篇一律的——善良，文弱，有才气，有灵性。我觉得男人总是希望保护那些弱小的女人，表现自己的强大。
　　我认为女人要显得美，有一点品质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就是单纯。我只要发现一个女孩复杂，有心眼，就会立即不喜欢。外貌上对我来说一个女人的身材比长相更重要，当然我最喜欢除了身材修长，还希望这个女孩明眸皓齿、目光清纯、皮肤白皙、安静恬美（笑）。
　　当然一个人让你感觉好让你喜欢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大家追捧的偶像李宇春，并不是因为她长得漂亮，而是她的表演、性格、才华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我发现喜欢她的都是年轻人，我觉得年轻人还没有到关注性别差异的年龄。
　　不可或缺的自然风景描写
　　对自然风光的描写是曹文轩作品的一大特色。对于这一点，    曹文轩

曹文轩毫不含糊地加以肯定，甚至有打上自己作品特色商标的冲动。“我的作品之所以是我的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是风景元素。从写作上来看，离开风景描写于我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谈到当下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其他文学作品中，自然风景描写流失严重的现象，对为什么今天很多作品中并没有太多的风景描写，曹文轩谈了自己的看法：“风景描写最能体现写作功夫，若把自然风景描写得不落俗套，而且把它与作品的情调、氛围和人物的情境融为一体，这是很难的。我小时候曾抄写过大量的描写自然风景的片段，这对我今天的写作受益匪浅，从中得到的恩惠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没有当年的这些植入，我今天的作品绝对不会如此有特色。自然世界如此浩瀚，它自身构成的是一本奥义书。自然风光是自然世界，也是我作品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让小孩去读那些没有风景的作品是非常糟糕的。”
　　当下文学深刻向度的流弊
　　由文学作品中风景描写的流失的话题，进而延伸到文学的评价标准上。曹文轩认为，当下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单一，中国古典性的标准缺失严重，存在文学创作对文学性和艺术性强调不够的现象。“我们今天强调的更多的是一部作品内容与思想的深刻。深刻几乎成为或者已    曹文轩作品

经成为文学作品的唯一向度。而这个向度是西方文化给予的，不是我们文化中自古发展而得来的。比如，我们的价值体系是雅趣、意境等，我们的古人始终非常讲究艺术形式，思想深刻不是我们的标准”。
　　“同时，深刻还隐藏着一个不成逻辑的逻辑关系，它没有建立在美之上，而是建立在丑和恶之上。今天的作品喜欢写恶，就是因为以深刻为标准。而丑和深刻之间形成了这样的逻辑推论”。曹文轩为当下文学评价标准的单一、古典与传统话语的缺失而深表遗憾。他希望当下文学能继承古典的东西，让文学评价标准更具文学关怀和人文意识。
　　曹文轩名言[1]
　　 今天孩子们看的大部分书对他们成长和写作都是没有帮助的。
　　幽默是一种境界。
　　阅读是一种宗教。
　　美的力量大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会过时或成为常识，唯独美是永远的。
　　美是文学的基础，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是我们得以升华的动力。
　　送给北大学子三句话:感恩、情调、细心第一句话是面对苦难，我们应抱有感恩之心。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没有情调的人生，是一种质量低下的人生。送给大家的第三句话是，这个世界，只属于那些细心的人。
　　女人啊，你的名字是文学！
　　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我们的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而这一切与日月同在。——摘于《红瓦黑瓦》苏少版
　　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有可能变成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摘自《草房子》苏少版
　　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后才有可能是一个强者。——摘自《青铜葵花》苏少版
　　我喜欢水——水性，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物质不是重与刚，而恰恰是轻    曹文轩与犬子

与柔。——摘自《狗牙雨》苏少版
　　很多人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安徒生、没有格林？安徒生涯着的时候也没有人认为他宏大，相反他还很不乐意别人叫他儿童文学作家。我认为这个题目有待于时光往检验。
　　一个真正的作家，不会在意写作的对象，而在意写的内容。对于别人给我“儿童文学作家”的评价，我更乐意别人说我是写了小孩子能看的书的人。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写什么类型的东西，要么就第一个写，要么就是别人写得好多了我认为我必定要写出自己的懂得。我写了一部以我儿子为原型的幽默的书《我的儿子皮卡》，我对幽默的懂得，不是贫嘴，而是要经得起翻译的幽默，必定要代表的意思也可笑 社会评价　　（1）作为第四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曹文轩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进入人的本质生活领域，闪耀着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他在《草房子·〈追随永恒〉代跋》中一再地追问：“‘如何使今天的孩子感动？’……在提出这一命题时，我们是带了一种历史的庄严感与沉重感的。……能感动他们的东西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离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曹文轩在他的成长小说中表达着对少年儿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以弘扬人文关怀的精神为少年儿童书写着。    曹文轩作品

带着水乡童年记忆的北大教授曹文轩，有着作家与学者的双重身份，用他的话表述是，“学术使我获得了无论做人还是作文都需要的一份静穆而神圣的理性。而创作是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是依然保持了一份必要的点石成金的感悟和做人所必需的情趣”。他的文学创作与理论话语形成了积极有效的互动，他的人文关怀和强大的学术背景使他的儿童文学创作有了更为深厚的基石，他成为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群里一颗耀眼的星。
　　（2）纵观曹文轩的作品，从文学作品集《暮色笼罩下的祠堂》、《红葫芦》、《蔷薇谷》，到长篇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草房子》、《红瓦》、《根鸟》，却又无一不是在“与往事干杯”。有评论家将之称为儿童文学，但似乎并不恰切，当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中蕴含着 永恒的文学情感与美学价值时，它所感动的不仅是儿童，而可能是我们所有的人。他的作品以庄重忧郁的风格、诗情画意的意境、充满智慧的叙述方式，呈现给了我们一个真善美的艺术世界———这里有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怀……这些内容在童年情怀的关照下呈现出的精神之光，感动着所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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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曹文轩]

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1)

【混乱时代】
我们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文明性、先进性，可能不宜过于乐观。我们在民主、自由的大陶醉中纵情放浪，而将一切历史与一切价值毫不珍惜地踩在脚下，并从无情的践踏中获取无边的乐趣。怀疑一切、推翻一切、唾弃一切，日益成为时尚，成为一个思想者深刻的辉煌标志，也成了民主与自由的尺度——谁不给予这种虚无主义以天地，谁就代表了专制，谁就是民主与自由的不共戴天的大敌。反之，若这一切可以通行无阻，也就意味着民主与自由已经形成。
这真的就是我们——那些知识精英、思想巨霸们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推崇并界定了的民主与自由吗？
我常常怀疑。
民主与自由，是有规定的，是有分寸与尺度的，是有体系与秩序的，它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削平一切高度，取消一切权威，也不意味着没大没小，没有等级，没有礼数，没有秩序，更不意味着欲望一泻千里却毫无管束。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自由与民主，我们是否应当有所警惕？一个人类通过世世代代的摸索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有主流、有制度、有伦常、有规则、有高低、有尊卑的社会，仅仅于一夜之间，就要成一个没有方向、没有底线的社会，而且还以民主、自由为金光闪闪的幌子。它是否真的就是文明，就是先进，难道就不应该加以怀疑吗？
对这个时代的判断，也许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言论是值的我们关注的。他称这个时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而根本不是一个什么民主的时代——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社会经历了神权时代、贵族时代、民主时代，而现在则是到了一个混乱的时代——混乱并非民主。他说：“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一员，我认为自己遭遇了最糟的时代。”
我是在阅读《西方正典》这本书时真正认识这位著名的西方学者的。在此之前很久，我已经读过他的那本很有名气的《影响的焦虑》。这是一位孤独的却是有着巨大的创造力与敏锐的识别力的学者。他的性格中有着不合流俗的品质，我将他视为远在天涯的思想知己。《西方正典》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博士生建议我阅读的。她在电话中颇为兴奋地向我介绍了这本书，并说书中的基本观点与你——老师的观点如出一辙。我将信将疑，她就在电话的那头向我朗读了书中的一些片段。布鲁姆的一连串的表述使问感到十分惊诧，因为他所说的话与我这些年在不同场合的表述竟是如此的不谋而合，其中有许多言辞竟然几乎一模一样。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感受、对这个社会的疑惑、疑惑之后的言语呈现，实在不分彼此。我们在不同的空间中思考着——思考着同样的处境与问题。“英雄所见略同”——这个我一生大概永远不会谋面的人，使我感到无比的振奋与喜悦。我一直对自己的想法有所怀疑：你与这个时代、与那么多的人持不同学见（不是政见）、不同艺见（“艺术”的“艺”），是不是由于你的错觉、无知、浅薄与平庸？我常常惶惶不安。我在各种场合所显示出的理直气壮的外表之下，掩盖着的恰恰是虚弱、无奈、困惑与自我怀疑。我甚至为我持有如此学见、艺见有了变态的敏感：当我面对对那么多的人，在声嘶力竭地宣扬我的那一套时，听者是不是在私下里嘲笑我？如此心态，可想而知我在相遇《西方正典》时，心情是如何的激动——我仿佛是独自漂流到一座孤岛上的人，忽然看到了天水相接的苍茫处，悄然滑动着一叶帆，而且这片白帆显然是朝这座孤岛悠悠而来。

管季超0712

【憎恨学派与怨毒文学】
    布鲁姆曾将那些背离审美原则的形形式式的文化批评——比如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笼而统之为“憎恨学派”。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打着不同旗号的学派，都志在摧毁从前、摧毁历史、摧毁经典。它们要做只有一条：让“已死的欧洲白人男性”立即退场。这些男性代表着历史，是西方的文学道统。他们包括莎士比亚、但丁、歌德、托尔斯泰等组成泱泱一部西方文学史的一长串名单。
    “憎恨学派”——这是一个很别致但确实击中要害的称谓。20世纪的各路思想神仙，几乎无一不摆出一副血战天下、“搞他个人仰马翻”的斗士姿态。对存在、对人性、对世界的怀疑情绪流播在每一寸空气中。我们的思维走向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自然而然地去肯定一些，建树一些，而是不免生硬、做作地去否定一切、毁灭一切。世界走到今天这个恐怖无处不在的时代，我总觉得与世界范围内憎恨空气地流播有关。这些学派不管如何深刻、如何与文明相关，它的效果是一致的：打破了从前那个也许隐含着专制主义、隐含着独断的和谐，众声喧哗的那一边，出现了价值体系的崩溃、意识与行为的失范。“憎恨学派”的主旨在于揭示存在的恶、倡导压抑的释放与声音、腔调的杂多、对流行采取绝对的放任自流的态度，它是一种迎合那些因个人道路不畅而对世界充满憎恨的人之心理，并为他们找到憎恨理由的思想潮流。在人们唯恐压制民主、自由这样一种非理性的语境中，漫无边际地张扬开了。
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民主、自由还是混乱？
憎恨学派蔓延到文学批评领域，使本来没有多少疑问的文学发生了疑问。在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里，文学尽管流派众多，但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文学本身是什么。文学是什么，从来也不是一个问题。而现在，有无文学性都成了一个问题。这个学派似乎也不关心文学问题，他们关心的是社会问题、哲学问题以及若干形而上的问题。布鲁姆讥讽他们是“业余的社会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
    文学界不谈文学，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每年一度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以及一年不知要开多少回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都是以文学的名义而进行的。但，你如果身处现场，保证不会使你想到这是一个将要获取文学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文学论文答辩、这是一个关于文学的会议，你会误以为一脚闯进了政治局或每个社会问题论坛。这个场合的几乎所有人都在侃侃而谈政治、革命、现代性、经济、全球化、反恐、三农、格瓦拉、卡斯特罗与普京。
    而谈来谈去，就只有憎恨——对制度的憎恨、对人性的憎恨、对人类的憎恨、对历史和经典的憎恨。
    “憎恨学派”这一称谓使我想到了另一个称谓——这个称谓是由我近来确立的：怨毒文学。
    这一称谓最适合中国当下的文学。世界文学似乎并没有因为憎恨学派的流播，而让怨毒充斥于其中。相反，世界文学倒一直保持着一种较好的平衡。而当下的中国文学，却四下里散发着阴沉而浓重的怨毒气息。
怨毒是一种极端而变态的仇恨。文学离不开仇恨。莎翁名剧《哈姆雷特》的主题就是仇恨。仇恨是一种日常的、正当的情感。它可以公开。哈姆雷特在向母亲倾诉他内心的仇恨时，滔滔不绝，犹如江河奔流。仇恨甚至是一种高尚的情感。人因仇恨而成长，而健壮，而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复仇主题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然而怨毒又算什么样的情感呢？
    我总觉得这种情感中混杂着卑贱，混杂着邪恶，并且永远不可能光明正大。它有委琐、阴鸷、残忍、肮脏、落井下石等下流品质。这种情感产生于一颗不健康、不健全、虚弱而变态的灵魂。它是这些灵魂受到冷落、打击、迫害而感到压抑时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状态。
    中国当下的文学浸泡在一片怨毒之中。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文学普遍感到格调不高的原因之所在。
    中国当下文学在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之间严重失衡，只剩下了恶、丑与恨。诅咒人性、夸大人性之恶，世界别无其它，唯有怨毒。使坏、算计别人、偷窥、淫乱、暴露癖、贼眉鼠眼、蝇营狗苟、蒜臭味与吐向红地毯的浓痰，这一切，使我们离鲁迅的深仇大恨越来越远。
    说到底，怨毒是一种小人的仇恨。
文学可以有大恨，但不可以有这样一种绵延不断的、四处游荡却又不能堂而皇之的小恨。
并且文学必须有爱——大爱。文学从它被人们喜爱的那一天开始，就把“爱”赫然醒目地书写在自己的大旗上。而今这面腌臢不堪的大旗上就只有精液、唾沫与浓痰。

管季超0712

【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    传统的历史主义一直有着较好的口碑。文学批评对历史主义方法的运用，给文学带来了宽广而丰厚的世界。历史主义批评，历来是最行之有效也是最重要的批评。即使后来五花八门的新批评新方法得以登场而批评界趋之若骛时，它也依然是不可以动摇的。当那些时髦的、灵动的、怪异而神秘的批评，在经过一阵实践之后，而纷纷显出它们的玄虚、所得结论似是而非、只能求得一些鸡毛蒜皮的小小解释时，人们看到，只有历史主义批评，才有能力阐释文学的基本命题和解决重大的文学史问题。它的宏大、厚重、稳妥与颠仆不破的科学性，是其它任何批评方法都是望尘莫及的。
    但历史主义在走过二十世纪的最后阶段时，却在虚无主义的烟幕中逐渐蜕变为相对主义——在中国，这种蜕变几乎使历史主义完全变成了相对主义——它就是相对主义。
    历史主义的基本品质是：承认世界是变化的、流动的、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应与历史的变迁相呼应。它的辨证性使我们接近了事物的本质，并使我们的叙述获得了优美的弹性。但传统的历史主义批评并没有放弃对恒定性的认可，更没有放弃对一种方向的确立：历史固然变动不居，但它还是有方向的——并且这个方向是一定的。据于此，历史主义始终没有放弃对价值体系的建立，始终没有怀疑历史基本面的存在。它一直坚信不移地向我们诉说着：文学是什么、文学一定是什么。
而现在的所谓历史主义则无限夸张了相对性——辨证性成了“世上从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东西，一切皆流，一切皆不能界定”的借口。因此，就有了一种貌似历史主义的结论：文学性是一种历史叙述。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固定的文学性——所谓文学性永远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也只能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这样，变与不变的辨证，就悄悄地、使人不知不觉地转变为“变就是一切”的相对主义。
今天中国之思想界的背后，是相对主义。而相对主义背后，则是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形而上的理解——一种无节制、无边界、无原则的理解。
    中国成了泛相对主义的超级大国。中国思想界的精英们在今天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其实就是冠以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
    如此历史主义，使那些使用者们享受了思想深刻而带来的巨大优越感。在这个时代，肯定什么，是浅薄的标志，而否定什么，是深刻的标志。
    相对主义，其实就是怀疑主义。当今的知识分子，所扮演的形象是满腹狐疑的形象。最优雅的姿态，不是认同，而是质疑——质疑一切现行的价值模式、道德模式、审美模式。近几年，我很少去参加什么学术性会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知道任何一次学术性会议的结果——结果就是最终跳出一个相对主义者来，将你三天或五天的会议成果，统统解构掉。这几乎是所有学术会议的厄运。
    相对主义使用的惯常语式是疑问句而不是陈述句。假如你用一个陈述句说：文学是有基本面的。他就会用一个疑问句反问你：文学有基本面吗？文学真的有什么基本面吗？这个所谓的基本面在哪儿？然后，他在你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时，十分干脆利落地使用一个独断性的陈述句：文学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固定不变的基本面，所谓的文学性纯属虚构，文学性从来就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主义者总是站在一个十分主动的位置上，这个主动几乎就是天然的。一个短促有力的反问句，于瞬间就能毁掉你一个苦心经营了一千年才建立起来的思想。到了今天，相对主义在中国已成了一件无往而不胜的秘密武器。许多思想者，对这一武器的性能心领神会。他们正是凭借这种武器而雄踞思想界的颠峰的。
    将一切都通过如此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构掉。
    我曾在一个沙龙性的辩论中调侃过这个笼罩着我们精神世界的相对主义。我说，总有一天，你回到家中，在你的母亲为你打开门的那一刻，你疑惑地发问：你是谁？你就是我的母亲吗？母亲是什么？怎么能证明你就是我母亲呢？难道你站在门里就能证明你就是我的母亲了吗？再说了，世界上有母亲吗？——有真正的母亲吗？
    当下的中国文学界，从批评到创作，都沉浸在相对主义的氛围中。我不知道，这是深刻还是不幸。
相对主义的宽容、大度的姿态，还导致了我们对文学史的无原则的原谅。由于从心中去除了一个恒定的文学标准，当我们在回顾从前的文学史时，我们似乎很成熟地说：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从前的作品。文学的标准有今天与昨天之区分吗？文学也在进化论的范畴之中吗？徐志摩的诗一定（至少应该）比李白的诗好吗？鲁迅的小说若不超过《红楼梦》，就一定说不过去吗？
历史是可以原谅的，但文学史却是不可以原谅的。

管季超0712

【文学需要界定吗？】    相对主义的策略，就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将无须去说的话语，变成饶舌的语言循环。
    世界上有两种东西，是不能言说也是无法言说的，一是没有最终解的复杂问题，一是常识，因为常识已经是最后的话语——它无法再被言说了。
    “重新定义‘文学’是徒劳的，因为你无法获得充足的认知力量涵盖莎士比亚和但丁，而他们就是文学。”（《西方正典》）文学是什么？是诗经、楚辞、李白、杜甫、李商隐、《红楼梦》、《孔乙己》、《边城》、《围城》。这一切，构成了一种经验，而这种抽象的经验，又可以落实到每一部具体的作品上来。当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此类情况毕竟不多，通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纠正自己——而纠正的过程，又是强化经验的过程。经过若干年的接触、辨认，加上专家学者们的反复言说，我们其实已在心中有了“文学”。当一篇由文字组成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便会脱口而出：这是文学。若你再仔细阅读，使会说这是好的文学。看法千差万别，甚至对立，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我们在一定的概率上对这些文字加以认定。
    如果没有一些恒定不变的东西，我们就不会一代人一代人地传诵《红楼梦》——我们今天依然将它看作是经典，并且是可以阅读的传典，就说明了文学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审美经验有改变，文学就是文学，它的性质——文学之性——文学性一贯如此。
    如果没有这个一贯的文学性，可能有文学史的吗？如果文学性是历史的，一段历史有一历史的文学性，我要问：这一段历史中的人可能欣赏上一段历史中的作品吗？这大概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这一贯的文学性，你又怎么去认定当下作品的水平——是以流行、商业成功来论还是以其他什么标准来论？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标准，那么这个与以前的标准不一样的标准又究竟是什么样的标准？这一标准又是凭什么来确立的呢？
    文学无需界定，它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存在于我们情感之中，存在于一代一代人的阅读而形成的共同经验之中。不要复杂化——复杂化并不能证明你是一个思想深刻的人。
    那年暑假，我去千岛湖参加《萌芽》的一个会议，在谈论美时，又有人使用相对主义对我加以质询：美是什么？有共同的美吗？我就说：在我们去千岛湖的路上，我们不时地看到一幢一幢发了财的农民盖起的小楼，这些小楼显然成本都很高，可能花费了他们的所有含辛茹苦而积累起来的资产，但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颜色来看，都丑陋不堪，我们车上的几十个人都是这种感觉。我问相对主义者：如果我们没有共同的审美经验，为什么我们会那么默契地认定那些不伦不类的建筑是令人不快的呢？
    有人就是想千方百计地制造混乱。

管季超0712

【中国：你需要什么样真实】混乱时代的中国，又有着只属于它自己的独有的混乱。如同它的社会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份独特的景观一样，它的文学也是一份独特的景观——世界上没有这种气质与格调的文学。
它在许多方面令人感到疑惑，比如它的真实观。
    我怀疑它的真实观是极端的，甚至是变态的。中国文学的种种情状，都根植于这种固执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对其加以怀疑的真实观。如果现在有一部作品，只要越出了这一真实观，它就可能落得一个“矫情”的评语，善、雅、温情、悲悯、清纯，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因此，也是矫情的。
    我这里向诸位说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
日本有一篇小小的作品，叫《一碗清汤荞麦面》。单行本在日本很畅销，在韩国出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发行100万册。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流的作品——也就是一篇可以关注的作品。作品的内容大致是：大年三十的夜晚，日本北海道的一家面馆，等最后一位客人走后，面馆正准备关门时，来了母子三人。那位母亲问老板和老板娘：能不能要一碗清汤荞麦面？这说明他们的生活很拮据。但这位母亲在问“能不能要一碗清汤荞麦面”时，并没有因为贫穷而感到卑微。而这家面馆的老板与老板娘也并没有因为他们的贫穷而瞧不起他们，说：当然可以。将母子三人迎到了屋里。下面的一个场面很感动人：外面大雪纷飞，屋里母子三人头碰头，在这样一个安静的大年三十夜，很幸福地享用着这一碗热气腾腾清汤荞麦面。第二年、第三年的大年三十夜，也是在面馆准备关门时，这母子三人会再度出现在这家面馆。通过母子三人的对话，我们得知：小孩的父亲因一桩交通事故而死亡，并留下了一笔沉重的债务。现在，这位坚强的母亲除了要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还要带领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偿还所有债务。当母子三人再度出现时，老板娘悄悄地对老板说：“是否给他们一人下一碗清汤荞麦面？”老板说：“不，这会使他们感到尴尬的。”他们最后决定，在一碗面里放入一碗半面的量。后来，一连许多年，这母子三人再也没有出现。老板、老板娘每年的大年三十夜，都会去惦记这母子三人，他们还把母子三人吃清汤荞麦面的那张桌子称为“幸福的桌子”。这一年的大年三十的夜晚，两位神清气爽、显然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来到了这家面馆，而此时的面馆已无空座。正当面馆老板要谢绝这两位年轻人时，一个身穿和服的老妇人随即出现了，并且平静地说：“要三碗清汤荞麦面可以吗？”老板、老板娘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当年带着两个孩子于大年三十的夜晚来吃一碗清汤荞麦面的那位母亲，连忙将他们迎到屋里，那张当年母子三人吃一碗清汤荞麦面的桌子就在那里空着……
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韩国三星集团濒于倒闭时，它的总裁让副总裁向公司45000名员工朗颂了这篇作品。当时台下一片唏嘘声。03年，当三星在世界百大品牌中排名第25名时，三星总裁再度让三星的员工阅读这篇作品。头一回阅读，是让45000名员工领会那位母亲在艰难道困境中坚忍不拔的精神，第二回阅读，是让公司全体员工体会面馆老板的人性化的经商之道。
    我将这篇作品分别说给几个朋友听，然后问他们：怎么样？他们问：谁写的？ 我说：我写的。他们说：构思不错，就是有点儿矫情。这一结论早在我预料之中，我只不过是想再验证一下而已。
    这本书在小小的韩国发行上百万册，在中国又能发行多少？台下一片唏嘘声——中国人看这篇小说又能有几人感动——中国人拒绝感动，中国文学也不会去做感动文章——谁做谁矫情。
    我敢说，这样一篇作品，无论它高明还是不高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全世界不会有一个国家的人会说它矫情。
    中国，你究竟要什么样的真实？光着屁股，走在大街上，一边走一边撒尿才是真实吗？
    那天，我的一个女博士生在一家饭店举行婚礼，酒席上，我们又谈起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学的真实观，这时进来了两个陌生年轻人，一男一女，各执一只盛了酒的酒杯，走上前来，对新娘新郎诚挚地说：我们受隔壁包间的全体朋友的委托，向这对新人祝贺——祝贺你们一生幸福！当时，我们都很感动。他们走后，我们又回到话题上：假如我将这个细节写进作品如何？我的结论是：即使不落个矫情的评语，也至少要被说成是“浅薄”。应当怎么写？说：这里正热闹时，从隔壁包间扔过一只啤酒瓶来，随即听到来一句骂声：丫的，谁他妈没有结过婚！
这就是中国文学的追求，这就是中国文学要的真实，这就是中国文学的高度与深度。《泰坦尼克号》、《美丽人生》之类的东西，若是出自中国人之手，八成落得一个“矫情”的评语——泰坦尼克号中那个“迎风舒展”的经典造型，还不矫情吗？——十足的矫情！沈从文若活到今天并写出一部《边城》来，不被讥为“矫情”，本人将脑袋挂在天安门城楼上。
最近，我想写一篇短文，题目叫：狗日的真实！

管季超0712

【顽强抵抗】    面对这个混乱的时代，你又如何选择？道路无非两条，要么投降，要么抵抗。
    诸位知道，我选择的是抵抗，先是无声的抵抗，后是有声的抵抗。但这种抵抗，似乎已坚持不了多久了。因为我开始怀疑我抵抗的意义，甚至怀疑这种抵抗的正确性。我几乎就要放弃这种写作，甚至要放弃写作。我已多次对人说过，假如我还写作，我也要写一些让人觉得深刻的东西，并且一定能写出深刻的东西，因为研究了几十年的文学，我太清楚这个所谓深刻是怎么弄出来的了。无非是往死里写，很狠里写，往恶里写，往脏里写，往怨毒里写就是了。
    这些年，为了强调一种东西，我宁愿让人将我说成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称呼。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天瓢》。那里头不只是美。还有乡村政治——我不知道，在当下的中国作家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像我对乡村政治有如此深入而细致的体察。
没有错，我在强调美，我在私下里抨击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化。按理说，我这样一个对政治充满热情、对革命如痴如迷的人，不应当作这样的选择。但我没有办法阻止我对中国文学的怀疑——我怀疑的决不是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而是文学的格局。
一个作家可以放弃审美，但一个国家却不可以。
    中国文学的单维度，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
    去年，我在山东出版集团的专家咨询会议上，曾已阐述过我的看法：文学的维度决不只是思想深刻这一个维度，还有审美、情感等。在那些经典中——尤其是十九世纪的经典（我更认可这样的经典）中，各种维度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战争与和平》。那时的作品，有一种可贵的平衡。审美是经典的重要指标，感化与浸染能力，也是经典的重要指标。
    中国文学放弃审美的理由非常简洁有力：面对这样一个万恶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片邪恶的生活，我们只有愤怒，而愤怒无愉悦，也就是说，一个处于愤怒中的人，是不可能进入审美的。
    我就想问：莎士比亚不愤怒吗？但丁不愤怒吗？托而斯泰不愤怒吗？川端康成不愤怒吗？鲁迅不愤怒吗？蒲宁、沈从文也未必不愤怒吧？愤怒是文学放弃审美的理由吗？如果要谈发起攻击，你就没有发现美具有同样不可小觑的力量吗？我说过：普天之下，美是最具有杀伤力的。
    另外，我不赞成中国文学对现实的看法，对这个制度，我自有我的看法，但同时我不赞成将这个制度妖魔化。不要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灾难，错误地理解成是一个制度的结果。怎么说，这个到处是酒楼，到处是洗脚房的社会，也比沙皇俄国强。托尔斯泰既然没有采用以拉屎撒尿的方式来糟蹋他所处的社会，你也就没有理由来糟蹋你所处的社会。
    文学的深刻不在这里。
    记得2003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的文集，在发布会上，李敬泽先生有一个发言——我认为是那个会上的一个最好的发言。他说（原话我已记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当我们都在向前奔突时，有一个人却一直守在原先的高地上。李敬泽提出了一个观点：文学不是往前走的问题，而是向后撤的问题——撤到文学的基本面上。我知道，他是在赞扬我，但他的这种描述，使我当时觉得甚是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