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博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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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会”教师的曲折成“特”路

■江苏   宋运来



不会说话——念欢迎词不幸“夭折”



自言自语：征服畏惧，建立自信的最快、最实在的办法，就是去做你害怕的事。

牛群、冯巩有一个经典的相声段子《冒号》，曾风靡华夏大地。而我也有一个让自己羞涩的“冒号”故事。

上中师二年级时，在9月欢迎新生入学的典礼上，我掏出校团委书记审阅过的“发言稿”，对着麦克风致欢迎词——“尊敬的朱书记、刘校长、各位老师、同学们：……”“冒号”之后，就再没了声音。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主席台上的领导齐刷刷地看着我，台下1000多名师生惊讶地望着我，整个会场连喘气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怎么回事？紧张呗！由于过度紧张，导致嘴巴肌肉僵硬，我眼睁睁地看着文稿，却怎么也读不出“金秋九月，阳光明媚……”。会后，团委书记惋惜地说：“本是让你这个学生会副主席露露脸的，提升一下知名度，哪知会是这个样子。”满脸通红、浑身湿透的我，难过地低下了头。

也是这次经历，让从乡村中学走出来、“不会说话”的我，开始有意识地锻炼自己，努力克服胆怯与畏惧心理。经过几次磨炼后，尽管内心还是会紧张，我却再没出现过发言“夭折”的情况。后来，我当上老师，很注意训练学生“说话”——国庆节，带学生们手捧字典到大街上查找不规范用字；清晨，让学生走上讲台学会自我教育；“六一”前夕，主动请缨面向全县开主题中队会，给孩子们一个展现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



不会写作——毕业论文三稿才过关



自言自语：只有一条路不能选择，那就是放弃的路；只有一条路不能拒绝，那就是成长的路。　　

上中师三年级时，文选科目老师让我们改写鲁迅先生的《药》，我居然把文中的刽子手“阿义”改写成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老师悄悄告诉我不能这样改，否则会影响我的前途的（当时我已被党组织吸收为预备党员）。为了保护我的自信心，老师勉强给文章打了及格分。

1989年7月，我被母校铜山师范学校保送到南京晓庄师范“三二分段”大专班。求学期间，一位同学的豆腐块文章发表令我羡慕不已，而我的毕业论文写了三稿才勉强通过。如今，读大专两年学习的知识大多忘记了，唯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晓庄师范的校园文化：春天精彩的艺术节、学生的自治周等，还有《小语教学研究》教材的编者竟然是我们的老师，传达室门前那块小黑板上不断上贴的稿费通知单，以及校园橱窗展览的某某老师学术著作……都令我这个从乡村走出来的青年感到震撼。这些，就是我最早受到的写作启蒙教育。当年那个连毕业论文都不知如何写的我，若干年后不仅有180多篇文章发表，还有了一部部编著出版。



不会上课——于永正老师的门外弟子



题记：河流之所以能够到达目的地，是因为它懂得怎样避开障碍。

◎渴望早点发光的金子

工作5个年头了，我还没有得到过一次参加县级语文课比赛的机会，这是我专业成长上的一件憾事。一天，学校教研室老主任带领一批各乡镇推荐的青年教师来我校借班赛课。渴望赛课的我大胆向老主任申请：“我可以上一节吗？”

“哟，不行呀，你看名单上的老师都是乡镇选拔推荐上来的。”老主任说。年轻气盛的我翻看了一下赛课名单：“我相信这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赛过我，请给我一次机会。”老主任和颜悦色道：“金子总会发光的。”“金子，如果不从泥土里扒出来，它永远也不会发光的。”我不客气地接口道。

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自以为是块金子应该早点发光的我，捡拾起别人不屑一顾的小课，向同行展示。经过3次申请，校政教主任才答应我可以面向全校班主任上10分钟的晨会课。我的这节晨会课由学生自己主持，由学生自己介绍校园内外、国内外大事，由学生自己汇报总结昨日工作中的问题、今天工作的要点……这样的晨会，让前来听课的班主任们耳目一新。

初试小刀便获成功，我信心大增，又向教导处请求上20分钟的写字小课，再次获得了批准。学生们和着音乐的节拍，做起我自编的写字手指操，中间穿插我三言两语的字形点睛指导……这节课赢得了听课老师的啧啧称赞。这以后，大队辅导员主动来找我了，让我面向全县辅导员开“五自活动”主题队会……渐渐地，在4000余人的实验小学里，我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也感受到了成功与收获的喜悦。

是什么推动我如此自信地主动向前？我想这股力量可能来自于阅读吧。上个世纪90年代，我所在的实验小学图书室里有很多专业期刊。一到放晚学或周末时，我便借几本回宿舍阅读，看到上面的新经验、好方法，赶紧摘抄下来，次日就忍不住在班里试一试。有时，好文章篇幅太长，实在难以抄下来，我就请求管理员宽限几日，反复阅读几遍。

对于我，理论积累就是从教育期刊中广泛学习，向一切有利于更新我的教育理念的人或书籍学习。由一开始漫无目的地抄写，只要认为重要的都抄，到后来有选择性地摘写，再到后来分主题归类收集资料，我在期刊“丛林”中不断撷取精华，再运用到教学中。一个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人，他的教育智慧也必将与日俱增。

◎拜低一级的教师为师

多年来，我一直羡慕那些在公开课上展露风采的同行们，佩服他们的镇定自如、游刃有余，佩服他们娴熟的教学技巧。工作的第六个年头，因为班主任管理工作做得出色，我破格晋升为小学高级教师，成为当时全县最年轻的小学高级教师。当学校要为青年教师举办拜师会时，我诚恳地选择了比我小一岁、职称比我低一级的朱友宏老师为自己的师傅。在我眼里，看到的是朱老师“清爽的语文课堂”、“魅力的言语表达”这些让我欣赏的教学特点。可拜师会一散，我就听到有教师议论：“高级教师居然去拜比自己低一级的教师为师，真是不可思议。”我没往心里去。2000年10月，《江苏教育》杂志副主编陈兆兰、记者王昱来校采访我时，这件拜师的事情还被同事当做我好学的例子而津津乐道。

相信每位青年教师在成长的道路上，都渴望能够得到名师的点拨与教诲。我也不例外。我一直说自己是于永正老师的“门外弟子”。算起来，只听过他老人家的3节课，我更多地是从他的专著、文章中汲取养分。

1999年11月21日，我在江苏金湖参加全省的征文比赛——“教海探航”颁奖会上，见到了来讲课的于永正老师，晚间拜访他时，我鼓足勇气说想拜于老师为师。于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全国要拜我为师的人很多，我觉得你还是看一看《教海漫记》中《我与李建忠》一文，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捧着于老师签名的《教海漫记》，回到宿舍我马上拜读了《我与李建忠》一文，真如醍醐灌顶：一个人的成长，内在动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靠他人、靠名师的提携可以少走些弯路，但关键还是要靠自己去学习、去思考、去实践与研究。

后来，在我的摘抄本上，便有了于老师的诸多教育名言：

“光教书，不读书，肯定不会有出息；但是，光读书不教书，也免不了成为赵括、马谡一类的角色。”

“成名要靠自己，靠超出别人十倍、百倍的付出。适当的温度只能使鸡蛋孵出小鸡，而不是石头。”

“认认真真写教案不一定能成为专家，而认认真真写3年教后札记可能成为一个专家……”

2004年暑假，在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高级研修班上，我再次聆听于老师的教诲。于老师说：“课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常规课，一类公开课。如果着力追求每节课都像公开课那样堂堂精彩是不现实的，也是脱离教学实际的。”此话，令我茅塞顿开——让课堂教学有新意、有个性成为我此后努力追求的目标。



不会研究——“这也叫课题研究？”



题记:有的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了信心，他却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

◎带实验班徒有虚名

1991年暑假，我从南京晓庄师范毕业，到家乡实验小学报到的第一天，业务校长让我教五年级语文。我要求从一年级教起，一直带到六年级毕业。当时，大专毕业生分配到小学的属凤毛麟角，而一个小伙子去教一年级，更让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有人说：“看样子不咋的，教一年级能行吗？”学校领导充分信任我，不仅让我教一年级，还把“立体美育”实验班交给我来带。

我接手实验班时，啥也不懂，只有一腔工作的热情，想把学生带到六年级毕业，带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班集体。我给每一位学生建立了档案袋，学生好的作业、试卷、绘画作品……都往里面装。在班级管理中，我发现家长往往不能与班级教育密切配合，于是创办了班刊《家长通讯》，由此开始了我的教育写作。

当时县域经济低迷，教师常被克扣工资，记得我有一次月工资仅领到8元钱，伤心的泪水止不住地流淌。工作了，竟然还不能养活自己！我也曾有过孔雀东南飞的念头，但还是挺了过来。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来说，获得一张“奖状”是对其社会价值的一种肯定，埋头苦干5年，我都不曾获得过一张奖状，然而我的热情不减，意志没有消沉，性格的棱角也不曾被削平。

说起来，鼓励我第一次投稿的，是我的一年级学生李涛。这个女孩用拼音加汉字的形式写的一篇日记，被《汉语拼音报》刊发了。我的学生都能发表文章，我为何不能呢？1993年放寒假时，我鼓足勇气把修改后的期末经验“总结”投进了邮筒。3个月后，《江苏教育》发表了《培养一年级学生独立作业能力的两点做法》。这篇不足600字的处女作被印成了铅字，着实令我高兴了一星期，不，是整整一学期。

◎搞课题赶鸭子上架

刚参加工作时学校住房紧张，在那间不足10平方米、夏天潮湿冬天阴冷的小屋内，我不仅完成了学校交给的“九五”省级立项课题的前期设计工作，还走完了艰苦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本科自学之路。那项立足于学校办学特色的实验课题，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领域，我与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教师从头干起，慢慢摸索。

1999年，课题研究报告送市教科所初审，所领导阅后严厉地批评道：“这也叫课题研究？从材料里根本看不出研究的流程。”我抱着一大摞资料，心灰意冷地返回学校。为了让课题通过鉴定，在专家的指导下，我与课题组教师一起对资料重新进行梳理、归类、总结。回首走过的研究历程，我觉得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在课题研究中有一批青年教师成长起来，他们中有的被评为了特级教师，有的走进了教研部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今天的我仍然认为，不要把“课题”看得有多么神秘，要把研究的过程当成学习的过程，解决教学中所遇到问题的过程。

在课题研究中，一次我十分偶然地把“儿童漫画”引入了作文教学，结果发现学生兴趣盎然，一扫平时的畏难情绪。我又尝试着把“漫画习作”设计融入到双休日家庭作业、小作文中，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随后，我将教学体会撰写成文，不仅在江苏省“教海探航”论文评比中获奖，其中的《尝试漫画作文教学》一文还发表于《江苏教育》。

应邀参加“教海探航”论文颁奖会时，于永正老师赞赏这篇文章文笔流畅，视角新颖，是一种很好的作文训练形式。此后，在不断汲取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设计了《儿童漫画作文研究》课题，并成功立项为国家级实验课题。无心插柳柳成阴，至此，我有了一项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专题。

2001年5月，应山西小语会邀请，我在太原执教《漫画想象写作》研究课，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上课，也是我第一次坐上飞机。研究课受到了与会者一致好评，《小学教学设计》主编赵舜华女士称赞我的课有支玉恒老师的风格。支老师可是全国小语界的四大名师之一，我听了十分高兴，从此对上好公开课有了信心。

2009年，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教育文摘周报》在头版整版报道我的教育事迹，称赞我是国内“儿童漫画作文”的首创者与实践者。2010年，“儿童漫画作文”作为苏派语文教学主张在《江苏教育》第10期隆重推出，教育专家杨再隋教授撰文评价说：“宋运来老师的儿童漫画作文教学，作为一种新的富有时代感的作文教学主张，对小学作文教学的儿童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2002年9月1日，我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授予“特级教师”称号，改写了家乡没有小语学科特级教师的历史。省城老同学见面，他们开玩笑地问我是怎样混上特级的？是啊，一个不会说话、不会上课、不会写文章、不会研究课题的教师，怎么评上“特级教师”的呢？我把同学这句玩笑话铭记在心。

多年来，这句话促使我不断反思走过的教育教学之路，我经常问自己：你每天从事教育教学感到幸福吗？你享受到教育教学的乐趣吗？学生喜欢你的课吗？学生们享受到学习的快乐吗？你用智慧唤醒了他们的智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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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生花的故事

■         湖北  杨孟琪



假花，只要选好了材料，设计好了规格，就可以制作得鲜艳夺目;真花，必须精心栽培，必须辛勤施肥浇灌，必须防病防虫。我选择了培育真花……

                                           ——题 记



我是一个重视写作的语文老师，在高考中，我学生的作文，曾经石破天惊，但我省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个教学生制作假花的技师。我曾经为学生笔下能生出真花而努力过，写下这个故事，或许对正在为浇灌出姹紫嫣红的学生的精神家园而辛劳的同仁们有所激励。



我是“使学生笔下生花的老师”？



记得刚粉碎“四人帮”时，我所任教的那所高中自主招生。有一次，学生们考完了试，各教研组都在埋头阅卷，唯独语文组还在为作文评分标准争论不休，弄得主持人无所适从，他只好使出绝招：让每位老师先模拟考生用90分钟当场写一篇作文再说。结果7位老师竟有3位没完篇，2位跑了题，仅有2位过了关，其中一位被主持人认为“可以及格”，另一位则被主持人称赞为“笔下生花，堪作范文”。

我就是这个“另一位”。为什么我能笔下生花呢？说来话长。我是一个理科出身的语文老师，没受过正规的专业训练，对语文教学的诸多“行话”“术语”不甚了了，只凭自己运用语言文字的经验上讲台。我认为除了共同的思想品德教育外，教语文就是使学生说得好话、听得懂话、读得懂文章、写得好文章、能运用工具书，至于文章分析、语法、修辞、逻辑之类都是为提高这些能力服务的，而作文又是这些能力的综合训练与体现，于是尤其重视教作文。

虽然我重视教作文，但在当时我教学生写作文也只能紧跟政治动向：论说文先破题，提出论点，再装论据，最后强化论点(我还编了一本《论据集锦》，要求学生背下来，然后做根据题目“选装”的演习)；记叙文先确定中心思想，再根据中心思想编故事，结尾用议论或感叹升华，强化中心思想。那时正当拨乱反正，报上都在呼唤雷锋精神。学校的工作要点也是教育学生发扬雷锋精神，我正在教记叙文，自然先让每个学生“讲”一个自己学雷锋的故事，再教学生怎样突出中心，开头结尾怎样按题目变化。当时班上有位同学，讲了一个在暑假和他小学时的同学走到离家20多里的郊区去玩的故事，说他们走得很累，回家时都想坐公交车，好不容易一人在公交车上抢了一个座位，这时正好上来一位老爷爷，他想他们今天情况特殊，不必让座，没想到他的同学让了座，这时他如坐针毡了，幸好又上来一位老奶奶，他立即把座位让给了她。我就以这个故事为例，做怎样按中心思想记叙的指导：一、把时间定在三伏天，写选择步行是为了学习雷锋的吃苦耐劳精神，着力刻画路上的热和累；二、到了郊区重点刻画累得在草地上躺了半天（玩耍一笔带过）；三、刻画回家时盼望坐车的心情，如车站候车排队长，车来了轮到你们没座位了，你们就等下一辆；四、让座时要结合学雷锋写自己的思想活动。最后还变换题目，如“雷锋精神鼓舞着我们”“学雷锋日记”“我身边的雷锋”……练习了开头和结尾部分。这回学校的考题是《我和我的朋友》，对于我这个教学生随机应变的老师，自然是得心应手，把这则材料做了精加工，想笔下不生花都难啊！

更碰巧的是那年高考的作文题正好是“学雷锋的故事”，我班上的学生把我指导的这类故事搬到试卷上，全省高考语文前10名，我一个班就占了3名。这下我一炮走红，在省优秀教师颁奖会上接过奖状时，领导还夸我是“使学生笔下生花的老师”，不久我就被选派为高考阅卷老师。



我只是教学生制作假花的技师！



       说实话，我当时对这种教作文的方法，也曾有过疑虑：教作文就是教做人，这不是在教学生说谎吗？但在那时一切都得体现政治观点，而这又只能靠灌输，于是感到这是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需要，作文就是通过训练运用正确的书面语言形成正确的思想，这样一想也就释然了。直到1998年高考阅卷时，看到一篇“另类”作文，才使我和在场的老师清醒了。

那年的高考作文题是：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或战胜脆弱。我们看到的议论文，大都是开头摆出观点，接着举一正一反两个例子加以论证，最后用豪言壮语作结；而记叙文一般是家庭发生悲剧，在自己极度悲伤时，一种外在力量出现了——或是老师或长者语重心长的开导，或是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书，于是情节大转折，战胜了脆弱（可见当时的老师在教作文上“英雄所见略同”啊）。虽然千篇一律，但阅卷老师都习以为常，反认为这届考生整体水平不错。突然，一篇“另类”作文摆在了我面前。



战胜脆弱



“战胜脆弱”，看到这个题目，我就犯难了。战胜脆弱首先得有脆弱，而脆弱的产生又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困难，困难是客观的，脆弱是主观的，客观存在的困难催生主观上的脆弱，我遇到过什么困难呢？

抚卷凝神，搜索枯肠：谈家庭吧，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可以说我从呱呱坠地就无忧无虑，这困难就难以产生了；谈学习吧，我的成绩一直冒尖，虽然也遇到过一些小困难，稍稍下点工夫，动动脑筋就解决了，我是越来越信心百倍，哪来脆弱？硬要如实写来，文章顶多也只是小有波澜。我确实没有大文豪尺水兴波的绝技，要在这场决定终身命运的考试中，得个高分恐怕是不可能了。

看来要写得波澜起伏，催人泪下，只好编故事了：父亲下了岗，母亲瘫痪在床，这么大的困难，脆弱自然应运而生，战胜脆弱的动人故事也就水到渠成了……或者学习成绩老是上不去，到了高三几次模拟考试总分老在300分左右，困难如山，脆弱就顺理成章了，再来个咬牙切齿、悬梁刺股之类，大起大落，惊心动魄，还能不赢得高分？

正当我打好腹稿，准备一气呵成时，忽然想到为了高考的高分就胡编乱造起来，这难道不是脆弱吗？对呀，这正是脆弱，人性中最危险的脆弱。为了个人的某种利益，违背事实，不讲诚信，这正是脆弱，这么触目惊心的脆弱，我怎么半天还没感觉出来呢？好危险呀！

我当时只想到，高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一次考试，作文又是60分呀！如果得不了高分，岂不葬送了自己的前途？却没有想到历史上的一切汉奸、卖国贼、叛徒不都正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显现出这种人性的脆弱而又被这种人性的脆弱所战胜吗？而一切英雄、爱国者、伟人也不都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显现出人性的坚强而战胜了这种人性的脆弱吗？

认识到这里，我如实地写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战胜了脆弱！

这篇文章像一声惊雷，使所有的阅卷老师心灵受到震憾。大家由这位考生战胜脆弱的思想过程联想到阅过的那么多战胜脆弱的试卷，包括使我们拍案叫绝的、感动得我们潸然泪下的、偷着拍照（不准抄写、复印）准备给子女和学生作范文的，都有可能是被脆弱战胜的“杰作”。题目是“战胜脆弱”，胜出的却都是“被脆弱战胜”的，荒唐啊！

这篇作文就像是《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位小孩，对我们教学生写的作文，特别是那些境界高尚、情节感人、文采斐然的，说：“它们什么也没穿！”原来，我使学生笔下生的是假花呀！我原来只是一个教学生制作假花的技师，我不寒而栗！



我想做使学生笔下生真花的园丁……



那夜，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历来好文章都是言为心声，都是打破既定框框写的，苏轼把写文章比作行云流水，黄遵宪写诗是“我手写我口”。在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学生的作文应该是一个姹紫嫣红的花园，怎么会是摆满大同小异没有生命的假花的展览厅呢？我决心做浇花的园丁了。

我深知这比做技师艰难得多。要使学生笔下生真花，首先要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丰富起来。于是我在自己的几千册藏书中选出两百多册，打印出“推荐书目单”，供学生借阅，并指导他们做读书笔记，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

其次是要使他们的思想活跃起来。我在课堂上把学生的“学答”变成“学问”，使他们逐渐变为一个“学问者”。时间一长，学生就习以为常了，如在学苏轼的《题西林壁》时，学生就提出“只到过庐山都很难说出庐山的真面目，难道压根没到过庐山就能说出庐山的真面目吗？可不可以也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外’呢”。即使一句话，一个词，甚至一个标点，往往也会引发学生的疑问，如在学高尔基的《海燕》时，他们就提出“课文中写道‘海燕像黑色的闪电高傲地飞翔’，为什么用黑色象征革命先锋者呢”。并且我在考试中还要出一些创设情境的问题，如学了《隆中对》我出题：“兵微将寡的刘备，如果深知‘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不去‘三顾茅庐’而出了一则‘诚聘皮匠三位’的启事，请提出问题。”学了《伊索寓言》我出题：“‘狼来了’是传统的诚信教材，请结合日趋功利的现实提出对这则寓言的质疑”。

同时在作文教学中，提倡“我手写我心”，鼓励标新立异，使学生的灵性闪耀起来。我与学生“约法三章”：对我认为是说错话的文章，只在批语中提出我的看法与学生商讨，不影响评分；但说“套话”要扣分，说假话不能及格。

一位同学写《祝福》的读后感，提出了“我认为祥林嫂是鲁迅先生写死的”的观点，还提出了两大论据：“其一，《祝福》写于1924年，当时中国共产党已成立了三年，还去写悲惨地死去的祥林嫂，而不去写像向警予那样英勇抗争的中国妇女，我认为这是不典型的。其二，鲁迅先生自己曾在《记念刘和珍君》中写过‘中国的妇女虽遭阴谋密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为什么他笔下又出现了消亡的中国妇女祥林嫂呢？”这些观点虽然还很幼稚，但它是一朵稚嫩的真花呀！我立即批道：“观点新，有胆识；论据新，善思考。好！”

特别是在周记中，一位同学写了篇《一件荒唐的事》，他写道：“星期四本是一个神圣的日子，我们停课半天去选举人大代表”，可“代表的两个候选人早已在选票上印好了，而且在开会前班主任就向班上的选民讲了其中的某某是陪衬，不能选，如果选了，还要选第二次，中饭都吃不成”，“在唱票时就出现了五张‘假明珠’（假民主）的票，三张‘余龙人’（愚弄人）的票”，“选举完了，黑板上还出现了一首打油诗‘当了选民，重新上学；画个圈圈，干净利落；领导高兴，老师快活。’班主任大发雷霆，说要追查此事，真荒唐啊！”同样，我赞扬了这篇说真话的作文。



这样让学生笔下生真花，使学生焕发了独立思考的精神，显露出了自己的个性，不到两年，他们就在“楚才杯”作文竞赛中获得了三个一等奖、国际环境征文中获得了两个一等奖。但市教研室来视导时，主任却向我发出警告：“学生和学生家长要的是升学，不是获奖，你这样教作文，当心高考一败涂地呀！”我深深地感受到这话的威慑力，因为我在高考阅卷中就察觉到大多数老师不喜欢标新立异的文章。记得1994年阅卷时，题目是“尝试”，一位考生写了自己尝试恋爱的故事，尽管阅卷老师都认为这孩子有文学才能，但争来争去，一锤定音者认为格调低下，文笔再好也不能及格。的确，有个性、有特色的文章，既增加了阅卷的难度，又难以被看惯了格调高尚，早已忘记了思想也是一个共生的“生物群落”的老师认可啊！

现在我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已经退休，但我仍坚信无论是学会做人，还是培养创造性，都要从教育学生笔下生真花开始；即使是“文以载道”的“道”也只能是从自我体验、自我认识中形成的自我见解和自我信念！我仍在企盼着姹紫嫣红的学生精神家园的出现，我为在艰难中辛勤培育的同仁们鼓劲、加油、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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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仅有它还不够

■福建   王木春



“王老师，我被某中学录用了，马上就去上班。”你的豪情与快乐感染着我。记得两个月前你发邮件告诉我，说你打算去中学教书时，我还将信将疑：一个中文研究生，出路应该不少，为什么选择当中学教师？当然，我不认为当教师不好，只是多数人的想法和我不同。你回答：“我读中学时就立志当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我放心了，还有什么比做自己喜欢的事更有意义呢？

假期，你来我家，找我这个当年的高中语文老师聊一聊。后来我有客人来，我们的话题无法继续。可有些来不及说的话，留在心里头疙瘩着。现在，我就写出来好了——

首先，我想提醒你：既然立志当教师，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都不应后悔，而且始终别把教书仅仅视为谋生的职业。“职业化”教师与“事业化”教师的区别，就在于心中是否竖有一面旗帜，这面旗帜的名字叫做理想。

我见过不少所谓的“名师”，他们不外是只会死抠教材、琢磨考题、死揪学生的“高手”而已。他们几乎不阅读，不写作，不独立思考，是典型的知识贩卖者。学生上他们的课，获取了敲门砖，砸开大学门，然后抛掉砖头，便一无所获。我不愿你成为这样的老师，哪怕是“名师”。

一个大写的语文老师，定然是个坚定的阅读者、写作者和独立思考者。读书、写作与思考，是你的专业基石，使你在课堂上挥洒自如、游刃有余，赢得职业的尊严。它还提升你灵魂的境界，让你成为有品位、有深度的“精神自由人”。当你做到这些，你自然而然地不满足于照搬照抄、照本宣科，你就不会将一群有血有肉的学生教成仅会背书和做题的呆子，雕塑成一具具“智力的骷髅”（维特根斯坦语）。

因此，要教学生做人，做完整的人。我所说的教学生做人，并非苍白的说教，而是需要你自身去践行，用实际行动表达你的追求。比如，平等对待每个学生，不管他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不管他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他们今天唯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学生。比如，宽容对待学生，容忍他们犯错，容许他们发出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是孩子，更因为他们是未来世界的主人。如果我们期待生活在民主的空气里，就该通过自己负责任的行动，培养明天真正的公民。

你或许会说，我一己之力太微弱，起不了任何作用。不，千万不可小觑一个人的能量。别忘了，你是老师。今天你传授给学生什么，他们明天或许就成为什么，回报给这个社会什么。况且，你面对的是一个群体，而非单个的人。你影响不了张三、李四，却可能影响王五、赵六。10年后，王五、赵六又将影响更多的人。一代代人的努力，如同水圈一层层推开去。金字塔是由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每一块石头都叫金字塔。

做到这些，真不易啊！你得准备付出巨大的劳动，忍受更多的寂寞和压力，甚至过一种稍稍有别于他人的生活：当大家一味埋头做习题时，你除了做题，还要跳出来，思考更宽广的问题；当大家逛街、打麻将时，你得沉湎于读书；当大家忙于家教赚钱时，你应该用文字诉说自己的思想……

除此，你更要知道，光有理想和付出汗水是不够的。

你很幸运，一毕业就进入全省名校。名校，有充足的良好教育资源——众多的名师、深厚的文化底蕴、健全的管理制度等。这是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只要你用心汲取，你将成长很快。20年前，我被分配在一所极为普通的中学，好老师本来就稀缺，又各自为战，我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只好独自摸索前行。那时，没有网络，缺乏书籍，更无机会外出学习，一个人闭门造车，收效可想而知。今天，我的课堂教学存在随意性的缺陷，就是在那环境下形成的。不过，普通中学也有好处，它宽松的管理，无形中为我提供了施展个性教学的舞台。我一边教课本，一边率性地补充大量的课外读物。如此教法短期内肯定无法出成绩，好在学校领导并不在意，加上学生都来自农村，对分数不功利，对老师不苛责，即使有点意见也不会上纲上线。3年后，学生高考表现好，我获得大家的认可。打响了“第一战役”，下面的路就平坦多了。然而，今天的你与我不同，你身处名校，连平时考试也有评比，学生和家长都讲求实际，对考试成绩虎视眈眈，教学上肯定容不得像我这般“放肆”。所以，你要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尽量不让考试成绩落后太多。否则，你就有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遑论下一步的发展！

于是我想提醒你第二点：在当今背景下谈论教育理想，是沉重的，是需要本钱的。首先你得保证能生存下来，而后再谋发展。同理，在教学方面，你不能过分图新求异，要先虚心学习继承本校优秀老师的好经验，博采众长，水到渠成地形成自己的特色。若急于求成，一意孤行，你的路将愈走愈窄，甚至陷入死地。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刚做老师的大学毕业生，有一次领导听完他的课，给出一些中肯的批评。年轻的他不以为然，理直气壮地反驳道：“这就是我上课的风格！”一个新老师，教学上刚起步，奢谈什么风格？即使有风格，也不能在这种场合宣扬出来。那个年轻老师的惨淡结局，不难预料了。

前年，你曾来一中听我的课，又主动要求对你的学弟学妹们讲些话。记得你说过：“王老师教我三年，给我最深的印象不在于传授我多少语文知识和能力，而在于思想和人格的影响。”那时，你的学弟学妹们，还没走出中学，大概是听不懂这些话的。他们有的还屡次要求我上课“什么都别说，除了讲评试卷、讲和高考有关的东西”。幸亏我是老教师，顶得住来自少数学生的压力，终于顺利地按我的教学思想一路走完，幸好高考还有个不错的分数。但当时，听了你的话，我有点担心你：要是你将来当了语文老师，因为受我“毒害”，也学我上课的那一套，说不准哪天会被学生“参一本”，被学校扫地出门。

刚走上讲台时，我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脑子盘旋着一个个教育理想。那时的理想，固然纯粹、炽热，却也盲目而脆弱。几年后，风吹雨淋，浪漫的油彩一点点剥落，徒留赤裸裸空洞洞的现实。直至两三年前，我似乎才走出迷茫，学会以冷静宽容的目光阅读周遭的人与事，在纷纷扰扰中找准自身的坐标点和努力方向，在现实与理想的两端间可获得平衡——既不跪倒在现实面前，也不放弃理想，并避免与强大的现实作正面冲突。这段不长的心路，我走了将近20年。它教给我一个真理——

理想虽美好，但仅有它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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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金霞， 1974年生，河北保定人。大学本科，中教高级。曾任教于河北徐水县综合高中、江苏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现任教于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海实验中学，担任高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并参与学校名师工程。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教育随笔等60多篇，论文及课堂教学展示多次获全国奖项。《中国教师报》《教师之友》等报道过其先进事迹。


把爱变成看得见

■江苏   史金霞



当你工作的时候，你是一把笛子，经由它的心，把时光的呢喃变成音乐。藉由劳动来爱生命，是与生命最内在的秘密进行亲昵。所有的工作都是空洞的，除非有爱，因为工作就是，把爱变成看得见。     

                                                ——纪伯伦



捧一颗心，在手上



一个教师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首先取决于他的学生观。如果在教师的头脑里，学生只是一个数字代码的话，他无论如何教育不出真正的人。

记得2004年带高一时，有个名叫牙亚萌的女孩，她有一双弯弯的眯眯眼和一颗敏感脆弱的心。那时，班主任常抱怨她多么难缠不讲理，甚至连她的家人也感到头痛。可是，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孩子啊——

“从小到大我从来都是将‘战争’的痛苦埋在心里，从不向任何人诉说。意外的是，语文老师竟主动找我谈话。坐在办公室里，我开始时是那么拘谨，要知道，这是第一次老师主动找我谈话。在谈话中，我发现她对我那篇七八页的随笔记得那么清楚，分析得那么透彻，我很受感动。在这里，第一次有人愿意读我，愿意帮助我，而且是这么好的一个老师。

上了高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心灵被净化了，可以说这是史老师的功劳。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要爱国、爱家、爱所有人，要宽容，要奋斗，要为自己负责。我喜欢一个人是需要理由的，喜欢史老师是因为她和善，她美丽，她愿意为每个人付出，她有一种气度，一种常人难以拥有的气度……”

就像牙亚萌写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成年人往往只根据孩子的表象就轻率定义，粗暴批评，却不去试着了解孩子的处境，走进孩子的心灵，这样只会进一步打击和抑制孩子，使双方更加隔膜，无益于任何问题的解决。

一个月前，一个学生在随笔里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后补充说：“老师你不用管这篇文章，就当作是被压抑了许久难得的一次发泄和任性好了，我很快就会变好的。”这种小心翼翼的表达，多么令人心疼！我们不应该抱怨孩子，而是要倾听他们，把他们当作丰富完整的人来看待，与之沟通交流，以心发现心，以火点燃火。我写给她：“不用这么小心，你尽可以尽情尽性地抒写，我都能理解，我都愿意倾听，只要你愿意信任我。”



种一棵树，在课堂



“中文老师史老师让我了解了尊重、民主与爱国的真正含义。因为她，我真正爱上自己的祖国与祖国的文化。”这是叫周天颖的孩子在参加面试，回答“说说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时所说的。她已经去美国读高中，而她读初三时，曾每周跟我学2小时中文。对我来说，这回答是最珍贵的礼物。

让孩子爱上汉语，从一堂堂语文课开始。

以诗歌教学为例。走进诗歌，必须先走近一个个诗人；走近诗人，必须先走进每个诗人所处的时代；而走进那一个个历史时期，除了诚挚之外，还需要理性和敬畏。当我和学生一起，心怀虔敬与赤诚走进一个个诗人那丰腴感人的生命中时，澎湃的心潮，滚烫的泪水，多元的解读，痛苦的追问，以无形的滋养强大了我们的心灵。

不用说先秦散文、两汉辞赋和唐诗宋词了，仅仅是现代诗歌教学，就是多么丰沃的土壤。无法忘记，当我给学生诵读谢泳先生的《血色闻一多》，向他们讲述那个年轻时写诗，中年时潜心向学，为国呐喊，却终为政治所缠绕，在昆明被暗杀的悲壮的闻一多时，教室里那阒然无声的氛围，学生眼中对历史真相的渴求与叩问；无法忘记，当我引领学生读罢闻一多的《死水》《一句话》《太阳吟》《发现》，再读他的《也许》《你莫怨我》《七子之歌》……我和孩子们胸中翻滚的汹涌的哀伤。当学生们捧读《血色闻一多》《悲情徐志摩》《唐诗杂论》等书如醉如痴时，当我翻读孩子们的品读心得时，我更加确信：在课堂结束的地方，教育才刚刚开始。

上师范时，所学专业名称为：汉语言文学教育。我以为，一个语文教师必须要有专业自觉，对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学由衷热爱，沉入其中，方能发现她的美丽与绚烂，在涵咏体会间，以她的博大丰富浸濡自身；更需要理性地反思，跳出其外，来正确认识她的局限与畸形，在审视拷问间，努力从因袭的沉疴中睁开双眼，迈步前进，哪怕步履艰难。

所谓“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我以为，就是教师要结合自身的综合素养与学生的认知水平，在通盘把握教材设置的基础上，自由而不放任，自主而不自专，大胆取舍，详略有度，弱水三千取一瓢饮，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发挥最大的教学效益，让有限的教学素材变幻出无穷的教学魅力。让一篇篇课文成为一粒粒“种子”，生根，发芽，在日日递进的语文课堂上，长成一棵迎风沐雨的树，每一根枝桠都有生长的力量，每一片叶子都饱含情感的润泽，每一朵花都绽放个性的绚烂，每一颗果实都孕育着智性的丰盈。



展一片天，用理性



“当然，最难忘的还是高中语文课上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一次又一次的感动。《辛德勒名单》《肖申克的救赎》《卡廷惨案》《太极旗飘扬》……还有三鹿奶粉事件、疫苗乱象、汶川大地震……如果不曾接触过这些，可能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世界，去判别接收到的信息，去做出人生中属于自己的重大选择，不知道如何让自己更强大，更真实，更快乐，更有价值。”

写下这段文字的陆嘉伟同学，如今在四川大学读法律。有时，他会给我打个电话，说说他读哈耶克的感受；有时，他会给我发长长的短信，讲述他们“关于基层人大不作为的调查研究”活动的进展与困惑。交流最多的，是最近又看了什么好电影，发现了什么好书。

像他这样的学生，每一届都有很多。当他们已经离开学校，不再上我的语文课时，一旦遇到好的素材和新闻，他们还是会第一个想到我，给我发来一封封邮件。

“3年，我真的长大了许多，由小小的自我走了出来，开始关注更广大的社会，学会了理性思考，学会更全面地去看世界，放下偏激，放下麻木……”（我的学生丁培培）

打通语文课堂与世界的连接，打开学生的视界，我借助的是被大多数教师和家长视为洪水猛兽的网络。在网络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部分的当下，仍然有很多教师和家长一方面限制孩子接触网络，一方面自己又沉迷于其中。他律之下，永远无法培养出自律，只有在自律之中才能培养自律。要让孩子学会利用网络，而不是被网络所束缚，就必须给孩子打开网络这扇窗。

无论是走进历史、关注当下，还是面向未来，恐怕没有比网络更方便快捷、更多元开放、更海量的媒介了。也正因为此，借助网络进行教学，不仅拓展了信息渠道，还可以训练学生的鉴别力、理解力、决断力、思考力和意志力。

经常有同事说，我的学生的作文一眼就能认出来。我问为什么，同事说，因为他们的作文不程式化，没有假大空的套话，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有个性，有真情实感，有真知灼见。我笑了，自豪地说：“我就是一直努力保护并发展他们的个性，让每一个学生都长得像他自己啊！”

有的老师，以学生“长”得越来越像他（她）而觉得成功，而我，是以学生越来越像他们自己而欣慰喜悦。读书，看电影，观察生活，关注他人，探寻自身的职责，由外在的引导而渐渐成为他们的生活自觉，这样，世界对他们便是打开的，而他们对世界也充满热忱——热爱并思考。

正在读高一的学生钱梦怡写道：“其实我是渴望知道真相的，我想看清楚它们，就像老师说的，我们要爱真相，要有孩子一般的天真快乐，但不要像孩子那样无知。”如她一样的学生深知，我们所热爱的是这样一个世界——不只有温馨美好的一面，令人感动陶醉，也充满了欺诈、丑陋、野蛮，令人痛苦愤怒……我们生活其中，惟有了解它的真相，才能用热爱、智慧、勇敢使它变得更美好，而不是相反。我努力通过语文课堂锤炼出的，不仅是学生独立思维的硕果，还有他们心智的成熟、人格的健全。



开一扇窗，向世界



从2007年开始，我将电影教学与语文课堂紧密结合起来。看什么？以教材为结合点，有机联系时事，构建主题单元。怎么看？每个月至少看一部经典故事片，看一部纪录短片。

一朵具体的花，胜过千万句描述她的语句。让我来举例说明吧——

在学习鲁迅的《春末闲谈》时，恰好学校为纪念南京大屠杀组织学生观看了《南京！南京！》，于是，我给孩子们播放了姜文的《鬼子来了》，与之互成镜像。如果说《南京！南京！》让孩子们动容乃至惊悚，那么《鬼子来了》则让孩子们笑声不断，但影片看到最后，孩子们却是鸦雀无声了。片子放完，他们还静静地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孩子们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鲁迅先生在《春末闲谈》中“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的感慨，他们的理解愈加深刻。

在学习《肖邦的故园》时，学生发现自己的音乐素养匮乏到连文章都无法全然品味的程度，我便给他们播放了2005年法国金球奖最佳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通过音乐教师马修和寄宿学校诸多问题儿童与音乐的故事，让孩子们发现音乐的魅力，发现音乐之于生活的重要意义。

一部杰出的电影，对孩子精神与心灵的成长，丝毫不亚于一本经典著作。甚至，对大部分孩子而言，效果更显著，因为它更集中、更鲜明、更迅猛强烈地撞击人的心灵。每一次观影前，我会在课堂上蓄势铺垫，激情引思；观影之后，我与学生还有一场探讨交流，进行思想的交锋，并形诸文字，寻求共融。一部部经典影片，无论是镜头语言的表现力，还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无论是终极关怀，还是现实关注，无论是对人性的把握与剖析，还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思考，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音乐舞美，都构成一场视听与精神的盛宴。孩子们于其间濡染熏陶，品鉴能力提升之外，智性亦被唤醒。



守一份拙，养精神



“人一生中会遇到许多老师。但绝大多数只是教我们知识，而很少有老师教育我们怎样对待生活、感情，怎样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而培养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虽然这样的老师很少，但是，一辈子遇上一个这样的老师就是幸福的。”（我的学生陈恺）

做一个教书育人的教师，也是幸福的。我仍清晰记得第一次去学校报到的情景。我骑着单车，穿越30里路，山路两旁玉米茂盛，结着饱满的果实。古老的校园里，泡桐宽大的叶子遮阴了一条甬路，树与树之间，月季热烈绽放。羞涩的我心怀忐忑，走进学校接待室……从1993年8月登上讲台，我已经做了整整17年语文教师。当初那个对教育满腔热爱却心怀忐忑的小姑娘，已经成了一个12岁女孩儿的母亲。

17年来，在语文教学上，我不断追索，先后提出 “十六字方针”（激发兴趣，活跃思维，加深素养，提高能力）、 “一少四多”（少做一些题、多读一些书、多思考一些问题、多写一些文章、多锻炼一些能力）、“三个结合”（ 阅读、鉴赏、写作三结合）和 “一个原点”（回归原点——教育、生活、人本身）的观点和理念，逐步化繁为简，返璞归真；在课堂操作模式上，我先后探索了“语文实践活动”“文本案例研讨”“专题探究分析”“网络影视平台”等各种形式，不断突破过去，超越自我，并确立了自己的语文课堂教学设计原则（理性、主体性和人性化）。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我必须在真正的教育和应试所需要的分数之间找到最佳的连接点。

17年上下求索，不断自拔，突破更新，在实践、反思、追问、探究中，我对钟爱的语文教学从未有所懈怠。我总是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要明白，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追寻一种状态，一种自我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守住自己精神的净土，应有不急之务，必有不得之失，须知去就之分，乃可获得自由。与其说教育者应该去培育一个怎样的人，毋宁说教育者应该追求自己做一个怎样的人。

17年飘零转徙，体制内外，大江南北,我对教育的理解日益全面，对她的热爱与日俱增——教育，必须根植于实际的土壤，耐心地期待生长，而绝不能为功利的目的，“拼死拼活拼分数”；教育，必须深厚有担当，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痼疾不忘却，不讳疾忌医，对整个世界的悲苦与灾难不转身，不盲视；教育，必须充满生命活力，不避交锋又能求同存异。宽容、平等、民主、自由、尊重、美好、热爱与创造，这些都是教育不可少的元素；教育，必须是真实的、真诚的，能够连接教师和学生的心灵与思想，能够启开教师和学生的情感与智慧，让师生在平等的层面上真正地“教学相长”。

这，就是我所理解并热爱的教育，可以“把爱变成看得见”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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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模式崇拜”情结

■河南   常作印



现在是百“模”争鸣、百“模”齐放的时代，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粉墨登场，数不胜数，如旋风般把原本应该和风细雨的基础教育课堂吹得纷纷扬扬。据有好事者统计，自“模式”舶来以后，我国各学段、各学科、各地区总计已有不下千种模式见诸各种级别的文献，其数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二十多种。近年来，一些“模式创立者”的学校整天门庭若市，全国各地的学校纷纷前来学习，回去后推广；一些没有自己模式的学校急于推广所谓先进的模式，或急于自立门户创立自己的模式。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下基础教育的怪象。

教育没有神话！可是我们有些同仁还就相信有神话。像山东和江苏的一些新名校，大家都趋之若鹜，媒体也连篇累牍地报道，让人感觉好像回到“大跃进”时代，又开始搞“计划经济”的大一统了。

一个校长说：“我们学校是县里最好的小学，教育局要求我们学校尽快创立一种教学模式，好让其他学校来学习推广。”可怕的是，这不是个别现象，在一些地方，整个学校、整个区、整个市都推行某一种教学模式，且这种旋风有越刮越猛之势。

模式本身无错，但笔者认为，模式只是参照，模式永远在变，模式只需最适合的，模式并非唯一。但如果把模式当作了所有的依托和希望，对模式的崇拜情结不断，那么，我们的教学必将被模式化，我们的教育将面临新的危险境地，无论是教育还是其他行业，无不如此。

为什么那么多地方和学校有“模式崇拜”情结呢？分析起来，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建构的简单。模式建构是教学研究中的短平快项目，起点低、成本低、条件要求低，校校可以上马。一些地方和学校建构一种新教学模式的基本步骤往往是这样的：先找几种教育理论作为依据，再从新课改文件中找几个时髦的名词，参考当今走红的名校教学模式，依葫芦画瓢，搞几个环节，起一个不错的名字，一种模式就这样诞生了。这样建构起来的模式一旦推广是非常可怕的，它会使教师的教研能力严重弱化，养成思维的惰性，人为把教学简单化，因为现成的模式就在那里，不需要动脑子，永久实用就行了。教师的学习能力、教研能力就在这种“模式化”背景下被一点点地磨灭了。

第二，教育的浮躁。因为学校不是真空，它就处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自然也就变得浮躁。于是，一些地方和学校只看重能迅速带来效益的模式和分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古训统统被抛到脑后，“模式崇拜”持续发烧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下的很多教学模式都是以课改之名而来的：声称真正找到了课改的方向，把一种教学模式推广到所有学科。其实这些是与课改精神背道而驰的，是适应了应试环境的知识本位的教学模式，无非是凯洛夫“五环节教学法”披上新课改外衣的翻版和变种。很多模式只是在“怎么教”的问题上细化操作步骤，没有从“课程”的角度、从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我始终认为一项充满创造性的活动，不存在“以不变应万变”的“灵丹妙药”，也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教学应该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异，怎么能用一种“模式”去应付千变万化的课堂呢？著名语文教育专家于漪在2009年底的一次教育会议上曾痛心疾首地说：“大家用一个模式，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标准化的教师。教师标准化就无法张扬个性，个人的才华和潜能自然也就显示不出来。我们很多中青年教师很有才华，但是被框住了，潜能出不来。因为一个模式定型了以后，就是死水一潭了。”对于那些急于创建和推广模式的校长，我想说：请问苏霍姆林斯基的教学模式是什么？杜威的教学模式是什么？孔子的教学模式是什么？陶行知的教学模式是什么？请问哈佛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等，这些世界上一流的名校有统一的教学模式吗？请问当年苏霍姆林斯基的巴甫雷什中学有统一的教学模式吗？请问当年蔡元培执掌的北大有统一的教学模式吗？请问陶行知的晓庄学校有统一的教学模式吗？真正的名校、真正的教育家都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决不搞某种模式的统一和推广，因为任何模式的推广都伴随着“思想专制”、“学术霸权”和“个人威权”，都是对教师教书育人自主权的公然伤害，都是对教师教学个性的公然剥夺，都是把教师当作思想奴隶的典型表现，都是对现行教育法律的公然践踏。

第三，利益的驱动。“模式崇拜”只不过是利益崇拜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崇拜导致迷信，迷信导致辨别力和思考力的丧失。当前之所以这样那样的“教学模式”层出不穷，与一些领导的攀比心理、从众心理和政绩心理密不可分：既然人家运用这种“模式”成为名校，那我们也要学习运用这种“模式”，不管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本地、本学校；既然人家有自己的“教学模式”，那我们也一要弄出一个自己的“教学模式”来，不管这种“教学模式”是否科学。一旦有这种攀比和从众心理，“模式崇拜”就有了肥沃的土壤和养料。这种不切实际地复制拷贝或盲目生造“教学模式”的做法，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教育和课堂应该是沉下心来研究的，不能搞“运动”。一些领导常常以教师素质低下为借口，进行某种模式的政治运动式的推广，这本身就是悖论。思想是解放出来，而不是专制出来的。建国之后，我们在全国推广的“人民公社”模式，历史证明，那是人类的一场闹剧和灾难。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的积极性之所以比较高，不就是解放了农民的手脚和思想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我们追求的方向。所以，越是教师“素质低下”，越应该解放教师。

第四，媒体的误导。在“模式化”盛行的教育背景中，一些媒体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帮凶角色。一些媒体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地制造名校的模式神话，把他们的“模式”都包装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好像只要复制拷贝过来，教学质量马上就上来了。这恰恰给不愿深入思考和艰苦实践的脑残管理者提供了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的机会。但大多数复制拷贝者却画虎类犬，适得其反。许多人学习名校时忽视了一点：形式虽可以模仿，但背后的思想文化却无法复制。这就是那么多地方都学洋思、学杜郎口而却没有一个成功的原因。教育是不可复制的，关键在“用心”。打个比方，模式都是媒体包装的名校“画皮”。前几年，我的几个朋友到洋思参观学习，发现洋思的课堂并不是媒体宣传的那样“老师讲课不准超过10分钟”等等，问洋思的老师，他们说：“那只是媒体的宣传而已！”于是我的朋友回来后大发感慨：“我们的一些学校学洋思，结果搞得比洋思还像洋思！”还是于漪老师说得好：“如果我们总是跟在人家后面走，那是永远不能超越的。什么叫超越？要赶上人家，超越人家，就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有自己独特的认识与做法。”

不同课型、不同条件下的教学模式，可能其呈现方式不尽相同，但最终都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另一方面，新课程背景下教学模式的建立又要防止矫枉过正，出现模式化。因为模式化意味着千篇一律，一成不变，意味着机械化和僵硬化，意味着工业化大批量的生产，表现为对流行的教学模式生搬硬套，机械模仿。教育过程应该是千变万化的，学生接受的情况也是变幻莫测的，任何教育方法也应该是随机应变的，寄希望于用一种教育模式来对学生进行完整的教育，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就像李镇西老师说的一样，不要重复别人，也不要重复自己，这样就好！

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教法，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教育对象。怎么可能用一个模式来套呢？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世上也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从教育的本真上来讲，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节课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班级都是独一无二的，同样，每一所学校也都是独一无二的。真正意义上的理想课堂应该是一师一模、一课一模。很多人忽视了一点，即个性化也是教学模式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这个世界变化的节奏让人眼花缭乱，“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当我们目睹周围的一切都在发生巨变时，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一直固守一种教学模式肯定是死路一条。“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的价值在于求真；教育是一门艺术，艺术的生命在于创新。”这是很多老师都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求真与创新，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毕生所应追求的。教学不仅仅是技术，更是一种艺术。教学在任何时候都要在遵循必要技术的同时超越技术。真正的艺术拒绝模仿，真正的艺术呼唤教师的个性。一个事物、一个行动的方略一旦成为了技术和模式，就可能意味着我们思维的停滞。教师要保持思维的活跃，心灵的舒展，让“生命在场”，在任何时候都要对技术化、模式化有适当的警惕。我们呼唤中国教育“后教学模式时代”的来临！

我比较欣赏刘铁芳教授的一段话：

“我们在努力追求教育的一种模式或者提炼出成功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一种模式化的理念的高度时候，怎么样保持模式的开放性这就成了后模式化时代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一，我们对待教学模式要有两种态度：作为研究者在探究的过程中怎样保持模式的开放性并不断丰富。在应用模式的时候应避免对模式的过度依赖，同时在应用模式的时候进行适度的变通。第二，教学模式也好培训模式也好应该对不同的教师有不同的对待。对于年轻教师应该突出模式的引领作用。对于那些经验比较丰富的教师，要鼓励他们超越模式，不要依赖模式，他们应该有更高的教育教学追求。第三，对不同学段的教师也要分层对待。小学阶段教师在强调艺术性的同时要增强必要的技术性。中学阶段教师需要更富理性的教学艺术，但要多一些生命的关怀，多一些人文的想象。”

“模式崇拜”造成“模式”被“全能化”，“全能化”的结局只能让模式被“妖魔化”。 一位优秀的老师说：“现在我就不能听到模式两个字，一听就浑身不舒服！因为我们快被一任又一任的校长推广的模式折腾疯了！”哎！如果真是这样，我倒要说，模式被“妖魔化”得还不够！现在“模式”一词有点像当年的“运动”一词，当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让很多人胆战心惊时，“运动”一词不被妖魔化才是不正常的表现！“文革”结束之后，当邓公郑重宣布“不搞运动”时，人民无不拍手称快！因为大家被“运动”折腾怕了！现在中国的各级学校的老师，被强制推广的一种又一种模式也折腾怕了！2011年，我期望中国有校长能像当年的邓公那样站出来，公然宣称：“我们不搞模式！”但不知中国有几个校长有这样的胆识！

总之，“模式崇拜”造成课堂教学研究的学究风气，干扰了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和教师的专业成长，挤占、耗损了教育研究的财力和资源，助长了教研领域弄虚作假的腐败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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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真正的绝活——读书



■四川   夏   昆



在很多老师和学生眼里，我大概属于那种有“绝活”的老师吧，可是我的“绝活”到底是什么，好像大家的观点并不一致。有学生叫我“吉他老师”，因为我爱弹吉他，现在还在带学生；也有学生叫我“鼓手老师”，因为他们知道我一直在乐队担任鼓手；从1998年开始，我又给学生上音乐鉴赏课，也许因为经常不拘小节，又有人叫我“艺术家老师”……弄来弄去，仿佛教育只是我的副业了，我索性自称最“不务正业”的老师。不过，私下里我一直认为，一个教师如果有绝活的话，这绝活必然是植根于自己的专业，应是教育教学的绝活。细想想，如果我真有什么绝活的话，应该是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品读《二十四史》之得吧。提起这个，就不能不说说一位对我影响深远的老教师——何瑞基老师。



我看他就像唐弢看鲁迅



1997年，在参加工作5年后，我调到另外一所学校，担任一个全校最难缠的班的班主任。这是一所子弟学校，因为要与市里的重点学校竞争，学校规定学生的成绩与老师的收入挂钩。如果学生成绩考得不好，老师的津贴就有可能全部被扣掉。这样的“待遇”我就遭遇过两次，每堂课的津贴为零。

生存的困境迫使我开始关注教学，更准确地说是关注考试。也就在这时，我有了一次重要的相遇，它直接改变了我以后的职业生涯。

何老师是我们学校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老师，关于他有很多传说。有人说他学历很低，只是初中毕业，却是我们学校最厉害的老师。有人说他上课从来不看课本，有些课文甚至根本不教，有时候又拿一些课外的资料甚至自己的文章当课文教学生。可是，他的课却最受学生的欢迎。有人说他功力极其深厚，课上得精彩，有时候一周只讲一个字，但是众多的知识由这一个字生发开来。大家的介绍让我对何老师充满了崇敬和好奇，心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能像他那样旁征博引挥洒自如地上课该有多好！可又有人告诉我：“何老师脾气很大，从来不参加学校的任何会议，不参加教研活动，不听任何人的课，也拒绝任何人听自己的课。据说有一次校长想走进他的教室，都被他轰出来了……”渴望拜师的我，心顿时凉了半截。

一天在图书馆，除了图书管理员，只有我和何老师两个人。我主动向何老师打招呼，他热情地回应：“嗯，小夏老师，我刚才在看你的借书目录，看来你很喜欢看书，书的品位也不低，不错啊！”我受宠若惊，与何老师聊了起来，并趁机提出想到他家登门求教，没想到何老师爽快地答应了。那一刻我无法形容自己的高兴与激动。

后来看《琐忆》，发觉我看何老师颇像当年唐弢看鲁迅，从听信人言觉得他古怪傲慢，到走近他才知道他的平易与真诚，经历如出一辙。

为了期待已久的拜访，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专门买了一套4卷本庞朴主编的《中国儒学》作为见面礼。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把书作为礼物送人，原因很简单，好书很多，但是值得送好书的人却很少。



唯一的捷径就是读书



作为一个无水平、无资本、无成绩的“三无”老师，最迫切的愿望就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也就是提高学生的成绩，争取在学校站稳脚跟。我期望何老师能够把自己的“绝世秘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让我一跃成为“高手”。

我向何老师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把书教好，有什么捷径吗？”何老师的回答让我醍醐灌顶，又让我羞愧：“有什么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读书！”何老师告诉我，他的确是初中毕业，甚至临近退休时还只是二级教师。可我知道，全校上下从校长到学生，没有哪个不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因为我读书而他们不读！”说这话时，老先生表现出与他的年纪似乎不相称的激动。“现在是校长要求教师读书，你看有几个校长自己在读书？教师要求学生读书，又有几个教师自己在读书？可笑吧！”老先生越说越激动，“作为一个教师，身上没有点书卷气，就没有了当老师的底气，怎么能叫教师！”他告诉我，多年来他从不打麻将，很少参与应酬，业余时间都用在阅读上。

“那您看我应该读什么书？”何老师看了我半天，一字一顿地说：“我觉得你应该看‘二十四史’。”

我知道“二十四史”是从《史记》到《明史》的24部史书，全书共3249卷，4000万字，从第一部《史记》到最后一部《明史》，其编篡年代跨越1800余年，是世界图书史上的巨著；所记历史长达4000多年，是我国最完整、系统的编年大史。可是我一个语文老师，花这么大精力去看历史著作有用吗？我不禁疑惑。“肯定会有用。首先，任何知识都是有根的，而文史不分家，很多文学知识其实就植根于历史中；同时，语文老师看原版史书，对自己的文言文功底提高很有帮助。”何老师对我说。

从何老师家出来，我心里既激动又忐忑。以我当时数百元的月工资，是无法购买“二十四史”的，于是我买了“二十四史”光盘，在电脑上看。我给自己订的目标是每天至少看一卷。为了强制自己，我在当时使用的Windows98系统上设置了一个预定任务，每晚8点，不管我是在听音乐还是在看电视、打游戏，系统都会自动打开“二十四史”阅读系统，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读了书，自然有些体会和想法。最早的时候，我记在电脑上，后来遇到电脑系统崩溃，辛辛苦苦积累的读书笔记全部化为乌有，我气得七窍生烟却又无可奈何。于是学聪明了，我专门买来笔记本做摘抄和笔记，如今这些笔记本已残破不堪，但上面清晰地记录着我的阅读历程。

2000年的时候，我已经读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北史》，开始读《南史》。读完这几部史书的直接后果是读坏了3套光盘（每套2张光盘），这时候我才依稀觉出了这样的阅读带给我前所未有的充实感。

光盘坏了，我设法借来一套《汉书》重读。后来，在学校图书馆一个蛛网密布的储藏室里，我居然发现了大半套中华书局版的《二十四史》，我设法将那些从来没人借过、早已满布灰尘的“宝贝”借了出来。

在这些发黄的史册中漫游，检视前人的盛衰荣辱悲欢离合，看历史大舞台上英雄或小人的坦荡或猥琐的表演，每每让人掩卷浩叹，陷入沉思：《北史·儒林传》中马敬德被封仪同，沾沾自喜，其弟子夸耀：“孔子都没被封仪同，先生比孔子还伟大！”小人得志之态跃然纸上，令人想起当今一些学者，一旦为官则骄横跋扈之丑态；《南史》载陶渊明给儿子写信，谆谆告诫儿子善待仆役，则让人看到这个隐士的另一面：对普通人的真诚的关心；《旧唐书》载韩愈在一片佛号声中挺身而出，不顾自身安危，直斥皇帝佞佛，虽千万人，吾往矣。意气轩昂，令人钦仰……

有人说，读书就是坐冷板凳。这个观点我只同意一部分。板凳也许是冷的，但是读书人的心却从未停止强烈的搏动，它一直是热的。



读史让我找到语文的根



在何老师的指导下，我从1998年开始阅读“二十四史”，随着阅读的深入，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何老师当初告诉我的那句话：语文的根就扎在历史中。

当我在2005年开始读《宋史》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以前学过的很多散乱的知识，现在凭借着历史的线被串在了一起，或者更确切地说，历史像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而所有的语文知识都能在这棵树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而一旦它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就不再是孤立静止的一点，而是随着这棵大树的生长而生长，随着它的壮大而壮大。

我的学生告诉我，他们刚上我的课时，每每惊讶于我对与课文有关的知识如数家珍，旁征博引，娓娓道来。经常一节课下来，我连书都没有翻开，但是一切了然于胸，毫厘不爽。这并非我故意炫技，真正的原因是在阅读了这么多原始史料之后，我已经将课本的知识还原到了它们在历史中各自的本来位置上，而这棵历史之树又是有机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因此我的课既立足于课堂，又放飞于课外。

长期大量的阅读，更使我对文本的理解和领悟能力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一些课文中传统的观点有了自己的视角和看法。十多年来，我陆陆续续写下了十余万字的读史笔记，结集成书，定名为《一本不正经》，准备出版。而读史更使我在另一个爱好——诗词上，有了质的进步。200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唐诗的江山》。紧接着，又写作了十余万字的《宋词的家园》，现正准备出版。

当学生时，读到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十多年来，我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证实了，读史的确能使人明智，更能使人博大，使人清醒。很多朋友问我：你读了“二十四史”，那些东西你都能记住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其实读任何书，其本质目的不见得是机械地记住某些东西，而是在书香中浸润、渐染，用何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成为一个有书卷气的教师。从这个角度来看，读书不仅是一种活动，更是一种姿态，一种生存方式。

可是，每当有人问我：“你觉得语文教师应该读‘二十四史’吗？”我却总是回答:“不一定。”其实，不管选择了哪一条阅读之路，注定都是有遗憾的，因为好书太多，而生命太短，你集中精力读了这些，势必会遗漏那些。阅读能丰富人的知识结构，不过完美的知识结构是没有人能够拥有的。读不读“二十四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教师能不能安安静静坐下来读书。

教师的“绝活”也许有千千万万，我仍然执拗地认为：只有读书，才是教师真正的“绝活”，也只有这样的“绝活”，才是真正对教育教学、对学生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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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路上，激情行走

■四川   谢   云



从梦开始的地方，从那份答卷指引的方向，在教育的长旅上，我行走了近20年。20年来，一路的期望和彷徨，一路的匍匐与前进，一路的风尘与激情行走，在记忆里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梦开始的地方



我一直将自己的高中时代看成“梦开始的地方”。每当回望那3年时光，总依稀看见他的身影。私下里，我们叫他“宗富先生”，而不称陈老师。他曾是知青，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大学本科毕业生。我有幸做了他两年学生，自高二到毕业。

后来我也教了9年高中语文，我的切身感受：语文教师最重要的不在于给学生知识，而在于陶冶他们的情操，引领他们的灵魂。语文教师应该为学生打下精神的底子，应该成为对学生未来生活影响最大的人。这是责任，也是荣耀，而很多语文老师未能意识到这一点。

高一那年，宗富先生并未任我们班的课。我非优生，因为喜欢写，也敢写，在年级浪得了虚名。某次课间休息，与宗富先生在走廊遇见，他居然叫出了我的名字，并且要我把“作品”给他看看。他说的是“作品”，而不是“作文”！——说时，他微笑着，亲切、友善、温和。我连连点头，内心生发出感动和信任。

我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涂鸦的文字，毕恭毕敬递给他。几天后，他交还给我，字里行间改得一片鲜红。尤为重要的是，最后有他的评语，饱含着肯定、鼓励、期望。不过，那些文字不是红笔写的，而是蓝墨水——满怀的少年血就这样被鼓噪起来，激奋起来。

高二分科时，我幸运地成了他的学生。他的课很活，听来受用，不觉得枯燥。他并不太看重教材、教参和固定的教法，而喜欢随意、创新，有时会给我们搞“小说联播”。印象最深的一次，他读一个中篇小说，被情节感动，哽咽，流泪，终至不能自持，便让我替他读完——文学作品能够以其纯粹的力量引人向善、向真、向美，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被他点燃的血越来越旺，被他唤醒的梦越来越多。因为共同的爱好和激情，我们办起了文学社。那是学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文学社团。他自然是指导教师。从外出采风到指导写作，再到手抄报，再到点评，他全程参与。有好的文章，就鼓励我们投稿，或亲自推荐给报刊发表。

高中毕业，我填报师范专业，报的是他大学时的母校。教我的老师，有许多是教过他的。他为我点燃的梦想之火，因此得到延续和扩展。每次放假回家，我总要去看他。每次，他都主动谈起我的“作品”，说在哪里哪里看到了，然后说他的感受。言辞间，仍是如当年一样的肯定、鼓励、期望。

现在的我出了两三本书，成了所谓的作家。当年的梦想，一步步成为现实。苦，累，艰辛，但一直没有松懈，怠惰。因为我知道，在梦开始的地方，有他守望的身影和期盼的眼神。



  二十年前的一份答卷



在旧物中发现那份答卷，时间已过去了整整20年。答卷纸质松脆，微微泛黄。那是读大学时的一次作业，一篇有关“教育学”的小论文。

教学的老师姓甚名谁，何容何貌，全忘了，只记得是位年轻的男老师，口才不错。当时，他要求我们“参考”课本内容，写一篇有关“各个社会形态的教育特点”的小论文。所谓参考，就是参照——只要将有关内容照抄一遍，就可完事得分。但我当时有些“跩”，不愿从众，尤其反感那种抽象的死道理，机械地照抄书，便用了一种自认为特别的方式——

再没有什么问题，能比引导我们满怀爱心和热情，去面对我们的学生更重要。无论是研究教育现象，还是揭示教育规律,更不用说,只言片语地照抄照搬课本上现成的“各个社会形态的教育特点”。一切僵死的教条和规范，除了遏制和扼杀教育者的创造性外，绝无其他更好的效益。

从心底里说，我喜欢教书这项工作，犹如我喜欢写诗和创造一样。因而我将用我的实际行动，来表达自己对那种照录书本、以求得分的作业方式的厌倦和反感。尽管我知道，这样做，是要冒得“０”分的危险的。而且，真要我说出一个称职的老师所应具备的“爱心和热情”，究竟该有怎样的具体内涵，我也很难达到周全、细致。但我愿意借用米斯特拉尔，这位因其“富于强烈感情的诗歌，使她的名字成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征”，并获得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抒情女王”的一篇散文，来表达我的想法……

这篇散文是如此地震撼了我，感动了我，以致我鼓起勇气将它抄了下来，准备作为我的答卷。先生，在你看那些千篇一律的答卷有些头昏脑胀、恹恹欲睡时，读一读这篇优美的“祈祷”，我想，你或许也会有些感触吧。从这里毕业后，我们所要面对的，将是一张张年轻的脸，一双双稚纯的眼睛，一颗颗柔嫩的心灵，作为教师，作为所谓的“人类灵魂工程师”，除了满怀爱心和热情地指点他们，引导他们，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发还作业时，我的答卷上有老师用红笔写的大大的“阅”字，旁边还有一行批语：“此篇‘作业’我能接受，其他学科是否能用这种方式替代，请谨慎为之。”记得当时，颇有些自豪和骄傲──为自己的言行，选择的方式，甚至为自己肤浅、生涩的思想。



    边地小城的九年时光



18年前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一座边地小城。那是真正的异乡，举目无亲。陪伴我的只有一个被窝卷、少许日常用品、几大纸箱书，一颗高傲而虔诚的心，一腔想要干出些“名堂”的激情和梦想。

学校还算重视我，给我安排的是高一两个班的语文课，并带一个班的班主任。新生报到后才知道，我带的班是全年级最好也最复杂的：官宦子弟、教师子女云集，成绩优异者有，淘气的“匪头子”亦有。好在年轻气盛，越有挑战意味的事，似乎越能激发我的豪情和斗志。

刚上讲台那阵儿，我的确是谨遵“承诺”，“满怀爱心和热情”地对待我的学生。我不讳言自己虚荣心强，好为人师，喜欢别人尊重我，敬仰我，而讲台和学生给了我充分的表现机会。初为人师的我，热情洋溢而急于成功，恨不能将平生所学都传授给学生。课下，我与他们平等相待，融洽相处——班里大小事坚持公开、公平与公正，我与学生约法三章，令行禁止，恩威并重……班级气氛很好。我还时常组织课外活动，开讲座、办文学社、搞辩论赛、郊外踏青、上山赏雪，等等。课堂上，他们叫我老师，课堂外，男生管我叫“老大”，女生称我“谢头儿”。

那应当是我与教育的蜜月期。遗憾的是，第一届学生带到高二，感觉正渐入佳境，学校却让我另接新生，理由是要“保高三”，而我没有教过高三的经验。刚听到这消息，我愤怒了——结婚前，谁会有过结婚的经验？谁天生就是教高三的？我的教育热情被严重打击，我的热血冷却了。

教育，作为文明薪火相传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人类精神的代代递交，是一代代人个性和人格的习得与养成。但在现实里，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都敌不过要命的高考。升学率的压力落到肩上，弄得自己常常言不由衷。原本要公正对待每个学生，却总忍不住对成绩好的多了些青睐，对纪律差的多了些“白眼”，对考差了的少不得批评指责，甚至气急败坏地讥讽、奚落。如此一来，弄得学生累，自己更累。

再看周围，不少老师“一根教鞭治天下”，轻轻松松，一样的“师道尊严”，便觉得自己太年少气盛，太意气用事。“何必费那么多心思，吃力还不讨好。”老教师这样的“教诲”也听进去了，我干脆该出手时才出手，不该出手时就“甩手”。

只是偶尔，心里会蠢蠢欲动，不甘于这样浑浑噩噩。但每次想有所作为的念头刚涌上来，我就会被种种莫名的意绪弄得心灰意冷。



勾引与挑逗，以文学的方式



工作的第三个年头，原来的校长调走了，接任的是一位副校长。上任后不久，他找我谈了一次话，问我的感受。他一直听着我的诉说，没有说太多话，但时隔多年，我依然记得其中两句：“变了泥鳅就不要怕泥糊脸。”“如果教育真的那么容易、顺利，还要教师干什么？”

这话点醒了我，有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再回到课堂，我感觉出了别样的意味：激情慢慢回来了，状态渐渐恢复了。我的语文课堂重新变得丰富、生动、风趣。我甚至一次次拒绝朋友高薪聘我加盟公司的邀请，而选择了继续站在三尺讲台上。

授课之余，我重操旧业，几近狂热地写作：写诗歌、散文，也写小说、杂文、随笔。甚至在学生面前大力鼓吹、倡导——后来做语文教研员时，我与同仁谈到语文教师的能力，曾说：勾引学生的阅读兴趣，挑逗学生的写作激情，如果每个老师都能做好这两件事，学生的语文成绩怎么会不好，怎么可能不好？

那时，我选择的勾引和挑逗的“兴奋点”是文学。我尽可能地将课堂拓展，延伸，我向学生推荐和介绍好的文学作品，我把自己的教学时间、辅导时间、别人用来讲习题和做作业的时间，统统交给他们阅读和思考。甚至开主题班会时，我也以文学作品入手，让他们阅读、思考、讨论。有时也给他们读我自己的文章，给他们讲我的写作体验和感受，引导他们感悟人性与人生——我固执地以为，文学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都指向人性，都功用教化，都温润、纯粹，能引人向上、向善。

在那所学校，我还先后发起并主持了2个文学社。第一个叫“一痕”，取此名是期望它能留下一丝青春和生命的痕迹。可惜文学社寿命未及半年，刊物仅出了2期，便因经费告罄夭折了；第二个叫“琥珀”，当时正好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第一期刊物出来心情格外激动，虽然也有错谬和不足，但无论文章质量还是编排体例，差可自慰。那一期共载文章18篇，后来有6篇在《星星诗刊》《四川日报》等报刊发表。而有关文学社的情况，包括对学校的采访，也很快被中国教育电视台报道——这在学校历史上可是破天荒的大事！

在这日益功利、冷硬的时代，文学虚幻如梦，但我以为，除了日常的物质生活，人还得有精神的慰藉，灵魂的皈依。我如此相信，并期望学生也如此相信——以文学熏陶他们，培养他们对文学的兴趣，对美好人性自觉的感悟和追求，为他们的人生多打开一扇窗户，多提供一种向度。

就教育而言，这种向度，也许是极为重要的。



教育路上重新出发



工作9年后，因为一个意外机缘，我从那个边地小城来到了现在的城市，从普通的高中语文教师成了进修学校的一名语文教研员，并由中层干部到校级领导。

从教师到教研员，从基础教育到成人教育，工作内容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只需凭感觉和经验上课就可以了，现在，主要是到学校去听课，观课，但不能白听：你是教研员，听课或观课后总得评议评议吧？不说指导，至少也得有理论的提升和引领吧？这就需要学习，重新学习，不断学习。

9年时间，我听了近一千节课。一间间不同的教室，一处处不同的课堂，一个个不同的教师，一班班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学科、内容、课型、风格……导入，过渡，转换，拓展，小结；预设、生成、交流、互动，情感、态度、价值观——9年教研员生涯，我以这样的方式与课堂贴近、契合。这是有别于一般教师的方式和角度。正是这样的方式和角度，让我对教育和教学有了不一样的体验和感受，不一样的思考和理解。

网络也进入了我的生活。从榕树下、天涯社区等文学网站，到K12、cersp、教育在线等教育网站，再到“一加一教育博客”；从匿名浏览到注册会员，再到版主、编辑；从论坛到博客，再到博客圈和群组，网络与我已经须臾不可分离。

在网络里行走，最大的收获是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以各自独特的声音和方式为我熟悉，他们透过文字呈现出别具特色的风采，他们的存在影响到我，并逐渐改变了我。就像精神的集散地——在那一个个平台里，因为阅读、思考、交流、分享，我关注的视线和思维的触角越来越深地抵达教育的腹地。

一直觉得，教师的工作是艰辛而孤独的。而教育，作为致力于精神培育、灵魂呼吸的事业，应该始终有一种向上的召唤声音，不断激发和引领着教师，向着更新的目标前进。

基于这样的认识，便有了由我牵头，在2007年初成立的教师民间团队——知行社。2年来，通过论坛、博客、QQ群等平台，通过阅读、反思、交流、写作等方式，在教学现场、互动研讨和自主生成中，成员的专业理念不断更新，专业技能不断提升。除平常的交流外，我还每年评选一位“年度人物”，每年编印一本“年度作品选”，并不断扩大学习、交流和探讨的范围——让知行社成为教师共同的精神家园、思想乐园、灵魂憩园。

随着自己对教育观察、体验和理解的逐渐深入，《中国教师》《教师月刊》《教师博览》等杂志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我还应一些编辑朋友之邀，搞策划，做专题，以此激励更多的教师回到教育的内部，关注自己的内心。《课堂的堂》《流水十八拍，或一个人的教育史》等文章，为我赢得了不少“刀迷”。而在区内外所作的数十场讲座，也改变了部分教师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这或许是最令人欣慰的。

回首这20年，想起李白的诗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恍然间觉得，那些细微的道路与曾经的细节，大多已渺远难以辨识。而所谓的前路，因为现实的沉重，似乎也如来路一般茫然。幸亏，自己还有心力，还有激情，愿意再次匍匐，再次行进，就算是躬身为礼，感谢岁月和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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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诚勿扰》给我们上一课

■江西   水母皮

他坐着出场，主持人半调侃半警告——如此姿态出场的男嘉宾能过第一轮寥寥无几，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精神病。意思是，他是个极端！这个“极端”的大男孩非常喜感，也许可以用漫不经心来描述，反正，不是“正常”中国男人的气度。自我介绍多少让现场意外，他是美籍华人，哈佛本科，牛津硕士，伯利克博士，就业于北京一家研究机构。第一轮灭了三盏灯，留下21盏。美国身份不稀奇，博士学历不少见，原因是多数女生表示看他还有何“真功夫”。有惊无险，走到最后一轮剩下两位女生，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心动女生11号，也是美籍。依惯例，接下来会顺理成章牵手心动女生，欢欢喜喜功成身退。当然，转折就出现在最后关头。按《非诚勿扰》的规则，男生有提两个问题的权利。“如果明天中了一千万美元大奖，你如何使用？”一位女生答，让母亲辞掉工作，安享晚年。11号答，不改变如今的生活方式，怎么活还怎么活。平心而论，两个答案都不错，甚至可以说比大部分女孩心中的答案更令人满意。遗憾的是这两个答案都没能让大男孩满意。主持人反问，他答：建立一个基金，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再解释，为人民服务！这下可好，全场都笑了。嘻嘻哈哈地笑了。的确，在这里，越正经正义的话，越假。没人会相信这些话是真的。“狼来了”，不止喊三次，还有人信？

大男孩叫安田。一个腼腆而可爱的大丈夫。跳自创减压舞，汉语不怎么流利，不稳重，不成熟，爱开玩笑，有时还有点扭捏。这是他在多数正宗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定位。换句话说，他不符合道貌岸然的成功男子气概。对于《非诚勿扰》舞台上的“美女”而言，显然不怎么靠谱。这样的男人，靠得住？多少令人感到安慰的是他扛到了最后，现在，全场都在等待他迈出得意的一步，牵住心动女生的小手，鞠躬，风光退场。但，令人吃惊的是，他顿住了，思索良久后，诚恳地表示：“我不能做选择，我觉得为人民服务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吧。你有钱你应该怎样去花它，这个问题要好好思考嘛。所以我只好出台（出局）了，我自己走。”孑然身退。这个结果令人眼镜大跌，百思不得其解。至后台，安田一反舞台上的嘻嘻哈哈不正经的态度，很郑重地说：“我在哈佛毕业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成为投资银行的工作人员，赚的钱特别特别地多；另一个是继续学习，以后成为教授。后来我认为做好事情是最重要的，放弃了赚大钱的这个意识。3号说要带妈妈出去玩，那个挺好的，可是她思想的范围太小了。11号说像今天一样，不会改变消费观了，可是拿到那么多钱的时候，你必须要好好考虑一下怎样用它。真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你爱上了一人，你不应该去改变她，要她成为你的理想女生。真的对不起你（11号），你以后肯定会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男生，我不太配你了。虽然我看起来完全是一个不负责的男生，但我还是有这个社会责任感嘛。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就这样了。妈，妈，我对不起您呀，又失败了！再见！”

课，结束了。安田给咱上的。

他说：“我们在哈佛，其实都是这样的——为人民服务。”主持人调侃问：“一进校门高挂这五个字的大标语？”安田用英语回答：“入学是为了学识的增长，毕业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国家和人民。”这就是哈佛的教育理念。而这个理念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到她的学生——安田，在做任何选择之前，必须符合这个价值判断，即使面对心动女生也不例外！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正是。站在这个台上的，不仅仅是哈佛的安田，也是安田的哈佛。

中国有许多世界一流大学（他们自己说的），还要建许多世界一流大学。最近清华大学要求学生“精忠报国”。不知道，将来的清华大学毕业生能否身体力行，能否把“精忠报国”如安田般溶入血液，作为人生取舍的价值标准，成为一种自觉选择，终生不渝。

宣誓，签责任书，表决心，各种层出不穷的信誓旦旦，我们都见多了。这些花架子的作用，你懂。所以，当安田很认真地说为人民服务时，我们都很不正经地把嘴角往上挑了。差异就在此，安田多数时候很不正经，他表现出一个无所谓的天真状态，我们多数时候很正经，表现出郑重其事的认真样子；但面对选择时，安田有始终如一的价值标准，而我们随机应变，到什么山就唱什么歌。也许如此分别，“吃亏”的总是安田，“赢”的总是我们，然而，他生活得很真，很坦荡，社会因为有安田这样的人而不至于责任落空。

责任不是用来负担的，而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的内化，行之自然而然。正确的教育能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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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来的教育

■美国   江卫社



美国总统日的前一天，女儿从学校带回两幅作品。我一看，原来是两幅美国总统的画像，是女儿在课堂上动手绘制的。一张是华盛顿的头像，女儿在头像上绘制了总统的五官，填充了蓝色的背景，红色的礼服，光秃秃的脑袋上又给黏上了几朵棉花，那就算是总统的胡子了。这位美国伟人在孩子们的手中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毫无威严，甚至有点可笑的小老头了。但不管怎样，人们一看这头像，就知道是华盛顿，而不会认为是任何其他人。另一位是林肯，可怜的他被绘成一个有着工整的长方形脑袋，俏皮的鼻子，黑森森的络腮胡子，笑容中带着一丝忧郁的大叔。同样，无论大人小孩，都一眼能看出他就是林肯。孩子们在给两位总统补充色彩、添加衣物、勾勒表情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感受到了伟大人物的“平凡形象”，和他们与所有人无间隔的距离。在华盛顿头像的背面，女儿用英文抄写着：“你应该知道一些关于华盛顿的事情，他是我们多年前的第一位总统。”而林肯头像背面的英文却是：“亚伯拉罕·林肯，善良而又友好，他被许多人尊敬和爱戴。为了记住这位总统，我们把他的脸放在了一美分的硬币上。”在美国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竟是这样融进了孩子的课堂，而且这种教育，在一年级孩子那里，却是通过“动手”而潜移默化地进行着。

据我的观察，小组讨论，分工合作，动手动脑，似乎是美国中小学课堂的常态。我的美国同学提交的“课堂方案”中，从幼儿园到高中，所有的方案几乎都有小组活动和动手实践的环节。这或许与美国教育家杜威大力提倡“经验主义教育”有关。但不管怎样，“做”出来的教育总会有一种让人信服、让人亲近、让人难忘的印象。否则，如果学生只是一个被动吸收死知识的“容器”，是一个教育过程的旁观者，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转化为实际操作能力的概率将会小得多。

我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是个不折不扣在“应试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年人。在我的中小学生活中，我依稀记得，只有“划考试重点”才是最关键的环节，“背笔记”是我每个学期的“重中之重”，“这个东西考不考”是我最想问的问题，“成绩排第几名”是赢得自尊和荣誉的重要依据。如果说我的动手能力还不算很差的话，那主要得益于小时候给家里做家务，干农活，以及在大自然中尽情撒野和游戏。刚来美国学教育心理的时候，我总以为自己应该把大量时间花在做理论研究和读大量的文献资料方面（当然这也很重要），却忽略了教育研究应该积极参与“社区服务”“社会实践”和“数据统计”。而这一点，正是我的弱项。记得在选修“儿童图书甄选”这门课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去给一些孩子读童话，并录下我们和孩子互动的过程，写上我们的体验。我一看就犯难了，人生地不熟的，到哪去找学生？还好，凭着“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我敲开了小区里几家住户的门，用生涩的带中国口音的英语，找到了五个孩子，在他们家长的陪同下，完成了向他们朗读童话故事的作业，并进行了试探性互动。我怯怯地交了作业。几天后，我意外地从老师那里得到了“满分”。也许，老师更看重的是我对于作业认真务实、不做假、不怕露怯的求知态度吧。

对我来说，更大的挑战来源于课堂上现场动手的作业。记得2010年的“学习理论”课上，教授让我们每个小组选一个项目，在课堂上“实践学习理论”。我所在的小组由一个六十多岁，在纽约当过“艺术设计”课程教授的可爱的老太太Treva当组长。老太太代表我们组给大家分派的作业是：根据文字要求和所给的材料，现场绘制一件文化衫。我一看心里慌得不行，老太太好像也跟教授一样，故意挑了个难题让我和一个美国女孩Sierra一起做。题目要求是：根据你理解的宗教文化观念，用实物和图案设计出你理想的文化衫。老太太提供的材料有：一张剪好的T恤模样的大白纸，胶棒，彩笔，丝带。我的那位美国女搭裆似乎也不在行，她说：“我对宗教不是很理解，你有什么好的想法吗？”我没有退路了，硬着头皮说：“好，我来吧。”说来也奇怪，人在非常时期却往往也会有些智慧火花闪现。我拿过一根黑白彩笔，画了一个太极阴阳图，我想这个东西应该可以象征中国的“道教”文化。美国女孩说了句“Good”。有美女Sierra鼓励，我似乎更来劲了，又在阴阳图上用红笔画了个“十字架”，用来象征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时候，Sierra说整个设计好像还少了点东西，应该在左右手两边加上一些东西。我想了想，随手加上了绿色的“L”和“R”。用“L”隐含“Left”（左）和“Liberty”(自由)的意思，用“R”隐含“Right”（右）和“Reason”（理性）。总的意思是：在中西文化的结合过程中实现人的“自由”和“理性”。最后，我和Sierra一起动手，给这件文化衫的领口和袖口黏上了蓝黄相间的丝带，整个衣服看起来还有点中国古韵。等我用不太流利的英文向大家介绍设计观念时，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一丝惊讶，老太太也一连说了几句“Very good”。

走出课堂，我有种虚脱的感觉。我想，如果我从小就经受这种训练，接受这种“做”出来的教育，我今天就不会那么紧张，也许就能做得更好。看着美国同学从容的样子，自由地在纸上涂鸦，我在羡慕的同时，也为自己的孩子能接受这种教育感到欣慰。同时我也希望，这种“做”出来的教育，也能在中国的教育土壤里生根结果，让中国千千万万的孩子，不用再为“分数”而牺牲他们用灵巧的双手装扮世界的能力，不用再为“名次”而牺牲他们应有的快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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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帝 的 教 育

美国  江卫社


2005年我在北京警院教书的时候，有一次领导让我带着一批外地来的与会代表在北京观光旅游。旅游线路有两条：一条是去北京潭柘寺，一条是去西单王府井购物。一上车，我就呼喊着：“愿意去潭柘寺的老师请举手!”呼啦啦举起了一大片。“愿意去西单购物的请举手！”只有两三只手举起来。我笑了：“看来大家对于精神的追求远大于物质追求啊。”车子里的人哄笑起来。想不到这些接受唯物主义教育多年的干部代表们，竟然都喜欢去名刹。去了之后，还真有些老师烧了香许了愿。那时我想，人的内心深层次的追求并不会因为身份、地位抑或是政治教育等因素而改变，那种灵魂追求平安的冲动到一定的场合就会油然而生。这或许就是人类自发的宗教信仰需求吧。

来到美国，我更感受到了上帝与美国人生活的密切关系。驱车行驶在路上，不经意的你就会发现前车的屁股后写着“God Bless America”之类的祝语，无怪乎有人会说美国是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种说法也许会有些偏颇，但如果说美国是以“宗教信仰自由”立国，应该是符合基本事实的。在早期的殖民地创立阶段，至少有三个殖民地的建立是为了追求“信仰自由”，尽管当时他们也禁止在他们看来是“异教”的信仰自由。历史发展到今天，美国人享有的“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已经渗入到了生活的各个层面，并且有着严密的法律体系的保障。因为有这种自由，人们都“自由的”在创造着自己的上帝。当全世界已经有4万左右基督教支派的时候，美国人对于上帝的信仰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根据2006年的统计，美国和加拿大共有217个基督教支派。面对日益加剧的分化，有些神职人员甚至怀疑，当上帝的面孔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否还有真正的、唯一的“上帝”存在？如果上帝不是唯一的，上帝话语的权威又在哪里？可是无论那些虔诚的还是虚妄的信仰者，无论是那些业余的还是专业的神职人员，甚至是那些热衷同性恋的人，都希望能从《圣经》中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依据和安慰。不管有多少歧见存在，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当人类的认知总有局限，当人类的理性不能完全满足人性需求的时候，“上帝”或其他神总是那样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圣经》总是那些笃信上帝的人们寻找灵性增长的活水源头。

生活在美国的人们，每当看到美元上印着的“In God We Trust ”字样 ，每当他们从总统、政要嘴里听到“Our God”的时候，谁也很难相信自己的生活能与“上帝”隔离开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美国人都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当吸毒、堕胎、同性恋、单亲家庭、经济衰退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来自上帝的教育似乎又慢慢走入了公众的视野。2007年，美国Texas 州率先通过了将《圣经》做为学校必须开设的课程的法案。法案规定各校区从幼儿园到高中，强化课程部分必须有“宗教文学内容，包括旧约和新约”。虽然法案规定讲授必须“中立客观”，不得与“宪法修正案”冲突，但将《圣经》学习作为一种传统，特别是道德教化的资源来使用，却隐含在法案倡导者的立法意图之中。2007年4月2 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封面赫然写着：为什么我们应该在公立学校讲授《圣经》？该文认为引入《圣经》学习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这些基础包括《圣经》做为最有影响的一本书的地位没有改变，《圣经》拥有最大销售量的地位也一直没有改变，并且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圣经》能回答全部或大部分的生活问题，《圣经》中的基本主题和形象已经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果不了解《圣经》，就不可能了解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乃至当代的流行文化。这是继上个世纪60年代，在公立中小学校进行以政府和学校主导的《圣经》诵读和祷告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后，又一次在不“违宪”的前提下，上帝话语进入到公立学校的课堂中。尽管，单从法案文字层面来看，这种引入是以《圣经》对西方文明中的历史和文学的影响为导向，但在热衷于上帝教育的人们看来，这无疑也是一个“福音”。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为体现“政教分离”和“宗教平等”而禁止在公立学校进行“敬拜性的宗教教育”，但另一方面却不反对“学术性的宗教教育”。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那种灵性的、敬拜性的宗教教育也一直没有被禁止，只是这种教育转由专门的神学教育机构来做。2005年的统计显示，美国共有约215所资质合格的神学院。另外，一些教会也建立了小型的宗教教育机构，为那些自愿接受上帝教育的家长和孩子提供了满足他们灵性与道德净化需求的场所。

做为一个在追求上帝真理的路上蹒跚迈步的学人，我也希望自己和家人能够时时亲近上帝，在上帝话语的熏陶中心灵不断净化，智慧不断增长。每个星期天到来，我们一家三口都会去住所附近的教会，与各种肤色的信徒们一起唱赞美诗，听布道，聆听牧师和信徒们的祷告。孩子则在主日学里学诵经文，学习祷告。当这种祷告和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我慢慢发现，生活中一旦没有了上帝，虚空和畏缩就会随之而来，争吵和嫌隙也会时有发生，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孩子虽然还不到8岁，但总会以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上帝的权威，质疑《圣经》的真实性。诸如“上帝为什么要让魔鬼存在？”“上帝什么都会做，还要天使干什么？”等等。孔夫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一语道出了人性中的“趋惑性”。或许正是这种“趋惑性”使我们沉沦于肉体的诱惑，迷失于物质的奢求。如果说孔子的“克己复礼”还有对人性“自我完善”抱有理想化情怀的话，耶稣所说的“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则昭示了人类自我救赎的不可能。看着那些“治人者”树立的道德偶像一个接一个轰然倒塌，回首历史上一次又一次以“正义”的名义，甚至是以“上帝”的名义而进行的屠戮，读着一个又一个荣耀光环后面的痛苦和堕落，你还愿意追随人间“偶像”而不愿意相信上帝的真理吗？上帝总是好的，错在我们。如果说在科学领域需要不断打破权威才能取得进展的话，在道德教化领域却需要不断强化某种“绝对权威”才能奏效。在这个领域，以“人”为绝对权威，必然导向个人崇拜和道德迷失;  以“神”为绝对权威，以《圣经》为精神指导，则容易导向以祷告形式出现的深度“道德反省”，和因得着上帝无偿救赎而带来的持久的内心平安。也许，这也就是上帝的教育又以另一种形式回到美国公立学校课堂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