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您读-张中行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12:17

张中行：淡泊一生真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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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2006/10:13 华夏经纬网

2月24日凌晨，一位著名学者、散文大家平静离去---

　　在北京大学燕园，曾经住着四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人称“未名四老”。金克木、邓广铭早已仙逝，如今张中行先生也走了。

　　2月24日凌晨2时40分，张中行在北京因多脏器衰竭，抢救无效病逝，享年97岁。当时4个女儿都在身边，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平静地离去。据悉，张老的遗体告别仪式定于3月2日在八宝山举行。

　　一代“老夫子”
　　“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1909年出生于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的编辑工作。他一生笔耕精勤，著述颇丰，曾参加编写《汉语课本》、《古代散文选》等，著有《负暄琐话》、《负暄续话》等。

　　据其女张文说，张老生前与启功、季羡林等一批“国宝”交往甚密，启功一度称他为“老夫子”，他称启功为“元白上人”。季羡林称张中行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大抵是指他的学识修养、为人品格和等身著作了。

　　学者张颐武说，张中行的离去无疑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张先生早年主要从事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古文造诣极为深厚。至于他涉猎散文创作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三部作品牢牢奠定了他在中国散文界的地位。”张颐武说：“张中行的散文平和冲淡，清隽优雅，善于在不动声色之间写人记事，具有鲜明的风格特征。他是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散文大家。”

　　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一生低调处事，淡泊为人”

　　先生一生清贫，85岁的时候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屋里摆设极为简陋，除了两书柜书几乎别无他物。老人为自己的住所起了个雅号叫“都市柴门”。他的书房里书卷气袭人，桌上摊着文房四宝和片片稿纸，书橱内列着古玩，以石头居多。张老谦称书房像“仓库”。

　　文物史家史树青格外推崇张中行的为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生低调处事，淡泊为人。”一次一个晚辈给张中行送来一瓶“人头马”，偏偏他只认“二锅头”，将这瓶“贵客”丢在屋角。张老看报纸上说“人头马”值一千八，想喝了吧，但一想到喝一两就相当于喝掉了180块钱，实在下不了口；送人吧，又怕背上巴结他人之嫌；卖了吧，拿晚辈的人情换钱，怕日后见面不好交待。这竟然成了张老一件烦恼的事。

　　张夫人李芝銮比张老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老称她为姐。他把婚姻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

　　张文说，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卜昌伟）

《人民日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15:12

让人哭笑不得的南怀瑾——评《论语别裁》（张中行）

还是三四年以前，我写《禅外说禅》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台湾有个老人物南怀瑾，学兼儒道释，著作不少，可以找来看看。这善意我同意，可是因为懒而兼忙，竟没有找来看。日前，以偶然的机会，得见他的据说是最重要的著作《论语别裁》，为199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据第十八版改排本，精装上下两册，定价26.80元。依旧习惯，看到没见过的书，总是急着翻开看看。而一看就大吃一惊。——不只一惊，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全书近千页，是用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的格调写的，这我不想说什么，因为论文也有如上饭桌，有人爱吃甜的，有人爱吃辣的。单说惊，一，再，三，都来自我略翻看的百页上下。不再往下看，恕我说句任性的话，是没有兴致再往下看。以下说一瞥的所见，或说惊的来由。想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这部书是本世纪七十年代完成的，而意见却还是五四前后极少数人圣道天经地义、反对打倒孔家店那一路。孔家店应该不应该打倒，问题很复杂。化复杂为简单，我觉得，对于孔子的某言某行，评价，至少也要换用三副眼镜，而所见就未必一样。举例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戴上基本上脱离时代的心理学加社会学的眼镜看，所见也许有是有非；戴上所谓历史主义的眼镜看，也许竟看到对的一面；戴上古为今用的眼镜看，不说它错就太荒唐了。可是南怀瑾则只戴一副歌颂的眼镜，他在“再版记言”里说：“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真是这样吗？以“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为例，明朝早年曾高升为八股文的专用题，确是被看作“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至于数百年后，像我这惯于“攻乎异端”的，就不这样看，而是认为根本就没了这样的“有道”，因为天子之流，如果有力征伐，他对内的权力就会大到无限，其结果就必致为所欲为，多干坏事，而更糟糕的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他，反而要歌颂。孔子说“天下有道”，来由之一是幻想古比今好，之二可能是从俗，对于天子之流，不能不歌颂。想不到南怀瑾竟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这样的圣道，所以主张尊王、忠君、孝亲、等等。此外，人的思想总是成套的，所以他说，“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2页)这是为林琴南助威，反对白话。只是在这方面他未能贯彻始终，因为他这部大著是用白话写的。还是专说思想，可惊的是半个世纪之后，用自己反对的白话，宣扬几十年前少数遗老用文言宣扬的读经尊孔那一套。

　　其二，讲《论语》不能不牵涉到古事，专说小范围的典籍，南怀瑾的看法，都是《古史辨》以前，流行的信而好古那一路。借用桐城派的术语，是只要义理、辞章而不要考据。例如他说：“而孔子最大的重要著作为《春秋》。”(15页)“当孔子写《易经•系传》的时候，正是春秋时期动乱的时候。”(66页)不错，这看法可以在旧说，如《史记•孔子世家》中找到根据。不过，可以找到根据是一回事，可信不可信是另一回事。分辨可信与不可信，要有理的依据，这依据是古事的实况。专就《春秋》和《易》十翼说，有关的实况很复杂，五四以来，考证的文章不少，只说我认为可信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掌管记录重要的史事(包括国外的)，这一点，连相信孔子作春秋的孟子也承认，《春秋》是鲁史，孔子没作过鲁国史官，有什么权力，甚至有什么能力，作鲁国的史书呢？至于《易》十翼，比如最重点的《系辞》，无论看思想还是看文风，都不可能是《孟子》以前的。我以为，讲历史，史识当然很重要，但史识要放在知识的基础上，不如此就成为架空说，价值就很有限了。关于古代典籍的编著情况，南怀瑾的说法还有更使人惊讶的，那是：“要研究中国文化，孔子所编的《礼记》(案指小戴《礼记》)是不能不看的。”(47页)这也有根据，想是《孔子世家》的“乃叙书传礼记”，如果是这样，那就更可证，为抬高孔子的地位，连汉人戴圣编的史实也视而不见了。

　　其三，更使人吃惊的是对《论语》原文的有些解释(指释文义，不是发挥义理)，真是前无古人。这古人主要指汉人，马郑之流，笺注古书，虽然不敢保百分之百正确，却严守语文规律，或说训诂规律，所以绝大部分可信。也可以包括宋人，程朱之流。看宇宙人生，程朱有自己的一套，所以就是笺注古书，也难免借机抖搂自己肚子里的，但对于这机，他们也没有扔开语文规律的胆量。所以即如朱文公，讲《论语》，成书，称为“集注”，以表示没有数典忘祖之意。还可以包括陆王之流。陆更靠近禅宗，变理学为心学，但究竟出身于儒，为温良恭俭让所缚，羡慕禅师的呵佛骂祖而没敢说呵圣骂贤，只说“六经皆我注脚”。其实，这说法只表现一种重修持的自信精神，至于真讲六经，他还是不能不规规矩矩，比如“乾元亨利贞”的“贞”，他总不会讲成贞节的。南怀瑾则不然，而是不管语文规律，自己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这就笺注的路数说，或只是就胆量说，确是前无古人。评论要有证据，以下举证。证据太多，想只举三处，以一斑代替全豹。

　　一处，见第34、35页，是讲《学而》篇的“无友不如己者”。这句，旧解都是“不要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意思欠圆通，因为都这样想，就不会有朋友一伦。不过意思圆通与否是一回事，某种说法应如何理解是另一回事，前一事软，后一事硬，二者不能兼顾，即如孟子，也是用“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办法处理，因为后一事硬，不敢碰。南怀瑾不然，是碰硬的，即把通“毋”的“无”解释为“没有”。因而说：

　　那么“无友不如己者”，是讲什么？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上一句是自重(案这一句费解)，下一句是尊重人家。……“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

　　以下还有如此解的证明：

　　那么，我如何来证明这个“无友不如己者”是这样解释呢？很自然的，还是根据《论语》。如果孔子把“无”字作动词(案这句更费解：一，《论语》是弟子所记，非孔子手写；二，作“没有”解仍是动词)，便不用这个“无”了。比如说，下面有的“毋意”、“毋我”等等，都是这个“毋”字。……过去一千多年的解释都变成交情当中的势利(案如朱注说“友所以辅仁”，不知这“势利”从何处来)，这怎么通呢？

　　以下就看看南怀瑾是怎么通的。通有二义：一是古人的某一说法是否合理，合理为通，不合理为不通；二是古人的某一说法，后人有不同的理解，合原意为通，不合原意为不通。以此来衡量南怀瑾的讲法，前一种，牵涉意见分歧，人各有见，难得一言定案；后一种则可以一言定案，是必不通。理由不只一种。第一，“无”作“没有”解，南怀瑾的语文方面的理由是，作“不要”解《论语》都用“毋”，这是否认古人用字经常任意通假的情况。这里化面为点，只说《论语》，南怀瑾的作“不要”解都用“毋”，依逻辑是个全称肯定判断，可惜他忘了，就在同一书中，特称否定判断并不少，如“无见小利”，“无为小人儒”之类，也可以解为“没有”吗？第二，退一步，姑且承认可以解为“没有”，照文言习惯，“无”与“友不如己者”是动宾结构，“友不如己者”是修饰语后置，全译是“没有不如自己的朋友”，意思仍是“所有朋友都是高于自己的”，与原文并没有两样。第三，而南怀瑾则译成“不要(竟未译为‘没有')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简直不明白这译文是由哪里飞来的。第四，“无友不如己者”这一节，着重说君子要怎样，不要怎样，如果“无”作“没有”解，就不成话了。

　　另一处，见第44页，仍是《学而》篇，讲“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看他怎么讲：

　　“父在观其志”的这个“志”，古人的文字“志”为“意志”(案为“志愿”或“心意”，不是“意志”)就是包括了思想、态度。……所以“父在观其志”这话是说当父母在面前的时候要言行一致，就是父母不在面前，背着父母的时候，乃至于父母死了，都要言行一致，……

　　“在”与“没”对举，连中学生也不会讲错，而这位南怀瑾竟解“在”为“在面前”，“没”兼在背后，“志”为“言行一致”，还吸收现代男女平等精神，“父”之外又冒出个“母”来，真是匪夷所思了。

　　再说一处，见第123页，讲《八佾》篇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还是先抄他的讲法：

　　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长、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像孔子在这里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夏朝虽然亡了，……

　　原来他不信通假甚至不知通假，把通“无”的“亡”读为亡国的亡，于是“有君”就不得不同“亡(国)”对称，且不说义理，连行文，古人也不得不随着他滑天下之大稽了。

　　写到此，会有高明的读者笑我费话太多，甚至多事。但语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说几句，是对排印此书的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排印之前，他们看了，有“出版说明”中的赏识语为证。这赏识语是：“尤为新颖的是，作者将对原文的串讲撮编为一个个历史故事，蕴意深邃而妙趣横生，这在众多的《论语》章疏中是别具一格的。”人各有见，我说说我自己的。妙趣是否横生不好说，只说蕴意深邃和别具一格。先说意，我的想法，深浅事小，性质为何事大。这，作者没有隐瞒，是：“孔子学说的可贵，毕竟是万古常新，永远颠扑不破。”难道写赏识语的人也相信这个吗？如果竟至相信，推己及人，问题就太大了。再说别具一格，这说得不错，可惜这“别具”是建筑在不管原文、随口乱说的基础上。又是人各有见，也许有人正是从这方面发现了妙趣；至于我，算作杞人忧天也罢，顽固守旧也罢，总不愿意在有生之年，听见下一代，由于读了这“妙趣横生”的著作，竟至发出“不如诸夏之亡(wáng)也”的书声。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18:17

我读中国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a034101000bmv.html

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所谓散文不过是文字而已；对文字有文字的感觉，也就是散文了。我开始有这种感觉，大概是在一九七四年，那时母亲从废品站替我找到几本书，其中有部“文革”前的散文选，所收多是杨朔、秦牧、刘白羽的作品，如《雪浪花》、《茶花赋》、《土地》、《长江三日》等，这是我正经读的第一本散文。当时私下里一提起散文，大家总是说这三位，篇目也是那些篇，我也就真的以为好了。这本书我一读再读，后来大哥借给表姐，我怕丢了，非逼着他尽快索还不可；大哥已回到兵团，来信中有句话我还记得：“不过是一本缺头短尾的破书而已！”那书的确连封面扉页都被撕掉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的名字。以后我又读到三位的散文集子，像杨朔的《东风第一枝》、秦牧的《花城》等，觉得才分略有出入，以秦牧较为逊色，这只要拿他模仿《金蔷薇》写的《艺海拾贝》与原作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不过他们的影响一时还消除不去。虽然慢慢儿地也看出布局谋篇多半落套，结尾往往硬行拔高，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仍然以为只是意思不好，散文总是这个写法，——也就是说，散文这一概念，对我来说，还只限于抒情散文这一文体。“文革”后轰动一时之作，例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其实也在这一方向上。

中国古代文章也读到一些，当然是人人称道的《古文观止》之类，而最用心读的，乃是唐宋八大家的篇什，像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师说》，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欧阳修的《秋声赋》、《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此后又找到韩愈、柳宗元、苏轼和曾巩的集子，重点读“记”，兼及“论”和“序”。对明清宗八家者，只有归有光和方苞读得较多。同时开始接触现代散文，却以朱自清为主，还有冰心、俞平伯等，都是《荷塘月色》、《背影》、《寄小读者》、《陶然亭的雪》这路文章。总之我还是按照文学史的现成写法来读散文的。唐宋八大家，桐城派，朱自清等，与杨朔辈说来颇有相通之处，这更使我对散文难以形成什么别的看法了。

杨绛的《干校六记》在一九八○年面世，我读了眼前不啻另开一番天地。与从前看的那些相比，显然有个高下之分，不过还是觉得其意义只限于叙事散文范围。很早以前读过鲁迅的《朝花夕拾》，这时回想起来，觉出别有一番好处。以后又读了《左传》、《史记》等，于是关于叙事散文，大致有个认识了。但是上中学时留下的印象，散文抒情叙事各成一体，互不相干，这似乎已是前提，轻易不能动摇。仍觉得散文以抒情为正宗，而要写恐怕就得像杨朔他们那样拿着劲儿罢。在我头脑之中，尚且没有一个完整的散文观念。

一九八六年对我来说是个关键年头。先是在书店里看见一部《知堂书话》，几经犹豫才买下来，早听说周作人是散文大家，此前却一篇也未读过，我当时有个可笑的想法，就是希望能从他这儿读到“真正的散文作品”，也就是说，写得最好的抒情散文。这样也就没马上看出这本书的特别意思。以后又买到他三本书：《知堂文集》、《过去的工作》和《知堂乙酉文编》，都是影印本。读了一遍，我甚感诧异，那种抒情散文，怎么他一篇也不写呢。这里的《乌篷船》、《苍蝇》、《石板路》、《风的话》等，看题目仿佛是抒情之作了，然而根本不同，既不渲染夸饰，也不刻意做作，老老实实把一点真实感想写出来就是了。当然这些并非抒情散文，而是随笔。随笔这一形式，首次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对我来说，其意义却是涵盖整个散文的。周氏写《乌篷船》等，与谈读书或谈思想没有多大区别，其实他所有文章，都是这种态度。再联系到前述几部叙事散文著作，若论态度也很自然。我因此明白对整个散文来说，自然实在才是关键，而无拘什么文体。杨朔等人的东西，坏只坏在装模作样，而这正可以向前追溯到桐城派和唐宋八大家。他们的论、传、序、记、书、启等，当然并非抒情散文，但白话文中抒情散文的毛病，根子的确扎在这里。散文不止抒情一路，它并非什么主流，就算写抒情散文，也不当是那般写法。我尽可能多找知堂的文章来读，上溯从前读过的《论语》和《颜氏家训》等，似乎看到中国散文的一条正路。从这年底到次年初，我又花四个月的时间读《庄子》，此前虽然也看过其中几篇，但是没有这么用心，一字一句地斟酌。《庄子》是中国文章另外一条正路，——说是“路”恐怕不大确当，因为它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庄子》当然表现自己，但是才华绝世，而又轻松自如，相比之下，后来从唐宋八大家到杨朔、秦牧、刘白羽，写得虚张声势，其实并没有多少才华可言，这可以说是从另一方面坚定了我的信念。重读一遍《古文观止》，觉得从前当范文来看的那些篇章，策论往往故作惊人之语，颇不讲理；游记则多半空洞无物，实在没有什么看头了。什么“韩潮苏海”、“文起八代之衰”，都是胡说。

这一年我二十七岁，在散文方面才真正有所觉悟，较之小说与诗要迟钝得多。此后中国文章可以说从头读起，从前都算是白读了。我的体会后来总结成四句话，即好话好说，合情合理，非正统，不规矩。末后两点分别就思想与文章而言。我又曾说不喜欢载道的文章，不喜欢因循的文章，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载道即对着正统，因循即对着规矩，若盛世则与好话好说及合情合理居于相反位置，但又特别有所强调罢了。以此为标准，大致可以看清中国文章是怎么回事。前述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到杨朔、秦牧、刘白羽，或许还可以加上后来余秋雨之流所谓“文化大散文”，正代表了中国文章最坏的一面。至于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绝对不是什么上品。总而言之，中国散文正统和规矩两路都是要不得的，要想体会好处，须得反其道而行之，从非正统和不规矩的方面着眼。

中国文章若以时期划分，当以先秦、魏晋六朝、晚明和五四为高峰。先秦文章（此处盖泛泛而言，若细加考订，则我多取疑古一派的说法，认定其中有一部分系后人伪作）尚属草创，一概没有成法，特具鲜活气象。最可称道的当然是《庄子》了，所谓“恣纵而不傥”，真个自适其适，无拘无束。迄今用中文写作者似乎还没有谁语汇如此丰足，又是那么灵活用法。尝与友人写信论道，说：“什么都不法，就法了自然。”正可以用来形容《庄子》。《左传》下笔既充沛，又精炼，正是恰到好处，描绘也特别传神，是为古今最佳叙事之作。——虽然这未必尽合我对文章的理想，恰到好处其实并非恰到好处，留有余地就更好，譬如《论语》；孔子所谓“文质彬彬”，即是留有余地之意，恰到好处则已经略显文胜质了。但是若与《史记》相比，《左传》还是底蕴丰厚，沉着大方，《史记》当然更其神采飞扬，只是未免太“满”，有些逞才，比《左传》的恰到好处，好像还要超出一点儿去了。先秦人又最具辩才，聪明绝顶，这里要提到《公孙龙子》，我读它还在中学时候，以后一再翻看，觉得穷尽思路，甚有理趣。此外《战国策》与《晏子春秋》也都立足于这么一点：如何把话说得最好程度。有辩才所以就不着急，主动性总在掌握之中，若《孟子》则嫌气势太盛，有些霸道。《荀子》倒是语态平和，只是章法过于明晰，好像后人写论文的意思了。

魏晋六朝文章，可以说是只有成就，不立规矩。我们体会得了好处，模仿不了样子；因为真正的好处是风骨，沉潜在底层，尽管字面足够精彩。其中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凝练隽永，余味无穷。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曲折优美，都是写景佳品，相比之下，《水经注》更其爽朗，《洛阳伽蓝记》稍显沉抑。钟嵘的《诗品》笔意老成苍劲。释慧皎的《高僧传》写得活灵活现，在纪传一体中堪称出类拔萃。鸠摩罗什译的几部佛经，如《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等，气度安闲，遣字造句略见拙意，别有一番生趣。其他如曹操、阮籍、嵇康、陶潜等，也不乏杰作。我读文章，一怕炫耀，二怕甜俗，三怕烂调，魏晋六朝散文则正与此相反，作者虽然无不精心结撰，但是阅历特深，才分极高，下笔总有余地，行文每具古涩之气，呈现一种委婉成熟的美，最耐人咀嚼了。

晚明散文都是性情文章，形容的话就是“情生文，文生情”，但是“文生情”总要胜过“情生文”一点儿罢，所以文章的好毋庸多言，要紧还在情之深浅高下。我因此觉得张岱要胜过此前公安、竟陵两派，说他是集大成者，兼具前者之自如，后者之锤炼，这话不错；但是他更多一个国破家亡的背景，悲欢离合尽皆诉诸笔端，却是他们所尤其不及者。我读《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每每有读三袁和钟、谭时所没有的特别感动。另外还很推崇傅山，他的著作我只读过后人所编《霜红龛文》选本，奇崛泼辣，正所谓“土膏露气真味尚存”。相比之下，三袁等还是文人面貌，尽管不酸不腐；笔底都是性情流露，其间略有厚薄不同。张岱、傅山是过来人，人生的幼稚冲动、痴心妄想一律汰尽了；文章还是过来人才写得最好。这个过来与当下的区别，是为散文写作的一大要害。当然若论公安、竟陵文章，毕竟很可佩服。中郎的游记和尺牍，清新自然，一片澄明；小修的《游居杮录》，色调稍晦，不无哀婉。至于钟惺和谭友夏之刻意文字，呕心沥血，我也觉得很有意义，笔下别具涩意。他们也是游记最好。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因为写的北京，除字句之美外，内容更添几分亲切。至于王思任的《文饭小品》，豪放谐趣，实在是文章与性情两胜了。此外徐渭的不少篇什，李贽的《焚书》、《续焚书》，都自说自话到无法无天程度。金圣叹为《水浒》、《西厢》写的序和批语，更其狂放恣意。晚明文章自在得稍显夸张，不过还是恰到好处。

前面所谈各期之作，若依正统观念，多有不当视为文章者。其实世间原本没有专门文章，先秦诸子皆然，就连文采最重的《庄子》，“文”也只是一种“采”罢了，毕竟还是要说意思的。后来思想上树立正统，写法上设置规矩，文章入了套路，也就坏了。提出“非正统”和“不规矩”，便有一个从文章以外去看文章之意。中国的好散文，还应包括题跋、尺牍、笔记、日记、语录、诗话和词话。因为一来都不是按照正经路数写的，二来总归有些意思要说。譬如苏轼的确有佳作，但不是平常大家看重的那些，而是《东坡志林》和题跋尺牍。我很爱看笔记，特别是宋明遗老所作，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周密的《齐东野语》、《癸辛杂识》和《武林旧事》，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李清的《三桓笔记》等，气氛苦涩悲凉，分量也比较重。这也可推广至几种小传，如辛文房的《唐才子传》，夏庭芝的《青楼记》，余怀的《板桥杂记》等，往昔人物风流云散，追忆一二，甚可感怀。叶绍袁的日记《甲行日注》，记述颠沛流离经历，也很真挚感人。我不喜欢盛世的文章，这里所说正可作为反证。盛世文章多粗狂，张扬，青春气，令人生厌。笔记若以类来划分，则首选风土人情和历史琐闻两类，考据辨证类次之，小说故事类又次之。因为一直生活在北京的关系，对记述有关北京风俗的笔记更是特别看重，当然这已与文章之事无甚关系了。

说来我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散文，更为留心。大约五四一辈，只求实话实说，而这就特见性情，譬如钱玄同谈论思想和经史的文章，率真激烈；刘半农的《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风趣滑稽，都是文如其人的。此后作者则于文章上更多用心，而其中成就突出者，都有足够才具倚恃，火候又总能把握适当。譬如梁遇春的《泪与笑》，诙谐感伤，过分则流于无病呻吟；梁实秋的《雅舍小品》精致典雅，过分则流于装腔作势；张爱玲的《流言》和其他文章，人情练达，聪明绝顶，过分则流于尖酸刻薄，然而他们都不过分。以周氏兄弟为代表，白话散文在二十到四十年代，已经相当完美。张爱玲遣词造句之随心所欲，华贵潇洒，迄今很少有人能够比拟。而作为散文审美取向之一的闲适，到梁实秋笔下也已臻于极境。（这里说明一句，如果闲适是目的，则周作人总的来说并不闲适，梁实秋以及前述晚明的三袁等才是闲适；如果闲适是手段，即一种行文态度，那么周作人可以说是最闲适的了。）此后文章当然仍有不小成绩，大陆如杨绛的《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写与杂忆》，自然朴素；海外如台静农的《龙坡杂文》，清峻劲健，都有相当地位。但是总的来说，白话散文仍以二十到四十年代成就最大。

以上所谈，只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已，有两类文章尚未涉及，其一是不喜欢的，不必在此一一列举，浪费笔墨了；其一是对我有特别影响的，需要单独挑出来谈论。在不甚严格的狭义文章范围内，我所受到的影响大致有“正”“变”两路。《论语》、《颜氏家训》和周作人散文，可以称之为“正”。我读《论语》始于一九七三年“批林批孔”，报纸上批判文章多摘引该书，我专挑这个读，约略明白一点意思；后来又从过士行处借到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通读过一遍白文。“文革”结束后，又有机会重看，但是仍不曾从文学上着想。如前所述，读了周作人，才联系到《论语》，觉得为文路数最接近，

这几乎是恍然大悟。以后便时常翻阅。《论语》质朴，然而又很润泽，尤其是那些较短的章节。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句话说尽了天下文章，而《论语》境界，正在于“文质彬彬”。这里孔子意思都很中肯，话也说得实在，可以说“文”与“质”俱在，一切只须如实记录下来，即如其所说：“辞达而已矣。”也就是《周易》讲的“修辞立其诚”，这个“诚”对孔子来说，则是本来如此，所以《论语》是君子文章，也就是“君子坦荡荡”了。《论语》好就好在本色，虽然本色文章最难。而“辞”若能“达”，则不乏才具，无所谓“质胜文则野”，只须留神不“文胜质则史”就是了，所以孔子论文，多半都针对后一方面。后来喜欢闪烁其辞、渲染夸饰者，无论“质”与“文”都不自信，说得不好听，就是“小人长戚戚”。这个区别，也可以引用孔子另一句话：“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求诸己”即“辞达而已矣”，“求诸人”则是取悦于读者。《论语》只是孔子及若干弟子的语录，但记述者很能领会孔子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孔子自己作文，大概也是如此。

前述南北朝几种著述，都是既飘逸，又沉稳，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看来似乎更其沉稳，犹如《水经注》与《洛阳伽蓝记》更其飘逸一样。即如《文章》篇所云：“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不过须得真“有逸气”，才能谈得上“制之”，《颜氏家训》说来亦自飘逸得很。它是潇洒而不放纵，严谨而不拘谨。然而这并非揣摩分寸得来，纯是修养使然。有一回王亚非问我这书好处究竟何在，我很费一番心思，末了说大概是个“正”字，即此是也。《终制》篇说：“聊书素怀，以为汝诫。”也可以用来形容全书口吻。此老其实一生感慨极多，涉及各个方面，但是暮年为文，又对子孙讲话，所以尽弃浮华，既不虚应故事，也不唱为高调，加之胸襟高远，阅世透彻，所说总是落在实处。而且自家人言语，也就无所拘束，无论先哲教诲，还是身边事例，一律随手拈来，任意应用，但是又不枝不蔓。文章好就好在散聚得当，或者说是收放自如罢。

前面提到周作人的《乌篷船》等，这些也是他最有名的作品，然而我反倒觉得不过是随意写成，消遣而已，文章虽好，于他却未必算是最好。其最为他人所不可及的，还当数文化方面的批评和读书随笔，如《关于活埋》、《鬼的生长》、《赋得猫》、《无生老母的消息》等。我又尝将其一生创作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以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为界线，各期皆有特色，若论个人口味，则最喜欢中期作品，具体说来，就是所谓“文抄公”者。周氏另有两类文章也甚可注意，一是怀人之作，如《志摩纪念》、《半农纪念》、《隅卿纪念》、《玄同纪念》等；一是题跋之作，如《药堂语录》和《书房一角》所收录的那些。他的文章冲淡平和，丰腴蕴藉，疏散从容，朴讷苦涩，最大的好处是在行文的态度上：由唐宋八大家起始，桐城派承续，多少年来中国文章总有点儿作态，作者一提笔就要对读者制造一种效果，不然就不大放心；他则认定根本无须如此，倒不如老老实实写出来，自然本色才是最上乘的，这可以说是全部散文创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了。写家总是死于作文那个“作”字之下，他却根本不“作”；文章不当文章来写，可能就是好文章了。《论语》、《颜氏家训》和知堂文章，虽然文字今昔不同，意思也有差异，共同之处在于质朴与自然，或者可以说写作态度是一致的，也就是合情合理，好话好说。

我从周氏那里悟得一个态度，但是自己写作，如果说有所师承的话，却还要加上废名不可，特别是在文字方面。废名文章，最初我只读到选本里所收十来篇，很不解气，便去翻找旧报刊杂志，结果最终竟编出一本《废名文集》来了。这是后话，当初却只为了多所见识。知堂是浑然天成，废名则字字琢磨，一丝不苟，所以前者只可领会，后者可以学习。知堂文多苦涩气，乃是作者骨子里的，下笔多很随意，一切自然流露出来。废名则有心不使文字过于顺畅，多些曲折跳跃，因此别有一份空灵，一种涩味。所以周氏不是美文，废名是美文，而我们通常说的美文（譬如朱自清、俞平伯那些抒情之作）也不是美文。废名最怕文章写得“流”了，我很佩服这种不肯轻易向字句让步的精神。他又来得很“怪”，无论立意，角度，论断，都轻易不循常规，特别是《谈新诗》和有关古代诗文的短论，每每令人叹为观止。

以上是我所谓“正”这路文章，另有“变”的一路，特别提出两家，一是《韩非子》，一是鲁迅的散文。其实“正”与“变”只是根据个人口味所定，未必分出高下。大概区别在亮与暗，或温与冷罢。我自己本性原有此两面，所以两路文章都爱读，只是凭理智来讲，有点害怕自己的黑暗冷酷，愿意尽量多呈现一点光亮温暖而已，所以说一“正”一“变”。《韩非子》似乎多所本诸《老子》，世间动辄就说“老庄”，其实庄与老何干，倒是老韩一脉相承。不过《老子》多断言，也就是不讲理，我曾说它是非人间视点，即由此而来；《韩非子》另讲一番道理，但并不是我们说的“合情合理”的“理”，当然更没有“情”了。人间情理其实是一种限度，《论语》等都是在此限度之内说话，《韩非子》则根本不承认这一限度存在。前者有所顾忌或有所畏惧，后者无所顾忌或无所畏惧。然而可爱与可怕都有魅力。我读《韩非子》，时时感到深入透彻，令人毛骨悚然，非有绝世才华，不足以做到如此，尽管他说：“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解老》）韩文之刻毒诡谲，是言辞，也是思想，二者打成一片，本身就是“质”，所以无须再“饰”以什么了。至于所津津乐道的“人主”、“君”、“国”等，我对此毫无兴趣，虽然在他几乎是惟一的出发点。

前文已经讲过，鲁迅的著作我读得很早。大致说来，是循译文、古籍——小说、散文和新旧体诗——杂文的顺序。鲁迅特别吸引我的地方有三点，一是对人性卑劣伪善一面的洞彻，一是达到这种洞彻特有的思维方式，一是奇异的文字之美。鲁迅文章，极端而残酷地深刻，又极端而残酷地美。在《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中，这些都到炉火纯青地步，真是犀利辛辣，寸铁杀人，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时的鲁迅，心灵最自由，下笔也最肆意。知堂的书话和鲁迅这两本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尤其是在打算写点东西之前；我读知堂，是引导自己暂别浮躁，获得平和的心境；读鲁迅，则为了激发一点智慧，至少也让思想不复循规蹈矩。以偏激来批评鲁迅，并不是妥当的理由，因为他的智慧正由此而来，否则他难以如此深刻；但是鲁迅某些后期之作，未免近乎偏执，好像智慧被蒙蔽了。较之《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文气也往往过于紧迫。至于他的散文，《朝花夕拾》深厚生动，只是偶尔露出杂文气，稍嫌破坏语境；最后写的《我的第一个师父》、《死》、《“这也是生活”》、《女吊》等篇，其实艺术上更为圆满。

以上是就“不甚严格的狭义散文”而言，扩大到广义的散文范围，则也有几类作品对我有重要影响。第一是诗话、词话。古人此类著述，大致可分为评论和记事两大类，我更重视前者，其中严羽的《沧浪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王夫之的《姜斋诗话》，薛雪的《一瓢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张炎的《词源》，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印象都很深。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立论独辟蹊径，然而评价颇有不甚公允之处。诗话、词话每则多很简短，但却体会入微，而前人佳作的好处，正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用心感受，倘若走马观花，则一无所得。古人谈论诗词，又往往互相联系，彼此打通，窥见共同规律，但始终不离前述具体感受。我正是由此学得一种读书方法，或者说思维方法，而将其记录下来，似乎就是文章的特别写法了，尝称之为“文本研究”。这也可以扩大到古人诗词的注疏方面，譬如金圣叹的《杜诗解》，每每精辟深入，此外杨伦的《杜诗镜诠》、冯浩的《玉豀生诗集笺注》、王琦的《李长吉歌诗汇解》等，也都很好。不过我的兴趣在就诗论诗，对考证本事等并不关心。顾随的《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俞平伯的《读词偶得》、《清真词释》，浦江清的《词的讲解》和刘永济的《微睇室说词》，可以说是在古人诗话、词话基础上更发展一步，体会更细更深。顺便说一句，顾随行文潇洒狂放，才华横溢，我觉得近世散文作家，若论才气，恐怕没有比他更大的了。顾随还有一部谈禅的《揣龠录》，更能体现他的风格。

我继读《庄子》之后，又用了大半年时间，揣摩禅宗。思想上所受影响这里不谈，但是从普济编的《五灯会元》和赜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学得不少文章写法。这两部禅宗行状、偈颂、公案和语录的汇编，堪称是中国古代的智慧之书，同时也是整个文学史上的散文杰作。一切公案都是自创语境，另立前提，这一思维方式最可留意。禅家又什么都放得下，没有书生气或文人相。说话向来随心所欲，而著之笔墨，文不尽是文，话又不尽是话，文话之间火候正好，总是活泼泼的。古人论诗，有要参活法不参死法一说，其实用之于文，语录最是典范。我之所谓不规矩，真是无逾于此了。后来朱熹的《朱子语类》，王阳明的《传习录》等，多少模仿禅宗语录，单当文章看，也是很生动的。

我的兴趣，至此还是以随笔为主，兼及叙事散文，对抒情散文则多半看不入眼。此后似乎又有一番进境，就是发现二十至四十年代文史方面的论文，很多都是非常精彩的散文。这也可以说是视野的进一步开阔。至此我的散文观念，才算得上是健全了。这方面好的作品很多，如鲁迅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顾颉刚的《汉代学术史略》，周叔迦的《中国佛学史》、《八宗概要》，闻一多的《神话与诗》、《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李健吾的《咀华集》、《咀华二集》等。后来此类著述，意思驳杂不提，文字也不干净，佳作好像只有钱钟书的《旧文四篇》和杨绛的《春泥集》、《关于小说》。此外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也好。而与我个人口味最投缘的，是胡适有关古代小说的一系列考据文章，孙楷第的《沧州集》和《沧州后集》，尤其是浦江清的《八仙考》等几篇论文。这些诚然都是论文，若论态度却是随笔的，闲适的，也就是如胡兰成形容的是“解散”的，而且颇具文章之美。作为论文，它们总都言之有物，无论见解还是材料；当做散文来看，一般说来，较之随笔（譬如梁实秋、林语堂等的作品）更为结实，更有分量。小品的态度与大品的分量相结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重要启示。

（选自《插花地册子》）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19:09

中行的背影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1144012.htm
中国网 | 时间：2006 年3 月6 日 | 文章来源：文汇报

张中行先生去世了。媒体的报道称他是“文学家”、“哲学家”，当然还有那顶只要文化老人仙逝就必冠的帽子：国学大师。我倒不是厌恶这些高帽，只是感觉它遮蔽了一个真实的张中行，更重要的是，对像我这样生活于“草根”而又真心喜欢张先生文字的人来说，这些巍巍然的东西硬生生隔开了我们和老人的距离。

我心中的张中行就是一个博识、有趣、可爱的老头儿。至今还记得当年他在《读书》杂志上露面时，仿佛“出土文物”一般给读者带来的惊喜，用他自己调侃的话，“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啊？”他以行云流水的笔墨述旧人旧事，充满了卓识和深情，寄寓着一个读书人的悲天悯人之怀，让读者感动、感叹而思考。这就是后来结集的著名的《负暄琐话》及《续话》。那时的读者不仅折服于这位“新作者”的博学多识，尤其惊叹其文笔。中国近代以来的散文家中，一摇笔杆，那种特异的文风就能让人觑出是谁之手笔来的并不多，周氏兄弟以外，张中行要算很突出的一位。读了他的文字，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娓娓道来”。都是平平常常的词语，一点儿也不矜奇博怪，仿佛拉家常一般，有时甚至一字一逗，让人想起野老村言，但读完后分析那些句子，才明白其逻辑性实际上是非常严密的。

少年时代喜欢张中行，不仅因其博雅，因其文笔，也因为从他的文字中可以感知，这是一个绝不冬烘的老人。他虽然称得上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人，在旧学中浸淫很深，但他总要用西学中的民主科学价值观反观国学乃至传统，时有通透之见。他对像冯道这样，身处乱世、向来被视为无耻之尤的知识分子的看法，当时就引来了争议，即使现在视之，仍是非常大胆的。这并不奇怪，读他的自述可以知道，张中行与五四新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亲缘关系，青年时代曾经广泛吸取罗素、培根等西哲的思想营养。

张中行先生“暴得大名”以后，成为出版社争抢的对象，书越出越多，别人加给他的光环也越来越炫目。可是张中行仍然不脱平民本色。他写自己的“案头清供”，一往情深，却不过是从农家小院里摘来的葫芦和玉米棒子；当“宠物热”流行的时候，他也写下了自己的宠物，原来一为螳螂一为蟋蟀，都是与土地亲近的生灵，那真是两篇摇曳生姿的性情文字。张中行的平民风格还体现在他和一般读者的交往上，这方面佳话甚多，我手中也保存着老人1993年10月的一封短笺，是回复我有关他一本旧著的版本情况的，钢笔字一丝不苟，十分劲挺，但有明显的颤抖迹象，末署“张中行拜”，十足的老辈风致。不知道有人统计过没有，老人和多少普通读者有书信往来？

报道张中行逝世的文章中说他是个恬淡的人，但他的一生则并不平淡。这一切在他那册厚厚的回忆录《流年碎影》里都变得云淡风轻，那种对往事的追忆中不见怨言和火气，只有平实的叙述。而这时以他的声望和地位，本来完全可以借写回忆录，好好出一口恶气的。什么叫“超脱”？张中行的人生态度庶几近之。这是一种很大的智慧。

得知张中行先生去世的消息后，我开始从书柜里找先生的著述。几本“琐话”和《顺生论》自己喜欢，《诗词读写丛话》、《文言津逮》和《文言文选读》等则是上佳的语文学习读物，准备留给女儿看。书堆在桌上，差不多有半人高了，台灯下拖出长长的影子。我突然觉得这就是老人的背影。（ ■黄波）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20:12

乐生的启示——泛读张中行　　来自: 夏之棠棣
顺生论的评论

http://www.douban.com/review/1224389/
　　
　　大约是在九六年吧，我读到了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金》。
　　记得那天在书市乱逛，无意识地瞄到了这本书，因为之前看过张中行先生的《禅外说禅》《作文杂谈》，所以看书的作者是“张中行”就买了回来。
　　
　　之前虽然看过《禅外说禅》，但当时我对这部书并不“感冒”——觉得这是“文人谈禅”，无论是文风，还是观点，似乎（？）都与真正的“禅”相差太远，所以，当时所谓的“看”，其实只是草草地翻过一下而已。按说，以我上面所说对《禅外说禅》这书的感受，我恐怕是不会去买张中行先生其它的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想不出当时为什么会买《流年碎金》。然而，正是这本《流年碎金》，让我走近了这位真正睿智的老先生。
　　
　　《流年碎金》，其实是张中行先生一部近于自传的杂文集，如书名所示，记载的是他“流年”之中认为值得记录的“碎金”。
　　
　　我看过的“自传”不多，因为我不喜欢看传记类文字——不论是自传还是他传。原因很简单，人的一生，不是像画画那样可以用一种颜色做为“基调”来展开的，其中很多东西，一旦用文字进行记录，就难免会夹带进记录者的个人偏见。记录者往往会因自己记录的需要，在选材时，对一个人一生的真实情况进行“裁剪”，这样一搞，阅读者怎么可能“完整地”通过文字来还原这个“真实”的人呢？
　　事实上，无论记录者是本人还是其他人，都存在这个问题。简言之，传记类文字，容易将人“脸谱化”，或是美化、神化，或是丑化、妖魔化。这个问题其实是很难避免的，就连太史公的《史记》不也一样并非“客观”，而且还“夹带”有他自己的东西在里面么？
　　
　　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金》，个人认为，他用所谓“碎”的文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自我——这不同于文学创作，文学创作总是讲“情节易得，细节难求”，为什么会“细节”难求？因为文学创作毕竟在一定程度上离开了生活实际，当然就会缺乏“细节”。张中行先生的“碎”，恰恰就是立足于“细节”，所以我认为从文字上能够“还原”的他本人，应该是有相当可信程度的。
　　
　　这个“碎”的特点，也体现在先生其他的作品中。比如《负萱琐话》强调一个“琐”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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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流年碎金》，我算是“认识”了张中行先生这个人。
　　
　　启功先生说，先读《流年碎金》再读《禅外说禅》，可以明白“行”如何上升为“知”；先读《禅外说禅》再读《流年碎金》，可以知道“知”如何体现于“行”——启功先生的这句评语是最近我才看到的，我觉得这评价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看完《流年碎金》之后，由于我对张中行先生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所以就很注意他的其他作品。机缘也很快就来了——我在九眼桥旧书市场上，看到了《张中行全集》。旧书市场上卖的其实是新书（可见先生的书，并不“畅”销），而且这个“全集”其实并不“全”——张先生后来写的《顺生论》姊妹篇《望道杂纂》就没有在这部《全集》之中，这点，是我觉得遗憾的地方。
　　
　　于是，读这个《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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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看到了几年后被有些人评为“当代论语”的《顺生论》。
　　
　　《顺生论》所体现的人生态度，是无奈的，也是积极的；是睿智的，也是平淡的。
　　
　　看《顺生论》那会儿，正是我自己在“犯糊涂”的时候——平时看各种各样的理论，看得太杂了一点，有时候这些理论难免会在心里打架，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应该用什么东西来“一贯”之——将这些乱七八糟的理论、思想“串”起来、“统一”起来。《顺生论》帮我理清自己的思想，厘清了各种各样思想理论相互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因为看了《顺生论》，我仅依靠自己来理清头脑里这各种各样的理论、思想的话，恐怕至少得五、六十岁之后了吧？
　　
　　《顺生论》是睿智的。似乎可以这样认为：这样的书，只有像张中行先生这样，既在知识上有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厚度与广度，又圆融、通达于人情世事的人，才可能写得出来。古、今、中、外与现实的人情世事，只要少了任何一个方面的体验，这部书都站不住脚！也正因此，我觉得从古今中外、人情世事乃至智识逻辑等任何一个方面，要想推倒这部书，恐怕会很不容易——除非像当年，政事“大一统”，人人皆被“洗脑”之时。
　　
　　《顺生论》是平淡的。说它“平淡”，是因为“无甚高论”——这句话是张中行先生本人说的。“无甚高论”的另一面，就是平淡、平实，这样的书，像清汤汤稀饭一样可以用来续命，但绝非像“火锅”那样招人爱——这书绝不是喜欢“高论”、“妙论”、“奇论”的人所能读得下去的。
　　
　　人心好奇，所以，张中行先生的书，不好卖啊！
　　
　　读不下去，还有一个原因，是文字的“淡”。很难有人能从“淡”中品出味道来，所以会觉得《顺生论》似乎仅列举了人生中的各种现象，并没有提出解决的方法或“定论”什么什么东西——稀饭、青菜、排骨、鲍鱼……堆上一桌，选择权在吃客自己，先生不过指出了每一种选择最后可能的结果而已——能看出所有选择最终可能的结果，这不是“积淀”吗？这不是“睿”吗？我们看书，总希望能从一部书中看到一个“终极”的结果，找到一种终极的“解决办法”，如果看《顺生论》时，也抱有这种目的，那么这部书就确实让人“看不进去”，因为《顺生论》中没有关于“生”的终极解决办法，也没有一个终极的结果——这点，就是刚才所说的这本书其实很“无奈”。同时，我觉得这也体现了张中行先生的“虚圆”、“通达”——人世间来来去去，不外乎就那么点事，还有什么他没有看清楚的呢？还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呢？
　　
　　奇妙的是，张中行先生既然不偏执于任何一种人生态度，任何一种人生态度他都能理解，那为什么他本人会选择一种“耿介”的人生态度呢？这从他《横议集》的评论世事，《负萱琐话》的微言大义中，体现得极其明显。按通理，既然觉得人生无奈，那就会像庄子、像老子那样，把人生当成疮痈一样给“舍掉”！不但“不舍”，还体现出相当强的社会责任感，这，不能不说是“积极”的，也是我看过《顺生论》之后，觉得特别值得思考的地方。
　　
　　
　　-------------------
　　刚才已说过，开初，我觉得《禅外说禅》很一般。看过《流年碎金》《顺生论》后，仍然没有对《禅外说禅》产生新的感觉——没想到，暑假在家，顺手拿起《禅外说禅》，结果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通篇结体的严谨，文字的精妙，间或的冷幽默，作者本人冷得不能再冷的一双“冷眼”，套用小学生作文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受就是——在这酷暑七月，让人如同吃了雪糕一般，怎一个“爽”字了得！
　　
　　奇怪的是，为什么我最初读这书时会觉得很一般？先不说禅，仅看文字——
　　当时觉得味同嚼蜡的文字，现在才发觉简直精妙绝伦！几乎每一小节，每一章节都让人感到是“三寸之中掀起万丈波澜”，其文字技巧之“工”、之“绝”，过去怎么就没有看出来？——结论：心浮气躁，心气太高，哪里能品得了“淡”之味啊！
　　
　　《作文杂谈》一书，是先生写给语文教师们看的，我教了十二年语文，后来虽然没再呆在教学第一线，但现在还带着两个作文班。从《作文杂谈》中，我确实学到了些东西，但老实说，我当初读这书的时候，觉得写《作文杂谈》的人，自己的“作文”水平也不怎么样嘛，写得还很皮遢啰嗦嘛……这次看《禅外说禅》，才发觉张中行先生文字厉害的地方！“于无声处闻惊雷”啊！看似简单平常的文字，却绝非别人可以效仿的！因为这种文字来源于“内功”！并非词汇量或语言技巧能作到的！我曾经试过，在文字上，我可以模仿泰戈尔，模仿尼采，模仿鲁迅，模仿纪伯伦，但我绝对模仿不了张中行先生——“内功”不够啊！看再过十年二十年行不行……
　　
　　下面说“禅”。
　　
　　我也曾看过《五灯会元》《古尊宿语录》《碧岩录》等，有时候与别人谈一下“禅”，似乎头头是道，让别人产生我好像对“禅”知道点什么的错觉。其实，我虽然看了那么些关于禅的东西，也曾去试着“悟”了“悟”，结果根本没有悟出任何东西——据说，很多人因为“参”那些禅宗的“公案”，最后开悟了，明白了公案的奥义，我试的结果，却是没有“明白”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最小的公案有什么“奥义”——也就是说，很可怜，我没有“悟”过，我用眼睛看公案，跟用眼睛瞪着块大石头没有什么区别。有时候“功利心”冒出来就会恨自己不争气——下那么大功夫去看那些公案，却没有一点收获，没有一点“回报”，没有一点“利益”，完全是“白看”，这力气花得冤啊！
　　
　　冤归冤，但力气是自己花的，也怨不了别人。而且，不管悟不悟，都总是得要继续“活”下去的啊！——本来以为，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点无可奈何的心理，没有想到张中行先生的《禅外说禅》也是这么看的，而且还更进一步——详细地探讨了为什么“只能这样”的因与果。
　　
　　对比当今很多关于禅学与禅宗的著作，像“禅外”去说“禅”这样“旁观”并用冷眼的，先生是唯此一人，这也体现了先生的见识与气魄。看过世面上很多谈禅的，我觉得其实都是在“贩卖”禅。将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谈的，往往又囿于“禅”本身的“难言”与“不可说”，所以谈了等于没谈，读者看了也等于没看，当然，要写得“谈了等于没谈”，让人“看了等于没看”其实也是很见功力的；更等而下之者，是将禅用于自欺与欺人。像张中行先生这样变“不可说”为“可说”，变“难言”为“能言”，并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没有看到有其他哪位这样做——这点，令我心服。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任何文化现象，我们在探讨它们的时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戴上“眼镜”去看。比如，有些人就用“科学”地眼光来看禅，觉得是胡说；反之，用佛学或禅的“眼光”去看科学，就会觉得科学是在乱搞，把社会、把自然界给搞乱了——对于某一种文化现象，如果我们摘掉所有的“有色眼镜”去看它；或者反过来，依次戴上所有可能存在的“眼镜”去看它，看清每一种“眼镜”下，它表现出了什么样的差别？用这两种方法来探讨文化现象，可能会更准确地看清这种文化现象的“本质”吧？《禅外说禅》，正是这样的一本书——没有戴眼镜，或者说戴上了可能存在的各种眼镜，把“禅”给“看”了一遍——这点，更令我心服。
　　
　　现在才觉得，当初认为张中行先生是“文人说禅”——还是自己眼力不够，“内功”不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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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能看见《望道杂纂》呢？希望有这么一天。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21:18

止庵《又谈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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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因与宣子的上封信中有谈及张中行，我现正读董桥的《旧时月色》，之后拟读张的《负暄絮语》（负暄三书的选本），看到此文便拿来了，我觉得止庵的话还是比较中肯的。说“又谈”，盖因张中行先生于2006年2月24日凌晨逝世，谈他的文章一时此起彼伏，我记得在几天后发过信息给宣子，他说深圳的报纸正连篇累牍地刊载追忆文章。张中行大器晚成，有人用“新星诞生已八十”来形容，多亏他活得久。除负暄三书，他还参与编写《古代散文选》上中下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上册一九六二年四月初版一九六三年再版一九八0年三月第六次印刷，中册一九六三年初版一九八0年三月第五次印刷，下册一九八0年初版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二次印刷，前二册均由隋树森统一定稿，下册系由张中行最终定稿，之所以喋喋不休，是因为我花费多年的时间收集此三册殊为不易，其选目自然会受到时代风气影响，这倒也不能苛求（钱钟书《宋诗选注》不也如此），每篇之后附有详细的题解，讲解背景结构文法及笔法，每册之后另附文言语法，对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大有裨益。
　　
　　
　　我还记得当初读到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时那种兴奋心情。此前多年不曾这样，此后也是如此——说老实话，包括读他后来各种著作在内。我过去把他的的书分作三类，一类是讲人或事的，以上述两种为代表；一类是论道的，以《顺生论》为代表；还有一类是介绍知识的，以《禅外说禅》为代表。如果让我排一个队，心中的高下便正好是这一二三的次序。至于他在《流年碎影》中自嘲为“选来选去”者则不在此列。现在还是这般看法。
　　张中行的文章属于五四之后中国散文的一路；讲得确切一点，张中行等人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复兴了中国散文的某种传统。《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最初是由外地某社印行，装帧欠佳，印数无多。大概无论出版者还是读者，一时都难以把握——借用前人一句话，它们“是那样的旧又是这样的新”。较之此前看惯了的东西，的确很是新鲜。其实这一传统早已存在，不过在大家眼里黯淡已久，几乎不知道了。
　　张中行所承继的散文传统，前人称为“言志”，与“载道”相对；两个词儿分别取自“诗言志”和“文以载道”，“诗”与“文”本有区别，“志”与“道”更待厘清，不免有些夹缠，所以后来干脆说：“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我自己曾想，换成“率性”和“听命”，或许更恰切些。前人提起这个话题，是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而“言志”这一“流”久矣夫断断续续，隐没不彰了。张中行是老北大出身，亲承前辈大师謦欬，以后多年却不事写作；但传统在他身上活着，一俟执笔，立即显现出来。而且这路文章本来讲究沉稳恬淡，老年为之，正是合宜；他又有阅历与感受值得一写，于是乎名满天下。然而自始至终，他只是“率性”，不曾“听命”；或者说，他只“载自己的道”，不“言他人之志”。在这点上，与许多同辈甚至晚辈的人判然有别。
　　上面提到，张中行等复兴了一个散文传统，但是他与别人又颇不一样。我想举出一位，即比张中行登场稍早，著有《干校六记》、《回忆我的父亲》和《回忆我的姑母》的杨绛。之所以如此，因为杨绛的文章同样“率性”而不“听命”；就复兴这一传统而言，当年没有比他们两位影响更大的了。不论彼此高下，毕竟大相径庭。如果说杨绛属于这一传统中偏“洋”的一脉，张中行所承继的就是偏“土”的一脉；更确切地讲，其间有个“贵族化”与“平民化”的区别。区别不在见识，在于所处立场，以及行文风格。以后两方面而论，张中行更像一个普通老百姓，虽然他可能比我们高明。
　　不妨回过头去考察一番。先说“洋”与“土”。曾有人批评林语堂的幽默带牛油味，无疑是“洋”了；还应该提到梁遇春，可能更其纯粹。杨绛与他们都不相同，好像更接近于叶公超。可是“土”呢，我就没想到有哪位可以如此形容。再说“贵族化”与“平民化”。上述各位之外，周作人，梁实秋，废名，台静农，钱钟书，张爱玲，也都不能一口咬定是“平民化”。说来在这一传统之中，“洋”与“贵族化”倒是正宗，虽然诸家于“土”与“平民化”或多或少要沾一点边儿。这样来看张中行，就知道他的贡献所在了，他是把“言志”一派文章中的“土”与“平民化”发挥到了极致。
　　我这说法，有人或难以苟同。形容张中行比较稳妥的话，相对于“洋”，似乎应该说“中”；相对于“贵族化”，似乎应该说“士大夫气”；此外也许还要添上一个“老”字。但我还是觉得，假如说“中”，他不是身居高位的“中”，或应运而生的“中”；假如说“士大夫气”，他是不离乡壤间的士大夫。至于说张中行不“洋”，不“贵族化”，有人也会持异议。因为第一，他是受过西方哲学熏陶的，单就思想来说，其所获益于西方文明者，其实较之本土更多。但我所谓“土”与这无关，我指的是他以什么气分儿来接受这一切，表述这一切。再者，张中行对许多事情的见解与大众并不一致，他是理智的，宽容的。但我所谓“平民化”也与这无关，我是说他总保持着底层姿态，真能体会“食无求饱”、“伤哉贫也”。我曾举出《论语•雍也》的一节：“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以为张中行的气象，与此约略相仿。他执着于现代文明的精神，却无意于现代文明的物质。
　　张中行的文章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两方面：其一是他笔下旧日北京大学的生活，尤其是讲到的各位师尊；其一是他所描写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说是小人物，只是人微言轻而已，绝不猥琐低俗；不过他也不把他们拔高。我想他是以此自况。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22:05

张中行留给我们的启示刘景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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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老人走了，现在文化界的人们正在悼念他。

大约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一位可称为忘年交的年轻人将他刚刚读完的《负暄琐话》特意给我送来，可能是怕我不在意，又特意嘱咐一句：“很值得读！”我听了他的话，放下手头的事，立即展卷浏览，待看到三、四篇后，就放不下了，记得是一口气读完的。作者说他这本随笔“就主观愿望说却是当作诗和史写的。”书中记述了20世纪上半叶若干位大师级学者治学和为人的风范，还有一些老北大、老北京的旧事，叙事之平实，情趣之高雅，评骘之机智，笔锋之灵秀，实为多年来之仅见，确有“史”和“诗”的价值。加之听人说，他就是“余永泽”的原型，所以张中行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脑海中。当然，我清楚“余永泽”是出于某种需要虚构的，因此丝毫没有影响我对这位老者的尊重。从那之后，在书店里只要遇见他的书，我一定买回来，大约积攒了六、七本，读了其中的大部分。在张老先生的《写真集》一书的封面上印有两行手书恭楷毛笔字：“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显然，这是借杜诗表达自己的谦抑之情，但同时也说明老先生“已有文章惊海内”，甚至“惊海外”了。著名记者唐师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前年我经香港赴美探亲，后绕道回京。沿途意外发现，但凡能读中国字的，不问肤色发质五官布局，没有不读张中行的。” 先生在年近八旬时“暴得大名”，被有些人称为“文坛老旋风”。对此，我们感到庆幸，一位国宝级的学者和作家终于没有被埋没，出现在文坛上，为当代中国文化增添一些新内容；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由于历史没有提供应有的条件，他出现在文化视野的时间实在太晚了些，否则他会贡献得更多。我曾和一位同事谈到这点，他半开玩笑地说：宋代梁灏82岁中状元，成为历史佳话，张老先生成名时还不到80，不算晚！我当即从书架上拿下《蒙学辑要》一书，请他看《三字经》的一条注解：“梁灏中状元时尚年轻，八十二岁中状元之说实属子虚乌有。”看罢我们同时哈哈大笑。历史上的梁灏二十几岁中状元，之后在朝廷和地方为官十多年，英年早逝，享年只有41岁。梁灏的例证无法为张中行的历史的遗憾解嘲。

实际说来，张中行现象不是孤例，改革开放之后，还有启功、金克木、季羡林等若干位学者皆在耄耋之年才显现其真正价值。有人曾经感慨：20世纪上半叶，我们的文化史上出现过若干位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如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钱穆等人；而20世纪下半叶就再没有同一“量级”的学者出现。是中国人智商退化了吗？当然不是。设想，如果学术环境和气氛能够宽松的话，张中行等老人也许在四五十年前就已成名，其中总会有人赶上王国维等人的“量级”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近二十多年来，我们的学术禁忌减少了许多，学术天地开阔了许多，学术成果渐渐多起来，初步显示出繁荣的苗头。但从一个和谐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标准要求，现在还差得很远。没有繁荣文化的和谐社会是难以想像的，而没有以各种类型的学者为代表的精英文化，文化的繁荣就没有依归和灵魂。近几年来，我们提出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而要做到这些必须深入开展人文科学研究，在国民教育和全民教育中强化人文精神教育，使我们的后代不仅懂得科学技术，还要懂得真善美，成为知识丰富、情操高尚、素养深厚、人格健全的人。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建立高水平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队伍，培养出一批类似上面说到的重量级的人文学科学者。

谈论张中行，还不能不提到他作为学者的人格魅力。季羡林曾用八个字评价他：“学富五车，腹笥丰盈”，读过张先生著作的人大概对此不会有大的异议。季先生还用了“高人、逸人、至人、超人”等字眼来形容他的这位老友，因为其标准难以确切定义，所以不好断言是或否；但张中行其人的私德大醇而小疵，摆脱了许多庸俗趣味，是可以肯定的。有人问他的养生之道，他回答说：“我没有什么养生秘诀。要说有的话，就是我这一辈子，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只是一门心思读书做学问。除此之外，我别无他求。”从我们知道的情形看，他没有自夸其德。没有这个精神，想作学问也是骗己又骗人。好几篇文章都谈到他的一身布衣、布鞋，有时以一块烤白薯当一餐的简朴生活。他家住在德外某小区，一小套三居室的单元房，没有装修，而且是1994年，他85岁才分给他的。对照当前学术界的一些腐败现象，诸如争权夺利，跑官要官，鼠窃狗偷，邀名弃实等等非正常作为，就更显出张中行的价值。在这样的典型目前，应该有人惭愧和自责。

在《顺生论》一书中，张先生讲到他上个世纪30年代初，受当时风气影响钻过几年故纸堆，经、史、子、集都曾广泛涉猎；到大学毕业前夕，兴趣突然转到探究人生意义即“人生哲学”上来，这时他把眼光又投向西方，培根、休谟、康德、罗素、边沁等等都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据他自己说，他的“人生哲学”的探究方向终其一生没有再变，所以他以思想家自许。根据这些情况，许多人说张先生学兼中西，显然是有根据的。不过，就我读过的他的著作来看，他的专长还应该说是在“国学”方面。我曾把他的《禅外说禅》从头到尾仔细读过一遍，他学识的博雅、思维的细密，特别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修辞立其诚”〔《易经》语〕的治学态度令我深为叹服和感动。他的思考对象主要是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他的价值信念，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审美情趣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我当然承认西学对他的影响，但作为学者类型，他仍然是中国型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和胡适一类的学者有所不同。美国的一位钻研东亚文化的黑人学生说：张中行的书“透着中国文人几千年的高贵气质和文化传统”〔转引自唐师曾的文章〕。如果上述判断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张中行的出现证明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就是陈独秀、鲁迅一类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爱国情愫和饱满的人格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对待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道德体系，我们要弘扬和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一切都只能建立在传统的地基之上。我们从来没有说传统文化百分之百优秀，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一定要扬弃一些必须扬弃的东西，但其核心精神是超越时代的，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不断而依然保持其生命力就是证明。如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等，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自尊自强，建设现代社会的精神力量。如著名国学大家钱穆先生所说，我们对本国以往之历史应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可以拿“两千年封建专制”为借口，把一切罪过都推委给古人。设想，如果“五四”时代的先哲们生活到今天，他们也定会重新审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作出一些新的思考和判断。珍视和继承传统文化不是从“五四”向后倒退，而是从“五四”向前迈进。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22:55

我与读书张中行

转自： http://hi.baidu.com/%B6%C5%BB%E1 ... c73d3632fa1cdd.html

这是一篇不该写而终于决定写的文章。不该写的原因，比喻说，居室内只有几件多年伴随的破桌子、烂板凳之类，而视为奇珍，并拦住过路人，请人家进来欣赏，这说轻些是愚陋，重些是狂妄。而又决定写，如文题所示，是因为先与“读书”，后与《读书》，有些关系。后来居上，且说近一两年来，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文章，竟连续占了《读书》的宝贵篇幅。根据时风加市风，印成铅字的名字见三次以上，就有明眼人或不明眼人大注其意。自然，也因为文中总不免有些不三不四，或说野狐禅气，有些认真的人就不淡然置之。于是，据说，有人发问了：“这新冒出来的一位是怎么回事?”又据说，这问是完全善意的。何以为报?想来想去，不如索性把不三不四的来路和情况亮一下；看了家底，也就不必再问了吧?这家底，大部分由“读书”来，小部分由“思考”来；思考的材料、方法以及动力也是由读书来，所以也无妨说，一切都是由读书来。这样说，没有推卸责任之意，因为书是我读，思考是我思考，辫子具在，跑不了。语云，言者无罪，说是这样，希望实际也是这样。以下入正文，围绕着读书和思考，依老习惯，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一

　　由呱呱坠地说起。遗憾也罢，不遗憾也罢，我未能有幸生在书香门第，因而就不能写王引之《经义述闻》那样的书；还不只我没闻过，就我及见的人说，祖父一辈和父亲一辈都没闻过。家庭是京、津间一个农户，虽然不至缺衣少食，却连《四书》、《五经》也没有。到我该读蒙书的时候，三味书屋式的私塾已经几乎绝迹，只好顺应时势，入镇立的新式学堂。读的不再是三、百、千，而是共和国教科书。国文是重点课，开卷第一回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比下一代的“大狗叫，小狗跳”死板得多。时代不同，据说总是越变越好。是否真值得这样乐观，我不知道；但不同确是不错，大不同是：现在一再呼吁甚至下令减轻学生负担，我们那时候却苦于无事可做。忝为学生，正当的消闲之法是找点书看。学校没有图书馆，镇上也没有；又不像江南，多有藏书之家，可以走宋濂的路，借书看。但那时候的农村有个优越条件，是不入流的“小说家者流”颇为流行，譬如这一家有《济公传》，那一家有《小五义》，就可以交换着看。于是，根据生物，为了活，最能适应或将就的原理，就东家借，西家换，大量地看旧小说。现在回想，除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外，通行而大家熟知的，历史，侠义，神魔，公案，才子佳人，各类的，不分文白，绝大部分是石印的小本本，几乎都看了。有的，如《聊斋志异》《三国演义》《镜花缘》等，觉得特别有意思，还不只看一遍。

　　这样盲人骑瞎马地乱读，连续几年，现在问，得失如何?失难说，因为“不如怎样怎样”是空想，不可能的事，不管也罢。只说得(当然是用书呆子的眼看出来的)，如果教训也算，可以凑成三种。一种是初步养成读书习惯，后来略发展，成为不以读书为苦，再发展，成为以眼前无书为苦。另一种是学了些笔下的语言，比如自己有点什么情意想表达，用白，用文，都像是不很费力。还有一种是教训。古人说，诗穷(多指不能腾达)而后工。我想可以扩而充之，说书也是穷(多指财货少)而后能读。专说我的幼年，依普通农家的传统，是衣仅可蔽体，食仅可充腹。娱乐呢，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家里一件玩具也没有，冬闲的时候，男顽童聚在一起，只能用碎瓦片、断树枝做投掷、撞击的游戏。这很单调，而精力有余，只好谋消磨之道，于是找到最合用的，书。何以最合用?因为可以供神游，而且长时间。总之，因为穷，就读了不少。现在，也可算作进步之一桩吧，不要说幼儿园，就是小家庭里，如果有小孩，也是玩具满坑满谷，据说其中还有电气发动.会唱会闹的。我老了，步伐慢，跟不上，总有杞人之忧，像这样富而好乐，还会有精力和兴趣读书吗？——不好再说下去，否则就要一反韩文公之道，大做其〈〈迎穷文〉〉了。

二

　　总有七八年吧，小学不好再蹲下去。农，士，商，三条路，受了长兄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影响，走熟路，考入官费的通县师范学校。成文规定，六年毕业；不成文规定，毕业后到肯聘用的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为什么，那时候就且行善事，莫问前程。课程门类不少，但考试及格不难，可以临阵磨枪，所以还是常常感到无事可做。学校多年传统，两种权力或自由下放给学生，一种是操办肉体食粮，即用每人每月四元五角的官饭费办伙食；一种是操办精神食粮，即每月用固定数目的图书费办图书馆。专说所谓图书馆，房间小，书籍少，两者都贫乏得可怜。但毕竟比小学时期好多了，一是化无为有，二是每月有新的本本走进来。其时是20年代后期，五四之后十年左右，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和少数新才子佳人)大量上市的时期，又不知道以何因缘，我竟得较长时期占据管理图书馆的位置。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选购、编目、上架、借收等事务之余，就翻看。由于好奇加兴趣，几年时光，把这间所谓馆的旧存和新购，绝大部分是新文学作品，小部分是介绍新思想的，中的，由绍兴周氏弟兄到张资平、徐枕亚，外的，帝俄、日本、英、法、德，还有西班牙(因为生产了唐·吉诃德)，凡是能找到的，几乎都看了。

　　与小学时期相比，这是由温故而走向维新。有什么获得呢?现在回想，半瓶醋，有时闭门自喜，不知天高地厚。但究竟是睁开眼，瞥了一下新的中外，当时自信为有所见。就算是狂妄吧，比如，总的说，搜索内心，似乎怀疑和偏见已经萌了芽。这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许多传统信为真且正的，上大人的冠冕堂皇的大言，以至自己的美妙遐想，昔日赞而叹之的，变为半信半疑，或干脆疑之了。这是怀疑的一类。还有偏见的一类，专就文学作品说，比如对比之下，总觉得，散文，某某的不很高明，因为造作，费力；小说，某某的，远远比不上某些翻译名著，因为是适应主顾需求，或逗笑，或喊受压，缺少触动灵魂的内容。这类的胡思乱想，对也罢，错也罢，总而言之，都是由读书来的。
　三

　　30年代初我师范学校毕业，两种机缘，一堵一开，堵是没有小学肯聘用，开是毕业后必须教一年学才许升学的规定并不执行，合起来一挤就挤入北京大学。考入的是文学院，根据当时的自由主义，入哪一系可以自己决定。也许与过去的杂览有关吧，糊里糊涂就选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其时正是考证风刮得很厉害的时候，连许多名教授的名也与这股风有关，如钱玄同，把姓也废了，改为疑古；顾颉刚越疑越深，以至推想夏禹王是个虫子；胡适之的博士是吃洋饭换来的，却也钻入故纸堆，考来考去，说儒的本职原来是吹鼓手；等等。人，抗时风是很难的，何况自己还是个嘴上无毛的青年。于是不经过推理，就以为这考证是大学问，有所知就可以得高名，要加紧步伐，追上去。追，要有本钱，这本钱是依样葫芦，也钻故纸堆。在其时的北京大学，这不难，因为：一，该上的课不多，而且可以不到；二，图书馆有两个优越条件，书多加自由主义。书多用不着解释，专说自由主义，包括三项：一是阅览室里占个位子，可以长期不退不换；二是书借多少，数量不限；三是书借多久，时间不限。于是利用这种自由，我的生活就成为这样：早饭、午饭之后，除了间或登红楼进教室听一两个小时课之外，经常是到红楼后面，松公府改装的图书馆，进阅览室入座。座是自己早已占据的，面前宽宽的案上，书堆积得像个小山岭。百分之九十几是古典的，或研究古典的。先看后看，没有计划，引线是兴趣加机遇，当然，尤其早期，还要多凭势利眼，比如正经、正史，重要子书，重要集部，一定要看，就是以势利眼为指导的。机遇呢，无限之多，比如听某教授提到，逛书店碰到，看书，王二提到张三，张三提到李四，等等，就找来看。兴趣管的面更广，比如喜欢看笔记，就由唐、宋人的一直看到俞曲园和林琴南；喜欢书法，就由《笔阵图》一直看到《广艺舟双楫》。量太大，不得不分轻重，有些，尤其大部头自认为可以略过的，如《太平御览》《说文解字诂林》之类，就大致翻翻就还。这样，连续四年，在图书馆里乱翻腾，由正襟危坐的《十三经注疏》《资治通鉴》之类到谈情说爱的《牡丹亭》《霓裳续谱》之类，以及消闲的《回文类聚》《楹联丛话》之类，杂乱无章，总的说，是在古典的大海里，不敢自夸为漫游，总是曾经“望洋向若而叹”吧。

　　也要说说得失。语云，开卷有益，多读，总会多知道一些，有所知就会有所得。这是总的。但是也有人担心，钻故纸堆，可能越钻越糊涂。明白与糊涂，分别何所在，何自来，是一部大书也难得讲明白的事。姑且不求甚解，也可以从另一面担心，不钻也未必不糊涂。还是少辩论，且说我的主观所得。一方面是积累些中国旧史的知识，这，轻而言之是资料，可备以后的不时之需；重而言之是借此明白一些事，比如常说的人心不古就靠不住，古代，坏人也不少，尤其高高在上的，他们的善政都是帮闲或兼帮忙的文人粉饰出来的。另一方面是学了点博览的方法，这可以分作先后两步：先是如何找书看，办法是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后是如何赶进度，办法是取重舍轻，舍，包括粗看和不看。这些，我觉得，对我后来的“尽弃其学而学焉”确是有些帮助。失呢，也来于杂览，因为不能专一，以致如室中人多年后所评，样样通，样样稀松。或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所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

四

　　大概是大学四年的末期，脑海里忽然起了一阵风暴。原来底子薄，基础不巩固，抗不住，以致立刻就东倒西歪，具体说是有了强烈的惶惑之感。还可以具体并重点地说，是心里盘问：偏于破的，如舜得尧之二女，是郗鉴选东床坦腹式的许嫁或卓文君式的私奔，还是曹丕得甄氏式的抢，三代之首位的夏禹王，是治水的圣哲兼开国之君，还是个虫子，等等，就是能考清楚了，远水不解近渴，究竟有什么用?偏于立的，生而为人，生涯只此一次，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有意义，意义何在？要怎样生活才算不辜负此生？等等问题是切身的，有精力而不先研讨这个，不就真是辜负此生了吗?这是注意力忽然由身外转向身内。何以会有此大变?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但这变的力量是大的，它使我由原来的自以为有所知一霎时就如坠五里雾中。我希望能够尽早拨开云雾而见青天。办法是胸有成竹的，老一套，读书，读另一类的书。起初是乐观的。这乐观来于无知，以为扔开《十三经注疏》之类，找几本讲心理、讲人生的书看看，就会豁然贯通。当然，这乐观的想法不久就破灭了。破灭有浅深二义：浅的是，不要说几本，就是“读书破万卷”也不成；深的是，有些问题，至少我看，借用康德的论证，是在人的理性能力之外的。这些后面还要谈到，这里只说，因为想拨开云雾，我离开大学之后，就如入了另一个不计学分、不发证书的学校，从头学起。

　　这另一个学校，没有教室，没有教师，没有上下课的时间，更糟的是学什么课程也不知道。起初，只能用我们家乡所谓“瞎摸海”(称无知而乱闯的人)的办法，凭推想，找，碰，借，读读试试，渐渐，兼用老家底的由此及彼、面逐渐扩大法，结果，专就现象说，就真掉进书或新知的大海。这说来嫌话太长，只好化繁为简，依时间顺序，举一斑以概全豹。先是多靠碰，比如还看过经济学的书，不久就发现，它只讲怎样能富厚，不讲为什么要富厚，文不对题，扔开。另一种情况是百川归海，终于找到冤有头的头，债有主的主。这百川，大致说是关于人以及与了解人有关的各门科学知识。人，或说人心，中国传统也讲，缺点是玄想成分多，比如宋儒的天理与人欲对立，就离实况很远。所以我一时就成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派，几乎都读真洋鬼子写的。由近及远，先是心理学，常态的，变态的，犯罪的，两性的，因而也蔼理斯，特别欣赏弗罗伊德学派的，因为深挖到兽性。向外推，读人类学著作，希望于量中见到质；再推，读生物学著作，因为认为，听了猫叫春之后，更可以了解禅定之不易。直到再向外，读天文学著作，因为那讲的是生的大环境，如果爱丁顿爵士的宇宙膨胀说不错，人生就化为更渺小，意义就更难说了。说到环境，这牵涉到万有的本质问题(科学成分多)，知识的真假、对错问题(哲学成分多)，于是就不能不读偏于理论的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就我个人说，都是为解答一个问题，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百川就归了海，这海是“人生哲学”。这门学问也确实不愧称为海，西方的，由苏格拉底起，东方的，由孔子起，还要加上各种宗教，著作浩如烟海。只好找重要的，一本一本啃。洋鬼子写的，尽量用中译本；没有中译本，英文写的，找原本，非英文写的，找英文译本。与科学方面的著作相比，这人生哲学方面的著作是主干，所以读的种数，用的时间，都占了首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归拢后的再扩大，也可以说说。那是因为哲学的各部门有血肉联系，读一个部门的，有如设宴请了某夫人，她的良人某某先生，甚至姑姨等系的表姐表妹，也就难免跟了来。人生哲学的戚属很多，比如你总追问有没有究极意义，就不能不摸摸宇宙论；有所知，有所肯定，不知道究竟对不对，就不能不摸摸知识论；而一接近知识，就不免滑入逻辑；等等。总之，找来书读，像是越读问题越多，自己不能解答，就只好再找书，再请教。就这样，读，读，旧问题去了，来了新问题，小问题去了，来了大问题，直到人借以存在的时、空及其本原是怎么回事也成为问题，就问爱因斯坦，及至知道他也不是彻底清楚，就只能抱书兴叹了。说句总结的话，这一阶段，书确是读了不少，所得呢?一言难尽。

　五

　　严格说，不应该称为“得”，因为情况复杂，复杂到扪心自问，自己也有账算不清。语云，读书明理，难道反而堕入佛家的无明了吗?也不尽然。实事求是地说，是小问题消减了，大问题明显了。明显到自信为不能解决，所以其结果就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成为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颇为可怜了。以下具体说这可怜。可怜由零碎的可喜来，先说可喜。这也不好枚举，只说一点点印象深的，影响大的，算作举例。一种，姑且名之为“方法”，曰无成见而平心静气地“分析”。姑嫂打架，母亲兼婆母必说姑直而嫂曲，邻居不然，说针尖对麦芒，母用的是党同伐异法，邻居用的是分析法。显然，治学，定是非，分高下，应该用分析法，事实上许多人也在用分析法。且说我推重这种方法，并想努力用，主要是从薛知微教授(19世纪末在伦敦大学任教)的著作里学来的。他著作不少，只说一本最有名的《伦理学之方法》。书的高明之处，为省力，引他的高足伯洛德先生的意见(非原文)：对某一个问题，他总是分析，就是从这个角度看，如此如此，从那个角度看，如彼如彼，都说完，仿佛著者并没什么主见，可是仔细想想，人类智力所能辨析的，不过就是这些，思想的高深就蕴含在这无余义之中。这可谓知师者莫如徒。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自信为有所得，其最大者是：确知真知很难，许许多多久信的什么以及宣扬为应信的什么，绝大多数是经不住分析的；因而对于还未分析的什么，上德是“不知为不知”。另一种，姑且名之为“精神”，曰无征不信的“怀疑”。就我所知，在这方面，也是进口货占上风。古希腊有怀疑学派，虽然庄子也曾“不知周之梦为胡蝶”，“胡蝶之梦为周”，可是意在破常识，所以没有成为学派。大大的以后，法国笛卡尔也是由怀疑入门，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些都可以不计，只说我更感兴趣的，是许多人都熟悉的罗素，他推重怀疑，而且写了一本书，名《怀疑论集》。主旨是先要疑，然后才能获真知。他举个有趣的例，是英国课本说打败拿破仑是英国人之力，德国课本说是德国人之力，他主张让学生对照着念这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无所适从，他说，能够使学生不信，教育就成功了。他的怀疑还有更重大的，是继休谟之后，怀疑归纳法的可靠性。举例说，如果把“一定还有明天”当作可信的知识，这信是从归纳法来的，因为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就推定一定还有三而四。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其后必有三而四?因为我们相信自然是齐一的(有规律，不会有不规律的变)。何以知道自然是齐一的?由归纳法。这样，自然齐一保归纳法，归纳法保自然齐一，连环保，就成为都不绝对可靠了。就举这一点点吧，分析加怀疑，使我有所得也有所失。得是知识方面的，也只能轻轻一点。先说个大的，比如对于生的大环境的底里，我确知我们殆等于毫无所知，举个最突出的例，我们这个宇宙，用康德的时间观念(与爱因斯坦的不同)，问明天还有没有，自然只有天知道。如是，计划也好，努力也好，都不过是自我陶醉而已。再说个小的，比如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我确知这决定力量是身内(相貌、能力等)身外(地位、财富等)两方面条件相加，再加机遇，而不是西湖月下老人祠中的叩头如捣蒜。总之，辨识真假、是非的能力强了，大大小小的靠不住，虽然未必说，却可一笑置之。失呢?大失或大可怜留到下面说，这里只说小失，是心和身常常不能合时宜，这包括听宣传、看广告都不怎么狂热之类。浮世间，为了争上游，至少是为了活，大概常常不得不狂热或装作狂热吧?每当这种时候，分析方法和怀疑精神等就来捣乱，以致瞻前顾后，捉襟见肘，苦而不能自拔了。
六

　　以下正面说可怜，包括两类：一类是大问题不能解答，以致难得安身立命，这一节谈；另一类是不得已而退一步，应天顺人，自欺式地自求多福，下一节谈。记得英国培根说过(《新工具》?)：“伟大的哲学起于怀疑，终于信仰。”不知道这后一半，他做到没有。我的经验，想做到，就要脚踩两只船，一以贯之必不成。这两只船，比如一只是冥思室或实验室，一只是教堂，在室里虽然被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包围，到堂里却可以见到上帝；通晓类星体和基本粒子等可以换取世间的名利，安身立命却要由上帝来。我可怜，是因为不能脚踩两只船，而习惯于由怀疑起，一以贯之。比如喜欢追根问柢就是这种坏习惯的表现。追问，有天高皇帝远的，如历史上的某某佳人，就真能作掌上舞吗?某某的奉天承运，就真是来于救民于水火吗?远会变为近，也追问关于人的，不合时宜，单说关于理的。各时代都有流行的理，或说真理，新牌号的大多不许追问，老牌号的升迁，以至很多人想不到追问。如果起于怀疑而一以贯之，就难免(在心里)追问：所信的什么什么最对，至好，为什么?为什么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仍以人生哲学为例，厚待人比整人好，为什么?答曰，因为快乐比痛苦好。一般人到此不问了，薛知微教授之流还会问，为什么?比如答复是快乐比痛苦有利于生活，惯于追根问柢的人还会问，为什么利于生活就好?甚至更干脆，问，为什么生就比死好?显然，这公案只能终止于“不知道”。遗憾的是，我也诚心诚意地承认，能信总比不能信好，因为可以安身立命。话扯远了，还是赶紧收回来，谈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确是很可怜，借用禅和子的话形容，是在蒲团上用功多年，张目一看，原来还是眼在眉毛下。直截了当地说，关于人生有没有意义，或说有没有目的，我的认识是，胆量大一些答，是没有；小一些答，是无法证明其为有。这胆小一些的答复是由宇宙论来，因为宇宙何自来，将有何归宿，以及其中的千奇百怪，大到星云的旋转，小到一个蚊子哼哼哼，为什么，有何必要或价值，我们都说不上来。不好，这扩大为谈天，将难于收束。那就下降，专说人。天地间出现生命，生命有强烈的扩展要求，于是而我们就恋爱，凑几大件成婚，生小的，小的长大，再生小的，究竟何所为?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只能说不知道。孔老夫子说“畏天命”，畏而不能抗，又不明其所以然，所以成为可怜。这可怜，说句抱怨的话，也是由读书来的。
七

　　大问题不能解答，或者说，第一原理树立不起来，是知识方面的迷惘。但迷惘也是人生的一个方面，更硬梆的现实是我们还活着。长日愁眉苦脸有什么好处呢?不如，事实也是人人都在这样做，且吃烤鸭，不问养壮了有什么意义。这是退一步，天上如何不管了，且回到人间打算盘，比如住楼房比住窑洞舒服，就想办法搬进楼房，而不问舒服和不舒服间还有什么大道理。这生活态度是《中庸》开头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用现代语注释是：人有了生就必须饮食男女，这是定命，到身上成为性，只能接受，顺着来，顺着就是对；但人人顺着也难免有冲突，比如僧多粥少就不免于争，所以还要靠德、礼、法等来调节。对于这种生活态度，几乎是人人举手赞成，认为当然。我也赞成，却受了读书之累，不是认为当然，而是认为定命难抗，只好得过且过。或说得冠冕些，第一义的信仰既然不能树立，那就抓住第二义的，算作聊以自慰也好，甚至自欺也好。正如写《逻辑系统》的小穆勒先生，长期苦闷之后，终于皈依边沁主义(其主旨为善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既已皈依，就死生以之。这当然也得算作信仰，但其中有可怜成分，因为不是来于理论的应然，而是来于实际的不得不然。说句泄气的话，是生而为人，要活，并希望活得如意些，就不能不姑且相信应该分辨是非，有所取舍。取，天上不会掉馅饼，所以还要尽人力，想办法。边沁式的理想，我们很早就有，那是孟子的众乐主义。孔、孟是理想主义者，凡理想主义都不免夹带着乐观主义，他们相信，只要高高在上者英明，肯发善心，人间就会立刻变成盛世。事实是在上者并不发善心，或根本就没有善心，因而人间就始终不能盛。与孔、孟的眼多看天相比，荀子眼多看地，于是就看见性恶以及其本原的“欲”。两千年之后，西方的弗罗伊德不只看见欲，而且经过分析，说欲可以凝聚为“结”，所以不得了。这要想办法，以期不背离边沁主义或众乐主义。他的想法写在名为《一种幻觉的将来》那本不厚的书里，主旨是：因为人生来都具有野性，所以应当以“文”救之。这文，我的体会，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组织、制度等等。具体应该如何?难说，而且不好说，只好不说。
　八

　　很快就迎来“四十而不惑”。不惑有自足的一面，是“吾道一以贯之”；有影响的一面，是原地踏步，看着别人走出很远，难免感到寂寞。旧习难改，仍然读书。性质有变，以前是有重心，略有计划，而今变为阮步兵的乘车式，走到哪里算哪里，碰见什么是什么。比以前数量少了，因为难得主动。获得呢?天方面，依然故我；人方面，也借助历练，像是所知更多一些。古人说，“察见渊鱼者不祥”，装作不知也罢。一晃又是四十年，也许应该算算总账了吧?不敢用《旧约·创世记》的算法，那会后悔吃智慧果，痛哭流涕。但事实是不能变的，读了不少杂七杂八的是事实，既往咎之也没有用，还是不悔恨的好。也无妨从另一面看。现在时兴旅游，读书也是旅游，另一种性质的，地域更广阔，值得看看的更多。缺点是有些地方，比如天，至少我是，看不清楚。但这也未尝不可引孔子的话来解嘲，那是：“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写到此，想到重实际的哪一位也许要说，所有这些不过是文字般若。这我承认，但就算只是文字，既然可以称为般若，它就有可能引来波罗蜜多；纵使不能引来，总比无明而自以为有明好一些吧?这样说，对于“我与读书”，作为终身大事，我的态度显然还是“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一路。蠹鱼行径，是人生的歧途吗?大道本多歧，由它去吧。

　　张中行

　　 1990年3月12日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23:36

张中行谈读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2def6010009o8.html
作者：老卞

燕园三老之一的张中行先生(1909—2006),出生于河北香河一农家， 1935年毕业北京大学，多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他一生广阅博览，博闻强记，文史、佛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深有造诣，尤其语文、中国古典和人生哲学。季羡林赞其为“高人，逸人，至人，超人”。

张中行先生一生宁静淡泊，其生活状态最切合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写。虽然身居陋室，却逍遥神游。读书是老先生一生的爱好与享受。在其《顺生论》中有一篇谈及读书。

他说读书是人生获取知识最合算的途径，因为一般来说，书籍都是他人人生经验和研究成果之精华。读书的具体作用，先生列出七项：

其一是简单的吸收，变不知为知。譬如读地理知道有遥远的大陆，其二是读书可以明理，破除各类迷信，其三是指导生活，譬如看菜谱学做菜。读书的第四个好处是培养性情。他说人之性情有高下之分。高者为人处世时不强制造作，能合情合理。性情来自于天性加环境的感染。“但天性加感染，也可能并不高甚至很下，这就需要化或培养。很明显，读书会有利于培养。培养之道有直接的，即从昔人的言论中吸取教训。这样的教训，由《尚书》的‘满招损，谦受益’起，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多，虽然并不等于特效，但耳濡目染（不只嘉言，还有懿行），总会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还有间接的，是在书香的熏陶之下，心胸狭窄可以变为开扩，偏颇可以变为平和，也就是性情可以由不好变为好，至少是较好。世间的人情也可以作为佐证，是读书人常与文雅为伴，文雅的对面是粗俗，可见读书确是有培养或改变性情的力量。”新教育实验要营造书香校园，也是此意。

其五是欣赏，即获得美的享受。“茶余饭后，或有郁闷，或只是闲情难忍，翻开看看，或念念，都可以暂时忘掉现在，另入一境，其所得又非口腹之欲的满足所能比了。由这个角度看，人生一世，不能读书或不肯读书，等于过宝山空手而回，损失就太大了。”多多读书的人，确实是讨得了大便宜！

其六是可以取得立言的能力。先生这里说的立言，泛指以文字表情达意，小作写个便条写封信，大到论文写作，著书立说。先生说：“学会写，显然只能由读书来，因为不读书，腹内空空，就不会有分量重的内容可写；就说是有些情意，也不知道如何表达，仍是不能写。”新教育实验倡导结合教学实践与阅读实践来写随笔，也有这样的考虑。

其七是因读书而收书。爱读书之人，也人有藏书的爱好，一本好书，得而收藏自得其乐。“虽然只是闲情，以读书人为本位，也很值得珍视”。
　　

谈完读书的好处之后，张先生接着谈如何读书，读书应注意些什么。他说，一是要读好书，二是读能益智明理的书，三是既要多读，又要杂读。多读可多吸收知识，更可开扩眼界。杂读很重要，“有人喜欢文学，多读，也古今中外，而所读限于小说，绝不沾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边，就有可能，谈起国事，站在保守派一边，春秋佳日，到寺庙去烧香。这是读书多而不杂，钻了牛角尖，反而不能明理。”先生又说：“有些书性质枯燥，也就较为难读，却必须捏着头皮读。最典型的例是知识论和逻辑”，这些书没有生动情节和人物活动，初读必无兴趣，可是有大用，能提高明辨是非对错的能力。先生强调读与思的结合，“读的中间，还要兼能思”。若“读什么信什么，必致不能明理。思是吸收之后，经过辨析、比较，以判断真伪、是非、高下等的心理活动。所谓有知，明理，或总称为有学问、有见识，都是由能思养成的”。

对读书习惯的培养，先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开头要靠“理智”，即知道读书有大用，就强制（或由家长、老师强制）自己读。最好是定时（可以不很长），天天如此，过一段时间会养成“习惯”，这就有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保障。这之后，以习惯为根基，会产生“兴趣”，就是觉得读书有乐趣，显然，到这时候，以前百分之八九十的保障就变为百分之百，简直可以说，想变为不读也办不到了。此之谓功到自然成”。先生的这段话，对于我们如何开展读书活动，培养学生及自己的阅读兴趣，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十分有启迪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1-10-8 02:27:17

张中行散文的超然思想探析
□ 胡晓文　《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9年第03期
http://qkzz.net/magazine/1006-0189B/2009/03/3419691.htm
关键词:超然张中行散文禅境
　　摘要:上个世纪90年代,张中行散文几乎成为学者散文的一个标志,他以朴拙冲淡的文笔,写出的是冷静超脱的学理,曾经在读书界掀起了一阵“张中行热”。本文试图挖掘他这种超然思想的成因及特点,在回视传统、禅境人生、志趣品味等方面作出某些探讨。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文坛出现了又一次散文热潮,在此期间,大批学者成为散文创作的主体,他们反思散文的沉寂,舍弃六十年代模式化写法,去探寻新的出路,像“燕园三老”(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汪曾祺、余秋雨、史铁生等一大批学者纷纷从艺术人生、爱情婚恋、信仰理想等角度去体现各自文采与哲思、智慧与超然……张中行散文,更多体现出文化人的内涵与精神品格,他反观自我生命体验,认为“人生于世,受天命之谓性的制约,总难免要,或多或少,见世俗的‘可欲’而心不能静……所以不如放松。办法是跳到身外,视‘我’为一般人,一时冷眼看,如叔本华所说,不过都是苦朋友,不如意乃当然,也就可以一笑置之了吧?”笔者认为,这无论从意蕴还是题材,都是一种对我们传统文化中超然思想的回视与演变。
　　
　　一、回视传统
　　
　　季羡林在《负暄絮语•我眼中的张中行(代序)》中说:“中行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伯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说他是“超人”,此言还是中肯的。这“超人”显然不是无所不能的强者之意,而是“超然”之人,《老子》第二十六章“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即使在一片繁华辉煌的景象之下,都能泰然自若,不随同世俗,固守自我之本分,从而得大自在。在张中行的身上正是或多或少有着这种魏晋遗风,更有着安贫乐道,追求顺生,追求理性的人格境界。
　　中国的传统文人,或密或疏与释道有着某种关联,在思想、行为、言论等方面都有体现。战国庄子宣称要做“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若然者,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浅。……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也,崔乎其不得已也, 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广乎其似世也,熬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 乎忘其言也。”庄子认为,只有做神游宇宙、忘我存在、无用无为、鄙夷功名的“至人”“神人”“真人”,才能达到“逍遥”之境;晋陶渊明著名的《五柳先生传》中云“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甚至自喻“栖栖失群鸟”(《饮酒之四》),他在“东篱下”“南山”中,觅得了闲适淡远,并且乐此了余生;唐朝的王维,中年以后,亦官亦隐,“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尽显淡逸闲适、超然物外的心境,俞陛云评之“可悟处世事变之无穷,求学之义理亦无穷,此二句有一片化机之妙”;而宋苏轼则更是达到了超然之大境界,“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被贬黄州之际,萌发“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的超然于世思想,他在著名的《超然台记》中写道:“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糟啜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他背离湖光山色的钱塘,来到盗贼满野的密州,却能感“可观”“可乐”“可醉”“可饱”,这“四可”正是体现了他“无所往而不乐”“游于物之外”的人生境界。这四者虽处时代不同,际遇不同,但都有着某种超然隐逸思想。
　　张中行与他们有似有异。他的一生,既不像陶渊明的“先官后隐”,又不是王维的“亦官亦隐”,也不同于苏轼饱尝宦海沉浮后的“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更是和庄子对世俗社会、政治现实的彻底否定,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一生布衣,心境恬淡,直到85岁才分到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取名为“都市柴门”。他一生信奉: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超然恬淡的生活。正因为只有这点“理想”,所以他人格精神上,从来不想依傍谁,北大留给他“让人疑”的独立思辨的意识,罗素“反现代、尚理性”的精神在他身上折射,让他写自己想写的话,不是为创作而创作,不是为“主义”而创作。对于人生,他执著而又淡泊,信奉“贵生”而又崇尚“顺生”。他的这种超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对于现实社会历史的退避和否定,而是自觉地退守社会的边缘,以一个更冷峻的头脑去审视社会人生全景。
　　
　　二、禅境人生
文学,书写的其实是“人生之学”。张中行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抗战、新中国四个时期,他在这个时代,如大多数人一样,人生随着历史的沉浮而起起落落。他曾经担任过小学教师、教育局教学部主任、北大助教、中学教师、出版总署编辑、基建工人、烧炉工、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等,人世沧桑、尘世百味,他历练而不世故,通透而不圆滑,在其迟暮之年,余韵袅袅,不自觉地将对人生的喟叹反应在他的著作当中。
他在《顺生论•后记》中写道,之所以用“顺生”二字为名,则是源于《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语,名如其人,就连他原来的字“仲衡”,都去繁就简,撇掉“亻”去“鱼”,留下“中行”二字,晚年更是刻一闲章“中行无咎”,暗含他正道中行,顺应自然,不求卓越,但求无咎。这其实正是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作张扬,谦虚旷达的表现。
　　他对佛家禅宗颇有研究。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办过佛学研究杂志《世间解》《现代佛学》,90年代又出版了《禅外说禅》,对佛学典籍,他如数家珍,他在《禅外说禅》中写道:“禅是基于‘舍’之。舍,是因为认定人生是苦,想灭苦,就不能不视情欲为蛇蝎,世间为苦海……禅要求的是不动情的心境湛然。”但是人间诸相,要能真正抛开心智的迷障,看透名利的虚妄,达到“湛然”心境谈何容易,有人一辈子都无法领悟到的东西,但是张中行做到了,就连“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他在处理与杨沫的感情问题上,他都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冷静和淡然,一切随风而去,他还把婚姻分成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和不可忍”,在这背后都有着“节制”理性的支撑。无怪乎启功说他:“先生喜玩砚台,也喜收些文人手迹,既不同于争奇斗富,也不同于沉溺搜罗。手里把玩一件东西,总是像可买可不买似的。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见他后悔,听说远处有件什么,也不见他上赶去看。……逐渐经过许多颠倒众生的‘运动’,而张先生总像一个神经迟钝的呆汉。”
　　他的这种禅意之境,在他的多种作品中多有体现,他对佛学的研究很有造诣,但他却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他曾经对“涅 ”和“解脱”有这番感悟:“其一,我只承认人生有苦,言外之意也有乐,有苦有乐。人生之道(至少是常人的)就成为,想办法求乐增苦减,而不是解脱。其二,我只承认涅境界有主观的实在(也很难)而没有客观的实在,主观是一种心态,乍生乍灭,称为实相,可证而得之,就理说是难得圆通的。”可见,张中行承认人生有乐,现实社会并不是一个悲惨世界,而极乐世界则是一个虚幻的颂歌,我们需要的是面对现实走向世俗,走向融合。
　　他的世界观,是他在看似淡漠的日常生活中沉思千里,逐渐体会而来的。他在对人世的超然中获得心灵的解放,远离世俗社会的喧闹与争斗,但他又没有陷于宗教的迷狂,用理性的智慧去阐释宗教,他的《禅外说禅》取名“禅外”意即“门外人”,正是他游于物外,又观照人生的志趣写照。他把深奥的禅理玄道培植于现实的土壤上,又融入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思想,他对现实人生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或进行自我反观,或联系于社会政治,“科学与宗教之间,政治力量应该尽量接近科学,疏远宗教。这贯彻与实行,就是多讲理,少讲信……一言以蔽之,不图长治久安则已,图,靠科学,讲理,总是比较稳妥的”。
　　　三、志趣品味
　　
　　沉默了50年的张中行,淡泊超脱,80岁高龄时厚积薄发,著作汩汩而出。观其八九十年代的著作:“负暄三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文言和白话》等,有人说张中行是杂家,他的思想贯穿儒释道,又深谙西方哲学,其创作又涉及哲学、语言学、辞章学等,很多人说他“大器晚成”,但显然这都不是一日之功。
　　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无论自觉与否,无论是否性格使然,他都是一位远离政治大气候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存在着一大批这样的知识分子,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废名……虽然有人对他的这种超然志趣颇有异议,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黄葛之争”,以及曾被《青春之歌》“余永泽”角色的一时搅扰。但和周作人最后的尴尬处境相比,他是幸运的,因为在他看来,苦雨斋最后“附逆”是犯了“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之错。然而从感情上周作人是张中行的老师,从审美上,他似乎更倾向于周作人的平实冲淡、废名的清远通脱,可见苦雨斋之流对他的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面对一个世纪的变幻人生,面对曾经发生的林林总总,他往往用相对的眼光去看待,在他的娓娓叙述中,贫富、顺逆种种都是相对而言的,因人生复杂性,所以由贫到富的途径、富的去处,也是如此复杂种种,“不当简单化,一刀切”人生只要有“道”,能“乐道”,当然这个“道”,不仅是人生之道,还包括“数理”“文艺”等精神文明,“如果能够寝馈其中,贫反而成为通往高层次生活的大道,也就可以见腰缠万贯之徒而不生艳羡之心了”。所以对待人生不同的境遇,他认为“情况各式各样,又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爱恶取舍也会各异,处理办法自然就难得一律”。所谓的“顺境”,一般人会“趋顺境”,但也有特例,如许由拒受尧之天下,因他“不视为顺境”,如谭嗣同变法失败,“遇逆境而不避”等,所以这趋“顺境”的行为要“不是非义的”,对待顺境要“谦逊加节制”,但“欲”无边,“物”有限,所以有人长叹“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对待逆境,消极一些,可以“阿Q精神胜利法”,积极一些,“还可以善自利用,有如使粪便之化为肥料”,“文穷而后工”,并举例如周亮工《书影》和罗素《哲学概论》都是狱中写成。而张中行对于人生目的的追问也耐人寻味:“自然演化中出现生命,何以会如此,目的是什么,难于知道”;“我们由自然接受‘生’,应该顺而受之”;“如果说人生有所谓目的,这目的是‘生’而不是‘乐’。”他肯定的是“生”之过程,活着才是更根本的东西,反对以“乐”作为唯一目标,“乐”只能是“生”的附属物,我们可以追求有生之年“多乐”,以求“心安理得”。
　　
　　可以说,张中行的出现,是上世纪90年代文坛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其超然的人生哲学是其风景的底色,他坦诚、率真,而又有节制,他追寻一个安静而没有纷争的世界,在这份超然中,既传承了中国的文化,又有着理性思维的血液在缓缓流淌。他从容地走过,在世纪末的天空,落下一片绚烂的余晖。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胡晓文,无锡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在职硕士,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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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张中行.负暄絮语[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 [3] 孙雍长注释.庄子[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8:80-81.
　　[4] 俞陛云.诗境浅说[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11.
　　[5] 张中行.张中行作品集(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6] 张中行.旧燕[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60.
　　[7] 全景芳,吕绍纲.周易全解[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514.
　　[8] 周敦颐.周敦颐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2:35.
　　[9] 张中行.负暄琐话[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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