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非四十岁生日推出首部个人自传《随遇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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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研究”

——《荆楚理工学院学报》特色栏目

中国的传记文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文学画廊中，传记文学占着极其显著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传记文学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集中体现。研究传记文学，也就成为研究民族精神、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我国当今从事传记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还太少，出版的传记文学研究论著屈指可数，公开发行的传记文学研究刊物似乎还是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这与传记文学作家的众多、人物传记刊物的不断增加以及蓬勃发展的传记文学创作现状，简直无法相提并论。有鉴于此，在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的大力扶持下，在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下，我刊创办了“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其用意在于为中国传记文学研究和中外传记文学比较研究提供一个学术平台，吸取海内外学术资源，以推动我国传记文学研究的步伐。

“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创办于1999年，但早在1986年的创刊号上便开始发表有传记文学研究论文——《试论传记文学的真实性》。2002年由本刊新任主编全展（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理事）任栏目主持人。七年来学报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精心策划/组稿，始终关注传记文学学科前沿，刊发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论文，为繁荣我国传记文学的研究、推动传记文学学科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传记文学研究”栏目组发的研究文章包括论文、综述、书评等，1999年至2006年共发表66篇文章，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传记文学基本理论研究

发表论文15篇。有陈兰村、段法雷的《传记文学的人文主体性与当代意识——兼论柳虬的史传理论》，王成军的《论中国传记文学的三大渊源》，郭久麟的《论传记作家的修养》，俞樟华的《论后代传记文学无法超越〈史记〉的原因》，毕宝魁的《历史与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繁荣传记文学创作遐想》，全展的《略论传记文学的批评原则》、《当代：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与批评态势》，杨正润的《中国自传：现代性的发生》，徐悦的《撰写文学传记的五项原则》，赵白生的《时势论：英雄无心影——传记文学的阐释策略》，於泓枚的《论口述自传的文体特性》，何元智的《简述传记文学的功能》，朱旭晨的《传记事实中的真实与伪真实——以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陈兰村、许晓平的《传记文学与人格素质教育》，俞樟华、俞波恩的《黄宗羲传记理论研究》。

（二）传记文学发展历史研究

发表论文14篇。有全展的系列论文：《90年代自传文学述评》、《90年代企业家传记文学概观》、《当代科学家传记文学概观》、《壮丽恢宏的英雄交响曲——革命先烈、当代英模传记文学二题》、《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平民传记文学三题》、《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当代将帅传记文学概观》，有叶志良的《为解放区英雄造像——论解放区的英雄传记小品》，郭久麟的《中国新时期传记文学漫评》，邱江宁的《论新时期的近现代“知识分子”题材传记》，魏杰恒的《帝王传记繁荣引发的思考》，徐光荣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桑逢康的《传记遭遇双刃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记写作》，郑尊仁的《1990年代：台湾传记文学的发展趋势》。

发表综述3篇。有本刊记者晓泉的《首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伍仁的《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第七届年会暨传记文学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王莲香、刘江、李婉的《理论、类别和媒介——第十届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年会综述》。

（三）传记文学作家作品研究

发表论文20篇。有陈兰村的《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盖翠杰的《遮蔽与澄明——〈史记·张丞相列传〉探微》，阮忠的《虚实·情性·雅俗——浅论〈国色〉的艺术特质》，郭久麟的《论王火的传记文学创作》，俞樟华、林怡的《论宋代三大长篇行状》，全展的《生命与生命的对话——文学家传记作品阅读札记》、《学问·人格·生活——学人传记综论》，刘海霞的《意义深远的开端——评〈张居正大传〉》，叶志良、徐萍的《那喀索斯的幽灵——当代明星自传的自恋倾向批判》，王琳的《从胡适自传看胡适与新儒学》，朱旭晨的《生命凝思结硕果考证剖析集大成——读金梅〈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詹漪君的《论〈史记〉描写传主轶事的意义》，张慧芳的《“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兼论现代传记的叙事特征》，林怡的《论吕祖谦的祭文创作》，陈兰村、郑春燕的《奇人灵魂与山水的对话——论〈徐霞客游记〉的自传意义》，寒山碧的《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序》，成娟阳的《文德翼传记文初探》，叶治的《〈五柳先生传〉：游走于虚实之间》，张瑷的《温暖而美丽的生命之火——〈我们仨〉的思情价值》，铃木正夫的《驳斥〈天涯孤舟——郁达夫传〉的作者》。

除论文外，我们还刊发了7篇评论，对近年来出版的六本传记文学研究论著予以评介。这些论著包括《传记文学理论》（赵白生著），《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寒山碧著），《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全展著），《古代杂传研究》（俞樟华等著），《中西传记文学研究》（何元智、朱兴榜著），《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郭久麟著）等。这7篇书评是：吴日华的《传记文学研究的新收获——评郭久麟〈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姚仪的《独辟蹊径
别开生面——读〈中西传记文学研究〉》，樊星的《当代传记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序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一书》，张俊彪的《推动传记文学前进的步伐——全展〈中国当代传记文学概观〉读后》，王成军的《中西传记诗学的构建——赵白生著〈传记文学理论〉评介》，邱江宁的《古代杂传研究的新成果——读俞樟华等著〈古代杂传研究〉》，全展的《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

（四）中西传记比较研究/国外传记文学研究与理论译介

发表论文6篇，译文1篇。论文有李治国的《风云帝王的形象塑造——〈康熙大帝〉与〈维多利亚女王传〉的比较分析》，许德金的《当代非裔美国人自传研究：现状与出路》，程心的《叙事的客观性与可靠性——〈富兰克林自传〉第一部分新闻叙事技巧评析》，张维的《中西自传文学比较谈》，王成军的《西方自传理论研究述论》，张慧芳的《美国人的自传情结》；译文有赵山奎的《弗洛伊德与传记写作》。

上述四个方面的文章，其中既有许多名家力作，又有一些学术新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中山大学的博士生硕士生）的用心之作。作者既有祖国大陆的专家教授，又有香港、台湾的学者，还有来自日本的汉学家。这些论文，或提出新问题，或阐述新观点，或披露新材料，或批评新作品，大都有较强的学理性。

迄今国内大学学报开设“传记文学研究”栏目的，仅只《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一家。它的出现，受到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张洪溪，广东省文联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张俊彪，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主任、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赵白生博士，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韩兆琦，副会长陈兰村教授、桑逢康研究员、许德金教授，辽宁省传记文学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徐光荣，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委员会主席、香港传记作家协会会长寒山碧等人的关注与肯定，也受到杨正润（南京大学博导）、朱文华（复旦大学博导）、李祥年（复旦大学教授）、郭久麟（西南大学、四川外语学院教授）、俞樟华（浙江师大教授）、张新科（陕西师大博导）、毕宝魁（辽宁大学教授）、王成军（徐州师大教授）、韩梅村（咸阳师院教授）、何元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和张维（云南大学教授）等专家教授的一致好评，或惠赐大作，或推荐稿件，给栏目以有力支持。

“传记文学研究”栏目作为本刊精心打造的特色栏目，近年因其塑造了鲜明的学术个性，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被誉为“传记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同时也是本刊转载（摘）率最高的栏目。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张洪溪、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赵白生，在几次全国传记文学研讨会上向与会者热情推荐本刊的“传记文学研究”栏目。北京大学世界传记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传记文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专家教授，将此栏目向博士生和硕士生推荐。不少文章的观点也引起了相关批评家和作家的重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通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和《传记文学通讯》（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曾多次转载和摘发本刊论文（含提要）。国内著名的“中文研究网”（www.zwyjw.net），在“现当代文学·传记文学”中索引了我刊的绝大部分篇目。近几年本栏目发表的文章中，被权威文摘期刊或年鉴等转载 / 摘要的便有8篇：

（1）《胡适：现代传记文学的开风气者》（陈兰村），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转载；

（2）《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全展），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2年第12期转载，另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一书收录；

（3）《首届中国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本刊记者晓泉），人大《现当代文学文摘卡》2002年第3期转载，另被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的《传记文学的崛起与勃兴》一书收录；

（4）《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平民传记文学三题》（全展），《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2年第3期摘录；

（5）《壮丽恢宏的英雄交响曲——革命先烈、当代英模传记文学二题》（全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年鉴》（2003）摘录，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6）《“张爱玲传记”不同文本之比较——兼论现代传记的叙事特征》（张慧芳），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10期转载；

（7）《传记事实中的真实与伪真实——以关露生平中的几个重要事实为例》（朱旭晨），人大《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6年第4期转载；

（8）《香港传记文学研究的新创获——评寒山碧〈香港传记文学发展史〉》（全展），被香港的东西文化事业公司2006年即将出版的《寒山碧作品评论集》一书收录。

1999年至2005年，本栏目还有30余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文艺理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等索引。

“传记文学研究”作为《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的特色栏目，2006年5月被湖北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此外，本栏目发表的论文还曾荣获海内外各种学术奖励。据不完全统计，全展教授的《论中国当代传记文学的发展轨迹》一文，先后荣获中国传记文学优秀论文奖（2002年）、美国亚洲当代文化学会优秀华文奖（2002年）、湖北省第四届文艺论文奖（2005年）；他的《被“遮蔽的历史”的发掘——平民传记文学三题》一文，荣获湖北省第三届文艺论文奖（2003年）。

2006年12月，《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将迎来创刊20周年的纪念。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开拓进取，力争把“传记文学研究”这一特色栏目，经过若干年的精心打造，而早日办成名牌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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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教育叙事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西方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包括俄国的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英国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勃朗特的《简?爱》、劳伦斯的《儿子与情人》、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毛姆的《人性的枷锁》、理查森的《人生历程》、伍尔夫的《奥兰多》；美国的马克?吐温的《苦行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杜拉斯的《情人》、德莱塞的《“天才”》、哈伯?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普拉斯的《钟形罩》；德国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奥地利的耶利内克的《女钢琴师》；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让?热内的《小偷**记》，等等。
中国自古有的自传的形式，但自传体小说发生较晚。曹雪芹的《红楼梦》一度被视为比较成熟的中国自传体小说，但一般认为清代的《浮生六记》才算是中国文学史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自传体小说。中国近现代的自传体小说因“文学改良”运动与梁启超倡导“小说新民”观而获得发展的生机，并在“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潮中得到扩展。到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自传或自传体小说成了一时的风尚。此后，中国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自传体小说，比如老舍（ 1899－ 1966）的最后一部著作《正红旗下》（ 1960-1966年）、林语堂（ 1895-1976）回忆幼时故里的小伙伴的小说《赖柏英》（ 1963年）、高玉宝（ 1927- ）的同名自传体小说《高玉宝》、萧红（ 1911-1942）回忆寂寞童年的小说《呼兰河传》（ 1941年），以及张爱玲（ 1921-1995）生前拒绝发表的小说《小团圆》（ 1970年），等等。
自传体小说大多显示出“教育小说”（或“成长小说”）的特征。它们看重童年生活在成人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叙述主人公从稚幼到成熟的受教育、受考验的成长历程。这些自传体小说可以被称为“自传体成长小说”或“自传体教育小说”。人们也因此将这类小说视为“励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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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文讲座——赵白生：传记文学的看头

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八）——文学与艺术
  第十六讲 传记文学的看头
   
  演讲人：赵白生
  主持人：格非
  日期： 2010年3月18日（周四）15：20
  地点：六教6C300
   
  演讲人简介：赵白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导；担任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秘书长、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官方网站主编（www.iaba.org.cn）、世界生态文化组织（WEO）主席。曾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优秀教学奖（2007）、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青年教师优秀科研奖（2003）、Harvard Yenching Fellowship（1999-2001）、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1998年）、赵萝蕤英美文学奖（1997）、北京大学英语系优秀教学奖（1996）等。
   
  国际背景：担任英国开放大学研究员（2008年）、法国里昂第大学（三大）访问教授（2006）、德国古腾堡大学客座教授（2005）、美国《传记文学年鉴》编委(2006-)、英国《自传/传记》杂志编委(2005-)、英国/美国《传记文学百科全书》顾问等。
   
  主要科研成果：写作、翻译、主编、合作的作品有：《诺贝尔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哈佛读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跨文化对话》丛刊（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欧美文学论丛·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独角兽英语阅读文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肖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布老虎传记文库》（辽海出版社，1998年）、《传记文学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元首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还为中央电视台翻译了120多万字的大型电视系列节目。
  特别提示：经学校研究决定，自2008-2009学年秋季学期起设立《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并列入全校本科培养方案。从系列之（七）第二讲起，《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按照《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要求举办。请全体本科生（特别是大一新生）务必携带学生IC卡刷卡入场选听。欢迎其他师生光临。
   
  文学与艺术——《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八）简介
   
  由清华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清华大学教务处、清华大学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于2005年4月拉开帷幕。迄今为止，该讲座已成功举办七个主题系列近百场。七个主题系列包括：系列之（一）“大学理念与人文精神”、系列之（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系列之（三）“文明的对话与梦想”、系列之（四）“艺术、科学与文化创新”、系列之(五)“哲学与人生”、系列之（六）“大学理念与大学文化”和系列之（七）“科学与人文：双赢和融合”。从2008年9月起，该系列讲座作为《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正式以学分形式列入清华大学本科生培养方案，为对大学生们进行广泛深入的、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人文和科学通识教育做出了新的尝试。
   
  2009-2010学年度正伴着中国和平崛起、清华喜迎百年的脚步快速向我们走来，在面临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的历史时刻，重温和感知文学与艺术的特殊魅力，领略文字与色彩、造型与结构、声音与图像所表达的思想意义和生活秩序，重提审美标准和美学问题，将对塑造新一代大学生的精神人格和审美品味，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造就他们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的热情与才华, 鼓励他们参与建设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法国著名剧作家让 阿努伊曾经说过：“生活是美好的，但它缺少形式，艺术的目标正是给生活某种形式。”我们希望《新人文讲座》系列之（八）“文学与艺术”将为正在开始的新一轮大学生活以更加丰富和完美的形式。
（http://news.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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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　传记文学主人公将是普通人物 孙晓玲

如今，当诗歌、散文、小说都喊“不景气”的时候，传记文学的市场却还红火。但相对于如上体裁的作者，传记文学作家却多了几点难处：中国的传统讲究“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一个“讳”字，为传记文学套上了一副镣铐。小说中的英雄，既有“过五关、斩六将”的伟大，也有“败走麦城”的没落，这样一个个人物才能血肉丰满活脱脱。可是传记文学作家写英雄时，“讳”，迫使你不能不删掉“败走麦城”这一笔，这就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而作为传记源头的《史记》，开启了“以人写史”的规范，使传记文学作家背上了历史的重负———既套上了“讳”的镣铐，又背上“历史责任”的重负，传记文学作家的笔格外沉重。      当传记作家感到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写作愈来愈困难之时，国内40多位传记文学作家和出版社聚集一起，探讨“21世纪传记文学走向”。许多传记文学作家对“传记是否需要肩负历史责任”提出质疑。     作家李鸣生说：“胡适将历史比喻为一个任意打扮的妓女，历史在我的眼中是不可把玩的魔女。由于每个人的角度、观点的不同，即使同一历史事件，两个当事人也会有不同的叙述。所以，对于传记作家来说，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评论家李炳银在历史和传记的关系上认为，“传记首先不能伪造历史。但因为它不是历史的教科书，也不必完全忠实于历史。传记给人呈现的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历史的某个视角。”女作家顾葆孜写了10年领袖人物的传记，她认为，以前的传记中，由于主人公地位的重要，作家往往在写作中失去了独立的意识，将作家依附于“传主”。今后传记要走向个人判断，因为历史中的人是多元的、有个性的，要让他们发光，必须有作者的判断、感受，呈现出作者独立的眼光。     谁将是21世纪传记文学的主人公？传统的传记观念总逃不出为杰出人物树碑立传的功用。而现在的传记市场中，许多描写普通人物命运的传记得到了读者的青睐。如三联出版社新推出的《幸福人生》，是一位澳大利亚大农场主的自传；而前些时跃上排行榜的《五体不满足》，主人公是日本的一位残疾青年。作家出版社的石湾说：“21世纪的传记人物应该走向普通人物。因为第一，领袖题材的传记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束缚限制了它的发展；第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界、企业界的精英将是读者兴趣的重点；第三，以体现精彩生活的普通人为主人公的传记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如上海作家陈丹燕，她描写上海女性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都有很好的市场销售。即将出版的以上官云珠女儿为主人公的传记也写得非常精彩。评论家贺绍俊认为，传记文学的走向取决于历史观的发展方向，即，由伟人向人民群众回归，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折射历史，看到历史发展的影子。这样的写作，作家就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中国青年报》 2000年0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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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

全　 展

（荆楚理工学院 文学院， 湖北 荆门 448000）

　

[摘　 要] 传记文学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传记文学；创作；若干理论问题；研究
　　　　　　　　　　　　　　　　　　　　　　　　　　　　　　　　　　　　　　　　　　　　　　　　　　　　　　　　　　　　　　　　　　　　　　　　　　　　　　　　　　　　　　　　　　　　　　　　　　　　
自1990年代以来，传记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崛起与嬗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与之相比，传记文学理论的探讨梳理却未能很好同步，有些滞后，甚至略显苍白。面对立于潮头的传记文学创作实践来，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和把握传记文学的历史与现状；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和探讨传记文学创作的若干理论问题。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近几年召开的传记文学研讨会上，人们仍对传记文学创作的特性纠缠不清，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实际上，因了传记文学这一文史兼融、“诗”“真”合一的体裁的美学特征和价值尺度，也就决定了传记文学创作自身应遵循的诸多写作规范，如形象的真实性、历史的科学性和叙述的艺术性。有许多创作理论问题迫切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诸如传记文学的艺术性、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传记与私生活描写、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等——这对于风头正劲、良莠混杂的传记文学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传记家意识，让更多的作品登上大雅之堂，以共同推进当代传记文学创作的良性发展。
　　　
一、传记文学的“艺术性”
　　　
读者爱看艺术性强的传记文学，特别是体现了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结合的传记作品。但我们通常所看到的一些传记作品令人失望。有些作者囿于“真实”，仅仅把人物传记写成了一本冗长的生平事迹概述，也许另有“史料丰富，记述翔实”的长处，但却达不到“文学”的高度，缺乏艺术性；还有些作者却大挥其生花之妙笔，写得“野天胡地”，距传主生活的性格面貌与生平史迹，过于遥远。这样，当然只能当成“传奇”“演义”来读，至于作为“传记”，恐怕就相去甚远了。如何使传记文学既不失真又有魅力，这才显露出传记家的卓越才能。近些年来，传记文学的艺术性问题，一直伴随着传记文学的发展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作品，读者击掌叫好，社会反响强烈，如《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一本高雅的文学传记，但文学批评界却认为抒情太过；有的作品，读者反应平淡、一般，但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却认为其富有艺术性而着力推崇。如此看来，在如何评价一部传记文学的价值时，艺术性就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传记文学是艺术吗？怎样看待传记文学的艺术？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应如何体现，如何认定？已成为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
　　　 “传记文学是艺术”，20世纪最负盛名的传记家——法国的莫洛亚早就提出了这一美学主张。在他根据1928年5月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所作的六次讲课写成的不朽名著《传记面面观》中，第二章便是“作为艺术作品的传记”。[1]莫洛亚认为，传记文学不是传记小说。传记是记叙个人事迹的历史，申述人物心灵演化的轨迹。“一幅好的肖像，既是神形逼肖的写照，又是本诸真实的艺术移植。”[2]（P20）在莫洛亚看来，传记文学是文史结合的一种艺术。作为历史，要“务求其真”，作为文学，要“力求其美”。传记家应立足于真实，讲究艺术性，追求的是“对科学的一丝不苟和艺术上的魅力。”“一方面是真实，一方面是个性。真实象磐石一般稳固，个性又象彩虹一样轻灵，传记要把两者结合得浑然一体。”[2]（P22）英国著名女作家/文学评论家弗·吴尔夫也写过一篇《传记文学的艺术》，她认认真真地把传记视为一门艺术，欧洲20世纪后期传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证实了她睿智的眼光。“好的传记，是真挚的艺术。它是最动人情思、策人奋进的一种读物。”[3]P10）钟敬文先生在1941年11月9日为日本作家鹤见祐辅的《拜伦传》中译本作序时，曾满怀深情的写道，从罗曼·罗兰、茨威格、莫洛亚等名家的传记作品中，“我吸取了生命和艺术的最醇美的液汁。”[3]（P10）中外名家的这些论述，早已为传记文学作为艺术作品、和怎样看待传记文学的艺术特质，作了富有开拓性的阐释。
　　　 那么，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应如何体现、如何认定呢？我们以为，传记文学既是传记，又是文学。作为一个诗与真合而为一的特殊文体，它不单纯是所谓客观叙述，除了讲究真实性外，[4]它更要有趣味性和可读性。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归根结底，就是作者的审美意识的能动的反映。传记文学虽是“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但亦应讲究舞姿的优美动人。对于传记文学来说，艺术性是表现手法和手段，只有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才能更深刻更真实地揭示人物的本质。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创造一种读者便于接受的传记叙述形式，是在用自己智慧的题材选择和见识对读者构成一种诱惑和引力，是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把传主和与其相关联的人物描写得栩栩如生、有血有肉。而不完全在于简单地把艺术性与“故事性”等同起来。传记文学是为人物立传的，其艺术性的内涵应当包括有利于刻绘传主形象的一切文学质素和艺术手段。如独特的人物外形描写，富于个性化的人物思维方法、行为方式、精神气质、内心世界刻划，人物活动相关的时代环境氛围的烘托，生动的人物语言和行动细节点染，传主与其他人物之间关系的描绘，以及对所写历史事件的选择与处理、作品谋篇布局与情节结构的审美化等等。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为活现传主的形象及其人格特质服务的。由此可见，传记作品艺术性如何，关键并不在它的故事性强弱。换言之，传记作品的可读性，亦与传主本人的经历是否坎坷、曲折、悲壮并不完全对等。关键在于作者，能否运用艺术家敏锐的眼光深入地发掘和不拘一格的发现，从而塑造出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这一个”。在做到完形的基础上，须在传神上下功夫。如胡适所说，需有“写生传神的大手笔”，“绣花针的细密工夫”和“大刀阔斧的远大识见”。[5] （p167）当然，我们强调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并不是追求无边的虚构。
　　　
二、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
　　　
在传记文学的创作中，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亦是困惑传记作者和传主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理论界和作者都认为传者与传主应是平等的关系，这无疑是科学的，正确的；而另一方面，事实上却是传者和传主之间往往有着不甚平等的关系。这后一关系，主要表现为传记写作所受到的某些不平等的“制约”。比如，我国“不少出版社都很严格地要求，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传记必须要有传主本人的‘书面授权’才能出版，‘规定’的‘严格’，甚至使一些很有价值并已成稿的书稿中途流产，浪费了作者的大量劳动。”[6]不独写作家传记如此，写其它类型传记的许多作家也都几乎遇到程度不同、大小不等的麻烦和苦恼，他们虽力求摆脱困扰，但写起来也难免缩手缩脚。肖凤当年的喟叹，人们都还记忆犹新：“写《肖红传》时特别怕得罪人，亲友都在，得罪了担当不起。这真是写传记中的一个难题。”[7]更有甚者，作家因写传记而引发了某种“官司”、与传主或传主亲属对簿公堂的例子亦不时有所耳闻。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便是“在传记作者（包括出版者）与传主之间建立健康、理性和相互平等的伦理关系。”[6]
　　　 传者与传主之间的伦理关系，基本的契合点便是“真实”。离开事实和场景的真实再现，由传主任凭自我意念的驱使去作随心所欲的表现，那就不是传记而是别的什么了。传者和读者，是通过以传记为载体的传主相沟通的。传者要和读者沟通，必先和传主沟通——即真正地了解传主，了解其生平，了解其作为，更了解其思想，这样才能在创作中把“这一个”具体的生命写活，充分展示其复杂性与丰富性。把传主写成时时有着内在逻辑支配着的活动的人，而不是一个符号加一堆概念。作为传主，包括传主的亲朋好友，应当破除陈旧的观念，对传者给予配合和支持，对作品的真实描写表现出大度和宽容。传者的职责是尽可能贴近地再现真实，他只能根据传主的原本面貌来勾勒描绘。“这就存在作者自身的定位问题，你到底是要当美化传主的化妆师？还是想做丑化传主的涂鸦者？抑或要当一个写出历史真实的史学家？”[8]（P107）答案无疑是后者。传者应充分深入传主的心灵深处，只有传者与传主心性接近、身心交契的情况下，传者才有可能揭示传主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茨威格与他笔下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与他笔下的贝多芬，莫洛亚与他笔下的雨果，欧文·斯通与他笔下的凡·高，都有一种心灵相通的关系。
　　　 传者与传主之间是有较严格的挑选的。彼此必有某种身心交契之处，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传主，所以鲍斯威尔选了约翰生，钱理群选了“周氏兄弟”。许多优秀的传记作品，在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定位上十分准确。季红真在写《萧红传》的时候，将自己与传主之间关系的定位为“姐妹”，这样就使得她可以比较松弛地观察传主。曾智中写《三人行——鲁迅与许广平、朱安》时，觉得自己和鲁迅完全处于一种“平等的心理地位”上，因而他较充分地传达出传主的痛苦和欢乐。史中兴写《贺绿汀传》，着眼于一种“平等的交流”，希图在忠实于事实记叙的同时，切入历史和个人心灵的理解……传者对于所写的人物大都怀有敬意（当然反派传主例外），但并不等于仰视神明，顶礼膜拜。有学者将传记定义为“生命与生命的对话”，[9]其本质是“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任何一本传记的主人实际上都有两个：一个是“显在”的传主，一个是“潜在”的传记作者。因而传者要用艺术的眼光、人性的眼光去发现和阐释传主生命的奥秘，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而这里面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好“入”与“出”的问题。钱理群称之为“灵魂的搏斗”。钱先生认为：“作为一般的传记写作者也存在这样的困惑：既要‘深入进去’，搞清楚‘事实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会这样’，这样才能对传主有一个理解的同情；又要‘跳出来’，正视事情的‘后果’（这是许多传主本人见不到的），有研究者的独立立场与判断。我说这是一个‘困惑’，是因为如果进不去，不能有理解的同情，你的描述与判断都失之表面或武断；但进去了，跳不出来，你被传主笼罩了，同样会失去独立的判断力。借用胡风的说法，写作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传记写作者与传主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10]
　　　　 好一个“生命相生相克的过程”！一方面，传者与传主之间的友谊或同情性理解，是决定传记作品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这会给传记创作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另一方面，它还可以带来特殊的障碍。诸如：传主给传者提供的生活素材的真实性程度如何？褒贬、隐露是否烙有传主的强烈的主观色彩？传者在与传主的交往中（包括同一时代的面对面交流与不同时代的神交即心灵对话），他能多大程度地克服个人的感情因素——或崇拜、或认同、或排异？他在披露事情的真相方面，有否受到情面与历史因素、心理因素、道德因素和美学因素诸多的牵制？所以说，最重要的是传者必须保持清醒的独立意识，保持客观冷静的叙述立场，对传主做心灵上的交流，平视而非仰视或俯视，始终与传主保持适当距离——“近距离”的接触与采访，“远距离”的分析与判断，这才能使一部传记作品更大程度地达到客观和公允。
　　　
三、传记与私生活描写
　
　　　 如何对待传记主人公的隐私，这是摆在传记作家面前很难处理的问题。传者是否有权揭示传主不愿公诸于世的私生活，并将其写入书中任人阅读，涉及传记伦理道德。如果避开隐私问题不写，仅凭公开发表的文献和公开活动的记录，则又与传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发生矛盾，很难称得上是一部科学的求真的传记。传记是应该而且可以描写私生活的。早在1935年，郁达夫就“写新的有文学价值的传记”，具体化为“应当将外面的起伏事实与内心的变革过程同时抒写出来，长处短处，公生活与私生活，一颦一笑，一死一生，择其要者，尽量来写，才可以见得真，说得象。”[11]（P283）朱东润在1943年的《张居正大传》自序中亦明确指出：“现代传记文学，常常注意传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写，可以使文字生动，同时更可以使读者对于传主发生一种亲切的感想，因此更能了解传主底人格。”[12]（P6）塞缪尔·约翰生也曾指出：“传记作家的职责往往是稍稍撇开那些带来世俗伟大的功业和事变，去关注家庭的私生活，展现日常生活琐事，在这儿，外面的附着物被抛开了，人们只以勤谨和德行互较短长。”[13]（P7）
　　　 在对传记文学创作作纵向观察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传记文学的社会价值与作品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传主所谓的私生活的披露程度。由于传主与作家的坦诚、勇敢、自我解剖精神，我们看到了传主的思想发展的真实脉络，感受到了传主那裸露的灵魂，那真实到令人害羞的具有原始生命力的传主形象。早些年卢梭的《忏悔录》和邓肯的《邓肯自传》，都因其真诚和坦率，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年来，瓦朗坦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私生活》，奥弗比的《恋爱中的爱因斯坦》以及奎因《玛丽·居里的一生》等传记作品，也对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科学巨人的情感世界作了不同深度的挖掘（象爱因斯坦“喜欢活在女人堆里”、居里夫人的“朗之万事件”等），构成了不同侧面的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真实形象。名人的私生活从来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的私生活亦不例外。可以说,随着《爱因斯坦全集》的不断问世，更多的材料披露出来，爱因斯坦的形象将更加丰满和真实。在我国，不仅出现了***庆自曝隐私、坦陈自我的新自传《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而且也出现了蔡其矫授权王炳根写作的《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等一类描写诗人与异性关系的新文本。但不容忽视的是，有一批等而下之的作者娴熟地把贴上“历史真相”标签的名人隐私搬上台前，而借以吸引读者的眼球。
　　　 当然困惑同样是存在的。人们会不约而同地发问：传记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暴露隐私？传记作家究竟有多少披露“私生活”的主动权与自由？传主自己撰写的自传，又能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公开生平的某些于自己的人生经历起至关重要作用的真相？所有这些私生活的描写都是重要而且必须的吗？
　　　 在传记文学创作史上，由于披露了某些真相而引起的麻烦，足以使传记作家们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约翰生传》的出版，使鲍斯威尔被严重指控为诽谤他的著名传主；莫伦的《温斯顿·丘吉尔：为生存而斗争》遭到非难；曼彻斯特关于约翰·肯尼迪的《总统之死》，在公众评论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而莫洛亚的《伟大的叛逆者——雨果》，有关雨果私生活和风流艳遇的描写，则引起过前苏联学者南奇利埃的异议，认为给人的印象是莫洛亚丧失了他素有的分寸感。的确，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论题，它也充满辩证法。有时候，一个人私生活的秘密如性与健康状况、婚姻变迁、情感纠葛等，并不愿意公诸于世。而找到传主一次不为人知的恋爱事件，或其他个人生活里的私密部分，则可能使作者的某些问题茅塞顿开。特别是象作家的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因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文学实践。传记作家有必要对创作的源泉给予足够的关注，因而有时利用了按其特质来说不宜于公开的内部材料。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是否应该书写传主的私生活，而是为什么和应该如何书写。当隐私的公开，有可能对传主乃至更多有关的人产生超出预料的负面作用时，下笔就不能不慎之又慎了。
　　　 “在这里，写作者的出发点尤为重要。也就是说，你是津津乐道于有幸发现的隐私，肆意渲染，使其迎合于图书市场的需要和具有猎奇心读者的需要；还是将之放在恰当的位置，客观而有节制地描述，以此来挖掘人物心理变化、人生变化的内在原因。”李辉说得好，“传记作者有权利、有责任挖掘传主隐私，却不能不负责任地、肤浅地渲染；传记作者应该冷静、客观、尖锐，却又必须是善意的，宽厚的；传记作者首先应是研究者，思想者，而不是刻意迎合市场的经营者。”[14]西方的人物传记描写传主私生活时较为坦率、大胆，这与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有关。而我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在现阶段要作出彻底地完全地坦露传主灵魂的传记，还有待时日。这里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1990年代，戴厚英在《性格命运——我的故事》中，称此书“大概可以描绘出我的比较真实的面貌。”何以只是“比较真实”，戴厚英解释说：“因为我无力也不愿完全真实地写出自己的一切。”“无力，是说我的认识水平有限”；“不愿”则是“我生活的状况和国情决定的。”[15]姚雪垠面对同他谈青年时代婚姻问题的杨建业，曾悄悄地神秘地对杨说：“因为你要写我的传，所以我得如实告诉你。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很风流，也有漂亮的姑娘追求过我。但现在我不能说，你也不能写。将来等我死后，你修改我的传记时，再补充进去。我还写过一些有关这方面的情诗，但现在你也不能引用。”[16]（P45）时间到了21世纪，王炳根虽说得到传主蔡其矫的授权，但他在写作《少女万岁——诗人蔡其矫》时并不顺利。这本前后花费了8年时间的传记，作者写时还是有所“顾虑”，以至“很长时间停止不前”。他发现与传主蔡其矫的诗最密切者有二：远足与女人。写远足当然没有问题，但写女人却难住了。虽说传主的合作与大度，在传者面前毫无保留地坦露多元的两性关系及其内心隐密，但王炳根还是只能“有节制地、有选择地书写”，传记反映了传者的“保留和谨慎”，虽说“保住了诗人、诗、远足、女人之间的联系，并且试图从中阐述某种诗人的素质、诗歌的产生和艺术的规律”，但对于这些技术上的处理，传主和传者都感到很无奈。[17]（P369-370）
　　
　四、传记的小说化抑或散文笔调
　　　
本来，“传记文学一般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有的和小说接近。”[18]（P1312）但纵观这些年来的传记文学出版市场，传记的小说化却呈愈来愈烈的倾向，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虑。传记小说或传记体小说，本属于传记文学大家族中的一员，有人称之为传记体的长篇小说，有人称之为小说化的长篇传记文学。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9卷）中便有“小说化的传记”和“传记式小说”的分类。无论是以自传或他传的传记体形式而写成的小说，虚构应该是它的基本成分和审美属性。传记作家桑逢康曾对传记小说的形式内涵做过较详细的阐述。他说：“因为是传记，所以首先仍力求忠实于史实的本身。……基本的和主要的事件、情节，表达人物重要思想观点的对话，还有不少细节，都是有根据的。”“因为是小说，又不能不突破编年史的格局，对史料进行必要的加工，并且按照小说的结构要求重新加以编排。某些事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作了适当的调整。增加、删除或者合并了某些次要人物，在‘人’与‘事’之间的关系上作了某些灵活的处理，此时此地此人做的事和说的话，可能会移植到了彼时彼地彼人的身上去。在更多的情况下，则往往根据史料中的某一点滴材料生发开去，大大敷衍一番。有的地方又根据人物性格的逻辑，按照自己的想象进行了一些虚构。”[19]（P472-473）总之，在史料的基础上，有所补充，有所改写，有所虚构，这大概就是传记小说的基本“章法”吧。这样说，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作家说（写）起来容易，读者读起来却难矣。因为随之而来地便出现了一些问题，读者完全有理由质疑：作家利用“移植”、“生发”、“敷衍”、“想象”、“虚构”等“小说”的成份，在传记中的比例究竟占到多少？人们又该如何区分或相信传记“基本的和主要的”内容“都是有根据的”呢？传记小说在多大程度上含有“史”的成份？它真真假假的都有，能否作为信史引用借鉴？
　　　 我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些疑问、疑惑，是基于《中华读书报》上的一则“作家投诉”和一篇“读者直陈”。为了把问题说清楚一些，请允许我先摘录这则题为《虚构人物岂能促成“西安事变”》文章中的几段吧：
　
　　　 近日，曾以创作传记文学《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而闻名的作家赵云声先生到本报反映，最近在一些小报上刊载的所谓“西安事变”由第三者促成之说，纯属无稽之谈。
　　　 在今年出版的第一期《东西南北》杂志封面上，大标题赫然写着“促成西安事变的第三者。”翻开杂志，此文位居头条，标题处一玉女羞颜并遮。
　　　 该文言，“由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一位曾经插足于张学良、赵四小姐之间的第三者，起了重要的作用。”
　　　 据文章讲，此小姐名郑露莹，“是平津一带有名的交际花”，赵四小姐中学时的同学。她很早便暗中爱慕张学良……1936年，她偶然得到蒋介石写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密信，意欲削夺张学良的军权，由他人取而代之。她毫不犹豫地将信递交给张学良。“12小时后，就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该小姐却因泄密、抗日，于次年春天，“被敌特机关残忍地杀害了”。
此文转载自《文化娱乐》，文章署名葛章大。
从文章看，这似乎成为有关“西安事变”的新史料。一场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政治事变，在该文中已演变为“美人救英雄”的悲喜剧。
一位朋友在阅读此文后将此“重大发现”告知赵云声。赵先生不胜惊讶。因为郑露莹正是他于1986年出版的传记文学《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将军》一书中虚构的人物。[20]
　
从记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赵云声先生的态度，他认为，把虚构的人物当成史实，这是在拿历史开玩笑，非常不负责任，因而有必要予以澄清，以免延误子弟。但转念一想，谬种流传，作为报纸、杂志的编辑固难辞其咎，难道你赵先生就没有一点责任了么？作为始作俑者，你不该为这场闹剧承担点什么吗？是的，如你所说，“虚构此人，完全出于艺术上的考虑。一是为书增加一些色彩，二是作为结构上的需要。”[20]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标明了“传记小说”的呀。但读者和编辑又如何得知郑露莹是你笔下的“虚构人物”呢？他们又该怎样“谨慎对待”，从而认真“核查”呢？
　　　 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论题上来。传记文学的小说化，虚构占了较大的成分——譬如上述赵先生的描写，虽说是出于艺术的需要，但有时难免种瓜得豆，而这样的结局有时是作者始料未及的，直令人啼笑皆非。《中华读书报》上“读者直陈”的一篇题为《郭沫若与安娜的书信可以这样加工创造吗》，作者王廷芳曾担任郭沫若秘书长达20余年。他在谷辅林、张启莲合著的《郭沫若与安娜》中，发现有郭沫若与安娜的来往书信16封，长达两万字左右。这些书信如果确系传主二人当年所写，自然是非常珍贵的史料。然而遗憾的是，这些书信是谷、张二人根据1925年郭氏小说《落叶》加工创造出来的。而这16封书信，又被郑舍农在他的一本书中，把这本属虚拟的材料全部照录，并标明是“郭开贞与佐藤富子的两地书”。“这样以假当真，以讹传讹，实在有加以澄清的必要。”无独有偶，王廷芳不久又发现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长期从事郭沫若研究，任郭沫若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黄侯兴教授，在一篇纪念郭安娜的文章中，也错把谷、张所创造的信当成真实材料引用了。这篇在香港《广角镜》杂志发表的文章，其作者简介中还特别强调：“此文属纪实性，无虚构成分，他为读者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连黄教授也“以假当真，上当受骗了”，王廷芳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提出质疑。[21]传记文学必须真实。虽然作者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做若干艺术加工，但是有真实姓名的日记、书信之类却是不能虚拟杜撰的，因为传记文学毕竟不同于小说创作。即使是传记小说，允许一定的艺术想象与加工，亦应考虑人物历史真实的要求，加以必要的补充说明。否则，真假莫辨，让人难以置信，这代价也太大了。
　　 强调传记小说的著者或编者在作品醒目处加以说明确有必要。我们都知道美国著名的传记作家欧文·斯通。他一生著有多部传记小说，其中有关于杰克·伦敦的《马背上的水手》，关于米开朗基罗的《痛苦与狂喜》，关于弗洛伊德的《思维的激情》，关于达尔文的《起源》和关于梵高的《对生活的渴求》（即《梵高传》）等。在不朽杰作《梵高传》中，欧文·斯通特为中译本所写“导言”便言明是“小说的形式”，[22]（P3）并在“附记”中说：“读者也许会暗自发问：‘这个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对话不得不是虚构的，必要时也有纯小说的夸张，例如玛雅一场，……除去上述在技术上大胆采取的措施以外，本书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22]（P551）其主要的原始资料是温森特·梵高致其弟提奥的三卷书信集，而更多的材料是作家在广泛调查、实地追踪的发现获得。该书中译本“编后记”，也说明是“传记小说”，可供读者阅读时参考。
　　 还是想想传记大师莫洛亚吧！面对“传记小说”的赞誉，他屡屡抗辩，声称他写传记，“从不加小说般的演绎，既不杜撰什么场景，也不生造什么对话。我所凭藉的，就是史实，见诸资料、信件、日记和回忆录，跟巴黎大学作论文或学者教授治学一样严谨。”[2]（P14）他的传记能绘声绘色，不是光靠生花妙笔，主要在于旁征博引，从大量史料里，披沙拣金，选取最能说明人物性格特征的细节，安置妥贴，浑然天成。所以说，我们不大赞成传记的小说化描写，而更倾向于“采用散文的形式和手法”。翔实的材料，平实而不事铺陈的文字，娓娓道来，构成了似散文般鲜活而富有情韵的特点，这可以说是许多传记作品的引人之处吧！
　　　
五、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
　　　
建国57年来，随着传记文学的繁荣兴盛，涌现出了一批很有特点的传记作家（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在2005年还进行了“当代优秀传记文学作家”的评选活动），他们在传记文学的创作方面进行了可喜的实践与探索，亦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毋庸讳言，目前我们还缺乏杰出的传记家，更没有出现象安德烈·莫洛亚、亨利·特罗亚、斯蒂芬·茨威格、罗曼·罗兰、欧文·斯通等那样独具风格的传记大师。学者陈剑晖早在1987年便指出：“如果与国外的传记文学相比，则我国的传记文学还远远落在后面：从传记与文学的结合来看，我们还没有出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巴尔扎克传》、《拿破仑传》这样的作品；从笔致的飘逸、写法的灵活来看，我们还没有出现《维多利亚女皇传》、《约翰逊博士传》这样的作品；从真实性的角度来看，我们没有一部传记文学敢于象《邓肯传》、《忏悔录》那样毫无保留地坦露自我……”[23]为什么我国的传记文学不能象欧美国家那样出大师、出巨作呢？这恐怕有着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个人的诸多原因，远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在这里只想谈谈传记家的有关问题。
　　 传记家当然包括传记作家和传记批评家。如何方能算是杰出的传记作家？关于这个问题，有个理想化的说法：史学家的严谨、文学家的笔力和哲学家的思考深度。三者间严谨是必持的撰述态度，笔力与思考深度则是优秀传记作品不可或缺的两翼。传记作家除了具备文学素养外，还应具备史学素养和哲学素养。只有具有了足够的文学素养，有好的形象思维，传中所写人物才显得生气勃勃。只有具有了坚实的史学素养，才能以独特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传记中所涉及的时代和人物，以合适的历史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也只有具有了深厚的哲学素养，特别是富有恢宏的历史哲学意识，才能大大拓展作家的思想视野和写作领域。如何方能算是杰出的传记批评家呢？我以为亦应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恢宏的哲学意识。传记文学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它不仅与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相关，又与一定时代的认识水平、价值观念、美学思想、文化心态、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有密切联系。所以，传记批评家要从整体上把握它，就必须进行多视角、多层次、多侧面的研究。唯其如此，传记文学研究才有可能从整体上进入更高的层次。
　　 传记家应当是在传记文学界创作和批评上卓有成效的作家和学者。他们不但是这个行当里的知情人，还是能够高屋建瓴俯瞰这个园地的观察家和指引者。传记家应重新建立对经典的认识态度，从传记文学经典、名著中吸纳营养，获取灵感，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传记文学理性健康、富有生命的美学体系和价值观念。要提倡传记文学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真诚对话，以时代精神和主体意识去审视传记文学，一起评述现状，反思过去，勾画未来，共同指点中国传记文学的江山。现在许多研讨会基本是一边倒的颂辞，缺乏观点的交锋，思维的碰撞和灵感的火花，这不利于传记文学的良性发展。传记家要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化思想中一切有价值的创造，来为今天的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服务。我想，传记家不管是创作也好，还是研究也好，都需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要有丰富的资料积累，二要有思想文化上的制高点，三要有广阔的视野，四要有生动优美的文笔。这四点缺一不可。占有资料越广泛、越厚实，写作或研究的基础就越扎实；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就能从规律上充分反映人物的个性和历史的本质，闪射史诗般的视角，把握传记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内蕴深度；有广阔的视野，才能在传记文学实践中汲取灵感，大大拓展创作与研究的领域；而有生动优美的文笔，则能使创作文采斐然，批评引人入胜。资料贫乏、思想贫困、视野狭小、文字枯燥无味是不可能出传记文学大师和巨作的。
　　 时代呼唤杰出的传记家。“新世纪新阶段，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文艺事业大有希望的重要发展期。”“时代和人民期待着涌现一大批优秀文艺家，期待着出现一大批精品力作。”[24]***同志在第八次文代会第七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为我国的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只要我们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庄严职责，不断开拓进取，21世纪的中国就一定会出现一批走向世界的杰出传记家乃至传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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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欧文·斯通．梵高传——对生活的渴求[M]．常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23] 陈剑晖．近年来传记文学述评[J]．文艺理论家，1987，（1）．
[24] ***．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11．
　
　
[作者简介] 全　 展（1956_），男，湖北荆门人，荆楚理工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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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与友人论传记》


　前承问写传记的方法，这固然不是我所能说得完全的。但在阅读了一些中国历史书籍以后，对于中国历史传记写作的道理及其传统，却有一些领会。现略加整理分析，供你参考。
　　我国在历史上，很重视传记，断代史中，人物传记占绝大部分。作为很重要的一种文体，在作家专集中，分量也很大。
　　《春秋左传》，自古以来，就与经书同列。可见“传”在中国文化遗产中，所占的位置。
　　但这主要是就历史而言，在文学创作上，传记的成就，是不能和历史著作相比的。历史与文学，虽有共同的根源，即现实、环境、人物，但历史并不等于文学。文才并不等于史才。有些大作家写的传记，常常不如历史学家。把文史熔为一炉，并铸出不朽的人物群像的，只有司马迁、班固。此外，陈寿、范晔，已经史重于文。至于欧阳修，在文学上，虽享大名，所撰《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其中传记，已经不能同班马并论，常常遭到他人的非议。
　　史学的方法和文学的方法，并非一回事，而且有时很矛盾。史学重事实，文人好渲染；史学重客观，文人好表现自我。只就这两点而言，作家所写的传记，就常常使人不能相信了。
　　班马固然也是文学家，但是他们的做法，是从历史着眼，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在他们写历史作品的时候，也表现了文学的才能。这种才能，只是为历史服务，个人爱好，退居到第二位。越是采取客观态度，他们的作品完成以后，他们的文学才能，越是显得突出。有些人，在写作历史传记时，大显其文学方面的身手，越是这样，当他们的作品写成时，他那些文学方面的才华，却成了史学方面的负担，堆砌臃肿和污染。文学的脂粉涂得过多，反倒把人物弄丑了。晚清有个王定安，是曾国藩的得意弟子，他撰写的《湘军记》，不能说用力不勤，材料也不能说是单薄无据，就因为存心卖弄才华，文字写得忸怩作态，颇不大方，就被别人耻笑，以为不如王闿运的《湘军志》。其实，王的书，也是文学家的历史著作，并无突出优异之处，不过他稍稍知道写历史的道理，能略加收敛文学天才而已。
　　人物传记，自古以来，看作是历史范畴。它的写作特点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言记行并重。《史记》、《汉书》都是如此。记述人物一生重要行为，即决定性的关键性的行动，记述其与此种行动相辅相成的语言。《三国志》裴松之的注，特别注意记一个人的语言。深刻隽永的语言，颇能表现一个人物的风格面貌。这种用语言表现人物的写法，以后演变为多种多样的《世说新语》一类的书，本身也是一种历史。语言，不只反映人物的思想作风，也是人物行为的基础，所以很被史学家重视。
　　二、大节细节并重。古代史家，写一个人物，并不只记述他的成败两方面的大节，也记述他日常生活的细节。司马迁首先注意及此，效果甚佳。就像刘邦、项羽这些大人物，他也从记述其日常的言行着眼。而在写一些微末之士的时候，则多着眼其言行两方面的荦荦大端，显露其非凡之一面。
　　三、优点缺点并重。历史传记，首先注重真实，而真实是从全面、整体中提炼出来的。因此，历史所表现的人物，很少是神化的完人。《三国志》写关羽，写其功劳战绩，也暴露其秽德失行。把关羽神化，是后来小说和剧本干的事。优缺点并重，功过并举，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完人”，抽象的完人，是不存在的。
　　四、客观主观并重。历史，整个地说来，是客观存在。人物的言行，看来是主观的，但必然受历史的制约。古代传记，所写的人物，从历史环境、历史事件中表现，如曹操之于汉末，诸葛亮之于三分。客观环境与主观意志，紧密结合，历史与人物，才能互相辉映，相得益彰。在传记中，人物主观成分的表现，不能过多，主要是表现其与时代相触发相关联的契机。
　　传记能否写得成功，作者的识见及态度，甚关重要。当然，作者要有学，掌握的材料要多。但材料的取舍、剪裁，要靠识。识不高则学无所用。识不高也难于超脱，难于客观，难于实事求是。写传记，有如下数忌：
　　一、忌恩怨、忌感情用事。传记所写是历史，只求存实。
　　是为了后人鉴戒，所以也求达理。不真实则理不能通，并能悖理，于后世有害。写传记，对成功者，不能预先存恐惧之念，对失败者不能预先存轻侮之心。对己有恩者不过誉，对己有怨者不贬低。个人恩怨，排除净尽，头脑冷静，然后下笔。如不能做到，就可以不写。
　　二、忌用无根材料。写传记，都知看重第一手材料。即个人观察所得，眼见是实的材料。这种材料，是不易得到的。
　　即使调查来的材料，也还有个剪裁取舍的问题，不一定完全可靠。至于文献记载，就更应该有所鉴别。过去，人物传记，有所谓家乘，即本人家族保存的材料；有所谓弟子记，即他的门人记录的材料；有所谓碑传，即死后刻在墓碑上的文字。
　　这些材料，还都不能叫做传记，其中有很多不实之处。历史家把这些材料，都看作第二手材料，加以取舍。作者还要实地考察。直接观察以求更可靠的印象和材料。司马迁世为史官，掌握着不少文字材料，但他在写作《史记》之先，还是要出去旅行，访问故老，收集传闻。
　　三、忌轻易给活人立传。一部二十四史，大多数都是写在改朝换代之后。人物都已死去很多年。时过境迁，淘汰沉淀，对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固定的评价。这样写来，容易客观。即本朝国史馆立传，也在盖棺论定之后。排除人事纷扰，再为一个人立传。这是历史传记写作的一个优长之处。当然，年代久远，也容易传闻异词，毁誉失度，有时几十年的事情，就弄不清楚，何况年代更久？这就要看史家的眼光，即识力。
　　给活着的人立传，材料看来易得，实际存在很多困难。干扰太多，不容易客观。他自己写的自传，也只能看作后人为他立传的材料，何况他人所为？
　　四、忌作者直接表态。中国历史传记，很少夹叙夹议，直接评价人物的写法。它的传统作法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行文用字之中，实际上是叫事实说话，即用所排比的事件本身，使读者得到对人物的印象、评价，因之引出历史的经验教训。大的史学家只是写事实，很少议论。司马迁在写过一个人物之后，有“太史公曰”一小段文字，谈他对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也是在若即若离之间，游刃于褒贬爱憎之外。
　　又有时谈一些与评价无关的逸闻琐事，给文字增加无穷余韵，真是高妙极了。班固以后，这种文字，称“赞”或称“史臣曰”，渐渐有所褒贬，但也绝不把这种文字滥入正文。
　　外国有一种所谓评传，一边叙述人物的历史，一边发挥作者对人物的见解，中国史书上是少见的。
　　五、忌用文学手法。外国还有一些传记作品，出自大文豪的手笔，如罗曼·罗兰和巴比塞所写的名人传记。这种传记，是作家的创作，是以作家的意志见解，去和人物的心理思想交融。这是一种非常带有灵感的写法，作为文学作品，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传记，就令人有些玄妙之感。这是天才的传记，平凡的笔墨不能追步后尘。
　　现在，为活着的人写的传记，有时称做“报告文学”。作者凭主观意志，功利观念，对人物表示了充分的爱憎。还有很多想当然的描写，甚至有一大段一大段的作者抒怀，这已经不是传记，而近于小说或叙事诗了。
　　历史、人物传记，都可以转化为小说、戏曲。《三国演义》是最著名的了。开了“七分史实，三分演义”的先河。
　　《三国演义》能在同类小说中领先，是因为它得天独厚：一、三国的历史形势，济济人材，鼎足与纷争，都有利于结构小说；二、裴松之的注，材料丰富，人物方面，不只有行，而且有言有貌，易于摹画。《三国演义》产生之前，社会上已经有三国故事和三国戏曲，人物的形象、性格已初步具备。其他历史演义，就因为没有这样好的基础，所以写不好。如《隋唐演义》，还有些人物形象，如《五代史平话》，则太显粗糙，没能从历史脱胎出来。
　　传记是属于历史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
　　史笔和文学之笔，应该分别开。
　　舞台上，赵云的戏有好多出，《三国志》赵云传，不过几行，我们要认识赵云，就要根据这几行文字，而不能根据舞台上那么多的戏曲。人物一旦变为文学艺术中的形象，几乎就与历史无关了。
　　历代大作家，如韩愈、柳宗元所写的，名为传而实际是寓言的作品，唐宋传奇中的，名为传实际是小说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作者主观成分多，都不能当作历史传记来看。
　　古人著书立说，有时称做“删定”或“笔削”。就是凭作者识见，在庞杂丛芜的材料中，做大量的去伪存真的工作。文学家不适宜修史，因为卖弄文才，添枝加叶，有悖于删削之道，能使历史失实。
　　198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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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文学引领榜单 传记文学整体走弱

——2004年2月文学排行榜分析

北京开卷图书市场研究所 月报分析项目组

本期要点： 1、青春文学占据榜单主流，本月又有新“成员”加入 2、传记文学整体走弱。 3、“名家新作”一路走好 4、文学新书：多元、“爱情”——经典话题 一、2月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综述 2月份文学畅销书延续了上个月的热点——青春文学继续走强，传记文学逐步走低。从前30名在榜图书来看，榜单变化不是很大——有4本图书新入榜单，2本书重新返榜，其余图书的排名变化幅度也比较大。本月排在前2位依然是：《梦里花落知多少》、《幻城》。 青春类图书依旧是本月文学图书榜中的主角，并且这种趋势比上个月有所加强：本月青春文学图书以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和《幻城》为代表，继续上个月的强势，同时又有韩版图书《那小子真帅》、青春偶像剧图书《星梦缘》、以及张悦然新作《樱桃之远》“闪亮登场”。由于青春文学图书的主要消费群体是中学生和大学生，2月份中有一半时间，学生们还在假期，所以青春文学图书有较好的市场业绩也是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与1月份相比，本月有5本在榜的青春文学图书的排名出现下降，下降最多的是《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从上个月的第15名下降到本月的第20名，下降5个名次。 与上月相比，传记类图书表现较弱——《都赶上了》、《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翻开我家老影集（我心中的外公毛泽东）》、《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海伦·凯勒自传》滑出前30名；在榜图书多数排名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通稿2003》，由7名下降到28，下降15个名次；本月另有一本传记图书上榜：《邓丽君画传》，排在第21名。 与上月相比，所有文学畅销书前30名中，名次上升最多的是王蒙新作《青狐》，从上个月第30名一举跃到本月的第8名，上升了22名，他的另一部作品《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也同时在榜，排名17，比上月上升7个席位。排名下降最多的是《通稿2003》，比上月下降15名，其次是《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下卷）》、《亲历历史》名次下降幅度都在9名以上。 本月的文学新书中，引进版惊险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网络爱情小说《爱在仙境的日子》、《湖边有棵许愿树5》市场表现较好。 二、青春文学——跳动的青春、变化的文学 迎合目标读者群的阅读品味和需求是任何图书成为畅销书的必要条件，读者的阅读特性一方面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读者的消费又可以被引导，这就是“概念”先行的理由。 纵观青春文学类图书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其读者品味的变化，不同年代的青春，有着不同的品味，并且与当时的社会道德观和社会时尚紧密相连——从郁秀的《花季·雨季》到韩寒的《三重门》、《零下一度》到如今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通过对青春文学的回顾，我们也看到市场运作的成分越来越多，尽管多数业内人士认为“畅销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一些畅销书是可以被“做”出来的。 青春文学图书消费的主流是大学生和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比起成年人，他们的思想最容易被改变，最容易受社会舆论导向、时尚潮流的影响。因而他们既是阅读品味变化最快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引导消费的人群。把握时尚脉搏是抓住这类读者的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了解他们的教育背景，比如韩寒的“反叛”、郭敬明“好学生”形象都与现在的教育相关，学习压力大，学校里、家庭里一系列的“应该做”与“不应该做”禁锢了他们的行为，造成他们的逆反心理，因而韩寒成为他们眼中“反叛”的楷模。另一方面，不管怎样，这些学生中大多数从小就受社会、受家长、受老师的教诲“要学习好，要考大学、读博士”……，因而不但学习成绩好、文笔也好、也不受家长限制的郭敬明也就为他们崇拜的偶像。 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传媒业日益繁荣，国际、国内文化的进一步交融，时尚会越来越多元；而教育制度、教育观念和教育评价标准、体系也在逐渐改变，“以人为本”的思想正在逐渐被家长和学校所接受，这些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的阅读取向，青春文学图书会随之不断翻新不断改变。 即便对于一个作者的几部作品来说，写作风格会有很大差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郭敬明的《幻城》与《梦里花落知多少》这两本书，在写作风格上几乎迥然不同，《幻城》文笔优美，《梦里花落知多少》的语言则更加通俗，更加口语化。 从本月在榜的青春文学图书，我们还可以看到下面的一些现象： 1.市场被越来越细分，图书市场定位更加明确 郭敬明的《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何员外的《毕业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其读者群体主要是大学生，还可以延伸到一些年轻的白领。而本月新上榜的韩版青春文学图书《那小子真帅》，则明确定位于中学生。 《那小子真帅》，是目前少有的引进版青春文学图书。该书是韩国美少女作家可爱淘高中时的网络处女作，在韩国市场表现不俗，“令数千万韩国新生代为之癫狂”，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该书作者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在进入国内市场过程中，世界知识出版社和QQ.COM网站举办了搜寻男女主人公QQ秀活动，已使无数中国新生代跃跃欲试。以轻松的日韩漫画式的笔触，讲述了一个新版的“王子与平民少女”的爱情故事。几乎集中了全部的新生代崇尚、追求的时尚元素，投中学生所好，因而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该书在1月份的新书中排名第5，本月即上升到文学榜第5名，说明该书具有相当的市场潜力。 2.系列作品层出不穷 青春文学图书中系列作品越来越多，“系列作品”的特征在文学畅销书中表现最为显著。这种系列作品基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出自同一作家的作品，比如郭敬明作品系列；一种是出版社开发所致，比如“我为*狂”系列。可以看出一方面作者资源被挖掘的越来越深刻，另一方面概念在不断跟进翻新。这是出版者引导消费也是其适应读者不断变化的阅读品味所致。 再者，考虑到现在青春文学图书主要消费群体学生的一些特点，比如“追星”，他们一旦认可某个明星，就会非常执著的关注他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学生中的“明星效应”比其他消费群体更加明显，因而“发现明星”、“制作明星”成为青春文学图书运作的手段之一。当然随着读者消费的理性化，对于图书来说，首先还是“内容为王”。学生的另一个特点是“攀比”——一种事物、一件商品，如果周围的朋友都在谈论、使用，而自己不知道或者没有，就会觉得“面上无光”。再加上他们学习生活比较集中，彼此间的信息交流非常频繁，容易造成所谓“口口相传”的效应。所有这些都使得青春文学图书在其主要消费者中容易形成系列品牌，被推崇和追捧。 3.签约作者 对于青少年读者来说，郭敬明、张悦然可以算是他们眼中的名人。本月张悦然的长篇处女作《樱桃之远》首次上榜，排在第15位。张悦然是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力推的“玉女作家”，“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曾出版个人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樱桃之远》讲述了两个女孩从小到大，由敌为友，面对友谊、爱情、生存和死亡的心路历程，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爱，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估计该书借助其作者在目标消费群体中的知名度、是其较好市场表现的原因之一。 张悦然是春风文艺出版社继郭敬明之后的第二位签约作家，春风文艺出版社拥有对其作品的优先出版权。签约这种行为在成人作家和出版社之间很少，这是出版社意识的变化。可以说签约对作者与出版社都具有促进作用，作者是现在图书市场最大的资源，对于出版社来说，他们可以全力打造作者品牌，不必担心会“为他人做嫁衣”，通过拥有相对稳定的作者资源，提高出版社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些年轻作者来说，一方面，出版社签约是对他们能力的肯定，另一方面，出版社的培养和市场化运作可以使他们全身心放在写作上面，写作方面更加成熟，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本月销量前30名的青春文学图书中，有5本排名与上月相比都有所下降，这与2月份学校开学，青春文学图书消费者学生们精力开始转移到学习上有关。 三、名家名篇——凸显作者品牌优势 纵观几年来文学畅销书榜，市场热点不断变化，2003年传记文学与青春文学此涨彼消，但是变化的市场中，另有一些图书市场表现比较稳定，虽然每个月都不会排名很靠前，但是每月销量都很可观，最终成为市场的“赢家”。这些无疑就是图书中的常销书，是出版社码洋收益强有力的支撑。 文学畅销书中的常销书，多数是一些名家名篇。根据开卷在2003年底做的读者调查，文学图书市场中，影响读者购买行为的首要因素是作者的知名度，可见在文学图书中作者的品牌优势相当明显。不同类型的消费者，有不同的阅读品味，其眼中的名家也不尽相同。 本月著名作家王蒙的最新力作长篇小说《青狐》市场表现较为抢眼，从上个月的第30名，一跃成为本月的第8名，可见作家的品牌优势。新世纪之初，已经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的王蒙决心“变法”，超越自己，另起炉灶打造新长篇。经过三年的潜心写作，《青狐》终于问世。作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女性、欲望、爱情以及革命、民主、权力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本月王蒙的另一力作《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也有不错的业绩，该书自2003年1月份首次上榜以来，一直排在前25名之内，在2003年3月份曾经登上榜首位置，本月排名17，比上月上升7个名次。 本月还有一些名家名作在榜，比如杨绛的《我们仨》、钱钟书的《围城》、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其中《我们仨》自从2003年7月份首次上榜以来，连续在榜，并且都在前10名以内；《围城》自从1998年10月份开卷开始统计文学畅销书排行榜以来，累计在榜时间已经达到47个月；《挪威的森林》2001年3月首次上榜，如今累计在榜时间36个月；《文化苦旅》2001年5月份首次上榜，累计在榜时间33个月。 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便名人名家作品，也不可能本本都成为畅销书。只有当它迎合了消费者的阅读心理和品味，才有可能畅销。 四、2月份其它新上榜图书和上市新书分析 2月份新入榜的图书还有影视互动图书《星梦缘》和人物传记图书《邓丽君画传》。《星梦缘》在1月份的文学新书中排在前5位中，本月在文学榜中排在第11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继《红苹果乐园》后，推出的又一部影视互动图书。该书主要讲述了几个青年男女在成长道路上感情的萌动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相信借助《红苹果乐园》的影响、以及当下青春文学热销之势，该书的市场前景不会很差。 上个月在新书中排名第3位的《邓丽君画传》，本月排在文学榜第21名。该书是作家出版社在《宋美龄画传》，“应时而发”的又一作品。《邓丽君画传》由于迎合了读者的阅读需求市场表现较好。但是从《宋美龄画传》的市场表现来看，这类图书时效性较强，会随着人们对于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淡忘，而渐渐远离榜单前30名。 本月文学新书前5名中，有一本引进版图书《达·芬奇密码》市场表现较好，排在新书榜的前1名。其余4本图书中有3本是爱情小说《爱在仙境的日子》和《湖边有棵许愿树1》、《湖边有棵许愿树5》。 文学新书榜与总体文学排行榜前30名相比，增加了一种新的类型，就是惊险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是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著有《数字堡垒》、《魔鬼与天使》及《圈套》。《达·芬奇密码》自2003年3月出版以来，荣登过几乎全美所有主要排行榜的榜首。该书是一部博学而充满悬疑的小说，该书从卢浮宫馆长被杀写起，围绕一个神秘宗教组织“郇山隐修会”的巨大秘密展开，将整个西方文艺史和宗教史融合其中，情节跌宕起伏，用一个又一个悬念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可谓把“科学＋宗教”的惊险悬念小说类型发挥到极致，这是该书与以往悬念小说有所区别的地方——同时具有一定的知识性。作为该书的引进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下属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这本书的营销方面也采取了一定的举措，该社做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个中文网站，上面不仅有关于图书的介绍，还有书中提到的一些相关内容的资料，比如达芬奇的名画的图片。为吸引读者的兴趣，在首页上特别设置一个“与丹·布朗一起玩”的游戏。由于目前市场热点是青春文学和传记文学，所以估计该书未来的市场表现会是一种慢慢上升的状况。 本月文学新书榜第2名是网络爱情小说《爱在仙境的日子》。该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青春读物编辑中心推出的又一都市时尚爱情小说。该书作者青年作家饶雪漫，因“花衣裳”丛书而闻名，多数作品以校园成长为主题，《爱在仙境的日子》一改过去浪漫风格，转而进入都市时尚爱情小说领域。由于该书是以近期热门网络游戏“仙境传说”为载体，可谓与其读者群体密切接触，估计今后会有不错的市场表现。该书也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继《奇迹：幕天席地》和《天堂神话》之后，推出的第三部网络游戏系列小说。 文学新书中，市场表现不错的还有网络爱情系列小说 “湖边有棵许愿树”系列。号称汇集了50多篇流行于网络世界的爱情故事。其中销售较好的有《湖边有棵许愿树1》和《湖边有棵许愿树5》。 小结：纵观近期文学畅销书榜和销售较好的新书，可以发现：出版社对青春文学领域的开发越来越深入，市场日趋细化；小说取材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网络的利用日益充分，网络爱情小说、网络游戏衍生的小说在新书中都有不错的表现。另外一个特点是不少作家都在“变脸”、创新：一该过去的写作风格，尝试新的手法，新的领域。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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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推荐30种女性自传读物



中华读书报
-徐雁(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大学教授)


1933年6月27日，胡适在太平洋客轮上为自己的《四十自述》作序时，真诚地检讨说:
我在这十几年中，因为深深的感觉中国最缺乏传记的文学，所以到处劝我的老辈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不幸得很，这班老辈朋友虽然都答应了，终不肯下笔……前几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发愤写了一部六七万字的自传，我读了很感动，认为中国妇女的自传文学的破天荒的写实创作。但不幸她在一种精神病态中把这部稿本全烧了。当初她每写成一篇寄给我看时，我因为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个副本，至今引为憾事。
此可见胡适对自传、尤其是女性自传作品的看重。虽说百不成一，但他主动热情的游说，身体力行的提倡，也并非全无效果。至少我们接着将要推荐并导读的中国女性自传中，有两部即杨步伟和毛彦文女史的自传，就出自其奖引和鼓励。美国密西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罗久华在为毛彦文《往事》所写序言中指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绝大多数妇女深处闺中，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留传下来的女性传记或回忆录可谓凤毛麟角。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才逐渐起了变化……作者在自序中说，《往事》所书皆平凡之事，即使偶有几件“突出的记载”，事过境迁之后，也变得平凡无奇了，指的应是“反缠足”行动、接受新式教育、反抗父亲安排的婚姻、选择自己的婚姻对象这几件事情。时至今日，大多数中国早已把这些先人奋斗争取来的权利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乐享成功的同时，大家也当饮水思源；正因为有毛彦文这些先辈们披荆斩棘、开创新猷，后人方得享庇荫，受惠无穷。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而每一个人独有的生活，其实都是一部丰厚的自传，点点滴滴，莫非丰富；枝微末节，无不生动。因而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经历，都是别的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2008年8月，余华在聂华苓自传《三生影像》首发式上笑称，“读这种特别好、特别棒的人物传记，会让小说家们怀疑自己虚构小说意义何在？”
然而，“能文者不知，知者不能文”，长期以来中国民众教育事业的不发达，束缚了自传尤其是女性自传的文本积累。据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熊贤君教授所著《中国女子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版)披露，二十世纪初民间兴办的女子基础教育学堂，直到1906年才获得法律意义上的官府章程保护，到1908年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才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教机构，到1920年才从高小到高校普遍地有了男女同校同学的状态。而结撰自传，首要的是要启蒙读书，有识文写字的能力，还需得有心有闲，并非一举可以告成的。也正因为如此，凡是中国女性自己写成并且印行于世的作品，也就弥足珍贵的了。
“男子应奋发，女儿当自强。”当今国民教育的普及，使得知识人口的女性比例，达到了中华民族历史空前的程度。我坚信，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书市和图书馆里，一定会出现比现在的资源要丰厚得多的女性自传。但在这一愿景尚未及见的时候，我在雁斋藏书中选出可读性强的十余种回忆录(包括自传、自述等)，在2009年“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推荐给大家，供您选阅。
一、杨步伟回忆录《杂记赵家》
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2月版
杨步伟，1889年出生于江苏南京一个望族之家。本书由《一个女人的自传》(35章)和《杂记赵家》(19章)组成。传主自称“不过是一个普通地道的中国女人”，但其所经历的家庭、国家和世界的重大事变和事件，却有记录的必要。透过质朴明白的语言，谈笑风生的议论，可见其爽直泼辣的性情，而上世纪前叶文教界的新风气、北平的老风貌和清华园的旧风情，乃至梁启超等的人情风致，也通过其惟妙惟肖的笔触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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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雪林回忆录《苏雪林自传》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1月版
苏雪林，当代知名作家。1897年生于浙江瑞安县县衙。1999年4月21日去世，享年103岁。“三十年代五大女作家”、武汉大学“珞珈三杰”的称誉。一生笔耕八十载，著述二千余万字。作为一代才女，集作家、教授与学者于一身，却“思很新，行为则旧”，因遵从父母之命，嫁非所爱而抱憾终身。她的一生“都在与生命打苦仗”，更由于当年与鲁迅的纠葛而去大陆，终老台岛。自称“是一个弱者，一个充满矛盾性的人物”，长长的一辈子似乎总是困顿于人生的矛盾之中。本书系“名人自传丛书”之一。
三、毛彦文回忆录《往事》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毛彦文，189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乡绅之家。1999年11月10日在台湾辞世，享年102岁。本书从《我的母亲》写起，顺序写到求学与就业、逃婚与奇缘、香山慈幼院、海外飘萍、返台定居、悼亡伤逝等重大人生事件。黄守愚指出传主是一个“珍惜初恋”，又“为爱所伤”，既爱事业，又曾获得“幸福”的奇女子。
四、任桐君《一个女教师的自述》
三联书店1989年4月初版，1995年8月重印
任桐君，出生于1899年10月10日，江苏宜兴人。少小失去双亲，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一女师。其人生理念是，“替孩子找一个好学校，为自己谋一个小学教师位置”，为此“一直坚持工作，不轻易放下教鞭”。她推广自己的亲情至于对学生的慈爱，又将慈爱升华为对教育的敬业。遗憾的是，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竟辍业了。本书四章，从“一个衰败的大家庭”写起，到抗战后回到南京，却又为与丈夫团聚而不得不离去的“故乡非我乡”为止。有当代教育同行发表读后感言道，本书写出了“那个年代，那个社会，那一时的教育。这才是真正的当得起‘人师’、为人师表的老师啊！”
五、《蒋碧微回忆录》
学林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蒋碧微，189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名门望族之家。本书上册为《我与徐悲鸿》，下册为《我与张道藩》。以翔实史料，细致笔触，真实展示了世人长期关注的蒋碧微、徐悲鸿、张道藩三人间的情感纠葛。因其一生的两段感情都是同居关系，因而有读者感言道，少女时代的勇敢私奔，盛年时代的长袖善舞，中年时代的怅惘无端，晚年时代的凄清独处，其人生经历令人唏嘘不已。
六、董竹君回忆录《我的一个世纪》
三联书店1997年9月版
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13岁时为替家庭还债，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子，次年被赎出火坑……29岁时因不满夫权统治以及封建家庭桎梏，毅然抛却荣华富贵出走，独立抚养四个女儿，一时有“中国的娜拉”之誉。35岁时在友人资助下创建锦江饭店。新中国成立后，她将该饭店全部资产捐献，被誉为“红色资本家”。“文革”中却又饱受迫害。她的人生体会是:“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人生几十年，酸甜苦辣，什么样的事情，大大小小都会遇到的，看你怎么去对付它。随心所欲做不到,随遇而安不会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