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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做学生生命中的“贵人”

――家访小插曲

开发区桂桥小学 李俊

    今天是我们集体家访的最后一站，家访的对象是居住在桂桥一组的学生。桂桥一组离学校很近，出校门五分钟就到了。我们班住在桂桥一组的学生较多，我和张老师把学生的住址重新排列了一下，准备放学后分头进行家访。等学生离校后，我们也踏上了家访之旅。

     十月份的天气黑起来特别快，变化也无常。当我把最后一名学生访完后，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最可恶的是还下起了蒙蒙细雨。我在心中嘀咕：天气预报不是说今天没有雨的吗?老天居然这么不给面子,叫我怎样回家?正准备冲进雨中时,一个甜甜的声音传入我的耳中:“老师,等我一下,我送你回家。”我心中暗喜,回头一看,一个高挑的小女孩站在我的面前,“你是?”见我一脸的疑惑,她自报家门:“老师,我是雅琪呀!你这么快就不记得我啦?”“雅琪？”,我在头脑中迅速地回忆着，“哦，是她。”画面定格在2003年，那是我到桂桥小学带的第一个六年级，班容量不大，男生居多，只有十个女生，雅琪就是其中一个瘦瘦的、小小的黄毛丫头，话不多，性格偏内向，挺文静的。“是你呀，真是女大十八变，老师都快认不出你了。”“走，老师，我送你回家，也和你说说话。”我欣然同意。

    雨越下越大，可是一点也不影响我的心情。在路上，我们彼此回忆着六年级时的读书时光，我笑称：“真没有想到当时内向寡言的你，现在变得这么活波可爱。”雅琪突然停住了脚步，很认真地对我说：“老师，你知道吗？我能有这样的改变，全都是您给我的信心。”“我？”我百思不得其解，“对，就是您。”接下来雅琪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还记得六年级的最后一个儿童节，我们因为即将告别母校，所以编排了很多节目，其中就有一个舞蹈《花儿朵朵》，由我们班的十个女生集体来跳，因为是最后一年，我们都想给母校留下最好的印象，给童年留下最美的回忆，所以很刻苦、认真地练习。到了彩排那天，老师们看其他节目后都较为认可，唯独对我们《花儿朵朵》有些不甚满意，说我们队伍参差不齐、高矮不一，特别是我，个子太矮小，在当中不太协调，建议把我换掉。班主任正在左右为难时，您开口说话了：“这是孩子们的最后一个‘六一’，她们那么辛苦的排练，换掉谁都不会好受，雅琪个子小点不要紧，我帮她们把队形调整一下，最后的舞蹈效果应该不会受很大的影响。”于是从那天起，您就跟着我们一起训练，特别关注我的表现，还把我安排在队列的第一个，您经常对我说：“相信自己，你是好样的。”您知道吗？从那个时候起，自信的种子就在我心中萌芽了。

    雨渐渐地下小了，不知不觉到了5路车站台，我催促雅琪赶快回家，免得家里人担心。雅琪依依不舍地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走了上十米后又跑回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老师，上面有我的QQ号，您一定要加我做好友哦!”我用力地点点头，目送她远去的背影。

    回到家中，我静下心来整理家访日记，却始终难以忘记曾经的那个小不点学生――雅琪。我在想，当时可能随口说出的一句话，居然改变了一个孩子的性格，让她从此充满信心去面对未来。这让我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也由此告诉自己：当一个学生遇到困难时，更要用热情的话语鼓励他（她）；当学生自卑时，别忘记用他（她）的“闪光点”燃起他（她）的自信心；当学生犯错误时，让我们换个角度去教育，反而有更好的成效。这件家访途中的一件小事，让我对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从业真谛有了更深的认识，也让我对小学基层教学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有了更深的理解。

    孩子们，老师爱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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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生”与“坏学生”
――家访手记
开发区桂桥小学 李俊

        当了十几年的孩子王，品尝过心酸和苦涩，体验过幸福和感动。今年我刚刚接手这个五年级，对孩子、对家长都不是很熟悉，正好学校要求老师对各班的学生进行一次家访。我正好借着这次走一走、看一看吧！看一看谁家离学校最近谁家最远，看一看孩子们成长的家庭环境，谁是留守儿童，谁是单亲家庭，谁家有什么特殊情况……
       中午放学铃响，我把郑梓阳留了下来，告诉他放学后等着我，我要到他家去家访。他什么也没说，点了点头。说心里话，对于这次家访，我心里还真有点忐忑不安，去了以后，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没教五年级之前，就听说过郑梓阳的“大名”――学习差、品行差，反正没有一处闪光点。郑梓阳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他的事我稍稍了解一些，他的爸爸妈妈很早就离婚了，一直和奶奶住在一起。印象中，郑梓阳的奶奶经常见到，是一位胖胖的、说话慢条斯理但讲话的思路还是较为清楚的老人，时常来学校向老师或其他孩子的家长道歉。此次前去，对老人家说些什么呢？
       下午放学后，开始了我的家访之旅。一路上郑梓阳沉默不语，不愿多和我说一句话，明显对这次家访有抵触心理。穿过几条小巷子，我们就来到了郑梓阳位于九真村的家。这是一栋三层楼的私房，“房子不错”，我刚想称赞几句时，他奶奶就告诉我，“这是他姑妈的家，他家的房子他爸住着呢。”对于我的到来，老人显得有些局促，絮絮叨叨地把我让进屋。我细细打量，房子很宽敞但陈设很简单。“奶奶，平时他在哪儿写作业？”“喏，在这儿。”我顺着奶奶手指的方向望去，是一张很小的学生桌，没有台灯。于是我就说，“孩子最好在相对固定、光线充足的地方写作业。”他奶奶连声说好。接着我谈起了郑梓阳在学校中的表现，“这段时间各方面都还不错，就是完成作业不是很认真，字迹潦草，据学生们反映他的零用钱很多，建议您平时少给点零花钱。”说到这里，郑梓阳的奶奶有些沉默，停了停说：“因为他的妈妈不在身边，作业我们不懂，只能问他做了还是没做。平时总觉得孩子可怜，他要多少零花钱我们都尽可能的满足。”“小的时候我们还送他去上过其他的兴趣班，他的舞跳得挺好得，可是因为后来爸爸妈妈的关系而中断学习了……”从老人的话中，我听出了他对儿子既往婚姻的不满，对孙子的疼惜，让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后来我又跟奶奶谈起了他的爸爸妈妈，“要让孩子多和爸爸妈妈联系，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这样有助于对孩子品行和性格的培养。”聊着聊着，天色已晚，临走时我问奶奶对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建议和要求，奶奶说：“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希望老师能像他的妈妈样多关心他！”奶奶把这句话重复了三遍，我顿时感觉了一个老人的期盼和托付的重量。临走时，小家伙把我送下楼，很有礼貌地说：“老师，再见！”
       通过这次家访，我感觉到郑梓阳有了明显的变化，作业做得比以前认真了，打架骂人的不文明行为改变了很多，见了我的时候也主动问好，不像原来那样爱理不理的。这次家访虽然时间短暂，但让我有了更好的思考：作为老师我们要更好地从生活中去了解学生，我们很多时候是从学生的分数上去判断一个学生的好坏，而忽略了对孩子品行和情商的教育。我想，我们的教育方式应该作些力所能及的改变了。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虽然无法改变大的教育环境，但是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下我们自己的教育方式。
让我们的心中充满着爱――对学生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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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门孝子，感天动地

——孝感市经济开发区桂桥小学：杜莺燕



    在桂桥村2组，黎名扬同学的家庭让人印象深刻。听说全家是从偏远的大悟农村来此讨生活的。租住在村里一间窄小的民宅里。来到他家，一股浓浓的异味迎面扑来，熏得人直作呕。小扬窝在一只小凳上，身体趴在高低不平的破旧沙发上，吃力地写着作业。屋里的光线极暗，却没有开灯。孩子告诉我妈妈去菜场买东西了还没回来，我正跟孩子说着话，突然，一位老妇人出现在我的眼前，只见她口中念念有词，指手划脚，似乎在向我说着什么。我觉得十分纳闷，小扬赶紧站起来跑到老人跟前拉着老人的手，大声告诉她：“奶奶，是我们杜老师来了。只见老人口齿不清地叫了声“老师”，接着就有些摇摇晃晃地站不稳，我和孩子赶紧把老人扶到房间里坐下。只见窄小的房间里并排放着两张小床，除了只能容一人通过的走道就再无别的剩余空间了。而进门时那股异味在房间里更重了。我转过身去，快速擦去脸上的泪水，帮孩子按开了灯，并嘱咐孩子好好照顾奶奶，就准备去别的孩子家里了。刚刚下楼，就遇上了黎名扬的妈妈。她左手提着一大兜桔子瓜子饼干。右手抱着一个很小的婴儿，热情地招呼我：“杜老师，我听扬扬说您要来，就去买了点东西，您吃呀，她边说边在袋子里掏着东西往我手里塞。她望着我，“老师，小扬的学习让您操心了。这孩子有时候容易分心。学习上也有些吃力。可能是我们给他增添了负担吧。全家五六口全靠他爸爸一个人开出租车养活，去年刚刚生了个小的，身体又不好，三天两头往医院里跑，奶奶也是长年病，现在患上了老年痴呆症，动不动就在家里到处大小便。我也照顾不过来。小扬就主动和奶奶睡一屋，不嫌奶奶脏，有时候喂饭她吃，有时候扶她上厕所。出太阳的时候还帮奶奶晒被子洗澡、、、、、听到这一切，我的心里是那样地酸楚。此时此刻我是如此地痛恨自己枉为人师了，以前总是责怪他们忽视我的努力，辜负我的辛苦，学习不用功。就没曾想到他们在这样不幸的环境里生存，要面对如此艰辛的人生。要过早地挑起家里的重担。


一路走来，耳边听得最多的是这些话语：现在的老师辛苦的很，学生在学校里面也不懂事，给老师添麻烦，放了学老师还要辛辛苦苦的来家访。也许他们没读过书，也许他们还不识字，但他们却比大城市的人更懂得那些简单的道理，或许他们说话并不优美，也不懂得修辞，但正是那简单话语更能够直入人心，让人感到温暖。

    在这些家长的身上我努力寻找着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的生活都很简单，没有城市里的浮躁，没有对物质上的追求，他们的生活虽然艰难，却没有抱怨，没有勾心斗角。他们唯一做的，就是为了孩子，为了他们能够更好的成长，为了他们长大之后能够比自己的生活好一些，作为家长的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爱，伟大的爱。
    随着家访工作的深入开展，我心灵的那份震撼愈来愈强烈。直面这群幼小孩子的遭遇。在深刻地反省自己平时工作中的不细致的同时，我提醒自己：关心学生，爱护学生是我们每位老师应尽的责任。作为一名老师，应该经常把学生放在心上，体会他们的酸甜苦辣，关心他们的生活冷暖，关心他们学习、做事、为人和各方面的健康发展，用师爱滋润学生的心田。引导他们不断进步，不断成长，从而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这是一个教师的良心，也是社会赋予我们每位教师的神圣使命。






孩子，让爱伴随在你身边
                              ——家访手记
孝感经济开发区严桥小学   陈萍

家访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教师日常的主要工作之一。那是一种充满人性人情的交流，那是一种真正的心灵的沟通。

此次家访活动，我们学校拉长了“战线”，在这黑夜冷风中我们的老师和家长都能感受到彼此对孩子的关爱。在走访的过程中，每到一个村里就可看到这样感人的一幕：孩子和家长都在村口翘首企盼着老师的到来，当老师一下车，孩子和家长都纷纷奔向自己的老师，热情地簇拥着，交谈着。

这次走访的几个学生中，让我想在以后给予更多关爱的是一个叫邹贝的小女孩。庙里村我们班有3名学生，我们到村里都已经到了7点多钟了，除了几点星星灯火到处一片漆黑，初冬的夜风透着一股股寒气，到处也看不见一个人影。摸黑走了一段路，终于看到有几个在闲聊的人，其中一个友好地带着我们来到了邹贝家。走在去邹贝家的路上时，感觉这个村就像个大 “迷宫”，他们的家离乘车点还很有一段距离，想想孩子们每天6点多钟起床，走这么远去乘车，真的很不容易啊！走了好一会才到邹贝家，走进家里堂屋空荡荡的，往侧边的屋里一看，邹贝正在自己的写字桌上做作业，爸爸坐在孩子旁边，看到是老师来家访，就很热情地起身招呼我们，还端来热乎乎的水给我们暖身子。我一看到邹贝用的那个特定的学生桌就知道她家里人很重视她的学习，走访了这么多家，这是唯一一个家里有学生专用桌的家庭。从交谈中我们知道，邹贝一直是和奶奶生活的，爸爸妈妈长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家待一两个月，但是对于她的学习却很关心。她爸爸也是前不久才回来的，当问到她妈妈时，爸爸就支支吾吾的，言外之意是已经离婚差不多一年了，我当时就愣住了：哎！心痛啊！这么聪明可爱的一个小女孩要承受这样的打击。她爸爸说很担心邹贝以后的心理和学习问题。其实这个小女孩挺不错的，听课很认真，学习也很不错，这次期中考试我们班就她数学考了100分，就是胆子有点小，比较内向。我就和她爸爸说，由于她长期和奶奶在一起，你们又很少关心她，所以她就比较孤僻，爸爸和奶奶这个时候就应该多关心她，让她感受到虽然没有妈妈的爱，可是也同样有很多人来关爱她。家访结束后，正好碰见她奶奶从外面回来，我就和奶奶说，孩子挺可伶的，现在是个敏感时期，要比平时多关爱她，奶奶也希望老师能多与邹贝交流，多关心她，因为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特别大。他们一家人站在屋外目送着我，当我回头看见屋里微弱的灯光，照在她家门口挺拔的小桔树上，也照在邹贝清秀天真的脸上，我突然觉得邹贝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我本想给邹贝送去一份温暖，没想到失去母爱的她却用一颗感恩的心给予了我生命中更多的温暖和感动。师生之间的爱与感动，就在这个温馨的夜晚汇聚，交融，碰撞，升华。

家访差不多8点多钟才结束，坐在回来的车上，夜色朦胧，冷风瑟瑟，偶尔还能闻到吹进来的一缕缕芬芳。我想，这一缕缕的芬芳，该是那些在夜晚开放的花儿散发出来的吧。也许它们不明艳，不娇贵，但“一定要开放”是它们不变的信念。

回到家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邹贝小朋友使我深深的意识到：对于成长中的孩子特别是父母离异的孩子，他们更需要别人细心的关爱，如果不家访，没有了解这些详细情况，当他们在课堂上“违纪”时，我很可能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给予批评、指责，那样会让这样的孩子变得更加孤僻，更加自暴自弃。对学生的爱，既要来自于家庭，也要来自于教师，来自于社会。作为教师，我们只有真正地走进他们的内心深处，用平等的，细致的，无私的爱去感化他们，才能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多给孩子一些赏识鼓励，让他们在得到激励的同时也能提高自信心，感受到集体的温暖。让孩子感受到父母所不能给予的另一种爱，也许从某个角度这种爱抚平了父母离异对他们所带来的一种伤害。除了亲人的爱，老师的关爱也许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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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80后渐成流动大军主角 2011-10-10 |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发布 数据来源：《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蔡华伟制图 　　核心提示 　　国家人口计生委9日发布《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 　　《报告》对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人口流动迁移与城镇化、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新问题 　　52%的就业流动人口未参加任何社会保险 　　“以前，只觉得没钱受人歧视。城里人看我们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总有一种优越感，所以除了工作，和他们交往不多。”来自河南的小蔡在北京一家汽车修理厂干了5年汽修工，“可是现在，就是攒够钱，没有北京户口，经适房、廉租房还有买车，都没法申请。” 　　在中国，像小蔡这样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报告》指出，在城市快速“成长”过程中，“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整体偏低，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比较突出。” 　　今年24岁的小蔡，老家在豫南农村，高中毕业后来北京打工。“来了就没想再回去，我要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不能再当农民工。” 　　今天的流动大军，“80后”正逐步成为主角。《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规模不断增加，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8年；不断向制造业集中，46.3%的新生代农民工是产业工人，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0多个百分点。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发展现状存在新问题。他们平均月收入1660元，仅在社会服务业高于其他农民工群体；家庭月生活消费支出为1441元，仍以基本的生存消费为主；每周工作至少6天，每天工作达10小时，工作压力大，劳动强度高；具有脱离农村社保体系的倾向，又没有被纳入流入地保障体系。 　　在北京东直门的一个工地，49岁的陕西人赵成放下手里的推车，身后平地而起的大楼是他和工友们用2年时间建起来的。当被问及是否知道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他说家乡宣传过这事，但没记住。 　　目前，流动人口社会保险参保率仍然较低。《报告》显示，就业的流动人口中，52.0%没有参加任何社会保险，特别是在工伤风险较高的采掘、制造、建筑业中，参加工伤保险的比例分别为58.4%、48.9%和25.1%，远未达到《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参保要求。 　　流动人口房租负担重。3/4的流动人口家庭在流入地租房居住，房租平均每月387元，超过流动人口家庭总支出的1/5。41.5%的流动人口租房者认为目前的住房支出已经达到或超过自己能承受的最高房租。 　　流动人口家庭抗风险能力弱，低收入阶层入不敷出问题严重。4.5%的流动人口家庭人均收入低于500元，27.0%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1000元。20%的最低收入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比为1∶1.12。 　　流动人口自身竞争力弱 　　84.5%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无任何职业技术职称 　　“与欧洲国家城市化初期不同，中国进城农民工没能迅速转为城市市民。”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分析，这既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原因，也有流动人口自身竞争力较弱、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生活要求的因素。 　　“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几乎成为除市民、农民以外的第三大人口群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指出，目前，多数城市为居民提供服务仍以户籍为依据。流动人口终年奔忙在城市，很多时候却又游离在城市体系之外。如流动人口的计生管理服务经费投入缺乏有力法律依据，大部分社会举办的民工子弟学校条件差教育质量差，仍有很大比例的流动人口未纳入工伤保险范围，未被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等等。 　　“流动人口自身竞争力弱。”田雪原认为，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在选择专业中具有较强的优势和竞争力，有较强职业技能的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也有较强的竞争力，而流动人口这两方面都不占优势。《报告》显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劳动技能整体偏低，84.5%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无任何职业技术职称，也未接受过职业培训。在目前就业（不含雇主）或失业的流动人口中，接受过政府组织的与就业相关培训的比例仅为17.8%。 　　“流动人口权利缺失应引起关注。”田雪原表示，流动人口缺少代言机构，如工会组织、农会组织等，难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尽管与城市职工从事同样工作，却不能完全享受所在单位正式职工和城市居民应有的福利待遇。 　　流动人口难享公共服务 　　74.7%没有将养老保险转移到现工作城市 　　《报告》预测，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如何让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转为市民？如何让他们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 　　“以后，我们的养老保险金可随身‘携带’啦。”高中毕业后，王敏一直在东莞打工，现在嫂子约她来北京做收入颇高的月嫂。跳槽在即，赶上了好政策。 　　以前，中国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不能跨省转移。《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养老保险转移比例低，异地接续仍然困难。在参加了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流动人口被访者中，74.7%没有将养老保险转移到现工作城市。这将造成前期缴费的失效，不能为流动人口未来生活带来真正保障。不了解养老保险接续政策以及接续手续复杂是流动人口未能进行养老保险接续的主要原因。 　　今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施行。以后，不管农民工在哪里工作、参保，不管在一家企业、一个城市参保时间多长，其记录都可以由政府累积起来。这样，农民工可以比较容易地累积到参保１５年的标准，从而在达到法定年龄后，不管是留在城市工作，还是回乡养老，都可以从当地的政府机构领到养老金。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重点在于解决影响流动人口发展的政策和体制问题，为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提供公平的外部环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 　　“流动人口在未来长期存在，政策、措施不能短视，要长期化、制度化。”翟振武认为，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流动是发展的动力，而不是欠发展的征兆。”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进城农民工是主体”。数据表明，在北京、上海、浙江、天津等地，农村人口净流出对城镇化的贡献率均在３０％以上。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应改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健全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等促进进城农民向市民转变，建立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城镇管理体制，深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记者 李晓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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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守儿童教育问题频现 学者称勿停留在最底线 2011-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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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青年报

重庆市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内，每个教室后面都摆放着孩子们的饭盆。 　　“上学期，我每天都会想妈妈，晚上经常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重庆市酉阳县距市区近6个小时车程，9岁的殷凤玲在该县的毛坝乡中心小学上四年级。殷凤玲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在她还没有满月的时候，妈妈就带着哥哥姐姐离开了家。“我现在不想她了，她是因为我们家太穷了，不要我们了，再也不回来了。”殷凤玲说。 　　在广大的农村，殷凤玲的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千千万万个留守儿童跟殷凤玲一样，故事里有血也有泪。 　　全国妇联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约4000万人，近三成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年限在5年以上。仅殷凤玲所在的毛坝乡中心小学就有78.4%是留守儿童，其中，父母双方均不在的“双留”儿童达到了40.6%。 　　在很多人眼里，这些孩子是累赘、多余的人，“这些孩子是最需要关爱的，但是他们的教育往往停留在了最底线：只要拢住他们就行，等上完初中就可以出门打工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梁鸿老师说。 　　罗婷婷是重庆市丰都青年希望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她的父母出门打工时，她还不会说话。由于奶奶不喜欢她，她便东家串、西家串，想妈妈的时候她就使劲儿咬自己的胳膊，现在胳膊上还能看到一个个的血印。因为平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罗婷婷经常心里很烦，“烦了就打骂同学，班上的23个男同学都被我打骂过。” 　　如果没有及时的关注和教育，罗婷婷这样的孩子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问题少年——前两年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罪犯近八成曾经为留守儿童。 　　虽然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很多，但是以我国目前的发展状况看，还不能一下子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跟父母分离的问题，不少地方做着各种有益的尝试，试图找到一条让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道路。 　　重庆目前在全市30个区县的31所寄宿制学校试行了“4+1”模式。该项目是由重庆市委研究室牵头、由顶新公益基金会进行支持的，项目于2010年春季开始实验，现在已经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 　　所谓“4+1”，是思想政治教育、人格品质教育、心理情感教育、行为养成教育加上营养健康。听起来干巴巴的概念，在实际工作中，却被转化成了一个个的活动，比如心理情感教育，每个学校都设立了亲情电话室，孩子们每天可以在规定的时间给家里人打电话，学校每周都有老师对学生进行家访，每个月给孩子过一次集体生日。另外，每个学校还专门聘请了有心理学背景的老师，可以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 　　随着“4+1”项目的实验，项目学校中留守儿童的生活一下子丰富多彩起来，他们渐渐地从不起眼的小累赘变成了学校的小主人，慢慢地从自卑变得自信，脸上也有了笑容。 　　现在，已经上五年级的罗婷婷再也没出现自残的行为，9岁的殷凤玲也渐渐开朗起来，还获得讲故事比赛的一等奖。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2009年，重庆市酉阳县毛坝乡初级中学教学质量，在全县乡15所学校的综合排名中排在第4位，2010年上升到第3位，今年上升到了第1位。 　　成效明显掩不住困难重重。尽管值得庆幸的是，一些好的尝试依然在坚持进行着。 　　“项目实施后我们的老师工作量比以前增加了一倍。”铜梁县白羊镇浙商爱心小学副校长古伟说。确实，目前，制约农村寄宿制学校更好向前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师资问题。 　　很多农村寄宿制学校存在着师资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学校中有不少老师是随着原来的村小撤并过来的，年龄偏大、知识结构老化，近些年新来的大学生虽然知识结构更加合理了，但是又存在着教学经验严重不足的问题。在师资结构不合理情况下，学校的很多尝试都进行得相当艰难。(记者 樊未晨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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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中国农村社会转型及其困境作者：贺雪峰  时间：2011-12-5   来自：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内容提要」现代性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阶级话语的构建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启蒙话语与现代法律的影响；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和个人的社会流动。在当前中国农村，传统的规范已失，现代的规范未能有效建立，农村出现了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将是今后农村政策设计的方向。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转型/乡村治理/公共品供给

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与欧洲有着极大的差异，因为中国是在欧洲列强的胁迫下，在灭国亡种的忧虑下，开始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因此，现代性在中国最集中的表现，是鸦片战争以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和洋务运动失败、清政府被推翻以后的五四运动。洋务运动的核心是富国强兵，五四运动则提出民主与科学，提出启蒙及自由等现代性的核心命题。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展中国家，现代性同时从两个方面进入并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建设，即中华民族如何应对西方列强并做到救国救亡；一方面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对民众的解放。现代性的这两个方面，在五四运动中就变成了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并因为民族危机的强化，而变成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单方面现代性的展开，即现代化的展开[1]。
而仅仅就现代性对中国农村的影响来说，可以清理的方面虽多，大体却不外以下诸端：一是国家政权建设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二是阶级的话语构建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三是启蒙话语与现代法律的影响；四是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消费主义理念，传媒的发展；五是作为现代性后果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和个人的社会流动。

一、国家政权建设：资源抽取与组织建设
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是回应西方现代化挑战的重要步骤，其核心包括建立一个现代的上层官僚系统，和为现代的目的而向下渗透的基层组织体系。杜赞奇考察华北农村20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时认为，清末新政要求村政建立一套财政制度以资助兴办新学堂、新的行政组织和自卫组织，并开始不断地向农村摊款。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政权都在急剧地更替，但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一个重要方面——深入基层和吸收下层的财源——在这整个时期却基本上没有中断。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基层社会[2]。王铭铭在考察福建溪村时写道：“到20世纪上半叶，溪村的村政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那时，保甲制度取代了明清的乡里制度，并导致村落社会秩序的结构性改变。保甲制度的发明，实在宋代，在明清时期，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地方亦有实施，但其制度化和扩大化集中发生于民国期间”。吉登斯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基石是行政力量的强化，而行政力量又包括对社会活动信息的储存与人们行为的直接监督两方面。王铭铭认为，民国期间保甲制度的强化，原因可能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国家为了适应吉登斯所说两个方面的要求[3]。
因适应现代化的国家政权建设，要从农村抽取用于现代化的资源，同时要建设一个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基层社会，包括国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可、参与、承担义务和忠诚等等，就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自上而下的基层行政建制。吊诡的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在基层的表现，是通过“乡镇自治”来展开的。到清朝末年，清政府开始倡行乡镇自治，预计到1913年在全国普遍实行。根据《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镇乡为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城镇设“议事会”、“董事会”等机构，乡设“议事会”和“乡董”为自治职，议员由选举产生。
之所以称清末新政实行乡镇自治为吊诡，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一个广泛的自治性单位，虽然在这个乡村自治中，乡绅、地主、宗族领袖或村庄地痞恶霸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发挥不同的作用，因而学界一直对如何来描述中国传统乡村秩序有着不同的见解，但基本意见是乡村自治则无疑义。清末新政实施地方自治，与传统的民间自治的差异，不仅在于新政要求由选举产生自治机构，而且要害在于自治机构的设立，是由国家来安排的，自治机构是国家行政建制的一部分，是承担着国家任务的新的编户齐民方式，因此，清末新政的重点不是要强化传统中国乡村的自治，要民间化，而是要强化国家在农村的权力，要强化国家向基层社会的渗透能力，要国家化，也就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4]。因此，毫不奇怪，清末的地方自治到了1915年，县以下设区村两级，区是县之下的行政机关，而“村”虽有“自治”之名，却渐失“自治”之实[5]。而有着模范省之誉的山西村治，有学者认为，“只不过相当于实质上的旧时帝国税政体制，加上自愿主义的外表，附以十进制户口单位的旧保甲监视系统的翻版而已”[6]。到了20世纪30年代，保甲制再次浮出水面，就十分正常了，不同的是，30年代民国的保甲制度是“复兴”于政治现代化的大背景下的，“与清代国家权力并不直接延伸到县以下的状况有所不同，国民政府则将保甲完全纳入其行政权力系统之中……，力图使国家权力直接深入乡村社会”[4]。
关键并不在于乡村自治的外表，而在于其作为国家政权建设的措施，是否收到了实效。杜赞奇考察20世纪前期华北的地方政权建设，认为新政的推行，虽然提高了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的数量，却始终伴随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严重弊病。所谓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从基层提取的资源，大量被同时膨胀的收取资源的行政官僚体系本身所耗费，而没有能够用到现代化目标上去。
杜赞奇认为，在民国时期，华北的村政建设十分的不成功，原因是“村政权的正规化，其与乡村社会文化网络的脱节，以及来自政权内卷化的压力，使村政权落入那些贪求名利的‘政客’手中”[2]。直到1941年推行大乡制，取消自然村的管理职能，并以此来划定其控制的最基层单位，使地方精英与原所在社区相分离，才为新型的乡村领导创造了一个新的获取和施展权威的环境。“从各个方面来看，推行乡镇制（即大乡制——引者注）表明国家政权使下层机构正规化，从而克服村民偷税漏税以及拒交摊款等积弊，这是与村庄利益相关的传统领袖与地方恶棍无法完成的任务”[2]。
在华南的福建，以王铭铭调查的福建溪村为例，溪村所在地区，“1934年5月开始实行的保甲制度，以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及10保以上）为镇（或）区”。“保甲法的实行，打破了以乡族为村政单位的格局”，“随着保甲法的实行，村政制度走向了规范化。明清时期如果说有村政存在，那也是由非正式的权威人物（如耆老和族贤）来行使权力。相比之下，到了民国保甲法出台之后，出现了保长、甲长的任命”。“保甲法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明清时期以乡约为象征的‘伦常式’村政向社会经济控制型的村政的转型”。王铭铭特别指出：“民国期间保甲法的创设并没有致使家族制度走向消亡，而仅仅意味着家族作为一种村政制度被新的政区和权力结构所取代。家族的组织、区域网络、经济功能和仪式相当大部分得以保存。家族的认同感、通婚制度、轮耕轮祭制度基本上因袭旧法。再者，保甲制度并没有触动乡族势力的社会根基，而为家族的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生存空间”[3]。
以回应西方挑战为目标的国家政权建设的真正成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以民国政权留下来的制度为基础，一方面通过合作化及人民公社，将农村社会的经济、社会生活组织起来，一方面通过建立以村支部为基础的党组织，使国家权力无处不在。正是“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为中国快速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同时，人民公社制度彻底地改造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因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结构，较为彻底地打破了传统的以宗族为基础的自然村结构[7]。
人民公社解体以后，生产大队演变成行政村的建制。行政村与生产大队的差异在于，乡镇政权不能像人民公社控制生产大队那样，控制行政村的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生活，行政村与自然村乃至宗族之间的联系，又有所加强。

二、阶级话语的构建与后果
梁漱溟先生一直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二千年传统社会，只有职业分殊，没有阶级对立，原因有二：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卢辉临则将革命前的村庄称作“没有地主的村庄”，他通过检索相关社区研究资料发现，“革命前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村庄内完全依靠地租生活的出租地主非常少见，这提醒我们，盛行于各种学术分析中的‘地主——农民’之间的对立，至少在村庄内部是一个错觉”[8]。
梁漱溟和卢辉临讲的，只是反映了中国传统农村社会无地主的一面，不过，中国农村地域庞大，不同地区的情况相差何止万里。据吴文晖的统计，建国前中国水耕地区土地占有状况中，30％的地主和7％的富农，分别占有了30％和27％的土地，而23％的中农和67％的贫雇农（含其他），仅占有23％和20％的土地[9]。其中1940年四川全省有79.07％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8.6％的地主手中，其中土地最肥沃的成都县，竟有90％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占人口1.1％的地主手中。浙江平湖县，大地主户数仅占总户数的5‰强，而占有田数为耕地总面积的30％强[10]。
之所以出现以上两种估计的偏差，原因之一是研究的地区差异，水稻种植地区地力高，有投资价值，而旱作农业区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太低。二是近代以来农村社会的破败与凋敝，尤其是社会不安定，使有钱人不愿也不敢住在乡下，并逐步脱离了经营土地的积极性。毛泽东曾描绘过在大革命形势下地主逃亡城市的情景，他说：“在农会威力之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绅崽子则在乡里向农民投降”[11]。
卢辉临又说，“在革命前的村庄内部，……，村民之间的分化主要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经营、生产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小生产者之间的分化，是一种有限度的‘阶级分化’类型”，经济分化“通过广泛的社会生活，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象征和仪式进一步成就村民在社会地位上的位置和差异”。卢辉临借用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认为革命前的农村中各种保障穷人生存权利的习俗，促进农民接受社会分化的结果的“命运观”，可以看作是“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社会分化由经济生活中的上升和下沉开始，通过各种仪式表达出来，在“文化网络”中获得其合法性。他认为，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能够不依靠强大的官僚机器和军队维持秩序的部分原因[8]。
传统社会中农民经济分化不是很大且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适应社会分化的文化网络，传统社会一定程度上存在斯科特所说农民的道义经济，存在着村庄共同体。尤其是中国南方农村，在有些村庄，宗族的公地甚至占到全部耕地一半以上，这样的村庄就有更加强大的内聚力。
但是，传统社会中，农民经济生活十分贫困，正如斯科特讲的，只要一阵细浪，就可以将水深到颈的农民淹死一样，这时候的任何经济分化，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虽然这种分化被农民表述为白面馍和糠麸的差别[8]。因此，无论建国前农村土地占有的分化是否严重，地主阶级是否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及是否对农民残酷剥削（局部起码是相当严重，不然减租减息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革命后土改阶级话语的输入，将农民中低经济水平的外人看来并不明显的内部分化，有力表达出来，并引起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农民不再只是按照亲缘关系，而是按照土地占有情况，来重新排队。占有较多土地并有剥削能力的地主富农，被新社会彻底边缘化，贫雇农因为被剥削，而成为养活地主富农的人。吴毅说，“翻身的确切含义是乡村精英评价标准和精英群体的整体重建。按照新的标准，富人是剥削者，穷人是被剥削者。剥夺剥削者，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便是翻身所要完成的历史使命”。“翻身以阶级斗争为武器，锋芒直接地主、富农这些传统阶级”，以及其他旧秩序的代表人物如保长之类。当革命将传统的精英打倒以后，便按照新的政治标准，来寻找和形塑村庄精英，而评价和遴选乡村精英的标准，也从过去注重财富和文化的积累，转变为了贫穷与革命，尤其那些能够较快地学习和运用新的政治话语和权力技术的以前的农村边缘人，走上了新时期村政的舞台[12]。
王铭铭认为，在溪村，“土改”的第一内容不在于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在于对家族的公田与私田进行统一再分配，其结果，就是导致公田的消失及原有的民间互助制度、社区联营制度和地方仪式的衰落[13]。
阶级斗争话语的建构及其展开，十分有效地破坏了传统村庄与宗族内部的认同，从而使村民从社区中解放出来，转而认同新中国的国家政权[12]。也是从此开始，中国才真正地完成了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农民成为共和国的公民，在国家与公民之间，不再有一切中间的环节可以阻挡，公民可以直接诉诸国家的法律及意识形态武器，来表达自己的诉求，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国家也不再允许有一个法外之物来阻挡自己与公民之间的互动[13]。
张乐天则进一步认为，之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合作化及人民公社的推行会比较容易且相对有效，很大程度上与建国以后，国家运用阶级斗争的话语，彻底摧毁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组织，消除了一切可能导致有组织活动的因素（如财富和宗族等），从而使农民都变成了单个的个人，而当农民过去可能利用的传统纽带部分被切断以后，风雨飘摇中的小农只得依赖政府，因此形成了一种国家——小农格局，并为农业集体化提供了道路[14]。
阶级斗争话语较组织建设，有着很大的不同。国家通过建立基层组织向社会渗透时，组织是一种外在于农村基层社会的力量，尤其是没有调动农民的内在积极性。阶级话语通过重新定义农村社会的精英人物，一方面打击了传统农村社会的精英，同时又获得了农村社会内部的坚定支持者——那些得益于阶级话语的以前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民。农村精英的更替及国家从农村社会内部获得的坚定支持者，打破了以前横阻在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地方性力量，从而真正使中国从一盘散沙的状况中组织起来，完成了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①。阶级斗争话语并未随着土改的过去而消失，而成为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基本话语及开展各项运动的有力武器。阶级话语的奇特之处在于，一方面，阶级话语作为现代的话语，是随着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而产生的，阶级话语与个人权利话语都是现代性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在中国农村的历史政治运动中，阶级话语都是以传统中国义务本位的逻辑来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指所有破坏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动向，张扬个人利益，在阶级话语下面不被允许。而个人权利本位的现代性，则以个人利益的张扬为基础。后面我们将讨论与个人权利相联系的另一种现代性的话语，即权利本位的话语。
要作一点说明的是，传统中国的一盘散沙，并非指农民在村落中的一盘散沙，而恰恰是因为村落内部的合作及农民对村落的认同，阻止了国家与农民的联系，这与传统国家本身有关，又构成了建立民族国家时的一个障碍。当农民认同村落并因此妨碍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时，站在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盘散沙，中国农民是一盘散沙，这盘散沙的沙粒就是一个个宗族村落。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通过阶级斗争话语的建构，通过新的基层组织的建立，打破了村落与农民的传统关系（当然，不同农村地区，打破的程度有些微差异），农民在村落内部的传统联系减少了，却对国家的认同增加了。农民在村庄内部更加分散，成为村落内的一盘散沙，却又在国家建构的话语及基层组织体系（以人民公社为典型）中组织起来，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这也就为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为现代化的开展，及为中华民族回应西方的挑战，提供了可能。

三、启蒙话语与现代法律的精神
作为西方现代性开端的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是重新发现了人，是人权、自由、解放被伸张。与此相关，个人权利成为现代法的精神。例如，张文显即认为，前资本主义法是义务本位法，资本主义法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法则是最新类型的权利本位法。之所以说前资本主义法是义务本位法，“从典型意义上说，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是以自然经济、宗法家庭关系和专制独裁为其经济基础、伦理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其义务本位的法的表现是多方面的：第一，法的主要作用是社会控制；第二，法律道德化或宗教化；第三，少数人（剥削阶级）的习惯权利成为人格化的、几乎完全被垄断和通过世袭而获得的特权，而他们应当担负的义务和责任却转嫁给别人（劳动人民）；第四，法的体系是诸法合一，以刑为主[15]。
张文显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建立的法律制度必然是以权利为逻辑起点、轴心和重点的，具体标志是：第一，以人权、物权、参政权、平等权、诉讼权等权利为基本构成的权利体系在法中占据起始和主导地位，义务是与这些权利相适应，并且是从这些权利中派生出来的；第二，民法取代刑法成为法律体系的主导部分；第三，实行以保护公民权利为目的的法律推理，例如，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权利推定；第四，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奉为“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15]。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启蒙话语得到很大普及，“以权利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以民权取代君权”，成为响亮口号。中国共产党作为五四精神的继续人，理所当然将解放人民和赋予所有中国人民以平等法律权利，作为了自己的目标。新中国将解放和平等作为了自己施政中最为重要的目标之一，其中的解放，包括妇女解放，给以前从来没有权利的人以平等权利，并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为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了准备。
启蒙话语和现代法律精神，对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维系机制以几乎彻底的摧毁。这个社会中以前最为边缘的人，也敢于拿起平等的武器来诉求自己的权利。举例来说，我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她对我讲起人民公社时期，插队国家干部处事不公平时，引用毛主席的话质问：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你怎么能够欺负人？！无论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平等还有多么遥远（三大差别仍然存在），“但是，社会主义文化不再使富人发挥文化上的作用，也不再使穷人面对富人低人一等。也就是说，富人无非只是吃得好点，拥有比较多的钱财，如此而已，……，贫穷不是耻辱，是当时普遍的观念”[16]，解放和平等的话语，打破了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力量，以前发不出声来的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新的乡村秩序，要以吸纳这种解放出来的声音为前提。
更要害的是国家法律直达村庄，从而使以前一直在维护乡村秩序中起着极端重要作用的习惯法，失去了合法性基础。苏力在评论法治作为一种规则之治时写道：“真正要实行规则之治，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规则之治的治理对象本身要具有一定程度的规则性”[17]，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农业为主，现金收入很少，熟人社会运作的非规则状态，不适合现代法律的规则主治，硬要规则之治，则会产生新的问题。其中以电影《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所表达出来的困境为典型[18]。
因为农民可以直接诉诸国家法律，农民心中除了法律，不再有任何敬畏，包括对自然、生命及村庄舆论的敬畏时，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会显得极其苍白无力。乡村的民间规矩，就可能不被一些人放在眼中，利欲熏心之徒，想占小便宜之人，就会处处利用法律留下的空白处，来谋取个人的好处，并破坏村庄公共利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阶级斗争话语失去作用，农村社会较普遍出现了不违法，却违反地方规矩的行为，从而破坏了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乡村社会正常运转的习惯法。也就是费孝通所言：“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19]。我们在河南安阳农村调查，农民责怪派出所，说派出所将他们扭送去的小偷关一天或几天就放掉了，小偷又偷，为害乡里。农民认为派出所不严惩小偷，是因为自古警匪一家，派出所让小偷偷东西，然后抓去罚款，罚款再偷，偷了再罚，而农民的生产生活就惨了。但站在派出所一边，小偷“小错不断、大法不犯”，每次偷窃的金额很少，只能拘留几天，不放掉又有什么办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村可以以改革开放为界限，分为两个相当不同的时期，前一个时期中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村以人民公社为主要制度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阶段的农村治理模拟了中国传统社会：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民的流动，阶级斗争话语与传统社会的族规家法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义务本位及可以对少数违规者进行道德审判），生产队大多建立在传统社会自然村的基础之上，计划经济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有相似之处等等。虽然人民公社从器物层面彻底打破了中国传统留下来的东西，比如族田、族长、神庙、道士等均作为封建迷信被扫除，但其社会的内在精神却是一致的，传统的力量（比如宗族力量）往往借助派性斗争来予以表达。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战略，农村人口的自由流动，消费文化的普及，使老规矩难以发挥作用，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变得不稳定，人生“兑现”压力加大，农村社会逐渐地由一个熟人社会转变为半熟人社会，传统的价值观被金钱诱惑力所打碎，人际联系迅速理性化[20]，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被一个扩展的市场导向和消费导向的大文化所取代。苏力说，社会中的习惯、道德、惯例、风俗，作为内生于社会的制度，凝结了特定社会的环境特征、人的自然禀赋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信息，是反复博弈后形成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定式”，没有这些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和配合，国家法律就缺乏坚实的基础[21]。而当前农村社会的快速变动，使得非正式制度缺乏了生长空间，没有非正式制度的支撑，农村仅仅依靠国家机制，能够获得秩序？

四、物质性公共品的供给
中国传统社会宗族或村庄凸显的一大原因是公共品供给的需要。总体来讲，传统社会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以水利灌溉来讲，建国前中国农村的可灌溉耕地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8％[22]，在“疾病相扶”方面，农民也很难在患大病之后得到足够的帮忙，用于赈灾的义仓虽然在一些地区农村存在（如徽州），但真正的赈灾能力严重不足。
尽管如此，传统社会却具有较好的公共品供给机制，可以满足一般农户在常规年景生产生活的需要。较少的公共品供给和较好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对稳定、封闭及生产力水平较低等相联系，也是与传统社会的弱国家、强社会②相联系的。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农民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强有力组织起来，完成了毛泽东主席说的“组织起来”的任务，达到了“满头乱发没法抓，编成辫子就好抓”的目标。正是通过人民公社制度，中国在较短时期，完成了从农村抽取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的任务，同时，也极大地改变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状况和机制。

人民公社供给公共品的特点，是通过集体化的方式扩大生产单位，因而降低了公共品供给中的协调和交易成本。举例来说，当生产单位是农户时，若干农户联合起来灌溉，就可能因为相互扯皮搭便车，而无法进行。但将若干农户组织为一个生产队共同生产，则会将农户间的联合变成生产队内部的安排，从而克服了农户之间的搭便车行为。当农户联合起来解决公共品供给时，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尤其在中国人多地少和生产能力较低的国情下，农民通过人民公社组织起来，可以有效建设大量农村的公共品，其中尤其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农村水利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在人民公社的短短20多年时间里，中国耕地的可灌溉面积即从18％上升到48％，这48％的耕地生产了全国70％以上的粮食。20多年人民公社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数千年小农经济在农田水利上的成就。
人民公社除了在水利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外，在教育和医疗上也取得了公认的成就。从社会治安方面来讲，人民公社时期的阶级斗争话语与社会相对的少流动，也使农村的治安情况良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时期，“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农村，绝非少数地区独有。
人民公社在公共品供给方面的优势及其成果，也有其负面。较大的生产单位有助于降低公共品生产中的交易成本，却存在内部激励的困境，即生产单位越大，生产单位内部偷懒的人就可能越多。以生产队乃至人民公社来生产公共品，决策与筹资筹劳时的讨价还价成本很低，但生产队或人民公社内部的成员却缺少劳动积极性，并可能以磨洋工来对付组织监督，从而监督成本很高。最终，在中央政策放松的背景下，以小岗村为代表的分田单干力量占了上风，承包制使中国农村的土地经营又回到了历史上以家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状态。
承包制以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机制与状况，与人民公社大不相同，也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大不相同。因为农民以家庭作为经营单位，在家庭内部的积极性大大提高的同时，家与家之间的合作成本也大大提高，以致农村公共品供给普遍出现了从人民公社水平上的倒退，以前作为公共品供给的乡村水利，却变成了以户为单位的私人品供给，一方面是农民住宅十分高档，另一方面村中道路却尘土飞扬。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因为阶级斗争话语的取消及农民流动性的增加，农村社会治安重新成为问题。
与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当前中国农村的公共品供给，因为地方性强制规范的无力，及因为快速社会流动造成的预期的不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行为变得不可遏制，并最终使农村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2003年以来的农村税费改革，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公共品供给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当前农村不是修建公共品，而是使用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公共品，都成为问题。换句话说，相对于人民公社公共品供给机制和状况均佳和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公共品供给机制和状况的较佳，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与状况均十分糟糕。
有两个因素对于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有一正一反的影响，一是当前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积累时期，具备以工哺农的财政能力，因此，中国农村的相当部分公共品供给，将来可赖国家财政的支持，这是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因素。不过，中国是有9亿人口依托农村生活的农民大国，国家财政能力即使十分的雄厚，也断不可能为9亿农民提供如城市一样的公共品，离开了农民社区的自我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可能会低于最优供给水平。或者说，农民组织起来，对于增加农村的公共品供给，改善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中国，农村还远未达到可以凭借国家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阶段。也正是因为农民组织起来具有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作用，而使农民合作具有功能上的意义。
相对于传统中国农村，超出农产的单位（比如村庄或宗族）仍然可以通过公共品需要的功能必要性，而被凸显出来，其中的差异择要有二，一是传统的凸显宗族或村庄的软硬规范大为不同，二是当前农村从人民公社遗留下来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与传统的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也有很大差异。

五、结语
本文系统考察了现代性因素对中国农村构成的影响，因为这些影响，使得中国当今的农村，已极大地不同于传统中国的农村。
小结本文的讨论，显然，有这样几个因素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村的状况：
其一是国家政权建设的因素，尤其是正式行政建制对传统的宗族或自然村的切割，人民公社体制在当前中国农村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和行政村体制，仍将对农村的发展构成深刻影响，并是今后农村发展中可供操作的变量。
其二是阶级斗争话语的影响，这一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是阶级话语作为一种控制技术，与中国传统的族规乡约的话语有相通之处，即具有义务本位的特点：一方面是阶级话语作为一种解放话语，与西方启蒙话语（尤其是平等意识和个人权利）有相通之处。正是阶级话语，使中国农民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变成了国家的公民。改革开放以后，阶级话语失去了正当性，其作为控制技术的方面自然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条件，但其作为解放话语的方面，则深刻地塑造了中国农民当代的心理。
其三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完成后，国家对农村社会的直接控制和法律无遮蔽地普照于农村，尤其是以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法律精神，与阶级话语中的解放话语结合起来，构成了当前农村社会秩序中的核心特征及难题即小农经济与现代法律的悖论。其四是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状况。与传统社会相比，当前以村庄为基础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更加难以防止搭便车行为。在国家无力为农村提供足够公共品供给的背景下，农民组织起来获取公共品，具有功能上的合理性。此点十分重要，因为，正是当前农村社会中，农民组织起来的困难，和组织起来可以获得公共品供给的巨大好处之间的张力，使得当前中国不同地区农村农民的行动逻辑大有差异。

注释：
①举例来说，抗日时期要靠“抓壮丁”来获得兵源和抗美援朝时农民踊跃参军，及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改革与阶级斗争话语的普及，中国农民第一次深刻地与国家站在了一边。
②以地方性的软硬两套规范来起作用，乡绅、庙会、经济分化、宗族等，都是传统社会起作用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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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薛毅。城市与乡村：从文化政治的角度看[J].天涯，2005（4）。
[17]苏力。送法下乡[M].北京：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2003.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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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59.
[20]杨善华等人称之为差序格局的理性化。杨善华、侯红。血缘、姻缘与利益——现阶段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J].宁夏社会科学，1999（6）。笔者称之为人际关系理性化。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1]苏力。阅读秩序[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174.
[22]中国农村统计年鉴[C].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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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孩子：老师与家长亲热对话。

我 们 的 心 是 一 样 的
                                        开发区红光小学 ——开发区红光小学教师家访浪花

    詹素霞

    “我们的心是一样的。”这是我校教师“访万家”活动中入户家访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一句简单而朴实的话语，透着深深的爱，满含切切的情。家长面前，老师对孩子的一句句赞许，一声声叮咛，无不如同己出；紧握着家长的双手，听其倾诉，细心交流，如同家人朋友……因为，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访万家”活动以来，老师们首先迅速搜集好学生信息，制定好家访计划，做好访前培训，发放告家长书，并加紧实施。除了正常教学工作和忙碌的教学比拼外，老师们利用双休日，抓住每天下午放学后的一两个小时，进行实地家访。老师们披星戴月回家，还要忙着记录整理归纳家访材料，随时随地，可见大家忙碌的身影，全校教师真真切切全身心地投入这次活动中了。尽管辛苦，但老师们对孩子有了更真切的了解，以便更好地实施教育，同时我们也深切感受到了家长的理解与真诚，以及望子成龙的迫切。为了孩子，再苦再累，也值得，因为，我们的心是一样的。我们付出着辛劳，也收获着感动。
       为了家访，老师们丢下家里自己的老人和孩子，放下一切家务，一下班就往学生家里赶去，顾不了歇一歇喘一口气，直至万家灯火。我校殷老师，身体一直很不好，家里还有一个读高三的儿子和一个跟读的侄儿。家访时，班主任孙老师劝她早点回家休息，但她总说：“没事！”每天都一同坚持到很晚。一天，走访了两三家后，准备到另一个学生家里去，这时，天已黑下来了。孙老师一边走一边谈着刚刚家访的学生情况，却发现没人应声，一回头，只见殷老师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孙老师吓得赶紧扶起她：“叫你早点回家，你又不听。我去，明天详细告诉你就行了。你倒了课怎么办？”殷老师强忍着胃疼，仍然坚持：“没事，老毛病，一会没事。”来到学生家里，家长也心疼了：“你们太辛苦了，身体不好就别来了。”殷老师笑笑：“来了解一下好些，不来不放心，我们的心是一样的。”家长要做点吃的，被她谢绝。就这样，殷老师忍着痛，一直坚持到家访完。五十多岁的魏老师，家里正装修，八九十岁的老母生病住院，里里外外，焦头烂额，但他依然坚持课件学习，积极参入学校“比较学、访万家”活动。放学后，她先去家访，完成任务后又赶着回家做饭，后提着饭盒匆匆赶去医院照顾老母亲。眼里满含泪花，她还是没请假。没有对教育的执着，没有对孩子深沉的关爱，怎能有这份坚持，老师们，辛苦了，多保重！
       家访是教师爱岗敬业的实际行动，是教育的前提，是师德的完善。家访时，我们得到了热情接待和心与心的交流，赢得了肯定和感激，获得了理解与配合。与此同时，也有家长要请客送礼，都一一被老师们婉言谢绝：“这是我们的工作，是我们应尽的职责。”六年级徐老师家访时，一家长出于几年来徐老师对孩子关心的感谢，硬要塞给徐老师红包，徐老师笑着说：“应该的，为了孩子，我的心和你是一样。你这样反而不好。”家长不好意思但也很理解地收回。一年级一孩子家长开酒店，老师去了两次家里没人，电话那头也确实很忙，家长便趁接孩子时接老师到他家新开的酒店去家访，也好请请老师的客。班主任周老师说：“不必要，孩子很乖，很爱学习……你忙完再说，你们抽个闲一点的晚上我们再去。”这样的事比比皆是。家访中，老师们感受着家长来自心底的谢意与真诚的理解，也践行着师德，彰显着为人师表的本色。
       培育良好的师生关系，建立互信的家校关系，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以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是我们家访的目的。对特别的孩子，要有特别的爱，这是家访中要求应特别注重的地方。我们是临近孝高的一所村小，本村学生很少，绝大多数是借住生、陪读生、进城务工子女、留守儿童等，很多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姑姨类亲戚带着，也不乏残缺家庭孩子和残障儿童，且学生流动性极大，教育教学和管理中存在许多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家访，更全面更具体地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家校合作，共谋成长。对这些孩子，平时老师给予了更多的照顾和关爱，这次家访，更是拉近了距离。五年级一学生妈妈在外地打工时被车撞残疾，孩子和妈妈都由外公外婆照料。家访时，外公外婆流着泪讲述着自己和孩子的苦，本来带大人孩子就不容易，还要遭已不是很明白的残疾姑娘的痛骂，真受不了，时间长了，别的孩子也烦，并嘱咐我们可要照顾点孩子。听着老人的诉说，我们也辛酸难忍，一面宽慰老人，姑娘心里苦，没地方发泄，只有找亲人哭骂，只有二老忍受了，骂过也就好了，但如果孩子没妈妈，哪怕是这样的妈妈，他的爱是不全的；一面又教育孩子，可要孝敬外公外婆啊，他们多么不易，好好学习，长大了好照顾外公外婆和妈妈，有什么心里话，就多对老师说说。同时我们承诺，会一如既往地关爱孩子，请家长放心，对待孩子，我们的心是一样。家访，不仅仅关注孩子的文化学习，更重要的是提高思想，慰藉心灵，优化环境，培养习惯，丰富生活……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学生，还有他们的家庭；爱的也不仅仅是孩子，还有他们的亲人。家长的心和我们是一样，他们也需要倾诉，需要关爱，需要理解。他们向我们诉说，是把我们当最亲的人，最信赖的人。家长豁然了，孩子也开朗，身心才更健康。
       我们家访着，体会着，感动着，思考着，努力着……经过十几天的紧张忙碌，我校已对每一位学生做了一次入户家访。为践行师德，携手育人，共促教育和谐发展，我们也会这样一直做下去。因为坚持才有成效，因为爱让我们坚持，因为，我们的心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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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教育叫等待                             
                                                           开发区红光小学 杨吟爱
       还是决定抽时间对胡月同学进行第三次家访，因为我坚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即使是一块石头，也会被捂热的。
      胡月同学是这学期从武汉市光谷小学转入我校的。一开始，我就发现他有些与众不同：上课爱打瞌睡，作业敷衍塞责，字迹潦草得连他自己也无法辨认。
       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在学校门口遇到他的父亲来接他，我们便交谈起来。原来，他父亲在菜场经营早点店，每天凌晨3点就要起床，非常辛苦，根本没有时间管教孩子。去年上一年级时，他父亲就将他送到光谷一小一亲戚家住读。一年下来，他迷上了网络游戏，经常逃课，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那位亲戚担心以后会出问题，便要求他父亲将他带回就读。为了防止他放学后去上网，他父亲就每天晚上来接他。据了解，他每次双休的家庭作业，从来不做，都是星期天下午早早地来到学校照抄其他同学的。
       第二天，我便把他找来进行教育。要求他体谅家长的一片苦心，放学后要径直回家，免得家长担心；要求他双休时先完成作业，然后再去玩耍；并且还要他买一本字帖，练习写钢笔字。他自然是满口答应。
       10月16日早晨，我买完菜后，就来到他父亲的早点店。看他父亲正在忙碌，就说等会儿生意结束了，我就来家访。中午1点，我来到他家，看见胡月趴在桌子上做作业，我叫他也不理睬，走近一看，发现他满脸泪水。后来听他父亲介绍说：“早晨听说您要来家访，我就到家里通知他。结果发现他不在家，就到网吧把他找回来。12点后，我又回家看他作业做完了没有，结果发现他又不在家里，便再次将他从网吧找回来，并要他写作业，可他还是不肯做，后来居然将《数学练习册》也给撕了。我就十分恼火，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胡月先是低头不吭声，然后是上洗手间擦脸，最后干脆上楼去了。看他正在气头上，我就和他父亲聊了一会儿，尴尬地离开了。
       第二天上课时发现他低着头，我心里还有些担心他因为老师的家访而导致他挨了一顿揍而记恨老师呢，只是作业比以前工整了许多。看来家长的拳头对于那些特殊的学生还是有点作用的。接着，我又找他谈心：谈到家长的“沮丧”心情，谈到上网要有节制。当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当一名厨师时，我说当厨师好呀，但一名优秀的厨师一定要有文化知识啊。当天上午放学后我将他和几名同学留下来进行了辅导，最后还将他送回了家。
      10月23日上午，我又来到他父亲的早点店，想了解一下胡月的情况。他父亲一脸的无奈，说：“又出去了。只是昨天还规规矩矩做了半天作业。”我安慰道：“看来我们的教育还是有点作用的，他这不开始完成家庭作业了吗？但是不要着急，希望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是办不到的。教育这孩子，我们还得悠着点。只要我们好好配合，他会转变的！”
       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学生养成了坏毛病，不可能一下子就会改变，这就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他们在转变过程中容易出现反复，我们不能急于求成，希求一蹴而就。在转变过程中，他们可能会有一百次拒绝老师的说教，有一百次在敷衍老师，但我们要耐心等待，等待第一百零一次时他们能以新的面貌出现。胡月同学不是把作业做得以前工整些了吗？不是先完成家庭作业然后再去上网了吗？
      下次家访的时候，我一定先通知他，让他明白老师对他的关注、信赖与期待。
    因为有一种教育叫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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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让家访传统焕发新的光彩 　2012年02月08日　 作者：唐卫彬 俞俭　 　来源：新华网

一个优良的传统，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消逝暗淡，相反，在久违后的回归，也许更会焕发出别样的光彩。在湖北，一场轰轰烈烈的“课外访万家”活动吸引了无数的目光，４０多万中小学教师穿过田间地头、工棚菜场，把传统美德播撒在家访路上，更把爱心和温暖送进数百万中小学生和家长的心里。 　　家访是学校和老师与学生家庭取得联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教师通过家访形成的优良传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但近些年来，随着电话、网络等通讯手段更加便捷，很多地方中小学老师登门家访越来越稀疏。“课外访万家”使教育优良传统得到回归，老师成为“家长贴心人”，家校“连心桥”在新时期得到延伸，自然得到社会各界肯定。 　　家访一度渐行渐远，固然有学生家庭流动性大、居住分散等客观因素，更有教育功利化倾向的深层次原因。社会和学校往往偏重于学生成绩、班组排名，忽视育人为本的教育目的，使得一些教师只重课堂成绩，把家访当作额外负担。 　　学生成长发展离不开学校、家庭、社会的共同作用。家校不对接，孩子成长容易出现“真空”，影响身心健康。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现代通讯工具发达，但始终无法代替面对面的交流沟通。教育是情感与思想的碰撞，离不开面对面、心对心的亲密切磋。用好家访这种形式，发挥好家访的独特功能，家长和老师才能拉近心灵的距离，为共同教育孩子形成合力。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每个孩子心中最隐秘的一角，都有一根独特的琴弦，拨动它就会发出特有的音响。”家访就是老师拨动孩子心弦、产生和谐共鸣的其中一大法宝。现代社会纷繁复杂，孩子内心世界更易受到影响，老师更多地走进孩子的内心，掌握学生的个性特点、行为习惯，实现情感交流，给予有益启发，才能促进学生身心健康。敲开学生的家门，也就敲开了学生的心扉；走进学生的家庭，也就走进了学生的生活。这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和困难家庭的学生而言，家访对于弥补缺失的关爱，温暖他们的心灵，意义更为重大。 　　家访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奉献；是一种需要，也是一门艺术。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让家访传统焕发出新的光彩，对于推进教师职业规范建设，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培养更多社会有用人才，可谓功莫大焉。（新华网武汉２月７日电 记者唐卫彬、俞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