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鲍昆：摄影家？还是社会公益家？从王久良的摄影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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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鲍昆诗化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在利用地图过程中，王久良无意中留意到，当他将去过的巨型的垃圾填埋场用一个个小点标注出来后，惊讶地发现，用线条围合起来的圆圈中间，是一颗硕大的五角星。
王久良这次展出的大尺幅照片，都是由两张或多张小照片拼接而成，拼接处，接缝线故意错开，不做人工处理，刻意留下一些“瑕疵”。策展人鲍昆说，“我曾催过他，让他PS处理下；但最后发现这样更好，可以凸显照片的真实性，这更像一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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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放弃《垃圾围城》的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
实际上，王久良一直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证据的搜集，而不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王久良说，他的拍摄完成后，作品不会制作成限量艺术品进行买卖；当全部作品定稿之后，他会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为了尽量客观地记录，王久良的拍摄全部是以极其冷静的方式，用大全景进行观看和记录。这个开始于2008年10月的拍摄计划，是在极其偶然中产生的。当时，正在创作观念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的王久良，拍摄工作都是在野外环境下进行的，这让他见到了和他印象中已经不同的、已经被撕裂的乡村。
“当时，我回了一趟潍坊老家，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田间地头、水塘边、小沟渠里，全是包装农药的塑料袋，以前的水塘里，有鱼、蝌蚪、青蛙，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让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一个污染的问题，而是消费社会的快餐化，对这个社会的深远影响。”王久良家乡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对任何一个乡民而言，都是不得不注意的问题。王久良在潍坊的家，因为海水倒灌，离海边的距离以前是10公里，现在已有30公里了。
去年，王久良参加平遥摄影节，遇到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机，要解决吃饭问题。他突然感觉到当代艺术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我当时在平遥的宾馆，和鲍昆老师聊天，我忽然感觉到，我做出作品，然后在画廊展出，卖钱，供有些人去狎玩，我很迷茫和绝望。我需要有所改变。”当时，王久良的《鬼神信仰》在798也卖得不太好，他从平遥回到北京，就骑着摩托车出去了。
一路上，王久良接触到惊人的垃圾堆，分布在城市的不同方位，将整个北京城团团围住。他谈到，“几十公顷的超大垃圾场，就在很多居民区附近，恶臭的气味侵袭着周边的居民，我是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去拍的。”但一进垃圾场，他就进入状态了。“我会停下来，抽支烟，会想很多事情，镜头会冷静很多。”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搜索资料，询问国外的朋友，对垃圾问题进行学习。《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就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为了满足个人的食物、教育、充实的工作所形成的恶性循环。
王久良分析垃圾场的分布，然后制作一个指示图，一个个地进行实地考察，“我拍的垃圾场其实离北京并不远，基本上都在五环到六环之间。我把所有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都标注出来，包括垃圾的填埋时间、库存量、地理位置、面积等。我制作了一张北京垃圾地图，联系了一个出版社，到时会用作封面。”
王久良也注意到，根据欧盟的标准，垃圾中有机物的含量不能超过5%。“但在我们的垃圾填埋场，95%是有机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不敢填无机物，量太大，远远大于生活垃圾量。”
在查找资料和寻访过程中，王久良不断发现秘密，比如垃圾上的灰色利益。“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每个月需要交纳固定的卫生管理费，钱到达物业公司手中，他们有义务处理这些生活垃圾，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收了钱，又把垃圾转卖出去，获取双重利益。大型社区、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是很高的，他们拉出去以后，进行简单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回收过来，剩下的怎么办？就是偷偷地倒掉。正规的垃圾场都是收钱的，每一车60到80元不等，他们显然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北京修筑六环路，挖了无数的大坑，无数的土坑就形成了无数的垃圾场，还有采砂场、烧砖厂取土，形成大坑后，再去卖钱，收垃圾，里面有黑色利益，他们是很小心的，特别不欢迎手持照相机的人”。这样的黑色利益圈，也让王久良的拍摄变得更不容易，甚至辛苦拍摄得来的照片，也被强行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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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时总会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王久良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都是像打游击一样，到了一个垃圾场，先审时度势，勘察地形，揣摩好拍摄时间，垃圾场老板不在，就可以开拍了。有时，为了更好地拍摄垃圾场，他甚至还需要爬到树上，或者攀爬到垃圾山上。
在这一点上，王久良和卢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危险。去年3月，当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看到很多工人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当卢广条件反射式地掏出相机，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很凶狠地问，你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也作势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对方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盯着他。
即使他们不想造成过多的冲突，但是，他们的拍摄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比如在海淀区六里屯的垃圾填埋场，我们隔得很远的情况下，去拍摄垃圾场全貌，保安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把我们挟持到垃圾场，很快，一个副厂长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能这么拍，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我不知道政府和我们善良的公民怎么成了仇人？我们碰到的，有提着菜刀上来的，有牵着狗巡逻的，我们的底片被强行曝光，磁带被洗。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甘拜下风，主动撤离。有风险的地方，我们就不去，采取迂回的方式。”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权利知道垃圾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公民的观看成为‘非法’的行为？”越是遇到阻力，王久良越认为自己应该冷静，做到相对客观地去呈现基本的状况，“我要尽可能多地向观众透露垃圾场的信息，让他们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这个社会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鲍昆说，我们在北京看光鲜的高楼大厦，实际上可能就在两座楼后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我们乘坐京津高铁，以350公里速度飞速驶过田野的时候，却不知道，这条铁路遗留下来巨大的垃圾堆。这些建筑垃圾是无法分解的。一条非常雄伟的现代化铁路和它产生的垃圾永远同在，触目惊心！”
在宋庄艺术村，甚至有一部分房子就是建在垃圾堆上。鲍昆对记者说了个故事：“栗宪庭有自己一个基金会，盖了一个建筑物，很棒。我跟他聊天，他告诉我，这个房子实际上是建在垃圾堆上，我一挖坑，就挖出陈年的垃圾。可以说，整个北京朝阳门和建国门以外的地下水，是根本不可以抽出来就用的，因为集中了所有城市乱七八糟的东西。以至于老栗跟我说，这里太危险了，现在宋庄的水是从北京城里运过来的，当地的水没法喝。”
在王久良的拍摄中，鲍昆是介入比较多的策展人，当然，主要是帮忙找钱。“去年9月份在平遥，他当时很迫切解决生存问题，最早的动机就是怎么让久良生存下去”。王久良的拍摄工作，获得了不少人的支持，盛事今来画廊的姜看提供了资助；企业家周其岳和欧阳星凯为他提供了拍摄的机器；这次展览和扫描、打印都是由朋友资助。为了王久良顺利地完成拍摄，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晋永权也帮忙开出特约记者证，自由职业者王久良拥有了一个有效的护身符。在连州的颁奖典礼上，王久良说，“我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我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
在谈起自己的境遇时，王久良说，“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的。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国家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一个保持着自由精神的和自由言论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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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环境面前，艺术变得不重要
“王久良的照片，呈现出了一个国在山河破的景象。”西安摄影家胡武功走进果品仓的展厅，就被巨幅的北京郊区被污染图片震惊了。“我经常乘坐飞机，没有看到一座山是原始的山。我没有想到北京近郊也被垃圾包围、被侵蚀。可以想象，中国的其他城市也都是这个样子。这是令人心惊的真相。”
王久良说，除了拍摄，他还要做更多的事情，促使整个事情的改变。在连州，他不断地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将媒体比作扩音器，他要让照片传播出去，让声音让更多的人关注整个问题。“现在有种风气，如果再讲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王久良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工作者身份，他并不只是一名摄影师，而是一个不断去探求事实的公民。
卢广也有类似的问题。鲍昆告诉我们“卢广是一个长期有争议的摄影师，但他拿到了许多新闻摄影的重要奖项。卢广在拍摄完之后，曾拿着照片，去找环保部门，表示，你不改，我就披露。他说得不得奖并不重要。不过，卢广得奖了，而且这个奖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和反思。”鲍昆应该，新闻摄影师作为第四权力，如何利用好这个社会公器，应该成为所有新闻摄影师应该思考的问题。
鲍昆说：“摄影的社会责任不被看重，很可能是当代艺术挟持了摄影师的思想。大家可能为了获取利益，或者为了追求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影像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违反了摄影的道德。”
这样的思考，也正是连州摄影节策展人段煜婷希望探讨的问题，她提出过“新闻摄影已死”的论调：“在报业危机中，人们对新闻摄影的反思和认识走到了什么地步？新闻摄影的根本价值在哪里？”
连州摄影节的总策展人姜纬在连州的研讨会中发言说，王久良在没有一个专业策展人帮助之下，以一己之力，获得了金奖，他的拍摄尊重主题，水到渠成，做得很不错。不过姜纬也指出，“王久良是冲着金奖来的，无论是展场的位置、装裱都还是比较粗糙”。
鲍昆则认为：“王久良是怀揣着艺术理想来做这件事的，他也做得很棒，他觉得环境问题是对人类巨大的威胁，他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来。拍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找到我，让我看看照片。在我电脑打开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师，我开始觉得，艺术一点都不重要，展览可办可不办，这些对我来说，都不重要。”这句话让鲍昆大受震动，觉得这是摄影界比当代艺术更吸引人的地方。
但是，王久良对自己的理想到底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他除了重复自己某个重要论断，能够改变的并不多。
就在拍摄垃圾场期间，王久良认识了一位奇怪的老人。“你问他从哪来，他说不要问我哪来；你问他几个人住在这垃圾山上，他说，你看得见的是我一个，你看不见的无数。”这位老人的家，就安置在通州区永顺县的一处垃圾场。在杂物遍野、恶臭袭来的地方，老人精心堆砌了一个低矮的平房，还用碎砖石垒起了一个小院落，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王久良也去老人家中喝过水。但当他第三次去时，没有见到老人。“当我跑到高处时，发现老人躺在垃圾坑中，双手放在肚皮上，像睡着了一样，我走到老人身边时，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只有不远处的粪坑依旧弥漫着漫天的臭气。”
王久良说，他并不能做说明，他希望这次在连州的展览，大家对这位拾荒者的观看，是对他的一次公开祭奠。
撰文：采写：本报记者 钟刚 供图 王久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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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卫报>:中国人接受快餐式生活让垃圾增多时间：2010-04-22

文章来源：中国经济网—中国与世界


    英国《卫报》文章 北京将在位于城市郊区的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安装100台除臭枪，这些大型设备预计5月份将被安装在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场，届时它们将会喷射除臭剂。此举是为了平息居民对首都垃圾污染环境的不满。中国公众日益关注环境卫生、健康和失控的消费文化，而垃圾场是这种关注的焦点。
   
     北京的垃圾(或者说整个中国的垃圾)膨胀速度，不亚于该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过上诸如去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就餐等西方快餐式生活，首都周围的垃圾填埋场和非法垃圾点几乎泛滥成灾。
   
     据北京市政府统计，该市1700万常住人口每天产生1.8万吨垃圾，超过垃圾处理能力7000多吨。北京市垃圾回收再利用率不到4%，而在英国的这一数字是35%。北京的垃圾有2%被焚烧，其余的则任其堆积在垃圾场。中国所有城市都面临类似问题。
   
     摄影家王久良在过去一年里，使用卫星定位系统和卫星照片来记录和绘制了垃圾场分布图。他说，北京周边有超过200个合法和非法的垃圾场。这些垃圾场形成了“北京七环”，那里属于城乡结合地带，有着漂亮的环城路、昂贵的住宅和消费文化的渣滓。王久良说：“过去的10～20年里，中国变成了一个消费社会。政府已经努力在解决垃圾问题，但这个问题发展得实在太快。”
   
     据中国政府统计，2008年有2000万吨城市垃圾没有得到处理。中国政府曾打算用焚烧的办法来处理垃圾，并计划在2006～2010年建造82座垃圾焚化炉。但据中国媒体报道，至少有6座焚化炉因为公众的反对而搁浅。
   
     在中国，对垃圾的回收利用目前还有待完善。公共垃圾箱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可回收垃圾，另一种为不可回收垃圾。但很少有中国人意识到其中的区别，因为他们平时很少接受这方面的公共教育。
   
     另一方面，中国人虽然已经开始有了低碳生活的意识，但是却没有停止随心所欲地制造垃圾。如果不及早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并解决垃圾善后问题，膨胀的垃圾所造成的危害总有一天要让人们加倍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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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王久良：我不是旁观者

来源：新摄影 发布者：摄彩中国转载 发布时间：2011-03-24

　　

　　自由摄影师王久良行程近万公里，走访了北京周边400多个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密布在北京五环和六环附近的垃圾场都有上万平方米规模，它们紧紧地包围着这座城市。作为摄影师他要通过照片告诉人们，在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面。
　　贫困不是烦恼，是羁绊
　　北京东郊的中国传媒大学西墙外，有一条布满小饭馆小商店的定福庄西街，王久良租住的房子就在这条街边上。很多人大学毕业后还长时间留恋在学校周边，已经从传媒大学毕业四年的王久良也一直住在这里，而且毫无搬走的迹象。
　　久良的租住房简单到了极限，一个房主留下的破沙发，一把当茶几的木凳，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堆纸盒上搭着块三合板变成简易的大桌子，上面摆满了照片。
　　久良的名字被更多人提起，是他在2009年连州国际摄影展上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之后。当然，这个奖项的分量并不足以让他扬名立万，其实，人们把更多地关注放在他那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触目惊心的画面完全不能让人相信首都北京的环境居然恶劣到如此，更不能想象其他城市的环境状况又会是怎样。虽然这些作品没有意识地制造所谓的视觉冲击，甚至还明显带有“艺术的表现”，但事实的残酷，挑战着人们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近乎麻木的神经。
　　今年34岁，不善言语瘦瘦小小的久良，其经历颇有些传奇。生长在山东潍坊乡下的他，曾先后分别考取了济南和西安的两所高校，结果都没读到一年就退学回到家乡的高中复读。这时,他从少年时就萌动的艺术之梦特别是对影像的酷爱变得更加强烈。执拗地带着些许偏执的性格，让他的许多行为有点不为人解和怪异，或许正是这样的性格才造就了“能成事”的可能。在他27岁的时候，终于如愿考取了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摄影专业。他比所有的同学都年长七八岁，可能是当年全校本科生中年龄最大的。
　　做事情有着玩命劲的久良，努力地读书、拍照。在传媒大学期间，连续三年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和其他摄影展赛，多组作品获奖，并引起业内人士关注。在他心里最神圣的艺术洋溢在他所有的言行当中，毕业后也从没有找个工作之类的打算，只是一心搞他的艺术创作。从2008年他开始酝酿《垃圾围城》之后，他的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久良的妻子是他的同窗，两人相恋了六七年，去年夏天完成了没有仪式的婚姻。今年初，怀孕的妻子被久良送回老家休养，因为无论是财力、精力他都实在无力照料。妻子对他的全部理解与支持都化作最日常生活中无声的帮助，一位正值花季的女孩，几乎一年不买新衣服，更没有什么化妆品、首饰之类的追求，去小饭馆吃顿饭都是过分的奢侈。她从没有要求过久良，也不巴望着久良有出人头地的成功，她信任久良深爱着久良，久良所做的一切在她看来都是正确的，只要久良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就是她的幸福。
　　谈起妻子，久良平静的表情有了愧疚之色，他说：像其他普通的正常女人一样，我老婆对房子、生活的要求是存在的。如何让她平稳地生活，而且坚持自己的理想，我主要还是向她灌输价值观念，让她感觉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她非常善良。我无所谓的，可以把生活降到最低的标准，一个人是能很简单地生存下去的。但是说心里话，谁不想让家人过得好点?
　　2009年春节回家过年，久良以亲戚的名义在农村信用社贷款一万元，一年后再次回家过年时，亲戚催促他还款，囊中羞涩的他只还了一千多元利息，这已经让他几乎没有了回北京的返程车票。
　　在连州获得的一万元奖金，部分用于还债，其余部分变成了胶卷。为了让作品达到自己理想的标准，《垃圾围城》多是胶片拍摄，从最初进入这个题材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用从朋友那借来的相机。
　　

　　为了生活，久良曾卖过菜、做过培训、开过手机店，但一如往日般的贫困。在这组照片的拍摄中，了解和懂得他的人们向他伸出了援手，他感受着温暖，也在内心不停地纠结，他分明知道这绝非是施舍，但是这样的形式还是让他痛苦难过，恨自己的无能，恨贫困。
　　生活如此拮据的久良，为了让更多的人从照片中感受到消费主义的弊端和环境污染的紧迫，他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甚至可以承诺放弃所有版权，以及署名权，他只想让这些照片在广泛传播的基础上发挥它的作用。
　　《垃圾围城》获奖后，南方一家知名报纸邀请他加盟该报摄影记者，但被他婉拒，因为他还想再拍点自己想拍的东西。久良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这或许就是他的使命。
　　这个专题将要开始拍摄时，摄影评论家鲍昆带久良去登门拜访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久良把他的拍摄构想、工作方式、面临的困难等诚恳地和盘托出，说到动情处几乎潸然。听罢，栗先生不做声地转身去另一个房间拿出一个大信封交给久良，“把这个事情做起来，先要生活下去”。这是久良第一次见栗先生，栗所给的两万元正是他的拍摄计划得以实行的启动资金。
　　久良是幸运的，几年来，有很多人给了他无私资助和不同形式的帮助。当然，从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其说久良幸运，不如说是他的真诚和所做事情的意义，以及他的善良感动着大家。
　　艺术不是游戏，是态度
　　不禁想起梵·高所说：艺术意味着对日常生活的背叛。有时，我们会想为什么要背叛呢?当然梵·高是可爱的，他认为艺术里只能有大爱，不能有小爱，爱女人就不能爱艺术，爱艺术就不能爱女人，与日常生活你死我活。久良也不想把这些对立起来，何况它们已经搅在一起了，分不清楚是醒着还是睡着，理不清梦境还是现实。
　　久良和艺术之间的情感关联,我想大概类似信徒和宗教的关系，艺术是他精神的依托、人生的导向，是所有意义的所在。艺术有时是一种自救行为，久良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的精神总显得沉重，创作的过程和结果偶尔让他变得舒缓、温润。他没有像某些艺术家把艺术当事业那样积极努力，他仅仅把拍照当成自己的工作，即使它换不来金钱赢不了喝彩，但它们已经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肌肤相亲般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垃圾围城》之前，久良拍摄了多组颇具艺术倾向的作品，其中包括一组关于民俗和鬼神信仰这方面的作品，他想通过鬼神信仰探求人内心的东西。鬼神是人类脆弱的一个表现，鬼神的产生是出于人类需要精神上的寄托，每个鬼神的存在其实都跟人的欲望有关。而且，每个鬼神故事都是现实社会的一个反映，一个曲折的反映，一个并不存在、冥冥中的虚幻世界，它的蓝本却是我们的现实。
　　从拍“鬼神”，这样一个探求精神的东西，到现在的现实题材，对于这样的转变久良认为并不冲突，也谈不上什么大的转变，无非是一个解决精神，一个解决客观现实，两者本质是一样的。总是要让照片发挥作用，让照片说话，无论是用曲折的、艺术的手法，还是一个更加直接、更加犀利和直观的手段去呈现都是一样的，最终本源都是相同的。
　　尽管这种转变不是本质上的，但毕竟是不同类型的题材，它的发生总有个契机。久良在老家看到，如今偏僻的农村已是到处垃圾袋，这景象是个引子，他瞬间联回想到他所生活的北京周边。大学时他就有辆摩托车，他经常骑着车在北京周边游荡，他想起了那些从车边掠过在意又并没在意的垃圾场，这无意识的积累，也促进了这个专题，他忽然想到了许多类似的问题。其实刚开始他更关注的还是消费主义，商品社会对我们的自然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这是他的一个切入点。然后对垃圾场的考查，是想提供一个背景环境，然而当他真正深入去做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单单是一个背景资料，而是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内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形成。
　　

　　久良并不确定自己完全明白“社会责任”的含义。艺术家或许只是个社会的旁观者、守望者，但他既不想装伟大，也不想装渺小。“我看到了一个事实，用照片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坏人心里有所顾忌，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我就觉得这是幸福。”所以他不想仅仅作个旁观者，他想说出来，想告诉更多的人，想呐喊。久良可能是天真的，但是艺术家就要保持孩童般的清纯和感知，艺术首先是艺术家内心的道具，不见得是艺术家影响社会的工具，你是一只温度计、探测仪，你应该真诚、如实地把自己感受到的温度、冷暖，酣畅地表达出来。
　　关于题材的选择，完全是思考、经历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他没有作秀、没有撒谎、没有隐藏。对名利寡淡的久良说：“最搞笑的是出席什么颁奖典礼，走在红地毯上，我感觉我是十年前自己的一个幽灵，配合大家，向现在的自己炫耀、卖弄，特别荒诞”。
　　一向要成为艺术家的久良，现在更看重自己的社会工作者身份，他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名摄影师，而是一个不断去探求事实的公民。他站在垃圾山旁边，时常游离出摄影师的身份，他经常觉得自己像个社会学者，清醒地审视着眼前的现实。他不想把照片拍成血淋淋的样子来哗众取宠，即使面对不忍卒看的事物，他也愿意“用散文的方式去表达，用善良的眼睛去抚摸”。所以他的作品在表象上显得安静而平淡。他说：我要代表大众去冷静地看这些垃圾场，相对客观、不带主观色彩地去呈现垃圾场的基本状况。为了突破镜头本身的视角局限，久良使用了多幅照片拼接的办法去完成大的场景，但为了确保每一张照片的原始真实性，他拒绝使用数字技术去完成天衣无缝的拼接，因此在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看到明显的拼接缝，这也让他的作品带上了鲜明的性格烙印。
　　在此专题拍摄之前，久良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毕竟垃圾处理是专业性非常强的领域，为了掌握有关的专业知识，他甚至自学化学，他还到处了解国内外垃圾处理知识和处理现状。之后，他首先要找到城市周边的这些垃圾场，为了避人耳目，垃圾场多在隐蔽之处。久良骑着摩托车等在通往郊外的路上，见到拉着垃圾的大卡车，他就尾随而去，最终找到垃圾场的准确位置。他把垃圾场的精确位置和面积用黄色的圆点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没用多久，地图上已是满布400多个刺眼的黄点。
　　在拍摄中，他与生活在垃圾场边的人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从被怀疑被阻挠驱赶，到与他们成为朋友。
　　2009年夏天，在某垃圾场，久良遇到一个父母靠垃圾为生的6岁男孩陈华江，小华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发育不良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只需要五六万元便可治愈。孩子贫困的家庭几近崩溃哪里有钱看病，衣食无着的久良固然也是有心无力，但他没有放弃，会同摄影界的几个朋友呼吁为孩子治病捐款，最终在多位摄影人和武警总医院的善举之下，拯救了孩子的未来和生命。
　　在某垃圾场，久良与一位孤身老汉成了朋友。老汉在垃圾场旁边自己盖了间简易的房子，还很情调地修了一道漂亮的围墙，小院子被打扫得干净整洁。一个拾荒老人的生活态度，给久良很多感慨。久良时常去看看老人，某天，久良在老人家里没有看到他，就到周边去找，发现老人安详地躺在两座垃圾山之间，久良以为他睡着了，走过去叫他没有反应，上前一摸老人的身体已经凉了。久良赶紧给急救和警察打电话，医生来的时候老人已死去多时。没人知道老人是否有亲人，即使有也不知怎样联系。久良见证了老人的去世，也如同亲人般送了老人最后一程，也给予了一个卑微生命最后的尊严。
　　久良说他只是一个执行人，无数有良知的人，帮助他实施了这个和我们所有人都有关的拍摄计划。对于自己的境遇，久良说，“我认为首先我是一个牺牲者，而且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恰恰是需要牺牲者。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我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现在我选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是需要很多类似的保持着自由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久良一直将《垃圾围城》的拍摄视为证据的搜集，而不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他说：“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
　　在一年多的拍摄中，久良骑着他那辆只能在四环以外使用的京B牌照的破摩托车(北京限制摩托车发展，只有极少京A牌照摩托车允许在市内骑行)，衣着邋遢蓬头垢面地出现在京郊各个垃圾场。尽管垃圾场的恶臭刺鼻难闻，但是，他不能戴口罩，否则一下就被看出你是个“外人”。拍摄时他总要审时度势，观察地形以及垃圾场老板的动向，即便是这样，他还是经历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时刻—被牵着狼狗的巡逻人员发现，被提着菜刀的老板追赶等等。因为久良触动了一条巨大的黑色利益链。
　　久良的勇气来自责任和良知。有人说，靠摄影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带来什么社会责任，好像是很过时、很落后或者是很不被当代摄影师认同的一个东西。或许当代艺术挟持了摄影师的思想，大家可能为了获取更近的利益，或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更加流行的影像风格与形式，而故意屏蔽和忽略这个事情。在久良看来，这是违反摄影的道德和态度，是违反了一个摄影师的基本态度。
　　

　　环境污染等许多人们关注的问题是随着社会发展连带而来的，当某些问题已经凸显或者是已经可视化、可思考化。如果有一个嗅觉灵敏的摄影师或者是思维敏捷的摄影师，他应该会很快地发现这个问题，并且迅速地用影像加以实现。
　　《垃圾围城》多为大场景，久良是为了满足目的的需要，并非是为了大场景而拍大场景。“当你想呈现更多的信息，而且是一种非常冷静地审视，而并非带给你强烈的主观愿望或者是主观色彩。我发现冷静地、客观地、远远地、高高地去看待这个东西，然后把这些东西以巨大的幅面呈现，我只给观众提供一个观看的桥梁和思考的通道以及里面存在的问题，我相信观众通过某些细节信息会有所感悟和触动的”。
　　关于这个专题，久良并没有结束的时限。他希望他所做的事情，能够取得实实在在地变化就是成功。就像拍垃圾场，哪怕有一个垃圾场因为这些照片而消失，就是一个小小的成功。当然拍摄只是一方面，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社会工作，他不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摄影师或者是摄影家，他想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社会工作者，这是他非常崇高的一个目标。接下来他要更多地参与这件事，直到它有所改变，不能像某些摄影师那样，拍摄完成之后，认为呈现的任务完成了，后面的问题是别人的事情。而久良并不这样认为，如果拍完片子以后，通过广泛传播引起政府和社会的重视，使一些事情有好的改变，那他希望在这上边继续前进一步。
　　2010年春节之前，久良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垃圾围城》被编进“新华社内参”，中央领导看到后很是重视，已经提请有关部门在今年“两会”上，就城市垃圾处理问题出台相关的政策和更完善的法律法规。
　　久良以一种近似苦行僧的方式来践行他对摄影与责任的理解。将摄影视作武器的锐气，是在那些自视清高、孤芳独赏的摄影“艺术家”身上已经缺失了很久的东西，而这种锐气在他的行为和作品中都有力地直刺观者的内心，他的作品以逼问的方式警醒我们所有的人面对真相时的良知。正是这种良知与道德感，给他的作品带来摄影作为艺术以外的不凡气质。
　　久良的困惑、焦虑，和大家没什么区别，但有一点他和人们有着很大的不同，他从不为自己担忧，从不为自己想想未来，就要做父亲的久良还是胃里装着面条、烧饼颠沛在恶臭的垃圾场。他在迎着自己简单、美好的梦不顾左右地走着，他找寻着干净的阳光，不仅为了自己、为了他歉疚太多的妻子、为了他就要出生的孩子，他想让这光照射在每个人的身上，虽然他对自己的理想到底能否实现并没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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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久良：《垃圾围城》的现实意义

王久良的《垃圾围城》系列摄影作品，吸引了一位中央领导人的注意，并做了很长的批示，很快，北京市周边的垃圾场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整治。     拍《垃圾围城》摄影作品和纪录片之前，34岁的王久良读了三次大学，但拍摄《垃圾围城》，他学到的几乎都是课本之外的东西。     采访中，王久良的语速相当快，偶尔能听出他的山东口音，而令他获得第五届连州国际摄影展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并受到媒体关注的《垃圾围城》，正是起源于他在山东乡下老家的一次发现。2008年，为了拍摄《鬼神信仰》而回到老家的王久良，看到了田间地头无处不在的塑料袋，以及被残留农药污染的河流，心情想当复杂。回到北京后，他马上骑着摩托车到处追着垃圾车找垃圾。     一座被垃圾包围的城市     从2008年10月开始，王久良以自由摄影师的身份，怀揣捉襟见肘的费用走访了北京周边的大型垃圾场，拍摄了4000多张照片。这些垃圾场往往有上万平米规模，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附近，当王久良在google earth上用黄色图示把垃圾场所在的位置和坐标标示出来时，画面惊人地呈现出北京城被密密麻麻的垃圾场包围的图景。于是王久良给这个尚未完成的项目命名为“垃圾围城”。     在标注着“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官牛坊”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一座大型垃圾场就在小河边，来自附近养殖场的奶牛，每天在被污染的小河里喝水，到垃圾场觅食。而照片背后，这些奶牛们产出的奶正从养殖场运出，分别被送到各大卖场，最后被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喝下。     编号为111的照片，拍摄的是通州区永顺镇。野火、浓烟，伴随着可想而知的刺鼻气味，数百米外的居民楼在灰色的烟雾中迎接着清晨的到来。这片小区旁边的空地上，每天都有数辆三轮车来这里倾倒垃圾，而这样的倾倒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王久良的作品不通过令人作呕的细节震撼观众，而通过冷静的宏观呈现让观众意识到：“我们居住的城市正在被垃圾包围”。“不是垃圾包围城市，而是城市包围垃圾”，而这一切，源于人类无休止的物质欲望。     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范本     2010年6月至7月，在北京宋庄美术馆的展览中，王久良《垃圾围城》的全部摄影作品以及同名纪录片被全面展示，他希望这些图像所揭示的商业消费生产以及因此所带来的生活观问题，能持续地引起社会公众的正视。     而近期在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垃圾围城》纪录片正吸引着不少观众。纪录片试图弥补和强化照片无法实现的听觉手段，在纪录片开场的长空镜头后，可以听见窸窸窣窣的响声，接着是一望无际的垃圾场里的两个人正在打包一大袋垃圾。     事实上，正是通过媒体对部分作品的传播，才使其产生了直接的现实影响。“特别是2010年2月新华社跟进做了深入报道，一位中央领导人做了很长的批示，很快，4月份北京市政府就明确出台文件，要投入100个亿对北京周边近1000个垃圾场进行治理。”作为影像参与社会变革的实验范本，《垃圾围城》显示了艺术之外的现实意义。在王久良看来，纪实摄影、纪录片不同于其他艺术形式，它是对现实的摹写，它的表现形态和内容跟社会的关系相对更加紧密。     接受采访前，王久良刚刚回访了他曾拍摄过的一部分垃圾场，结果发现，他镜头下的绝大多数垃圾场都得到了彻底的整治(例如昌平区官牛坊的垃圾场)，但极个别处于归属模糊地带的垃圾场(如国家环保产业园区南侧、亦庄开发区靠近南区)，尽管数量不多，但看上去仍很难被清理。     王久良说，自己只是一名摄影师，最多也只是提出问题并参与解决，至于垃圾场的整治，则是施政者的具体工作。“《垃圾围城》之后，事态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垃圾场在减少，但垃圾并没有减少，而且随着消费指数的提高，城市的扩张，垃圾会更多。”     根源是资本控制的消费文化     刚开始做《垃圾围城》时，王久良只是想求证北京有几个垃圾场，污染程度怎样，对人的影响如何。结果他越走发现垃圾场越多，越看越惊心，一直到2009年底才发现北京真的处于一个“垃圾围城”的状态。整个过程中，他也对目前的“垃圾分类”产生了质疑：“很多人认为垃圾分类有回收和利用，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垃圾分完类以后又去了哪里，在回收利用过程中又会产生哪些危害。”     拍摄中，王久良慢慢意识到垃圾问题有更深层的症结——资本操控下的消费主义。“让民众意识到垃圾的产生不在于政府是否作为，是否制定了法规政策，也不在于多建几个垃圾场，或者先进的处理技术，而在于是否认清整个资本生产。”     他以某营养品为例，该产品在研发、推广过程中占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但仅仅起到安眠药镇定剂的作用。“有句口号是‘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也许你根本不需要，但是他总会想办法让你去购买。”王久良表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为消费而消费，为面子、为虚荣而消费。在欧美，工业革命用150年的历史才形成这种消费文化，而我们中国只用了30多年就走过了这个历程。我们从一个非常崇尚节俭的文化理念过渡到补偿式的疯狂消费状态仅仅是几年的时间，这种消费文化的转变需要进行探讨。”     接下来，王久良还要完成另外两个商品社会消费主义的作品，一个是《超级市场》，希望能帮助人们更清晰地认识垃圾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努力想体现垃圾和商品，垃圾场和超级市场(可以归结为市场)，以及垃圾问题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因为消费排泄物与人们的消费观念是密切关联的。”     另一个作品则是要剥开“垃圾分类”的话题。“我想让人们看到垃圾加工的实际情况，看到垃圾处理过程中的成本和污染。人们以为一块钱的垃圾加工后可以卖两块钱，看似赚了一块钱，实际上这一块钱远远比不上污染造成的环境代价。真正到那些地方后你会看到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空气污浊，整个地域民众生活质量下降。现实真的是触目惊心，因为我看到了这些，所以更感同身受。”王久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