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追踪熊丙奇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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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中国教育有多成功？

《全球CEO经典文摘》ChinaCEO.com 　2011-12-28

现在远不是歌功颂德的时代，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背景】日前，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在湖南长沙一中、湖南大学演讲时提到，“中国的教育很成功，因为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 　　此论一出，顿时引发强烈质疑。不少评论者指出，中国的教育就如同中国的经济发展，量大而质不高。 　　虽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让人惊叹，但长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低质量，转型踯躅难行，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增长模式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也纷至沓来：地方政府暴力拆迁、工业污染四处可见、环境破坏触目惊心…… 　　对于中国的教育发展状况，固然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即使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也承认：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教育体制机制不完善，学校办学活力不足；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投入不足，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尚未得到完全落实。 　　存在问题很自然，穷则变，变可通。但“中国教育很成功”的命题是否为真？“中国教育很成功”与“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是否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中国的教育虽然为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提高了国民整体的教育素养，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迟迟难以转型，恰恰说明教育的支撑力度仍然不够。 　　在熊丙奇看来，由于劳动力市场所需与教育市场所供并不匹配，中国高等教育现在的毛入学率虽然已经达到了26.5%，但大学生的就业难却一直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难题。“中国还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产业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提升此类产业所需的人才，现在的大学并不能提供，而能容纳大学生就业的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只及40%左右。”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的行政化过度、自由度不足，又制约了创新型人才的涌现，难以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研发人才，更遑论“大师”出现。再加上教育对“人”以及公民塑造的不足，使得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事实上是在常常侵犯人的各种权益。 　　中国的教育以及整个的教育投入，和其他国家发展相比，是存在着严重差距的。 　　熊丙奇说，“我们现在远不是歌功颂德的时代，应当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熊丙奇提出，中国官员尤其是教育界的官员应当学习美国人的忧患意识，“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在1983年发布了一个《国家正在危机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其实只是担忧标准化考试存在的负面效应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 　　反观中国，扼杀学生个性、学术腐败、教育腐败高发、教育竞争力下降、高考弃考等严重问题不绝于耳。“我们的教育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有些教育部门官员、大学校长还大唱赞歌，这说明他们对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熊丙奇担心，这会导致教育主导部门和人员在教育改革上存在严重的惰性，“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教育改革很难真正实现。 　　“其实，比当下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为官者在任时说‘教育好’，以获得和稳固官位为目的；卸任时又痛批‘教育问题多多’，以痛斥现存问题获得口碑，这种人格分离的情况只会让教育问题积重难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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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教授们，你们早应该生气！

作者： 熊丙奇 稿源： 新华网  2011-11-21

11月18日，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发文称，11月10日下午，他去上课时发现教室里空荡荡的，后来得知学生被团委安排为香港艺人梁朝伟的到访维护秩序。张庆熊教授对此十分愤怒，斥责“团委的相关领导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11月19日《广州日报》) 　　对于张教授的愤怒，不少网友表示“说得有理”，但也有不少网友认为有点小题大做了。确如一些网友所言，“学校抓差，学生缺课”在当下的校园，已经习以为常，所以张教授的愤怒，可能会让熟悉这种景象的人感到“莫名惊诧”，然而，这也正是张教授愤怒的最可贵之处，也是复旦学术委员会网站刊出这篇文章的意义所在。 　　教授们早应该生气，早该表达对这种校园风气的不满了——学校有领导来视察，需要组织座谈会或配合参加某一活动，有关部门直接调配学生，学生根本想不到还要给老师请假，老师要是问起来，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应。甚至有时教授也被列为被组织之列，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场景——教授把学生们晾在一边，去和领导和来宾大谈重视人才培养、以教学为核心，以学生为本。 　　这是典型的以行政力量干涉正常的教学，可教授们基本上处于沉默，长此以往，也就助长了行政部门的“威风”，甚至演变为一种习惯。进而，行政与教学的关系错位，行政机构办事员与教授的地位错位，学生对学习的态度也发生转变。在不少学生心中，学校行政机构科长、处长的话，远比教授的教诲重要，在行政部门的安排与教授的课两者之间做选择，根本就没有任何纠结，就像在复旦这起事件中，得到校团委指令的学生，根本就没有给老师请假就高兴地执行任务去了。 　　张教授的愤怒表达出了教授的立场。而在今天的大学教学、科研中，太需要这样的声音了。大学的行政化，行政力量对教学、科研的一再干扰，教育与科研偏离了基本的规律，被认为是我国高等教育最严重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教授们的一再忍让，不表达自己的意见，也是重要原因。我们一直在谈大学要推行“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怎么推行呢？依靠行政主动放权吗？难度极大。最有效的途径是，教授的权利意识觉醒，勇于表达自己对教学、科研管理中的种种不良做法的意见。就像张教授的愤怒，至少鲜明地告诉该校团委和学生会，不顾学生上课，组织学生去执行某项任务，是完全错误的，也告诉学生，不上课而去完成行政机构布置的所谓任务是不务正业、本末倒置的。-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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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训导”式教育难出创新人才
来源：北京青年报
时间：2011-12-19

        在由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清华大学时代论坛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说，中国学生的基础比较好，大一时就较为成熟，而至少1/3的美国学生到大一时还没开窍。&但中国教育太偏重训导，这让中国学生有个很大的缺点：太专一，不管闲事。

　　就在同一天，笔者参加了在江苏举行的第二届创新中国论坛，在论坛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创新离不开&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包容百家的氛围，试问，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氛围？他讲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一次，他应邀出席以色列驻华大使举行的晚宴，席间谈起了教育的话题。大使告诉他，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的母亲，在佩雷斯小时候，每天在他放学回家后总会问两个问题，一是&你是否在课堂上问过一个你的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二是&你在学校里是否做过一件让你的老师印象很深的有创意的事情。他听后，十分感慨，&每天我上清华附小的孩子回家后，我问的问题常常是‘今天你在学校是否听老师的话？’

　　施一公教授说他接受中西教育，他在课堂上也鼓励学生质疑，挑战他的讲课内容，但是，回到家里，他却不自觉地要求孩子听老师的话。施教授将这归于文化的问题。

　　这其中可能有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问题，认为听话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希望孩子不要调皮捣蛋。但更大的问题则是当前的教育制度和环境，并不允许孩子们可以大胆提问、挑战老师，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社会教育，都在努力训导学生们听话。

　　但就是&训导，也出了问题。一个事实是，从我国基础教育走出来的大学生，并没有强烈的法律责任意识和道德责任意识，很多时候，根本不知道基本的社会规则，比如，有调查显示，超过90%的大学生承认自己闯红灯，超过80%的学生认为自己曾有过做作业、考试抄袭的经历，同时他们认为，这不是什么大的问题。这意味着，在&训导教育中成长的学生们并没有&听话，并没有形成基本的规则意识。

　　说到底，我国教育的总体特点有二，一是&灌输教育，二是&等级教育。&灌输教育就是要求学生照单接受老师上课所讲，也于是，老师成为课堂教学的权威，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就从平等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变为类似&上下级的服从关系。从教育的角度看，灌输方式，是适合知识的传授以及学生的牢固掌握的，但却不适合引导学生发展自身个性、兴趣，进行独立思考。在这样的教育中，学生们的知识基础或许比较扎实，但却没有健全的人格，也就失去了创新创造的基本能力。

　　另外，除了知识的灌输，我国教育中还处处充满等级意识的灌输。比如，中小学组织学生列队欢迎领导，这就是学校教育在向学生灌输权力意识。而从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上，也是通过&等级安排，把学生们的精力引导到争取获得更高的等级、待遇中。在义务教育阶段，有重点小学、重点初中（义务教育法限制之后，又出现示范、实验小学、初中），在非义务的高中阶段，有示范性高中、名牌高中；在大学，有985高校、211院校、一般院校等；在求职中，有户籍、学历等歧视，如此等等。在现有教育体系中，一个优秀学生的成长路径是，名牌小学、名牌初中、名牌高中、副部级的985高校，而在这之外，成长就将十分坎坷。

　　在这种教育体系中，一个不愿意接受老师灌输、时常挑战老师的学生，会被冠以&坏学生称谓。事实上，包括老师，也被这样的教育体系&训导，不按照灌输模式，要求学生考出高的分数，进入好的学校，就不是一个&好老师。

　　时下，创新人才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到探索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在笔者看来，如果教育不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兴趣，不鼓励学生有求异思维和大胆质疑，就不可能培养出创新人才。为此，必须改变我国只关注学生知识教育，采取单一的分数标准选拔学生的教育培养模式，应该建立多元的评价体系，为受教育者提供多元的选择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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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校长，其实就是给师生搬凳子的人
上传: 康乐阗     更新时间：2011-11-14   

    “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椅子、凳子的。”这是“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教育名言之外，梅贻琦先生所说过的另一句引人关注的话。
    今人议论梅先生的这句话，大多称这是一种形象的比方，哪有尊为校长者，真的给教授们搬凳子呢？在当下的大中小学校，哪个老师不是诚惶诚恐地面对校长，岂敢期待校长给自己搬凳子？校长能稍微礼遇一下教师，就让教师们挺满足了。
    我其实也不相信，这可能真实地发生在当今的学校中。但上周参加牛津国际公学成都学校的开学典礼，让我见识了这一幕，尤令人惊讶的是，全体教师、学生、家长对这一幕“熟视无睹”。
    与国内高中开学典礼放在开学第一天不同，这所国际学校的开学典礼，选择在开学后的两个月之后，邀请所有家长都出席，整个典礼穿插着同学们的七八个节目，有点类似国内学校学生的一次演出活动。我注意到，这所学校的校长Sinnett先生，在开场致辞并发表以梦想为主题的演讲之后，一直在会场中忙碌着：帮助担当主持的学生搬演讲台、递话筒；帮演出的同学，准备道具；看到幕布没拉好，连忙上去拉紧；在学生们合唱明天更美好时，悄悄地走上台，站在边上，挽起学生们的手，也唱起来；在忙碌的间隙，他随意地在台下的座位上坐下，有一次，我发现他似乎就坐在台阶上。
    如果不是先前致辞，发表激情的演讲，表明自己的身份，在场的所有人员，肯定会以为这位成熟帅气的老外是学校的后勤负责人，但就是在知道他是学校的英籍校长，而且曾经担任过上海一所国际学校的总校校长之后，到场的所有家长似乎也没有对他台上台下忙碌，自己刚致完辞，就给学生递话筒、搬桌子，感到有一点惊讶。
    直到我告诉周围一位来宾这个“细节”，他才恍然大悟，他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这一切在这个会场中显得很自然、很正常。
    这确实十分正常。但这正常的景象，是很难发生在国内中学的，干这活的，肯定是学校的其他行政人员或者教师，校长自己则是服务的重点对象；如果在国内中学发生这样的景象，那肯定会成为引起会场骚动的事，老师会诧异，家长会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也许是已经与学校有较长时间的打交道经历，也感受到学校的这种氛围，家长和学生，已经十分习惯了校长这种既是一校之长，也是带头搬凳子的人，忙里忙外的场景，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奇怪。这当然不是降低对校长的要求，反而这要求校长既有杰出的能力，又有很强的服务意识，这正符合对精英的原本定义：杰出的能力、社会责任感、平民意识。毫无疑问，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学生，将获得一种与国内其他学生完全不同的经验。   
    我国大中学校，现在都存在着行政化的趋势，尤其是大学，庞大的行政队伍，耗费了学校数千万甚至上亿的开支，一所学校有10多名校领导，一个校长办公室有二三十名秘书，整个大学有三四个行政部门，这些机构和人员配置，显然不是为办学服务，而是为领导服务，为政绩服务。往往校长出动，周围跟一大帮人。其实，如果放下校长之尊，学校用得着那么多的秘书和机构吗？在国外大学中，校领导最多三四名，行政机构也极为精简。中学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相信，这所国际学校校长的工作状态，就是国外中学的常态，前来参加会议的多位英国本土人士，觉得这太正常不过，校长不这样当，不为教师和学生服务，难道还有其他当法吗，那还是办学校吗？令我感慨的是，这所国际学校，行政人员配置很少，所有教师几乎全部聘请的是英国教师，就连舍监，也来自英国。这可谓真正把钱用到刀刃上。   
    如果要说国际学校、国外教育在国内的竞争力，这最小的细节里，蕴藏的恐怕是最大的差距。我国每年留学规模以20%速度增长，国际校、国际班发展迅猛，这背后的原因，值得国内学校深思。以前，要学习国外经验，要走出国门，而现在，这就发生在身边。   
    可问题是，有多少国内学校，能把这细节学会呢？有着各种行政级别的校长，那是高普通教师，高所有家长和学生一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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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
_熊丙奇的博客

清华大学24日举行百年校庆。在这之前，学校公布了一组“傲人”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清华毕业或曾在校工作过的校友中，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330人，工程院院士144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超过280人，其中曾任和现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

这样的数据，确实可以令清华人“骄傲”，在全国范围内，也找不到第二所学校与之抗衡。然而，就在校庆后的第二天，章立凡在微博中写道，“原拟今天应邀参加清华校友自发的黄万里先生追思会，昨夜得知遭压力被迫取消（他们要捧的是张光斗）。百年清华园，不再有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不再有梅贻琦，不再有黄万里，不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剩下标准件制造和‘工程师治国”。”这条微博引起强烈关注，
这足以抵消此前清华公布的“傲人”成绩，或至少让其黯然失色。须知，黄万里也是清华校友，且出身名门，是黄炎培之子，校庆日当是校友日，校友自发纪念校友的活动，怎能说取消就取消呢？背后的原因，或因黄万里当年曾在黄河三门峡工程上“反上”坚持己见。——曾任毛泽东秘书、原水电部副部长的李锐对黄万里发出过这样的言语：“中国过去有几十年时间不尊重科学，不尊重知识。黄万里的遭遇是最典型的。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式、陈寅恪式的悲剧人物。”

按说，作为一所培养人才的大学，应当以培养出像黄万里这样“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坚持真理的学生而骄傲，甚至将其作为所有在校学子的楷模，要与真理为友，但显然，清华并不以之为傲。这与清华宣布自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何等的背离。

在百年校庆新闻发布会上，清华出具了一组“国际”数据，来表示自身跻身世界一流——根据美国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公布的2000年至2010年论文发表及引用数据，清华大学有9个学科进入了世界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前1％。其中，材料、计算机和工程学科的SCI论文发表数分别排在第2、第3和第4位，论文引用数分别排在第9、第51和第17位，说明这些学科在论文发表方面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近日发布2011年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清华大学列第35名。

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说得全是清华的科研，更确切地说，指的是论文数。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的科技论文数（EI论文），早在2007年时就达到世界第一，SCI论文也达到第三，如果按照清华的逻辑，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已经全球第一了呢？可事实是，论文数并不能代表科技竞争力，而且，上述我国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平均引用率在国际上位列倒数，有相当数量的论文，是零引用率，亦即是毫无学术价值的“垃圾论文”。更令人忧虑的是，在我国每年数十万篇论文、多如牛毛的“科研成果”中，很少具有原创价值，更别提具有问鼎诺奖的潜质。

论文数撑不起一流大学，反过来，会将一流大学的建设引入功利的歧途。首先，论文的功能，不再传递学术价值，而成为“职称论文”——为晋升职称所用、“成果论文”——为申报成果所用、“课题论文”——为通过课题评审所用、“头衔论文”——为谋求各种学术头衔；其次，教师的追求，不再是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在教育教学中，只是把指导学生、给学生上课，作为基本的工作量加以对付，在学术研究中，整日围着课题、经费转，做的不是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而是“表格学术”、“社交学术”。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中，人才培养被功利的办学思维所包围，于是出现了钱学森的世纪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清华在百年校庆前夕，还启动了“清华学堂人才培养计划”，旨在打造诺奖获得者。这更贻笑大方。从人才的培养规律分析，哪有诺奖获得者是靠计划打造出来的呢？而再看所有人才的特征，具有质疑、批判精神，是成为一流人才的前提。可计划在某种程度上，却是通过给予“拔尖人才”们更多的资源、特权，从而让他们失去质疑、批判的能力，变为只掌握技术，却无思想的工具。

事实上，今天的大学，从校领导到各级行政管理人员，从院士到博导、教授，都成为高等教育计划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各种“工程”、“计划”中，拥有行政权和学术权，进而，难以针对教育和学术研究中明显的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变为只顾埋头走路，不能仰望星空的工程、计划执行者。大学由此成为官场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工程思维”、“计划思维”办学，追求的也就是论文、成果、经费这些功利的“价值”。回顾过去10年中高等教育的大扩招、大合并、大规模的本科教育评估，以及院士评审、教学名师评审、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行政化，导致这种局面的，固然有行政对办学的盲目指挥、粗暴干预，可几乎所有大学，都对上级的安排、部署，照章执行，自我体制化，无疑也是重要原因。有大学校长在私下场合对此颇为不满，可为何却不敢坚持原则，拒绝执行呢？

当然，这对大学校长们来说，是比较“过分”的要求。要让大学生敢于质疑、批判，要让大学有办学自主权，回归教育本位，还在于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指出，“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斯言甚是。眼下最为关键的是，如何让大学退出官场，拥有办学的独立性，摆脱办学的工程思维和计划思维，让教育家精神重回大学，让大学成为有思想、有灵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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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专访熊丙奇：中国没有现代大学

http://edu.163.com/11/0429/15/72QM2UJ200294IIQ.html

网易教育：各位网友好，这里是第三届京师教育论坛，坐在我身边的是全国著名教育学家熊丙奇（微博）老师，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是第三届京师教育论坛了，你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熊丙奇：我来之前以为这个论坛的规模是满小的，可能就是几十个人，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参加，可以看到我们很多人对教育的改革，教育的发展其实特别关注，现在随着国家教改规划纲要的出台，今年也是教改的试点年，在未来十年，我们要整体推进中国的教育改革，教育话题也是除了教育系统里面关注之外，也是社会关注非常重要的话题，相信有这么多人的关注，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对于我们推进教育改革是非常有利的。

网易教育：您近期刚刚去了美国考察，去了哈佛，MIT著名的一流大学，美国顶级大学给您的印象是什么呢？

熊丙奇：他们真正是以学生为本，我们现在大学一直谈三个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但实际上大学的核心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是服务于我们的人才培养。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导致的，我招来学生以后没有培养就跟老师打工，位老师出什么论文，出成果，这个实际上就是导致学生没有得到真正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空心化。在MIT，哈佛，处处可以看到学校非常重视本科教育，有几个表现。第一，整个学校图书资源完全向学生开放，而且条件相当好，学生在里面不想走。但是我们现在国内你们看到图书资源，还有软件设施差距相当之远。另外所有的大牌教授，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定要上本科生的课，如果不上，基本上没办法评他为教授。这个课还不是一般的，对学生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包括开多少讨论会，写多少课程的报告，因此，正是由于这样的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所以说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所有的大学本科是立校之基，没有高质量的本科教育，这个学校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网易教育：刚才你也提到了哈佛，MIT的图书馆被学生利用的非常多，开放的程度很高，但是对于国内，对于学生来讲，图书馆似乎是形同虚设的地方，或者开放时间有限，很多学生大学四年都没有进过图书馆，这种现象据我了解，哈佛有全天开放的图书馆，学生可以在里面睡觉的。

熊丙奇：是，他的图书馆统计下来有一百座，有的学生都说不清楚，有的学生说有七十多所，有的说九十多所，很多很多，他们有综合性图书馆，有专业图书馆，学院图书馆，学生宿舍里面其实还有图书馆，图书馆存在，哈佛大学就存在，学生真的可以利用图书馆的资源。里面的条件都相当好，里面就是读书的地方。还有一个细节，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告诉我，带我去看，有一个扫描仪，学生都是免费使用的，使用之后，你把一本书一本书都可以扫描，扫描之后可以存在你的U盘里面带回去。你只要付一点工夫，就可以把整本书搬回家，整个图书馆也可以搬回家。还有一个问题，图书馆的利用跟教学是紧密结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上课，一个学生选十门课，你上课可以不认真，老师过程也不太严格要求，你最后只要通过课程考试就可以了。但是在美国大学里面，哈佛和MIT，你选四五门课是正常的，选六七门课就变成牛人了，一门课老师规定你必须要读十本以上的书，这个书不能是潜阅读，必须是深度阅读，否则你不了解这个书讲什么内容，根本跟不上课程，很快就落伍。学生由于教学的要求，学生必须去读书，他离不开图书馆，图书馆提供这样良好的服务，真正形成了以人才为中心的链条。而且真正它是在服务里面完全以学生为本的。

我们到图书馆里面去，图书馆的馆员，工作人员都非常和蔼可亲，不像我们这儿板着面孔，学生确实是这样的，你如果在那儿读书，很辛苦，很累了，可以在旁边的沙发上躺着睡，没人赶走你，是很有人文关怀的。还有教学楼的过道上面放上凳子，可以坐下来，我们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完全以学生为本的，以教学为本的服务措施，这就反映出了学校的办学理念。

网易教育：图书馆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大学跟美国，或者世界大流一学的差距，昨天是清华的百年校庆日，相信您也一定在关注，现在包括清华在内，尤其是这次正值百年，他们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日程，之前说是百年校庆日要达到，现在又提到了十年内，不光是清华，包括北大，浙大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列入自己的日程，中国的大学跟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还有多远，您之前说十个小时就可以大了。

熊丙奇：那个只是一个玩笑，建设一流大学用计划的方式，列时间表的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按照时间标准建出来的话，我觉得太小看世界一流大学了，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统一的标准，没有统一的模式，最重要的是按照大学的规律来办事。如果对照世界一流大学成熟运作模式就会发现，中国现在还没有现代大学。现代大学的特点其实就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音）07：00，真正的体现教育为本和学术为本，不是行政治校，处处都体现出行政的力量来主导教学和学术，只有当我们的大学，他能够回归到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的时候，再来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是通过资金的投入，以及一个工程，或者什么样的计划把它计划出来的，所有世界一流大学一定是在市场竞争之下产生的，它得到的不是行政的认可，而是社会评价。如果说社会认为你不是世界一流大学，而我们的官员还有学校自己宣布我达到世界一流大学，这不是贻笑大方吗。越是说我达到世界一流大学越是表明他不是世界一流大学。

网易教育：您之前也说，目前所有的大学，包括清华，北大都不能真的称得上大学，恐怕就是您刚才说的不是现代大学，但是您也说它更像是一个衙门或者行政机构，你说不具备大学的属性，我就想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熊丙奇：刚才讲的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实际上是让这个学校真正的按照学校规律来发展，我们现在的大学实际上在这方面的特征和属性是非常淡的，反而表现出另外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是行政化。现在我们的大学行政化色彩相当浓，从政府和学校的关系来看，学校官员的任命，学校领导的行政级别，实际上就决定了学校是一级政府机构，而不是一个教育机构。我们现在985高校，211院校有副部或者正厅的级别，公办的本科也有正厅的级别，公办的高职高中也有副厅级别。从这样基本定位来看，学校的领导，他对学校的办学首先追求的是政绩。

网易教育：行政化管理。

熊丙奇：按照官场规则来运作，而不是首位考虑教育，这一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去年跟网友交谈的时候已经谈到了，今天中国的教育实际上有严重的问题，其中第一就是教育的行政化倾向，大学不应该有行政机构，第二就是教育加办校，意味着现在没有教育加办校。

网易教育：说到教育加办校，这次你去美国也见到了朱清时校长，南方科大也是教育界的热点，大家都觉得南方科大这种办学模式是中国教育，或者是大学建设的希望，您怎么看这一点呢？

熊丙奇：公众对南方科大的期望实际上是对现代大学制度的期望，因为大家知道，南方科大现在还在筹建，还没有毕业生，我们也不清楚他能够办出怎样的学校来，但是，我们已经对他寄予厚望，而且现在基本上变成名校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整个社会是对现代大学制度强烈渴求。南方科大一出生就是以去行政化作为这个学校的旗帜，而去行政化恰恰是中国高校的命脉所在，如果能够推进中国大学去行政化改革，真正在大学里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我觉得中国大学就真正的踏上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道路了，如果我们的大学都不是现代大学制度之下的大学，却希望建立世界一流大学，这实际上是非常荒谬的，我们完全不顾我们教育的规律来喊这个口号。

网易教育：南方科大的办学模式，招生模式都验证了您说的优质大学应该是自主招生，双向选择的过程，很多家长对南方科大寄予厚望，对他们来讲，并不了解南方科大会发展成什么样，但是他们觉得这是正确的。

熊丙奇：我们现在中国的家长其实对高考制度失望，第二普遍对大学也失望。正是这两种情况之下，南方科大吸引了家长的关注，第一从它的招生来讲是自主招生，体现了自主性，其次从南科大办学来讲，传递的理念是按照现代大学制度来办学，这样的学校以制度作为保障，差也差不到哪儿去。

网易教育：那您去美国考察，上传很多跟中国留学生的合影，都特别优秀，国外一流大学就读的中国学生跟您在国内看到的中国学生有什么差距，或者有什么差别？

熊丙奇：有比较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倒不是说他们可能成绩更好，而是反应出他们的思想性，他们整个自我管理，自主生活的意识。尤其是在他们的自由思考方面，国内的学生所不具备的，我曾经在哈佛做过讲座，学生提问非常踊跃，各个层面的问题都会提到，反应出学生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在国内就会看到，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学生提问并不是很踊跃，而且还可能有顾忌，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差距。我们也注意到去年华东科技大学校长也讲到，我们要鼓励学生质疑和批判，其实这是培养创新人才最基本的，最前提的事情，如果学生都不能有这样的质疑，批判，不可能有创新的特质。所以我觉得相比国内的大学来讲，中国的留学生，他们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更加突出的表现。所以说为什么说美国的大学能够培养创新人才的根本，学生真的是能独立思想，自由思想。

网易教育：说到学生不得不提前一段时间北大提出的会商制度，引起了很多关注，作为一所大学，把学生直接以一种问题学生的形式提出来，这样对于学生公平吗？

熊丙奇：这个问题不能再谈下去了，会商（音）制度本身就是错误的，再谈制度公不公平就是不必要再谈的问题。作为一所大学来讲，他要培养学生，就一定要做到以学生为本，同时要注意到我们为什么要办大学。北京大学这样的制度，首先突破了它的底线，第一条底线是什么？北京大学的底线，北京大学有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而这个传统之下，如果北大居然要对有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会商，本身就违背了他的传统。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北大，就是发生在其他学校，也有问题，因为大学就应该努力培养有个性，有特色，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学生，出现在大学都是不应该的。第三，北大的会商制度会商了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实际上是涉嫌干涉学生的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每一个公民有自己的言论自由权利，现在他批评了学校，这个食堂放假涨了一点，你把他请来会商，这意味着你告诉学生你不能批评我，剥夺了一学生的批评权，法律角度来说是侵犯学生的基本权益。当我们一个制度已经是违背了学校的传统，突破了大学的底线，甚至是法律底线的时候，他的价值，只能体现出学校办学在底线之下。

网易教育：就您的了解，世界顶级大学肯定是存在非常多拿我们的话说，可能他的行为，他的思想都是异于常人的，这样的学生肯定是存在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对待这些学生的？

熊丙奇：实际上一所大学，他的多元化就是大学的特色，美国的大学你看，学校里面都是世界各国的学生，这种多元化是故意去营造的，越是多元，就产生多元文化的碰撞，能够让学生在多元环境中得到更好的成长。对于学生来说，没有另类的学生，所有的学生都是不同的特质，中国为什么有另类的学生，是因为学校是单一模式，所有的学校千校一面，所以我们会用一个标准评价所有学校，一个标准评价所有学生，只要是标准之外的学生就是另类的，这种另类概念的出现恰恰是中国大学最严重的问题。大学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个性的学生存在，允许他们存在，当有这些学生之后，大学就有生命力了。

网易教育：你这次去美国适逢MIT150周年的校庆，MIT的校庆跟清华的百年校庆差别在哪儿呢？

熊丙奇：差别相当大了，国内的校庆的特点是横幅满天飞，到处是横幅，到处是彩旗，我到MIT校园里面去去没有这种感受，墙面上挂了一个横幅，主的进门的地方一个横幅，非常简单。第二，他们的校庆也借外面的，MIT里面也没有这么大的场地，他借的波士顿展览中心，我们到波士顿展览中心的时候，看不到一点气氛，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人来维护交通，周围也没有什么挂横幅，外面人都不知道。第三，内场里面第一个环节是什么？是教授进场，先所有的人权不坐好，然后是教授穿着当年的博士服，隆重入场，非常隆重，所有的人在现场的人鼓掌。然后整个校庆活动过程没有主持人，就是学校的校长发言，先是学校的校董，接下来校长发言，发完言之后有一个学校的交响乐队演奏，演奏完了之后都是教授在上面致辞，嘉宾都没有介绍。下面肯定有很多重要的嘉宾来，中国的一些高校，包括政府官员去，没有一个嘉宾介绍。

网易教育：中国就非常不一样了。

熊丙奇：中国非常不一样，首先要介绍大量的来宾，肯定最突出重要的是领导，绝对不可能教授作为主体，可能是我们办学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的，也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一个部分。

网易教育：您说到这个，其实学校的这些课程，现在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在关注，就是世界名校公开课，网易引进了世界几百所知名学校的公开课，包括哈佛，耶鲁，牛津这些学校都有，网友非常喜欢，包括可能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高数这样的课程，我们根本不愿意听的课，但是网上下载量非常高这反映出什么现象呢？

熊丙奇：反映中国大学课程质量太差，其实从网络工程课来看，我们历史不短了，精品课程建设之初用意就是把好的课程上网，得到大家的共享，没想到精品课程得到的关注极低。当然有几方面的原因，有的课程上传之后没有维护，还有的是点击点不开，还有点开了之后学生觉得索然无味，导致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现实过程当中建设问题。第一学校大部分重视的是科研，学生，老师对课程建设并不重视，其次，教授没有自主权，很多课程老师还是要按照统一的大纲来教学，他是按部就班的，不像国外的一些课程，老师就是让学生讨论，我听到哈佛的学生跟我讲，哈佛或者耶鲁里面，最好的课程不一定是在网上上传的老师主讲的课程，可能是他们的研讨课，这种课如果上传了之后，非常精彩，老师根本就不多讲，作为一个讨论的组织者，七到八个学生，围绕这一个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这个你看了之后，觉得收获更大。第三个，其实就是反映出我们的资源共享的意识，老师觉得这是多此一举，放上去太累，维护起来也没什么收益，还不如花时间去搞科研，所以说这就导致了我们的网上课程，实际上质量并不高。要提高网上课程，最重要是要提高现实中课程质量，如果这个都没有，再说打造几门有影响力的课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易教育：其实从现在，包括教改纲要的出台，南方科大的建设都说明了中国的这些教育人，其实还是在努力改变中国的教育环境，提高中国的教育环境，大家还是看得到这样的努力。我想中国的教育一定会越来越好。

熊丙奇：我们讲到国家教育规划纲要针对了中国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以及特殊教育，甚至是技术教育严重的问题，制定的改变现有问题，统领未来十年的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也具有很多的亮点，包括我们推进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现代大学制度建设，高考制度改革以及建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这些改革的措施，能不能落地是最关键的，因此我们希望的是，我们要按照规划纲要达成的共识，努力在教育实践中实践这些改革的措施，这样中国教育的发展才有希望。

网易教育：中国教育其实距世界一流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需要很长时间的摸索。

熊丙奇：对，有很长路要走，但是不一定要摸索，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国外有非常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模式，我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拿来用上呢，为什么一定要去摸索，探索着前进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来看，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实际上是所有大学的共性，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建设世界大流大学的经验，真正直面我们现实中的不足，采取切实的措施，迎头赶上。

网易教育：谢谢熊老师跟我们探讨这些问题，谢谢熊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

熊丙奇：不客气！

(本文来源：网易教育频道专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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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怎样真正确保教师工资待遇？2008年12月23日　　来源：新华网 　　
　

蒋立冬 绘

　　国务院近日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义务教育学校实施绩效工资的指导意见》。据此意见，2009年1月1日起，全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将实施绩效工资，确保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同时对义务教育学校离退休人员发放生活补贴。相信这一意见的出台会对化解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起到积极作用。
　　“确保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水平”这一提法至少已有十多年历史。1994年1月1日实施的《教师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逐步提高。”2006年9月1日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第三十一条指出：“各级人民政府保障教师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待遇，改善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完善农村教师工资经费保障机制。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
　　但现实之中，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工资却一直是困惑义务教育发展的难题，由此也激化了一些社会矛盾。国务院新近做出的决定，显然也是针对法律条文并没有得到切实落实的现实。
　　分析一下，历经如此长时间，法律、文件三令五申，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工资却始终难于保证的原因，大略有以下几个：
　　其一，表述模糊。“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这一规定的可操作性差。众所周知，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公务员工资构成复杂，用公务员的哪些工资为标准执行以上规定，就大有讲究。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实行“阳光工资”后，教师们才发现自己的工资远低于公务员，就是因为在公务员工资构成复杂、不完全透明的情况下，以上规定的执行要看地方官员的眼色。
　　其二，执法不严。《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均规定，未履行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由国务院或者上级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但分析具体的“问责”机制设计，无论是《教师法》还是《教育法》，都是由上级政府问责下级政府，以及对相关人员进行处分。这显然不符合权力制衡原则，难以有效防止政府部门官员官官相护。
　　其三，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仅以始于2000年的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为例，2006年6月，时任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中提到：“国家规定，中小学危房改造的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地方政府的投入主要由省级政府承担。但从审计调查情况看，8个省（区、市）190亿元中小学危房改造总投入中，中央财政占25％，省级财政占22％，市级财政占4.5％，县级财政占17％，乡镇及村组织、项目学校占31.5％。这种投入结构不符合政策要求，加重了基层单位的负担，一些乡镇、村组织和项目学校为此背负大量债务……”
　　要让法律真正得到执行，决定真正得到落实，我有三点建议。
　　一是建立国家教育公务员制度，将教师工资纳入公务员工资序列管理。在美、英、法、德、日、韩等国，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是特殊公务员（或准公务员），作为特殊公务员的教师，工资待遇完全按国家公务员管理。只是因职业不同，而与其他一般公务员有一些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比如没有行政级别，但可享受带薪假期等。我国可借鉴这一制度，修订《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对教师工资水平的表述，将教师工资纳入国家公务员范畴，这比“不低于”等规定更管用。
　　二是完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责机制设计。对政府部门履行《义务教育法》所规定的教育经费投入责任的问责，应该由同级人大进行，人大应审批义务教育经费预算投入，监督政府执行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并可视责任对相关责任人进行罢免。如是，政府才可能从根本上重视并履行法律责任，而不是视法律为儿戏，公然挑战法律权威，并由此千方百计推卸责任。
　　三是明确经费分担比例，改革义务教育经费划拨方式。近年来中央、省级政府的转移支付被层层挪用的现实表明，我国的教育拨款体系应进行改革，可尝试建立把教育经费直接划拨给学校账号的新体系。可资借鉴的例子是法国，其中央财政甚至通过国民教育部把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工资直接划拨到他们的个人账户，从而承担了70%以上的义务教育经费。我国为何不可尝试直接由省级财政把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的工资直接划拨到其个人账户上呢？（　作者：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教授、21世纪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原载《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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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学历价值还需“国家承认”来维护?

【2009-06-20】

教育部学生司副司长姜钢透露，今年高考报名人数约为1020万，比去年约减少40万，将有84万应届毕业生不参考。 虽然姜钢非常明确地“不同意”将高考“遇冷”归咎于就业难的结论，而且高考报名数减少，也确实与适龄人口的减少有密切关系——统计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为849万，今年则减少到834万，而到明年则要锐减到803万——但84万学生弃考，还是让教育部门和高等教育颇为“尴尬”。从报道可见，教育部门维护高考权威地位的心情跃然纸上。 04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2000万，达到世界第一，可九年义务教育却未普及，直到2008年，才做到义务教育全部免收学杂费；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逾越举办者的权限，直接参与办学，而直接的理由就是保障“国家承认”学历的货真价实，在“国家承认”之下，统一高考、统一入学标准、统一教学要求、大学行政评估也就顺理成章，与之对应，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无法自主招生、自主培养，最后“千校一面”。        在一些高校办学者看来，“国家承认”反过来成为劣质教育的保护伞。获得政府许可而举办的学校，只要招生纳入高考计划体制之内，学生顺利毕业，获得的就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有的学校不关心办学质量，而关心能否获得“国家承认”，学校一旦获得“国家承认”，回报给学生的就是那张证书，怎可实行“宽进严出”或者“严进严出”，对不合格学生进行淘汰？ 在封闭的计划体制之中，“国家承认”是有效的，甚至还可以通过体制的力量，来维护“国家承认”的权威，比如对于“专升本”、研究生入学，没有“国家承认”的相关学历，就没有资格报考；一些用人单位对应“国家承认”制度，纷纷提出对用人的学历要求，以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为借口，实行明显的学历歧视。此乃“学历情结”的根源。 可是，自2002年以来，手握“国家承认”大学文凭的大学生，就开始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84万应届生放弃高考，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表明“国家承认”的学历，价值正在贬低。 对于国家教育部门来说，是到应该重新审视“国家承认”学历对教育发展的消极作用的时候了。从各类教育的平等发展说，“国家承认”不利于教育的平等竞争；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来说，“国家承认”不利于增强高校的竞争意识；从打破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拓宽每个人才的成才之路。         对于政府教育部门来说，考生选择高考，接受普通高等教育；或者不选择高考，接受其他形式的教育，如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甚至直接就业，今后在工作中接受终身教育，都是平等，没有高低之分的。维护高考权威本身意味着，上述各种教育形态并不平等，在学生的成才选择中，唯上大学是尊，在学生所接受的高等教育中，唯普通高等教育是尊。 而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大学学历“国家承认”制。为维护高等教育学历与学位的严肃性，自恢复高考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学历与学位，就采取“国家承认”的方式。简单地说，每所得到国家授权的学校，是代表国家向考生颁发学历证书与学位证书，所以普遍存在“国家承认学历”一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历证书和学位证书，更是国家统一印制，据说是为了方便用人单位“验明正身”——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不是“过硬”的。        “国家承认”在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确实曾起到了积极作用，比如统一标准、规范高等教育，但是，随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其弊端逐渐显现。 由于“国家承认”，所以政府部门深感“责任重大”，把本应关注所有国民教育以及更多关注义务教育的资源投向高等教育，以至于到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2000万，达到世界第一，可九年义务教育却未普及，直到2008年，才做到义务教育全部免收学杂费；与此同时，政府部门逾越举办者的权限，直接参与办学，而直接的理由就是保障“国家承认”学历的货真价实，在“国家承认”之下，统一高考、统一入学标准、统一教学要求、大学行政评估也就顺理成章，与之对应，高校没有办学自主权，无法自主招生、自主培养，最后“千校一面”。         在一些高校办学者看来，“国家承认”反过来成为劣质教育的保护伞。获得政府许可而举办的学校，只要招生纳入高考计划体制之内，学生顺利毕业，获得的就是“国家承认”的学历。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中，有的学校不关心办学质量，而关心能否获得“国家承认”，学校一旦获得“国家承认”，回报给学生的就是那张证书，怎可实行“宽进严出”或者“严进严出”，对不合格学生进行淘汰？ 在封闭的计划体制之中，“国家承认”是有效的，甚至还可以通过体制的力量，来维护“国家承认”的权威，比如对于“专升本”、研究生入学，没有“国家承认”的相关学历，就没有资格报考；一些用人单位对应“国家承认”制度，纷纷提出对用人的学历要求，以优化人力资源结构为借口，实行明显的学历歧视。此乃“学历情结”的根源。 可是，自2002年以来，手握“国家承认”大学文凭的大学生，就开始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今年84万应届生放弃高考，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都表明“国家承认”的学历，价值正在贬低。 对于国家教育部门来说，是到应该重新审视“国家承认”学历对教育发展的消极作用的时候了。从各类教育的平等发展说，“国家承认”不利于教育的平等竞争；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来说，“国家承认”不利于增强高校的竞争意识；从打破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拓宽每个人才的成才道路来说，“国家承认”也是很大的障碍。也就是说，升学教育模式的蔓延，学生的成才路狭窄，高等教育的质量下滑，求学的回报降低，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高考弃考与大学生就业难的冲击下，我国的学历与学位制度，应该顺势改革，从“国家承认”、评价人才，转变为国家审核学校办学资质、监督学校依法办学、学校自主授予证书(学历和学位两证合一)、证书由社会承认。也就是说，某所学校经审核具有授予某种学位的资质，它可在政府监督下招生、培养，发给学生毕业证书，这个证书不是国家承认，价值高低由社会评判。在这样的教育中，政府负责为所有教育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为受教育者创造多元的教育选择与成才选择；而学校在失去“国家承认”之后，将努力为受教育者提供学历之外的教育内涵质量回报。如此，“学历情结”将逐渐破解，教育的竞争机制将逐渐形成，教育的发展也才有全新的局面。在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制订中，期望能对此有所思考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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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少年班”不是个性教育

　　核心提示：在一个重视个性教育，给每个个体自主发展空间的教育环境中，是不需要“少年班”的。而“少年班”的出发，又不幸地把一些个性突出的孩子纳入另一个设定的成才模式。这就是“少年班”命运轮回的根源。
　　1月1日，全国约1800名应届初中毕业生参加西安交大2012年少年班的初试，参加考试的人数是最终招收学生数的十多倍。
　　据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最早有13所高校可以招收少年班，现在只剩3所，能达到规模招生的，只剩下中国科技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20多年来，少年班的招生一直备受质疑，不过，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对于现行的高考模式感到失望时，少年班成为新的救星。
　　“少年班”从当初的“火爆”转冷，再到现在似乎又要变得“火爆”，令人感慨。究其原因，是以培养少年拔尖人才为办学目标的“少年班”，与我国其他学校教育一样，一直没有探索出真正的个性化教育之路。
　　“少年班”在办学中似乎是有“个性”的。很多孩子都是一路跳级，跨进“少年班”的，可是，当这些孩子汇聚在一起时，学校是否对其进行了个性化教育?比如，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实行导师制，配备导师，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建立健全的心理咨询和服务体系，关心每个个体的身心健康？
　　以此观察“少年班”，不难发现，目前的“少年班”距离个性化教育尚远。学生还是被要求学相同的课程，也没有导师制，最多班主任多关心一下；至于心理咨询和服务，其他大学生有怎样的待遇，他们也是怎样的待遇。也于是，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少年班”，负面新闻并不少，最主要的是学生心智不成熟，存在比较多的心理问题。在没有“少年班”，有少年大学生的大学，少年大学生也有类似问题。
　　但其实，这更多不是少年大学生的问题，而是大学教育根本没有个性教育的问题：选修课比重极少，学生没有自主选择空间；连博士生、硕士生都无法经常见到导师，更别提在本科中推行导师制；学校多的是行政机构人员，心理咨询人员少得可怜。如果大学教育能关注每个个体，给予个体自主选择课程、选择老师的空间，推出本科导师制，对每个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咨询，这些少年大学生适应大学生活的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
　　在一个重视个性教育，给每个个体自主发展空间的教育环境中，是不需要“少年班”的。而“少年班”的出发，又不幸地把一些个性突出的孩子纳入另一个设定的成才模式。这就是“少年班”命运轮回的根源。
　　熊丙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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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就是一个职业

每年教师节，有关教师的师德问题，都会成为媒体关注的重要内容，出现在报端的，不是令人敬仰的教师楷模，个个学生感念师恩，而大多是对教师的讨伐，甚至是控诉。一时之间，教师节成了“伐师节”，很多老师，已经不敢过这一个“节日”——哪有节日，是专门为“抨击”某个群体而设计的？

我不愿意再附和批评今日师风不再，倒是想探讨，社会究竟怎么定位教师。与其他职业相比，今日教师群体的职业操守，究竟是怎样的水平。

一直以来，我们把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人类灵魂难道需要像“工程”一样构建，还需要专门的“工程师”吗？这是工程思维在教育中的体现，而教育需要破除的正是这种工程思维，需要对每个个体的人文关怀，需要回归本质——教育是让每一个人的生活更美好。

那么，从教育本质角度，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教育让教师生活更美好了吗？同样，长期以来，对于教师的形象定位，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强调的是牺牲与奉献。这从精神层面来说无疑可嘉，然而，哪一个教师，不是普通人，没有物质需要与现实生活？

这种对教师群体的形象定位，让教师这一职业处于空前的尴尬。它与其他行业的职业其实一样，可在其他职业可以提出高薪要求、加班需要付加班工资时，教师却不敢提出自己的主张，一提就似乎与奉献、牺牲的形象相违背，就认为充满铜臭。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社会对教师这一群体，是高道德要求，低物质待遇，教师的地位是“臭老九”，就是现在国家增加教育投入，但总体而言，基础教育的教师，工资收入还远低于公务员、国有企业的员工，而且，在教师群体中，贫富差距也十分严重。由于待遇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教师这一岗位对优秀青年并没有吸引力。包括国家推出的免费师范生政策以及农村特岗教师计划，都遭遇教师职业吸引力缺乏的现实困境。

与之相反，在我们周边的韩日等国家，早就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纳入公务员系列，享有和公务员同等的待遇；而在美、英等国，教师的收入待遇，是所有职业中较高的。这是从职业本身角度来审视教师——既然要高素质的人，来承担教育的任务，那么，就应该按照职业本身的规律，用薪资待遇、工作环境、事业发展空间、个人成就感等来打造教师队伍，而不是只停留在虚幻的道德教育上。如果职业的待遇极低、工作压力十分沉重，纵有再多宣传称教师是阳光下最崇高的职业，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崇高”——这一宣传其实也大有问题，职业无高低贵贱，凭什么说某一职业就崇高？

教师就是一个职业。由于长期来其“职业属性”被忽视，所以，近年来，就是教师待遇逐渐提高，有关这一职业的道德建设，也误入歧途，导致教师群体的道德出现严重问题。我国政府制订的师德规范，都谈的是大道理，却不是从职业角度要求教师，而从职业角度出发，在确保教师待遇（甚至纳入教育公务员体系管理）同时，再规定教师不得兼职；在明晰办学者、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权责的同时，规定行政管理人员必须利益回避不得从事学术等等，教师的职业定位就不至于模糊，而治理师德、师风，就不再是靠思想教育，而是职业的规范、基本的制度。当待遇有保障，各种规则严密，教师既不需要，也不敢再靠山（学生）吃（学生），靠水（学生）吃（学生）了，那些令人愤慨的教师主动索礼，不好好上课却让学生去参加他的家教等行为，就很难再发生了。

当然，这一职业相比其他职业，有其特殊性，所以，会具有其他行业的不同特点。比如，在欧美大学中，就普遍实行终身教育制度，一名教师被聘为终身教授之后（一般副教授即为终身教授），学校没有特殊理由，就不得解聘，这一制度类似我国的“铁饭碗”，而之所以推出这一制度，是为了推进学术自治，保障学术自由，避免教授受政治、经济等因素干扰，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学术研究。而实行这一制度，既要强调教授本身的职业操守（学术操守），又要有全新的学术管理体系，不然，在我国，就可能成为养懒汉的制度。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导致今日师者，既不传道，又不授业、解惑，原因无他，是师不师，生不生。只有按照教师职业的特点，让教师首先是教师，这才能重树这一职业的形象。也才能过教师节的教师们，感到劳动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