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教育年度影响力榜单”隆重揭晓=田强获评‘十大影响力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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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救人选择了弃考捐髓 　　万分之一，是非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俗称骨髓）配型成功的概率。
　　由于患者诊疗需要，捐髓时间恰与期末考试时间冲突，更是鲜有耳闻。
　　这两件事，21岁的田强同时遇上了。
　　田强的选择是：弃考捐髓。
　　说起捐献的故事，田强形容为“中了大彩”。那是2009年10月18日，田强刚上大学不久。一天，他看到校门口停着一辆献血车，立马挽起袖子献了血，顺便填写资料，加入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但他并没有料到，仅在1年多后，自己会与一个从未谋面的小男孩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上海家庭的恩人。
　　今年4月12日，田强突然收到一封邮件，告知他经初步筛选，他与上海一名12岁的白血病患者东东配型成功。一开始，田强以为遇上了网络骗子。但是，经过与邮件发送者章晟联系，他发现这是真的。
　　“我无法平静，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情。”田强坦白自己当时有些犹豫，“我怕在骨头上打孔，好疼！”
　　章晟是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湖北分库的志愿工作人员，也是全省第12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告诉田强，捐献方法并非人们臆想的直接抽取骨髓，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田强这才松了一口气。“五一”放假回家，田强向家人提及此事，亲友当即反对，担心损害他的身体。
　　5月中旬，田强瞒着家人，到孝感市中心血站抽取白细胞抗原，进行高分辨检测。
　　6月10日，他收到短信，称高分辨检测通过，与受捐者吻合率极高，这是十万分之一的概率。“我当时震惊了，心想，我肯定和这个孩子有缘分，一定要帮他度过难关！”田强下定决心，决定瞒着家人，向班主任请几天假，偷偷捐完就赶紧回校。
　　但是，东东因突发肠道感染，原定6月下旬的捐献被推迟到了7月。“这让我纠结。7月，几门课都要进行考试，直接和拿学分、评优、毕业挂钩。”田强说。
　　是参加考试，还是赴京救人？困惑的田强思考良久。但章晟告诉他，病人病情危急，不能再等了。田强下定决心，救人第一！他立刻找到系领导说明情况。系领导得知情况后，与教务处商量调整了考试时间，将全系85人原定于7月6日的考试提前到3日，8日的考试则允许田强缓考。
　　有人说他“太傻”。田强回答：“我们都是从12岁过来的。考试可以补考，可生命失去了，就永远没办法挽回。要是你也碰到这个十万分之一的概率，也会义无反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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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姓埋名瞒着家人进京捐髓 　　7月7日，田强完成了英语等5门课的考试，其中最后一门当晚7点开考，尽管考完已是夜里，但第二天一早，田强就搭乘D124次列车赴北京捐献造血干细胞。而这一切，他的父母却毫不知情。
　　7月8日，一个普通的日子，阳光倾泻而下，照耀着京城。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空军总医院，这一天注定不会平静。早上7时30分，12楼血液科的血细胞分离室外已是人头攒动，众多媒体的“长枪短炮”齐刷刷地对准了1221病房。（下转第二版）
　　8时10分，田强来了。看到黑压压一片镜头，他的脸上露出局促的笑容：“我不太习惯被记者包围。”
　　8时30分，田强在病床上躺下，旁边就是血细胞分离机。“今天的采集量约在55毫升左右。”空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王恒湘说，“采集到这个数量的造血干细胞，需要1万毫升的血液循环量，相当于他全身的血液进进出出两次多。”
　　“比我原先想的简单多了，就是不能动，有点无聊。”田强突然调皮起来，嚷嚷着要自己的手机，“哪怕能玩玩游戏啊！”医务人员塞给他一个橡皮吹，让他握在右手里，辅助血液流动。在随后的时间里，这个橡皮吹就成为他唯一的“玩具”。
　　11时40分，采集完成。医务人员将装有60亳升造血干细胞悬液的血袋贴在田强的面颊上，让他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告个别。此时，血袋尚有身体的温度。
　　深情地贴了贴血袋之后，田强突然爆出一句“感觉跟生孩子似的”，把现场所有人都逗乐了。随后，这些造血干细胞马上被紧急送达上海，输入12岁的白血病男孩东东体内。
　　东东的主治医生、上海道培医院主任刘金宏说，在晚上8时，捐献的造血干细胞已注入东东体内，但由于路程上的损耗等原因，第一次的采集量与最终的移植需要量还差0.5个单位。
　　7月9日上午8时45分，第二次捐髓仍在空军总医院进行。田强在病床上接到了母亲田娥的电话。听到母亲的哭声，他激动地“赶走”了现场所有人，轻声抚慰母亲。听着电话里母亲焦急的哭泣声，田强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平静。他安慰妈妈说，捐髓跟抽血差不多，很安全，不会影响身体。
　　“儿子长大了，你是在做善事，妈妈支持你。”田娥最终被善良的儿子劝服了。
　　“接到妈妈的电话，确实挺难受的。”田强说，此次来北京捐髓，田强一直瞒着父母，只有哥哥和姨父知道。
　　因为担心父母反对，田强本想低调捐献。实在架不住记者们的要求，他恳请媒体报道时，图像打马赛克、照片用侧影、名字用化名“杨力伟”。即使这样，外婆还是在电视里认出了田强的身影，她打电话责怪田娥“管不住儿子”。
　　采集一完成，田强又拨通外婆的电话。外婆正独坐在电视前痛哭。
　　田强流泪了，他说：“外婆，我帮东东延续了生命，不就相当于我多了一个弟弟，您多了一个孙娃子吗？”
　　捐献结束后，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主任洪俊岭为田强送上证书。他大力赞扬了田强的义举：“目前人们对捐髓的观念有待扭转，田强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田强是中华骨髓库第2263例捐献志愿者，湖北省的第80例。
　　当天，田强在空军总医院完成最后一门功课的期末考试。学校决定让他在医院补考他8日没能参加的那门考试。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试卷传到了北京，由空军战士“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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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爱心进行到底捐出1.8万元营养费 　　“小小的身体里充满了大大的勇气”。这是田强的QQ签名。
　　7月11日6时25分，随着北京始发的Z77次特快列车缓缓地驶来，田强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
　　田强面容虽略显疲惫，言语间却难掩激动兴奋的心情。田强刚下车，同学雷杨就跑过去拉住他的手，关切地问：“身体现在怎么样，会不会头昏？”前来欢迎的同窗好友争相上前和他拥抱，并和孝感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一起献上鲜花和花环。
　　作为湖北省孝感市首例骨髓成功捐献者，田强被共青团孝感市委授予“孝感市优秀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孝感市红十字会向他颁发了“博爱奖章”。
　　刚回到孝感，田强就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曾两次捐髓的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建筑系学生杨子威。得知田强捐髓救人的事后，他一再表示想去看望田强，如今终于如愿以偿。杨子威还向田强传授了不少捐髓后恢复的经验，并表示要和田强一起，将爱心进行到底。
　　田强的同学武远征告诉记者，田强来自巴东县农村，学费是通过助学贷款解决的，他生活节俭，很少到校外餐馆吃饭，但他几次放弃学校为贫困生提供的生活补贴，把机会让给了更有需要的同学，自己则经常利用周末出去兼职，每天赚取三四十元补贴生活。去北京前，田强反复对工作人员说，在京费用如果由受捐方承担，食宿各方面务必要省着点儿。
　　7月19日上午，孝感学院举行90后大学生感恩与社会责任座谈会，田强决定将学校发给他的8000元营养费全部转捐给东东。7月27日，田强又决定将巴东县政府的1万元慰问金捐给贫困学生。
　　专程赴上海替田强转交8000元捐款的章晟告诉记者，东东恢复神速，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等指标已接近正常值。从寻捐到获助，只用了8个月，东东是幸运的。
　　“我4年大学读下来，总共要贷款2.4万元，等我毕业工作后自己还。”田强说，把1.8万元全部无偿捐出去，也征求了家人的意见，父母说他已经21岁了，这些事情他可以自己作决定。
　　田强现在在家休养，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天天陪着外婆。“外婆看到我生龙活虎会安心的。我爱家人，所以明白东东的爸爸妈妈有多爱他。”
　　田强生于1990年8月5日。有趣的是，受捐的东东，出生于1999年，是最小的90后。
　　他最牵挂的还是东东，他在QQ签名上为东东鼓气：“东东，加勒个油啊！”
　　就在田强生日的前一天，他收到了东东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那是一张温馨的贺卡，歪歪斜斜地写着几行稚嫩的字，祝他健康快乐，身体早日恢复。
　　《中国教育报》2011年8月19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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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民立传的硕士生

  ■本报记者 俞水

  25万字，300多页，26个农民的奋斗史，以展现现代中国农民群像的方式完成硕士论文——研三学生曾维康开创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先例，也圆了自己的“乡土梦”。

  乡土情结的苏醒
  中等身材，皮肤略黑，湖北口音，笑起来憨憨的。这个乍看没什么特别的小伙子，提起自己的硕士论文，立马神采飞扬。
  论文的题目是《农民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作为口述者的26位乡民来自同一个村，那个村是曾维康生长的地方。他们中有为村里修石子路的乡镇企业家；有在窘境中“下课”的村支书；有身份从“民办”到“代课”再到“聘任”的乡村教师；有为逝者超度亡魂的乡村道士；也有赤脚医生、打工能人、走出农村的大学生、留守在家的老干部……
  “如此集中、翔实地展现中国农民群像及其心声，在共和国新闻史上尚属罕见。作品不仅突出展现了当下中国农民的原生态，而且为社会史、政治史、心态史、民俗史等提供了颇有参考的一手文献。”曾维康的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说。
  然而，曾维康最初决定以这样的方式来完成硕士论文时，对这层意义并没有清晰的预见，只是最敏感、最柔软的那部分情感被触碰之后，泛滥般苏醒。
  2009年春节，曾维康回湖北老家过年，正赶上雨雪天气，村里的土路一片泥泞。“这还叫一条路啊！”乡亲们的抱怨声不绝于耳。曾维康问村里的长辈：“这么多年了，村里怎么也不修一条像样的路？”问题一抛出，路过的村民们争先恐后、愤愤不平地跟他讲了一个下午。
  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题，他顺藤摸瓜，从“一个村30年没有修起村公路”说起，完成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报告总结出该村财政陷入瘫痪的“汉堡模型”：上有上级部门的催款逼债、乱收费、乱罚款、随意摊派各类集资款；下有农民增收困难，农户拒缴农业税费等各种矛盾。相形之下，村委会犹如汉堡里一块被“夹击”的牛肉，腹背受敌。
  一种从未如此清晰的感悟冲击着他：“我在农村看到了问题的存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过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水平。”
  对于农村问题的思考没有随着调研的结束而停止。回到学校后，曾维康时常会听到一阵隐隐约约的声音，似乎是老乡在跟他说：“今年棉花卖得不好啊！”“打工赚钱不容易。”他想听得更真切些，却什么也听不清楚了。
  那段日子，每当看见地面上裸露的黄土，看见满身灰尘的农民工，他就会想起家乡，想起和乡亲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情景。
  曾维康说，其实，农民是一个渴望被倾听的孤独群体。在田间劳作的时候，陪伴他们的只有牲畜；在外面打工的时候，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世界；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他们只是咬咬牙，生闷气。“但是，只要你能融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对你掏心掏肺，你会发现，他们竟然有那么多故事。”
  同时，他发觉，很多文学作品、新闻作品中的农民形象并不完整。农民常常扮演“被代表”的角色。“我想告诉大家，现代中国农民到底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我的论文我的梦
  2010年4月，曾维康接到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已故院长、《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打给他的电话：“我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看完了你的开题报告，很激动，也很感动。你写的话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意义很重大……这是我家电话号码，有什么困难随时打给我。”
  老院长的鼓励让曾维康更加坚定了通过论文来表达乡土情结的信念。
  然而，对曾维康来说，这毕竟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作为一个当局者，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客观性？在价值判断上，写这二十几个老百姓的价值何在？不就是那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吗？虽然在开题时得到了范院长及导师的支持，但身边部分人的质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让他仍然怀疑自己。
  不能向前看时就多向后看看。曾维康想到范院长在谈及一本文集的出版时曾说：“我忽然改变主意，应出版社之约将一部分已经过时的‘杂拌儿’结集出版，原因之一是想起了朱穆之同志的一番话，想为年长、年轻的朋友提供一点‘向后看’的标志物，从而更加坚定‘向前看’的信心和勇气。”
  “向后看”给困境中的曾维康带来了巨大的收获：那种对写作初衷的再一次追问，使他获得了重拾自信的勇气，他把这种收获概括为寻找到“最初的美好”—— “为农民立传是我在研究生毕业之前的一个梦想。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
  被这份实现梦想的美好“引诱”着，曾维康辗转鄂、湘、粤等地，历时3个多月进行采访，“任由‘农民在做什么，农民在想什么’这两个问题像一位总司令一样，对我‘颐指气使’”。
  那段日子里，在湖北老家的田间地头，他干完了自家的农活，就跑到别人家的地里找老乡，挽起裤腿，戴着草帽，蹲在田边，给老乡递上一支烟，喊上一句：“小爷，您这地耕得好啊！”老乡便兴高采烈地打开了话匣子。赶上下雨天是最好的，乡亲们不能干农活，他就跑到老乡家里作采访，要是赶上老乡家吃饭，就人家吃什么，他也蹭着吃。
  在广州的时候，他去找开“旅行社”的小老乡，原来“旅行社”就是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硬是活生生地被分了8个部分，向外分租。与老乡聊得晚了，他就睡在一坐下立马嘎吱响的床上。他还找到从老家走出来的养猪能手，与他一起住在对面就是600头猪的房子里，臭气熏天。老乡问他：“小兄弟，你住不住得惯？”他说：“你跟猪呆在一起11年了，我才呆几天就受不了啦？”
  2010年底，采访归来，他开始了“宅男”生活，猫在宿舍里昏天暗地地整理录音达两个月之久。
  奇怪的是，那么艰苦地采访，那么辛苦地整理材料，竟让曾维康产生了越来越浓的兴奋感，他终于体会到了作家莫言所说的家乡带来的写作灵感：“我的高密东北乡是我开创的一个文学共和国，我就是这个王国的国王。每当我拿起笔，写我的高密东北乡的故事时，就饱尝到了大权在握的幸福，在这片土地上，我可以移山填海，呼风唤雨。”
  “这种幸福感深深感染了我，我没有他的境界，我的幸福更多是一种兴奋，我兴奋地发现了一个‘大宝藏’，故乡都是值得好好挖掘的宝藏，是一个滴水藏海的宝藏。”
  作品完成后，曾维康在论文的创作手记中这样总结支撑他的那份力量：“我觉得是一种爱，一种态度和一种责任。”
从农村来 到农村去
  我写这部作品如同一个命定的“归宿”，似乎又在帮我回答一个问题——“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的回答是：“我从农村来，要到农村去。”
  写下这段话时，曾维康已经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递交了申请书：“选择到基层工作，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召唤。这种召唤，来自我生活过的农村。”
  “我放过牛插过秧，摸过鱼偷过梨，抓过蛇玩过泥巴，偶尔还拉帮结伙地打几次群架，基本上农村孩子的‘必修课’我从没有逃过。”曾维康说，他天生就具备了一身“土气”。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的生活环境不仅仅只带给他童年的快乐，去城里读高中后，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那么依恋的土地原来是如此穷困不堪，“以至于都有点嫌弃它了”。那时，他学习的动力就像高中老师告诉他的那样，“读书改变命运”，“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地方”。终于，2004年，他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选择的专业是工商管理。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对家乡的嫌弃，随着他真的远离家乡，逐渐转化成了一种“同情感”。“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更何况，生活在那里的都是自己的亲人。再后来，这种“同情感”又演变成“使命感”——为什么我的家乡不能富裕？家乡的老百姓怎样才能富裕？
  大学4年，研究生3年，他曾6次到东、中、西部农村调研。他发现家乡的经济条件并不是最差的，在西部部分农民的家里，想吃一顿炒肉都难。他也发现江浙一带的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如果把江浙的发展经验带到西部去，或许能够解决不少问题。
  “我的家乡河网交错，鱼米并旺，有一定的地域优势，但村民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和渠道有限，增收比较缓慢。”
  “媒体上报道农民的柑橘、西瓜卖不出去，都烂掉了，还有的农民有‘致富经’，但缺乏资金和场所。我常想，如果我是村干部，能帮他们解决好问题吗？我觉得至少不会太难。”
  见多了，识广了，曾维康觉得，在农村，他有用武之地。
  曾经，曾维康的理想是做“新闻高手”，因在本科期间发表了100余篇、累计20余万字的新闻作品而被保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但毕业找工作时，他通过努力成为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名选调生。
  作出这样的选择，并非没有经过挣扎，正如他的导师李彬所说，“维康也面临着研究生共有的那些困惑与纠结”。
  就在去年年底，一位师兄给曾维康推荐了一份年薪十几万的央企工作，解决北京户口和编制，福利优厚，想了又想，他还是拒绝了。“那不是我想要的，我无法说服自己。”
  家是曾维康的牵挂，母亲听说儿子要去基层工作，说：“我不指望你了。”一想起60多岁的母亲在乡间劳作的背影，他就心酸。他默默告诉自己，如果他在基层的价值实现了，终有一天也能让母亲不再那么辛苦。
  有人问：“你觉得值吗？”有人质疑：“曾维康你想当大官？”还有人说：“曾维康你真自私。”可是，他真的觉得：“我在一个村就可以帮一个村的人，在一个镇就能帮一个镇的人，哪怕只能帮上一点点。基层的工作总得有人做吧，生在农村的人都不下基层，还能等谁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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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教授刘宪权 中国教育报记者  俞水

是不是一个好老师，首先要看能不能受到本科生的欢迎。 我可不认为给本科生上课只是学生有收获，我也有。 给好几百名学生讲课，真享受！ 漫画中国 供图 “

■只要是他的讲座，能容下二三百人的大教室，便会被学生从其他教室“抢劫”而来的凳子挤得满满当当。   ■只要能成为他的门生，就会被全校学生投以“羡慕嫉妒恨”的目光。   ■他是大教授，却抓着给“本科生上课”的机会“死死不放”。   ■他是“50后”，却说着时髦语录，唱着周杰伦的歌，成为“90后”大学生的偶像。 好听得“一塌糊涂”   在华东政法大学，至今已任教28载的刘宪权被学生称为“宪哥”。如果哪位学生没听过“宪哥”的刑法课，那么，他的“大学生活不完整”。每当新生入学，“‘宪哥’的课好听得‘一塌糊涂’”这句华政名言，便会从各种渠道传来，冲击着新生们原本就异常兴奋的神经。   “一塌糊涂”是“宪哥”的口头语，由于常常在课堂上的精彩环节出现，被学生们用以形容与刘宪权有关的各种传说。同样让学生们津津乐道的，还有刘宪权生动的课堂语录，后来，这些语录被学生传到了网上，成为“豆瓣”上的热帖。   “如果我在监狱里挖洞，这是犯罪的着手还是预备？这怎么能是着手呢？这是脱逃罪又不是挖洞罪。我一边挖一边逃可以吗？除非我用一个挖土机在挖。”   “司法机关说他们夫妻是一体的，这样惩罚了这个当然也要惩罚那个了。我说既然他们是一体的，那惩罚了这个还用惩罚那个吗？”   他的研究生周舟就是听着这些语录被“宪哥”征服的。   6年前，周舟还是一名经济学专业的大一学生，本是为了“完整”大学生活而进行的一次玩票性蹭课，让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名不虚传”。   “理工学科中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依我看来，在法律学科中，这句话应该是，学好刑民法，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们学校如果开个新专业，就叫‘国际经济刑法’，括弧，就业主要面向海牙国际法院，肯定会热门得一塌糊涂，因为它既国际，又经济，又法律。”   ……   类似的表述，让周舟觉得这样的课堂充满了“诱惑”。仔细听下去，他发觉刘老师的课不仅幽默，还特别接“地气”，处处是鲜活的案例。“有人认为法学教育就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其实不然，法律是拿来应用的，跟社会的联系相当紧密，法学教育怎能不联系实际？！”这是“宪哥”的道理。   “头脑风暴”式的讨论更让学生耳目一新。“宪哥”不停地在教室里“游走”，不断把话筒递给学生，让学生运用法学原理分析案例，并向学生层层“逼问”。一位学生发表观点时，其他人负责寻找漏洞，必要时则进行“抨击”。那个最重要的结论慢慢浮出水面，所有学生都惊喜异常。   “上我的课从来没有人睡觉的，上我的课还要睡觉，那只能说明你确实要睡了。”正是这样“刺激”的课堂，使刘宪权的此句语录被学生们深深信服。“为什么我的课没有人睡？因为我讲的都是焦点，学生一直高度紧张，跃跃欲试。我就是要我讲课的内容充满悬念，让学生顺着我的思路思考，最终恍然大悟，终身难忘。”   “终身难忘”是刘宪权对自己授课效果的追求，社会上念叨毕业后就把学校里学的知识统统忘掉的人越多，他对这个追求就越执著。   “我是一个能坚持的人。”刘宪权说。   学生喜欢才是硬道理   在“宪哥”的众多坚持中，让所有华政师生感到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这个大教授常年坚守本科生课堂。   《刑法总论》、《刑法分论》、《金融犯罪研究》、《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理论与实务》……周舟一口气说出了好几门刘宪权给本科生开的课。除了1995年至1998年去新华社香港分社研究室工作的3年，刘宪权给本科生开课从未间断。   不仅如此，作为华政法律学院的院长，刘宪权还组建了一支法学第二学位教育的教师队伍，鼓励华政非法学专业的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拿下法学第二学位。   虽然身为教授、博导、上海市重点学科刑法学带头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刑法学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刘宪权仍然亲执法学第二学位的教鞭，每周六都给选修法学第二学位的本科生上刑法课。由于选修的学生有五六百人，最大的教室才能装下200多人，刘宪权就把学生分成两个班，上午讲一遍，下午讲一遍。   “是刘老师让我知道刑法不仅是研究杀人放火，让我感受到了法学世界的无限魅力。”因为选修了法学第二学位，本科专业为经济学的周舟日后通过努力投入“刘门”，主攻经济刑法方向。在华政，受到“宪哥”影响而爱上法学的学生不胜枚举。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好老师，首先要看能不能受到本科生的欢迎。”刘宪权说，“给本科生讲课讲究完整性，面对初学者，要引导学生完成从不懂到懂的过程，跟给硕士生和博士生讲课对教学能力的考验完全不同。我可不认为给本科生上课只是学生有收获，我也有，能提高我的教学水平，激发我的灵感，温故知新。而且，给好几百名学生讲课，真享受。”   在华政历史上，“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迄今已评选了16届，“宪哥”拿下了13届。没有全部拿下，是因为去香港工作的那3年没有在学校开课。   “全国先进工作者”、“宝钢教育基金全国优秀教师”、“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高等教育教学名师”……众多光环中，“宪哥”对华政“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这项“既不跟工资挂钩，也不跟职称挂钩”的荣誉情有独钟。因为，“那是学生评出来的，能受到学生的喜爱是一个老师最大的成功”。   有学生形容他是儒雅的学者、睿智的老师、雄辩的律师。“哪个角色让您收获最多的幸福感？”“宪哥”答：“做老师！”   他毫不讳言自己的“野心”——讲更多好听的课，受到更多学生喜欢。于是，“宪哥”语录又多了一句——“把‘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连拿20届”。   最勤奋的那一个   “我并非靠口才取胜。”对于为何可以做到备受学生喜爱，“宪哥”这样解读：“不聪明，但努力。”“没有上不好的课，只有上不好课的人。”   “宪哥”觉得，同样讲一个原理，先讲概念，还是先讲一个案例，效果完全不一样。同样是一堂课，有没有悬念，学生能不能感到有趣，效果也不一样。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案例是不是“贴切”，能不能让学生被笑话吸引的同时，跟着你的逻辑走，最后实现教育目标。   “法学教师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在分析案例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法学者的独特视角。”刘宪权说，“很多本科生刚入校时，与法学专业人士的视角完全不同，与老百姓的视角差不多。当你在案件的分析中引导学生感悟了这种视角的区别，那么他往往就会对法律专业视角和专业精神体会深刻。”   达到这样的授课境界，是需要下功夫的。   “宪哥”就是学生眼中最勤奋的那一个：   “只要没有课，没有在外参加会议、出庭、作讲座，他就一定在办公室里看书。”   “他任教多年，是上海高院的咨询员，作为高级律师，他多个无罪辩护的成功案例被写进了大学教科书，让历届学子啧啧称奇。但他从不吃老本，每一堂课都有变化。”   “他给我们改论文，常常字斟句酌。”   “宪哥”的学生谈起老师，都感到自豪。   “每次上完课，我都要想想哪里还须改进，我珍惜每一次站在讲台上的机会。”刘宪权说。   其实，很多华政的学生都知道，勤奋、认真、不服输是“宪哥”的“习惯”。   擅长与“９０后”学生打交道的“宪哥”是上世纪５０年代生人，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黄浦区一家鞋帽公司，做过营业员、打包员、会计师，等等。６年中，凭着勤奋把算盘打得数一数二，包装鞋也做得最好。   1979年，他又是凭着勤奋与认真通过高考，走进了华东政法学院，拿着勤工助学金，废寝忘食地度过了大学时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留校，一路做助教、讲师，读了硕士，评上了教授。   让人惊叹的是，1999年，44岁的宪哥已经是教授、博导，却毅然赴荷兰艾柔默斯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并在同届中第一个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如今，无论是在刑法学术界还是司法界都已是重量级人物的“宪哥”，仍然像年轻教师那么拼，仍努力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期待有一天像刑法学家马克昌那样８０岁时还继续写作。   他颇为风趣地向学生传授自己的“勤奋经”：“不上本科，我就当不成讲师；不读硕士，我就当不了教授；不读博士，就没有今天的理论高度。总之一句话，读书是不吃亏的。”   他对自己的严格劲儿，在娱乐生活中都能体现出来——每次游泳都是速战速决，进入泳池就一鼓作气游10个来回。唱歌也要求自己追新潮：2008年的迎新晚会给学生翻唱了梅艳芳的《女人花》，2009年的迎新晚会上，换了一曲周杰伦的《菊花台》。   他就是这样珍惜着每一次让自己做得更好的机会，正如他所言：“既然选择了，就不要止于‘预备’，既然已经‘着手’，就不能‘中止’更不能‘未遂’，要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直达‘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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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中国教育年度十大影响机构：宁波诺丁汉大学 　2011年12月19日　 作者：严晶晶 孙斌　　来源：中国教育报

■本报记者 严晶晶 通讯员 孙斌 　　碧绿的坡地大草坪、尖耸挺拔的钟楼、英式风格的校园建筑、碧波荡漾的人工湖……走进宁波诺丁汉大学，记者感觉走进了“地球村”，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肤色的学生，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自信的微笑。 　　作为国内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以新型的小班化教育、导师制度、评分制度，尤其是倡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培育主动精神和创造性思维等形成了特色。 　　见闻 　　老师喜欢看学生“吵架” 　　15个人一间教室，学生也不是端端正正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而是围着桌子自由地讨论老师指定的主题，老师欢迎学生在任何时刻提出问题，允许学生打断他们，甚至随时有学生为一个问题在课堂上“吵”起来…… 　　宁波诺丁汉大学实行的是全英式教学，这种全新的教育理念横跨8个时区“降落”到宁波后，让一些学生在入学后“水土不服”。对于这种活跃的课堂氛围，许多中国学生一开始不习惯，大多会沉默，但慢慢适应以后，越来越多的学生会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 　　国际事务与关系专业2008级学生陈健鹏说：“一开始我也不适应，那会儿我觉得上课就是老师讲，学生听，有不懂的再去问。”他第一次把问题“憋”到课后去找老师，没想到得到的答案全是“It maybe”（可能是吧）。陈健鹏记得老师这么和他说，“你有这么多想法为什么不和同学分享呢？请记住自己认为合理的，只要有证据，就没什么不可以。” 　　学校国际文化交流专业2007级学生温馨告诉记者：“老师鼓励我们说，他最喜欢看我们‘吵架’，每遇到同学们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时，老师总是微笑着站在一旁听我们‘吵’，还时不时地来一句“Continue（继续）”。 　　现在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工作的国际传播学专业2007届毕业生沈琳琳说：“在求知探索的过程中，学校的老师只会引导我，而不会轻易告诉我正确的答案。也让我明白了只要有自己的观点，并有充足的理由来证明就好了。” 　　学生 　　已经学会了自主学习 　　强制性的作业少、假期多……在许多人的印象里，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过得“很轻松”。 　　“其实不是这样。”国际事务与关系专业2008级学生司宇每周课不多，一星期共11节左右，每节90分钟，“我一点都不得闲，因为自主学习的分量就很重，在学校里到处可见穿梭在图书馆和机房的同学。”司宇说。每年新生入学，学校老师会很正式地提倡“自主学习”的概念。 　　考试成绩再也不由期末一次考试来决定。司宇说课外学习的压力很大，比如用三四个星期来完成一篇1000多字的论文，主题由老师定，然后学生自己构思，查找资料，最后成文。同时，每个星期都有关于写作、口语、听力等不同形式的小测验，分数都作为总成绩的一部分。“临时抱佛脚”的方法不再适用。 　　据了解，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每门课程都配备有专门的课程指南，上面详细揭示了课程知识要点，开列了相关参考文献，并明确指出每门课程安排有多次测验考试，每次成绩综合为课程学分。分数存入学业成绩档案，作为厘定学位证书档次的依据。这样，学生们要想获得比较理想的成绩，就必须作好学习准备，形成正确的课程意识，认真对待每次考试。同时打消“走捷径”、“混文凭”的念头，坚定刻苦认真、踏实求学的信心。 　　据了解，为了保证教学和评价质量，所有涉及规定学分的试卷和论文，由任课教师打分以后，都要寄到英国诺丁汉大学，由那里的教师抽样重新打分，再由“社会考试监督员”严格审查，最后确定分数等次。 　　老师 　　只是一个引路人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老师只是一个引路人，他更多的是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宁波诺丁汉大学实行导师制管理，将学生按照学科专业分成小班，每班最多不超过16名学生，由1至2名教师担任导师，全面负责学生的学习、授课与指导。导师经常与学生见面，每周至少安排20分钟时间与学生“一对一”交谈，询问疑难困惑，指导方法思路，让学生知道“知识怎样学”。 　　Martin是国际商务与管理专业市场营销组合管理课的导师，他的严谨和开拓思维影响了不少学生。学生秦月告诉记者，导师的严谨和小组合作的奇妙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学习趣味。每一次作业，小组成员都要在一起反复讨论很多次，先集体讨论，然后再分头合作，一起做笔记、一起想主题、一起设计结构，取长补短。每一次课堂上的作业展示，Martin都会笑着称赞 “Well done”（做得好），但同时也会多角度地提出建议，甚至是一句话，一个词语的使用。而这样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每个课堂几乎都看得到。 　　正是得益于学校的自主教学，宁波诺丁汉大学的学生充满自信。今年刚进入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商之一的玛氏公司工作的商学院学生孙艺峰告诉记者，在面试官提出问题之后，她像平时上课一样，走到面板前开始当记录者，并且顺便画出自己构思的讨论框架，“课堂中培养的自主、开放的思维帮助我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工作。” 　　在宁波诺丁汉大学，选择继续学习的学生申请的大多数是世界名校，而且大部分都能获得offer（录取通知书）。选择就业的学生则自信地把目标瞄准外企和跨国公司，比如国际著名四大会计事务所，宝洁、IMI等跨国公司。 　　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长徐亚芬说，前3年，宁波诺丁汉大学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实现了学校“高品质升学和高质量就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