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五的武术师管季超画完稚画读70后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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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我们的新旅程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1月14日





《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许知远
　　撰文 许知远
　　“《商业周刊》从不犹豫提供观点，通常是强烈的观点。我们期望你发现，有可能清醒、机智地描写商业世界，既不虚张声势也不乏味。”马尔康姆·穆尔这样宣称。他时任麦格劳-希尔公司的总裁、《商业周刊》的出版人。
　　它的第一期杂志出现在1929年9月的纽约街头，它要报道商业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并做出大胆的预测。一个繁荣、喧闹、得意忘形的年代正接近尾声。1920年代的美国，是汽车、电影、广播、股票的年代。欧洲人苦苦挣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美国则在拥抱新的财富与权力。连他们一直被嘲笑的粗鄙品位都得到改善，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成为了国际闻名的小说家，好莱坞电影开始风靡各地。媒体的响应也创造了这种变化，周刊是那个时代的创造物之一，它比报纸更深入，比月刊与书籍更加快捷，它捕捉到日益庞杂与碎片化的时代。1923年
　　亨利·卢斯的《时代》，1925年哈罗德·罗斯的《纽约客》，现在则是《商业周刊》。
　　不过，它的时机不那么走运。在《商业周刊》上市几周后，繁荣了将近10年的股票市场开始暴跌，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的前兆。《商业周刊》的编辑们也没自己宣称的那么清晰与机智，他们在1929年11月2日这一期上评论道：“华尔街的崩溃并不意味着普遍或严重的商业萧条，商业会很快回归正常，毫发无损，在财务上会比过去更健康。”
　　历史最终证明，这个观点多么短视和愚蠢。华尔街的崩溃不仅导致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它或许要多少对二战的爆发负责，传染性的危机促使了希特勒的上台与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不过，《商业周刊》不仅挺过了这一切，还成为了世界最成功的杂志之一。读者们没记得它的幼稚判断，却习惯每周一次阅读它对商业世界的报道。人们也热爱鲜明的观点，至于它的对错，倒经常被忘记。
　　在接下来的80年里，《商业周刊》报道了底特律的繁荣与困境、硅谷的兴起、日本的经济奇迹、里根与撒切尔的自由市场改革、苏联的解体、拉美的债务危机，最近10年，它则不断涉及到中国的崛起。它也在媒体形态上不断创新，它的首席执行官的薪资调查、美国经济晴雨表的封面报道、还有商学院排名，都对商界影响深远。
　　当然，它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印刷媒体正在衰落。一个世纪前的杂志还代表着媒体的革新，现在似乎成了过时之物。
　　2009年年底，彭博集团购买了《商业周刊》。2010年4月，重新改版的《彭博商业周刊》上市。创建于1981年的彭博社是新一轮媒体革命的象征，为客户提供可能影响商业世界的各种新闻信息与洞见，而且一刻不停。它们的结合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彭博覆盖全球的152个机构中拥有2300多位记者编辑，为这本杂志提供了稳固而强大的信息源，重新设计的杂志则符合网络阅读的特征。新版杂志证明了新媒体与旧媒体的区分是多么浅薄。它们不仅并非泾渭分明，而且彼此影响与交织。因为人们的需求从未真正改变，他们仍希望知道商业世界发生的变化，了解深入的分析，听到强有力的判断，尽管这判断仍可能是错的。
　　当《商业周刊》在1929年创办时，中国看起来正处于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张学良在一年前宣布易帜，这标志着南京政权至少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而对于中国新兴的商人阶层，他们仍经历着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之前的10多年中，一次世界大战让列强无暇顾及中国，它们让出了大量商业机会，而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他们摆脱了常年来自官僚的困扰，反而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当然，这种生命力随着南京政权的越来越专制，与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而结束。
　　1986年，当商务部与麦格劳-希尔公司合作出版《商业周刊/中文版》时，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的黄金年代。农村活力已然释放，私营经济开始尝试，经济特区方兴未艾，这一切都缘于政府放松了对社会与个人的控制，中国积郁已久的创造力正喷涌而出。同时，人们对于外部世界充满渴望，想了解一切更先进的东西，管理、技术、文化，这其中也带有普遍性的崇拜之情。人们或许也不无悲哀与焦虑地感受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学习追赶后，中国仍可悲地落后，距离西方的距离甚至更远了。
　　封闭了多年的中国正重新融入世界。这本杂志也是这股潮流的创造者与映衬者。对当时的中国读者来说，艾柯卡拯救克莱斯勒汽车的故事、汤姆·彼得斯追求卓越的激情，多少像是中国青年在1920年代听到罗素、杜威的演讲一样激动。他们都希望借助这些外来的思想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对外界来说，中国仍难以理解，为何昨日还以马克思主义为信条，今天就拥抱了亚当·斯密？
　　距离第一期的《商业周刊/中文版》已25年。《商业周刊》发生了变化，中国更是经历了戏剧性的变迁。它不是那个被视做衰败文明的1929年的中国，也不是拼命学习西方的1986年的中国，全球媒体正着迷于谈论“当中国统治世界”。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经济故事。这么庞大的人群，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造了这么多财富。一年前，它的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如果一切乐观的话，不用二十年，它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长远来看，物质的财富也将转变成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它意味着中国将成为这个新世界(7.60,-0.05,-0.65%)最重要的国家、新的历史动力。
　　生活在此刻的中国，多少会有古罗马历史学家波里比乌的感慨：“在不到五十三年的时间里，整个世界就臣服在罗马的无可置疑的权威之下。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无论多么平庸和冷漠，怎么可能不产生探究的好奇心呢？”
　　这探究的过程，意味着你要深入东莞的工厂，温州的钱庄，鄂尔多斯(13.18,-0.15,-1.13%)因能源的兴起，中石油(10.20,0.03,0.29%)在非洲的开采，中国移民为何涌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中国对希腊的援助，腾讯与淘宝如何深刻改变了一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乔布斯为何大获成功，新的技术革命来自何方，社交网络怎样重组商业世界。
　　改版的《商业周刊/中文版》，会沿袭借鉴美国版的诸多优势，他们的全球新闻网络、对全球经济的分析与判断，还有杰出、炫目的设计风格。我们相信，它必然对形态沉闷的中国商业媒体市场，带来冲击。
　　但我们也从未忘记我们理应坚持的使命与视角。比之现在的美国，此刻的中国与20世纪初的美国更相似。城市化、工业化和商业化是时代的主旋律，技术革命催生社会变革，大众媒体蓬勃兴起，对物质的崇拜、欲望与焦灼困扰着人们，随着它们日益深刻地卷入国际事务，它们对自身的身份寻求也强烈起来，对自身的历史意识也开始觉醒。
　　在这样的时代，媒体也理应扮演更关键性的角色。我们也深知，从没有纯粹的商业故事，商业只是了解人类环境的某个角度，它与政治、文化和习俗相互影响。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更是如此。
　　我们秉承对自由市场、社会正义和技术创新的信念，相信商业行为必须推动更广泛的社会进步。我们也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世界更为深入的了解与融合。只有长久地持有开放与宽容的态度，创造多元的价值观，一个国家才能持续地发展与进步。新的商业理念与技术变革，从来是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相信，当下中国仍迫切等待一场商业文明的启蒙，它必将作用于更广泛的领域，这个看似古典的词汇仍然具有崭新的意义。
　　在关注全球新闻时，我们致力于提供中国视角，而在描述中国故事时，我们又试图挖掘它的普遍意义。对我们来说，中国的故事，不仅与中国有关，它是人类普遍经验的一部分。
　　或许，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不正是此刻中国的诱人之处吗？它的剧动转变，为各种尝试提供了实验场。
　　而此刻，我们也相信《商业周刊》在1929年的判断，我们提供强烈的观点，哪怕它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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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拒绝碎片化来源：今晚报  

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到《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许知远贡献了独特的文本语言。他被众多年轻人奉为“精神导师”，也贴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标签。但他更怀念单纯读书、孤独思考的日子——本报记者 王洪波 陈君《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首版封面“它的绝大部分篇章，写于1998年夏天到2000年春天。我即将从大学毕业，未来充满希望又暧昧不明。我渴望知识、名声、自由，还有冒

忧伤“80后”的生活缺少留白

　　写《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的时候，许知远二十三四岁。如今，我们的话题还是从“忧伤”开始。
　　许知远在书里，描述了很多忧伤的年轻人，他们也是他的灵魂导游者——“我的朋友”胡适、“永远年轻气盛”的李敖、“懒散的师兄”梁遇春、“行动者”海明威、“边省青年”于连、“在麦田守望”的霍尔顿、“全欧洲最浪荡”的卡萨诺瓦、狂妄笑谈的孔庆东……阅读着许知远对他们的描述，财经作家吴晓波感叹说，“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重新抚摸到了那份曾经生动而致命的忧伤。”
　　从这本书开始，许知远叙述风格就逐渐确定下来，用他的话讲，“我是一位非文学类作家”和“喜欢面对世界广泛发言的通俗知识分子。”
　　十年后，《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纪念版出版，初版序言《46年之后》被保留下来，他写道，“这里面充斥着让人痛恨的自以为是，与一个年轻人不知深浅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抛弃掉这些表面的不适应，你应该可以看到，这里面充满了海明威初学写作时的认真与坚定。你也应该会依稀看到46年之后的我的样子，那时候的我已经苍老，眼睛应该没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拐杖，可能狂妄之气已经淡去，但是肯定依然严肃与认真，依然坚信伟大的思想和灵魂。”
　　离开北大后，许知远在网络公司迷惘与选择了一段时间。世界被9·11改变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以“理性，建设性”为办报理念的《经济观察报》，以27岁的年龄成为主笔，撰写出大量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观察作品，先后结集出版。他在《昨日与明日》中思考如何认识今日的世界；他飞赴欧美，拜访知名经济学家、大学教授、报社总编，谈论全球热门话题，留下《转折年代》；他总结《纳斯达克的一代》，反思《这一代人的中国意识》，为《祖国的陌生人》留下剪影……
　　他的文字和经历令同龄人和更年轻的一代激动和憧憬。而十年之后，许知远的忧伤依然。
　　“十年以来，比我更年轻的一代就处于这样一个时代。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与信息丰沛、思想却匮乏的时代，个人声音轻易淹没在喧哗的众声中。人们相信体制、资本、统计数字，却不相信个人意志。大部分人要么放弃自己对个人独特性的坚持，要么躲入一个封闭、自溺的小世界。我期待我曾经历的迷惘与焦灼，也对他们有所启发。”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新序言中写道。在说到“80后”时，许知远说：“外界的各种压力，让年轻一代对于成功的欲望太过强烈，生活中缺少留白，没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没有时间和心境充分阅读，在许知远看来，是不少年轻人的硬伤。
　　“现在我仍记得16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李敖的《十三年和十三月》时无法抑制的激动心情。”许知远说。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一篇文章《那些曾经年轻的人啊》中，第一个词就是“李敖”。他至今感激这位“快感式作家”对他的影响。
　　后来，许知远还特意去台北拜访了李敖，李敖请他在街头吃冰淇淋的情景令他莞尔，“随着自己对复杂性追求的加深，我就不再喜欢他的作品了。”如今，有多少年轻人还会看李敖呢？许知远有问无答。
　　再回到《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她的生命比我想象的更长”，许知远对我说，他为新版写的序言的题目是“十年之后”，和陈奕迅的歌一样。或许这本书的再版，是许知远在思考：年轻一代人心里所想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理想主义、浪漫情怀会不会重来？
　　许知远在人群中显得“扎眼”，并不是因为1米85的个子和卷曲蓬松的长发，与众不同的是他手里始终拿着书或杂志。
　　“随时随地，深入阅读”是许知远在中学就养成的习惯，直至进入北大燕园。
　　2001年，他的处女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海南出版社）出版，很快成为年轻人喜爱的青春读本之一。此时他刚从北大毕业一年。十年后的今天，《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纪念版，与新书《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同步发行。
　　在这期间，许知远做过互联网，当过报刊主笔，成为专栏作家，办了书店，出版了七八本有品质的书……但没有哪一项是和他的专业计算机有关，“我是学微电子的，学得很差。但李敖等人写的书给了我最大营养，我知道我的方向了。”许知远对我说。
　　他的新身份是《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办公室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座写字楼里：空间不大，桌面凌乱。许知远坐在我对面，把脚搭在办公桌上，脸上依稀可见青春痘的痕迹，身穿牛仔裤和一贯喜欢的白色衬衫，背后阳光透过窗子泄进来……在11月的一个下午，这位新锐作家和我聊起了他的书和梦。
　　阅读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离开让他成名的《经济观察报》后，许知远做了《东方企业家》的主笔、《生活》杂志的发行人、FT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专栏作家、单向街书店的发起人……有人说，这众多身份从来都指向一个精神方向。在中国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中，很少人有他这样丰富的际遇。
　　但许知远似乎并不喜欢“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标签，“知识分子没有‘私人’的呀，观察时代，指出问题，是知识分子本来的责任。
　　他在北大读书时，“.com”浪潮正改变着中国人的财富观念，“现在的财富英雄们那时仍在奋斗，说起诗歌和文学还是很牛的事情，现在完全变了。”
　　学计算机出身的许知远刻意地与“电子时代”保持距离。他几乎不写博客，微博也没有注册，仍在用诺基亚的手机，习惯于打电话、发短信，而不是时不时地刷新微博。
　　“很多作家、学者都纷纷在微博上发言，针对时事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我对微博是抵触的。”他说，“微博太碎片化了。我希望的是能有长久的文本效应。其实微博上的发言表态就是站队，而我的世界应该有留白的空间，有更多的时间读书、思考，阅读一直是我理解世界的方式。”
　　在许知远看来，陌生的信息和知识，用百度一搜就都知道了，是很可怕的事情。
　　厚厚的《知性乃道德职责》（莱昂内尔·特里林著，译林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是他现在的“贴身之物”。他在上面做了不少笔记，“真正好的阅读都是在零碎时间里完成的，真的坐在那三四个小时，什么都读不进去。”
　　其实，“媒体是我的启蒙，之后才是文学。”他告诉我，《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纽约先驱论坛报》等外媒报刊是他重要的阅读来源。在北大图书馆花三、五块钱买《时代》过刊，曾是他的一大乐事。
　　阅读的影响是巨大的，乃至于他早期文章中充溢的是西方众多知识分子的名字和观点。他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结集《昨日与明日》，名字也是模仿美国著名政论家、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的专栏“今日与明日”。
　　自嘲是“拙劣的旅行者”
　　说到自己的新书《一个游荡者的世界》，许知远笑道：“看许知远书的还是少数，当下的社会碎片化、快餐化，一切都让人感觉不稳定，很多人希望逃避，就像很多人迷穿越小说一样嘛！”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是许知远近两年游荡世界的随笔。他留意《加尔各答的乌鸦》和《孟加拉的文艺复兴》；疑惑“最快乐的王国”不丹，观察《静静的变革》；他在《炎热的红场》体味《怀旧之情》，在《开罗的午后》感受“衰落与新生”，在《徐志摩的康桥》思索“个人精神”的建立……
　　许知远对我说：“这本书中的部分章节曾发表在杂志上，但它仍是耐读的。出版时，我又重新修改了很多，更加注重文本效应，我希望十年甚至若干年后，还可以拿出来阅读。
　　有评论说，许知远一直在用忧心忡忡的目光关注世界，在他的文字中很少看到欢呼，很少有冲动，总是用克制的精神面对所有的新闻事件。
　　“我不喜欢写时评，我的文字也不是小说，自己都很难界定。”许知远说。但比起十年前，他的文字确实更加成熟、理性和客观。
　　他自嘲是“拙劣的旅行者”，“2002年3月，第一次前往纽约。距离两架波音飞机撞击大楼的事件不过半年，却没想起去看一眼世贸中心遗址，把很多下午时光扔进了拥挤不堪的史传德二手书店”，“2004年5月，在巴勒斯坦首都拉姆安拉街头。阿拉法特正处于垂死状态，全世界记者蜂拥至此。在同事拍摄的一张照片里，我站在混乱街角的一根电线杆旁，心无旁骛地读一份《纽约时报》，身边是表情亢奋的人群。我浏览的这篇报道所描述的，不过是身边的场景”。
　　阅读是一种逃避,而“在通往世界的途中，中国变得更清晰了；在试图了解中国时，我也多少意识到自己的角色与价值。”
　　《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封面
　　《昨日与明日——我们如何认识今天的世界》封面
　　答问许知远
　　1.现在的大部分时间在忙什么？
　　主要是《商业周刊》杂志工作。不太适应工作的状态，因为已经很久不在办公室工作了。我更喜欢背上一堆书随意到处走。
　　2.单向街书店目前的经营怎么样？
　　一般吧。我不懂经营，只想提供一个真正读书的地方。我想车到山前必有路。
　　北大才子也曾厌学
　　1976年，许知远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小乡村，一直在这里生活到7岁。
　　80年代初，政府决定裁军，许父所在的铁道兵首当其冲。于是，他跟随父亲来到北京。1995年，考入北大计算机系。
　　“一定要进入北大，这是孔庆东给我灌输的梦想。”昔日的“北大醉侠”、如今因骂人事件备受指责的孔庆东曾做过许知远的高中老师，后来也进入北大读研，直至留校任教。
　　“他给我们讲《荷塘月色》，讲北大的独立和传奇。”许知远不愿过多评价老师的现状，“但毕竟，骂人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今天，许知远的北大已然不是蔡元培时代的北大了。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越来越不喜欢校园，她逐渐放弃了曾经固守的许多品质——特立独行、热情激昂，这些大学本来最尊贵的东西已经从校园的角落撤退了，剩下的不过是世俗和麻木。”
　　量子物理学等专业课也令这位才子望而却步。于是，大三时，他自作主张地休学了，但这个时期的写作使他获得了初始的声誉，也发现自己在写文章上更有天赋。后来，他重回校园，在24岁的时候拿到了计算机系微电子专业的毕业证。
　　现在，更多洋溢激情和迷惘的年轻人拿着名牌大学毕业证来找许知远。他也面临更多的迷惘。
　　和他聊天的那个下午，微博上正风传“高金素梅被曝与许知远相恋”的八卦消息，他接到不少求证电话。这似乎也是一种讽刺——感叹知识和信息传播碎片化的许知远也被碎片击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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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稻草人 － 作者：许知远




一
        别让自己变成了另一个稻草人。大约六年前，一位朋友劝告我。
　　比喻来自叶圣陶的一则童话。稻草人内心善良，却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他那细竹枝的骨架子、隔年的黄稻草的肌肉、手臂上用线拴的破扇子，赶不走飞蛾，帮不了生病的孩子，救不了离水的鲫鱼、寻死的女人……
　　童话写于二十年代初，或许也是对于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的某种隐喻。那是个充斥着兴奋与焦虑的年代。五四运动给予他们巨大信心，知识不但转化成行动，而且影响巨大。但创办杂志、呼吁民主与科学、上街游行、通电全国、号召罢课罢市，乃至翻墙殴斗、放火烧宅是一回事，让广阔的民众都感受到中国的危机，投入持续的行动却是另一回事。相比于一小群知识分子的活跃，中国社会仍死寂一片。
　　他们试图深入社会，他们到乡村、工厂、矿山宣讲救国，却发现听者寥寥，人们既不太感兴趣，也不清楚他们在讲什么，一位老妇人把要前往的媳妇关在家里，还痛骂青年学生是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
　　在历史的惯性与现实面前，新思想与文化的力量倍感脆弱，它像是鲁迅感慨的：“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一些人前往西方深造，认定惟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理念，才能拯救中国，另一些人创建党派，组织与意识形态让他们更有力量。
　　不过，这些机会只属于大城市中的一小群知识分子。其他人呢?他们在五四运动中感到希望与光亮，如今又回到了现实的暗淡，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
　　我从未读过《稻草人》，也对朋友的劝告不明所已。那时我不到三十岁，正着迷于谈论中国与世界，对于未来充满信心，认定中国必然不断富强与开放，而自己将参与这个伟大进程的塑造，怎会担心所谓的无力感?
　　二
　　再次遇到叶圣陶，已是二零一零年初。我在剑桥的东亚图书馆的地下二层，找到了他的长篇小说《倪焕之》。
　　它初版于一九二九年，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稻草人”的延续。几年前的“稻草人”只是迷惘与无力，现在则加入了新的元素。对于知识分子，五卅运动再次燃烧起他们的热情与希望，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旗帜下，他们联合起工人阶级，再度感觉到力量。但力量感转瞬即逝。一年后的北京的“三一八屠杀”，两年后上海的“四一二惨案”，令恐怖、暴力、窒息与绝望四处弥漫。
　　知识分子在五四时代的团结感也分崩离析。青年们曾是进步的动力，如今则相互残杀。个人觉醒是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但个人在这剧烈的社会变动前，又是那么软弱。
　　这个叫倪焕之的青年，不断在希望与幻灭中摇摆。他要追求自由的爱情，要通过教育改造社会，参与革命与政治来救国。这些理想都失败了，婚姻的琐碎破灭浪漫的爱情，教育的理想则在民众的生活惯性前止步，大屠杀则窒息了政治参与。无处不在的恐怖，则令所有理想与想象力丧失意义。
　　或许因为剑桥生活的疏离，《倪焕之》在我内心激起了意外的回响。江南水乡的风物，一个青年在时代旋涡中的苦苦挣扎，弥漫在文字中的单纯、怅惘、活泼的希望，都提供了某种精神抚慰。更重要的是，它击中了我的焦虑——个人该怎样与时代、社会共处，他的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剑桥一年，也是我第一次独处，我必须学着面对自己。从前的信心早就消散了，事实上，正是内心不断涌起的焦躁和乏力，才让我逃离中国。
　　中国社会在几年前还表现出的活力，似乎陡然间消失了。我们曾经寄往的力量——自由市场、新技术、全球化、中产阶级、企业家、青年一代——似乎再次被某种强大的历史惯性所吞噬。所谓的新力量，转瞬就变成了旧秩序，它不改造旧系统，反而依赖旧系统而生。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已然陷入停滞与溃败。但这停滞与溃败，却是一种生机勃勃、躁动不安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像是一朵巨大的金光灿灿的“恶之花”。不合时宜的政治体制，变成了“中国模式”;市场力量不断萎缩，整体经济规模却在增加;文化普遍的低俗与堕落，它却自称是多元的声音……
　　如果你仍想保持思维的独立性，继续某种社会批判，则是个 “多余人”。政权、大众都认定，你对他们的思维方式的挑战。不管他们是以国家利益、民族主义还是受侮辱的大多数的名义，他们都是集体性地，本能地厌恶个人。
　　你也会对自己心生不满，压力不仅来自于外界，也来自内部。简单的价值判断是不够的，你的头脑足以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怎样理解这些蜂拥而来的信息碎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里，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知识系统，需要手术刀式的剖析能力。
　　外在的压力与内在的不满，都可能让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加入别人的合唱，它可能是国家权力、市场诱惑，大众的狂欢。
　　在一个集体主义、非理性的时代，保持个人立场是困难的。二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仅丢掉了十年前的意气风发，不但不是文化复兴和挽救中国的代言人，还可能是历史车轮的阻碍。在兴起的党派与阶级之争中，他们无处容身。在一些地方，“打倒知识阶级”已变成了共产党争取工农的手段。湖南的著名读书人被处死，即使章太炎也不免抄家的境遇。攻击不仅来自外界，知识分子内部也展开一场“自辱”，他们否定自身价值，宣称惟有出路在于“劳动化、大众化”。
　　但这真可能吗?虚构的倪焕之倍感幻灭时，真实生活里的朱自清发现“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但他随即发现，自己其实哪边都无法加入，“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而“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的确担心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稻草人。这个稻草人不是插在那个军阀混战、民族屈辱的田野，而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空前繁荣、强大的时刻。你的焦虑与呐喊，不会惊醒在铁屋中沉睡的人们，而是立刻消散在四周的喧哗与躁动中了，再惊人之语，都显得平淡无奇，连忧虑本身，都像是时代的另一种笑料——它既不实用，也不好玩。
　　三
　　从剑桥回来已然一年，“稻草人”之感更鲜明了。除去之前早已体验的公共生活的窒息感，一种新的不祥趋势也已然形成。
　　两年前，“抱怨”与“愤懑”还是主要的社会情绪，如今它则转化为更直接的暴力，而那些古老的冲突模式再度兴起。空洞的许诺已失效，正义无处伸张，不同阶层与力量的社会对话机制则从未建立，暴力成为了最后的解决方案。
　　从公安局长到街头民众，从执法的城管到网上的声音，这种暴力精神四处弥漫，它经常还以正义的面貌出现。到处是对绝对力量的崇拜，是对报复快感的渴望。在一个正在溃败社会秩序中，人人都觉得无所依靠，民族、地域、家族又再次重要。在一些方面，一个霍布斯的丛林状态正在浮现。
　　在越来越激进的社会情绪中，一个知识分子该怎么办?或许，连这个问题本身都在沦为笑柄。谁会在乎知识分子的想法?谁又能理直气壮的宣称自己的知识分子的身份?
　　一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地位日趋边缘化，却从未像今天这样无足轻重。他们曾是王朝的变法者、革命的策动者、党派的组建者，也是广场政治的鼓动者。讽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是激起巨变的原动力，又是被巨变的浪潮一一吞没。这一次次吞没，也导致了他们地位的边缘化，增加了他们的无力感，而无力感又激发了他们的言行的激进化。
　　在我们的时代，你可以轻易感觉到这种撕裂的状态。大部分知识分子投入到体制的怀抱，用独立性换取安全与荣耀，而剩下的一小部分则充满了愤怒与绝望，沉浸于言语反抗的快感，自命为受压迫群体的代言人。而选择中间道路，追寻自己内心的声音，试图捍卫某种更超越性的价值观的努力，则变得日益困难。
　　这的确与我们的传统相关。我对一个历史细节记忆犹新。还是1898年，王照对康有为说，只有多建现代学堂，教育基础与风气逐渐改变，到那时才能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康有为没这个耐心，他要的是“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22年后，当王照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中国没有获得拯救，也没消亡，但教育还是一团糟，孩子们还是没有足够的学堂。
　　这样的对话，后来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从五四到六四，知识分子似乎总是面临着这样的困境——是应该卷入社会的变革，还是守住自己的园地。起初总是康有为压倒王照，事后又总是发出王照式的感慨。
　　这可以理解，近代中国的转型太过艰巨与复杂，中国从未形成多元社会，政治支配一切领域，片面改革常被迫止步于政治体制，外辱又不断涌来，似乎容不得缓慢的改变。
　　但另一方面，这也与变革者们(他们绝大部分是知识精英)的功利主义态度相关，人们总希望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彻底的改革、一种主义、一场革命，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这些变革者们也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觉醒与自我探询，他们心中被宏大的国家、民族、价值、危亡这样的词汇占据着，很少追问救亡的目的与意义是什么，这又与他们的内心有什么联系?
　　当这种追问缺席时，他们就很难客观的评估自己所处的环境。他们可能高估形势的严重性、高估自己的个人能力，被一种悲壮的理想所驱使;也很可能深感无力，认定所有的改变都是虚妄的，滑入逃避主义的泥淖。
　　四
　　同样的状态又发生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当然，我们从未面临着昔日的严酷性与迫切性，尚没有重大的事件来考验我们的品行。
　　除去很少人之外，我们中的大多数被一种失败感包围。我们在九十年代中期上大学时，启蒙精神仍未凋零，它甚至因政治上的暂时松动再度活跃起来。我对一九九八年前后的那段自由主义思潮念念不忘。一些人——钱理群、刘军宁、朱学勤、王小波、林贤治、何清涟、余杰，一些杂志——《方法》、《东方》、《公共论丛》，几家书店——风入松、国林风、万圣，还有他们都推崇的哈耶克、波普尔，是我们智力最初的启蒙者。我或许至今仍对这些理论不甚清楚，却记得那个观念仍算得上激荡的时刻。我错过了八十年代，这像是个小小的补偿。它加固了我头脑中的这一想法：世界是由观念塑造的，再没有比作家、思想家更荣耀的职业了。而这些作家与思想家们的首要倡导，就是个人的自由与尊严。
　　而现在，我们普遍感到觉得自己曾经确信的价值观，如今都被社会变革冲得七零八落，发现自己的时代尚未到来，就已经过去了。中国不再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但强烈的压抑以另一种方式到来。人人觉得急需变革，人人又深感无力。
　　我很怀疑，自己拥有的不过是一种廉价的理想主义，它从未真正在我们内心生长，只是暂时移植过来，经不起风吹。
　　这也是一次自我追问的良机。你真的确信那些理念吗，你能在没有喝彩的情况下，把当初的信念继续下去吗?我们都已年过三十，不仅发现时代的局限，更发现自身的种种局限，但这个时候，我们仍能坚持吗?时代没有朝向我们期待的方向进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内心的准则。
　　中国社会需要不是新的美妙方案，它许诺救治种种社会疾病。对新方案的期待，往往是灾难的源头，它也暗示着我们对个人责任的排斥，拒绝使用自己的头脑，总希望某种抽象的社会力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没人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政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这么办?去做一个看透一切的犬儒主义者，一个不择手段的成功者，随波逐流、放弃个人努力。中国的糟糕状况，既是来自于政治制度，也同样来自于每个人对自我责任的推卸。商人、教师、演员、记者、教授、工程师、修路工，每个人都不满意自己的角色，拒绝承担对应的责任，每个环节都开始松懈。他们导致了更多的社会灾难，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不可忍受。但你很难说，这仅仅是制度造成的，这也是个人的失败。宣称自己受害者的人，往往同时也是加害者。
　　而一个知识分子，让他忧虑的不仅是现实境况，更是某种抽象的原则。一定存在着某种更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尊敬，一定存在着某种准则，超越党派、利益团体，你要为这种价值与准则而呐喊与坚持。正是这种价值与准则的存在，才使每个人得到最终的保护，才使每个人感受到更充分的人生意义。他坚持这种努力，不是他会获得成功、立刻见效，而是它符合我们内心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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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可疑的特殊论2010年11月19日18:35  来源：东方企业家  作者：许知远   



　　作为这个国家的头脑与心灵，他们长久地生活在西方同行的阴影下，不无笨拙地使用别人的语言与概念。明治维新的一代对新世界的热情，已经转化成某种苦涩。
　　1942年7月，一群日本思想家、学者在京都举办了一场研讨会。他们中有翻译过海德格尔的哲学家，有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有醉心于日本传统的作家与导演。
　　讨论会的主题是“如何战胜现代”与“日本的世界使命”。距离珍珠港事件八个月了，像大多数日本人一样，他们仍沉浸在战胜美国的喜悦中。
　　讨论会的主题表明，他们要把军事上的胜利也延展到思想、学术领域。在他们的头脑里，“美国”代表着“西方”，而西方则意味着“现代”。日本曾经全身心地拥抱“现代”，如今却要战胜它。一位历史学家做出了更细致的分析：“战胜”意味着“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战胜民主”，“在思想上战胜自由主义”，最终“战胜欧洲对世界的主导”。
　　这像是对明治时代的逆反。从1850年代到191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启蒙与文明”是日本的主题。日本抛弃了其长久的导师中国，相信必须依靠西方才能摆脱蒙昧，获得文明。他们按照德国模式建立陆军，海军部队接受英国人的指导，他们引进现代工业，建设交通与邮政设施，成立司法部扭转“个人权利被轻视、警察独断专行”的混乱局面；新宪法则规定：不得随意逮捕公民，财产权受到保护，公民享有宗教、言论和结社的自由；政府还改革了教育制度，鼓励日本青年前往西方留学，人们吃牛肉，穿长裤，携带雨伞，戴手表和钻戒，儿童通过儿歌了解蒸汽机、照相机、电报、避雷针、报纸、信箱、轮船，它们是文明的象征。“脱亚入欧”是那个时代最响亮的口号。
　　这也是一次国家主导的高速发展，“国家富强”是首要目标。比起工业与军事上的迅速攀升的投入，普通人却没有分享到太多的繁荣。政治与社会改革，则远远落后于经济与军事的发展，尽管个人权利日渐觉醒，但它总是从属于国家目的。对外扩张减缓了国内矛盾，胜利压倒了质疑。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的胜利，证明了这种方式的正确。
　　危机从未消失。随着明治天皇在1912年的离去，某种失落感也随之而来，人们为了一个目标奋斗了六十年，感到的却是许诺和现实间鸿沟。日本富强了，日本人的生活危机重重。这种危机因为现代化的必然疾病，令人更难以忍受。人们涌向大城市，乡村随之衰败。传统的共同体、价值观，都因外来观念与生活方式而动摇。一些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他们追随好莱坞的新电影，钻进夜晚的爵士乐俱乐部，更多的人则被新变化弄得心力交瘁，他们离开了乡村，却在拥挤的城市中找不到安身之所。因为卷入了全球市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折磨着他们。他们必定很难理解，为何华尔街的股市暴跌，会把日本推入绝望。
　　现实的动荡不安，促使人们美化过去。那个安宁、纯粹、和谐的日本，被这个充满欲望、物质、刺激、机器精神的西方文明所取代，潜藏的屈辱感也随之泛起。自从美国的“黑船”打开日本的国门，西方既是希望、力量的来源，也象征着屈辱与创伤。在长久的摹仿之后，日本人感到意义危机。“日本独特性”是一剂解药：一个受到污染的日本，必须从西方的影响中摆脱出来，重新获得纯洁与独立性，为此它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包括战争。
　　比起普通人，知识分子的意义危机或许更为刺痛。作为这个国家的头脑与心灵，他们长久的生活在西方同行的阴影下，不无笨拙地使用别人的语言与概念。明治维新的一代对新世界的热情，已经转化成某种苦涩。他们曾小心翼翼地掩藏起自己受挫的自尊与雄心，现在到了一个清算的时刻，西方正陷入危机。
　　两种迥异的思想汇聚在京都，不同视角指向了同样的方向。一种是“日本至上”的沙文主义者，他们沉浸于日本独特性与神圣性，它樱花般的纯洁品格；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大萧条看作西方资本主义的失败，认为日本应该追求一条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京都的高涨热忱没能持续多久，它随着日本的战败而退隐。在一本名为《西方主义》的小书，伊恩。布鲁玛与阿维沙。玛加利特从1942年的京都出发，追溯了德国的浪漫主义的兴起，俄国人的反西方情绪、当然还有伊斯兰世界的反美声音……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可能是反帝国主义的受伤者姿态，对罪恶的城市生活的控诉，揭露物质主义与市场行为对人的精神的伤害，还可能是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的渴求。
　　这本书出版于2004年，也是对9.11事件的某种回应——与其说它是“文明的冲突”，不如说两个世纪以来一再出现的“对现代的反动”。18世纪末的德国思想家创造了这一思潮，支离破碎的德国生活在法国的阴影中，他们在政治、军事、经济的较量中都落败下来。对他们来说，法国象征着西方，它强大、激动人心、也充满威胁。羡慕、屈辱，恐惧与仇恨混合在一起，演变成一股浪漫主义思潮。在现实世界丢失的，德国人要在精神世界中夺回来，要创造精神上的胜利。
　　倘若启蒙精神是法国最重要成就，它在德国人眼中则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科学、进步、理性的观念堕落成机械、物质、冷漠的象征。相反，曾经被视作落后的德国生活，获得了新的意义。它的精神生活是富有宗教精神的、神秘的、纯洁的。他们还幻想出一内在的神圣性，现实的德国越是挫败连连，他们越觉得德国肩负着神圣使命。
　　这种自卫意识值得理解，甚至还是对启蒙运动过分简化与乐观的某种抗议与修正。它也造就了一种新的简化。法国的启蒙精神，从不仅仅是进步与理性，它有伏尔泰，也有卢梭，而德国精神的纯洁，经常不过是另一种蒙昧。或许最为重要一点，他们错过了启蒙精神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它对于分权制的推崇。再没有一个权威可以统领一切。
　　倘若任由这种情绪发展，可能导致令人不安的结果，尤其当它与一种强大的政治体制结合时。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漫长岁月里，最初自卫性的情绪，转变成咄咄逼人的进攻，它建立了世界新秩序的纳粹德国。
　　这一思潮蔓延世界很多角落，聚集在京都的日本学者们，以为自己在追寻日本精神，其借助的却是德国的思想。他们在为西方阴影愤愤不平时，对于日本正笼罩在亚洲阴影下视而不见，同时真诚地相信，日本负有独特的使命，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文明。
　　德国与日本如今都变成了它们反对的西方的一部分。古老的独特论与反西方（它主要是美国）情绪仍偶尔泛起。当经济奇迹为日本赢来自信时，《日本可以说不》也随之出版，它对美国充满怨恨，因为它剥夺了日本的独特身份，呼吁日本在经济与外交的诸多领域提高自主地位。日本的政治结构已经改变，这种情绪只能转化成暂时的媒体喧嚣，随着资产泡沫的破灭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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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经济奇迹的精神塑造

2011-02-15
来源: 东方企业家　



这一天，他如常和公司主管开会。两天前，他从台北赶到新泽西，视察旗下的生产线和厂房。
他已经92岁了，自从15岁成为台南嘉义县的一名卖米的小工以来，77年来，他从未终止过工作，他的事业版图则从那个日据时代的小小米店，扩展到21世纪最大的化工集团之一。
但似乎也没什么能让他停下脚步，也没什么能改变他的生活习惯。这一天会议后，他回到办公桌，坚持喝完开会剩下的半杯咖啡，尽管它早已凉了。他把报告折成一半，放在桌上，对他的女儿王瑞华说‘好，我们走吧’。第二天早晨，他被送进新泽西一家医院，9点38分，他死于肺衰竭，人生走到终点。
2008年11月初，我来到台北时，王永庆的形象占据着电视画面和报纸、杂志。8日的早晨，他的追思会上聚集了台湾最重要与最著名的人物。他们表情凝重，像是在与一个时代告别。
那时的台湾，被各种爆炸性的新闻包围着。陈云林会长访台，陈水扁的弊案，《中国时报》的转手，金融海啸的来袭，“野草莓”的学生运动，它们激起种种相互矛盾、错乱的观点与情感。但王永庆的追思会，唤醒的却几乎是一致性的哀叹和敬佩。它似乎在帮助台湾人重温黄金岁月——他们这一路是如何走过的。
但不管这些追忆是多么诚挚，一种可怕的欠缺也同样显著。台湾媒体称谓他是“最后的企业强人”、“一代伟人”，却鲜有关于的他的真实、深入和全面的记载。
出生于1916年的他，生命历程几乎贯穿了20世纪。见证了日本的败退，国民政府迁台，台湾从农业社会跨入信息社会，全球商业从制造业年代到电子年代。他的个人际遇和时代的转变彼此相扣，他的智慧与成功也突显了时代的特征。
但他的故事却经常被简化成一个童话——一文不名的学徒变成了亿万富翁；他的丰富个人历史，则只让人记住了他的趣闻轶事。
他的毛巾操、他每天清晨3点半起床、他的节俭、他让高阶主管胃痛的午餐追问；他的商业世界与政治、社会间的复杂关系则更少被探寻。至于他在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他内心曾经遭遇的不安、他的挫折、他的恐惧与忧虑，则更少被提及，更没有被分析。
那些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小心翼翼地去避免那些令他不悦的问题，因为他随时可能突然起身，结束采访。而他的下属、朋友，也没能去提供关于他的更多的信息和观察。
所以当人们试图去追思他，让他的精神与经验延续时，却经常没有具体材料可供学习。
他强调勤奋、刻苦，仅仅成为某种抽象的道德教诲，它和年轻一代无关联；他的企业成功，不能构造成复杂的案例，变成了“追根溯源、追求合理化”的口号，普通人很难理解其真正涵义；由于没有对他更复杂的内心世界的探讨，你很难知道支持他这么多年不懈前行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没有他的公司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结构性分析，你也不容易把握他的成功背后的社会动力。更重要的是，人们丢失了一个从重要人物身上学习历史的丰富性的机会，而对历史的贫乏理解，妨碍人们理解今天。
这或许是今日的华人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两年前，当霍英东去世时，人人都感慨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他代表了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成长，但谁又都说不清他为什么具有这种代表性。包玉刚的逝世不到20年，但至今人们已很少了解这位传奇人物，他曾深深地卷入世界商业版图和特殊的时代背景中。但是，他没有留下关于这些经历的个人叙述，后人似乎也未整理这一切。
当时历史细节缺失时，记忆就变得空洞而短暂，一阵风过后，只留下似曾相识的片段。而后人更难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之上继续前行，从他们的遭遇中获取力量。
我很可以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保持了沉默。这与中国老一代习惯的内敛性格相关，也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直言会影响庞大商业王国的未来。但如果人们仍期待华人能够建立起基业常青的公司、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公众人物的个人经验、思考的公开与共享，是重要的前提。否则，一代代人不得不总是重头开始。
这些中国海外移民的故事，只是更大的历史图景的一部分。他们被种种社会动荡所逼迫，远离家乡，依靠种族关系连接在一起，他们又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中国人海外移民的历史是一部无庸置疑的史诗。在过去的五个世纪里，他们的交通工具由帆船变成了蒸汽船，由步行变成了火车与飞机，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到了陌生之地，开始他们新的人生旅程。移民的速度在19世纪中叶开始陡然加强了，全球市场的形成、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得人力自由流动变得可能而且急迫；中国人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寻求安全感、生活的富足和希望。东南亚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地，而移民则主要来自于广东与福建。于是，美国人前往西部，俄国人前往西伯利亚，而中国人则到东南亚。
海外华人最初的生活境地 凄惨而悲剧，但他们的勤奋、智慧与节俭似乎从一开始就震惊了他们所移居之地，但不管多么富有，他们从未摆脱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他们似乎也难以完全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仍在很大程度上愿意称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当他们在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被研究与发现时，整个世界震惊了。首先是日本的崛起，西方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时开始兴起了研究日本的热潮，探索这个他们曾经看不起的民族缘何在30年之内将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竞争对手；这股热情接着扩散到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他们被称作“四小龙”。
四小龙“的含义再明确不过了，他们都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孕育的后代；中国的开放与重新崛起，加剧这种研究的兴趣；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初时，儒家民本主义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热门话题，一些西方学者相信整个东亚地区都是受惠于2500年前的孔子的伦理准则，在这种个人与社会价值观下，东亚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他们发明了很多类似的同义名词，比如”筷子网络“——他们都使用筷子，关系经济——这比法律契约重要，家庭主义——家庭也同样是经济组织的最重要单元。
后来人们逐渐辨清了一些基本差异。比如日本式的经济组织与韩国不同，也与海外华人的家族主义不同。不过海外华人从此就进入了世界的视野。谁都对他们的表现吃惊不已，甚至担心。
想想吧，在1990年时，5500万海外华人所拥有的财富，竟然比10亿中国人还要多；当全世界都蜂拥而至到中国投资时，比不上相当于大型县城面积的香港却是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者，比日本、美国都多。
海外华人似乎在所有他们聚集生活的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生活中，都占有着绝对的优势。当以猜测富人的财富到底几何的美国《福布斯》杂志把目光投向亚洲时，海外华人轻而易举地就在其中占据了最显赫的位置，而且他们长期的自我保护，还使他们对真正家产秘而不宣。
在1990年香港大学的戈登。雷丁出版《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之前，世界未对海外华人进行过任何像样的研究。那些由家族统治的庞大的华人商业王国，是深不可测的富裕与神秘的代名词。我们不知道他们以何种方式运转着自己的公司，也不知道他们遵循的基本价值观是什么，一些类似“儒家”、 “家族制”的概念化的、似是而非的名词主导着外人对他们的看法。
雷丁的研究是马克斯-韦伯开创的文化研究方式的继续。后者相信，是宗教传统塑造了现代资本主义，清教徒的信念与伦理规范造就了现代的经济人。那么华人商业王国有何不同呢？雷丁追溯了中国漫长的文化传统，社会动荡以及政治环境，致力于使他的读者明白：中国人在动荡不安之中，如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心理习惯，他们如何在完全不确定的世界，通过家族关系来获得一定的确定性与安全感。
这种努力似乎仍不足够。比起浩如烟海的对“欧洲奇迹”的解释，对于华人商业精神的理解显得过分简单与教条。中国正在重新兴起，它与海外华人的关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而且中国人在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与教训，也同样是世界文化的一项重要组成。
理解海外华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行事方式，道德准则，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远比那些最富有人士的抽象的财产数字，重要得多。
理解华人经济奇迹的故事，则与此刻的中国密切相关。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外界充满惊叹与疑问。想一想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尽管他们在政治与文化上缺乏建树，却几乎无一不在当地获得巨大的经济优势，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守护他们的财富。
提及这些例证只是因为它为我们展示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如果散居在中国之外的5000万华人，能够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创造出世界上最引入瞩目的经济网络，那么这10亿人口、并且拥有如此资源储备的情况，取得今天的所谓“中国奇迹”似乎也不应该赢得那么多大惊小怪，而且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他们能够做的还有更多。
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一个“镀金时代”。这个过程不像是经济学家或外国记者理解的那样标签化，用“市场与计划之争”，来解释，都正确却不足够。我试图强调的是，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中，中国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物质成就，实在不足为奇。
中国的经济成就，也不需要多么艰难的观念转变，“士农工商”的儒家社会秩序一度让人们对商人缺乏尊敬，但实质上，每个中国人在利益的计算上，都有着过人的训练。而且在从极度匮乏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过程，所激发出的热情，总是惊人的。每个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时期，想想17世纪的荷兰人，巴尔扎克时期的法国人，19世纪后半叶时的美国人，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日本人，他们都不无溢美地谈论财富。
只不过，在这个狂热时期过后，一些新的挑战就该出现了。首先，它能够持续吗？财富的持续积累，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它既包括财富分配不均所必然带来的社会动荡，也包括我们如何孕育新的经济组织与社会心理，以推动新的经济增长。
美国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转变过程中，既缔造了新型的公司组织，也创造了新的社会形态——丰裕社会该如何将财富转化成为其他社会福祉。它们两者的相互作用促成美国在20世纪的成功。


其次，在世界舞台，一个国家如何将它的财富转化成别的形式的影响力。中国令世界兴奋与忐忑的一点是，它是美国以来，全球规模最大国家的崛起，美国人用了40年时间，将积累的财富转化成新的军事、外交的影响力，中国是否会重复这一过程。
对于中国人而言，第三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我们将如何摆脱单纯的物质积累。全世界华人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与其物质财富相比，显然不成比例。金钱是我们对抗持续的社会动荡的手段，它不应该成为惟一的目的，在我们心灵中过分实用主义的东西，妨碍了我们更充分地理解自己与我们生活的世界。
(本文来源：东方企业家 作者：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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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许知远
2011年04月16日

来源：经济观察报 作者：韦承武




经济观察报：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做一个互联网创业者，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许知远：当时我朋友在做互联网，就是现在《GQ》的主编王锋，他把我拉去的，就是一毕业每月能挣到8000块钱，而且当时所有人都在做互联网，没想太多。
经济观察报：十年以后你再来看你的这篇文章，有什么样的感觉？
许知远：没看，就是扫了一眼，还是挺可爱的吧，年轻时候的那个劲儿。
经济观察报：最近还在关注互联网吗？
许知远：关注互联网文化吧，它们对整个世界的冲击，这个是当然关注的。现在做互联网已经超越了经济层面，涉及到政治层面、文化层面了。
经济观察报：十年前的互联网或许还有些创新的东西，但现在已经没了，你怎么看？
许知远：中国所有的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创新是来自于市场的开发，这些年中国整个的建设都进入到一个封闭的状态，创新就会少，所有行业都是这样。
经济观察报：十年前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在互联网创业，而且也有资金愿意支持他们，但现在越来越少，资金、技术门槛也越来越高，你觉得这个背后是什么因素？
许知远：这个是必然的趋势，就像当年的淘金热，可能就第一代人第一批人会有更多的机会、可能性，后来就固化了。在中国可能更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政治权力介入太多了。这是这个转变，一个是必然性，另一个是中国的特殊性。其实我还不是最初的那批dot-commer，最初的是张朝阳、丁磊他们那个时候，90年代中后期，他们是，我们是跟随的，是浪潮马上退去的那个阶段。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张朝阳、丁磊这些人和他们的公司这十年以来的变化？
许知远：张朝阳是一个最典型的创新者，海外的背景回来，但现在搜狐对于中国新的意义完全消失，就是一个大公司而已，互联网代表的创新已经被中国传统的社会模式所吞噬了。
经济观察报：据你的观察，这十年间互联网行业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许知远：现在互联网不只是一个行业，它更多地介入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里面。互联网已经变成社会主流一部分，深刻改变中国，另外它的创新性也被中国的传统模式给吞噬了。就是两面，它既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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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独特性的诱惑
2010年04月16日

东方企业家




独特的政经模式让中国创造经济奇迹，抵御了全球经济危机。而经济上的成功，又让它获得了政治、文化、传统上的自信，独特性被加深。但是，它到底有多独特？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命题。
二零零九年十月的上海，周其仁对着一群听众这样调侃道：一八四零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苏联垮了，后来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被我们学的不行了……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说，学美国，现在美国也学出了问题。
周其仁是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见证与参与了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的转变。和很多同代人一样，他的主要经济学知识都来自于美国。这段话似乎也是对另一位中国经济学家的回应。
不去理会它的错误与简化（是因为，我们被西方侵略，而学习西方，而不是倒过来），周其仁的概括是此刻中国情绪的精妙总结，一百七十年过去了，不管受到多少外界的影响，中国还是中国。自嘲的语调背后，有一种说不清的骄傲—— 一定存在着某种独特的东西，令中国与众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令它挺过重重危机，还让它在此刻脱颖而出。
在雷曼兄弟轰然倒塌后，你可以感受到人们的复杂情绪。一个强大得令人有压迫感国家的困境，给予我们转机，甚至觉得自己可以撼动它的地位；但我们又无时不生活在它的影子下，报纸上、电视上、网络上、餐桌的谈话上，都是美国的消息，经济学家试图向公众分析这一切的原由时，他们的理论与术语来自美国；人们看到了美国衰落，却很少意识到，这衰落显示的仍是美国支配性的地位--它在语言上、观念上主宰着世界，它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
在胜利的气氛中，人们没兴趣追问，他们正沉浸在“中国模式”的喜悦中。外来者经常制造关于中国的神话，中国的历史与规模难以理解。我们也喜欢自己制造神话，“中国的独特性”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周其仁的感受，可以轻易地追溯到张之洞，是这位晚清变革者创造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是个信心坍塌的年代，中国的士大夫被迫承认，他们要从这些跨海而来、打败他们的"蛮夷"身上学习些东西。对于他们这一代来说，这是个痛苦与焦灼的选择，怎样平抚这持续了上千年的中心感与优越感，张之洞提供了一剂悖论式的安慰--我们只是向他们学习技术，我们甚至不需要改变制度，而在文化与道德上，我们则更是领先。它也是在给予保守者们某种警告——倘若不学习这些新技术，我们也没有能力来保持自己的文化。
历史的偶然性超越人们的预料，事件的发展则冲破了小心翼翼的计算。学习很快从技术层面，进展到制度层面，从军事进入到经济与政治，又不可逆转的进入文化与道德。张之洞的“自强运动”变成了康有为的"百日维新"，仅仅购买军舰、修建钢铁厂、派遣留学生已不行了，我们还要改革政治、教育与商业；十年之后，又变成了“五族共和”，自我改革又过时了，我们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紧接着政治变革的梦想破灭了，更年轻的一代问题在于文化和道德，倘若我们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文化生态、国民性格，中国不仅不能自保，甚至要亡国亡种。就像周其仁所说，中国慌张地四处寻找榜样。英国的功利哲学、德国的军队、日本的教育、美国的共和制，都是学习的对象。
但在每一次狂热学习的冲动后，一股同样强烈的反作用力也随之而来。洋务派的热情，要被清流派制衡；在自上而下的新政开始后，清统治者决定要再度紧握权力；孙中山美国式的共和制，要被袁世凯与张勋的复辟取代；新文化的健将们，则必须和“国粹派”进行论战……它仅仅是受挫自尊的反弹，还是另一种权力斗争的借口，或许都是。这样的摇摆不仅因为不同的群体，它也发生在个人身上。在蒋介石想要复制法西斯模式时，他也在复兴儒学，当他要借助美国来击败日本时，仍在大谈“中国之命运”。当中国陷入困境时，人们要强调独特性来保存最后的自信，当出现转机时，这独特性则被认定是未来胜利的原因。
再没有比梁启超的态度更能表现这种矛盾了。一九一八年底，他率领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除去他本人，团员中还有蒋百里、张君劢、丁文江等，他们都是中国年轻的一代知识精英。
考察团有双重目的，一是参加巴黎和会，另一个是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西方思想已大量涌入中国，他们迫切地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比起中国代表团在和谈中受到的挫败感，欧洲的景象更令梁启超感到触动。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访了伊奥肯、伯格森的哲学家。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毁效应，比他想象得更严重，“一片沉忧凄断之色”。
“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半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他在《欧游心影录》里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曾]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
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自从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以来，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古老的中国应向他们学习，它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国访问时，他仍坚信，中国离西方世界的距离太大了，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但现在，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拯救他们。
四十六岁的梁启超用了大半生试图向西方寻求中国重生之路，西方既令他充满希望，又让他沮丧。但此刻，欧洲的溃败似乎给他某种少见的信心，他准备要重估被他猛烈批判的中国文化遗产。这种信心还转化成自我陶醉，他对中国发出了这样的呼喊："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很多人分享了他类似的情绪。比他更年长，曾经是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的热烈翻译者的严复，在一九一八年给朋友信中写道：“……欧罗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战，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齿’。”
对于梁启超和严复来说，倘若中国在军事与物质竞争中输给了西方，但它道德上的优越，却足以为他们的师表。这种东方精神，让中国卓尔不群。新一代中国人对独特性的信心，则转移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正是这种独特的政经模式，让中国创造了经济奇迹，抵御了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而经济上的成功，又让它获得了政治、文化、传统上的自信，独特性被继续加深。但是，它到底有多独特？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