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春先生网文选读专帖---《教师之友网》管季超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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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与魅力
                      王晓春
  有一个中学生问老师：“为什么您给我们的总是压力而不是魅力呢？”
  问得好啊！一下子击中了要害。
  一位进行素质教育的老师，他给学生的魅力必定多于压力；
而一位应试主义的老师，他给学生的压力必定多于魅力。
  我们来看个例子。
  有位数学老师欢迎学生在课上提不同意见，因此学生经常与老师争论。有一次，几个男生又和老师理论起来，进而全班男生都参加进来，女生却兴趣不大。这位老师就安排女生做练习，把男生带到操场，继续争论，大战若干回合，不分胜负。老师只好事后去请教区进修学校教研员，回答是老师的解法和学生的解法都对，题目本身有毛病。这种争论已经形成了习惯，师生关系很融洽，学生学得生动活泼主动。
后来，这位老师改教别的班去了，换了另一位数学老师。学生仍然按原来的习惯，有不同意见就说，结果遭到新来老师的斥责：“你们捣什么乱？”吓得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可又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就找原来的老师去诉苦。原来的老师对他们说：“你们上课敢于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是对的。不过一个老师有一个老师的教学方法，希望你们理解老师。”
第一位老师在努力进行素质教育，她给学生的是魅力。第二位老师搞的是应试主义，她给学生的是压力。
方法不同是因为目的不同。对于第一位老师来说，重要的不是标准答案，而是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思维能力，而讨论和争论是培养学生主体性和思维能力的好方法，所以她提倡争论，她认为把时间用在这里很有价值，她会为孩子们的思想活跃而高兴。对于第二位老师来说，情况正相反，重要的不是培养孩子的主体性和思维能力，而是标准答案。在她的眼里，讨论和争论就变成了耽误时间，而活跃则会被看成思想混乱、干扰标准答案的记忆，对考试分数大大的不利。所以，提不同意见就是捣乱。两位老师的思路都很清楚，都很合乎逻辑，只不过方向不同。两位老师都会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出于对学生的爱，可是爱的方式是如此不同；一位老师通过自己的魅力去爱，另一位则用压力去爱。学生们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的感受是：“第一个老师爱的是我们，第二个老师爱的是分数。”所以，他们亲近第一位老师，疏远第二老师。孩子们的思路也很清楚，而且合理。
用不同的方法教学生，不只是因为出发点不同，方向不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教师本人修养不同。
能经常在课堂上抽时间安排学生讨论而不影响教学进度，这是需要有相当的教学水平的。敢于让学生提不同意见，是需要胸怀，需要自信的，是要有坚持真理的信念的。学生思路千变万化，什么问题都可能提出，要讯速捕捉信息，立即作出判断，马上给予回应，这是需要一定智商的。万一答不出怎么办？能不能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不会，而且高兴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呢？这是需要勇敢的。讨论的场面当然比鸦雀无声的听讲场面要难掌握，这是需要相当的组织能力的。人在争论的时候往往急不择言，什么话都可能出口，面红耳赤是常见场面，这时候还能保持教师雍容大度的风采吗？这是需要具备一定心理素质的。
可见，要给学生以人格魅力，自己先得有丰富的人格魅力储备。自己缺乏的东西，怎么给学生？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同样道理，要给学生六分的人格魅力，自己至少得有十二分的人格魅力。
然而只要像第二位老师那样，不准你提反对意见，一切都解决了。我用盖子一盖，你知道我葫芦里都有什么药？莫测高深。所以，人们不得不怀疑那些惯于用压力款待学生的老师，可能是对自己的魅力缺乏信心，就像那些对自己信心不足的姑娘，见到小伙子就成心绷着脸一样。这种老师大概下意识地感到自己的优势不是人格魅力而是压力，而且明白提高人格魅力远比变着法儿整学生要困难，因此他们就拣自己比较舒服地道来走。可以理解：压学生能减轻教师自己的心理压力，这是一种教师的自我保护和自我封闭。
但是这样一来，学生肯定就和老师隔膜了，因为他也要实行自我保护。你天天打击他，他当然要筑起城墙来自卫。如今师生关系紧张，这是重要原因。
教师因缺乏人格魅力而偏爱压力，偏爱压力反过来又阻碍了教师人格魅力的提高。所以，有些教师性格一天天呆板，思路一天天狭隘，心理一天天焦虑，不但学生避之唯恐不远，连他自己都觉得活得太累，没有趣味。教师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这是重要原因。
当然，压力与魅力也不是绝对的对立物。压力有时也有魅力，魅力有时也可以变成对人的压力。压力也不总是坏东西，魅力也不总是好东西。在某种条件下，压力可以成为催人奋进的动力，而魅力却可以成为使学生自卑的阻力。但是总的来说，主要靠压力维持教师权威的时代是要过去了。
如果说应试教育造就了很多封闭型的教师，那么素质教育则要求他们变成开放型的教师。迷信压力的诸位老师：您能不能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生活呢？敞开自己的心扉，摘下面具，带着真实的自我，怀着从容不迫的自信，焕发着青春走向讲台。那时，学生就会由衷地说：“谢谢老师，您给我们的是人格的魅力，而不是压力。”如此用不着量化的评估，我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您是走在素质教育的高速公路上。               
（本文作于1998。1。13  摘自拙著《寻找素质教育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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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减负”的争论
王晓春
    我在网上见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减负”是会害了学生一辈子的!!!》，作者署名“就业难”，文后有“一个将要退休的老教师的儿子 ，一个年轻的新教师”的字样，不知是否为作者的身份。我觉得作者是哪一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章尖锐地提出了一些问题，引人思考。全文如下：
大家知道,中国的入学高峰即将转入高中大学.即将面临就业高峰.许多人竞争 一个岗位并非天方夜谭.以上海来说,今年人才市场找了许多外地学生,原因是他们来自名牌大学,有着金招牌的文凭.上海学生都是本地大学,工作不如外地学生好找!
    外地的学校一天上12小时课,从早自修到晚自修.教师与学生同步作息.坚决搞应试教育,他们知道进不了大学,就没有户口.他们成功了!上海也算是搞素质教育的。不过,由于进大学的名额和将来工作岗位是有限的,必须依靠是成绩去获得,去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谁减负,谁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文革时期, 知青上山下乡,能种地,有自立能力!可是一恢复高考,谁没有放弃学习的.救先离开农村,有了好的工作!有许多人感慨的说:“还好一直坚持学习!”如今这批人,大多是 学生家长了!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上头说减负,家长一定要加负,不能上"减负"的当!
    所以,只要就业成问题,考试就是必须的.那么不减负的人将获得胜利!
    那些听从减负命令的学生进不了大学,没有好的工作!就会来骂今天"减负"
的制定者,执行者!
    一定也有少数天才是不适合应试教育的,那绝不是多数!我认为在中国如今还不发达,就业机会不充分,大学教育不普及的的情况下,以发达国家的教育理念来左"减负",绝对误人子弟,害人终生!
    又:以上海市教育局,区教育局,教研室,教育学院的领导来说.我了解的有6位 其中有4人读高中,2人在初中.(民办),他们在家对子女还是“坚持”应试教育。所以，又何必自欺欺人,让大家相信素质教育呢!(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呢!)
    文章中心思想是：增负才能考上名牌大学，才能找到好工作，减负则考不上大学，就业成问题，所以谁真减负谁上当，减负的提倡者是在骗人。
作者完全是站在个人角度想事情的，这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而且大家都这么想，只能增加社会问题。要知道单靠增加孩子负担并不能增加就业机会，也不能增加考上名牌大学的人数。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就是那些，一共那么几把椅子，不管大家怎样逼孩子学习，如愿以偿者总是那么几个人，失败者永远是多数。于是教育就变成了主要培养失败者的教育，会造成多数人自卑嫉妒心态，会造成孩子的片面发展，结果是名牌没考上，除了读书又不会其他营生，大事做不来，小事不屑做，变成新时代的“孔乙己”，这才是真正耽误了一代人，耽误了多数人。“就业难”先生可能会说：“我不管别人，只要我的孩子抢到那把椅子就行。”作为个人选择，你有这个自由，但作为对社会负责任的教育者，不能这样讲。这是在害人。
“就业难”先生嘴里说的是“就业”，心里想的是“做人上人”。他的教育思想，基本上停留在科举时代。
但是，“就业难”先生也说出一些实情。按现行的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搞题海战术、拼命增加孩子负担者，确实有很多人占了便宜。这样的结果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有些老师不管嘴上如何说减负，行动上加负绝不含糊，他对自己多年的经验是深信不移的，再说他也没有那种不靠增负提高教学水平的经验，他自己不会的东西，他就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常见的思维方式。
“就业难”先生认为，减负＝少学或者不学，这是偷换了概念，虽然他是无意的。减负不是不学习，也不是要降低学习质量。“减负”是要找到一种减轻学生负担而能使学生活得更好，学得更好，考得更好的教学方法。要使“一天上12小时课”的孩子考不过一天上6小时课的孩子。这当然很不容易，但是可以逐渐做到的，再说我们也别无选择。老调子已经唱完，老路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增负再搞下去，将有更多的家长走火入魔，更多的教师近于崩溃，更多的孩子厌学、犯罪、或者成为新时代的“多余人”。当然，也会有少数家长心想事成，少数教师披红挂绿，少数孩子志得意满，但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昂了。在封建时代，不是总不断有人当上什么“状元、榜眼、探花”之类吗？他们显然成功解决了“就业”问题,但是国家在一天天落后，他们就不管了。这样的代价，我们付不起。
    减负绝不是不读书，正相反，是要读更多的书，学更多的东西。鲁迅先生是特别主张解放儿童的，但他自己读书破万卷，你能说鲁迅言行不一吗？读书有许多不同的方法，有许多不同的状态，在学校按老师的要求读书只是其中一种，而且纵观人的一生，它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减负”并不是一个圈套，而是一种视野更加开阔的新境界。
    “就业难”先生还认为，劝别人减负＝骗人，这是很片面的。我们国家动用行政手段搞减轻学生负担，早就不是第一次了，这是不得已的，这样做确实有弊端。当“减负”变成一种任务而不是一种自主行动的时候，必然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执行者什么心态都有。有阳奉阴违的，有言不由衷的，有徘徊观望的，有迷惑不解的，有小步试探的，有大步向前的，有莽撞行事的，有佯装姿态的……人们当然不会因为上级下令“减负”就一下子改变了自己信仰多年的教育观念，然而绝大多数人又不会或者不愿或者不敢公开反对“减负”，于是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减负”解释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下就热闹了，在前台大家齐奏，听起来都还不走调，回到后台就各吹各的调了。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符合我们的国情。“就业难”先生是一个直率的人，敢于公开自己的不同见解，因此在他看来，别人就是虚伪的。这种指责有道理，但是我想，虚伪者也有自己的苦衷吧！我要特别提醒“就业难”先生的一点是，在“减负”的大潮中，确有一部分人是真诚的，他们既是现实主义者又胸怀理想，他们正在脚踏实地地改革我们的教育。这种人正在多起来。他们不是骗子。
    “就业难”先生还认为，谁真“减负”谁是傻瓜。这不可一概而论。不分青红皂白，不顾具体情况，一律大减特减，确实有点傻，是要吃亏的。但是增负可能更傻。所谓“减负”，首先是要减掉那些无用功和低效劳动，这有什么不好？即使单从应试角度考虑，也是可行的。
    最后，我还愿意给“就业难”先生一个忠告：您在教育子女的时候，请慎用“加负”之策，因为，每一个负担沉重而又不被大人理解的孩子，都是一颗——炸弹。
               （本文作于2000，4，16  ）
    我把文章在网上发表了，署名“老马”。文章遭到了一位网友shengyuan－shengyuan的反对，他质问我：
不知老马先生有没有孩子？你的孩子是什么学历？有没有工作？当你已经退休时你的孩子还找不到工作或是下岗时，你还会说这些大道理吗？ 如果你的孩子不能自食其力，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他没本事，为什么没本事？这原因谁都明白！ 21世纪是高科技的时代，谁想不给自己的孩子“加负”，将来必被淘汰。都想让孩子去从事不用脑子的工作，比如扫大街，也好，经不住中国人多，到时候也不可能大家全扫大街，还要竞争上岗，在无知的孩子中，还要淘汰那些更无知的孩子，使他们没饭吃。 作为家长绝大多数并不想让孩子“成龙成凤”，只想让他们将来能够自食其力，不至于一辈子让父母养着，这也是不可能的。 听说大专院校都在从国外高薪聘请人才了吗？这说明中国缺的是人才，不缺扫大街的，想让孩子去扫大街也不一定就能扫得上啊！ 一些家长为孩子“加负”，也是在为中国辛辛苦苦培养人才，那些学成归国的中国学子们，不都是他们的家长从小千辛万苦教育出来的吗？这当然还有国家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这是人所公知的道理。这些家长们应该最值得全社会的尊敬！是他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打下了基础，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家庭的教育。谁也没有道理指责这些家长们。他们培养孩子很多也是以牺牲自己的享乐为代价的。 那些只知让孩子玩儿、不管孩子、任其自由发展还美其名曰“不能给孩子加负”甚至使孩子成为犯罪分子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家长，最应该受到谴责！ 我认为就业难说的都是实话，是实事求是的。虽说是为了学生的一辈子，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前程。最后再说一句大实话：中国缺的是高科技人才，不缺扫大街的。
对此，我做了以下回复：
答shengyuan（声援？）先生
    shengyuan先生首先问我有没有孩子，他说：“当你已经退休时你的孩子还找不到工作或是下岗时，你还会说这些大道理吗？” 我想这与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不可以人废言。即使我还在吸烟，我也有权说“吸烟有害”，只要我确实体会到了它的害处。shengyuan先生这种战术使我想起了“文革”中的办法，你说话之前先问你“什么出身？”然后按“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定律，闭着眼睛也可以判断你的话是“香花”还是“毒草”了。 shengyuan先生似乎认为不同意他的意见是因为没有站稳“家长阶级”的立场，这是很有趣的，他误把自己的立场看成全体家长的立场了。
      shengyuan先生说，不能自食其力的孩子是因为没本事，而没本事的原因就是因为“减负”。我倒发现现在有许多青年人没本事的原因是因为病态的“成龙”期待和“加负”。“加负”把许多孩子弄成了讨厌读书的书呆子，长大了眼高手低、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不但“不能”自食其力，而且“不愿”自食其力。孔乙己本来也是可以自食其力的，害了他的不是“减负”，而是“做人上人”的封建思想。
     shengyuan先生还说，中国缺少的是高科技人才，而不是扫大街的。听这意思，高科技人才都是“加负”加出来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崔琦算是高科技人才吧?他却主张“研究时遇到难题，不妨放放假”，与shengyuan先生“加负”的路子背道而驰，然而这话才真正是高科技含量的语言。认为高科技人才是加负加出来的，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低科技的，这是那种“拼体力换质量”思想，是赶着牛车发疯一样挥舞鞭子想追上汽车的办法，是不找缝纫机，而一本正经要把铁杵磨成针的战术。很悲壮，但是有点傻。
    一位心理学家说，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你会把一切都当成钉子。shengyuan先生请注意，世界上有无数家长教师不用锤子、不靠“加负”，可以把孩子培养得十分出色，中国也有大批的家长老师，不用锤子、不靠“加负”可以使孩子学得很好，考得很棒，成为高科技人才。这在我国也许还不算普遍，但是代表着方向。如果您暂时没有这本事，您可以迈小步，逐渐使自己的教育科技含量高起来，这样对国家对您个人都有好处。如果您认定只有老办法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实在在的真理，其他都是说大话，我担心您数年以后会后悔的，因为考试方法正在改革，进展挺快。其实我看您对“加负”的办法并非信心十足，不然别人说“减负”您是不会这样激动的，坚信自己正确的人听到不同的意见不会如此焦虑。焦虑是一种心理负担，常常源于恐惧和缺乏信心。您是不是先减减自己的“负”？
shengyuan先生，如果您坚持自己的意见，您对自己的孩子尽管“加负”就是了，祝您成功！
        
（本文作于2000，4，25   争论全文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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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与教师的思维方式
王晓春
减负以后，一位小学老师给学生布置任务，让他们游公园或者参观展览的时候，注意观察，写出作文，自愿交老师，老师负责批改。一位家长认为这是增加学生课业负担，告到了教委。这位老师得知此事，非常愤怒而且寒心，他觉得这个家长素质太低，不识好歹，觉得自己好心不得好报，撒手不管又不忍心，这书真是没法教了！
这位家长是不是素质太低、不识好歹呢？我不了解他孩子的具体情况，不了解这位家长的具体想法，很难判断。我仅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做一点猜测。据我看，至少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种，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家长。他本来就只顾自己吃喝玩乐，不爱管孩子的事情。减负以前，迫于学校的压力，不得不做一点监督孩子学习的事情，心理很不耐烦。对于这种家长，减负命令就是“放羊”的许可证，这下不负责任可有理由了，合法了。这时，老师再给孩子布置课外任务，他当然极其反感，要用告状来发泄。
第二种，这是一个借题发挥的家长。他早就对老师有意见：或者认为老师对自己孩子有成见，或者认为老师对孩子太厉害，或者认为老师对家长态度不好，或者认为老师讲课水平太低等等，憋了一肚子火，找不到发泄的机会。这回上级命令减负，教师再留课外作业，他就抓住了把柄。他认为这是告状的最好时机，鉴于全国减负的大气候，哪个领导也不好在此时袒护教师，于是就达到了整这个老师的目的。这种家长是有一点政治头脑的。
第三种，这是一个精疲力竭的家长。他一直对孩子很上心，但是由于孩子的先天条件不好或者家教方法失当等等原因，孩子怎么也上不去。家长既失望又不甘心，努着劲逼孩子学习，心里万分焦虑，精神几近崩溃。这时候听到学校减负的消息，恰如久旱逢甘雨，他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得到了原谅自己的理由。此时教师再给孩子布置课外作业，就等于不让他喘口气，他在绝望之下，当然也可能告老师一状。
第四种，这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家长。电视上说减负，报上说减负，他就简单地认为从此不该留作业，也不分析自己孩子的情况，盲目地随大流。一旦老师留课外作业，他就可能告状，他认为这是自己觉悟高的表现。
第五种。这是一个真懂教育的家长。他懂得，把学习全都任务化是很危险的，违反儿童心理的。学生在课外的学习，最好是生活化的、兴趣化的、潜移默化的。带着作文任务逛公园、参观展览，常常是非常扫兴的，实际上不但增加了孩子的课业负担，而且增加了心理负担，玩也玩不痛快，学也只能学到最表面的东西。让孩子在玩中不知不觉的学习、自主地学习、效果会更好。教师和家长应该隐蔽自己的教育目的，多做创造情境的工作，而尽量少进行赤裸裸的指挥。赤裸裸的布置任务太多，是孩子厌学的重要原因。现在老师在减负的大潮中还如此布置作文任务，说明教师观念陈旧，方法陈旧，虽然号称自愿，但是对学生是有压力的，家长认为这不符合减负和素质教育的精神，他于是向上级反映情况。
以上我们分析了告状家长的五种可能性。我们得承认，无论哪一种家长，他都有向上级反映意见的权利。第一种家长需要的是适当的批评和帮助，第二种家长需要的是沟通和交流，第三种家长需要的是同情和出主意，第四种家长需要的是耐心具体的分析解释，第五种家长则应该请他跟老师们座谈，谈谈他对素质教育的理解。
然而这位老师却只会怨气冲天。怨气冲天谁不会？怨气冲天是不需要高素质的。家长如此给老师告状，正是教师提高自身素质的极好时机，教师却把它看成倒霉，看成不幸，看成是自己遇到了不讲理的家长，把问题这样简单化，显然是思维方式有问题。
我猜这位老师的思路是这样的。
她只知道一种学习，那就是学生从老师那里领来作业，按要求做。这才叫学习，其他都不是正经学习。逛公园、看展览原则上是学习的对立物，属于浪费时间，必须加以改造，才能有学习色彩，孩子才能有收获。改造的主要方法就是“带着任务玩”。可见“学习”这个词在她那里已经严重“缩水”，变得极其狭窄和干瘪。沿着这条思路走下去，势必看见孩子玩就着急，因为那是“不务正业”。许多家长也是这样想事的，结果必然最大限度侵占孩子的个人自由时间，他们看不出孩子在个人自由时间里可以获得发展，而这种发展是学校里的正规学习不能替代的。当然，非正规的学习需要引导，但是他们只会布置任务，根本不知道这种引导为何物。这位老师实际上是按照她原来加负的思路来布置工作的，她的思想并没有转过弯来。
她只知道两种教学状态。一种是题海战术，加重学生负担，拼体力换所谓质量，另一种就是不负责任，放任自流。她不知道还有不靠拼体力而靠加强教学的科技含量来提高教学质量的方法，她不知道还有更高级的负责任，在宽松的环境下使孩子整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她把负责任和加负必然地联系在一起，把宽松等同于“放羊”。她自己不会的教学方法，她就以为不存在，或者即使口头上承认其存在，也认为没法实行，她认为那是唱高调。既然只有这两种教学状态，她又是一个负责任的人，那就只好非常不情愿地减掉一些学生的负担，稍有机会就“加”一下，家长若反对，当然她就会寒心。
她只知道两种家长。一种是听老师的话，照老师的指示办事的家长，即所谓配合老师工作的家长，还有一种就是不听老师的话，不照老师的指示办事，或是办事不力的家长，即所谓不配合老师工作的家长。她不知道家长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他们自有缺点，但也有难处和苦衷，也有优点，有些人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则比教师还要深刻和正确。家长不是教师的下级，而是朋友。把朋友分成听话和不听话两种，太简单化了。这是在引导家长盲目跟着老师走，不管老师是否正确。家长不同意老师的某些做法，老师就要愤怒和寒心，这其实是教师自己找气生。意见不同，教师完全可以放下架子和家长讨论嘛！
总而言之，这种老师缺乏反思的习惯，她眼睛老盯着别人。她把重点放在和学生和家长较劲上，而不是提高自身素质上。这样想事，思路错了，减负是减不下去的，只能作表面文章。因为减负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转变观念的问题。
最后，我必须说明，虽然我不赞成这位老师的方法和思路，但是我对她的负责精神是钦佩的，她比那种拿减负做旗号、放松工作不负责任的老师更值得尊敬。我相信这种负责任的老师会逐渐转变自己的观念，提高自身的素质和水平，因为他们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可贵的敬业精神。
                                 
（本文作于 2000，5，18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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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位置
     王晓春
晚饭后，我与两位同事去附近的社区篮球场打球。也许因为是周末，打球的人很多。幸好我们到得还不算太晚，尚能够找到半块场地投投篮，活动活动筋骨。
没过一会儿，听到有人说想和我们一起打球。定眼一看，原来是四个美国小伙子，年龄都在十七八岁上下。环顾左右，才发现所有场地均已被占据，而只有我们这里人少，只有三人。我们当即回答说可以。可当我们决定打半场时，新的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们中方三人，他们美方却有四人。当我提出人数问题后，他们四人甚至连相互看一眼都没有，便走到罚球区，一个接一个拿起球就投篮。我和同事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不清他们葫芦里面装的什么药。这时他们四人第一轮投进的两位站到一边，另外两位继续投篮，最后，没投进的那个小伙子咧咧嘴，摇摇头，默默地走到场外，而投进球的三个人便开始活动身体，准备着与我们大战一番。我恍然大悟。他们原来是在以定点投篮来决定谁有资格参加比赛。
上面两段话是从《读书》杂志2000年5期上节选的，文章题目叫《打篮球》，作者张宇燕。
这几个美国小伙子遇到需要对人进行选拔和淘汰的情况，第一比专业技术，第二靠运气。
他们显然太缺乏政治觉悟了。这种情况岂不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大好时机！应该由其中一个职务最高的人组织大家讨论。先说说此次和中国人赛篮球的政治意义，国际影响，然后再用民主集中制的办法确定谁上场，必须做到上场的人感谢领导的信任，牢记人民的嘱托，满怀爱国激情投入战斗，不上场的人也要心情舒畅，甘做人梯，甘做铺路石，甘做无名英雄。
这几个美国小伙子也太缺乏道德意识了。怎么这样不懂得规矩？谁职务低谁还不自觉往后靠？谁“人气”弱谁还不自觉往后靠？谁年龄小谁还不自觉往后靠？谁比较“业余”谁还不自觉靠边站？孔融三岁就知道让梨，你们都这么大了，连个球都不能让？没修养。
如果几个美国小伙子这样想事情，那就不是球赛了，成了一堂政治课。
我们中国有许多老师就有这种本事，把什么都变成政治课。他们这种“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把本来简单的事情弄复杂，浪费时间，减少实效性。
难怪鲁迅先生说，中国人之所以做不好事情，是因为在人际关系上耗费了自己生命的大部分。你看这几个美国小伙子，处理事情多么简捷，直奔目的地，这是对生命的节约。美国至今科学技术遥遥领先，真不是偶然的。
我又联想到，中国人的吃饭也比美国人复杂，要是几个人上饭店，光是谁来付帐，就要谦让十分钟。美国人的各掏各的钱，省多少麻烦！我看电影，外国人的婚礼和葬礼好像也比中国人简单。我们同胞把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礼”字上了。我常常觉得，把“礼”字和“形式主义”中间画一个“≌”号，可能问题不大。多年来，我不知开过多少会，现在回忆起来，许多的“开会”和“开玩笑”之间，也差不多可以用这个“≌”号连接的。人生不满百，光阴又似箭，怎经得起这样糟蹋？
所以我想，政治思想教育还应该有这样的原则：
不用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问题的，就不要去做什么思想工作。
不是思想问题，就不要做思想工作。
要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最需要它的地方。
有钢要使在刀刃上。
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但是要做到这点，需要有两个前提，一个是要有良好的习惯，一个要有法制观念。像这几个美国小伙子，就全凭一种习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来行动。有了良好的习惯和法制，可以省去许多废话。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各种矛盾只好通过思想教育来解决，这样思想政治工作的范围就没边了，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期望值就过高了，甚至会形成迷信。六十年代就有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说法。其实哪里有那么神！一旦不灵，就说你工作没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者无法承受这么大的压力。电视上说，某某单位办实事，解决了职工住宅的垃圾堆放问题，把这也叫思想政治工作。在学校里，有些老师写总结，把克服学生迟到现象、让学生带齐书本文具、甚至给学生补课都说成是思想政治教育。我就不明白政治思想教育的范围到底是什么了。为什么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往往是口头上放在第一位，实际上容易落空？重要原因之一是它的任务不明确，范围不清楚。一个任务不明确、范围不清楚的工作是很容易在实际上被忽略的，不管嘴里说多么重要。
所以我觉得，思想政治教育要找到自己的定位。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负什么责任，不负什么责任，应该尽可能有比较明晰的界定。我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外行，不知这种想法有没有道理。
           （本文作于2000，6，17  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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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在鼓里的教育者
——小林自杀事件的启示
                              王晓春
      
     据《北京晚报》报道，7月2日，初三毕业生小林从他家21层楼上跳下，自杀身亡。
      小林15岁，面目清秀，身高1·74米，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喜欢弹风琴和电子琴，还有绘画和书法的专长，一直是懂事听话的乖孩子。
      消息传到学校，小林的老师痛哭失声。所有人都很震惊，因为小林在学校一贯表现甚佳。遵守纪律，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虽然性格内向，不爱说话，但是多才多艺，不生是非。他学习成绩一向很好，这次中考报的是北京8中，他自己预计能考600多分，死后成绩单才到，考了606分，进重点中学分数绰绰有余。中考前后，他没有任何反常表现，学校有心理咨询室和心理辅导老师，但小林从来没有向他们求助过。
没人能说清小林为什么自杀。
      于是校长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小林还没有体验对人生的感受，没有树立起对人生的责任，就这样轻率的选择了死。校长的意思似乎是说，孩子责任感太差，抗挫折能力太差，事发是突然的。
     一位心理学教授却提出了另外的看法。他说，一种心理状态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形成的，它往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学校和家庭需要特别周到，每一个不太平常的动作都有它背后的原因，老师和家长要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教育要多一些艺术，多一些体贴，心理健康的教育应在更多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展开。
     然而小林究竟为什么自杀，还是个谜。
      7月7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孩给报社打来电话。这女孩说自己曾和小林同桌，中考前，5月18日，同学互赠留言的时候，小林在她的留言本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咱们都15岁了，也许你觉得你很年轻，可我却觉得我老了，每当人们问我的爱好是什么时，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文学。难道我最喜欢的就是文学吗？不，我最喜欢的是音乐，我梦想成为一名歌唱家或作曲家。但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经15岁了，我多么想像一些同学一样考进一所艺术院校，可是不行。我不止一次地有自杀的念头，但每当我打开窗户，想跳下去时，我总是思绪万千，我为什么要死？祖国还需要我，世界还需要我，人类的音乐事业还需要我……
    这位女同学还告诉记者，小林原本挺活泼的，上了中学以后才越来越沉默。他会自己编歌写歌，自弹自唱，但是很多时候非常忧郁，有同学看见过他在放学后教室没人的时候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字，诉说郁闷的心情，他还会经常发呆，有一次他爬到教室的窗台上站着，最后同学把他拉了下来，但是没人想到他有一天会真的跳楼。
    这个女孩提供的情况实在无法证实校长的观点。
    校长说小林没有体验对人生的感受，小林却说自己已经“老了”，按小林的年龄，这显然是一种比较深的感受；校长说小林没有树立起对人生的责任，可是小林却说“祖国还需要我，世界还需要我，人类的音乐事业还需要我”，你不能说这不是责任感；校长认为小林自杀是轻率的、突然的，看来事实正相反，是蓄谋已久的，反复考虑过的，他不但在心里多次打算自杀，而且在口头上向同学做了倾诉，行动上当众在教室做过预演。
     看来，那位心理学教授的看法更正确：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
     看来，小林校长和老师是蒙在鼓里。
     遗憾的是：蒙在鼓里的教育者大有人在。
浙江的中学生徐力杀死亲生母亲之后，他的初中、高中老师也是惊诧莫名，百思不解，与这次北京的小林事件如出一辙。
另据今年3月28日 辽沈晚报报道。 阜新市红树小学五年级学生宣伟当着老师的面从三楼的教室跳下。事情发生后，宣伟的老师也说：“我不知道宣伟跳楼是为什么。我搞不清他在想什么。”
前些日子，一位初二男生的母亲打电话给我，说孩子拒绝上学，而且多次扬言要杀死班主任。她很害怕，问我怎么办。我请她带孩子到我家来一趟，孩子拒绝。情况有点紧急，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我真的害怕出事，只好到他们家去。我和孩子谈了一阵，又给家长出了一些主意，还推荐一位老师，给孩子补课。后来他终于去上学了，但是坚决不上班主任的课。班主任发现此事，大为不满，问家长怎么回事。这位母亲说：“我会跟您说清楚的。”他邀请两位学校领导参加，当面对班主任说：“我允许孩子不上您的课，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孩子和您对立情绪极大，我怕他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班主任很意外，而且觉得恐怖。她说：“怎么会是这样？我还一直自我感觉良好呢！”两位校领导都笑了。这又是一个蒙在鼓里的教育者。她坐在随时可能爆发的火上口上，还以为是坐在沙发上呢。
教育者搞不清孩子在想什么，只知道自己的感觉，这真是可悲。
为什么很多老师都蒙在鼓里呢？因为他们没有走进孩子的心灵。他们注意的都是孩子最表面的东西，他们注意的只是孩子表现中与自己工作任务相关的那些部分：纪律情况，学习成绩，是否参加集体活动等等。
这种教育，我们可以称之为“表面行为主义的教育”，或者叫做“完成任务式的教育”。它不以人为本，而以任务为本。
这也不能全怪老师，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评价就没有强调过教师要走进学生的心灵，我们所谓的教师“工作成绩”，也多是一些外表的东西。
教师真的是学生的朋友吗？双方心灵有沟通吗？学生有心里话敢对老师说吗？愿意对老师说吗？这些东西，似乎只有心理学家和教育科研工作者才去大声疾呼，局长校长们常常是不大在意的，他们正在忙着完成上级布置的硬任务。至于这些硬任务是否伤害了一些孩子的心灵，老师们也往往不很注意，或者无暇注意，或者更可怕：他已经没有注意这些东西的习惯了。
以单纯完成硬任务为己任的人，久而久之，他的心灵会变得麻木而冷酷的。
蒙在鼓里的教育者啊，您什么时候能伸出头来，看看鼓外面的情形？
                   （本文作于2000，7，20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注：本文引用的关于小林的材料，来源于2000年7月3 日、7月4日、7月8日《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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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素质教育表面化、形式化、细节化的倾向
                                  王晓春
                                  一
最近我在某中学参加了一个教育教学研讨会，会上，有位老师宣读了一篇关于“教学细节中的素质教育”的论文。
文中把课前两分钟预备时学生的表现分为四个“素质档次”：
A.不能按时进教室
  a.不喊报告，推门就进。
  b.喊报告后进教室，毫无羞愧之情。
  c.喊报告后进教室，确有羞愧之情。
B.人在教师，但没有入坐。
C.人虽入座，心未入座，或称为思想没有入座。
  a.不预备学习用具。
b.交头接耳，左顾右盼。
c.干坐着，等老师上课。
D.做好上课准备，认真回顾上节课内容，准备学习新的知识。
然后，作者说：“不难看出，在这短短的两分钟里，有很重要的素质教育的任务需要我们做老师的去完成，有许多低的、较低层次的学生需要我们做老师的去引导；不难看出，素质教育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
后面，作者用同样的方法把学生上课举手发言也分成了几个档次，有“不举手，不发言”，“不举手就发言”，“边举手，边喊教师或起立、或做答”，“能正确地举手，不出声音，但未被叫到表现出情绪上的不满”，“积极地、正确地举手，叫不到就愉快地把手放下，等老师提出新问题时再举手”。作者认为最后一种是最高档次，“各类档次的同学都应该以此为努力的最高目标”。作者还说：“在举手回答问题这一细小的环节中，也应该培养自己的集体主义精神。”
这位老师把学生表现进行分类研究，是可取的。但是我没听出这些说法有多少素质教育新思想的色彩。把此文放到多年前，尚未提出素质教育口号的时候来宣读，也没有问题。作者其实只是把传统的组织教学、养成教育贴上了“素质教育”的标签而已。
二
那么，素质教育还要不要纪律？还要不要迅速进入学习状态？还要不要上课积极举手发言？
当然要。素质教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外星人教育，它是从传统教育发展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境界，而不是与传统教育的简单的“决裂”，素质教育即使与应试教育，也有相容的部分。
然而素质教育的思路确实与应试教育有明显的区别 。
素质教育强调的纪律，是更加自觉的、宽松的纪律，它当然会要求学生按时进教室，但是不会要求学生做特别整齐划一的课前准备，它也不会树立某一类学生为遵守纪律的样板，要求学生必须学习。至于学生上课能不能迅速进入学习状态，这主要是老师的教学艺术问题，不能过分责备学生。按照素质教育的观点，给学生树立一种上课积极举手发言的“最高档次”，要求“各类档次的同学都应该以此为努力的最高目标”是十分不妥当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在用一个模子塑造学生，漠视了人与人的差别。把是否积极发言即等同于是否积极思考，缺乏科学依据；把是否积极发言看成是否热爱集体，更是牵强。发言应该是自愿的，应该出于自己对知识地渴求，如果我认为教师的问题对我来说太简单，我没有必要举手。回答问题不是凑热闹，也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不能简单地用学生举手人数多少来判断教学水平（发言的关键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否则发言就会变成政治任务，变成表演，学习就变成政治运动了。
三
我们从这位老师的文章中，还看到了把素质教育尽可能细节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当前普遍存在，特别是在我们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方案中，更是明显。
这种思路是把人的素质分成几大块，再细分成小块，它的想法是，如果一个学生在各个小块的表现都是优，那么合起来，这一大块也是优，几个大块都是优，这个孩子总体上就一定是优秀生无疑了。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合乎这样标准的学生多半是一些庸才，他们把精力都用来看别人的脸色来塑造自己了，其结果是造出了一个“四不像”，连自我都失掉了。
人不是机器。机器如果每一个零件都优良，则组装起来，整机也应该是优良的；机器若有一个零件出毛病，就可能导致全盘的报废。人不是这样，任何生命体都不是这样。在生存斗争中，虎狼用牙齿咬，牛羊用犄角顶，刺猬用满身的刺做盔甲，乌龟遇到危险则缩进它随身携带的碉堡中去，兔子缺乏进攻性武器，所以它注重撤退，耳朵灵，跑得快。你若设计一个细致的评价方案，全面比较它们的牙齿，犄角，外壳，耳朵和腿，能比出什么结果？什么也比不出来。人也一样，他能生存，必有他的优势，不一定处处比人强。要求他处处拔尖，等于逼虎狼长出犄角而命令乌龟生出犬齿，这不是在帮助它们成长，而是在妨害它们。
所以我主张，当老师的，且慢塑造孩子，您最好先“发现”他们，重点是发现他的优势，而不是弱点。
若是有一位动物学家给动物们上课，每天批评老虎太凶，牛羊过于淳朴，刺猬排外，乌龟缺乏开放意识，而兔子不具备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等等，您以为这是喜剧还是悲剧？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许多老师正是在这样做，他们对学生永远不满意，永远觉得学生不完美，须知学生不是为了让老师满意而活着的，他们也永远不可能完美。教师就完美吗？
对一个学生的评价，重在整体的综合估计，而所谓整体，并不是细节的简单相加。这里讨论的是人学，不是数学。
我希望读者不要误以为我是在宣传“教育无用轮”，好像教师应该听其自然，无所作为。不是的，我只是希望教育应该从学生出发，而不是从教师的主观愿望出发。绝不可以定一大堆“最高标准”让孩子去削足适履，而只应该有个最低标准，在此基础上，帮助学生扬长避短，扬长补短，学会生存。
四
我们从这位老师的文章中，还看到了把素质教育尽可能表面化、行为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当前也相当普遍。
学生的素质，有些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些则不是一眼能看得清楚的，传统教育和应试教育注重的是前者，而真正的素质教育则更注重后者。也就是说，素质教育更注重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情绪，兴趣，愿望，探索精神，思维方式等等。
恐怕我们多数教师的教育理念还是“条件反射”，行为主义这些东西。这种观点认为，行为就是心理，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心理，改变了行为就改变了心理，所以，只要有科学的训练方法，可以把任何一个学生训练成所需要的人。这种观点不是没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它有两个致命的弱点。一是否定了人的主体性，主动性，二是否定了人的差别。按这种观点组织教学，势必“管”字当头，因为它坚信好学生是管出来的。于是，管理压倒了教育，训练代替了培养，一刀切切掉了对学生的尊重。你达不到我的要求，只能是你自己不争气，因为你“本应该”达到这个要求的。殊不知这个“本应该”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是一种迷信。
比如说，在有些老师看来，上课坐直，书本文具放好，眼睛看着老师，就是努力学习的表现。这当然是可能的，但也不一定，因为是否努力学习不能光看这些外部表现。有些孩子听讲眼睛不看老师，也不怎么看黑板，结果老师提问却问不倒他，说明他可能有自己的听讲方式，教师不应强求一律，或者可能他早就在家里学会了，如此老师更不应迫使他作假，装出一副学习新知识的样子，倒是应该帮助这个孩子做到一不影响别人学习，二不浪费时间听这种课作无用功。一个学生是否努力学习，不能光看他的表面行为，要看结果，要了解他的内心活动，要综合分析。
    类似的现象很多，比如认为学生小说小动就是纪律观念差，不爱说话就是胆小，喜欢独自行动就是缺乏集体观念，坚持自己的意见就是骄傲，见到老师不打招呼就是没礼貌（这有时是心理问题而不是品德问题）等等。这些都不是绝对的，因为你不清楚孩子心里怎么想的。再比如，有的老师竟简单地认为，孩子背不下国歌歌词就是不爱国，那么反过来说，只要认真背下国歌歌词，一字不差，就是爱国主义者了？如此，当爱国主义者岂不是太容易了？爱国主义教育岂不变成背书课了？你把一切都知识化，表面化，学生作为活生生的人就“缺席”了。
学生的行为是比较直观的，许多还能量化，便于管理和评比，而且省脑筋，而走进学生的心灵则是很困难的，对教师的素质要求要高得多，于是许多人就专拣好做的事情做，做表面文章。这种形式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领导逼出来的，但也有教师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理念落后和思想懒惰。
五
我们在许多老师的文章中，都能看到一种思路：把自己的工作、已往的经验“说成”素质教育。
这不是有意识的包装或者作假，而是他自己没有认真研究过素质教育与已往教育到底有什么区别，然而现在教育界已经形成了“言必称素质”的氛围，他只好搞“翻牌公司”。
这就可见，提倡素质教育，首当其冲的是转变观念。不拆除违章建筑是没法铺绿地的，不搞清原来的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有哪些地方违反素质教育的精神，没办法进行素质教育。现在我们对新观念的办法是“叠加式”的，来个新观念，盖在大脑皮层上，再来个新观念，又盖一层，后来居上，基础却没变。这些观念之间并没有交锋，也没有整合，它们几乎是互不相干地杂乱地摆放在我们脑子里。结果你听有些人说话，前几句倒也符合素质教育精神，后面则是典型的应试主义论调，妙就妙在二者和平共处，并行不悖，且衔接自然，如行云流水。
所以，必须有一场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和争论，不光是理论工作者，普通教师也要说说自己的意见。想不通就是想不通，不赞成就是不赞成，应该让人说实话，应该允许人家坚持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人家不喜欢用“素质教育”这个词，你也不要排斥人家，但你可以和他讨论。再说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绝对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传统的教育，应试主义的教育，都有合理的成分。争论才能整合，消化才能吸收。推行素质教育，搞运动、掀高潮、形成舆论压力的办法是不可取的。不能急于求成，不要急于创造模式，不要急于推广，那样会造出许多“两张皮”的产品，甚至假冒伪劣产品，破坏素质教育的名声，最终推迟素质教育的进展。
                  
（本文作于2000，12，26 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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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比，评比，评比……
                      王晓春
   
我到某区去给教师讲课。我说：“我要办学校，绝不搞班级评比。”结果惹了祸，有老师拿我的话做理由，反对学校的评比，学校领导于是打电话向教育局诉苦说：“王老师这么讲，我们工作没法做了！”
评比就这么重要吗？离了评比就没法活了？
孔夫子不搞评比，陶行知不搞评比（他提倡学生自治），西方国家学校没听说搞多少评比，他们的教育怎么不崩溃呢？记得我五六十年代上小学中学，那时没有多少评比，教育也没有跨掉呀！
教育界，一个孩子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评比是反常的、病态的，评比很少才是正常的，健康的。
评比就是要分出个先进落后，就是要分出个好学生坏学生，就是要把班级分成三六九等，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它是和我们老祖宗的封建等级观念接轨的，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评比就是制造紧张空气，就是主要靠外部压力来推动工作。评比的潜台词是：“人没压力轻飘飘。”评比给所有人带来心理负担，给多数人带来失败。哪里热衷于评比，哪里师生的心理健康就会成问题。
    评比就是大量挤占师生的私人空间和时间，就是引导师生眼睛盯着上级的指标，而不是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就是按照上级的具体要求塑造自己，而不是注重自我的发展。所以，哪里热衷于评比，哪里的师生必然缺乏主体性，哪里的领导准爱埋怨师生“自觉性差”。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评比培养的不是“自主性”，而是“他主性”，评比是主体性的杀手。一边大搞评比，一边高呼“以学生为主体”，这是幽默小品。
    评比不是“发展”师生的积极性，而是“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也就是说，评比所需要的积极性不是师生自主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而是“响应号召”，是“领导挥手我前进”，“执行命令不走样”。这是一种“伪积极性”，和当年的“群众运动”相似。不信你去观察，哪里热衷于评比，哪里就会有阵发性的突击场面，像发高烧一样，虽不是“大跃进”，也可以算是“小跃进”。
    评比的结果是排序，一定要排出个一二三四来。排在前面有实惠，排在后面要吃亏。有了利益导向，难免出现虚伪。有些评比实际是搞得下级不得不作弊。哪里热衷于评比，哪里就会盛行形式主义。评比和形式主义是孪生兄弟。
     可见，现在中小学盛行的评比，弊大于利。学生负担过重，主要来源于评比和排队。要减轻负担，必须减少评比，改变评比理念。   
     如果有人声称不让他搞评比他就没法工作了，我们可以断定，此人基本上不懂教育。
    教育本质上不是管理，它的产品不是机器，而是活人，它不注重具体的指标，而注重人的发展方向。教育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用评比的方法是无法实现心灵碰撞的，恰恰相反，评比造成的是人与人的疏离，甚至是矛盾和仇恨。现行评比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情感含量太低，它事实上是把人看成了执行某种任务、实现某种目标的工具，它想让孩子奉命长大。用评比的方法鉴定无生命的产品，是好办法，确实行之有效，然而用来鉴定万物之灵，却实在是不自量力。
师生的人性正在评比的压力下流失。
减少了评比，才会有真正的教育。
减少评比不但对下级是解放，对主持评比者也是一种解放。给别人制造压力的人，自己也得不到放松；天天琢磨怎样“管”别人，绝对成不了学者。
减少了评比，领导者才能抽出更多的精力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和被领导者交流，才能想出办法去创造更多的情境，以利于被领导者的发展，才能给被领导者以许多具体的指导。注意，我说的是指导而不是指挥，一般说来，指导的科技含量和人文精神含量要比指挥高得多。很多领导之所以热衷于布置任务检查评比，和他们自己懒得动脑筋，不善于给教师出主意有关，检查评比虽然也累，但毕竟比较省脑筋，不要求多少创造性。经常搞评比确实降低了领导和教师的智商，现在许多校长和教师连遇到一个普通的教育教学问题如何深入研究下去都没有思路，真的是让评比给评傻了。大家都只会从上级那儿领任务，布置任务，然后检查评比，奖勤罚懒，然后接受上一级的检查评比，其他工作似乎都不会了。这样我们每个人不都变成一颗自上而下传递压力的齿轮了吗？需要什么主体性？需要什么研究？需要什么创造？都不需要。
师生的创造性正在评比的压力下流失。
上级和下级，谁更热爱评比？上级。因为评比可以有效地把自己承受的压力分解，转嫁到下面去，还可以评出政绩，评出乌纱帽。评比压力的最终承受者是孩子，他们无法把压力转嫁给别人，只好消极怠工，这就是所谓“厌学”。
厌学与评比呈正相关。评比不减，厌学必增。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取消一切评比，我只是说，要尽量减少它，把它降到最低限度，而且要“评”多于“比”。“评”是为了了解和帮助，“比”则往往是为了施加压力，二者路子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教育行政工作几乎是靠评比支撑着，许多人已经太习惯干这件事了，人们见怪不怪，反常成了正常。减少评比对许多领导者来说，竟跟下岗差不多，所以减少评比和减少官僚主义难度相仿，不容乐观。但是减少评比、增加教师学生的主体性、创造宽松的育人环境，毕竟是大趋势，不可阻挡，所以我们还是乐观的。
                  （本文作于2000．10．17 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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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应该关注什么？
                            王晓春
    《读书》杂志今年第7期有一篇王家新的文章，题目是《汉语的未来》。文中说：
    我曾在欧洲快车上遇到一位埋头阅读尼采，知道我是中国人后情不自禁又用英文背诵孔子语录的女士，我以为她是什么“文化人”，后来才了解她原是瑞士的一位理发师。我在德国还认识一位“杜甫迷”，他收集有大量的多语种的有关杜甫的资料，并曾前往中国数次，带着一本中国历史地图册，遍寻杜甫当年的足迹；然而这并不是一位“汉学家”，他只是一位普通的退休的中学化学老师。他之所以如此热爱杜甫，仅仅因为“杜甫比歌德更能触动我的心灵”。
    这种事在我国可能是很少见的。我去过很多理发馆，没有见过理发员读正经的、严肃的书籍，那里顶多有一些街头小报，而且还是给顾客准备的。我也很少听说退休中小学教师自主地搞学术研究的，他们似乎都在抱孙子，逛公园，扭秧歌，打麻将，下象棋，练气功。
    恐怕这主要不是因为没有时间。我们的许多同跑即使闲得发慌，也不会去看书的，他们宁可用别的办法打发时间。
    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反映，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教育的成果。
    我们教育的传统方向是应试，古时候是科举，现在是升学，所以无论是高才生还是低才生，都把读书当敲门砖。敲开门的学生，顺手就会把砖头扔掉，他的眼睛已经盯上了另一块新砖头了，准备去敲高一级的大门。至于那些连高中和大学的门都没敲开的学生，则会恨恨地把这块砖头扔在地上，甚至还要踩一脚，心里发誓再也不读书了。
    读书给高分生带来的只是眼前的功利，而不是灵魂的愉悦和升华，读书给低分生带来的则全是失败，厌恶和痛苦。 所以总的说来，我们的教育是鼓励学生不读书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不断强化学生被迫读书的习惯，也就等于反复训练了他们“没人强迫，决不读书”的习惯。
    真正爱读书，自觉读书、自主读书的人，在我们这里是异类，比例太小了，而他们总是对现行教育制度不满的人。
    我们的教育，是拷贝知识、轻视智慧、压抑创造的铸模式的教育。
这种教育深深扎根于不平等观念之中。
有一次我坐三轮车回家，蹬车的是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到了我家门口，正碰上一个收废品的小伙子，拉一辆平板三轮过来。小伙子手里拿一本书，边骑边看。中年人可能觉得小伙子挡了他的路，发怒道：“你还看书？你看一辈子也赶不上这位先生（指我）！”我赶紧插嘴道：“您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小伙子满脸愧色，一声不吱，匆匆忙忙蹬车走了。其实这小伙子没有任何错处，他看书明明是好事，却平白受了一通奚落。
这就是我们文化的消极面。读书是要有身份的，没有某种身份你就不配读书或者不配读某种书。读书不是人生的需要，而是身份的表达：不在其位，不读其书。难怪孔乙己至死不肯脱掉他那又脏又破的长衫，那是他身份的象征。难怪我们的理发员不读书，他们在下意识里，认为“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若真有理发员去读尼采，身边的人恐怕会嘲笑他“假装疯魔”，“酸文假醋”，或者认定他“野心勃勃”。我们周围有一种不许你提高自身素质的气氛，一心让你“安分守己”。我原来做中学教师，读书应该是“本职工作”吧，那也不行，只因为我读的书比别人涉及面宽了一点，就曾遭到过不少讽刺打击，被说成“有非分之想”,“不务正业”，记得一位同事曾酸溜溜对我“念秧儿”：“我只读点最常见的书就得啦！”后来他升了官。看来，上级读什么书才读什么书，否则就不读书，对升官是有利的，这正是科举的思路——你读钦定的圣贤书就行了。
张艺谋先生执导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有人抢老师的扁担，说：“您是先生，怎么能自己挑水呢？”电影《末代皇帝》里的大臣则对小皇帝说：“您是老爷子。您怎么能自己穿衣服呢？”我则亲眼看到一个三轮车工人对另一个劳动者说：“你还看书！”我们的文化分明还是在把人分成“劳心者”和“劳力者”，有意无意地阻挡他们之间的沟通和融合。我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一个人的真实素质和价值，而是他的地位和身份。
只有抛弃了偏见，真正承认人人平等的时候，人们才会忘记自己的身份，每个人都充满自信地依据个性去实现自我，于是到处都会有普通劳动者研究学问而不以为高贵，到处都会有学者官员扫地种树干粗活（是经常如此，不是做姿态）而不以为卑贱。这才是健康的社会状况。我们不能说西方社会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但是他们在某些地方确实走在了我们的前面。读尼采的理发员和研究杜甫的中学教师就是例证。
而素质教育，则是这种健康社会状况的先声。
    应试教育是把“人”当作“才”来培养的，它注重的是人的使用价值，素质教育则是把“才”看成“人”的附属物来对待的，它注重的是人本身的价值。
    而人与人的价值是无法比较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素质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平等的、承认天赋人权的教育，应试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上智下愚的教育。
    应试教育只想挑选和培育“千里马”，素质教育则是尊重每一匹马的发展权利，其中也包括“千里马”。
应试教育关注的是人的地位，素质教育关注的才是人本身。
                                    
             （本文作于 2000，7，27。 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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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度——重要的师德
                               王晓春
前几天，我到一所小学去给家长讲课。课后，一位老师向我咨询一个学生的教育问题。这个男孩（四年级）无论课上课下，总是有小动作，永远不能规规矩矩坐一会或者站一会。我说：“这会给您带来许多麻烦的。”这位老师笑着说：“可不是！因为他，我们班常常扣纪律分。前些天做操比赛，我事先做了好多工作，嘱咐了又嘱咐，结果还是因为他而比赛失利。比赛完了，他还兴冲冲地跑来问我：‘老师，咱们班得奖没有？’您说逗不逗？我觉得他已经尽量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以为自己做得很好了，其实小动作一直没停，别人看得清楚，他自己不知道。”
这位老师说话时大度、平静、和善的态度令我肃然起敬。纪律丢分、比赛失利要影响她的面子和业绩的，甚至会影响她的钱包的，可是她一点都没有怨气和怒容，有的只是对孩子的理解和继续帮助他的愿望。她不急于解决问题，但是也不放弃，她在尽自己的努力，孩子也在尽自己的努力。这不就很好吗？有的老师遇到这种情况，就做不到如此冷静和大度了，他们会急赤白脸地和孩子较劲，会不断加重批评和惩罚，会不断请家长，会发动同学对孩子施加压力，“你破坏了集体荣誉”。结果如何呢？结果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老师同学气得要死，有毛病的孩子则受到心灵伤害，形成自卑心理、对立情绪。其实这类的缺点常常是下意识的或者习惯性毛病，而不是品德问题，你着急，他不一定不着急，你责问他为什么改不了，他正要问你呢！
许多老师常常以为学生有错不改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成心不改，有意和老师作对，所以特别可恨。这可能是冤案。其实许多时候，孩子知道自己的错误，而且想改，只是一时还改不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去年我到东北某市去讲课，小学生给我递来许多条子。请看孩子们怎么说的：
·我是三年级学生。我放学回家不爱写作业，爱玩，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我想改掉这个毛病，却总是改不了。
    ·我上课老爱做小动作，这该怎么办呀？
    ·我是五年级的学生。学习还挺好的，可就是马虎，这可怎么办？
    ·我上课时既能听讲，又能发言，但就是眼睛总直，因此被老师批评。我该怎么办呢？
    ·我是二年级的学生。我上课总是坐不住，但我考试总考100分，您说我将来能考上大学吗？
    ·我贪玩应该怎么办？请王老师指导。
    ·我写作业时总管不住自己，东张西望，成了“老慢”。我该怎么办？
·为什么我好动？
面对这样的孩子，你还好意思批评他吗？这时候他需要的显然不是批评，而是具体的帮助和耐心的等待。
其实我们成年人也常常有比较顽固的缺点，可能每个人都有，远比孩子的缺点严重，而且往往一辈子都改不掉，我们不也自我感觉良好吗？为什么我们对自己如此宽容，而对孩子就这样苛刻呢？咱们是挺大的人，他们可是孩子呀！
    不近人情。
所以教师的大度，并不是对学生的恩赐和无原则的迁就，而是一种理解，一种将心比心。比起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严格要求”来，这更符合人性，而且也更有教育效果，虽然表面上见效可能稍慢一点。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种大度的、心胸宽阔的教师越来越多了。
我在门头沟一所小学听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小学生，女孩，学习中等，写作业慢，特点是不说话。无论老师怎样启发，就是不回答问题，你给她讲题，她最多点头摇头，绝对不开口。老师快急死了，毫无办法。她偶尔跟同学说两句话，同学立刻像重大发现一样告老师：“老师，她跟我们说话啦！”做操比赛，她只轻轻把胳膊腿抬起一点来，弄得她的班没法得奖。她妈妈也是个慢性子的人，为不说话跟孩子着了很多急，也不管事。校长在门口检查学生常规，人家走进校门，都向校长行礼，她就直截往里走。校长拦住她，耐心地告诉她应该给老师敬礼。她微笑点头，态度甚佳，下次进门依然如故。那校长也不批评她。这孩子的班主任和校长向我介绍以上情况的时候，都很平和，没有怨气和怒容，是一种从容的、研究的态度，令我肃然起敬。
我觉得这位校长和老师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只能如此。如果用施加压力的办法，后果会更坏。那么，对她宽容，别的孩子会不会也学她的样呢？不会，因为这是学不来的。你让一个爱说话的孩子学她的样子，就憋死了。我最近听一堂小学的心理课，人家都说不喜欢黑色，一个小男孩却说他看见黑色就高兴，课下我问他为什么，他想了半天，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不知道。”人家都说红色代表热烈，一个小女孩却说，看多了头晕。教师对这样的孩子都很大度，没有任何指责和批评。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真是前景光明，越来越多的老师知道尊重孩子的感觉了。
     尊重孩子的感觉，就是尊重事实，尊重造化。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就是自然，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世界，这就是造化。每个人对这个世界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想用标准答案统一人们的感觉，想把孩子都塑造成“标准件”，想让孩子处处顺老师的心，那是在和造化作对，是在做“人定胜天”之梦，是愚蠢的，而且是狂妄的，最终必然碰钉子。当然，起码的纪律要求是应该有的，大致的统一是必要的。我并不主张放任自流，放任自流不是尊重，而是冷漠。
    人们都说最重要的师德是爱学生，我同意。可惜我常常非常遗憾地发现，许多老师在用“爱”压抑学生。他们把“爱”解释成“严格要求”，再把自己对学生的所有要求（不管合不合情理）都解释成“严格要求”，于是他们的言行就全都包装成对学生的“爱”了。这样解释“爱”，是不行的。教师对学生的爱，确实应有严格要求的一面，但不只这一面，还要有大度的一面。大度不是迁就，严格不是苛刻，大度和严格都应合乎人情，合乎正确的教育目标，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强调“严格要求”，许多教师给人的感觉是总在那里板着面孔严格地“爱”学生，把学生“爱”得够呛，所以我说，大度也是一种重要的师德，其重要性不低于“爱生”。
             （本文作于2000，4，8  摘自拙著《开辟素质教育的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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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三级脱水”现象
     王晓春
除了青山绿水边，教室本该是人文污染最少的地方；除了圣人，儿童应该是最纯洁的人类；除了社会上公认的心理健康之典范，儿童本该是心理健康状况最佳的群体。走近儿童，就意味着与快乐约会；儿童聚集在哪里，哪里本该是乐园。
所以，当你看见校园里教师急赤白脸地和孩子较劲的时候，当你看见学生躲着老师走的时候，当你发现不爱上学的孩子日渐增加的时候，你可能会很痛苦地发问：怎么会弄成这样？
原来这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家庭首当其冲，社会难辞其咎，我们暂且不论。这里专门谈谈学校是怎样从学生的乐园变成学生的“畏途”的。
这种变化分三步，组成了“三部曲”。
1．教育目标“脱水”成了教学目标。
教育的目标本来是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说得很清楚，可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德育就架空了，体育就“减肥”了，只剩下了“智育”。这个“智育”也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智育，它进一步“脱水”，把智慧、思想都挤剩一个狭窄的空间，独霸智育天地的是“知识”灌输和“技能”训练。
教育目标本该是社会目标和学生个人发展目标的统一，也就是说，学生既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又要发展他的个性。可是到具体执行的时候，学生个人的发展就往往被遗忘了，社会的需要成了一切。这就已经“脱水”一半了。然而学校还不答应，还要进一步缩小教育的含意，竟然把“社会需要”简化成了“升学需要”，“完成指标的需要”，教育目标越来越干枯了。
就这样，“教育”每一步的具体化，都在不知不觉间缩小了含意，被好心地、无意地偷换成了“教学”。教育被教学化了，越来越乏味。
2．教学目标“脱水”成了教材目标。
教学本来也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教学应该是教育理念的体现，应该有人生观价值观的启迪，态度的熏陶，兴趣的激发，知识的探究和建构等等。可是到具体执行的时候，教学目标中非认知的东西往往形同虚设，也“脱水”了，真正落实下来的只是教材上的“知识点”。本来“教”也好，“学”也好，其主体都是活生生的人，教学是人与人之间的富于情感色彩的交流，可是当教学目标简化成“知识点”的时候，事情就变味了，教学成了知识点的传递，好像一个人拿一把钳子交到另一个人手中一样，就这么简单。难怪我们现在有些课上得那样干巴巴、冷冰冰，这是合乎“传递知识点”的逻辑的。
就这样，教学目标的具体化，也在不知不觉中缩小了含意，“脱水”了，被偷换成了“教材目标”，“教参目标”。活人被淡化了，“知识”更强悍了，有生气的东西步步退隐，死板的东西高奏凯歌。越来越没劲。
3．教材目标“脱水”成了考试目标。
您以为这就算完了吗？还没完呢！就是这点东西，人们还嫌“水分”多，最好是考什么学什么，考什么记什么，那才“节约精力”。所以要画重点，要压题猜题，善于压题的教师才是“名师”。于是教材目标又“脱” 一次“水”。经过这样的“减肥”，教学离考试就更接近了，离生活就更远了，它甩干了水分，跟木乃伊差不多了。有人认为中国的孩子比外国孩子学的东西多，恐怕难说。中国的孩子只是在死“知识点”方面比别人多下了一些功夫，就人的发展的总体看，我们得到的东西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谁愿意跟木乃伊打交道？所以无论老师和学生，相当多的人在教学与学习生活中找到的，并不是快乐，而是疲劳和疲乏、枯燥和烦躁、忧虑和焦虑。这样的校园生活有点像高速运转的甩干机，人文精神迅速流失，“活气”越来越少；这样的教育思路有点像糊涂人进城，从大街走到小巷，终于钻进了死胡同，路越走越窄。
需要说明的是，教育的“三级脱水”现象不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失误造成的，它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科举主义”）在新时代的变种，也是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够高的必然结果。其具体表现是教育理念的陈旧。一个领导，如果教育理念陈旧，那么他嘴里虽然会可以“说出”一些素质教育的时髦词汇，但他布置任务和检查工作的时候却会毫不含糊地指向“升学率”的；一个教师，如果教育观念陈旧，他其实就只认分数，别的都是虚晃一枪；一个家长，如果教育观念陈旧，他会认为其他都是瞎扯，孩子只有考上名牌是正经。所有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朝“单纯应试”的方向努力，于是每经一道手，教育就可能“脱水”一次。想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维持原有状况不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在前进，人们的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明白人”正在多起来，教育改革的措施也正在一步步施行。可以预计，这种“脱水”现象会逐渐减弱。一个开放的、立体的、充满生命活力的、像春雨一样滋润人间的教育局面，已经出现在远方地平线。将来，学校必将成为学生的乐园和教师的乐园，是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而不是一个折磨人的去处。
                                     200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