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发展模式之专业发展共同体
新教育实验认为,专业发展共同体,是教师专业发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现代社会更多单向度的人,更多破碎的存在。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自然是对立的,割裂的。这一点,同样突出地反映在教育界。在绝大多数学校,同事之间讳莫如深,教室的门始终向着他人关闭,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校园里,但是教师们仍然将教育教学视为极其私人的事情,为了维护自身的专业安全感而拒绝开放。 学校与学校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多重恶性竞争强化了这种隔绝的状态,许多教师因此而深陷恐惧之中。由学校组织的各类专业研讨(比如教研组活动)往往流于形式,无法真正地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一轮又一轮的公开课比拼加剧了教师的负担,滋生了各种作秀、作假甚至腐败,却无助于教师日常教育教学生活的真正改进。 新教育实验认为,如果说现代以前的社会里的学习则是以“修炼”或者“救赎”为基础形成(农业时代,人文主义背景),现代社会里的学习是以“进步”的观念为基础形成的(工业时代,科学主义背景),那么未来社会里的学习应该是以“对话”的观念为基础形成的(后工业时代,后现代主义背景)。因此,打破教师之间的隔膜,形成对话传统,借助专业发展共同体提升教师的专业化水平,是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共同体一直存在,学校里往往有热衷于教学的教师之间经常的交流沟通,基于网络,更是形成了不少的共同体,他们以论坛,博客或者博客群,QQ群等等方式进行研讨。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教育实验前几年的迅速发展,更得益于在教育在线为平台所形成的各类共同体,一大批网友通过网络相互无障碍地交流并迅速获得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有以下问题:一是主题性不强专业性不够,更多的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往往更有效),而且这种共同体往往更具有启蒙性质,在真正深入的专业探讨方面缺乏力量。二是网络共同体往往由于网络本身的限制,距离真实的教育生活具有一定的距离,因此限制了讨论的实效性,许多时候流于空谈。 新教育实验致力于各类共同体的研究、打造与打进,包括基于网络的共同体,基于主题的共同体(比如杜威读书会)等。共同体是多种多样的,不拘于形式,但新教育实验认为,要真正地促进学校发展以及教师发展,必须努力将整所学校打造成学习共同体,这是新教育实验专业发展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
基于“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发展共同体”的教师成长 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以及专业发展共同体,共同服务于教师的日常教育教学实践,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但是任何一个教师的成长,都是一次漫长的修炼,是一段历经坎坷的旅程。在这段旅程中,无论是专业阅读,还是专业写作,或者共同体的力量,最终都要与教师自身的职业生命融为一体。 因此新教育实验认为,教师要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必须通过不断的反思,通过行动中的不断修正来达成。这种反思,既包含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的细节反省,也包含对于所任学科价值以及意义的反思,更包括对自身职业意义甚至人生意义的追问。这层层反思层层追问,能够使教师在小径交叉的花园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方向,并努力保持教育教学与自身生命之间的完整性。 新教育实验认为,通过不断地书写教育自传来进行反思是教师成长的一条重要路径 突围 干国祥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教育和语文的真谛是什么?这些大而无当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我。后来我才明白,答案并不存在于任何一本经典中,而只存在于向外追问和向内反思之间,它是一个过程,一个姿态,一种努力和挣扎。现在,我开始学着用诠释历史的眼光来看自己歪歪斜斜的脚印连成的路,觉得它歪斜的姿态也有了一种别样的趣味。而且我相信,只要读者不把故事里的细节当成教育中的是非选择,而视之为一个个体转变与成长的隐喻,那么这种描述与解剖也就有了标本的意义。 应试外的孤魂 一直到工作的第六个年头,我仍然被认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教师,因为我基本上不写教案,不出试卷和批试卷(除了统一组织的考试之外),也极少批改作业。学生成绩在有关考试的各种统计排序中一直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落到最后。许多年后我在思考教师与教育行为的关系时曾说:“每个教师都像上帝一样在以自己为原型捏着泥人。”当时,我确实也不过是以自己为原型在“教书”。在学校里读书时我就是一个基本不交作业,平时靠小聪明混过考试关的学生,因此我对考试是既不感兴趣也并不害怕的,甚至有点轻视它。这一特殊的经历保留了我自由的天性和创造力;然而躲避了枯燥的高中和大学学习,同时也就意味着错失了系统知识的建构和学术研究的基本训练。知识结构单薄,缺乏足够的学养,对学术研究的框架和术语容易产生恐惧,对最新动态的学术和整个思想界缺乏了解……这些沉重的硬伤伤及筋脉,触及骨骼,使我在今天面对“那一代”与“这一代”的争论时,只能生出“中间物”的自怨自艾,却既无力承担“那一代”的衣钵,也不敢成为“这一代”的先锋。我相信这种感受也许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毕业的师范生中更能引发共鸣。按怀特海的学习阶段的说法,我们即使侥幸拥有了学习的浪漫阶段,却并没能拥有学习的精确阶段和综合阶段。也正是这种先天不良让更多的初中教师和小学教师慢慢地成为“高级初中生”和“高级小学生”——在日复一日的机械操练中,本就缺乏学术视野的“一代人”被自己的教案和习题操练得日益肤浅,当福柯、德里达、伽达默尔、历史叙事学、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怪异”的词语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一方面痛恨自己的浅薄与不幸,同时又憎恨起这些让我难堪的词语。也就是说,我在没有进入词语之前,就不得不排斥它,把它们视为异物,——我相信这种感受对于今天的中小学老师而言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我惟一的幸运也许仅仅在于:我毕竟成了应试外的孤魂。人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这些困扰过许多人的问题更强烈地困扰着我。于是,在世俗中找不到趣味与共鸣,我转而漫无目的地在书籍中寻找线索。由于书籍的匮乏,我只能在没有指引,没有任何解读作参照的情况下,开始阅读尼采、庄子、萨特、弗洛伊德、孔子、泰戈尔和甘地,阅读禅、朦胧诗和宋词。但面对令人痛苦的社会现实,我的阅读渐渐地投向了东方的寂静主义怀抱,在佛经和禅道中消泯了痛苦,再慢慢地消泯了欲望与斗志,最后只能是把青春残余的精力耗损在纸牌和游戏机上,成为一个无所求的犬儒。10年之后,我在许多朋友身上反复地看到了三条线索:虽然成为学校的应试骨干(或中层领导),但在学术意义上的身份也就是“高级小学生或者高级初中生”;在不甘寂寞的阅读中渐渐地成为现代社会的犬儒,用小聪明从容地应付考试,用家教、炒房、炒股获得不再寒酸的生活,将剩余的精力消耗在纸牌、麻将和网络游戏中;通过BBS看清自己的浅薄与仍然残留的生命意义,重新开始新的追问与冒险……这三条线索交叠出许多种人生的道路,这些道路也许可以简单地勾勒出绝大多数60~70年代出生的中小学教师的命运,我甚至认为这是注定要被遗忘的一代人。 魏书生们的足迹 我的人生在27岁时有了一个小小的转折,当时仅仅是偶然的一小步。那一年我生了一场病,病中学生对我和我的课堂的怀念让我意识到自己的“逍遥”是对学生极不负责的表现。于是我提前出院回到学校,投身于刚刚发现乐趣与责任的教育。我担任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并筹划建立了若干文学社团,而我的学生也开始在各类比赛中打破沉寂……然而当我开始行动的时候,却发现自己确确实实站在旷野上,我急于要寻找导师来帮我解决眼前的各种困难。就这样,原先扔在书柜角落里的“魏书生”被我每天放在案头,即使在了解全书的思想甚至细节之后,我仍然会不时地翻阅,用魏书生的思想和策略对自己的教育行为进行监督与纠偏——如果是魏老师面对这事他会怎么说怎么做?这是那些年我经常诘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今天,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对“那一代” 展开批评的时候,我个人的感情是颇为复杂的,因为我不仅仅是从魏书生们那儿汲取了营养长大起来的,而且我自己惟一的成功也可以说是建立在“技术主义”、“公开课”和“应试主义”上的,除此以外我别无所有,对魏书生的反动也就是对自己历史的一次反叛。魏书生们不仅仅制造了自己的神话,同时在他们的神话里,也有着无数个像我这样的教师的成长。 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一跃成为学校中最受学生欢迎、家长信任甚至校长器重的骨干教师,班级整齐的风貌,学生深深的依赖,各方面显赫的成绩,所有这些让我在一段时间之内颇感自豪。这里不得不提到,正是利用知识树及相关的教学方法,我在没有增加时间的前提下使学生的应试成绩有了明显提高。那一届学生毕业后的新学期第一个星期天,有三十几位学生不约而同来看望我,然而正是那一天的谈话,和随后陆续收到的书信,让我的内心经历了一场痛苦的风暴——我的“三率”极高的学生在进入高中和城区学生一道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带给我这样的消息:城里的同学能说会写,思路活跃,语文水平太高了!他们讲的某些书、某些人,我们根本没听说过。他们进高中的第一篇作文,是《我难忘的老师》,而他们的笔,几乎没有例外地指向了我,但是这些文章放在其他优秀的文章中…… 肯定有什么地方出错了!——也许是我读错了魏书生所以导致了这一切,我相信在他的书里不仅仅含有应试的策略,同时也应该有着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思想。为了找到答案,我开始向外寻找,钱梦龙、于漪、宁鸿彬、陈钟梁和林炜彤……我寻找视野内的一切特级教师的课例和著作,后来又接触到叶圣陶、吕叔湘和张志公对语文的论述,试图在其中找到“教育是什么”和“语文是什么”的正确解答。当时正是模式盛行的时候,借助杂志中的一些文章,我开始涉猎外国的一些教育理论。那些在当时殊不可解的结构主义、控制论和信息论等西方现代理论开始一点点地切开我的皮肤,进入我的思想。这里最最重要的是我读到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议》。对苏氏的阅读让我体验到空前的愉悦然而同时也给我带来毁灭性的冲击,因为就是在那一刻,我觉察到“中国并没有真正的教育”;觉察到了先前所阅读的中国大师们存在着先天性的致命伤;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教育家能够与苏氏相提并论,也没有任何一所中国的中学可以和帕夫雷什中学相比。我站在中国教育的废墟上,窥见到漂亮装饰下的空虚与单薄,然而,先天知识结构的不足加上后天阅读上的营养不良却使我根本无力来对当前的中国教育作彻底的解构和宏大的建构——甚至仅仅是批判。我只是近乎本能地开始对“知识树”“课堂教学目标”“课堂的控制”等等模式说“不”。 堂吉诃德的长矛 经过三年的“反叛”之后,又一届刚刚毕业的学生再度回学校来看我,人数不多,更没有统一的时间,因为我确实已经不再是学生的“神话”——但这次他们带回的信息表明他们已经“入侵”了各高中的文学社、广播站,成为了其中的主力和班上的语文课代表,他们说的许多书和名词,城里的孩子并没有听说过——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学生在告别的时候猛然回头问我:“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当时我已经送他到门外,就指着花园中盛开的玫瑰和木槿问他:“他们成长并且开放的目的是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活着就是所有的目的,活着就是把生命中潜在的能量与可能性实现为“花朵”。但是花朵后面诸如枯萎的意义,已经超越了我追寻的范围,我无从回答。 这也可以说是那几年中我生命状态的一个写照。根本性的怀疑带来了方向感的沦丧,我只能用马斯洛的“高峰体验”来取代“生存的终极意义”。现在回头再看,一切似乎很清晰:我参加上虞市和绍兴市的优质课比赛并夺得第一,只是因为朋友说我普通话不行,板书也潦草,我打赌说我的理解和应变能战胜其他人的表演;我用15天时间废寝忘食地边学FLASH边做课件,当《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这个我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课件拿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朋友不拍手叫绝,但当时仅仅是因为校长对我这个负责教科研的说,得去外校请人来作课件培训;我培训学生参加辩论赛,却强迫兄弟学校订下谁输谁出局(不再组合成队)的规则,只是为了让一群山里的孩子战胜镇队、区队,和市里的高手决个高下。1991~1992学年我参加市里组织的五项比赛,几乎每一项都获得了一等奖…… 然而我来不及也不敢追问自己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像一个找不到对手的堂吉诃德,我只好把旷野中的风车作为自己争斗的对象而来舞动手中的大戟。“人”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教育”是什么?“语文”是什么?在一张张证书的背后,我并没有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和教育的真谛。我只不过是像一个工匠,努力地把师傅们要求我做到的每一项技术做得炉火纯青,然而这种聚沙为塔的游戏最终除了让我自欺欺人,却根本不能够留下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我甚至认为,尽管作出了相当的努力并取得了这些成绩,但我和那些把精力消耗在网络游戏上的朋友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只不过是一种游戏中的快乐和力量的证明,都对生命问题放弃了追问。在这些成功中惟一积极的一面是:除了刺激自己抵御岁月的侵蚀外,就是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我参与或者设计的各种游戏,譬如那四个一路过关斩将参加辩论赛的同学,此一经历也就成了他们青春岁月中一个持久深刻的“言语-精神”事件。这种杂音冲击了枯燥的教学并在一定程度上给它带来了新鲜的形式与内容。 在这种世俗的匆忙和追逐中,我仍没有补上应该补上的课:文学和文学批评;从黑格尔到海德格尔再到伽达默尔的系统哲学;后现代旗帜下的各个领域的理论;裴斯泰洛齐、怀特海、杜威等人的教育著作……细碎的成功遮蔽了巨大的不足,于是虽然在本能地对某种被曲解的“伪传统”说“不”,却根本不能说出说“不”的理由,因而也就无从开辟一个新的语文园地。如果不是因为BBS的“拯救”,也许我便会在这种沾沾自喜中由反叛到谈判,最后因分得一杯羹而妥协。假如这种转变产生,我想除了自身学养上的欠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乏对教育的宗教般的情怀,而缺乏这种宗教般的虔诚,就不免以世俗的成败作为学术是非和人生意义的价值标准。 后现代的冒险 论坛在撕裂了中国教育的粉饰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可能。在经历了一年BBS的烽火和半年啃咬式的阅读之后,我开始进入了语文教育的“后现代冒险”。对我而言这个“冒险”具有多重含义:我在个人价值日益得到承认的时候放弃了公立学校的“相对安全”,选择了民办学校的“部分自由”;我放弃了“问题→图示”和“问题→问题”这两种已经得到同行充分认可的语文课堂模式,进入到了一种备受责难的连自己也不可名状的新的教学探索中;在我的教育散文和带有禅意的教育案例开始得到媒体认可且前景看好的时候,我放弃了这样一种散文化写作转而进行“诠释的语文”和“历史叙事中的语文教育研究”的探究…… 把自己打碎,像打碎土粒一样地打碎自己,这也许是泥土成为花朵的惟一可能。虽然所有的硬伤在我面对未来的那一刻一齐发作,让我不得不意识到:我们过去把杰出的工匠当成了中国的米开朗琪罗和罗丹,这固然是一个虚枉,然而“这一代”却更只是一些留恋着泥巴的“顽童”,对工匠的背弃,也不过是对个体自由的一种留恋与向往,却根本不足以建构中国意义上的现代教育和后现代教育。但是,在我眼前确实展开了一些饶有趣味的东西,这是我们以前所没有发现的:在前一个范式中工具论和人文论此一消彼必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