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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的故事：不做笔记不上网 从教科书读起

“坐”家，就是这种长年盘腿的书写姿势，让南方朔脚踝骨外侧练出两个大黑痂。

　　台湾知名评论家南方朔的作品经常在两岸见诸报端，而生活中的南方朔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人生经历又是如何？台湾《联合报》9日刊发一组报道向读者讲述南方朔的故事。

　　文章摘录如下：

　　不做笔记不上网 手工磨出南方朔

　　由网友合力写成的维基百科上，是这么说南方朔的：“思想偏左的文化评论家”及“最用功的民间学者”。

　　点起一支烟，南方朔直截了当地说：“第一个形容，我不喜欢，我早过了那个阶段；第二个，那是我对我自己的定义。”

　　书本烟灰 充满家中每一寸

　　景美跃层的小阁楼上，摆着客厅淘汰下来的L型的茶几，这是南方朔盘腿伏案写作之处。桌上是摊开的原文书及写了一半的英诗评介；完全还是“手工业”，细小的字整齐列在稿纸格子里。一小钵猫食和传真机同列手边，好方便伴读的猫儿抬头便吃。

　　行走在被书架包围的家里，南方朔总是右手夹着烟，左手拿着烟盒当灰缸，走到哪吸到哪。几乎家里每一寸空间都被书占据，书房、工作室、卧室都沦陷。几本正读着的书，随手摊开倒扣在床上，楼梯上堆了一箱箱出版社寄来的书，还待拆箱。

　　阳台上也摆了书架，那是过期杂志的归宿，“我想，让杂志晒晒太阳比较没关系吧。”

　　脚踝黑痂 盘腿写作压出来

　　南方朔的生活一目了然：除了呼吸、抽烟、吃食，其余的，就是阅读和写作，日复一日。

　　白了头发的评论家突然促狭地撩起裤管，露出脚踝骨外侧突出的大黑痂，一边一个，那是长期盘腿写作压出来的。“我太太常为这个说我。”他喜欢坐在地上写，“累了，往后一倒就睡啦”。

　　用功读书，他说是他用来“超越倒霉”的方法。极少书写身世与过往的南方朔说，他的前半生极为倒霉，小学四年级就没了父亲，留给他一方简陋的神主牌和贫穷。母亲不识字，为人帮佣、洗衣服，雇主甚至包括他的数个同班同学。

　　因为匮乏与卑微，童年常有“莫名其妙的愤怒”。但这些都过去了。念台南一中时中午不吃便当，赶回家帮母亲洗衣服，倒也抽空读遍图书馆借回来的世界名著，中学时生平第一首诗登在“幼狮文艺”，用的当然是本名王杏庆。

　　愤怒童年 长大变爱国青年

　　早年的贫穷困顿，以致对照起他台大森林研究所毕业后的“爱国”之举更显得惊人：拒绝美国大学提供的奖学金，“爱国青年王杏庆”上了《联合报》三版。当年的“行政院长”蒋经国召见，蒋彦士后来要安排职务，他拒绝了。

　　这段个人小史，南方朔极少提起。倒是他后来成了党外杂志总主笔，策划参与街头运动。

　　“我一向都很‘搞怪’，所以常常倒霉。”南方朔自嘲。日子还是得过，在采访他的记者引介下，到某报当记者。几年记者生涯，35岁那年，南方朔觉得，“简单的写作走不下去了，我想要的是接近学者的生涯，写深度评论”。首先他得自我教育。

　　大学念的是森林，“其它的，我都不会”；但南方朔说他用个笨方法，却是最实在的：找来所有大学最基本的教科书，从头老实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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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王杏庆（南方朔），脸上有种不服输的神情。

寒暑假是南方朔当年打工攒钱黄金期，为大树量身高、胸围，因此走遍台湾大山。

　　想当学者 从普通开始读起

　　“读书人总是有个毛病，看到书名里有个‘普通’两字，‘普通心理学’、‘普通社会学’…，就不屑一顾；这是错的。”南方朔说，记者跑了几年，见识广了，大学生要念一学期的书，他一个星期就看完。

　　看了几年下来，“我四十岁‘过关’了，看书会觉得天下道理一通百通。”到现在，他自认，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素养，“比起大学教授，也不会太差”。

　　学术圈的朋友说他：“这个老王，well-informed(情报灵通)。”这个形容让南方朔颇为开心，因为“世界菁英过招，比的是现在又有什么新的观点”；这点，“老王”不输人。

　　拒绝计算机 查数据去找书架

　　照着自己的蓝图，他专职写评论，像是把长年阅读积累的养分像吐丝一样，逐渐用涉猎广泛的文章织起“南方朔”这个品牌。

　　南方朔写字卖文，得来的钱又买更多的书，再化成更多的文字。神奇的是，他从不做笔记，因为“读通了，就全在脑袋里了”；查考数据，就直接站到书架前动手，他宁愿在“没有google的环境里写作”。

　　“何必google？”南方朔说，你飞快地鼠标一点，一万八千笔数据跑出来，但有大半重复、另一大半没用，光是筛选又花半天，“时间一点都不划算”。

　　南方朔说，他并不是“活化石”，拒绝计算机是深思熟虑的选择。在“新新闻”时代，他用计算机写稿创下一天飞舞一万五千字的纪录；只是他警觉，能用的字被计算机限制住了：困难的字系统缺漏，就换用简单的字，结果，“文章愈来愈浅、字愈用愈简单”，于是他决定返朴，以手工维持质量。

　　引介知识 近年最快乐的事

　　现今，台湾人最常看见“南方朔”三字之处，除了报章，就是新书的书腰及导读，“南方朔”成了新书保证。引介知识，“这是近年最快乐的事。我写导读很认真，要说清楚这本书是整棵知识大树的哪个枝干上的新叶子，还是老叶子。在知识的系谱上鉴定、分析。”因为“找我，是看得起我，要对得起这份善意”。

　　回顾来时路，南方朔说：“我喜爱的读书、写作，就是我的工作。生涯和生计合一，算是超完美人生啦。如果我做的是另一个工作，一个人得切两半，挪出时间来读书，那太累了。我的人生非常统一，一点都不浪费。”

　　自觉上进 放弃留学不后悔

　　放弃留学，南方朔说不曾后悔，如果真出去深造，接着的人生可以预测：拿到博士、留在美国当教授或回台湾教书。但是，“我很努力很上进，现在这样，也没差多少”，甚至，他的文章可能在重要的政治决策中临门一角，或对当政者醍醐灌顶，这是他更在意的。

　　不管当政的是谁，南方朔说，“我的终极价值绝不让步”；回看这一生，“没有父母撑腰，算起总帐，也对得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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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朔（后排右二）与母亲、家中五姐妹合影。父亲死后，他是家中唯一男人了。

南方朔盘坐在阁楼的小茶几前写作，猫咪球球是书僮，连书桌都有它的位置。

　　那年20岁：土包子念台大 连the都查

　　二十郎当的南方朔，那时还叫王杏庆，刚从南部搭了整天的蓝皮“普快”(台铁的普通快车)，来到花花都市的台北念大学，台大森林系。

　　“穷鬼一个，”他说，比起台北同学的体面、多才，他这台南小孩，又穷又土，连认得的英文字都比人家少。

　　现今大半只看外文原典的南方朔说，当年英文给他最大的惊吓是大一时抱着莱纳斯?包林(美国化学家)的英文化学书坐图书馆，发现自己“英文字不认识几个”，得不断查字典。三小时下来，连第一页导读都未能竟其功，“我只想撞墙、跳河死掉”。  

　　第二晚，鼓起勇气再进攻同一页。“查字典查成机械动作，我连‘the’都查了。”近20岁的南方朔，自信几乎摧毁。对抗了一个多星期，终于“一个晚上可以看两页了”。

　　所以，他永远记得大四的那个光明的上午，“全世界都在流行存在主义”，百无聊赖的南方朔在宿舍拿起一本盗版的“非理性的人”英文书，大概两三百页，“x的，居然一天读完，而且我知道我读懂了、读对了。拗了四年不一样了，那是我一辈子最快乐的事！”

　　南方朔小学四年级就没了父亲，北上念大学的学费、生活费全靠自己。于是，家教、念书、打工、对付英文，占去他大半的青春岁月。

　　谈恋爱？太奢侈了，南方朔说，他省到洗澡、洗头、洗衣全是水晶肥皂“一块打死”。直到上了台大森林研究所，有了奖学金，“一个月一千三百元，可以过个规矩的学生生活了”，他才进化到使用当年同学流行的药皂。

　　寒暑假是他积攒学费的黄金期：上山打工去。本行是森林，他去到“没听说过的山里”，台湾深山都去遍了，为大树量胸围、身高。一个月七百元，可以让他回到台北市活三个月。这让他看见另一个世界。

　　“山上的蛇多得不得了，走过阴湿的小径，脚上全是吸血蚂蝗。”南方朔回忆，有次，整个乌来深山都是野生百香果，藤蔓缠树，他得挥刀砍断百香果的藤枝救树。

　　每次扯下藤蔓，他形容那情景是：“果如雨下”。那年，吃了生平最大量的百香果，“酸得不得了！”

　　至今，南方朔还是像早年一样，过着简单生活，朋友说他：“老王衣服就那三件”，西装一套以应付所有大场面。一年只理三次发，包括过年、夏天，及一次的随兴。于是，他的及肩灰发招牌发式，就是这么省出来的。

　　极度恋家 有字的都尊敬

　　被许多人敬称“大师”的南方朔，在最亲近的太太禹多玉眼中，“就是个平凡小老百姓”；就是极爱看书，非常尊重生命，对待家中的一猫一狗，总是展现出最温柔的一面。

　　南方朔家里像座小型图书馆，书房里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像学问家的神圣祭坛，不可造次；但家犬“狗狗”除外。它舒服地把窝放在书林间，同享安稳。狗窝与书房并不互斥。

　　有客人到王家，南方朔总是拎来一张小板凳，自己坐了，并且要访客由小沙发移坐到长沙发上，因为铺了布毯的小沙发是“狗狗”的专属座位。

　　雪白母猫“球球”是南方朔的侍从，连书桌上都有它躺的位子。就算是南方朔几乎被书占据的睡床，也有球球的地盘。

　　南方朔极恋家，家里有他的书、他的猫、他的狗。“他几乎不出门的，”禹多玉说，南方朔宁愿窝家中吃便当，也不愿为美食外出。对有字的东西都尊敬，家中报纸看完得整齐放好，她和三个儿子犯规，“他会生气的”。

　　当书愈来愈多，禹多玉开玩笑：“我们只好请儿子搬出去。”三个儿子都大了，把睡房让位给老爸的书。只是，她不免反问丈夫：“不会哪天是轮到我搬出去吧？”

　　文史评论者陈晓林和南方朔是30年相交的老友，在他眼中“杏庆”总是那样，一个“辩证曲折、心思单纯的批判型公共知识分子”；下笔评论总是站在权力对立面；生活上又常保赤子之心。“杏庆”以为文评写得比政论好，殊不知，还是后者作用大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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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祖籍湖南衡东，生于内战后撤至台湾的国民党军人家庭，父亲姓龙，母亲姓应，出生在台湾，所以叫龙应台；[1]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在台湾读小学、中学；
龙应台

　　1974年毕业于台南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攻读英美文学；
　　1982年获得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一度在纽约市立大学及梅西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
　　1983年回台湾，先在“中央大学”外文系任副教授，后去淡江大学外国文学所任研究员；
　　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震动台湾文坛。同年，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她的杂文针砭时弊，切中民意，反响强烈，被余光中称为“龙卷风”。在海峡两岸及海外华人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85年，她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出版，一上市即告罄，一个月内印刷24次，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成为20世纪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
　　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两年，专心育儿；
　　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兼台湾《中国时报》驻法国、瑞士特派员。还在海德堡大学汉学系任教，讲授台湾文学课程，并为学生导演戏剧。同年，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评小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野火集》；
　　1988年底，作为第一个台湾女记者，应苏联政府邀请，赴莫斯科访问了十天；
　　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人在欧洲》；
　　1995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孩子，你慢慢来》；自这一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写“龙应台专栏”，与大陆读者及文化人的接触，使她开始更认真地关心大陆的文化发展；
　　199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龙应台自选集》5种。1996年以后龙应台不断在欧洲报刊上发表作品，对欧洲读者呈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见解，颇受注目；
　　1997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魂牵》；
　　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分别在上海、汕头、陕西出版，再次在大陆文坛和书市被称为“龙卷风”；

　　1999-2003年，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亲自前往德国法兰克福，龙应台受邀出任台北市的文化局局长，为期四年，龙遂从德返台，[1]任期内推动本土文化及保护树木等政策措施；

　　之后客居香港，先后任香港城市大学及香港大学的客座教授，香港大学担任杰出人文学者(香港大学第一位终身教授)、新竹清华大学讲座教授。此外，龙也积极参与到关于香港公众议题的辩论中。在政制改革、文化保育和国际交流等话题上，都不乏龙的声音，其专门讨论香港问题的《龙应台的香港笔记》，在香港与新加坡的畅销榜上停留长达半年；[1]
　　2005年7月，在大成集团、普讯融悟文教基金会、诚品股份有限公司、蒋震工业慈善基金支持下成立龙应台文化基金会；
　　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2009年，龙应台推出了号称用了十年酝酿、一年闭关、走遍三大洋五大洲才写成的《大江大海1949》；[1]
　　2010年8月1日龙应台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说，阐述她的“中国梦”。她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构成了台湾社会价值观的基座，而且永远不会改变。她强调，这是台湾人的梦，是可以与所有中国人共同拥有的梦，也就是两岸人民基本的价值观。
　　2010年11月15日，“2010第五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重磅发布，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1]
　　2012年1月31日，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院长”陈冲表示，台湾“文建会主委”将由前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接任。2012年5月20日之后，“文建会”将转型为“文化部”，龙应台也将成为第一任台湾地区“文化部部长”。[2]


婚姻子女
　　龙应台前夫为德国人，是一个外交官，育有两子，长子为安德烈，次子为菲利普（龙在2007年的著作《亲爱的安德烈》就是把她与她长子安德烈的通讯结集而成的）；

　　龙应台对其家庭生活的描写中，只字不提她的德国外交官前夫，只在2003年的作品《银色仙人掌》中透露自己已经离婚。[1]


核心价值观
　　





主要作品

　　1985年她的《野火集》在台湾出版，犀利的笔锋形成烈火燎原之势，不到一个月再版24次，“野火”成为那个时代台湾的集体符号。龙应台作品系列：

　　《龙应台评小说》台湾尔雅出版（1985年6月）《野火集》台湾圆神出版（1985年12月）
　　《野火集外集》台湾圆神出版（1987年2月）
　　《人在欧洲》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88年6月）
　　《写给台湾的信》台湾圆神出版（1992年1月）
　　《看世纪末向你走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4年3月）
　　《美丽的权利》台湾圆神出版（1994年4月）

　　《干杯吧托玛斯曼》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6年4月）《我的不安》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7年9月）

　　《百年思索》台湾时报文化出版（1999年8月）
　　《银色仙人掌》（又名《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2003年12月）
　　《面对大海的时候》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3年12月）
　　《孩子你慢慢来》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5月）
　　《野火集》（二十周年纪念版）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5年7月）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香港天地图书出版（2006年11月）

　　《亲爱的安德烈》台湾天下杂志出版（2007年10月）

　　《目送》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8年7月）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2006年7月）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北师大版五年级上册。
　　


艺术风格
　　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举出无数台湾社会现象来作为讨论，并以中国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台湾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其中辛辣讽刺的文笔虽遭人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她仍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而正中要害的不断写出她的社会观察，龙应台无所畏惧，因为她笔下台湾的丑恶和腐化，是源自于她爱台湾的不舍与心疼。

　　温柔纤细，深情动人：其《孩子你慢慢来》与《目送》均是以温柔笔触描写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亲爱的安德烈》是数封写给儿子的坦率的几乎痛楚的信。 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龙应台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诸多生活中有情细节，反映出其细腻的情感，读起来温馨有味，情意盎然。



人物语录
　　1、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2、 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账；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维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
　　3、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
，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 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4、 有些青年人追求时尚，不谈政治，实际上就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社会就像一个巨大的滚动着的车，总有人在里面自顾自地行乐。所幸的是，总有人探出头来看看这辆车究竟跑在哪里。
　　5、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6、龙应台：我其实也诚实地在问自己，思考了之后我自己觉得，天呀，如果我的孩子能够平安而且快乐，不管杰不杰出，我都已经很感谢了，所谓的“ 成功”好像真的不重要。事实上，这种情形已经发生了，很多我台北、香港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女儿都在哈佛、剑桥读书，顶尖的优秀，我的儿子还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和方向，而且并不以“杰出”作为人生志向。以“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逻辑来说，他已经差一大截了。但是那一次的“阳台夜话”，我整理了自己的思绪，是的，我可以接受我的孩子“平庸”，重要的是他们在人生里找到意义。 ... ... 1975年我离开台湾到美国去留学的时候，走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头，天上深蓝深蓝的一片云都没有，阳光照在绿油油的草地上，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8月，还没有开学，美国18岁、20岁的人光着臂膀、穿着短裤、球鞋、骑着脚踏车在你面前悠来悠去，我最无法忘怀的就是：咦，怎么他们每个人看着都那么轻松，那么没负担？从他们肢体的语言我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差别很大，他们身上没有那个几千年的国家重任。
　　7、 人本是散落的珍珠，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又强韧的细线，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当公民社会不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巩固它的底座，文化、历史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黏合剂。
　　8、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9、现在石库门根本是把上海原本的居民迁走了之后，先掏空它，然后把它弄得非常漂亮，进来消费的人都是有钱的某个阶级的人，台湾人、西方人、有钱的上海人，那是少数人。你把原来的我们所珍惜的市民文化拿掉，然后把一种新形态的、资本主义的殖民文化放进去，你要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衔接的最好典范，那差太远了。
　　10、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11、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用追。
　　12、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13、一个社会特立独行的人越多，天分、才气、道德、勇气就越多。
　　14、每个时代都有思考和不思考的人。
　　15、太疼的伤口，你不敢去碰触；太深的忧伤，你不敢去安慰；太残酷的残酷，有时候，你不敢去注视。　
　　16、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有人给薪水而已。
　　17、可是我感觉丝丝不安。毕竟文明和野蛮的中隔线，薄弱，混沌，而且，一扯就会断。
　　18、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19、现在这个男人当然完全地属于你，做妻子的你；但是他的过去却属于我，做母亲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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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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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龙应台：有些路只能一人走

文化中国-中国网 culture.china.com.cn　　时间： 2009-12-17　　责任编辑: 苏向东

龙应台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四顾苍茫的龙应台越来越孤独，但她却走得越发笃定。 龙应台有太多的标签。作家、思想家、社会批评家、学者、教授。这个台湾女子，既彪悍，又温柔，有大抱负。年轻时活得像唐朝女子，热烈丰富；今天，完成新书《目送》的她又宛如步入了宋代，风轻云淡，重重沧桑在脸上，遮不住。 妆容清淡，五官硬朗，大翻领白衬衫，粉贝壳色指甲，黑色中跟皮鞋——10月底来北京参加《目送》见面会的57岁的龙应台，正当时。有礼、世故、聪明，绝不口无遮拦。回答问题，字斟句酌，小心翼翼，于无形中回避所有敏感话题。 她对社会积极进言，横眉冷对千夫指，有万丈豪情；对两个儿子安德烈和菲利普则是慈母情深，费心与他们沟通，在一次次热脸碰上冷屁股后越挫越勇。龙应台身怀所有职业女性的喜与悲，只是，她比很多人更孤独。 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 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 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 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 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 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 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 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 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 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 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 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 “龙应台”。 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 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 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 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 温柔母亲被刺伤 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 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 “《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 “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 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 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 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 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 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 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 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 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 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 四顾苍茫，唯有目送 如今的龙应台，离婚之后再次客居他乡，这次是香港。作家柏杨生前曾说：“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柏杨一语成谶。在经历了生活的起起伏伏后，现在的龙应台，愈发温情。她写作生死笔记《目送》；她越来越喜欢把父母挂在嘴上；她念念不忘的是这个画面：完成博士学位后，她回台湾教书。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她。可父亲并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后，父亲爬回车内，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之后，龙应台看着父亲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她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几十年后，当龙应台目送父亲的棺木缓缓滑向火葬场的炉门时，她也终于慢慢地了解，“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父亲的逝、母亲的老、儿子的离，龙应台越来越孤独，然而，她也越来越笃定。她说，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也信了。她也悟出“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即便四顾苍茫，唯有目送，如今的龙应台也会勇敢面对，素颜修行。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出色的角色 从《野火集》到《目送》，你写作风格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龙应台：我发现在解释龙应台写作风格发展时，中国大陆和海外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大陆有一种声音——当初写“野火”的人，怎么越写越小了，怒目金刚怎么变成儿女私情？而在海外看法刚好相反。海外反而会说，龙应台从小变大了，以前你是针对社会现实去写文章，但那些都是立即的、短暂的、表面的，真正接近生命本体的，其实是《目送》这样的写作。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里，我觉得透露了非常多的文化深层信息。 《亲爱的安德烈》中，在大陆最流行的文章是《给河马刷牙》。能否讲讲背后的故事？ 龙应台：在香港大学时，我是教授，安德烈是学生。本可以搭同一辆车去学校，但却是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关系如同室友。有天晚上，我失眠了，一个人到阳台上去。我在那里坐了一会儿，长手长脚的安德烈就出来了，开始抽烟。他突然开口，“如果我将来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你会不会对我很失望？”安德烈的话很震撼我。之后我写信告诉他，对我最重要的，不是他有否成就，而是他是否快乐。如果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家庭这个概念一直贯穿在你写作当中，家庭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龙应台：家庭是你的来处，所以在理想上，她是一个人生命旅途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幸运，有时候家庭也是一个最充满压迫的地方。在一些最彻底的、最重要的人生的核心的东西上，连家庭也帮不了你。 你人生中哪个角色做得最为出色？ 龙应台：我没有一个演出非常出色的角色。孩子小的时候，我做母亲做得最好，但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了怪物，我不知如何面对，所以才写了受伤笔记《安德烈》。我作为妻子更失败。作为女儿，很晚熟，虽然也会带父母看戏，带他们散步。只是根本不懂什么是老，什么是死。等到从父亲那儿学到什么叫老，什么叫死之后，再回头照顾老了的母亲，我发现我比以前会了一点，但仍是一个学习非常非常慢的女儿。 作为事业女性，当初你决定生孩子时有过艰难的选择吗？ 龙应台：一点没有。我迷恋小孩，我可以白天写《野火集》，晚上给孩子哺乳。当月光照下来，我坐在黑的房间里喂奶，我觉得这才是人间一等一、顶天立地的大事。 你的身体当中有一个硬的龙应台，似乎也有一个很柔软的龙应台？ 龙应台：我一直觉得，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存在着阴和阳、硬和软、刚和柔的元素。对我而言，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件事，跟俯首甘为孺子牛是完全协调的。你往往是为了怀里喂奶的那个婴儿他将来的幸福，你会去横眉冷对千夫指；你往往是因为心中有爱，才会去做怒目冲冠的事。 你如何看待孤独，又是如何与它相处？龙应台：任何形式的创作者，不管是作家、画家还是导演，孤独都是创作的必要条件。我不知道大陆熟不熟悉圣严法师，有次和他聊天，我们谈到人在天地之间终究是无所凭依的孤独。你真能面对生老病死，就真的明白，在这世间，没有什么可以附着依托。（记者 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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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2010-11-22
云南信息报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特约记者 晓德
1985年，龙应台的《野火集》火遍台湾岛。25年后，台湾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台湾，而大陆，却依稀可以从这本25年前面世的文集中看到些许的影子。
《野火集》出版25年，南方都市报再访龙应台，谈“野火”的生命力，谈“台湾”与“粤国”，谈“柔软的力量”和“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5年。25年后，回头看台湾的变化，您在文章中的一些畅想或者“恨铁不成钢”的心愿，现在都实现了吗？
龙应台：最近一直在看辛亥革命时期的史料，我很想敲敲梁启超和孙中山的门，叫醒他们，问你问我的问题：“4个25年以后回头看，心愿都实现了吗？”
我想答案可能都是极其复杂的。
《野火》卑之无甚高论，最核心的理念，就是把改造社会的责任从集体———譬如政府或学校或媒体或社会等等，搬回每一个个人自己的肩膀上；最迫切的呼吁，就是每一个个人的“公民意识”要觉醒。就这个“心愿”而言，25年来，台湾跨的步子很大，往前走得很远。所谓公民意识，基本上就是一个社会里的个人清晰地认识到几个基本原则，譬如：一、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因此当它不称职的时候，撤换它重组它是不必商量的根本权利。二、政府就是会腐败，而且一定会隐瞒真相，因此公民必须把自己的监督权发挥到极致。三、促进社会进步，公民不能消极地被领导，他必须主动、积极，他必须强悍。他要从跪着的位置站起来。
这样的呼吁，是针对当时的时代背景的。25年前写《野火》时候的台湾，登记任何一个民间组织———不论是慈善的还是环保的，都要受到法令上的种种箝制，因为执政者害怕你民间力量的形成。一个对自己管治的正当性没有自信的执政者，通常会这么做。政府是巨人，民间被养成侏儒。
25年之后的今天，台湾的民间力量，在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政府。台湾现在登记在案的，大约有3万个非营利的民间组织，加上没立案或不需要登记的，总共估计有10万个，环境保护的、消费者权益的、防止自杀的、协助身心障碍的、保护被虐儿童的、为少数族群争取权利的、保护同性恋人权的、扶贫济弱的、培育青年领袖的、监督“国会”和媒体滥权的、对抗司法不公的……几乎在你能想到的所有的议题和领域里，都有公民在自己的岗位上耕耘，包括大大小小的企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投注。也就是说，25年之间，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政府只是其中一环罢了，民间独立自发的力量非常蓬勃。
25年之间，政府变小了，民间变大了。但是，在民间的“大”里头，马上出现一套全新的问题：
譬如说，民间自己腐败时怎么办？比如媒体是民间吧？当媒体本身滥权、造假，党同伐异时———你怎么办？比如，选民是民间吧？当选民本身缺乏眼光、知识和胸襟，以选票来违反正当和正义时，你怎么办？这就是《野火》当时的另一个“心愿”———台湾民主的品质提升；在这个层面，可能就离“实现”很远了。对抗一个威权执政者的时候，因为它很庞大，你全神贯注在它身上，使尽全身的力气，而在这漫长的使力过程里，你会误以为威权政府及其体制就是民主和自由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敌人。等到威权政府巨大的身躯倒下之后，你才赫然发现，当自己变大时，自己本身的问题———也就是公民社会本身的素养空虚的问题，一股脑全部浮现，而且没有一个不重大，没有一个不难缠。曾经为台湾的民主努力过的人，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所关怀的社会陷入选举的虚耗、政策的摇摆、政客的短视、民粹的凌驾、消费主义所带来的极度庸俗和浅薄席卷精神世界……
25年之后，当我随手打开台湾的报刊，和大陆的几个较好的报刊做一下比较，总觉得触目惊心：为什么好不容易得到了民主自由，思想反而从主流社会里退席？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所说的，“欢迎来到绝对娱乐世界”，是个极其精准又骇人的描述。
过程本身就是目的
南方都市报：能不能说，台湾迎来了民主制度，但您却对它有点失望？
龙应台：应该说，台湾的民主实践和我们的期待是有落差的。但是，马上跳到“失望”这个结论，我倒不那么认同。因为，当任何实践和期待有落差时，紧接着必须问的难道不该是，是这个实践特别差呢，还是我们的期待过于天真？很多人已经说过，民主从来就不是“最好”，而仅只是“最不糟”的选择而已。你要我选“毒苹果”还是“烂苹果”，我选“烂苹果”嘛。即使是这“最不糟”的“烂苹果”，都需要我们费尽力气，慢工细磨才能做对，它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不断犯错，不断学习，不断去检讨、去完善的过程。美国的民主起步那么早，但是一个恐怖袭击，一场伊拉克战争，就暴露出它体制里头还有多少滥权横暴的空隙。看看Chom sky(编者注：乔姆斯基，美国语言学家，著名异议知识分子)是怎么批判他自己的国家的，你就知道，在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这条路上，其实那个不断要求更新、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如果说，我们在25年前对台湾的期待是它应该“抵达”某一个境界，而25年后它没有“抵达”到那个点，我们因而“失望”，我反而认为，这是我们对于“过程本身就是目的”的认识不够透彻的缘故。
南方都市报：当年在《中国时报》发表专栏的时候，您是否想到过您的文章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龙应台：写第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时候，只是单纯地觉得“我看不下去了”、“凭什么要我忍受这样的政府、这样的环境？”对政治的暗流却毫无知觉。那时刚从美国回台不久，完全不知道人们已经压抑到什么程度。第一篇刊出后引来排山倒海的回响，像压力锅突然掀了锅盖，我一看，锅子里全是沸腾而不准流出的泪水——— 就明白了。
南方都市报：这么多年过去了，大陆和台湾都在按照各自的轨迹向前发展，可是，25年前您可以发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而今天，尤其是2000年以来，许多台湾人对于是否“中国人”的认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您是否有过切身的感受？
龙应台：25年来台湾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认同的质变。1987年解严之前，人们的认同是被塑造、被规定的、没有自由长的空间。随着公民社会的开放和成长，就像一株盆栽里的矮树被种到大地里去了，它就随着风吹雨打霜降，长出自己的样子来。这是一个开放社会必然发生的，要把它再勉强塞回原来的盆子，恐怕要折枝断根了。
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的出版，让更多的华人读者从此开始认识您，了解您。那么，您个人把《野火集》看作什么？一个孩子吗？它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么？
龙应台：跟孩子不太一样。孩子大了，独立了，我还时刻惦念，他们常说我“粘”，还不让粘。对《野火集》，或任何一本自己的著作，我有个不回头的习惯。写完了，它就属于社会、属于读者、属于历史。感觉上，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
南方都市报：25年了，对于您的作品仍影响着现实的世界，让现实中的部分华人心有戚戚。作为一名作家，应该是很开心和快慰的事情，但作为一个中国人，您是否也会有某种的苍凉之感？
龙应台：有一次在台湾中央山脉深山中一个原住民部落里，我遇见一个志愿者正在为部落的小学生建图书馆。是个中年人，从一堆石头砖块中向我走来，头发沾着木屑，看起来满面风尘。他放下手中的活，告诉我，他在上大学时读《野火集》，一边读，一边就决定自己要以服务台湾社会中最弱势的人为一生的志业。在深山遇见我时，他已经在偏远的部落里工作20年了。他走过来握我的手，郑重地跟我说“谢谢”。
还有一次，偶然遇见一个妇女环保组织的负责人，她从忙碌的志工队伍中走过来，跟我说，她在怀孕时读《野火集》，放下书就觉得，如果身边的大环境是恶劣的，自己的孩子怎么可能幸福呢？孩子还没出生，她就开始发起这个环保组织，十多年的累积，已经有好几万个母亲加入。
一本书带给人什么样的触动，是很难预测的。有一次还遇见一个中年的比丘尼，在山中修行。她用那无比澄清的眼睛看着我，说，会走上修行这条路，是因为18岁时读了《野火集》。我没想到《野火集》也会使人往另一个方向走去；也许18岁的她想的是：如果我无力改造社会，那么我至少可以改造我自己，内在宇宙也是一个宇宙？
25年来，一路上我都会碰到当年的《野火集》读者，在深山最贫困的部落里，在台湾南部的渔村里，在某个“环保妈妈”的示威队伍里，一个中年人走向前来，轻轻地说，他或她之所以选择了社会改造的人生路，是因为年轻时读了《野火集》。当年他20岁，现在已是中年，一路走来，无怨无悔。
每次有这种邂逅，我就觉得特别感恩，感恩身为作者，25年前种下的，25年后竟然有福分能亲眼看见。感恩这些读者多么慷慨，愿意跟我分享他们人生最慎重的一部分。
当然在很多方面，我有无力感。当你看见，曾经批评过、讨论过、呼吁过、建议过的事情，在25年后，又被重新提出来，没有任何一点知识的累积或经验的传承，问题依旧，好像永远从零开始。你发现智慧和经验都不是直线累进前行的，它是那么令人顿足、无可奈何地向前三步倒退两步。原地踏步重复多了，有的人变成“愤老”，有的人选择放弃，沉默以对。至于苍凉，是的，有时候会觉得自己有个极其苍凉的“老灵魂”。但是我会给自己打气：苍凉什么？你说你懒得重复了吗？读3000年前的经典时，不论是希腊悲剧或是先秦古文，你不是常常惊诧出声：老天，这个问题他3000年前就谈过！难道你自己不在那个亘古的大苍凉中吗？
但是大陆的发展阶段不一样。新问题纷纷冒出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社会最生猛、最有力气“生气”的时候，也是最精彩的时代。
《野火集》：一面折射准确的镜子
南方都市报：2005年的时候，您曾提到过，许多大陆人看来，《野火集》似乎是为大陆而写。这对您来说，当时是否也是一个意外？
龙应台：意外比2005年早。《野火集》最早的大陆版是在1988年的北京发行的，没有我的授权。那时候得知北京的大学生在传读这本书，很惊讶，不明白一本专谈台湾社会及政治问题的书，为何远在北京的读者会有任何共鸣呢？那感觉有点像，给一个病人开的诊断书竟然被另一个人拿去买药了？其中必有历史的理由吧。此后慢慢随着我对大陆的认识稍微加深，自然就了解了。别忘记，那曾经是多么蓄满能量的年份啊。
2005年以来，《野火集》重新出版，在大陆一直不断再版而且被广泛讨论，透露出很多讯息。一方面，《野火集》所提出的种种社会问题，随着中国大陆火箭升空似的急速经济发展，加剧而且扩大地恶化———假奶粉、假酒、化学污染、招商引资所必须付出的社会成本等等，《野火集》因此几乎像个“预言”书一样。另一方面，我相信是因为相对于1988年，人们的“公民意识”提高了很多。而《野火集》就像个纪录片一样，呈现了25年前台湾人在开始面对同样问题的时候，如何艰辛地挣扎和努力。对今天的大陆而言，它就再度成为一面惊心动魄、折射精准的镜子。
南方都市报：您曾羡慕德国人阿弗瑞，他可以带您看故乡的小镇，可以找到自己童年时代的住所和门前的青石板小路，而您却感叹自己找不到过去。今天的大陆，拆迁问题几乎无处不在。过去不见了，未来也变成了无根的草。这是城市发展的必然代价？
龙应台：这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这是拿“城市发展”作借口的暴力。如果是一个外国侵略者或殖民者做这样的处置：要你把土地和老家让出来，给另一群人享用，你会称它做什么？土地和老家，并非只是经济问题，它更深层地联系着价值、信仰、情感、记忆，联系着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整套网络，犹如皮与肉的不可割离。剥夺这一代人的幸福，说是为了下一代人的幸福；剥夺少数人的幸福，说是为了多数人的幸福；剥夺底层农民的幸福，说是为了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许你看见的是所谓“进步”，对不起，我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掠夺和暴力。一个植根在掠夺和暴力上面的进步，能叫进步吗？如果渗透进每一块砖每一根钢里头的精神，是对掠夺和暴力逻辑的接受，你怎知道这种进步不会有一天回头来反扑呢？
而且，凡是知道一点欧洲城市发展史的人都知道，掠夺和暴力绝对不是城市发展的必然。
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南方都市报：这25年，您的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美国到台湾，又去欧洲，再到台湾，又到了香港这种时空的转换，对您来说是不是更加直观地了解了华人群体？您是否曾经考虑到大陆多停留一段时间？
龙应台：香港的体验确实使我对“华人世界”的认识起了根本的改变。我发现，我要用“粤国”的概念来看香港和广州，才比较能抓到这个非常特别的文化语言圈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住在香港使得我常常思索“南方视野”的问题，也就是说，大陆和台湾的知识分子都相当受“中原本位视野”的局限，如果多一点“南方视野”，可能很多事情的解释都会不同。
确实也在想，是否该到大陆去住一年？有了生活的经验，才能深刻地体会那个社会吧。但只是模糊地在想，一直还没有冒出一个具体的计划，也要看因缘吧。
南方都市报：非常喜欢您的《目送》以及其他一些非评论性非政治性的著作。有人因此评价说，龙应台变柔软了。这是岁月的回归吗？
龙应台：我倒觉得龙应台其实从来就没有“不柔软”过吧？《野火集》的写作，是和《孩子你慢慢来》同时的。白天写怒目金刚的《野火集》，晚上可是抱着婴儿哺乳，换尿布，唱催眠歌的。
但是《目送》不同。《目送》不是柔软不柔软的问题。《目送》是溪水冲过千山万壑看见大海的顿时的明白。
南方都市报：读了您的《大江大海1949》，我发现这本书的写作是一个相当繁杂而庞大的工程。为了写作这本书，您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探访、寻找亲历者，是怎样的一种心情，让您选择了如此艰难的坚持？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所谓辛苦，其实不值得一提。很多作家或学者，花几十年的工夫，皓首穷经做一个题目，写一本书。但是《大江大海》是我这个一向最没有毅力的人最耗费心力，最坚持的书。支撑我的是一个单纯的心情：60年，是一个忌日，对那千万个内战的牺牲者———大多数是年轻人，我想用文学为他们上一炷香，立一个“慈悲”碑。对那些还活着的，在夕阳西下之前，用文学向他们致敬，说一声谢谢。没有国共之分、两岸之别，《大江大海》里的人，有名字的和没名字的，都是我的同胞，我的长辈。
有些书，是酝酿了一辈子才写得出来的，即使你不知道它在酝酿中。
南方都市报：从《野火集》到《大江大海1949》，这两本书在您迄今的写作历程中，是否有着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我个人感觉，与前者的辛辣相比，后者更加波澜壮阔；前者让人思考，思考当时的台湾和现在的大陆，后者让人得以重新检视自己的历史观，并很自然地被带回到6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您个人怎么看待两者的区别和对您来说的不同意义呢？
龙应台：《野火集》是火。《大江大海》是水。
每个社会都有它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衍生不同的痛苦。有些阶段，需要火的炽热和烧痛，才能觉醒；有些阶段，需要的却是水的清澈和温柔，才能疗愈一个隐忍不言的伤口。
南方都市报：《野火集》25年了，当年的读者如今都已经进入不惑甚至可能已经年过半百，而新的读者可能正值青春年华。对于当年的读者和如今的80后、90后年轻读者，您是否想对他们分别说点什么呢？
龙应台：对那已过中年的，我想说，读者和作者在同一个时代里共老了。不坏。
对大陆的80后90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