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教育=热-词-是哪些？？？您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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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大学生的微公益 心与爱一起成长

□单丹丹 黑龙江日报记者 车轮 　　一种新型的公益方式，随着“微博”、“电子支付”等网络平台的完善，悄然走进公众生活，它吸引人们将微不足道的爱心汇集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省青基会工作人员用“平民化”一词来形容今年的希望工程圆梦行动，他们告诉记者，捐助者大多来自身边的普通人。透明公益·2011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已启动满一个月，截至目前，省青基会共接收社会各界捐款271万，帮助了917名贫困大学生顺利进入大学。在众多的捐款爱心企业和个人中，“90后”这个字眼让人感到分外跃动，年轻的他们以自己的力量见证微公益的力量。 　　微公益之“草根性” 　　用奖学金资助寒门学子 　　省青基会的工作人员从没有见过小遇，小遇是通过银行汇款的方式将8400元汇到省青基会，用于目前正在开展的“透明公益·2011希望工程圆梦行动”项目。小遇和工作人员在QQ上说：“这是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去帮助需要帮助的那些人。他们太难了，到了大学费用高，用钱的地方多，我的能力有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想帮帮他们。” 　　小遇现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20岁的她刚刚用自己的辛勤努力赢得了8000元的国家励志奖学金。她就用这笔钱捐助4名寒门学子走进校园。 　　省青基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像小遇这样的学生还有很多，有的人是通过网站获得的捐助信息，有的人打过电话咨询捐款事宜，他们没有留下名字，有的人只留下像“爱心人士”这样的代名词。 　　微公益之“细无声” 　　从小事做起让爱心延续 　　“微公益”倡导普通人从小事做起，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改变社会生态。张凯琪这个“90后”，现就读于美国一所知名大学。这个暑期放假回国，她了解到圆梦行动启动后，用自己在美国上学时积攒下来的生活费捐助一名贫困高考生。凯琪告诉记者：“公益事业无小事，下学期我就申请去打工，用自己赚的钱帮助更多的人。” 　　说到张凯琪，经常光临省青基会网站的人应该不会感到陌生。2007年底，由哈尔滨信源工贸有限公司捐资20万元人民币在杜蒙县一心乡维修改造了一所小学，并命名为“凯琪希望小学”。这是凯琪第一次与公益接触，那时她才读高一。2008年“凯琪希望小学”投入使用后，凯琪和父亲又陆续给这所学校送去投影仪、电脑等教学仪器。2009年，凯琪随父亲张宇平到学校了解情况，发现学校一直没开展过英语课，凯琪的思想里便有了想帮助学校开设英语课，改善提升学校教学能力，让农村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享受公平教育的想法。在父亲与省青基会沟通后决定资助“希望教师”项目。为学校招募一名英语专业的志愿者，并每月提供1500元的生活补贴。这时的凯琪已读高三。在暑假里，为了让“凯琪希望小学”里的学生们都能更快的学会英语，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她去学校成为了一名志愿者，与学生们共同学习。 　　微公益之“贵在恒” 　　公益之路贵在坚持 　　在省青基会，经常有一个大学生忙碌的身影——他在高二时，义卖自己出版的小说《志魄》，结对资助了一名现就读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学生；高三时，又把出售的书款结对资助了现就读于哈尔滨医科大学的贫困生。去年，他自己成为一名大学生，用每天自己辛苦做家教的钱，又资助了一名考入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学生，目前，他已累计捐款6640元。他就是现就读于哈尔滨工业大学、2009年成为“希望工程志愿者”、2011年1月被共青团黑龙江省委等五部门授予“黑龙江省2010希望工程十大爱心人物”的辛立宸。他将微公益“常态化”、“平民化”的理念诠释的精彩又纯粹。 　　小辛是个非常细腻、重情重义的男孩儿。他告诉记者，从小到大他心里一直就有着公益理念，“并不是我的家庭条件有多好，这些年我都是用自己赚的钱来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公益事业贵在坚持。”辛立宸说。空闲时，他会来省青基会当一名志愿者；他会把自己的时间安排紧紧的，用自己独特的学习方法当了一名家教，帮助了他人，又获得收入捐助别人。这位“90后”希望不再依靠父母，能够独立思考，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践行公益事业，他说：“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不会放弃。” 　　解词·微公益 　　顾名思义，从微不足道的公益事情着手、强调积少成多。 　　公益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微公益”倡导普通人从身边小事做起，以“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改变社会生态。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微公益”，强调的是全民参与并创造价值。它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自上而下的大众性、草根性、迅速传播性，真正实现了公益的平民化、常态化。“微公益”更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推动了平民公益事业的发展，更传递了一种人人公益的理念。（编辑：董哲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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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24孝”，你能做到几条?

2012-08-15    来源 : 江苏省老龄工作网

　   节假日经常与父母共度、亲自给父母做饭……13日，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等共同发布新版“24孝”行动标准。相关条文在网上甫一亮相，即引发热烈讨论。不少网友还逐条对应自身，互相询问道：“新‘24孝’，你能做到几条？”　　

　　新标准与时俱进很时尚
　　与传统的“二十四孝”相比，此次出炉的新“24孝”更加简洁易懂，如“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等旨在关注父母物质生活，而“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等，则是规劝为人子女者要多加关注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新“24孝”更包含着鲜活的时代元素，比如“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同时还包括“支持单身父母再婚”等标准，既时尚又充满人文关怀。
　　对此，赞同者普遍认为：“这个新标准制定的挺好的，做子女的就应该这么做。”
　　更有不少网友根据标准对照自己。网友“noonnoknow”高兴地说：“很高兴自己做到了一些，带父母去旅游也一直是我的梦想。”也有网友在微博中进行反省：“我只做到了0.5条，每两周给父母打个电话。”“感觉我们只会回家去蹭饭”。
　　发布方之一、全国妇联心系老年活动办公室相关人员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该标准的出台源于去年在南京等10个城市举办的“心系老年——孝心工程”的试点活动。通过与专家、老年人群、子女等的调研和座谈，收集了一批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并对应出台了24条行动标准。“我们对‘孝’文化的理解，既要传承又要有创新。”
　　江苏省妇联宣传部骆凤琴部长则认为：“‘百善孝为先’，在社会道德滑坡的当下，夯实‘孝心’一环尤为重要。我们呼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还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美德。而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成员流动性加强，像‘父母在不远游’等已无法做到，因此，势必要为‘孝’字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格外亮眼
　　在新“24孝”中，位列第14条的“支持单身父母再婚”显得格外亮眼。
　　记者从全国妇联心系老年活动办公室获悉，该条也是在调查中相对集中的问题之一。而老年人再婚后离婚率高，也多因再婚后共同财产纠纷、子女与再婚老人相处难等所致。曾有一年，广东在评选“十大敬老之星”时就将“尊重理解再婚父母”单列为标准。
　　骆凤琴则告诉记者，“虽没做过统计，但从我们接触到的实例看，我省子女阻碍单身父母再婚的比例正逐年下降。”
　　骆凤琴说，如今，子女和父母间更加宽容。前几天省委党校黄菡教授还介绍说，有不少子女在上征婚节目时还大大方方地替单身父母相亲，令人动容。当然，也确实存在一些阻碍单身父母再婚的，主要发生在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而我省不少再婚老人，已学会用婚前财产公证等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这种理性的方式也为单身老人再婚扫清了不少障碍。
　　对此，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邱建新教授认为，江苏已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而随着独一代的长大成人，空巢家庭的比例越来越大。对老年人更要在物质、精神、心理、情感等多方面进行关爱。在新“24孝”中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教父母学会上网”，让宅在家中的老人群体实现虚拟空间的自由沟通，而“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体现一种对传统观念的突破。
　　网友晒无奈并呼吁制度护航
　　对于新标准，大多数网友在肯定的同时，也晒出无奈：能做到的并不多。不少人因与父母不同城，很难经常回家、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等。
　　网友“樱桃大璇子”认为，首先严格规范企事业单位给职工放假的行为。而“1988肖波”则略带伤感地说，号召公众常回家看看，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等，我们农民工能做得到吗？做不到岂不是要背上“不孝”的骂名？
　　面对种种疑问，全国妇联心系老年活动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解释称：“与其说这是一种标准不如说是呼吁和提倡，重在倡导公众对父母的孝心。”
　　事实上，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除规定“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外，还新增了“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虽然还较为笼统，但也为子女多尽孝提供了一些法律保障。
　　也有网友提出，“养老之难，如果只用单纯的‘孝’就能代替和解决，那只能是种悲哀。”
　　对此，邱建新认为，在积极倡导孝心的同时，更需要进行制度设计，对相关养老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如爱心休假，能否刚性规定员工每年享有数次带薪回家看父母的假期？他举例说，四大节假日高速公路即将免费通行，在体现公共道路公益性的同时，也会起到让人“常回家看望父母”的“潜功能”。期待这样的惠民规定再多一些。（新华日报记者 田 梅 刘艳元）

新24孝标准下多“不孝子” 父母最愿子女常回家

2012年08月15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8月15日电 新版“24孝”行动标准的发布在网络上引发广泛讨论，很多网友表示支持，称做子女的就应该为父母做到这些。同时也引发很多质疑声音，称 “不切实际”，按此标准，不能尽孝的人太多了。受访的父母们则表示，并不要求子女们都做到这些，只要能“常回家看看”，就心满意足了。
     新标准下多“不孝子” 心有余而力不足
　　新版“24孝”行动标准，不仅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行动准则，还包括“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等观念突破和对老年人的心理关怀。
　　很多网友感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自己就是“不孝子”。“不是不想尽孝，而是在工作和生活的双重下力下，心有余而力不足。”
　　29岁的苏珊曾在外地打拼多年，为了能多陪陪父母，才选择回到家乡。“看完这24条，我真心觉得自己是个不孝顺的孩子!”
　　桥梁工程师王磊常年不在父母身边，无奈地感慨这些标准“很多不靠谱”、“根本无法执行”，“最多只能给父母打打电话，买点东西，寄点钱。”
　　“父母对我没啥要求，只要我开心工作，幸福生活，身体健康就好。”王磊说，“但父母越开明，我就越感到内疚。”有很多年轻人都像王磊一样，一年难得回家一次，除了打电话和寄钱以外，为父母做的事情少之又少。
　　网友“piaoy”称，“这24孝大多数只要有孝心的人都能做到，而没孝心的连三孝都做不到。”
　　苏珊坦言，其实这些新标准并不难，“只是之前没想到这么深”，她表示以后会参照做，更加孝敬自己的父母。网友“我是小石头”表示，“说做不到的都是找借口，父母也没有要求我们全部做到，我自己要争取多为父母做这些事，自己的子女也在看，将来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是要老的。”
　　父母：乐见“新24孝” 最愿子女常回家
　　63岁的钟翠英看到新版“24孝”非常开心，“这个标准定得太好了，老人就是需要这些关怀，但是孩子们却不懂，希望他们看了以后能够学一学。”她说，最希望孩子能带自己一起旅行，“因为他们每次旅行都是把我们扔在家里。”
　　很多老年人网友纷纷表示支持这一新标准，网友“漂亮的麦子”说，“我的孩子是80后的，是应该让她们知道什么是‘孝’了，对于孩子、孩子的孩子我们只有付出。”同时也有网友指出，“孝”重在内心的尊重、关爱和日常沟通，而不应该限定这些条条框框。
　　“我可以说能够做到百分之九十。”53岁的老陈是街坊邻居公认的“孝子”，工作再忙都会抽空陪父母，给他们做饭、陪他们聊天。新“24孝”在他看来再平常不过。而作为父母，老陈则感慨孤独，希望自己的子女多回家看看，哪怕是说说话。
　　今年6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审议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中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曾引起巨大的关注和争议。新版“24孝”的第一条就是“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
　　“能做到当然最好，做不到的话也不会强求，只要能经常来看看我，就很满足了。”钟翠英的想法，也许代表了大多数的父母。
　　网友“娟子”说，儿子和自己不在一座城市，这24条里有很多做不到，但是经常往家里打电话，有假期就尽可能回家。“孩子们也不容易，在外打拼很艰难，能做到这些我们就已经很欣慰了。”
   
　　媒体：应从中看到老人的殷切期望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称，“新24孝”触及了很多现代人容易忽略的内容,在传承中实现了创新。对于正在步入老龄化时代的中国来说，对于年轻人压力很大的现实来说，这种提醒是非常有必要的。
　　至于有人质疑，孝是很私人的事情，甚至是一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觉”，怎么能这么详细呢?这种规定又有多少可操作性呢?文章称，这种行为标准毕竟不是法律，它能够起到的就是一种倡导、提醒的作用，不必要用一刀切的思路去挑剔——主观上想要孝敬父母的人，能从中看到改进的地方，能参照找到一些自己行为的不足，就已经很足够了；至于有些内容因为你的特殊情况做不得，谁又会怪罪你、揪着不放呢?
　　燕赵都市报评论指出，新24孝的很多标准是对世俗观念的突破，更加闪烁着对老年人心理慰藉的光点。我们可以揶揄和嘲讽，但我们更应看到老人们的殷切期望，不要让空巢老人成为舆论一次又一次的焦点，更不能让我们孝道的债务越积越多。
    “孝心不能等待”。天府早报评论说，这般浅白道理，人人心中笔下皆有，而又常常在世故的劳碌纷纷中搁浅于江湖。你我他，不缺那份“心”，只不过在白热化的生存压力下，常常失却了陪侍父母身旁的那份淡定雍容。在“都忙着赶路忘记了出路”的时代幕布下，如话家常般把“孝敬的琐碎与细致”絮叨于我们耳畔的“新24孝标准”，就是一碗难得的“心灵鸡汤”。
　　相关链接
　　新版“24孝”行动标准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内容包括：
　　1、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
　　2、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
　　3、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
　　4、亲自给父母做饭
　　5、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
　　6、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
　　7、为父母建立“关爱卡”
　　8、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
　　9、教父母学会上网
　　10、经常为父母拍照
　　11、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
　　12、打开父母的心结
　　13、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
　　14、支持单身父母再婚
　　15、定期带父母做体检
　　16、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
　　17、常跟父母做交心的沟通
　　18、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
　　19、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
　　20、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
　　21、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
　　22、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
　　23、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
　　24、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

民政官员称新24孝标准非强制:用心用情量力而为

2012年08月15日 　来源：大河网

　　核心提示
　　今年6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审议，修订草案中新增一条“常回家看看”，引起巨大关注和争论。13日，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发布新“24孝”行动标准让这种讨论更进一步。据统计，目前，我省平均每两个老人中，就差不多有一位是空巢老人。
　　【数字】
　　近50%的老人守“空巢”
    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副主任崔淑惠介绍，2012~2013年度，“心系老年—孝心工程”将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15个城市，免费发放孝心宣传册，宣传新“24孝”行动标准的内涵、传唱新“24孝”歌曲和童谣，倡导“新24孝”行动，号召全社会“敬老、爱老、助老、孝老”，使老年人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
　　河南省民政厅老龄处公布数据显示：目前，我省有60岁以上老人1200万人，空巢老人近50%，其中，有4万多位老人住在养老院。这意味着，2个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位老人，因子女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离家后，需要守“空巢”。
　　【官员】
　　新24孝易懂易行 有创新
　　省民政厅老龄处处长田开胜说，新“24孝”行动标准，是根据社会现状综合研究之后出台的，不强制实施，而是倡议性质。
　　与传统的“24孝”相比，此次出炉的新“24孝”更简洁易懂，朗朗上口，不仅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行动准则，还包括“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等观念突破和对老年人的心理关怀。
　　“比如给父母打个电话、做个饭、看场电影，这些行动标准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体现了时代性，也有创新意义。”田开胜说，这些行动大家很容易做到，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能体现出孝心，温暖老人的心，也能促进社会和谐，家庭融合。
　　“新的‘24孝’可行性很高，里面的事情也很容易做到，孝敬父母，关键需要用心用情，其实量力而为，能做到一条就做一条，都能为自己最亲近的人尽一份心。”田开胜说，我省每2年也会评选一次十大敬老楷模，给大家树立敬老爱老的榜样。
　　【专家】
　　新24孝有现实意义
　　对于新“24孝”的发布，河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神话协会副会长、中国地域文化协会副会长高友鹏表示欢迎和赞赏。
　　高友鹏说，新“24孝”发布后，社会上有一些不同声音：指责其制定者为“老封建”的有之，指责其“画蛇添足”的有之，指责政府推卸养老责任的有之。
　　“人人都会老，孝道既是对历史和昨天的维护，也是对明天的保障。”高友鹏表示，进入近现代，中国备受欺辱的历史让公众开始反思古代社会和文化，许多好的传统一并被作为封建余孽推翻，二十四孝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这其中存在一个‘正本清源’和‘矫枉过正’的问题。”高友鹏提出，现在社会养老问题日益显现，不少人有钱养情妇、以慈善为名捞名利，却没有钱和时间孝敬父母。因此，新“24孝”的出炉，有着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高友鹏坦承，因为种种原因，当今国内的养老问题十分严峻。而新“24孝”并非法律，其作用以倡导为主，并不能完全解决一系列养老问题。不过，新“24孝”的出台给政府的养老工作敲响了警钟，希望相关政府部门引起重视，尽早出台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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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北京青年》引发“ 重走青春”大讨论/图

2012年08月30日


华商报

　　李晨在《北京青年》中的扮相

　　《北京青年》剧照本组图片均由CFP供图

　　“辞掉正式编制的公务员工作去重走青春”，如果你在生活中听到这样的事，第一反应或许是这人一定有更好的赚钱门路。但在浙江卫视等五家卫视播出的电视剧《北京青年》中，李晨扮演的何东放弃抱了5年的铁饭碗后，却选择送外卖、发传单的体力活，美其名曰是“体验生活”。第一批进入职场的90后这个月将首次拿到工资，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冲击着很多职场新人的心，加上电视上一组帅哥美女浪漫地“重走青春”之旅，更是看得人心向往之。但你知道“重走青春”的成本吗？你有条件“重走青春”吗？
　　样本分析
　　何东“重走青春”成本高
　　《北京青年》中，何东因为不满从小的生活都是被父母安排好的，于是辞去了稳定的公务员工作，在领结婚证前和相恋三年的女友分手，进行“重走青春”的计划。我们为何东的“重走青春”粗略算了一笔账。
　　工作成本：剧中，何东大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公务员的考试，近两年北京公务员录取比例在15：1左右，何东考取的是部级单位文职工作，一般都是上千人报考最终录取1人。即使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排名第一，面试的部分也少不了一些人脉上的疏通。何东的爸爸是他后来单位李主任的老战友，当初在公务员选拔中也动用了这个关系，这层人脉的价值不可小觑。
　　工作薪酬：电视剧中何东曾说自己月薪是8000元，这个工资在北京不算高，但公务员毕竟是人人羡慕的铁饭碗。除了工资外，何东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可行性研究报告，会有研发奖金和各类补贴，加上年终奖，预计年薪接近20万。
　　单位福利：有的公务员单位会有职工楼，比商品房便宜很多，如果能够在单位分房，一套百平米的房子起码能节省几十万；公务员的五险一金很有保障；此外，公务员单位逢年过节发放的福利一般包含超市、商场购物卡，一年预计近万元。
　　感情成本：何东在领证的当天放弃了未婚妻权筝，权筝是博士生毕业，在大学里面做讲师，权筝的年收入也至少在20万左右，这样两人如果结婚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高收入家庭。重新交女友，相识、相处、相知都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时间和精力成本很难计算。
　　生活开销：何东家离单位比较近，骑电动车出行。晚上回家有父母做好的饭菜，实际生活成本很低。决定“重走青春”后，何东选择从北京到烟台到深圳，一路体验生活，路上消耗的路费、食宿及各种费用都由自己承担。
　　“重走”前提
　　看看有无退路可守
　　群情激昂：扬言“再不疯狂就晚了”的四兄弟，开着上一辈赞助的豪华吉普，无视父母伤心，开始了他们的“重走青春”之旅。但仔细看看就会发现他们的“重走青春”都是有前提的，他们都有退路可守。
　　强大的人脉：何东虽然放弃了公务员工作，但他妈妈说过说只要他愿意就能找关系进入国企单位，他父母的人脉关系是他的保障。
　　过硬的专业技能：何南是一个加拿大留学的海归，在大学时他的设计常常获奖，自身条件非常优秀；何西的职业是医生，凭借他的水平和工作经验，找份工作不是难事。对他们来说，技术就是保障。
　　高学历：权筝博士生毕业，在大学做老师，她是一个已经证明过自己的人，学历就是她最大的保障。家底厚：何北虽不学无术，只想开酒吧。但他有个做生意的老爸，给他找个工作还是很容易的事，何北的保障则是他的老爸和老爸的事业。停薪留职：丁香是最后一个去深圳的，他爸爸找到单位的领导给她请了一年的假，也就是停薪留职。一年后丁香回到医院依然可以继续工作。
　　专家提醒
　　“重走青春”不是简单放弃过去
　　《北京青年》的播出在年轻人中引发很大共鸣，因为很多年轻人都有着一颗“重走青春”的心，但生活毕竟不是电视剧，不能说走就走，到底哪些人有资本“重走青春”？记者昨日采访了大型IT企业人力资源总监赵湘婷，她表示“重走青春”之前一定要想清楚自己的目的是什么，“要在实现梦想的强烈程度、付诸行动所需成本和预估承担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重点要考量这段经历对职场规划的影响，‘重走青春’不是放弃以前的所有，而是要在过程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不断感悟不断明确目标和方向，这才是‘重走青春’的本质。”
　　赵湘婷将欲“重走青春”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进入职场不久的90后应届毕业生，“90后会看重自身喜好，有些应届大学生甚至没毕业，家里就把房子都准备好了，他们没有生活压力，追逐梦想成本也就降低了。”她建议90后职场规划应从自身条件出发，“爱旅游的人可以去做专栏作家，爱打网游的孩子可选择游戏开发，多元化社会给年轻人提供更丰富的工作岗位，但我建议他们甄选职业方向时，最好尽可能与自身优势条件结合一下，从事自己擅长的事有利今后的发展。”
　　另一类就是有职场经历的80后，赵湘婷说：“这个族群正处于结婚不久、孩子不大的阶段，此时也是家庭最需要经济保障的阶段，没有强大的经济支撑，贸然追逐梦想、放弃工作是很有风险的。”赵湘婷说，处理工作、事业、梦想三者关系，“可以把梦想当做业余爱好和兼职，等积累到一定的人脉和经济背景后，再尝试寻找一些转型机会，建议过渡过程中，从业者要把心态放平，有可能你在A类道路上是专家，到B类道路时还是新手，所以一定要慢慢过渡。”
　　本报记者李南夏任奕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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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北京青年》研讨会热议“重走青春”

2012-09-03
　来源: 中国新闻网(北京)　

中新网北京9月3日电 赵宝刚导演的“青春三部曲”终结篇《北京青年》自开播以来，不仅收视屡创新高，更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同年龄层关于“重走青春路”的话题讨论。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于3日共同举办“有一种精神叫北京精神”——电视剧《北京青年》研讨会。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鲁炜出席研讨会，多位电视剧主创人员、相关专家、媒体文艺编辑及观众代表参与讨论。
《北京青年》由李晨、马苏、杜淳、姚笛、任重、张俪、等领衔主演，剧中，这些“出逃青年”们一路从北京走过烟台、深圳、香港、云南，为追逐梦想找回自己，重新踏上寻找青春的路途。日前该剧迎来大结局，剧目虽已播完，但其中所提倡的重走青春、改变心态、开阔眼界、寻找自我等观念也给很多年轻人平静的生活溅起涟漪。
作为一部“话题剧”，《北京青年》从开播之日起，就势必要面临争议的挑战，这是时下“话题剧”引发讨论的必经之路，也是剧集本身特有的特质。
针对一些争议，导演赵宝刚在研讨会上表示，其实青春只是一种状态，是停止的状态还是行走的状态，与年龄无关。《北京青年》正是给那些质疑出走的可能性、想走又走不了的人看的，希望他们看了该剧，至少会对自己的青春有所反思，有所改变。如果观众在看后能用全新的态度面对自己的人生，那么《北京青年》的目的已经达到。赵宝刚同时谈到，“出走”并不是让人辞职，如果人在工作上很愉快，能够体现其自身的价值，当然不用辞职。剧中的辞职是针对那些不清楚的、迷茫的，不幸福、不快乐的人，鼓励这些人保持一点愤怒，大胆地走出去。
主创之一李晨今日特地从其他剧组赶来参加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表示，在接到《北京青年》剧本时非常兴奋，因为它不是把普通生活或者感受照搬到电视上。这次导演给了演员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一抛出来就一定在青年心里产生极大的共鸣和反响，“我也想知道这样一个重走青春的行为将来会影响多少人”。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表示，这部戏在网上获得了很高的关注度，也出现了一些褒贬不一的不同的声音。这部电视剧反映了人生问题、失业问题、爱情问题、现代女性困惑等多重问题，以及金钱观、人性等方面内容。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了青年、青春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与意义，探讨了青春的各种可能性以及青春能否重新启动、出发。
丁亚平指出，剧中青年一开始就提出困惑，“是重新选择另外一种生活，还是这样的平平庸庸、碌碌无为地过下去？”这反映了青年从幼小、幼稚到成熟这样的漫长阶段里，必然需要脱离改变、新陈代谢、不断地寻求变化。这部戏着重反映的青年人选择的艰难、疼痛和成长。一群大孩子的内心充满了个性、躁动和心灵的呼喊，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为了他们的青春，为了他们生命的意义在追寻，他们有困惑、迷茫，也有压力和压抑不了的渴望。这部戏在这种表现青年一代人的心理、思想、行为的丰富复杂的义涵和维度上面，有一种社会学意义的探究、反思，而在更深的层面和意义上，它还有现实主义的正能量的色彩和趋向。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副教授田卉群表示，自己是一口气看完这部戏的，“看到第一集就非常惊讶”，因为第一集就勾起了她青春时代的激情回忆。她认为，现在探讨“重走青春路”正是时候，由于现在中国在物质生活上接近于中产的人群，在精神层面大多非常困顿，没有形成完整的价值体系，这群年轻人已经开始要逆反这样的被规定的生活，要在一片混乱当中逃亡，然后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田卉群强调，这部戏非常有时代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尝试。导演最后逐渐把该剧变成了一个童话，把它变成了男人们寻求幸福，而女人们寻找自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剧中最让她感动的是女角色在被背叛、被抛弃的过程当中，重新树立自我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和想法。


国家广电总局宣传管理司副司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秘书长王丹彦在谈到其个人观感市说，这部戏可以说是体现出电视剧的艺术创作中能够自觉契合时代脉搏、探讨时代精神价值坐标的成功的力作。其中利用重走青春、四个堂兄弟、几对爱情关系、几地路线的变化，对青年人在当下多元的价值观、利益观，这种复杂的选择权利面前，如何正确地判断其应坚守的世界观、人生观、职业观、青春观，有多方面的启迪。
观众代表吕国庆认为，该剧贴近生活，对当下青年人启迪，对青年的认知，青春的选择，青春的理解，如何发现自我，如何理解成长地如何看待社会给予了多方面的形象的解读，为不同年龄段的人更好地理解当下青年提供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信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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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外文词引争议 来源：中国商报知识产权导报 | 作者：本报记者 许修峰　2012.09.07

近日，《现代汉语词典》成为媒体、网络及相关专家、学者、教授们所关注的焦点。原因是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在编纂过程中收录了“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此举遭到了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及《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傅振国、“五笔字型”发明人王永民、翻译家江枫等百余名学者的联名举报。 新版“现汉”收录西文字母遭举报 　　据悉，《现代汉语词典》是1956年由国家立项，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编纂，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的首部中国权威规范型词典。 　　1958年6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开编，1978年正式发行第一版，至2012年先后共发行了6版，该辞书曾获国家图书及辞书等大奖。其名享誉海内外。2012年7月15日新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发行。 　　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共收录条目69000多条，其中收录单字13000多个，新增600多个条目。其中包括共收录了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239个，这些词绝大多数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希腊字母等西文字母构成的或由它们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字母词，以及英文字母缩写。 　　就是因为如此，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发行不久就被举报到国家相关单位，很快相关信息被媒体曝光，而后网媒跟进，举国哗然，此事立即在社会各个阶层引起轩然大波。 编纂第6版“现汉”引发口水战 　　针对百名学者联名举报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正文部分内容违法一事，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商务印书馆8月29日在商务印书馆举办了《现代汉语词典》字母词问题专家座谈会，并对《现代汉语词典》字母词条目展开讨论，在第一时间回应了媒体及举报者。 　　本次修订主持人之一，社科院前副院长、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在座谈会上称，“我们选择的标准是根据使用的频率和与人民群众生活的相关度，为读者起到答疑解惑的作用。《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管理条例》等都没有禁止使用字母词。”社科院研究员、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董琨称，“所谓举报里面提到的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一条断章取义，后面还有一段话没提到，将这样的问题提到违法程度，完全是哗众取宠。” 　　“《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一条全文是：‘汉语文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汉语文出版物中需要使用外国语言文字的，应当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的注释。’”江蓝生说，“文字法没禁止使用字母词，还说了需使用时，用通用语言文字作必要注释，《现代汉语词典》就是贯彻规定，用规范的文字给字母词做解释。”他还表示，尊重对方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是完全不同意对方的观点，字母词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要以科学的态度来看待，而不能僵化思想、无限上纲上线。 　　与会专家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作为工具书，此次字母词条目是作为另类词附在汉语词的后面，其更多承担的是为读者答疑解惑。在后附上以外文字母开头的字母词，符合读者查考、学习、更新知识的需求。   　　此外，专家认为，字母词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需更加科学化、规范化使用。 　　社科院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刘丹青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语言应用与时代发展越来越紧密，因此很难将字母词与我国传统语言强行分开，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合理对此类语言的理解和规范。”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傅振国是“检举派”之一，他则认为，该词典收录239条所谓“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反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该法明文规定汉语文出版物和广播、电影、电视用语用字必须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该词典是汉语文出版物，所以必须用普通话和规范的汉字。据报道，联名举报者指出，新版“现汉”在正文部分第1750页至1755页收录了239条“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并像解释汉字的词条一样予以解释。这些词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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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学界俗称的英文缩略词“字母词”。这些学者认为，把英语词汇“纳入”汉语词典，导致汉英混用，对汉语纯洁和汉语安全造成了威胁。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认为，“汉语词典对于语言文字来说一般具有标准、规范的意义和作用。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把英语词汇作为‘正文’，用英文替代汉字，从现实的作用和长远的影响来看，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傅振国还说：“《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在‘正文’中收录了英语缩略词等词汇之后，等于将汉语汉字的标准规范擅自改变为英语等外语可以进入汉语、英文可以代替汉字。”
　　对于这番争论，网友反应不一。支持“加入”的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中出现对字母词的解释是时代发展的产物；而支持“检举派”的则称，“中文字典里有英文，真是滑稽。要了解NBA，去查英汉字典啊，这又不是地球语言大词典。”“外语可以音译、意译啊。为什么一定要用英文啊？口语没关系的啦，但是英文怎么能入汉语词典呢？”

放词典后面作为附录是否更好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早在2010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通知要求，在汉语出版物中，禁止出现随意夹带使用英文单词或字母缩写等外国语言文字。
　　著名语言文字学者、《咬文嚼字》总编郝铭鉴认为：“《现代汉语词典》一次性收录200多个外文缩略词，数量很大。我查阅过，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中一共只有3个‘带英文’的词：3K党、X光和阿Q。而《现代汉语词典》收录大量‘字母词’虽符合民众实际需求，顺应了网络民意，但是将它们直接收入词典正文的做法欠妥，其实，倒不妨在词典后面增加个附录解释。”
　　不过，“保卫汉语”也并非杞人之忧。随着中国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中英文混杂使用的问题已相当严重。有出版社曾出版厚厚一本英文缩略词词典，足见其进入汉语的数量之多、势头之猛。
　　对于外语尤其是英语、日语等的“强势入侵”问题，部分国人似乎感到出了问题，在2010年的全国“两会”上就有学者提出捍卫“汉语纯洁性”的提案。
　　有学者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应尽快立法或制定明确规范，将“汉英混用”“汉外混杂”的语言现象管理起来，以保护汉语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不受侵害。另一方面，语言也须符合民众的使用习惯，中国应针对外来语加快“汉化”和翻译，普及和推广汉语新词。
　　“根据国际通行的语言规范，对于外来词语，如果一时找不到对等的汉语词汇，可以暂时采取‘音译’方式，直至找到令大众广泛接受的对等汉语词汇为止。如‘五四’时期就大量出现过‘水门汀’(水泥)、‘斯迪克’(拐杖)等音译外来词汇。但是不能在汉语中混杂英文字母，否则汉语语言的规范、语言的纯洁性都被破坏。”著名出版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社长庄智象认为，“当下语言使用确实有点混乱。作为汉语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在这一方面尤其应该慎重行事。”
　　半个世纪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在编纂过程中，其辞书理论、编纂水平、编校质量均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现已成为辞书编纂出版的典范之作。它的发行量之大、应用面之广为世界辞书史上所罕见；它对现代汉语的统一与规范，研究、学习与正确应用现代汉语及中国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均起到了关键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不是哪一个人的，也不是哪一个单位的，她是国家的，是民族的，她的出版和发行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健康发展。《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者的思想要上升到国家话语层面及民族利益层面，要站在更高、更远、更深的角度去思考观察、去了解人民和国家及民族的需求，以促进社会、民族及国家各个层面的团结、和谐及发展，那样编纂出的词典才会被国人所认可、被社会所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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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站在人的立场写作 　2012年10月13日　 作者：齐林泉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作品“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 莫言：站在人的立场写作 2011年，莫言在山东高密。 兰传斌 摄 小传 　　■本报记者 齐林泉 　　10月11日，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会议厅，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一步步走上新闻发布台…… 　　同一时间，在亚欧大陆这一端的黄昏，胶东半岛深处、山东高密的一处普通民居内，作为一名“年轻”的新任外公，作家莫言跟小外孙玩耍后，正在舒舒服服享用着晚餐…… 　　海内外30多家媒体簇拥在这个平时较为僻静的高密小城，莫言无数的亲友已经很多天打不通他的电话。记者、专家、作家，乃至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更多与莫言素昧平生的人守候在收音机、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媒体前，静候那即将到来的一刻。 　　当“莫言”二字从恩隆德的唇齿之间轻轻跃然而出，高密大街上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 　　是的，莫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诞生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作家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接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吃饭，“我有点吃惊”。莫言本人对此表现得并不兴奋，他说，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于他的获奖，众说纷纭，他“感谢朋友们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 　　高密东北乡的黑孩子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这里就是他文学世界中的“东北乡”。“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早期的作品《红高粱》中，莫言曾这样描绘自己的故乡：东北乡位于平原与山峦的交接之地，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文化底蕴浓厚，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戏剧“茂腔”，还有名声在外的“高密三绝”：剪纸、泥塑、扑灰年画。高密东北乡处于三县交界之处，可谓穷乡僻壤，在天下大乱的年代，是一个盛产灵异和匪徒的地方，也是塑造高密人英雄血性的地方。这地方埋葬着他的祖先，这地方是他的“血地”。 　　莫言本名管谟业，莫言祖父是第一个给予他创作重要影响的人。祖父虽然不识字，但聪明灵巧、乐善好施，打得一手好算盘，木匠、药房、田亩丈量，样样精通，还博闻强记，通彻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的野史。祖父有自己的信仰和独立的追求行动。据莫言及长兄追忆，祖父对“大跃进”深恶痛绝，大胆预言其不能长久。虽一向勤劳，农活漂亮，但发誓不为合作社干活，自己冒险开荒或干木匠。祖父与精明大胆的奶奶相得益彰，于乡邻中深负威望。母亲是除祖父外第二个给予莫言创作极其重要影响的人，母亲的苦难和宽厚仁爱，让莫言从小领略了世间的温情，滋养了莫言深沉的爱心。 　　莫言10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两年。1968年小学毕业时，学习很好但中农出身的莫言丧失了上中学的资格。12岁的莫言一下子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是莫言最伤感的一段日子，当时他写了许多“少小辍学”哀伤的歌。 　　一年秋天，莫言在地里干活，又累又饿，忍不住跑到生产队的地里拔了一个胡萝卜吃，被革命干部发现了，他们押解莫言到地头，带他到毛主席画像前请罪。回到家里，一向正直处世、谨慎做人的莫家不能容忍孩子的丢脸，母亲父亲轮番打，最后爷爷出面保护，莫言才幸免一死。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从不开口说话，最后被剥得精光、丧失了羞耻感的孤儿黑孩，在《枯河》中因误伤村长的女儿而屈死在父母拳脚下的小虎，都有莫言在这一事件中的影子。 　　1973年夏天，在供销社棉油厂工作的叔叔，给莫言在厂里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当过磅员。这在城里人看来不起眼儿的职位，对一个农村小子来说，无疑是几辈子修来的好运。他开始拿起笔，尝试创作小说；他收获了爱情，跟姑娘杜芹兰从此携手；他收获了友情，和王玉清、张世家成为三结义好兄弟，三人都有文采，嘴巴功夫也都了得。后来莫言当兵后每次回乡，总是要找这两位好友神侃，他们都是爱抽烟、爱喝酒、吹牛不上税的主儿，常常云山雾罩、通宵达旦。莫言的《红高粱》就是听了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又是在张世家的怂恿下写成的。还有其他那些说着高密方言的伙计、乡亲，都是聊起来让莫言开心的人。 　　油棉厂的临时工作并不能摆脱当一辈子农民的命运，对于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他，当兵则是唯一的出路。直到1976年，莫言托关系，改年龄，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兵。1978年9月，因表现出色，部队调莫言到河北保定。秋天的山沟是美丽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与营地遥遥相望，莫言却是苦恼的。面临复员重回农村的压力，他不得不在工作之余，拼命地写小说，但收到的却是雪片般飞回来的退稿信。走投无路的他写信给一直鼓励他的大哥说：“我该怎么办？怎么生活下去？请大哥给我设计一条路吧！”北方的冬天分外寒冷，山中的黑夜始终有一盏常常亮到天明的灯。 　　1979年夏天，莫言回乡，与在油棉厂认识的姑娘杜芹兰结婚。1981年春，莫言在文学期刊《莲池》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金秋十月，他的女儿出生，取名笑笑。欢笑第一次和莫言的生活紧密相连。1981年，成为青年莫言一个黄金的开始。一年后莫言终于等来了部队提干的消息，从此脱离在农村一生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是莫言叱咤风云的岁月，《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相继横空出世，用莫言的话说“恨不得将文坛炸平”，中国文坛的确因莫言刮起了一股红色旋风， 二十几岁的青年作家莫言，被誉为中国现代派作家中的“奇才”、“怪才”。他狂过，“二十九省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下笔千言倚马待，离题万里又何妨”，他很喜欢这样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不摹古碑不临帖，左右开弓涂且抹。随心所欲真快哉，逍遥法外我是爷。”但莫言始终狂而不傲，不管是大批判的风波，还是掌声四起，他都能表现出一种淡定。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管氏家族滚烫的血，保持着一颗宽厚仁慈的心。他清楚自己的短处和欠缺，他知道自己该补什么课，他知道“我是谁”。 　　从那时起，他把自己所有作品中最终塑造的人物化身归结为《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对此，他这样解释，我们哪一个人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社会、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看成是偷换人间美丽婴儿的妖精，但社会不又是由许多被偷换过的孩子构成的吗？ 　　他借好友——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小说和随笔中提到的两件事情，给予了回答。一件事情是，大江健三郎在童年时，担心自己因病夭折，他的母亲说：“放心，你就是死了，妈妈还会把你再生一次……我会把你出生以来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还有你做过的事情，一股脑儿地讲给他听，而且新的你也会讲你现在说的话，所以两个小孩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件是，在大江健三郎的故事中有个把妹妹丢失了的小姑娘，用号角吹奏动听的音乐，一直不停地吹奏下去，把那些偷换人间的美丽婴儿的妖精吹晕在地，显示出那个真正的婴儿。莫言认为，“讲述和吹奏”是两种把自己置换回来成为赤子，从而能使千千万万被偷换了的孩子变回赤子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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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流不息的创作之河　　对于自己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莫言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从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创作按自己的话说“像拉肚子”似的，多产且高产。即使进入新世纪，步入中年的莫言也是基本按照两年出版一部长篇的节奏进行创作。在他的心里，那些细细碎碎、蜂拥而至的民间故事，凭借岁月的积淀与冲刷，奔涌向前。
　　回顾莫言的创作历程，10年前在山东大学与他联合招生的贺立华教授认为，莫言创作主体意识经历了三度跃迁。三度跃迁的代表作分别是《红高粱》、《檀香刑》和《蛙》。
　　《红高粱》写作时期，莫言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状态，他笔下生风，呼唤人性，张扬英雄，从“文革”压抑里走出来的青年莫言，内心里充满了“佛头涂粪”、无所不能、横扫一切的豪情。在歌唱“爷爷奶奶”英雄气的时候，作家自己居高临下，心里也是十分地英雄。
　　迈进新世纪的门槛，45岁的莫言创作的《檀香刑》，是一部以平民姿态在大地行走、边走边唱的作品。此时他已成为成熟老道的作家。曾被誉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公开宣称：我要“撤退了”，“《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他要撤退到民间，他要把庙堂雅言、用眼睛阅读的小说拉回到小说原本的母体模样，还原成用俗语俚曲说唱式的、大庭广众用耳朵听的艺术。他改变了《红高粱》时期居高临下的姿态，有意识地降低了身段。他给山东大学研究生讲课时说过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我就是农民，就是老百姓，我的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檀香刑》发表后不久，他在南京大学讲学时再次称“我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莫言写作立场的变化、心境的变化。
　　《蛙》是莫言天命之年后的作品。这部小说是一次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莫言所说，“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从“作为老百姓写作”到“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是一次大的跨步。这是莫言创作30年来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宗教般的忏悔意识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莫言作品中。尽管在这之前，莫言也说过自己写人物的原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可以说那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和手法而已，但这一次就不仅仅是技巧和手法问题了。莫言在《蛙》中借给杉谷写信的剧作家蝌蚪之口这样说：“20多年前，我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莫言开始对人类生存困境更深度地思考。
　　当然，对于莫言的创作，海内外文学评论家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感觉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标签，莫言认为，这些标签是“装你没商量”，而更多像杜特莱这样的评论家认为：莫言只有一个。
　　在2006年秋第十七届亚洲文化大奖福冈市民论坛演讲中，莫言回顾他的文学历程，给出了我们解读他作品的一把钥匙，那就是莫言5岁的时候，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段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他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小莫言的心一阵阵地紧缩。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莫言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他文学道路的起点。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他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那时候也正是莫言家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懂事的莫言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而母亲对他因此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对莫言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话音不高，但母亲对她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从此使莫言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他，激励着他。
　　设帐收徒做少年君子之师
　　2000年，莫言的女儿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山大邀请他担任兼职教授。从2002年起，山大又聘请他与贺立华教授联合培养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研究生。这是他招收的首批弟子。
　　首度为人师表的他没有任何报酬，心中感慨万千。他说：“童年时因为‘文革’，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回乡务农，那时对上学的热望，一点不亚于高玉宝。后来兴起了‘工农兵大学生’，我的大学梦也做得很猖狂。山东大学是我心中一座高不可及的圣殿，‘文革’期间我在农村劳动时，就知道山大很多事情，因为我的邻居有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大学生，听他谈山大的事情，是我的一大乐趣。几十年后，我竟然也成为山东大学的兼职教授，虽然自觉有愧，但心中还是很激动。我感到当教授要比当作家难，作家写不出好作品臭的是自己，而做教授做不好会误人子弟。”
　　然而，他认定作家从封闭的书斋走出来，走进校园，设帐收徒，对作家和对学生都是好事情。他说，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保持锐气，必须不断地从外界汲取新鲜的东西，作家进入校园，对作家的写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如果直接地和作家打交道，也会获得许多从传统意义上的高校老师那里得不到的东西。
　　在山大的第一次师生会面，一向自信而平静的莫言抱着紧张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莫言说：“早就盼着见面这一天了。”之前师生虽未曾谋面，但通过电话和电子信箱，已经多次交流。另一方面，莫言又说，“到大学当教授是我一个错误的选择，作为一个小说家，在纸上滔滔不绝地写还行，要真带研究生、设帐收徒，必须拿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才行，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困难。我觉得一个小说家理论太多，会扼杀他的创作。”自从犹豫再三领取兼职教授聘书后，当教授似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误人子弟”成了他的口头禅。但在他的这种诚惶诚恐中，确实认认真真地同贺立华仔细切磋商讨讲课的事，坚辞其他重要事宜参加研究生复试。
　　无论当着校长还是学生，莫言都很坦诚地说：“他们跟着我注定学不到任何东西。”不过莫言的补偿办法，可能令每个学生眼红：“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就经常请他们吃火锅，让他们精神上得不到的用食物来滋养吧，要不每年给他们1000元的助学金，否则我不敢当这教授。幸好有贺老师，有什么问题我解答不了，你们可以找贺老师，实在不行我可以把问题拿到北京去，请出北大清华的老师来解答。”
　　之后他多次来往北京、济南授课，都很认真，虽不带讲稿，然口若悬河，层次井然，很受学生欢迎。所讲内容被研究生记录发表在《文史哲》上，所得稿酬，分文不取，嘱咐交给研究生买书用。作为弟子，记者毕业分配到北京后，老师每当周末包水饺的时候，都要给我打电话，约到他平安里的家里坐坐。在我们都还没结婚的时候，莫言就欣然应邀为我们未来的孩子起好了名字。现在在大众日报供职的学生兰传斌曾经跟莫言说，其实很不愿借你的名为自己脸上贴金，莫言听罢却哈哈大笑：如果我的名对你还有用，就随便你用。他的坦诚，让几个为人弟子者感到一种近乎亲情的师生之谊。
　　莫言在10年内，先后在山东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做专职、兼职或客座教授。了解莫言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看似人高马大、不苟言笑的莫言，实际上感情细腻。女儿评价他“很坚强，很温柔”。除了亲友，莫言对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常怀感恩之心，哪怕是微不足道，也总是记挂在心。有一次，他与高密老友去青州仰天山，途经一山村，临街一户，门前柿树三株，绿叶落尽，枝头红柿累累，满树辉煌。他们下车拍照，并忍不住嘴馋摘了两颗吃。这户人家的主妇带着一对双胞胎小孩出来看，他们要付钱，被主妇笑着拒绝了。回来后，他写了一副对联：“门前万棵红柿，家中一对娇儿”，托青州的友人转交那个大嫂，以回报她送的两个柿子。对此，像半个世纪前在小学文艺宣传队时那样，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嘴馋偷柿子，心中很歉疚。大嫂笑着说，只管吃个够。”越是来自普通人的友善和情谊，莫言越是珍惜，越是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