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将《书目答问》编为仅有版本目录学价值的批评过于严苛，有失公正全面的客观立场，不便一般读者对《答问》的理解与利用。笔者以为，只有具体分析《书目答问》的利弊得失，方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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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书目答问》与《輶轩语》等书的关系去评价《书目答问》。
评价《书目答问》，不应该忘记《书目答问》与《輶轩语》间姊妹篇的关系，如果忽略这一点，就忽略了从具体的时空环境去评价历史的基本原则，也忽略了基本的书目常识，势必要闹笑话。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理解或判断《书目答问》的参考意义与导读价值，应该从《輶轩语》《书目答问》《创建尊经书院记》到《劝学篇》等作品一贯的精神去看。
张氏读书观念的核心就是“士大夫之学”，以修齐治平为人生各阶段目标而又一以贯之，类似于今天教育中提倡的“通识”，又绝非今日“通识”之层次可比，略观大义，能知儒家义理、词章、考据、经济之学的长处、大处、眼光、襟怀，并不着意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必拘泥于细节，作为修养、涵养、学养的意义重于培养学问家，甚至主要的不是培养学问家，放在第一位的确实不是培养学问家。
在传统教育的格局里，学问家和士大夫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起步都是作为人生修养的论学求道而已，逐渐到高层次的修养，玩儿着玩儿着就走高雅博通的路了。
士大夫之学或许有其值得反思值得探讨的自身弱点，比如整体来说，对经邦济世的技术层面太轻视，对于人格的独立与健康思考与追求都不够，但在培养人才的思路上仍有借鉴的价值，值得玩味。
所谓“大处着眼”，是教育的基本倾向。士大夫之学，就是这个意思。
从读书角度立论，归结到“士大夫之学”，真是重要的结论。钱宾四先生《近百年诸儒论读书》，实为慧眼独具的书目之论。不仅百年诸儒论学之精要，曾国藩、张之洞等名臣论学之大旨，陈澧等的儒生意趣，康梁的用世之学，都在“士大夫之学”这一点上殊途同归，其间贯穿着绵延千古的中国文化精神。
再者，《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体现着精与博的互补。
《书目答问》的书目繁多与丛杂失序是一对并生的特点，如同大陆读者习惯说的“矛盾”。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因为推荐《书目答问》及《补正》，就讳言其丛杂失序的弊端。
书目有一定数量，有规模效益，读者的选择空间也大一些，容纳的读者类型也会更复杂一些。比如《答问》的读者群的自我期许肯定各不相同，对义理、词章、考据、经济当然各有所长，求学意向本应各有侧重。就是当年必读之列的四书五经，《答问》也要提示版本，开具相关参考书目或延伸阅读书目，以开阔诸生视野，何况其他典籍。
而《书目答问》的广博必须与《輶轩语》的简约结合起来，才有完整的印象。
经史子集的重要书目，在《輶轩语》中已经大致开列，读法也有所说明，所以《书目答问》里不再简单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三联书店版《书目答问》把《輶轩语》一同整理刊行，接近张之洞的本意，理解张之洞撰著《輶轩语》《书目答问》的用心。这也是笔者将《輶轩语》《劝学篇》的论学部分以及《创建尊经书院记》等文字收入本书附录的原因。只有将有关文字联系起来看，把《书目答问》的广博与《輶轩语》《劝学篇》的简约乃至《尊经书院记》的极简主义书目对照，再来讨论《书目答问》的导读书目作用才有意义。
光绪元年（1875）《輶轩语》列举各类经典名著一百数十种，兼谈治学，与《书目答问》（1876）相表里，大体不差。如《輶轩语》“读书宜博”，“读书宜求善本”，“读书宜有门径”，“读书宜读有用之书”等观点，当代读者仍可参考。
如“读书宜博”，不仅强调张氏“先博后约”的一贯论学精神，“无论何种学问，先须多见多闻，再言心得”，也实事求是地谈到：“天下书，老死读不可遍。博之为道将如何？曰：在有要而已。古书不可不解，有用之书不可不见，专门之书不可不详考贯通，如是则有涯涘可穷矣。”学而有要，实乃治学关键。
“有用者何？可用以考古，可用以经世，可用以治身心三等。”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劝学篇》，书目数量进一步压缩到40种以内，“守约”之义更加发挥。
论经学如：“《论》《孟》《学》《庸》，以朱注为主，参以国朝经师之说。”
“《论语》有刘宝楠《论语正义》，《孟子》有焦循《孟子正义》，可资考证古说，惟义理仍以朱注为主。”
“《易》止读程《传》及孙星衍《周易集解》。”
“《书》止读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
“《诗》止读陈奂《毛氏传疏》。”
“《春秋左传》止读顾栋高《春秋大事表》。”
“《春秋公羊传》止读孔广森《公羊通义》。”
“《春秋榖梁传》止读钟文烝《榖梁补注》。”
“《仪礼》止读胡培翚《仪礼正义》。”
“《周礼》止读孙诒让《周礼正义》。”
“《礼记》止读朱彬《礼记训纂》。”
“《尔雅》止读郝懿行《尔雅义疏》。”
“五经总义止读陈澧《东塾读书记》、王文简（引之）《经义述闻》。”
“《说文》止读王筠《说文句读》。”
最终，将论学要旨归结为“通大义”。《劝学篇》提供的也是一个简约而有水准的书目。
《輶轩语》讲到《说文》之学：“国朝讲《说文》之书甚多，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最善。段注繁博，可先看徐铉注《说文解字》。”
《劝学篇》讲王筠《说文句读》：“兼采段、严、桂、钮诸家，明白详慎。段注《说文》太繁而奥，俟专门者治之。”《劝学篇》“小学但通大旨大例”条又说：“无论汉学宋学，断无读书而不先通训诂之理。”同时也告诫诸生：“惟百年以来，讲《说文》者，终身钻研，汩没不返，亦是一病。”“要之，止须通其大旨大例，即可应用。大旨大例者，解六书之区分，通古今韵之隔阂，识古籀、篆之原委，知以声类求义类之枢纽，晓部首五百四十字之义例。至名物无关大用，说解间有难明，义例偶有抵牾，则阙之不论。”推究“大旨大例”，并非渺远难求，在张氏看来，“得明师说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可以说指日可待，只要良师在前。从王筠《句读》，再精研段注，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对《说文》学门径的最简明扼要的指示。
理学部分，《劝学篇》建议读学案，以为“惟读学案可以兼考学行，甄综流派。”对《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可以钩元（玄）提要之法读之，取其十之二即可。”《朱子语类》可以适当采择，不必受学案取舍的限制，推荐参考陈澧《东塾读书记•朱子》。
《劝学篇》强调，史学的要义在于“考治乱、典制”，在于“通今致用”。
“史学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实，一典制。事实择其治乱大端、有关今日鉴戒者考之，无关者置之。典制择其考见世变、可资今日取法者考之，无所取者略之。事实求之《通鉴》。《通鉴》之学约之以读《纪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学约之以读志及列传中奏议，《通典》《通考》约之以节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通志•二十略》，知其义例可也。考史之书约之以赵翼《廿二史札记》。史评约之以《御批通鉴辑览》。若司马公《通鉴》，论义最纯正，而专重守经；王夫之《通鉴论》《宋论》，识多独到而偏好翻案；惟《御批》最为得中而切于经世之用。凡此皆为通今致用之史学。”
至于政治、地理、算学等，《劝学篇》都主张切近“今日有用者”。而词章之学，则建议“读有实事者”。盖张氏以为“一为文人，便无足关。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矣。”“当于史传及专集、总集中，择其叙事、述理之文读之其他姑置不读。”
面对时局的一变再变，张氏的读书趋向在不变中还是有与时俱进的变化，只是张氏不便明言，不便讲得太露骨。
对于面对这《輶轩语》的一百多种、《劝学篇》几十种的书目仍然“畏难”的读者，张氏提出两个有针对性的方案，
一个方案见于《创建尊经书院记》：“经学必先求诸《学海堂经解》（文泱按：即《皇清经解》），小学必先求诸段注《说文》，史学必先求诸三史。总计一切学术，必先求诸《四库提要》。以此为主，以馀为辅。不由此入，必无所得。”【《张之洞诗文集》第229页，庞坚点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本文作于光绪二年（1876）。】根基首先在《四库总目提要》，其次是段注《说文》、三史和《皇清经解》，这样的提示相当简约。但还有一部大部头的《皇清经解》，囊括七十多家一百八十馀种著作一千多卷篇幅的大型丛书，经学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都是不容忽视的。不过，有了《皇清经解》（即《学海堂经解》）的推崇，书目的“简约”程度就要因此大打折扣了，“简约”得很不“简约”。连张氏在《劝学篇•守约》里主张词章多读有关实事者、政治书读近今者、地理专在知今、算学取足应用等顺应时势的意见，都因为对经学对《皇清经解》（按即《学海堂经解》）的过分强调而淡化。
第二个最低限度书目见于《劝学篇•守约》的最后一段：“如资性平弱并此畏难者，则先读《近思录》《东塾读书记》《御批通鉴辑览》《文献通考详节》。果能熟此四书，于中学亦有主宰矣。”比之《书目答问》后面的《群书读本》《考订初学各书》《词章初学各书》所提到的约70种图书，《輶轩语》的一百多种，《劝学篇•守约》正文的40种，真是约而又约，简陋得可怜可悲可叹。也许更可悲的是，就是这样简约得简陋、简陋得寒酸的书目，也依然会有人“畏难”。
由《輶轩语》的一百数十种，《书目答问》的2500种，《劝学篇》的40种，前两种精博相济，后一种由博返约，综合起来看，可以适应多种类型求书问学人士的需索，书目的演变里也体现了百年来读书由博返约的趋向，就是张之洞一个人前后开的书目里也有明显的以简约驭繁博的体现。这才是张之洞书目的完整的学术风貌。我们从中长时段的大背景来看，书目里的由博返约倾向，也是传统文化的繁博走向近代以来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的简约化进程的直接反映。
如果没有《輶轩语》，理解《书目答问》的导读作用确实比较困难。《书目答问》作为书目，只是一部逸笔草草的半成品，急就章，一部关于图书的“海洋”（也许《书目答问》勉强可以视为书籍的“海洋”？），需要读者自行厘清何为经典著作，何为注疏训解，何为学术重镇，何为延伸阅读，何为一般参考，何为考订，何为校勘，何为主何为次？初读《书目答问》容易感觉模糊不清，让初学者努力辨别门径的同时，粗识粗知经史子集的渊深和义理考据词章经济的广博，并非如钱氏所云仅有版本目录方面的意义。首先，目录本身经具有治学门径的意义。抹煞《书目答问》指引学术门径作用，实与传统学术观念相抵触，难以成立。其次，《輶轩语》《劝学篇》《创建尊经书院记》等诸文示之以纲之约，又有《书目答问》示之以目之博，纲目相济，博约互补，不容割裂。孤立片面地看问题，本是认识问题思考问题之大忌。钱氏立论，有失片面。其三，再愚蠢的读书人，也不至于对《书目答问》两千多种图书给予同等重视，在书桌上把自己读晕、累死。所以说，如钱宾四先生《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对张之洞《书目答问》的全面批评，贬为仅为版本目录之学因而不具指引门径之作用，乃以引领潮流、规范学术之责任要求《书目答问》，以国学宗匠学界领袖要求张香涛，则既要弘扬旧学，弘扬文化，培育人才，既能培养考生也能培养官员也能培养文人还能培养学者，还要适应时局渐变的新需要，还能满足科举考试的旧需要，此岂是一本书目一本《书目答问》所能尽及应尽之责任？故曰：讥弹虽是，不免苛责。何况博识洽闻如钱宾四先生，却忽略《书目答问》与《輶轩语》之间的关联性，独立地贬低《书目答问》，有时也使人不知所云。
时代变化太快，张之洞的繁简程度不同的书目，繁如《书目答问》，约如《輶轩语》《劝学篇》，简如《创建尊经书院记》，对今天的一般读者都有相当的困难，治学的路数，已经由目录学引领下的重视小学和经学基础，改为越来越少系统接触经史子集常见书，越来越不熟悉经史子集经典著作，忽略传统经典的阅读价值、教育价值，片面地强调“创新”却在教育层面忽略“传承”，是今天大学乃至中学教育体制内突出的问题，首先的和主要的不是学生的问题，是师资的问题；是教师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教师队伍的问题，是教育观念、教育制度和评价体系的问题。对于面临中华文化复兴历史重任和历史契机的文化界来说，这可不是小事。
书目不仅是过去的文化和文化观的展示，也是今天学术和学术观、教育和教育观的缩影，永远如此。
《书目答问》在社会影响面、读者认可度、学术可靠性和学术规范的示范引导性等这些方面达成了较为完美的一致。书目编纂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名望、文化意识、学术眼光和书目内在的学科覆盖面和学术合理性，是《书目答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 从学术史和教育史的意义上说，《书目答问》是中国古典学术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广大的导读（推荐）书目之一。
今天重读《书目答问》《輶轩语》《劝学篇》《创建尊经书院记》，重读一百多年以来诸儒开具的各种国学书目，早些的如曾国藩，稍晚些的如胡適之、梁任公，琳琅满目，掩卷感慨之外，要反思的东西，实在很多很多。近年的各种书目更是层出不穷，几乎没有人能把这些书目全部搜全读遍。以传承国学点评群籍为己任的众多书目，虽各有自己的学术使命和图书市场份额，但能兼顾历史的长度、学科的广度、学术的厚度和思想的深度，担起批评经典学术引导初学的责任的书目就如凤毛麟角极为罕见。开书目的人需要具备的心胸眼界、学术资格，实在是个大问题。丛这个意义也可以说，在合乎现代读者需要的新书目问世之前，或者在新型书目问世之后，《书目答问》都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这使得它在众多的书目中，独树一帜，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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