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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地名文化探讨李小艳
（佛山市博物馆历史研究部）
内容提要 地名反映了一个地域的人文地理、历史变迁等，因此地名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自然环境、宗教文化、宗族文化、工商业文化等方面探讨佛山地名文化，展现了佛山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史。
关键词 佛山地名 宗教 宗族
自从有了人类和语言，就有了地名。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是一定地域的标志。地名不仅代表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它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该地域的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佛山“肇迹于晋，得名于唐”，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切也赋予了佛山地名的文化意义。佛山多雨多水的特殊自然地理环境、丰富的宗教文化、移民与宗族文化、工商业文化等都给了佛山地名重要影响，共同组成了色彩斑斓的佛山地名文化。
一 佛山地名与自然环境
佛山市境内地势低洼，水道纵横，河湖密布，同时佛山市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佛山可谓名副其实的水乡泽国。由于水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佛山又是典型的水乡泽国，因此反映人们认识水、崇拜水，开发和利用水资源以及防治洪涝的地名很普遍。
由于佛山的城市和聚落周围内外都有水体，因此其地名大都与水体有关，甚至直接就以水体为地名，这是水乡地名的一个重要特点。凡属地名中带有滘（教、漖）、涌（冲、甫）、沥、圳、涡，潭、江、河、溪、海、湖、湾等字的，都是与水体有关的地名。涌，粤地方言中指河，冲与涌相通，佛山河道纵横，因以涌为地名十分普遍。南海就有逢涌、隔冲、丁甫，顺德有熹涌、上涌、下涌等，禅城有黎涌、大塘涌,三水有下横冲；滘，指分支的河道，多用在闽、粤、浙等水乡的地名中，如顺德的北滘、新滘、西滘，南海的叠滘、滘口，三水的大滘,在粤语中教、漖与滘同义，如顺德弼教、广教，南海的小文教、大文教；佛山也俗称河为海，顺德有西海、北海、湜海;降雨后留在地面的积水为沥，如南海大沥,三水的横枝沥；镬底状积水曰涡，三水县有涡地名三十多个，南海有大涡；低洼多水的地方或冲积平原曰朗（ ），佛山地处西江下游，这种地形特别多，如南海的朗下、水朗、朗心，禅城有上朗( )、下朗( ),高明的金谷郎( ) ；圳，指田野间的水沟，如南海的梅圳，三水的圳东；浦（甫、圃），指水边或河流入海的地方，如南海的南圃、丁甫，都是地势低洼，三或四面临水，顺德南浦在河溪之南、沙浦在过去是河流入海之地，因此地名中有“浦”字。此外还有带潭、江、河、溪、湖、湾等字的地名，如禅城的石湾，顺德的潭村、龙潭，南海的夏江、沙溪、河溪、环溪、湖下、大湾等。有的直接以水体为聚落命名，如顺德南涌村（村在南涌边），大河（村在大河边），南海杨梅镇（杨梅河纵贯全境），麻洪村（村在麻洪涌边），夏江（村旁有明夏江的河涌）。
佛山江河多，船只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停泊船只的渡头和船一样重要，于是就有含有步、埠、埔、浦等字的地名，就是指水津渡头。如南海的石泉浦（步）、盐步，顺德岳步、一埠等,这些地方过去皆为渡头或通商口岸。佛山水多，江河多，桥也是佛山水乡的重要建筑，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船，因此又有了以桥名为地名，如顺德的白沙桥，南海的西桥。
宋代前后,由于珠江三角洲上游地区兴起毁林开荒,大量泥沙被江河水冲刷到下游,佛山正好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下游,这就直接导致了佛山一些江河的淤积。宋代以降佛山一些江河的淤积面积比前代大为扩大,许多河流迅速淤浅甚至消失,从而出现了大量的沙地、沙田。另一方面人们为了防洪治涝和获得更多的耕地,根据对水的运动规律的认识,因地制宜,在江河边兴起筑田围垦,于是出现了大量以围为首尾的地名，如顺德的大围、宇宙围、简家围、穗丰围，禅城的五福围；同时这种筑田围垦也人为导致了沙田、沙地的形成,这是人们对水的开发与利用。这些沙田、沙地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土地资源,促进了佛山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的发展。因此佛山也有了大量带有沙字的地名,如顺德的沙头、沙坑、九尾沙、太平沙、大窝沙、麦家沙等,南海有沙边、沙园、沙岗、南沙、平沙,三水的新沙、大滘沙,高明的上大沙、沙头等。
佛山拥有神秘的龙文化和龙信仰,龙是佛山人们信仰的重要水神,有水的地方就必然有龙,甚至经常将河喻为龙,佛山是典型的水乡泽国,故带有龙字的地名也很多。如顺德的现龙、龙涌、龙首、龙潭,南海有回龙、石龙、龙头、龙涌,高明有龙珠、龙尾、龙湾等。佛山的街道也多用“龙”字命名。如佛山南部的“栅下铺”有青龙坊、龙蟠里、青龙巷、聚龙坊、见龙坊。“东头铺”有龙牌塘。“照明铺”有龙见里。“桥亭铺”有后龙巷。“彩阳堂铺”有龙船街。“富民铺”有聚龙里、腾龙街、瑞龙里、见龙里、迎龙新街等。此外，桥名还有迎龙、跃龙、遇龙、现龙等。带有龙字的地名并非只是佛山独有,而是在整个珠三角都很普遍,这反映了珠三角水文化的发达。
二 佛山地名与宗族文化
宗族指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属于现代意义上模糊的族群概念。《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类似的用语还有家族，小范围内，有时宗族和家族互相混淆使用。故一个宗族通常表现为一个姓氏，并构成居住聚落；一个宗族可以包括很多家族。文明社会伊始，面对严酷的自然及社会的生存斗争，家族只能以较小的规模存在。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宗族的规模逐渐扩大，春秋战国以后，一个宗族所包含的人口往往可达几千，魏、晋、隋、唐时，个别豪门大姓甚至有上万人。
佛山紧邻广州，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古为百越聚居地。自秦汉以来，就开始有外来氏族迁入。佛山在外来氏族迁入之前，据说有“鸡、田、布、老”等姓的存在。后来随着外来氏族的迁入，使得土著逐渐式微，甚至一些土著姓氏消失，而外来氏族则成了佛山的主体居民。外来氏族迁入佛山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秦汉以来，由于中原战乱频频，为逃避战乱，很多中原和东南氏族就大举迁徙岭南。珠玑巷是北方汉族人到岭南的一个重要落脚点，这些氏族越大庾岭进入南雄珠玑巷，后又不断地向珠江三角洲甚至东南亚一带迁徙。佛山因为它的优越适宜的生产生活条件，就成为这些南迁氏族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二是本省高凉地区的土著居民。岭南自古为百越聚居地，百越先民很早就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唐宋以来，高凉地区的土著居民就陆续迁到珠江三角洲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如高凉著姓冼氏，如今珠江三角洲各地均有冼氏聚居村落，诸如冼边、冼村等。（《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31页）
据佛山的族谱资料记载，最先迁来佛山的氏族据说是原居山西平阳的霍氏。随后又陆续有其他氏族迁入，如南宋时的鹤园陈氏、白勘冼氏，元时的郡马梁、朝市梁和纲华陈等，明时的鹤园冼、细巷李、汾水冼等。
无论是本地氏族还是迁居佛山的外来氏族，大都是聚族而居，即以血缘为纽带，同处一个地域集中居住。唐代诗人白居易描绘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景象的诗：“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一村惟两姓，世世为婚姻，亲疏居有族，少长游有群。”这种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有利于宗族团结，防御外来的侵犯，促进宗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氏族尤其是外来氏族在迁入地的陌生环境中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聚族而居形成村落，村落也就以姓氏来命名。这种以姓氏命名的村落在佛山各地很常见，如禅城的简村、番村，南海的刘边、周边、罗洞、陈洞、世老村、李村、麦村、孔村、钟边、谢边、谭边、孔边、劳边，顺德的高村、莘村、马村、荷村、劳村、连村、罗水、马齐、逢简、马宁、麦村，高明有西梁、黄村、罗岸、张边、鲁村，三水的李村、杨村、连村、梁村、陆家、刘屋、陆村、周村、邓村、谢村。
三 佛山地名与宗教文化
宗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文化体系，是人类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宗教的本质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它有着自己的逻辑构成要素即宗教观念、宗教行为、宗教组织和宗教体制，从而组成了一个完备的社会文化体系。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远古的原始社会就有了各种宗教遗迹，而由于各种原因，宗教在将来的较长时间里还会继续存在。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体系，有自己的社会功能，作用于人类文化的其它方面，它对人类文化如政治、道德、科学、哲学、艺术、经济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佛山忠义乡志》云：“粤人尚鬼，而佛山为甚”， 这说明佛山的宗教信仰十分发达。佛山的宗教有制度性宗教和民间宗教，制度性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而佛山民间宗教尤其发达，信仰的神灵五花八门，几乎囊括了中国汉族民间宗教中的所有神灵。制度性宗教和民间宗教给于佛山地名文化以极大的影响，赋予佛山地名以宗教性色彩。
佛山原名季华乡，佛山的来历，就与佛教有关。东晋时，有西域僧人来佛山塔坡岗结茅讲经。唐贞观二年，传说塔坡岗山地也放亮光，经过挖掘，得三尊小铜佛，后乡人就将季华乡改名为佛山。南海丹灶的命名与道教有关。相传东晋炼丹术家葛洪，因寻丹砂炼药，从罗浮山至此，在今丹灶的金峰岗戒躁炼丹，而得丹灶之名。
佛山素有“顺德祠堂南海庙”之称，这说明了佛山民间宗教的兴盛，尤其是明清时期，佛山的民间宗教出现了极为繁盛的景象，佛山明代有神庙28座，清代则增加到了154座。明清时期佛山民间宗教的兴盛，主要与两个原因有关，一是在明清时期佛山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间宗教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民间宗教更能适应由于经济发展而导致的文化的世俗化和功利化的转变，而制度性宗教却在这种转变面前显得无所适从。
佛山神庙遍布佛山各镇，因之有很多地名是从庙名的。禅城塔坡街，因街内有塔坡庙而得名。此外还有禅成的先锋古道，因原有先锋庙得名，妈庙街因街南端有金花庙（亦称妈庙）得名，舍人大街因舍人庙在此而得名。南海南庄镇紫洞圩因圩内有紫霞宫庙和洞云庙，圩名合两庙首字而成。顺德陈村因村头建有东汉建安年间太尉陈临的陈太尉庙，故名。高明白庙，因明代建有一白石灰垩墙的观音庙，故名。
四 佛山地名与工商业文化
佛山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工商业很发达的市镇。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佛山已生息着一个人口相当密集的聚落，当时，佛山的先民已经拥有较好制陶、纺织技术。东汉时期，出现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成为鱼米之乡。唐宋时期，佛山成为工商业城镇，工业、商业已鼎盛南国。至明清更是鼎盛一时，与北京、汉口、苏州共同成为我国的“四大聚”，又与湖北汉口、江西景德、河南朱仙齐名，并称我国的“四大名镇”，其陶瓷、丝织、铸造、成药、工艺品等已享誉海内外。
到了清代，佛山的工商业繁荣状况赶上了广州，成为岭南的又一工商业重镇。康熙时人吴震方的《岭南杂记》记载：“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家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也。”咸丰年间，《南粤游记》的作者陈徽言也说：“俗称天下四大镇，粤之佛山与焉。镇属南海，商贾幅 ，百货汇集，夹岸楼阁参差，绵亘数十里。南中国富饶繁会之区，无逾此者。”(《南粤游记》卷一)由上述所言，我们可以对佛山工商业的繁荣状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工商业发达，对地名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佛山有不少的街道和聚落就是以工商业的种类来命名。禅城筷子路，1911-1949年是佛山镇制铁锅、铜器和做筷子等手工业较集中的地方，1931年建路以最长的筷子新街命名。京果街，以京果店铺较多而得名。蓑衣街，因多蓑衣、竹帽店，1923年称今名。朝观街，清乾隆十八年，因是佛山顾绣店聚集之地，所制产品多是龙袍、朝冠、朝服等舞台服装，故称朝冠里，后取“冠”的同音字“观”改今名。南海小塘镇罗行圩，明代以来，此地居民多从事竹器编织业，尤以竹箩最为驰名，遂有箩行之名，后简写为罗行。
地名不仅仅反映上述所论的文化片段，它能够反映一个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当然它也回受到地域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影响，因此对一个地域文化的研究，应包括对该地域地名的文化研究。
注释
1 司徒尚纪著：《岭南历史人文地理—广府、客家、福佬民系比较研究》，中山大学2001年第一版
2 罗一星著：《明请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
3 《佛山市地名志》 佛山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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