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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开诗歌美学中“第二个三维审美空间”
——司空图“三外说”新探
司空图品诗,贵得“象外之象”、“味外之旨”与“韵外之致”之说。此说可简称为“三外说”。而前人则通称此说为“韵味说”,将它与刘勰的“余味说”、钟嵘的“滋味说”、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等等相提并论。而某则以为“韵味说”尚属以偏概全、低估了司空氏此说的重大理论价值,还不如就干脆用“三外说”好。“三外说”深刻地揭示了我国古代优秀抒情诗的本质属性,深谙“诗之三昧”,拓开了诗歌美学领域中的“第二个三维审美空间”,更能完整地体现司空氏学说的精神实质。它竖立了我国古代诗论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性意义,对后世诗论研究和抒情诗的创作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三外说”历来颇受诗界的关注。然众多论述中虽说亦有不少真知灼见。但某仍觉不足者,则或失之于零零碎碎,或失之于玄乎迷离。为此,拙文试图选取一个新的角度,以一孔之见虚中求实,对“三外说”重新审视一番,拟以“新探”的方式道出,以就教于学界诗界诸方家。
一、三探“象外之象”
司空图在《与极浦书》和《二十四诗》中品诗,特别强调“象之外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谭(谈)哉?”“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离形得似,不即不离,皆属难能而可贵。然而却又都是诗人所刻意追求的诗美境界。在司空氏那里的“象”和“景”,有时是分开表述的(即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而更多的则是将“景”纳入“象”中笼统表述的。在分开表述的情况下,“象”多是指物象(当然也应包含着事象与心象),“景”则是指由某些意象组合成的具有某种新质的特定景观画面。司空氏在他当时也许尚未明晰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才多是把“景”笼统地涵括在“象”里边,使得这“象”就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笼统而又模糊的大概念,但它实质上已包容着诗歌中广泛存在的“意象”和后世作为诗歌美学中最高境界的“意境”了(晚清王国维对于诗歌美学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他把作为诗歌审美最高境界的“意境”,科学地从笼统而模糊的“象”中分离出来,高标一帜)。
“象外象”说,实际上还包含着这样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若有“象外象”,必先有“象内象”,这是个逆推。譬若有其子,必先有其母。两者既是彼此独立的,又是互相构成因果联系,相映成趣的。
先就“象外象”的基础——“象内象”而言,它是诗歌中显而易见的表层意象与意境,是显露在水面上的“冰山”。具体说来,它涵盖着两个层面的“象”:一是单象限意象(指具体的物象意象、事象意象之类,一般说来皆可见可闻、可触可摸之事物意象);二是单象限意境(指诗中呈现出的某些特定的自然景观或社会生活画面)。在大量优秀的抒情诗作中,“象内象”只不过是作为“象外象”、“味外旨”、“韵外致”的寄生体而相对存在的,很少是止于“象内象”的。然而单纯的“象内象”的诗作也并非就没有,诸如儿童童谣之类,皆浅显明彻,清新爽朗,得乎天籁,亦颇有趣。譬若骆宾王的《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咏物诗写的就是“鹅”的形象,情态可掬,更配以“绿水”、“清波”,便展现出鹅儿戏水的欢快场景,生机勃勃,清新优美。
再说到“ 象外象”的正题上来:“象外象”究竟有没有那种“象”“存在”?回答是肯定的!既然“有”。那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象”:它包容着什么样的内涵?又是怎样构成的?下面就分别从这几方面来探究一番:
首先说说:“象外象”是一种什么样的“象”?大体说来,这种“象”一般具有如下几种属性:
1、它是一种由诗中的实象(即“象内象”)反照出来的虚象:即由客观现实中的“象”所关照映射出来的海市蜃楼式的幻景虚象。这也就是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借用戴容州(叔伦)的话所说的:“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这种由现实中的“蓝田良玉”(“象内象”)在日照映射之下所生的“烟”(“象外象”),乃是一种幻景虚象,的确只“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也”。
2、它是一种超脱于物质世界而隶属于精神世界的“心象”:譬之若善男信女焚香叩首于庙堂佛像之前,决非止于毫无目的地只敬此土偶木梗的佛像(“象内象”),乃是有所求而敬佛,寄希望于想象中的这庙堂上土偶土木梗佛像所象征的具有“佛法无边”、“慈航普渡”神通法力的“精神之佛”(“象外象”)能够保佑赐福于彼。鉴赏者读诗而求其“象外之象”岂不与此相似乃尔?!故“作者(如造佛像者——引者夹注)得于心,览者(如敬佛像者——引者夹注)会以意。”①如斯而已。人谓:迷信迷信,越信越迷,越迷越信。正是某种精神力量的驱使,足以“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②的化境之中。严沦浪好以禅喻诗,某亦以禅喻理,不亦可乎?!
3、它是一种超然于自然物象之外具有某种精神品格、社会属性的“外象”:而这种“外象”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刻上了历史的标记、时代的特征,打上了诗人人生经验、品性气质的烙印。在《沦浪诗话》中,严羽把它说成“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但这还只是从虚实和意蕴的角度说对了它的一半,而空音、相色、水月、镜花之喻,也还只是停留在以自然物象作虚实之比况上上却未能揭示它在社会属性方面的深刻内涵的且水月、镜花之喻,尚属刻板式、照相式地反映现实,哪能像郑板桥“手中之竹”、徐悲鸿笔下的“奔马”那样,已超然于自然物外,而具有诗人品格气质或我们民族昂扬奋发精神写照的深厚社会内涵呢?!这才是“象外象”之神魂的载体。我们见到了郑板桥所画的“竹”,也就仿佛见到了清癯廉洁、刚正守节的郑板桥其人;见到了徐悲鸿所画的“奔马”,也就仿佛见到我们奋腾向前的中华民族!是故王国维说:“夫绘画之可贵者,非其所绘之物也,必有我焉以寄于物中。”③而这个“我”便是具有某种社会属性的画家自身的品格志趣、个性气质。“故古之工画竹者,亦高致直节之士为多。”④正因如此,“观爱竹者之胸,可以知画竹者之胸,则爱画竹者之胸亦可知也。”⑤画家绘物是如此,诗人咏物亦复如此:屈子吟香草,渊明赏秋菊,放翁咏寒梅,李纲颂病牛,于谦赞石灰,皆移情于物,托物言志,溶“我”人物,化物为“我”,物“我”浑融,形神化一。有如庄生梦蝶,于冥漠中幻觉蝶亦我,我亦蝶。从“离形得以”到“境生象外”,从而使诗人在客体中实现了自我和关照自我,充分体现出“美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审美原则。而“人的本质力量”也就毫无疑义地都具有其鲜明的特定社会属性。
由此可见,这“象外象”乃是由“象内象”沿着特定的指向,向隐秘幽深之处生发延展,乃至超脱于现实隶属于精神世界的幻影,它只“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之中,若用明代诗论家王骥德的话来表述,那便是:“如灯镜传影,了然目中,却捉摸不得。”⑥
“象外象”乃是建构诗歌美学领域“第二个三维审美空间”的基础。它包孕着丰富的内涵,为鉴赏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任其想象力纵横翱翔驰骋。若用宋人叶绍翁《游园不值》中的后两名诗“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作比方,那就是:看不见却想得出的“象外象”——“春色满园”;须借助“象内象”——“一枝红杏出墙来”的激发诱导,才不禁促使鉴赏者产生强烈的“审美期待”,正是这种强烈的“审美期待”,驱使鉴赏者神思翩跹,超越“象内象”有限空间的束缚,跨过那堵“墙”去,内窥“园”中之景,迷离恍惚神游于满园春色之中,也许在鉴赏者心目中所想象到的“满园春色”,甚至还比如能亲眼见到的“春色满园”更要美好些呢!那正是由“审美期待”所创构出的“审美空间”在起作用。鲁迅曾在给挚友许寿裳的一封书信中提及他回故乡时的感受时说:“虽于所见事状,时不惬意,然兴会最佳者,乃在将到未到时也。”这“兴会最佳者”,乃是审美想象力最活跃的时期。
“象外象”说的丰富内涵,还可以借助西方心理美学的某些理论加以印验。诸如冰水理论、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完形压强”论和布洛的“心理距离”说,都有和“象外象”说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处。
若用冰山理论来表述:那漂浮在极地附近海面上的冰山,就如同是一个神形兼备的“象内象”与“象外象”有机结合的完整统一体(“意境两浑”),其露出于水面的很小的那部分便是“象内象”,而隐蔽于水底下的很大那部分乃是“象外象”。“象内象”呈现于视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而“象外象”则要到想象中去寻觅、去探求。即由“象内象”所提供的线索出发,去探寻隐秘深处的“象外象”,用的是顺藤摸瓜法。而最终又要将“象内象”与“象外象”实和虚两个部分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这岂不正和司空图所说“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如何犀通的么?!
再用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完形压强”论来对照:“完形压强”是格式塔心理学派提出的一个著名概念。“在艺术活动中,只有心理上的‘完形’,才能唤起美感,而这‘完形’就是格式塔(Gastalt)。”⑦“它是建立在打破心理的平衡和谐,于不平衡不和谐中求得新的平衡与和谐的一个极有概括意味的创意。在格式塔心理学家那里,空白比盈满,不规范比规范,侧面比正面等等,都拥有更大的‘完形压强’。”⑧创作者对生活的原态进行必要的“偏离”、“变形”、“间隔”、“陌生化”等艺术加工处理而成为一种新的、具有很大张力与弹性的浓缩体——“完形压强”。这个创作过程,也就是“打破了心理的平衡与和谐,于不平衡、不和谐中求得新的平衡与和谐”的过程。而“象外象”也就寄寓在这个“完形压强”之中。刘熙载说:“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⑨吴乔也说:“诗意大抵由侧出。”⑩鉴赏者若要寻觅诗中之“象外象”,尚须依据刘熙载、吴乔等的提示,于诗中所写到的“象内象”的反面、对面、旁侧面去探求寻觅,也许会是“纵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呢!
再用布洛的“心理距离说”来印证: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爱德华•布洛在一篇题作《作为艺术因素与审美原则的“心理距离”》的论文中说:“距离乃是一切艺术的共同因素”(11)布洛认为:审美活动不纯粹是主观的、理想的,也不纯粹是客观的、理想的,也不纯粹是客观的、现实的,而是这两方面在“距离”这个基本概念上的综合。这个“距离”也就是心理与客观现实所保持的相对距离—即“心理距离”。他还说:“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之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12)这种说法和司空图说的“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以及明代王骥德借禅语解诗时所说的:“佛家所谓不即不离,是相非相,只于牝牡骊黄之外,约略写其风韵,令人仿佛中如灯镜传影,了然目中,却捉摸不得”,皆是异曲同工。都可以借用“不即不离”这个禅语一言以蔽之。所谓“不即不离”,也就是要求审美心理距离适中。“适中”也就是不远不近,恰到好处。清人钱泳也说:“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13)“象外象”亦宜于从相对的“心理距离”中去求之。有人把“象外象”喻之为“雾里看花”、“水中望月”、“望梅止渴”,但这总要站到适中的距离处,朦胧中还隐约看得到花,恍惚中还依稀望得见月,迷茫中还似乎望得见梅林,这样才好,才会从“心理距离”中产生某种“审美期待”的“艺术空间”,才会有引人入胜的审美效应。譬若韩愈诗句“草色遥看近却无”,(14)其妙处就在于诗人善于选取恰到好处的视角,保持了适中的“心理距离”,使人能从其“象内象”中看到了春回大地、枯草刚刚吐青的早春景象,还会透过表层意象深入里层,领略到无边春色,遍地生机,焕发出盎然的春意和诗人青春活力。综观全诗更是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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