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恋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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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我与代课老师去田坎村的头一年，有一对夫妇在那里教书。据说，她们在那里教书，周围的百姓很爱戴他们，木材不可胜用，肉和蛋不可尽食，菜堆成大山。就在全村人民正非常爱戴这对夫妇的时候，这对夫妇却突然调走了。走的时候，拉了两大卡车木材。有百姓说，他们上当了，百姓再对老师好，老师也一走了之。

于是，我们去田坎村的时候，几乎没有几个百姓送给我们几根葱，当然，我们也没有指望。有一天，我们与那个跑四外的朋友问起前面的老师让百姓慷慨解囊的诀窍，那朋友说，就是那个女老师，经常给学生买一点糖果吃。

我们知道，有了前面的先例，我们再去买糖，也是无济于事的。百姓也会吃一堑长一智。于是，我与代课老师多半还是吃泡菜，泡菜原料多是我买的甜椒。代课老师虽然家在本乡，但他基本不从家里拿菜来吃，我也不好打启发。后来，炊事员给我们种了萝卜，我们就吃萝卜泡菜，有时，泡不应吃，萝卜刚下坛子又捞起来放在碗里。萝卜菜叶子当然也不能扔丢，用盐腌制着吃，一盆菜可以吃一周。

我在田坎村教书时，那个四合院里，一共有四个老师。除了我与代课老师在住校，其余两位都是民办老师。老一点的有五十多岁，男性，对人和蔼可亲。年轻一点的，女性，与我们很少交谈，丈夫在乡医院。




39就在我去田坎村教书的那一年，也就是我教书的第二年，我的在幸福村的同学调走了。据说，他有一点关系，分配的时候，有关人就给许了愿，一年过后就可以从罐子乡调出来。当我听到同学调出走了的消息后，我既羡慕是又忌妒。不过，我羡慕的是他能走了罐子乡，是可以有娶到老婆的机会了。

我还知道，我的那幸福村的同学，在暑假搬家的时候，拉走了一大卡车木材。要特别说明的是，他把其他两位师兄集攒的木材也给顺便给拉走了。对此，我非常的鄙视我的那同学。我觉得，他比我的境界还要差得多。

按理说，我也应该向那些会集攒木料的老师们学习，但是，也许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去敛集财富，并且，我也认为，那木材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木材比起爱情，我以为，我首先要考虑爱情。当然，也许木材和爱情，在有能力的人那里本可以同时敛聚的，或者说，有了足够的木村还可以换到爱情，这也许未必不可能。总之，我从仙峰村到田坎村，没有敛聚一根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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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我去田坎村时候，为了谈恋爱的方便，开学就凑了用了两百多元去县城买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不过，永久牌并不永久。

从108线到田坎村是比较陡的下坡山路，有一次下坡时惯性很大，我一慌神，忘记了煞车，就眼睁睁的看着车往路旁的渠里冲。结果，回过神来，我被放倒在坡下的一个草坪里，自行车在我头前两米处。原来，是车在空中翻了360度之后，我与车这两个物，都被一种力摆平在那里。

等我推起我的车时，才发现车的三角架已变形，摸摸自己的肉，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少了一块，也没有什么地方流水流血。我只是为我的车的摔坏而后悔且不满，我不明白，出两大百块钱，买一个钢铁制的东西，竟然没有人经得起摔打。

不过，我推着车起来走的时候，我的腿不停的打抖，心也不停的跳，似乎我随时都有可能再摔一跤，或者我随时都可能缺腿少胳膊。那种战栗，一直到我回到学校四合院的木楼上也没有停止。

关于骑车的事，我要补充的是，我还在仙峰村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消息，我的一位师范的同学，也是室友，坐别人的自行车摔死了。那天，他是去另一个乡去听课，坐在别人的自行车的后坐上摔下来的。

我的室友喜欢下象棋，高子不高，但与人打斗很有狠毒的一招，那就是善于扭人的脖子。有一次，我与其打斗着玩，不到一分钟，他就迅速地用胳膊套住我的脖子，我像套上了绞索，怎么也摆脱不了。尽管他这一招很管用，但我总是对这种动作有些耿耿于怀。我总以为，这是很阴险的动作。于是，听到同学的死，我先是不相信，接着以为合该，接着是，以为也很可怜。

其实，可怜的是他的父亲，因为室友是独生子。不过，据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也不愧为是特殊材料铸成的——在处理后事时，组织问，你有什么要求吗？他的父亲说，人他死就死了，我没有什么要求，谁叫我是共产党员呢？后来，我与同班同学谈起这个典故，都一直认为他的父亲是个混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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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关于我的那位骑坐自行车摔死的同学，我还有话要说。就是这个经常穿着黄衣服的矮个子室友，除了会扭人脖子外，还有两点曾让我不可思议：

第一，还在读师范时，就与一个女高中生在谈恋爱，这位女高中生是他的初中的同学。对于这一点，我是有些偏见的，我以为，一个师范生抽烟、喝酒和谈恋爱，总是不正当的，甚至是一种堕落和肮脏的行为，我也因此有些瞧不起这种人。

第二，就是室友在家里拿来的红油辣子，我觉得非常可疑。其可疑之处在于，红油辣子里面除了有许多红油，还有许多肉丁。这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也是没有听过的。一天下午，我用煤油炉煮了一碗面条，室友让我吃他的红油辣子，我就狠狠的舀了两勺。结果是，我的碗还没有放下，我就得在床上捂住肚子打滚。并且，我还不能声张，声张了怕室友发现了我，会嘲笑我太馋。幸好，我床上打滚的时候，室友也不在寝室。还有，也幸好那红油辣子没有上我的胃溃疡。




42我在田坎村其实只教了半年书。春节过后，开学了。我不知为什么，我被提拔到中心校去教音乐，还兼出纳。应该说，我那时是很有些意外的惊喜。我不知道这是谁的主意，也许的确是没有人会教音乐，只有我还可以凑合罢。

总之，我只是服从工作安排，并没有认为谁在照顾我。于是，我也没有向任何领导送礼表示感谢。问题是，我想都有想到送礼那回事。

我要上的音乐课是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且几首每节课都在上午的最后一节，或下午的最后一节。我虽然喜欢音乐，但和一个破风琴和一群叽叽喳喳的小儿童打交道，真觉得不是一个好差事。并且，有老师说，年轻人教音乐，也是没有前途的。不知是哪位兄弟说的这句话，真是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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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要放暑假了，我准备了五百多元钱，准备去大城市买一把电吉它。我的想法是，我手中的那把吉它，总是弹不出好听的音乐，或者说跟弹棉花的工具一样难使用。于是，我想，可能电吉它比较好弹。至于五百多元钱，那个是我利用做出纳的职务之便，挪用了公款的。我那时的工资每月只有五六十元，五百元，差点就是我的一年的工资。

我好像是从县城坐客车先到了绵阳市的。我在绵阳市一天，只吃过一碟凉拌茄子。在绵阳，我买了一两本吉它用书，一本古典名曲，一本通俗歌曲。那本古典的是五线谱，很大的一个开本的书，而通俗的那本，开本虽小些，但像一块砖那么厚，封面上是一个戴草帽的一位吉它手。

我在绵阳的街上走街窜巷，寻觅了一整天，电吉它像我的爱人一样，连影子也没有见到。于是，我不得不在黄昏的时候，又赶客车去更大一点城市——成都。到成都时，天已漆黑一团，估计是快到十点钟了。我在客车站，看到去哪里的人多，就又跟着他们走。于是，我又坐车来到了火车北站。

火车站是一个好地方。这是我知道的，我在仙峰村教书的那个暑假，与大姐二姐到过广元火车站。我们是去看在监狱服刑的大姐夫的。大姐夫因一贯借钱不还在严打时被判刑三年。大姐二姐让我同路，主要是我能认识字，可以帮她们认识厕所和路标。我们在去探监的途中，并不需要坐火车，但我们就是以候车的名义在候车室坐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山矿山探监。

有了在火车站候车室过夜的经验，于是，我就又打算还是在候车室过夜。一来是，人生地不熟，到处都是拉着你的胳膊要你住店的大娘，反而不想去住店。二来是，看着那些灯火辉煌的楼房，也想那旅店也并不安全和干净。

但是，候车室似乎人满为患，汗气熏天。于是，还不如到车站广场去，那还是相对比较宽大，空气也比较清新的地方。从地上拾起一张报纸，就躺在上面。这时，不是卖弹簧刀的人过来，就是卖匕首的人过来。睡不着，就去广场附近的街上走，走过来走过去地消磨时光。

那天晚上，我就在走与睡之间徘徊。我没有住店，也没有吃饭，但是，也许还是喝过水，因为那晚我还是撒了几次尿。当然，我并没有去找厕所，找厕所显然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见过火车站尿水横溢的厕所。为了省事，了为了卫生，我是在大街上的花丛解决的。我想，这也许就是城市绿化的功德，我每解决一次负担，都发自内心的对城市绿化表示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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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在成都在大街上游荡。我也坐公交车，但基本上是坐16路。因为，我发现这一路公交车走过的可能是繁华闹市，在繁华闹市才可能买到电吉它。我一个上午都没有在成市里找到电吉它。走累了，我找了一个高地坐下来看城市风景。这个地方我知道了叫人民南路。我坐在台阶上，我的背后是高大的白色的毛泽东雕像。这个城市对于我太过于陌生，但毛主席似乎是我熟悉的，我进学校读的第一课，就是读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岁。

我坐的台阶是水泥台阶，气势磅礴。灰色的台阶比较粗糙，上面似乎还有些枯萎的台藓植物。我坐在那高地上看到的风景是宽大的马路和蚂蚁一样的人流。我惊叹那骑自行车的人流。在十字路口的交汇处，挥着小旗的大娘，管制着人流的闸门。大娘的小旗一挥，那黑压压的一大片自行车流动，看得我头皮发麻。这比我小时候看黑压压的蚂蚁搬家更让人震撼。

我不能在那里坐的太久，我得继续去寻找电吉它。不知不觉，我来到了一个地下商场，我在地下商场的入口处，就看到了一个像电吉它的东西。我问，那是不是吉它，营业的大姐说，那是电贝司。我说，电贝司是不是电吉它，她说不是。我定神一看，那看似黑色的电吉它的东西，的确是少了几根弦。更可恶的是，那像电吉它的东西，价格还比我想像的高出许多，是18888元。少几根弦的东西还这么昂贵，那如果是六根弦的电吉它可能就更是价格不菲了。我基本上对买电吉它是绝望了。

也许是我过于沮丧，也许是戴着近视眼镜的缘故。我刚走出地下商场，来到地面的路上，就遇到逗售毛料中山装的一个家伙。这家伙用打火机燎着衣料，来说明是货真价实，还说，他们是偷来的东西，很便宜的。他说的时候，还做成偷偷摸摸贼眉鼠眼的样子。我正在犹疑，又有三五个家伙过来了，于是，我不知不觉就掏腰包买了十五件衣服，每件二十元。

我的黄色军用挂包里塞满了衣服，我的手中还提着一大包衣服，在街上行走很不便。我想到了，应该是商店去看看我是不是买得便宜。于是，我又到了地下商场，结果，我看到，我那同样的蓝色中山服，标价才十五元，并且，那标签上写着面料是“涤卡”。我后悔不已。在后悔之同时，是对城市的恐惧和厌恶。

我不能在成都呆得太久了，我要尽快离开。于是，我到了火车北站，买到了一张到广元的火车票。那天晚上，我在广元的火车站，同样是在广场过夜的。我把买的中山装铺在地上做枕头。第二天，又坐客车回老家。

那几天几夜在外，我没有吃一颗米，也没有在床上睡过觉。回来，数着中山装，父母还以为我在做生意。

不过，成都之行还是有一个收获，那就是我买到了一本《吉它入门》。我坐在老家的后门的门槛上，琢磨那书本，才发现，原来，我买了一年多的木吉它，是还需要修理的，它的弦枕太高，根本不能弹出音阶，更不说弹出好听的歌曲。

于是，我按书上的标准，用刀子削掉了高出的弦枕，从那时开始，我那把木吉它终于可以弹出音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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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暑假结束了，我还是背着吉它，又到罐子乡去了。我还是教我的音乐和做出纳。我的课很轻松，于是，多数时间我用来谈吉它。我邮购了吉它教程，我最爱弹的是《秋蝉》。那关于秋天的忧郁歌曲，让我本能地喜欢。有一次，我坐在床上谈，校长来领工资，他歪着头来看稀奇，看了好半天才离开。那天，天气是雨天。




46现在，我正准备说我在那个秋节的恋爱时，我突然记起来了，我在那个暑假之前的夏季，还有一个恋爱的萌芽。

我的那个爱恋的对象，是学校英语代课老师的妹妹。英语老师的妹妹在城里读职高，是学畜牧专业的。有一天，个子高挑的妹妹来到她的姐姐这里，长长的披肩头发，把脸蛋儿装饰得很有魅力。

现在已说不清，我是怎么把我的想法传达给英语老师的妹妹的。或许我是写纸条给她的，但是，那似乎太唐突了。或许是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寄到学校里去了，但那信息似乎达到的太慢。或许是我给她的姐姐说了我的意思，那似乎又不合我害羞和本质。总之，我现在已忘记了传达爱的信息的方式。

但是，有一条我是明白的，那个英语代课老师的妹妹没有给我做任何回答。也就是说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还有一条我是明白的，那就是英语老师本人，是一个标致的美人坯子。身材苗条，面容姣好，常常面带微笑。更重要的是，英语老师走起路来，像猫一样优雅，笑起来也不露齿，甚至，当男老师说些有些色情的玩笑时，她就很自然地回避。

但是，谁都知道，英语老师是有男友的。几乎隔不了两周，那个男人都要来几天。这个男人据说在做什么生意，身材魁梧，常穿一件蓝色的毛料中山装。但是，后来听说，这个男人并没有发多少财，后来还进了牢房。

秋节开学时，英语老师不知什么原因搬家了。这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因为自己不愿在这里教书，而是早已另外找了一个学校；第二，是突然不知不觉被学校解聘，不得不另寻出路。至于究竟是何原因，是不得而知的，当然，似乎人们说是第二种情况。

后来，住进英语老师的木楼下的斗室的，是新分配来的一位女老师。这位新老师高子不高，圆脸，嗓音较粗。然而，我却打算与她恋爱，后来也的确似乎做过我的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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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我与新老师是在那个秋季开始恋爱的。恋爱的初期阶段是与女友一道去乡下看一个学生。那个学生是她实习时教过的贫困学生。学生离镇上不远，我与新老师去的时候，那个学生已辍学在家。没有父母，与一个哥哥相依为命。我记得，那天中午，还给我们炒了鱼笋肉片。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烧锅做饭用的不是柴，而是麦杆儿。

在回来的路上，路过县城，新老师在鼓楼街看上了一种被盖面，红色的，质地非常硬，有点像塑料布。我说买质地细一点的好，但新老师坚决认为硬面的好，原来，她的意志比我坚强十倍，我真的感觉到了意志的可怕。最终，新老师买了那种硬面的被盖面。

我与新老师的交往没有到一个月，就收到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工工整整的钢笔书写，像女高中生认真的作业本。那信上好像是委婉的在讲教育学，大意是年轻人，要以工作为重，以事业为重；在有了一定的工作业绩之后，再谈个人问题，这才是合理的。

原来，这封信是新老师的哥哥写来的。她的哥哥在一个小学当教导副主任。我读到这封信时，我知道了我们的恋爱又将遭到挫败。那信里说的还有一些内容，大约是新老师的意思的转达，比如说，不可理解一个年轻人怎么总是内心那么苦闷，当然，如果玩世不恭，那就更不应该。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与新老师一起走路的时候，她看不惯我偶尔在空旷乡村道上偶尔狂吼一声的怪状。还有，在新老师看来，我的想法过多，而又不务正业，也许就是这些，她认为我是玩世不恭的。

其实，我那时也似乎觉得离玩世不恭尚有很大的距离。比如，我谈恋爱就是想急于找一个可爱的妻子，并没有其它过多的想法。玩世不恭，我以为那是一个有资本的人干的，我似乎根本没有玩世不恭的资本。于是，我始终觉得，说我玩世不恭，有些抬举我的意思。

但是，新老师认为我玩世不恭，我也没法申辩。总之，从那封信之后，新老师就似乎宣布了，她与我的恋爱结束了。于是，我与新老师的恋爱，还不知何时开始，就宣告结束了。但是，在旁人看来，我们还是在藕断丝连，这种藕断丝连的关系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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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新老师一方面向大众宣布与我的恋爱结束了，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呆在一起。于是，每次我在她的那个斗室里的时候，据说外面常有胖女老师在门缝看稀奇。

其实，我们在一起最多的情况就是靠得近一些而已，也有极少时候是嘴唇偶尔接触。当然，有时我们可能也有舌头接触的时候。我与新老师的接触中，知道了她喜欢看琼瑶的小说。我没有看过一本琼瑶的书，但我猜出了，琼瑶的小说里的恋爱者，可能就只是喜欢接吻，接吻时还喜欢把甜舌头缠在一起。但是，琼瑶里的恋爱者，最亲密的可能也不过如此。

我把与新老师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我理解为可能有以下一些可能：或者想实验琼瑶作品时的恋爱故事；或者的确是心太软，本来想坚决拒绝，但见我可怜，又不忍心；或者就是前两种可能同时拥有。

总之，我们的相处，让周围的人不理解，他们都认为，既然说不是在谈恋爱，那还常常在一起干什么。并且，还靠得那么近，有时还靠得很紧。

其实，我与新老师也最多是导演了琼瑶小说主人公的恋爱相处方式，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肉体的接触。这同样是一种不能向任何人辩解清楚的事情。两个本不是恋爱的人，也可能由于环境而的因素而过着一种藕断丝连的生活。

在那个秋冬季节，可以说也是一个恐惧的季节。在那个学期，罐子乡中心校死了两个老师。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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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死去的男老师是语文老师。死时大约四十七岁。男老师死的时候，正是我与新老师藕断丝连的时候。男老师的尸体放在木楼下的办公室里，离新老师的斗室不到二十米远。

我到中心校去没多久，那位男老师就得病了。当时，只是说他的头痛，在上课时常常发呆，星期天从村上来学校也常常在路上昏倒。

应该说，这位老师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兢兢业业的老头，我对兢兢业业的人常常敬畏，似乎我与他也没有说过几句话。男老师也似乎整天是愁眉不展。是的，家在农村，有子女三个，最小的是儿子，才八九岁。男老师家庭经济负担很重，是很显然的。

一天上午，男老师头痛得在地上打滚的时候，被抬到乡卫生院。后来，依次是到县医院，再到省人民医院，最终被诊断为脑癌。接下来是手术，化疗，住院，两个月之后，省人民医院的教授们宣布病人无可救药。后来，学校派人连夜连晚从省城把男老师运接回来，安置在乡卫生院，等待死神的光临。

就如教授宣布的一样，没有出现任何一点奇迹，男老师在七天之后停止了呼吸。男老师的尸体放在学校办公室里的时候，我与新老师们积极参与剪制花圈。开追悼会的那天，乡长为了表示对教师的关怀，亲自来致悼词。追悼会就在老师木楼前的一个水泥坝子里举行，乡长拿着稿子念，有一句话让我永远不忘记，那就是乡长把“身患脑癌”念成“身串脑癌”。

在男老师死后不久，新老师常在我的面前说，她也可能是“串”了脑癌。她说她的头也经常痛。新老师说这话的时候，我没有感觉到一丝幽默，而是感觉到一种恐惧。

应该说，新老师是一个能力比较强的人。能写一手好字，或者说最少比我写得好五倍。也能弹风琴，也能识谱。尤其是很有组织能力，这一点也常常使她自我感觉良好，而我这方面对自己感觉一点也不良好。新老师搞一个什么文娱活动，她都能做得很棒。新老师教学也很投入，对学生也好。所以，后来在我的印象当中，女老师就是天生的教书的料。

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相信新老师的头可能是真得痛。她说，她要不停的做事才踏实，如果稍微闲着，她就不自在。我当时有些不理解，我只以为这是一种命贱的表现，或者说是牛的化身，不劳累就不自在。于是，我当时也下意识的觉得，新老师宣布我们恋爱结束其是在对我好，我也的确不想与一个头痛的人结婚。我怕，我很怕染上头痛的毛病。我爱女人，但我更怕脑癌。

十五年后，我到上海的明君书店翻阅葛红兵《卑微的真理》，葛红兵对工作狂的解释，让我掏钱买下了这本书。在书中，葛红兵没有表扬工作狂，而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说工作狂其实是为了免除在世的恐慌，于是，他们像蜜蜂一样不停的工作的。葛先生说的有理。

然而，我当时确实没有什么可为的工作让我来发狂，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谈恋爱，早点结婚。我就是想以此来免除在世的恐慌。然而，多磨的恋爱，又常使我的愿望不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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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我是向来怕死人的。小时候，我跟我哥哥到河对面的山上去集肥（也就是割树叶，铲草皮之类），哥哥在一个草坪里发现了一滩草木灰，哥哥用手抓起一把灰，捏了捏说，这是烧死娃儿的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怕死人了。我放牛时，最怕到安放死娃儿木匣的石岩周围去。不管那里的青草多么茂盛，我都不去那里放牛。

后来，我也就顺理成章的怕见棺材。而男老师下葬的那天，我与新老师都去了村上吃酒，还是那天早上，在唢呐声中，踏着撒有白纸花儿的小路，我们把男老师目送进并不很深的土坑里。在回校的路上，我总觉得经历了一次生死的洗礼，并且，我也希望死亡的阴霾快一些烟消云散。

男老师的死，虽然很可怕。但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新老师喜欢那几天让我在她的斗室里多呆一会儿，于是，我们可能就多了一些断藕之后的丝连。这种丝连，当然还是琼瑶小说式的缠绵。不过，这种缠绵随着男老师的下葬，以及死亡恐惧的消淡而消逝了。

直到，学校里的一位女老师死去的时候，我与新老师之间的断藕才似乎变得快要没有丝了。




51女老师死的那天晚上，我与村上来的一位兄弟鹤睡在一起。鹤是晚一年来罐子乡的。他不满意校长而把刚来的师范生安排在中心校，而他到罐子乡第二年了，还被安排在村上。校长也似乎自知理亏，也不好怎么支声，任由于他几乎天天晚上跑通学（由乡下回中心校）。鹤回来一般是与我在一起睡觉。

那天晚上，半夜突然一种嘶嘶嘶的声音把我们惊醒，吓得我与鹤都不敢出声。半天，才听出来是开水瓶塞没有盖紧而发出的声音。

第二天，我们还在被窝里的时候，就听到书记嚷着死人了。死的人是教导主任的妻子，是在凌晨失踪的。据说，那天天没亮，她把读师范的女儿送上街搭车后，就没有回家。天一亮，教导主任向书记说他的妻子失踪了。于是，几个老师分头去找，最后是书记在学校背后的堰塘里发现了。书记看出水面浮着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大声叫到：那不是啥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