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陪您读-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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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先生二三事 http://www.cyol.net 2008-07-02

http://book.cyol.com/content/2008-07/02/content_2247824.htm
选自《健康携梦人》刘心武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

　　头一回见到张中行先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一次婚礼上。他当主婚人。记得他戴一顶法兰西帽，妙语如珠，还伴之以丰富的肢体语言。我颇吃惊。我原来把他想象成一个沉静缄默的人。也许他确有那一面，那甚至是他更经常的一面，但我没机会见到他的沉静，我跟他头一回谋面，他就把其活泼挥洒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那天新郎特别把我介绍给他。他跟我很认真地握手。我跟无数人握过手。我往往就握得很不认真，轻轻一碰，就算礼到。人家也多半是触到为止。但那天张中行先生跟我握手，让我现在想起来还仿佛刚刚发生，他也不是那种夸张地用力捏的方式，他是把自己的手温很准确地传递给你，并且似乎也很在乎接受你的手温，握手时双眼蕴含着真诚的笑意，直望住你的眼睛。那天他的眼睛让我觉得格外有神采。
　　张中行先生眼睛细小。他的单眼皮，我很早就听说过。“四人帮”垮台后，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党委书记赵起扬同志，跟我们一些新冒出的业余作者过从甚密，我有次跟他闲聊，说起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借于是之去演余永泽一角，老赵就摇头。我开头很奇怪。我说于是之演得很好呀！老赵就说，那哪是演电影，舞台痕迹太重！我抬杠，说《青春之歌》是直接拍电影，怎么会有舞台痕迹？而根据舞台剧拍的电影《龙须沟》，于是之不是显示出摆脱舞台痕迹，进入电影语言的超常功力吗？电影里的程疯子比舞台上的更显得血肉丰满啊！老赵就跟我说，当年他们真不该非找于是之去演啊，他们首先看上的还不是他的艺术功力，而是他那个细高身条单眼皮儿！我这才知道，余永泽的生活原型，其外形跟于是之相似。老赵的看法是对的，就是你从生活原型出发去塑造一个艺术形象，特别是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一个角色，何必非得去追求形似呢？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你这样拍出来电影满世界放，该给那仍需在那样环境里生存的原型，包括他的家人，多大的精神压力啊！老赵说他当时没有办法不同意于是之去演，但电影拍成看的时候，余永泽一露面他就感到别扭。
　　终于在那一天，见到张中行先生了，于是之般的细高身条，细长的眼睛，但是，我们握手，四目相对，他分明是双眼皮啊！
　　我的疑惑很快被解除，新郎再一次过来招呼我时，告诉我：“知道吗？老爷子新拉的双眼皮儿！”
　　那一年张中行先生已经年过八十。他去拉了双眼皮儿。这是一个爱美的人，热爱生活并且善于享受生活的人，那享受绝不是体现在追求奢侈显摆阔气上，而是不放过那些能使自己快乐，更能令别人快乐的，也许是琐屑的，但是特别有趣味的小事情、小细节上。
　　我们相识以后，他陆续给我寄来签名盖章的书：《负暄琐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慢读细品，真是打心眼里膺服、赞叹。
　　有一回一家报社，请我和张中行先生去北海公园仿膳小聚。只有一桌，客人就我们两个。我真有些受宠若惊。那是盛夏，张中行先生短袖绸衫，满面红光。我那时在报纸副刊开了个《红楼边角》专栏，发表些赏红随笔，其中有一篇专谈大观园的帐幔帘子，因为刚刊登出来，话题就由那展开，张中行先生侃侃而谈，举凡《红楼梦》里的器物饮食，服饰发型，随手拈来，全能解释，并且还生发出一些趣言妙论，可惜当时没能记住，事后也未回忆笔录，咳唾珠玉，竟随风而散，现在想起，真后悔不迭。记得我们还讨论了《红楼梦》里为什么写女性基本上不涉及脚的问题。美国的唐德刚教授探讨过这一问题，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但是他断言《红楼梦》全书完全没有写到女人缠足，是不准确的，书里写尤三姐的时候，直接写到过她为与贾珍贾琏抗争，反过来戏弄他们，一双金莲或翘或并，我议论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就鼓励我说，读红应该这样细嚼慢咽，品红更需善察能悟。我那时刚看到某刊物有关于争议甚大的曹雪芹画像的新材料，张中行先生非常重视，要我细细地转述给他。
　　张中行先生研红的心得甚多甚深甚独特，可惜他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专书，如果他能再健康地生活十年，把红学方面的成果写成专著，那该多好啊！
　　我的祖籍，是四川安岳县。安岳县境内有不少精美绝伦的石雕，改革开放以后，县里开发旅游资源，一方面抢救保护这些石雕，一方面改进旅游设施，建造起新式宾馆，这当然是好事。但忽然有一天家乡的几位干部来到北京我家，说他们为了让新建的宾馆锦上添花，想请书法大师启功先生题写“安岳宾馆”四个字，他们认为我既定居北京多年，又已进入了文化界，一定可以帮他们求到启功先生的字，这可让我为难到背上发麻脸上流汗，我与启功先生并无一面之缘，何况老早听说启功先生一字难求，这任务我可完不成啊！我解释、推托，他们不理解，生了气，以为我是忘了本，轻视家乡人。
　　家乡人知道启功先生的墨宝是难以估价的，而且即使人家题了字，也不会收钱，他们就说反正我们为了家乡宾馆门面光辉，这么求定了，人家也未必接待我们面谢，我们就把这一箱五粮液放你这儿了，字写来了，替我们奉上，表达点感激之情吧！他们搁下那一箱酒走了，我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情急之中，我猛然想起，或者可冒昧地求求张中行先生，听说他与启功先生交情甚笃，或者能有一线希望？
　　没想到，竟一试就灵。张中行先生说：这字可题。我让启功写，他不能不写！没几天，张中行让他的一位忘年交给我送来了启功先生的题字，我问那箱酒如何送往启功先生家？小伙子转达张中行先生的话：“启功不会喝酒！好酒该给会喝的人，全给我搬来！”
　　要说追星，我追过两颗星，一颗是王小波，一颗就是张中行先生。追，就是因为读了其文字，喜欢得不行，从而想方设法要去认识，想跟人家多聊聊。借一个婚礼认识张中行先生以后，我一直想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他。可惜由于张中行先生身体日渐衰弱，不得不闭门谢客，近些年我再没能一睹风采，聆听其幽默妙语。
　　张中行先生驾鹤西去了，但书架上还有他题赠的书。我要再细细品读。张中行先生一生存疑，边缘生存，提倡顺生，没细读他文字的人，有的就误以为他消极，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存疑就是坚守良知，正是因为对“文革”存疑，当“革命造反派”的“外调人员”找到张中行先生，让他揭发杨沫的时候，他才能那样安详地告诉对方，那时候杨沫是真诚地去参加革命的。边缘生存，并不一定就是对抗中心，社会应该是一种多元的和谐共存，中心的人做中心该做的事，边缘的人所做的边缘的事，也是社会所需要，或者至少是应该包容的。顺生，不是苟活，成为“闷人”，而是应该像张中行先生那样，充满情趣地生活。张中行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有著作，还有他的人格遗产。

中青在线专稿（Y-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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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笑我：我的朋友张中行

　http://www.zgsf.com.cn/viewthread.php?tid=8562　
　　2月24日下午，我在网上看到张中行先生去世的消息。我立即打电话到张中行先生家里。接电话是张中行先生的女儿张文，她拿起话筒就说：“你是嘉兴的小范？父亲已于今天凌晨去世了。九十八岁。”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张文说：“父亲在医院里还念道嘉兴。我们还以为你是老先生呢。父亲说，不是，是小范。你送给父亲的书，后来我们都看了，《笑我贩书》。”我放下电话，对自己说：“张中行先生去世了。”我又点开网上的跟贴，一串“悼念”。我又打电话问张文。张文说：“父亲去年9月8日进的医院。岁数大了，没什么大病。没什么痛苦。”
　　
　　约在1995年底，我写信给张中行先生，把我编的《秀州书局简讯》寄给他看，顺便请他为我们秀州书局写几个字。1996年元旦的后一天，我收到张先生从北京寄来的对联：“嘉兴存旧史氏；秀水筑曝书亭。”同时还在来信中告诉我：“联上半为冯登府，下半为朱彝尊。”那年的十一月，张先生来信说：“九月间曾往晋南游历。明年与友人约，有至沪转绍兴小住之议，如成行，颇愿往嘉兴观光也。”
　　
　　1997年10月底，张先生寄来一封长信，说他藏有一帧嘉兴新篁张廷济画的《梅花》。他说：“昔年阅古人法书，颇喜张廷济所作，以为远离馆阁，富金石气。”还说从我编的《简讯》中知道周闲与沪上名画家任渭长有旧。他说：“对周闲有兴趣是因为四五十年代，买到他画的扇面一件。所画非花卉而为山水，草堂二椽，后有竹，前有树石短篱，笔墨简单，为董其昌一路。右上方有题记：疏篁幽石一庭宽，高缚篱笆短作栏。欲卜几椽殊未易，不如写出草堂看。秋谷二兄大人粲正，同治丙寅三月十八日周闲记。”他在信中说：“由玩古董的人看，晚清之物算不了什么。我不惮烦而絮絮叨叨，除了凑凑嘉兴的热闹以外，还因为同治丙寅，换成公元是1866年，一百年后是1966年，这件小文物遵照红卫兵英雄的勒令本当付之丙丁，可是竟存下来，这就使我‘二’感交集：感之一是俗话说的‘英雄造时势’，以‘后现时’的事迹衡之，造的能力究竟是有限的；感之二是所谓进步，今必胜昔，当作口号可以，当作规律就不成，因为，也是以事实衡之，某些地方的某些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而是后来居上。”
　　收到这封信后，我马上去信想要一张张廷济《梅花》的照片，因为我没有见过张廷济的画。据说，当时正好天津《中国书画报》的朋友去看他。经得张先生的同意，将这封信刊在次年元旦的《中国书画报》上，文章的题目叫《复嘉兴市秀州书局》。
　　
　　1999年6月2日下午，我突然接到一个吴江庙港来的电话，是一个女士的声音。那是张先生的学生。她说：“张中行先生今天在庙港，之后想去杭州，明天想到嘉兴看看。张先生让我试打一下电话，能联系上，表示有缘。联系不上表示没缘。”第二天下午，我们单位派车去庙港，将张先生接来嘉兴。汽车路过盛泽，张先生要求停下来看看。盛泽是柳如是发迹的地方。我陪张先生到目澜洲公园走一圈，我为他拍了不少照片。他后来来电话叫我查找目澜洲公园的历史。他说：“如果目澜洲明朝就有，那么柳如是一定到过那里。”当年，他在《中国旅游报》发表的长篇游记《水乡记历》，用了好几张摄于目澜洲的照片。记得看公园的老头周阿三，一直看着我们。张先生主动要和他拍个合影，录下周阿三的通信地址，然后叫我将照片寄去。接到嘉兴后，我们将他安排在文华园宾馆，住十二楼，那里可以眺望南湖烟雨楼。
　　6月4日，我去接他和他的女学生时。张先生正站在窗前看船，他说：“这是运河里的船？来的都是满的，去的都是空的。有一艘轮船拖了十八艘船，很没见过。”在五芳斋吃完粽子后，他与学生手拉着手，欢快着，穿过塔弄到秀州书局观书。到嘉兴图书馆古籍部看沈曾植手迹，当得知那只戤榻是沈寐叟遗物时，他要坐着拍一张照片。他在《水乡记历》一文中还记述着到南湖烟雨楼和沈曾植故居的情况：“重点是游南湖，实则是只游湖中的岛。岛不很大，辟为园林，中心建筑为烟雨楼。应该说颇具匠心，只是看过苏州的各园，这里的景色就显不出有什么新奇。作为余韵，由南湖出来，我们还看了沈寐叟的故居。印象是有缺点，破旧，但优点则更值得欣赏，是原汁原味。主楼房围成个天井，西南角有个木楼梯，窄而陡，我征得住户成女士同意，也爬上去看看。站在楼道上，凭栏望望，心里想，难道临《爨宝子碑》的名迹就出于这样的房子吗?”那一次，张中行先生送给我一本他新出的散文集《民贵文辑》和一本诗集《说梦草》。我就近在宾馆门口买了一只麦杆做的灯笼送给他。他小心翼翼包好，放进旅行袋。
　　
　　1999年8月，我有一个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在北京我试着打电话给张先生。他叫我立即去他家，说到他家的楼下有家小馆子，味道很好。我手头有工作走不开。他约我8月14日到，湖广会馆去听戏，那一天是季羡林先生米寿生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京戏。第一次感受到，京城青年人追星族们的神态。记得散场后许多人蜂拥着张先生，走廊里猛地跳下一个人，摊开一张扇面请张先生写几个字。张先生接过水笔，写了两个字。具体是那两字，我已经忘记了。张先生约了三四个朋友带我到晋阳饭店吃饭，那饭店曾是纪晓岚的故居。在餐桌上，张先生谈笑风生。记得谈起启功家的墙上有“谢绝拍照”的纸条，那是因为与启功合影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把照片寄来。张先生还说：“有一次，与启功一起下馆子。为了服务员态度好一点。启功告诉服务员说，你们店堂里的匾是我写的。服务员说：吃饭，谈什么匾不匾。”那一天，我还知道张中行先生并不是作家协会会员。分别时，张先生对我说：“钱够不够。不够就跟我讲。”
　　
　　张先生来嘉兴之后，与嘉兴女读者阿秀开始通信。2000年4月7日，张先生在致阿秀的信中说：“前些时曾患病住院，现在家休养。干不了正事，充其量看点闲书。很想找清石成金《传家宝》看看，买不着，如果见此旧本，希望买下寄来。” 2003年2月，我看到石成金的《传家宝》排印出版。我打电话问张先生是否还想看。他说：“要！”我马上挂号寄去。当时，他告诉我，说“文章已经不写。不出门了。有时在家里看看京戏。”阿秀曾就这件事，写过一篇题为《蓝色的缘分》的文章，发表在早些时候嘉兴的报纸上。
　　
　　当我决定写这篇文章时，我告诉阿秀。说：“张中行先生的妻子两年前已经去世。子女生怕老人伤心，一直瞒着他。”阿秀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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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张中行老人
许宏泉

　　 昨日傍晚，刚一下楼，收到范笑我兄发来“张中行逝世”的短信。抬头望望天空，灰沉沉的。一早起来，我赶忙去信箱取出报纸，想看看有关文字。报上称张先生是“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家”， 我想，在我印象中张先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进一步说，一位文化老人。
　　 故人逝去，难免惆怅。对于一位97岁老人的离去，可能惆怅大于悲痛。惆怅之余便会思念往昔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很庆幸在我少年的时代，带着一身泥土气息能见到诸多文化老人，我向往文化，也向往我喜爱的文化名人，这对我是不能脱俗的。遗憾的是昔日见到名人的那种喜悦心情已渐渐远去。
　　我尝戏称自己还“勒到过黄鳝的尾巴”，听老人谈吐，从那些老人的身上会感受到的文化“余香”，仿佛品读那线装旧书。我曾说，要是在旧时，哪怕民国，那么多的文人，那样的氛围，我怎样地愚钝恐怕也会被“熏”成个文化人了。
　　 张先生无疑是一位极有魅力的文化老人。有一张微长的国字脸，棱角分明，加上那双总是微微眯着的眼，单眼皮，可以想像青年“余永泽”的时尚小书生模样。对于“余永泽”问题，张先生极是坦然，他说，那是文学。淡淡的一句，让我们这些外人那么多的神秘、猜疑都化解了。对于老人来说，那就是一片过眼的云烟。
　　张先生平实厚道，内心里却爱憎分明。他不像许多的文化名人被“俗世”污染，变得中庸。他是个明明白白的人——能“明白”而坚守着明白其实并不容易。张先生说他最敬佩的文人是吴祖光。又说：近代文人恐怕谁也不会像胡适之那样得享大名了。胡先生做的学问，开一代风气。
　　 我与张先生通问约在１99３年之初。夏天，我和朋友一同去燕园造访。印象最深的是老夫人养了一屋的猫。那天，张先生取出一瓶红酒，下楼请我们吃饭，说：“现在我的稿费不低，请朋友吃饭没问题。”谈起吃，我又想起张先生关于吃的经典的话来。先生迁到马甸，我去新居造访。先生又要请客，说楼下附近就有一个小餐馆。上回启功先生来就在那请的他。吃饭，要看怎么吃，眼吃，那得上顺峰、大三元；嘴吃，楼下就挺好！
　　 某次，与出版社同事去马甸约稿，张先生那时已不太写作，他说成天想睡。同事是一位清秀机灵的小姑娘，嘴巴特甜，张先生竟热情地把合同签了。小姑娘要和张先生合影，老人拉着小姑娘，轻轻地摩挲着，显得十分安详。张老很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他的晚年突然显名文坛，有人说他“晚年明星”。 我想，他所以“暴得大名”，与他有一批年青的读者分不开。
　　 先生晚年曾有江南之行。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江南了。我说，很方便，一飞就过去了。先生笑着说：“哦，飞机可不敢坐，掉下来几乎没生还可能”。当时，我还暗暗发笑，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还这么怕死。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老人真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人。他曾对记者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他曾在《顺生论》中谈到：人类乐生，把可生“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
　　 张先生是个痴情的人，痴于爱情也痴于文化。先生爱收藏名绘书法和旧砚，尤爱闺秀书法。每次造访，先生总会取出几件藏品，一同品赏。说起闺秀翰墨，先生说，康生老婆藏品甚多，哪能跟人家比。现在也难遇到，遇见也无力收藏。过去曾在冷肆几块钱买到一件王铎条幅。王铎是大家，听说他作书，两个人将纸悬空扯着，他提草饱蘸浓墨悬腕疾书，八尺、丈二屏条一气呵成。谈到近代书家，张先生说，曾与叶遐庵论书。叶说：当然沈。沈寐叟真好。由沈而谈起王蘧常，也谈到了吴藕汀。张先生说：“吴藕汀那可是大家！”
　　 张先生说自己不擅书，但却很喜欢写字。我也曾好几次请他写字。多是为朋友代求，惟一的一件《戴本孝诗轴》至今还挂在我的画室。后来，看先生那么小的书房，书案上堆满了书，真不知他是如何作书，所以，再也未敢让先生劳顿挥毫了。
　　 过几天，3月2日，先生的吊唁仪式将在八宝山举行，我与崔自默兄相约同往。灯下，独自写下这些零星的往事，聊寄怀思！
　　 2006年2月25日于北京万科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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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分析新北大为何不如老北大

　　　　　　　　　雷　　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827/12/27104_5311033.html
张一家三代共有7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当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他说：“我是老北大，他们是新北大。老北大和新北大最大的区别是老北大没有受毛泽东的影响，新北大受毛泽东的影响比较大。”（“张中行：决不宽恕”）“他总是说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为老北大让人疑，新北大只让人信。”（陈洁：“女儿眼中的张中行”，《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

他的“疑”来自北大，认为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认，是在母校怀疑精神的笼罩下，摸索着走过来的，在母校的培育中生长，学会了怀疑。他毕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新的政局的变化带来排队的变化，因为许多人适应新潮，飞速前进，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这种形势，我自己也觉察到，无论是为声名还是为实利，都应该也急起直追。”但他做不到，因为“受北京大学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来惯于胡思乱想甚至乱说乱道，一霎时改为'车同轨，书同文字’，要求头脑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难”。（《流年碎影》，第329页）


所以，当北大约他撰文纪念建校90周年时，他的文章题目就是“怀疑与信仰”。他认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让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读过的罗素的《怀疑论集》，他一直记得书中说过，历史课本讲打败拿破仑时，英国的说功劳都是英国的，德国的说功劳都是德国的，而罗素主张课堂上让学生兼念两种。有人担心学生将不知所措，罗素说，能够教得学生不信，就成功了。对罗素此论，他大加赞赏，屡屡提及。认为“从这个角度说我们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判断力，过于轻信。年轻人不要轻信宣传，多看书，要多看西方的书。”（“张中行：决不宽恕”）他说自己思想是罗素的怀疑主义与康德的理性主义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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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私用 http://www.3stonebook.com/older/sx/sx41.htm

[作者：张中行]

题的意义不隐晦，但也要略加解释。“书的用”可免，只说“私”。加 “私”，意在缩小范围。缩还要分作两步走。第一步，是开除那些坚信越读书越穷、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因为想活得舒服，就要躲开穷，想活得安全，就要躲开反动，也就不得不扔掉书，书且不要，“用”自然就更谈不到了。第二步，剩下的都是读书有用论者，但用千差万别，昔日，有不少人说“唯有读书高”，是因为设想“天子重英豪”，这是为作官，又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是作官之后，还想住深宅大院，怀抱娇滴滴，今日呢，花样更多，只说巡回书摊的多数，是沿着书名和封面的引力走，花钱买刺激，语云，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分辨是非高下不容易，还会惹人不愉快，所以只能说自己的。此即所谓“私”，或说自己独有的是也。
其实，任何人心目中的书之用，就是设想为公的，也是自己独有的。有而想说，无形中就加了油醋，是自我陶醉成分，即自信有值得旁人听听的。我也能够这样吗？既然要说，也就只好效我的芳邻三河县小老妈之颦，开嗙。我由上小学读“人手足刀尺”起，至今七十年以上，没离开书，实事求是，应该说有所得，而且不很少。多，头绪纷繁，为了小的场地中也能驰骋，只好用买西瓜之法，挑大个的。且说这大个的，经过思路衡量，共得三种，曰益智，曰明道，曰赏心。三种，内容都不简单，只好长话短说，点到为止。
先说益智。也可以划分阶级。初级是增加知识，只举自然和人事各一种为例，如果不读书，我就不知道时间是相对的，可以变慢；如果不读书，我就不知道朱元璋、朱棣父子杀了那么多人。升一级是增加分辨真伪、是非、高下的能力，比如是多读书，我才知道，君王明圣、爱民如子等歌功颂德的话都是骗人；东汉大量的谶纬书，价值远远低于王充《论衡》。读书，书也有高下，专就益智说，我还可以举一种我自认为受益最大的，是十九世纪末英国薛知微教授的《伦理学之方法》，是这部书使我明白，多种人生之道各有短长而没有究竟是非。它教给我的是思辨的方法；我的所得呢，说来也简单，是看到多方面，不轻信。
接着说明道。道是“朝闻道”的“道”，虽然得闻不易，古人又说“不可须臾离也”，所以放宽一些说，是人人有自己的道。道之为用，高要求是心安理得；降为普通，是没理由地干，还没理由地觉得有点意思。道前加“明”，显然，没理由就要变为有理由。这不易，而来源则可以无限。庄子说，道“在屎溺（尿）”，禅师见桃花或闻驴叫可以顿悟，可见如果有心或有缘，道之明也有易的一面。我天机浅或说天资浅，不敢求顿悟，而也想活得安然些，就只好求教于书本。这主要是子部，包括洋子部，语云，万法归一，或只许选一种，最后我还是选了《庄子》。皈依《庄子》，我之所得是什么？竟简单到一个字，曰“舍”。常人之行是不舍，或加码，成为今日之“发”。还不只常人，限于九流，法家、纵横家是大取（借用《墨子》语），儒家是小取（率性加以礼节之）。《庄子》就不然，是知方面，《逍遥游》篇说：
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行方面，妻死，“鼓盆而歌”。这都是舍。舍是不求，甚至佛门的常乐我净也不求，“本来无一物”，苦由何处来？所以想到道，我就不能不推重《庄子》。只是可惜，我常苦于知之而未能行，成为望道而未之见。何以这样说？因为还有所取。
所取之一，或大的之一，是想说的最后一种，赏心。古语说赏心乐事，赏心，即以某事为乐。题目是书之用，文不得离题，乐事也要由书来。这样的书也不少，准以上益智、明道之例，只举一种，是《聊斋志异》。这样，由徘徊于九流就降为不入流，亦有说乎？曰有，而且相当重大，是其中之异能为我创造个可以容纳遐想的世界。这世界，街头巷尾、柴米油盐之外，还有公孙九娘那样的鬼，红玉那样的狐；尤其重要的是，一命呜呼之后，还可以生儿育女，饮酒赋诗。有幸，我也曾年幼，其时就相信有这样一个世界。可是好景不常，接着是科学知识纷至沓来，终于赶走了这个世界。其后是丰富变为单调，奇妙变为干巴巴，我当然感到遗憾。还有诗为证，是七十年代后期住地震棚，湖滨，月夜，不能入睡，想到《聊斋志异》。而狐鬼终于不来，于是诌打油诗以述心情，曰：“西风送叶积棚阶，促织清吟亦可哀。仍有嫦娥移影去，更无狐鬼入门来。”这是失望。失望之后呢，是遐想并没有破灭。怎么办？是直到桑榆之年，还乐于寄情于境由心造。比如算作自欺也好，我还设想住的世界是《聊斋志异》式的，于是遐想再升级，竟有狐鬼入门，我最欢迎哪一位呢？想了想，如果是鬼，最好是连琐，如果是狐，最好是长亭，如果是精灵，最好是黄英。有人会说，“你这不是疯了吗？”辩解的话可以是反击式的，是由方外人用慧目看，兢兢业业的人都是疯子。还可以是自满式的，是蒲公留仙早已疯了。举《黄英》篇末尾的“异史氏曰”为证：
青山白云人遂以醉死，世尽惜之，而未必不自以为快也。
植此种于庭中，如见良友，如对丽人，不可不物色之也。对丽人，物色之，何意？记得若干年前曾用打油诗发其微，曰：
晏坐清泉说鬼狐，何妨市隐类臞儒。丹墀紫绶无由见，且觅黄英伴老夫。这打油诗的末句，也未尝不可以说是“夫子自道也”。觅，是白日梦；觅而得，更是白日梦。但有梦总比无梦好，这认识，应该说主要是《聊斋志异》之赐。
至此，头脑中装满逻辑的人会责问，同是说书之用，益智趋向悟，明道近于悟，到赏心变为转迷，是怎么回事？答复可以是辩解式的，曰，人生本来就是远于逻辑的；也可以是坦白式的，曰，亦知讲理为是，但理常常不能胜情，也只好由它去。

中华读书报:199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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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为人师在南开——记国学大师张中行早年岁月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6/03/04/001247754.shtml

早春时节，一代国学大师张中行与世长辞，在他身后，留下了等身的著作和许多佳话美谈，除此之外，教育事业在他的生命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建国后，张老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任职，负责中学语文教材的编撰出版工作，之前，他一直在中学和大学里任教，其中在天津南开中学当老师的一段经历很少为人知晓，那流年碎影，让人感怀。

　　1935年，26岁的张中行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天津的南开中学担任国文课的教师，教高中一个班和初中两个班，住在学校南院西楼下的一间屋内。来到天津还有一段缘由，当年，张中行面临毕业，同学们都已找到工作，自己却还没着落，为了找碗饭吃，他找到了时任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长胡适。这样，通过胡适的推荐，这位年轻的北大毕业生在天津南开学校开始了自己最初的教师生涯。也正因为此，张老生前对子女说，他对南开很有感情。在南开中学95年校庆之时，他挥毫写道：“甲子回环六几春，朱楼绛帐记前尘，南庠业绩知多少，百年辛勤广育人。”与张中行同在南开学校任教的还有毕奂午、何其芳、韩文佑，他们除却教课之外，还担任南开学校出版社干事会辅导先生，回忆那时候的一些事情，如当时的教师食堂，张老曾诙谐地写道：“菜花样不少，质量不坏，只记得最喜欢吃的是烧茄子，一盘价一角或一角二分。还可以点菜，指定做法。其间也闹过笑话，是其时已有小名后来成为大名人的何其芳，点菜，菜名是‘素炒白菜’，食堂的人得令转身将走之际，他又加了一句，是‘加一点肉丝’。”(《津沽旧事》)

　　北大的国文教育对张中行的影响深刻，“每日于百忙之中，吸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切勿间断”，这影响他一生的座右铭就是北大老师熊十力(著名哲学家)亲笔写给他的。同时，张老也深受北大自由主义学风和五四传统影响。在给高一学生上第一节课时，需要给学生点名，他始觉新鲜，因为在北大上课时，老师大概是从来不点名的。平时他穿着朴朴素素，上课随心所欲，除讲授课本之外，也说些自己的见解。他很严肃，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对于学生的优秀方面时常加以鼓励，这甚至影响了一些学生的人生选择。在他教过的学生中，黄宗江是突出的一个。即便几十年过去，他仍记得这位高足。张老生前对人说，当时黄宗江很能写文章，有才气，同时对他的妹妹黄宗英的才华也有印象。

　　这些事，在如今的著名剧作家，已经85高龄的黄宗江脑海中时隔七十年仍清晰如昨，他称自己的老师是一个“中国式的北大式的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很怀念他。黄宗江14岁来到南开中学读高一，他的国文老师就是张中行，因为黄的作文好，一直受张的夸奖，甚至给予极高的评价：“当代文学家不过如此。”经常受到这样不吝惜的鼓励，对黄宗江后来真的进入到文学写作领域起了很大的作用。多少年过去，这段旧时的师生情并未了断，上世纪90年代初，在诗人顾随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这对师生才又见面，其时已经过去了五十余载。

　　“不久前的秋天，我参加顾羡季(顾随)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纪念会，看到一个半老而有朝气的人上台发言。话生动流利，有热情，是非感强烈，九十年代还没忘记焚书坑儒。我问旁座的人那是谁，说是黄宗江。就这样，我们又见面了”。“他没有忘旧，——应该说，很恋旧。其后，照约定，几天后就来看我，接着并请我到他家，结识他的老伴，看他在美国演娄阿鼠录像，喝黄酒，送黄酒，以及同游什刹海荷花市场，等等，总而言之，他走南闯北(包括美国)，台(戏台)上台下，又文又武，混得浮到社会的表面，而没有失其赤子之心。”(《黄宗江及其〈卖艺人家〉》)这就是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评价，即便是世事流转，张老对学生的赞赏仍像当初一样毫不吝惜。

　　1936年夏，张中行离开南开中学，后在保定、北京教中学、大学，办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