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网辑[台湾文学]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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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宝岛：我的家一半在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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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阐释视域下的台湾文学

正如刘俊在《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中的分析，在黎湘萍的《文学台湾》里，台湾“语言美学”的背后，有着一种决定这一语言特质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台湾的文学语言与“语言美学”不仅是文学形式或文学性问题，而更是知识人的一种精神存在形式。 ■《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 ■《文学台湾》 ■《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 □朱立立 近十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呈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宏观的文学史书写开始被较为深入的个案研究所替代，个人化的研究特色逐渐呈现，世代更替与批评范式的转变……在我看来，在这些变化中，多元化阐释视域和研究理论的初步形成尤其值得注意。 闽台文化视野与跨区域的审视 闽台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文学研究是近年来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从宏观的《台湾文学史》到《中华文化与闽台社会》，刘登翰先生开始从文学研究迈入区域历史文化研究领域，试图“为文学研究另寻一条文化的路径”，一种区域文化研究的视域与路径。这种学术意图在他策划主编的“闽台文化关系研究丛书”中得到了多层面的体现。其中，朱双一的《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是闽台区域文化视野中的台湾文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成果。这部著作深入地考察了闽台文学关系史，“明郑前后闽台文学的初步遇合”、“清代中叶闽台文学的深层对接”、“割台前后闽台文学的交流互动”、“现当代闽台作家的双向环流”和“闽台新文学中的历史、宗教、民俗和语言”，系统地勾勒出台湾文学的区域特征。《闽台文学的文化亲缘》从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的实证历史和现实文化语境出发，去探寻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潜在因素和价值，研究方法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为台湾文学研究迈向学术化提供了一个范例。 与区域研究相反的走向是跨区域的整体审视。刘俊的《从台港到海外——跨区域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和《“跨区域华文文学”论——界定“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新思路》，提出用“跨区域华文文学”概念取代“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强调世华文学的内在整体性、跨文化性和互动性。黄万华的《潜性互动：五十年代后大陆、台湾、香港、海外华文文学的关系》指出：“各地区华文文学间的多向辐射、双向互动关系开始形成，从而提供了民族新文学的一种新的整体性。梳理清这种关系，有可能获得构建五六十年代中华文学史的新视角。”从两岸文学的整合研究到全球华语文学的整体审视，宏观视域的台湾文学研究仍然具有魅力。 但无论是区域研究还是跨区域的整体审视，大陆学界对“东亚视域”显然重视不够。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学者等的东亚思想史研究成果还未受到台湾文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 “语言美学”与知识人精神史 近几年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界不约而同地对语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汪毅夫的《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的一种解说》，从语言的转换层面重构现代台湾文学史的脉络，台湾现代作家经历了各不相同的语言转换：从用方言写作到兼用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文言起草到用国语（白话）和方言定稿；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写作；从用文言写作到兼用日语和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方言俚语到用文言词语；从用日语写作到用国语（白话）写作；从用方言思考到用日语和国语（白话） 写作。这种语言转换的多层次复杂性及其对文学进程的影响，是以往的台湾文学史书写比较缺乏的。在黎湘萍的研究中，语言同样是进入台湾文学历史脉络的一个重要维度。出版于1994年的《台湾的忧郁》曾经深入地分析了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三种语言形态：“其一是台湾土语方言”，“其二是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其三是借用日文来表现台湾平民知识分子之话语”。与汪毅夫不同的是，黎湘萍更重视这种多元的语言形态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涵义，阐释文学语言形态与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到近期的《文学台湾》，这一研究得到更充分、更深入的延伸与展开。汪毅夫的语言路径是历史学的，黎湘萍对台湾文学 “语言美学”的阐释走的则是“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研究路径，试图建立“语言美学”与知识人精神史的内在关联。 文学叙事、理论想象 与精神测绘 正如刘俊在《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中的分析，在黎湘萍的《文学台湾》里，台湾“语言美学”的背后，有着一种决定这一语言特质的台湾文学的“精神”。台湾的文学语言与“语言美学”不仅是文学形式或文学性问题，而更是知识人的一种精神存在形式。从《台湾的忧郁》到《文学台湾》，黎湘萍始终关注的是特殊际遇下“台湾心态和想象的复杂性”；无论是叙事文本还是理论想象都是抵达台湾知识人内心世界与精神生活的途径。在我看来，《文学台湾》是迄今为止，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最具深度的研究成果。这部著作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所谓的‘台湾意识’，实际上并非附庸于日本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相反，它是对这一外来的亚洲式‘现代性’的消解和抵抗”。“面对保留在不同作家作品中的各种纷繁多义的记忆，每一种解释都可能有助于逼近某种历史的、现实的或情感的真实状态，但任何一种单一的诠释也都有可能是不完整的”……黎湘萍的研究与刘登翰在《台湾文学史》导论中所提出的“特殊境遇”论和“分流”说有相通之处，他们对台湾文学所呈现出来的特殊形态与精神“差异”都有着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无疑，这种理解是超越文学意识形态分歧的基础。李娜的《在记忆的寂灭与复燃之间》对“二·二八”事件与文学关系的讨论也是这一研究理路的阐释实践。“反思现代性”概念的引入为学界对台湾文学精神复杂性的阐释打开了崭新的空间。在现代性的阐释框架中，台湾文学叙事及理论想象与知识人精神史的复杂关系也获得了重新阐释。 文学制度、报刊与思潮史 文学制度与思潮是以往台湾文学研究比较欠缺的。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有所发展。如古远清的《90年代的台湾文学制度》讨论了1949年台湾与大陆分离后，逐步形成不同于大陆的文学体制以及这一体制对文学生产的规约；汪毅夫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谈台湾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从台湾学者王崧兴教授之“周边文化关系”论出发，提出这样的看法：“文学边缘的文体、文学外部的制度、文学圈外的事件等因素同文学发生关联而构成的文学的周边文化关系，不是文学的身外之物，也不是文学史研究可以忽略的部分。”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尝试。由于原始资料的限制，文学报刊研究历来是一个薄弱的领域。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出现一些成果，如朱双一的《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肖伟的《文学精神与时代性格——论台湾〈联合报〉副刊的“文艺性”模式》、张羽的《试论〈自由中国〉的文艺栏目》、古远清的《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文学报刊》等。而思潮史的研究则出现了两岸学者吕正惠和赵遐秋合作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和朱双一的《台湾文学思潮与渊源》等重要著作，从某种意义上看，两部著作都是对当前台湾文学论战的回应。不同的是，前者的思潮论述建立在传统左翼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后者则试图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以“探明历史真相”，所以尤其重视问题阐释与史料开掘的结合。 从“文学史”和“概观”到“史论” 文学史书写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生产的一个重要产品。在台湾文学研究领域也同样产生了不少文学史著作。但近几年来情况似乎有了一些变化，集体性的“文学史”和“概观”逐渐被个人性的“史论”所替代，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对宏大构架的文学史叙述已经感到力不从心？而“史论”既能够保有历史的脉络，又不必面面俱到，这样有可能为个案研究的深入留下空间。樊洛平的《当代台湾女性文学史论》和方忠的《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就是这种转换的案例。前者依据台湾女性小说发生、成长、发展、高潮、分流的创作史实和演变脉络展开分析，从两岸视域、社会历史背景、文学环境演化、男性的价值体系的反观以及女性文本世界五个维度，历史地考察了当代台湾女性文学的风貌与形态；后者突出了台湾文学在汉语文学现代性建构方面的意义，并对台湾通俗文学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可以预想这种“史论”形态的学术写作还将持续下去，这或许意味着台湾文学研究界先写文学史、后研究个案的“怪现象”即将终结。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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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特产： 年度文选 　　只为书故　　陈素芳   我的文学编辑生涯从“年度散文选”开始。每年新书发表会结束，我总是与大家期约“明年再见”，从1982年到2010年，年度散文选却从未中断，以一年时间为截切面，层层叠起成了时间的年轮，记录着多变的世事与文学风潮。   出版市场琳琅满目，“选集”侧身其中从未退位，自选，他选，以时代或地域区隔，用主题区分，以文类编纂，不一而足。记得还是编辑新人时，当时的畅销作家是张晓风与琦君等人，张晓风编的“亲亲”、“蜜蜜”风行四方，有些选集则直接以“琦君等着”为号召。就在办公室，有人不以为然地说：“又是琦君等着。”只听到林海音以爽利的京片子说：“她等到了啊，你就是等不到。”她们都是我敬重的女作家，我没想到排名的问题，只对海音阿姨佩服不已。   台湾有“年度文选”，最重要的推手是隐地，1968年他开始选编当年11篇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嗣后，“年度小说选”数度更易出版社，1975年他创立尔雅出版社，1980年接力出版，并补编1966与1967两年，直到1998年，始由九歌出版社接办。30本短篇小说选矜记着台湾小说的各种面貌，昔日的新人如李昂、黄春明等，已是今日的大家。由青丝到华发，隐地虽不免感叹台湾文学市场由荣转枯，热情不减，秉持“小而美”的原则，每年出20本文学创作，同时优游于创作，写诗获“年度诗人奖”，写散文获“年度散文奖”。记得去年他得知自己是“年度散文奖”得主时，开心地问我颁奖时间，他在估算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减肥。当他从九歌负责人蔡文甫手中拿过奖牌时，两个走过台湾文学出版岁月超过30年依然坚守岗位的出版人，一个75岁，一个85岁，合照那一剎那，在场的人不禁起立鼓掌。   “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文选编辑是一种评审甚或再评审的过程，在已发表的创作中淘金沥沙，当主编确定也预示着该书的风格取向，人选包括学者、专业文学编辑，还有现役作家，与不同主编长达一年的交换文学理念，我开始相信“客观”是悬想，没有标准答案，偏见或洞见也是美学的标准，所以每年的主编虽总要说一句“难免遗珠之憾”，依然相信自己检验当年的文学成绩功德圆满。而“遗珠”有时不是主编之过，极少数名家或因与主编理念不合，或因坚持作品不加入任何文选而作罢。年年有人抗议自己的作品没入选，还有人以为是征文比赛，投稿毛遂自荐，有人接到通知以为是诈骗，还没惊喜先惊吓。“年度文选”的完成，作品之外，作家的性格更鲜明。   年度文选从上世纪70年代跨过新世纪十年，入选的作家有的永远缺席，两岸开放，余秋雨、莫言与余光中、骆以军并列，新生代作家不断蜕变，有人惊鸿一瞥，到文坛一游，独留身影在文选。   今之视昔，犹后之视今，文学相对于历史，提供了纵与横的呼应和结构，多元而开放的台湾社会，创作者以书写抗衡，年度文选从小说选出发，扩及散文选、诗选到童话选，尽管或因经营问题而易手，却从未间断，称之是“台湾文学特产”，谁曰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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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研究综述

   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工作已经开展多年，2001年算是收获较丰的一年：学者们开始更加重视对于以往研究的总结与反思；把两岸的文学关联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总体考察；把后殖民理论引入对于台湾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评述中；着眼用“打通”的理念研讨光复初期两岸的“文化政治”；对通俗文学、都市文学、女性主义文学乃至于同志文学等台湾文学热点问题更加关注和重视；扎实的个案研究依旧稳步发展。但总的来看，2001年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水平虽较前些年有很大的提高和进步，但学界所采取的态度和研究方法有不少还局限在对旧有程式的重复上，这个领域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边缘化”的命运。
   一、综述性研究
   进入2001年以来，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继续发展，大概是因为这是一个世纪的终结和另一个世纪的起始，大陆学者们纷纷对“总结”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故而本年度出现了大量总结、陈述既往台湾文学研究历程、成果和不足的综述性论文。
   古远清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扫描》(1)从总体上阐述了自20年代以来在“五四”精神影响下产生的台湾文学理论批评由受“五四”新文学运动影响而诞生经“皇民文学”、“乡土文学”、“现代主义”以及“多元化”等至今各个时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台湾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历史过程。古远清的另一篇文章《新时期的台港文学研究》(2)比较全面地回顾、概括了建国以来封祖盛、刘登翰、古继堂、古远清、朱双一、饶芃子、潘亚暾、许翼心、王剑丛、袁良骏等大陆学者对台湾、香港两地文学进行研究的历程和成果。指出进入90年代以来，宏观研究虽然取得一定成绩，但微观研究仍然是台港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章注意到，由于台港文学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成长发展，所呈现出的风貌与大陆文学有明显差异，对大陆学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研究台湾、香港文学时的偏颇之处进行了必要的反思。朱水涌的《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3)对于两岸三地的文学归属及相互关系问题则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文章把包括台港澳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放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把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拓展到当代大陆文学、当代台湾文学和港澳文学三个部分共同加以探讨，这就在前提中首先确定了两岸三地间文学的关系，以这样的关系为基础深入探讨几部分文学的内在联系。作者首先明确提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尚未充分意识到和认识到“全球化”这一概念的整体内容，至多把中国当代文学放到世界文学的背景中去考察和把握，这使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难以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空间格局做出整合性的结构研究。既而作者又历数了50年代以来到70年代，大陆、台湾与港澳不同的文学进程与形态，指出在此“全球化”的缓慢进程中，中国当代文学形成了以下格局：大陆文学居于“全球化”边缘却居于民族文学的中心，以自足的姿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抵御“全球化”文化霸权的危险，也为“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学个性的确认奠定了基础；而台、港、澳在现代文明与“全球化”格局中位于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过渡地带，其文学呈现出在“全球化”语境下不断变动的特点，它们在那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中介点。做出以上陈述后，作者又列举了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步伐之下三地文学所呈现出的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即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展，个人化写作倾向的加重，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大众文化的繁荣……这一切都表现出三地文学已不仅仅停留在把“全球化”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的层面，而是切实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该文作者在看待三地文学归属和相互关系上也不再停留在简单的几种文学发展及其流变过程的空洞解释，而是把“全球化”这一经济、资本概念引入文学中来，以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从较高的层次阐述了这个很久以来一直为人关注的话题。
   对台港文学研究进行总体综述的还不限于此，吴奕錡的《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述评——以历届学术年会及其论文集为例》(4)，对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兴起以来的历史作了总体回顾，对近20年来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进行了富有历史感的学术总结，具体考察了这一学科从“台港文学”到“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到“世界华文文学”概念的确立，从初始的作家作品研究到各种题材／体裁的多向拓展，从传统、单调的研究方法到研究方法、观念的不断更新的历史发展过程，可以说是对该领域20年来研究进程的一个总的梳理，给我们展示了一幅该领域学术研究发展整体脉络的全景，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大有裨益。
   2001年中，大陆学者除了对台湾文学及其研究进行了整体的综合性回顾外，还对个别重点作家作品研究进行了个案总结。刘俊的《白先勇研究在大陆：1979-2000》(5)就是其中一例。文章总结、回顾了1979-2000年大陆学者对白先勇这位最早被介绍到大陆的台湾作家的研究状况及其历史演进。从1979年12月广州《作品》杂志发表《答读者问——关于白先勇的小说〈思旧赋〉》以来，白先勇就一直是大陆台湾文学研究界着力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同时，大陆的白先勇研究也是较早摆脱了作品的简单介绍和鉴赏状态。作者列举了自80年代早期开始陆续发表的一些学术性论文，说明这些研究成果已比较深入地剖析了创作特色，探讨了认识价值，解读出作品贯穿着的苦闷压抑的绝望感，归纳出技巧特质，在相当程度上对白先勇小说的基本特性进行了挖掘。到了80年代后期，白先勇研究的兴趣便转入了对其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以及对其中重点篇目的更深、更细、更具体的开挖。而进入90年代以后，白先勇研究的论文在延续、深化以往的“悲剧意识”、“《孽子》研究”、“女性形象”、“语言艺术”等论题的同时又有所拓展，开始着手白先勇与《红楼梦》的关系、白先勇小说的“女性倾向”、白先勇小说中的意象等方面的探讨。可以说，本文是对大陆白先勇研究的一个总体概况的介绍与评价，特别是文章指出了大陆21年来在白先勇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在早期研究中由于学术语境和思维惯性而产生的准意识形态色彩，研究思路雷同，研究领域狭隘等等，这对于今后白先勇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个案的总结不仅包括对台湾作家研究的综述，还出现了对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学者的评介，如陈辽的《范泉：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第一人》(6)。范泉1949年1月发表在《新文学》创刊号上的《论台湾文学》，好似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的开山之作。陈文总结了范泉在该书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学术观点和所作出的学术贡献，如提出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首次作为大陆学者对台湾新文学做了分期；在微观上对台湾具体作家和传统文学、戏剧进行了研究。同时陈文也指出了范泉《论台湾文学》对于台湾文学的影响，即引发了1947年11月一1949年3月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关于台湾文学的争论。由此可见，范泉关于台湾文学的观点是受到了台湾作家的充分重视的。本文的出现表明，对于台湾文学的研究，已经迈入了一个更加正规的阶段，学者们已经不仅局限在对于台湾文学单纯的反复考究上，而是拓展到了对于台湾文学研究之研究，这不仅为台湾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也标志着研究境界的进一步提高。
   二、思潮研究
   世纪之交的社会思潮总是十分活跃的，与之相映照，本年度也有不少关于台湾文学思想争论的文章出现。
   王宗法的《不仅仅是文学走向的抉择——谈1948年前后“桥”的文学争论》(7)就1945年光复后创办的《台湾新生报》开辟的副刊“文艺”尤其“桥”在1948年间发起的一场文学论争进行了剖析，指出这场论争虽然从表面上解决了“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从属关系问题，但与此相关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统属关系并没有解决，在台湾本土，地域性与民族性的矛盾至今仍然存在。作者认为，1948年“桥”的论争用进步的、革命的文学清除了皇民文学的流毒，占领了文学阵地；以团结、统一的理想澄清了文艺思想，端正了文学方向。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作者再次论及这次论战的意图也是鲜明的，其目的就是在****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通过对50多年前历史事件的回顾，从批判文学****的角度出发对政治****进行批判。
   对于文学****进行批判的还有樊洛平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历史真相岂容虚构》(8)一文。作者首先陈述了发生于1977到1978年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本质，即构成台湾“回归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到了八九十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本来面貌与诠释方式却被刻意扭曲，“乡土文学”的名号逐渐被“本土文学”或“台湾文学”所取代。作者分析了从“乡土文学”到“本土文学”、“台湾文学”转变的内在原因及其本质意义，指出“独派文学人士对于乡土文学的解释权的争夺，主要是把学术话题转化为政治命题，通过虚构、篡改、歪曲、造势等一系列‘话语策略’，以今律古扭曲过去的历史，用一种错误的历史解释使现在的政治立场‘合法化’，从而达到其从文学‘本土化’到政治‘本土化’的最终目标”。作者明确表态：如果说，70年代的乡土文学论战标志了台湾思想史上的一次飞跃，是对反动的冷战和内战意识形态的一次颠覆；那么，80年代迄今的以“去中国化”为特征的“本土化”运动，无疑是从乡土文学进步思潮的倒退、反动和保守。正所谓“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在这里我们明显可以看到，虽然乡土文学论战已经离我们十分遥远了，但作者之所以在今天再次提出是有其必要性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全球背景之下，台湾的统独之争日益升温，文学****也成了一个急待应对的问题，本文的发表理清了台湾当年进行的“乡土文学”论战的前后因果关系和发展演变流程，明确指出了台湾独派以此次论争大做文章的目的所在并予以反驳。可以说，本文是一篇有力的论战性文章。
   同样是论述台湾的乡土文学之争，李风的《“乡土”与“现代”之争的背后——“光复后的台湾文学”的趋同性及内在动因》(9)从另外一个更为新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作者不仅仅看到了“光复后的台湾文学”形成了现代派文学与乡土文学两大流派及两大流派的分庭抗礼，争论不休，同时也看到了两大流派所隐含的一种内在的具有“整合”能力的“精神”趋同性，认为恰恰是对于现实的关注、文化的策略性和交融性以及接受心理的制约，构成了两大流派的趋同性。毕竟，两种流派共处于同一个相对互补的大文化系统中，易于形成趋同性的文化心理。现代派作家虽然深受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影响，然而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想在进入台湾本土时为了更利于为民众所接受早已有意无意发生了变动以适应当地思想文化形态，而乡土文学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主义的观念与表现技巧，所以二者是有许多相通之处的。文章还提出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即由于先验的民族意识，使得接受主体(即台湾民众)在对文学尤其是异类文学(即现代派文学)的接受中无法做到一个全面客观的分析，这种潜在的感情色彩也势必会影响到光复后台湾文学道路的选择。在其他学者纷纷强调“乡土”与“现代”的论争时，本文作者却把关注的焦点转到了两派的内在趋同性上来，从而为我们更加客观全面地分析看待“乡土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关系打开了新思路。
   同样关注“乡土文学论战”的还有朱双一的《从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到后殖民论述的崛起——197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一条脉络》(10)。文章虽然在开头提及了“乡土文学论战”，但是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论战的浅层描绘上，而是把论战作为一个引子，归纳总结了自1977年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以来台湾作家、文艺理论家们对“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1990年前后，后殖民理论引入台湾后对于台湾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所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阐释了台湾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脉络，在对许多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解释上颇显见地。如关于“乡土文学论战”，作者就指出：“‘乡土文学论战’远远超出其名称所标示的文学、文化的范围而更关注于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那时以后，一些作家减少其文学创作，而将其注意力转向政治评论乃至实际的政治活动，固然主要是现实斗争的需要所致，但与某些乡土作家受到‘依附理论’的影响，亦不无关系。”本文从社会文化思潮入手阐释文学现象，角度较新，论述也多有新意。
   古继堂的《深刻的总结坚稳的奠基——1947年台湾“新写实主义”论争》(11)从当时的史料中归纳出新写实主义的理论原则是和批判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后来毛泽东提出和确定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中国文学的创作原则相一致的，指出这场论争对继承祖国五四新文学传统，继承台湾日据时期新文学的革命传统和确立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着根本性的奠基意义。文章把当时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的新写实主义与在大陆一度盛行的批判现实主义等新中国文学的创作原则相比较，论证了二者实际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从这个角度说明了台湾文学的归属问题。
   三、思想文化研究
   台湾的思想文化现象一直为大陆学者所广泛关注，2001年大陆学界对这一问题依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除上文提到的朱双一《从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到后殖民论述的崛起——197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文化思潮发展的一条脉络》外，张黛芬的《台湾文学：特定的民族文化形态》(12)也是这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文章。张文归纳总结了台湾当代文学的民族形态表现：首先表现在人生态度上的感时忧国的历史使命感，指出“这无疑是跟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所强调和提倡的‘经世致用’有着血脉的联系”；其次表现在情感方式上崇尚两端中和的人伦之美；此外还表现在致思途径上讲究整体直觉的诗意表达。文章把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台湾社会的总体思想文化背景相联系，从文化学视角对台湾当代文学的民族化进行审思，是一篇比较全面细腻的学术论文。
   虽然近年来对于台湾文学的思想文化现象进行关注和探讨的学术论述为数不少，但其中确也表现出一些对以往研究成果浅层重复的问题，而黎湘萍的《战后“双城记”——光复初期上海与台北的文化政治》(13)则是一篇对这一课题研究有较大突破的文章。作者指出，“学界早已有人倡导应该在整合的中国文学视野中研究台湾文学。但要具体落实到研究实践，尚缺乏丰硕的成果。”“一般都是把‘大陆’当作一个不言自明的背景来处理……另一方面，在两岸有关台湾文学史的专着或论文当中，虽然学界用力甚勤，但把台湾文学‘融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变革的潮流中进行深入观察的成果也不是太多。”本文明确提出要对近代中国已逐渐形成的“两岸三地”的文学地图，亦即以大陆为“中军”，以英式殖民地香港和日式殖民地台湾为“两翼”的文学格局的分合关系进行整合研究，主要讨论“战后‘光复初期’(即从1945年到1948年间)在上海和台北两地媒体上有关文学、文化问题之论述的相关性极其类似的语境”。文章提出“文化政治”这一概念，把文化与政治以及在这两者影响下的文学现象联系起来，从深层的文化的政治的背景中挖掘文学现象的根源所在。特别是作者借用了“双城记”这一意象， “从‘上海’和‘台北’两个都市入手去研究中国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两岸民族分裂前的文化状态，从当时媒体所呈现出来的相关论述去寻找连接这两个都市的文化人的精神纽带，进一步了解当时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了解对台湾来说，‘中国’如何由‘母亲’(祖国)演变为‘他者’，而进步的知识者如何揭破这一笼统的认识误区等等问题”。
   四、乡愁／思乡文学研究
   正是因为台湾有着种种独特的政治历史背景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背景，在台湾，乡愁／思乡文学占了很大比例。尽管乡愁／思乡文学研究相比较而言并不是2001年的重点，但仍然有一些值得关注的论述。
   路晓冰、王殿斌的《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浅谈余光中作品中的思乡情结》(14)以余光中为对象，论述了在台湾作家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乡愁问题。乡愁可以说是余光中作品最基本的主题，其原因在于海峡两岸长达半个世纪的隔绝和台湾文学独特的创作氛围。虽然中国自古就有怀乡文学的传统，但是以往的不少离别，事实上都是出于个人主观意愿或者经过努力可以被改变的，然而台湾与大陆的隔离却并非如此，这种隔离是被迫的，而且改变这种态势的时日也不确定。因此在整体的大的社会思乡情绪中，自然会有大量思乡文学产生，而且这种思乡情绪必定盛于以往。余光中本人独特的动荡、坎坷的生活经历也促成了其大量思乡诗作的生成，其作品的思乡情结实质上就是一种大陆情结、中国情结。
   王宗法的《谈当代台湾文学中的乡愁诗——兼评焦桐的〈大陆的台湾现代诗评论〉》(15)也分析了乡愁诗在今天的台湾盛行的原因，即前50年被殖民造成的有国不能投的惨境，近50年来两岸政治状况造成的有家不能归的困局。文章对当代台湾文学中的乡愁之作进行归纳，从小乡愁到大乡愁乃至文化乡愁，在表现乡愁的题材上比起传统之作有明显的拓展。本文联系古代文学传统和台湾独特的文化氛围剖析了台湾当代文学中乡愁诗的独特内涵：从怀乡思亲到盼望民族的团结、祖国的统一，因而蕴涵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愫。
   五、都市文学研究
   随着台湾地区社会形态的都市化，都市文学已跃居台湾文学主流。这个历史上充满悲情的美丽岛如今已经变成了都市岛，城市已成为当代人真实切近的生活空间，而城市生态也为生活在城市的作家供应文学思考和想象的资本。都市文学的兴起已成为当代台湾文学最为重要的潮流之一，它意味着文学重心从乡村向都市的转移。正是因为都市文学在世纪末的兴起，都市文学研究也成为了一种风尚。朱立立的两篇文章《台湾新世代都市小说初论》(16)和《台湾都市文学研究理路辨析》(17)就是对台湾都市文学进行的不同层面的探讨。前者论述了台湾新世代都市文学对田园怀旧主义的批判，描绘复杂暧昧的都市感性，青睐公寓与大东区这一都市化空间等重要表现特征，并通过列举台湾作家对于都市文学的论述指出，“都市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既宽泛又确定，应用起来颇具弹性，认知上也是有难度的。后者则借用了雷蒙德·威廉斯在The Coun-try and the City一书中诠释英国19、20世纪英国乡村田园文学模式如何转变为都市文学模式的研究思路，侧重于辨析台湾都市文学论述的理路，在各种学说的论辩中分析台湾都市文学的样貌，引发对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文章着重讨论台湾都市文学批评的多种类型及其种种差异，并试图更确实地认识当代台湾文学思潮的脉动。作者特别回顾了城市文学兴起的历史，并将西方国家几十年前兴起的都市文学与当今台湾都市文学的背景、过程及其特有的“城市-乡村”二元对立的状况作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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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通俗文学研究
   通俗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大陆读者接触、了解台湾文学主要就是从大量通俗文学开始的。如今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关注出现了一个颇耐寻味的现象：为数众多的普通大众读者对于台湾文学的认识依旧停留于以言情、武侠等作品为代表的通俗文学，而学者们却无暇或较少顾及通俗文学的研究。方忠的《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台湾通俗文学》(18)则对此表现出了可贵的学术关注。文章首先回顾了通俗文学在台湾发展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通俗文学，其繁荣或衰弱也都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既而作者又归纳了导致通俗文学产生的诸多因素，而在诸多因素中，中国文化传统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台湾通俗文学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表现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其影响可以在具体作品中洋溢着的大量的儒、释、道思想中找到答案。作者在文中还指出，通俗文学作为台湾当代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地代表着台湾广大民众的文化和文学消费的质量与水平，而它的价值在当今台湾社会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作者从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文化学以及纯文学的角度分别阐述了通俗文学的价值，以引起学界以及大众的广泛重视。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台湾通俗文学在品位上存在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七、女性文学研究
   时钟轮转到世纪末的时刻，随着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女性受教育比重的增加、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女性文学出现繁荣局面，女性文学研究也逐渐升温。女性文学中包含了大量的女性情感和女性思想，而这些思想情感有很大一部分曾为我们所遗忘。刘红林的《试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19)是2001年比较重要的研究女性文学的一篇论述。作者首先阐述了当今社会中的女性地位以及女性对于自身认识的提升，打破了原有的“男性眼中的女性”的模式，“女性作家对女性的身体和性心理、性快感、情欲发动方式等等，都有比较严肃的讨论。她们用文学形象展示女性隐秘的性经验、性心理，凸现出女性被压抑的情欲状态，并以无所畏惧的叛逆姿态向历来是男性霸权的情色禁区发起大胆冲击。”作者列举了一系列女性作家作品如李元贞的《爱情私语》、袁琼琼的《苹果会微笑》、苏伟贞的《沉默之岛》等，以进一步阐释女性作家已经开始充分认识到自我具有女性这一身份的观点。当然，作者也列举了一些与这类女性文学相异的观点。文章在对女性作家笔下的同志文学进行了初步探索后，指出“台湾女性主义文学对身体自主的追求是大胆的，前卫的，它叛离政治主流，抵拒国家、社会的宰制，颠覆父权传统下重抽象理性轻实体感官的观念，在资本主义开发的欲望中追寻自我。女作家们在女性情欲和同性恋议题上的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错综复杂地显示出解严、资讯爆炸、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主导下台湾的意识形态纠葛和两性所面临的价值冲突。但无论如何，女作家们旁若无人、具体入微的女性书写，都反映了她们摆脱父权阴影的决心，都是她们对解放的礼赞。”
   八、同志文学研究
   同性恋现象存在已久，但近代以来被当作了一种另类现象，甚至连此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变得相对少有。近年以来随着话语环境的日渐宽松，同志题材的文学作品渐渐增多，对此类作品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出于种种原因，大陆学者对这类文学作品研究的论述还不多，而陈思和的《凤凰·鳄鱼·吸血鬼——试论台湾文学创作中的几个同性恋意象》(20)却是一篇比较成熟的探讨同志文学的文章。作者在文中写到：“台湾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同性恋描写相当普遍，但在现实社会及其以异性恋为样板的婚姻道德中，同性恋仍然属于边缘性的现象，同性恋者的生存环境处在通过不断斗争来争取逐步改善的努力之中，这种边缘性的观察视角与自我挣扎的人性态度，与作为社会时尚的流行话题，在文学创作中形成巨大的张力。”凤凰、鳄鱼和吸血鬼几个意象分别来自于白先勇的《孽子》、邱妙津的《鳄鱼手记》和洪凌的《异端吸血鬼系列》。对例如同性恋现象及由此产生的同志文学等所谓“另类现象”的关注事实上也必定会带来除纯文学以外的关注，本文就是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后期“解严”前后台湾文学创作中这几个同性恋意象，探讨台湾社会正统道德下同性恋文化暗流的处境。在同志文学还不太被关注的今天，本文的出现无疑是对这一课题研究的一个推动。
   九、具体作家研究
   2001年在具体作家作品个案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不错的论文出现。刘红林的《试论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魂》(21)着重分析了黄春明小说中最具震撼力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把黄春明的小说定位于民族文学的代表和旗帜，称其为“负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文中指出：“黄春明小说上述思想上艺术上的成就广为人们称道，但这些还只是其小说的表层或浅层结构。在笔者看来，最具震撼力的是黄春明小说最深层的涵义结构，即其所创造的文学格局的内核，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承续和流变。换言之，这些小说深蕴着一颗中华民族的文学魂。”文章归纳黄春明小说中的民族传统人文精神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以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为核心的忧患意识；2、对民族精神和传统审美理想的张扬；3、深挖国民性格的劣根性，从深层挖掘了黄春明小说的思想意识。潘峰的《姚雪垠与高阳的历史小说之比较》(22)，比较、整合了在同宗、同源的两岸文学形成的同中有异的文学景观下，姚雪垠和高阳各自的历史小说中的历史观、文学观的特点及他们对于历史不同的叙说方式，从中反映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规律。由于两岸长期阻隔加上二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人生经历，二者的创作态度亦截然不同。文章分析了高阳独特的家庭出身所带来的贵族情绪以及在这种情绪下所产生的历史观。由于个人经历不同，他不像姚雪垠具有那么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的历史小说中对历史、社会以及人生都少有历史的沉重感和人世的沧桑，而是着眼于历史生活的古朴、儒雅，超脱于历史人生之上，追求一种清新委婉的人情美，以人情化和世俗化灌注在历史人物身上。本文选取同是创作历史题材作品的大陆作家姚雪垠与高阳作比，通过比较来凸现二者不同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更清楚地阐释了两岸不同文化历史背景影响下产生的同类题材作品的不同特点。刘登翰的《台湾作家的香港关注——以余光中、施叔青为中心的考察》(23)角度更为新颖，作者看到20世纪中叶以后台湾、香港两地文学的相互影响通过文学思潮、作家作品和人员交流予以实现。作者选取了70年代先后移居香港的余光中和施叔青二人为样本，展现了台湾作家进入香港后给香港文学带去的新的影响。正是他们跨文化的人生背景和写作视野使他们在香港这座跨文化的国际城市中取得优异的创作成就，成为两地文学结缘的代表。不光余、施二人，进入香港的台湾作家，都在以其台湾文学经验融入香港生活的创作中，介入了香港文学，把自己的文学影响深长地留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期间的文学创作会作为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载入史册，他们在汇入香港生活的创作中所获得的一份新的文学经验也将成为香港文学的财富而被继承下来。通过本文，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两岸三地相交融的大的文学观念早已不限于仅把大中国作为一个背景，而是切实要深入揭示三地文学之间的相互关联，才能拓展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
   (1)《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1期。
   (2)《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4)《汕头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5)《华文文学》2001年第1期。
   (6)《福建论坛》2001年第1期。
   (7)《安徽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8)2001年7月31日《文艺报》
   (9)《东方论坛》2001年第1期。
   (10)《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4期。
   (11)《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12)《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3期。
   (13)《东方文化》2001年第5期。
   (14)《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5)《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4期。
   (16)《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
   (17)《东南学术》2001年第5期。
   (18)《台湾研究》2001年第2期。
   (19)《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3期。
   (20)《南方文坛》2001年第3期。
   (21)《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2期。
   (22)《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3)《福建论坛》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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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春：台湾文学的“悲情”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9日 新京报

张大春是台湾重要的小说家，更是重要的文学评论家，在他的理解中，文学的边缘化已成现实，但对年轻一代的写作，他依然充满信心。 　　 　　 　　张大春重要作品书影。 　　不能片面理解台湾文学 　　新京报：台湾的文学一直以来受到台湾整个社会背景、历史进程的影响很大。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一些独特的文学作品，那么是否可以说台湾文学大部分都是一种写实的文学？ 　　张大春：这是一种不对的，或者说不全面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把台湾文学作品在某些以报纸、杂志媒体为主流的取样当作全部的状况。 　　因为台湾的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基本上是以大众传播媒体作为主要的场域，比如我们没有太长久的同仁杂志，也没有太丰富的公共文学领域和园地。实际上，台湾的文学跟美国一样，最通俗，最类型化，最容易辨认的作品都是占主要的。 　　可能我们在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应用方面有较大的差别。70年代台湾有好几个文学辩论，在这些辩论前后，写实文学似乎走上了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 　　可以说，台湾的确在文化精英所倡导的文学品位上，有很大量的西方写实主义的影子，而且这种影响持续长达数十年，一直从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在文学场域里面是非常主流的一种价值。 　　先上岸的都是垃圾 　　新京报：现在台湾文学被介绍到内地的多为畅销小说，比如网络小说，玄幻小说等。一般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反而介绍得少了。出现这种现象是否与台湾目前整个文学发展趋势有关，也就是说创作严肃文学的人少了？ 　　张大春：你到过海边就会知道，大浪打上来，先上岸的都是垃圾。因为，有一部分人会先注意到市场，先注意到赚钱。踏浪逐潮的作者，总是顺应着市场的变化、流行的趋势在行动的。但我们同时代的严肃作者都还在默默地写，也许发表的园地少了，但是却没有人停下来。 　　新京报：那年轻一代的人还在坚持着严肃文学的创作吗？ 　　张大春：当然有。我最近才在我的电视节目中采访了一个年轻的作者。她得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好极了。幸运的是，她得奖之后，没有再呆在台湾。这样就没有人向她约稿，她也不需要写应酬文字。她离开了这个文学社群，与台湾形成了一段距离，这样更利于她做一些思考。 　　我从来不认为现在台湾严肃作品的作家会减少。虽然流行的作者比较多，但80年代出生的人，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比比皆是。 　　新京报：在台湾文学历史中，报纸副刊曾经是台湾文学发表的重要阵地，不知道这种现象如今是否还存在？ 　　张大春：现在我们不需要大众媒体。过去像我们这辈的作家很多都在报纸上发表过作品，但现在还在报纸上发表作品的都是二三流的作者。他们为了大众媒体的需要，关注的话题都是现在流行的，所写的文章往往都是同一个话题。 　　现在的媒体背负着特别大的商业压力。报纸经营不好，老板就会说副刊太难看了，就会不断地让副刊去适应流行的文化。纯文学的刊物，也因为老一代报人的凋零，而下一代人又不太重视文化，文学。所以，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就越来越短，图越来越多，能容纳的好东西就越来越少。 　　台湾文学有“悲情”情结 　　新京报：谈到台湾文学，很多人都不可避免地谈到内地文学传统对台湾文学的影响。你认为台湾文学受到内地文学传统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大春：这需要分好几个层次来看。从历史的层次上来看，我认为我们永远不能摆脱过去两千年以来的古典文学传统。哪怕一个人他不是中文系毕业的，或者他对古典文学没有多少的了解，但在家庭教育中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一些旧时代的文化营养。而在现当代文学层面上来看，台湾文学受到内地文学的影响则稍微会少一点。阿城、莫言、格非、残雪、苏童和余华等一些作家的书在台湾可能卖不到3000本，但他们对于文学社群还是有影响的。这种影响表现在作品风格、题材以及写作手法上。 　　新京报：那么你认为台湾文学自身的特点是什么？区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学有什么特质。 　　张大春：我觉得没有办法一言蔽之。但台湾文学从被殖民的处境走出来，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有很多台湾文学内在还走不出这个被殖民的“悲情”，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我把它称为一种特有的“悲情诅咒”。 　　本报记者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