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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图片：钱穆夫妇
一
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上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了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到魏晋时终止，再无心醉神迷之处。在告别前，他推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在刚刚开张的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里，我找到了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我对于钱穆的身份仍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身份不明。
新文化运动中让我沉醉的是他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传统一股脑儿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进步”，在我们的词典中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大学与中学政治课是多么空洞乏味，我们其实都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的信仰者，我们要不断拋弃陈旧，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中国传统看起来早已无力面对现代挑战，我们何须要了解与学习它。鲁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没了印象，却始终记住他对青年的告诫——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传统”与“现代”在我的谈话中被滥用，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任何“传统”都是阻碍，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在我阅读所及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钱穆混杂于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却似乎从来不与时代旋律相关，他是少量对旧世界如此钟情的顽固派，在李敖的记录里，他在晚年时还为蒋介石唱颂歌……
对钱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罗老师在我内心短暂地激起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期热情也迅速消退了——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我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看起来毫无关联，阿诺德·汤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二
是史景迁促使我再次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兴趣。“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对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的书评中，史景迁询问说，“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在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却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碍的时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安。
这些危机有一些来源于古老的传统，另一些则是由于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时代所带来的。人口的快速流动、相对价值观的普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这一切却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依赖不同的方式寻找独特性，撒母耳·亨廷顿最近写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土尔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俄罗斯处于‘深刻的独特性的危机’……”
中国依靠的是什么？在这一轮“中国热”中，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人像40年前的日本人一样蜂拥到世界各地，拍照、购物、参观历史遗址……成长的经济力量赋予中国人一种新的自信与不切实际的骄傲，但他们身上却看不出令人欣赏的品格，生气勃勃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力、却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魅力。更紧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与由众多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失去他们的灵魂，金钱作为这个社会运转的主要润滑剂与兴奋剂已被过度使用。
历史最终还是报复了我们。我们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历史，将世界看作一幅实用主义的图景，把任何事物都当成了手段，最终我们要承担缺乏生命意义的痛苦。
钱穆心目中的中国则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样是课堂时光，我在为历史不可避免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而钱穆则在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信任网络的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来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三
好笑的是，我对钱穆的缓慢了解，是从这两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开始的。在邓尔麟那本198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著作中间，印刷着十几幅钱穆家乡无锡七房桥的黑白照片，水乡气息与中国古建筑的上翘房檐，亲切不已。到无锡时已是夜晚，小雨仍未停。霓虹灯与汽车烦躁的鸣笛声，打破了我的遐想。那些丑陋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又出现了，几层的小楼，白色瓷砖墙，深蓝色玻璃，中国所有的市镇，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西部还是东部，总是惊人地雷同。在这座盛产文人风雅的城市，同样到处都是房地产的广告，园林风格早已被遗弃，人们最热心的是“剑桥风格”、“北美别墅”。毫无例外，市中心被太平洋百货这样的购物中心占据着，在路边散步时就像走在缩小一号的上海淮海路上。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路，没关系，麦当劳总是处于市中心，而离麦当劳不远处必有一家肯德基连锁店。历史悠久的无锡小吃店与麦当劳遥相呼应，圣诞节刚过，给我们端上灌汤包的姑娘们都戴着红色的帽子，她们都在为圣诞老人尽未完成的义务。夜晚在东林书院的遗址喝茶，雨打窗外的竹林沙沙作响，400年前的读书人也正是在同样的情景下谈论国事的吧。世界早已改变，我们身后的一桌人正在谈论他们的新生意，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兴起的商业用语弥漫着整个空间，他们在说“团队精神”、“执行力很重要”、“细节决定成败”……临睡前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都在进行卡拉OK大赛，年轻一代们都在把不费吹灰之力的一夜成名视作人生理想。
第二天清晨，我们前往七房桥。在钱穆成长的年代，从无锡县城出发，如果走水路，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到达钱家门前的傲啸泾，这是由钱穆的祖先所修建。这个家族漫长的历程，正是中国社会的一角，它之所以能够面对种种社会动荡，是因为家族遵循着“礼”，它为家庭生活提供准则、价值观，它为弱小的人群提供救助，当“礼”由家族扩展到整个社会时，它就变成一个国家的准则，支配着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这套价值还可以应对19世纪末开始的、被张之洞称为“三千年为有之大变局”吗？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兰波式人物邹容称为“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依旧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
16岁起，他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接下来，他展现了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径。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未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一个世界。他是一名伟大的自我教育者，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难能可贵的是，他似乎从未从线装书中逃遁，远离现实的痛苦。他也从未将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是由特别的历史际遇与地理环境所致。它的内在生命力，可以保证它在面对各种挑战时，仍能保持自身，最危险的情况是，我们忘记了保持这种内在生命力。
自小迷恋司马迁的钱穆相信，没什么比历史更能寄托中国人的智能与情感。在抗日战争最为激烈的1937年与1938年，钱穆手不停挥笔写着《国史大纲》，它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时，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像邓尔麟一样，我大学的那位老师也称《国史大纲》是“国家的骄傲”。
四
钱穆的故居如今是一片空地，昔日五世同堂的旧宅只剩下残缺的根基，冬日雨后的灌木蔓延其上。“我们一直想重修它。”钱煜对我们说。他称钱穆是他叔公，在1949年钱穆离开前，他经常见这个很有学问的叔公在小巷里散步，“他矮矮胖胖的，对小孩子很好。”
钱穆在1949年之后的故事，似乎更为单纯，他成为了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领导者。在马克思的线性历史论支配了中国时，他的思想不仅不合时宜，而且应该遭受批评。
我去了桂林街，这是香港九龙的拥挤之地，像半个世纪前一样，这里仍是贫民窟。1949年10月时，钱穆与他朋友们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余英时是二年级第二学期来此上课的。他在1950年春天从北京的燕京大学来到这里，他发现“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而钱穆给他的第一印象则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象把你的心都照亮了”。
在这个租来的三个单元两层楼仅有的四间教室里，钱穆想保存中国文化的气韵。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余英时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他病了。他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所有的痛苦。
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的故事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在他的家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侄子钱伟长比他更声名显赫——他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人大副委员长。
但如今，一切似乎又转变了。北京的书店里摆满了钱穆的著作，他对孔子的理解，注释的论语，对中国历史的再考察，甚至他在新亚书院时期所随意写的小文章都被整齐地收集好，精美地印刷出来。钱穆的历史哲学甚至都与西方主流的后现代历史观有了关系——历史不是对规律的探索，而是对意义的寻求。
但是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崩溃。没人再以君子为楷模，人们把道德理解成不切实际的空洞话，只有利益才是理解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钥匙。钱煜说，一位本地企业家想出资重建钱穆的故居时，镇政府却要求，这笔钱必须通过政府来使用，计划落空了。
社会也充满了重振儒学的口号，但那种粗暴的复苏传统的方式，像是一出滑稽剧。风范可以被传递，却不能被机械地模仿。中国传统看起来就像是博物馆中的展品，人们不知道如何赋予它现实的生命力，尽管人人都觉得这很迫切，中国的古典思想可能给我提供一些令人振奋的启发。（来源：兰州大学网站）
附：钱穆个人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国学大师，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中小学。36岁时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以辩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误，震惊北京学术界。同年任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后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齐鲁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昆明五华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1949年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移居台北，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所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著作辑为《钱宾四先生全集》，凡甲、乙、丙三编，计56种54册，约1500万字。其中《先秦诸子系年》为钱穆的代表作。（来源：中国学术论坛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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