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莫言[管谟业宗长]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中华管氏文化促进会在线]专栏贺！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2 19:33:00

莫言：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　　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那一场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改变了20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文化的格局，也对未来中国文化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小说家莫言则是这场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和重要的精神代言人。从《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粱系列”的发表到现在，莫言以自己特有的叙事方式、语言风格和蓬勃的文学创造力，在同时代作家中脱颖而出。作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并未因其小说形式上的先锋性，而放弃对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境况的关注，同时，也并不因为对写作的伦理承诺的恪守，而把叙事艺术处理为一种简单粗劣的道德美餐。而这两个矛盾方面，正是当代中国作家难以解开的死结。莫言以其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智慧，为解开这一艺术死结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通过《红高粱》《欢乐》《天堂蒜薹之歌》《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等杰作，莫言以一个作家特有的立场和方式，有效地介入了当下中国的现实。莫言的写作，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同时也传达了古老中国的内在精神和声音。这位中国北方农民的儿子，用他语言的犁头，犁开了古老中国乡村沉默的土地，从大地的深处开掘出钻石般光芒四射的文学矿藏。莫言笔下的中国大地，是一个苦难与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密林。莫言的小说叙事，有力地披开了现实中国致密的荆棘丛，小说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活力和欢乐的世界。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清晰而又精确的缩影，其间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惊心动魄的生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的否定性的一面与肯定性的一面同在，正如死亡与诞生并存。
　　莫言不仅是中国经验的杰出表现者，同时也是古老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忠实传人，更是现代汉语文学表达的创新者。他的小说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同时又闪耀着强烈的现代主义精神光芒。他把典雅的古典气息与奇异的现代主义氛围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文坛上特异的“莫言风格”。当他站在现代精神的高地上俯瞰脚下古老的土地时，他笔下的中国形象变得更加清晰，更加触目惊心。他把肖洛霍夫的恢弘、马尔克斯的奇幻、拉伯雷的狂欢、蒲松龄的诡异、冯梦龙的清澈、段成式的庞杂、果戈里的诙谐和雨果的道德感融为一体，他的小说语言激情澎湃，宛如黄河泛滥，冲刷出一片全新的语言河床，在现代汉语写作史上留下一道罕见的语言奇观。
　　对于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来说，赞美之声无疑是不绝于耳。事实上，他更需要的是批评。不过，在真正的批评到来之前，先让我们祝贺一下，为莫言，为现代汉语文学。
　　张闳（文学评论家）

　　沉默者的胜利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
　　2012年10月11日19点，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人首次摘得该奖项中的文学奖，百年来的遗憾终于圆满。然而，一些人会有新的遗憾，因为莫言除了小说写作外，在公共领域几乎是位沉默者，这被认为是背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倾向”。不过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超越党派、超越政治。”
　　莫言饱看了太多中国农民的忧伤和苦难，以致将悲伤与愤怒打扮成无动于衷。我见过对莫言小说最好的一句话评论是：“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不具备同情自己的能力。”这绝非指责莫言没有悲悯，相反，喜欢佛学的他，无论言谈还是写作，都充溢着人道主义情怀，只是不肯露骨而已。
　　人们常常认为，只要名气足够大，又能写字，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一种误会。就公共问题面向社会公众写作的知识分子，才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不是。莫言恰好就不是。
　　三年前，莫言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讲过“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遇国王”的故事。他说“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为什么？也许因为在艰难时代长大的他，深知驯服中藏着牺牲与妥协的意味，而这同样需要勇气战胜自己的骄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像一颗种子从岩石缝里长出来，渐渐长成树，他不会让自己轻易跌下悬崖。
　　莫言曾经做过一个关于自己创作源泉的报告，他说：“饥饿和孤独跟我的故乡联系在一起。在我少年时期，吃不饱、穿不暖，牵着一头牛或者羊，在四面看不到人的荒凉土地上孤独地生存。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源泉”。饥饿和孤独是莫言创作的源泉，农村和农民则是他创作的对象。莫言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高密东北乡，一个未必漂亮但足够厚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上帝、总督和平民都是他，当然还居住着存在或不存在的父老乡亲、远朋近友、生人亡灵。
　　关于文学的理想主义，莫言说：“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在我看来，莫言深爱也深恨的是农村，不是城市，而政治主要是在城市里展开的。因此，他的普世价值，指向的不是政治，而是土地。
　　莫言获奖，是他个人作品的胜利，也是一个沉默者的胜利。对部分中国人来说，这胜利似乎略有点疲软。
　　不过没关系，莫言没有站在墙的那边，他退缩到自己的文学王国中去，不做勇士，但也不是隐士。在他的小说中，仍然充溢着对历史、对现实苦难的揭示。
　　宋石男（时评人）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2 19:34:06

莫言笔名源自喜欢讲真话称写小说时他胆大包天

原标题 [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莫言讲起创作生涯我是怎么成为一个作家的]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
　　7年前，莫言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时，得知喜讯的父亲曾这样问他。如今，莫言又获了2012诺贝尔文学奖，不知道父亲会作何感想。
　　那个在高密山头放牛的“炮孩子”，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今天，回过头去听听他的自述，你也许会更了解他。
　　（以下为记者根据莫言当时演讲整理的文字，有删节）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
　　他讲，当时他在济南的时候，认识一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这个作家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顿吃饺子。
　　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
　　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够写出一本小说来，我是不是能一天三顿吃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了。
　　我后来把村里面的书借来看了以后，头脑当中才真正有关于文学的概念。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种古典章回体的小说。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
　　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的家里带来了很多的麻烦。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有一种偏见，我觉得文学艺术，它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中恶的部分。
　　所以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
　　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指《生死疲劳》），写了一个后记，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想象力是饿出来和吓出来的
　　我的想象力还是不错的，为什么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
　　我小学五年级就被学校赶出来了，就一个人牵着两头牛放牧。那时候我就能从牛的眼睛里边看到自己的倒影。有时候躺在草地上，看到天上的白云，听到鸟叫，听到周围青草生长的声音，和大地发出的气味。这种跟大地接触的机会，这种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直到现在，我依然动用的还是我二十岁以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岁以后的东西，基本上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来接受的地方。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离写出《聊斋志异》的蒲松龄的故乡也不远，隔了三百多里路。
　　我听老人讲了很多很多关于鬼神的故事，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死人非常多。我们村子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一出门就看到原野里有鬼火在闪烁，而且经常有各种各样火一样的球在天空中飘来飘去。我当医生的姑姑就告诉我，这是狐狸在恋爱。
　　人一旦进入这种环境，就会有一种恐惧，你就觉得你周围充满了一些神秘的生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常听到脚后面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
　　人的想象力就这么出来了。
　　方言土语进入我的小说叙事
　　我的小说语言也是比较庞杂的，这里面既有古典的书面型的语言，也有一些读西方翻译过来的小说这样的语言，更多的还是来自乡土。
　　我们山东话的许多方言土语，一旦写到书上，是非常典雅古朴的古语，反而能够被人理解。我们说一把刀锋利，不说锋利，而说“风快”。说一个姑娘漂亮，也不说漂亮，我们讲“奇俊”。说今天天气很热，我们不说很热，而说“怪热”。这些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完全可以看得懂，而且有非常强的感染力。
　　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就是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不能仅仅把方言土语用到小说人物的对话中，而要把方言土语用到叙述中。
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可以从他的公开演讲和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专访时窥见一斑。
　　结构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有多重要？
　　长篇小说结构很重要，每次在构思时都在结构上挖空心思，希望能用跟以前的小说不一样的结构，来讲述一个故事。我有很多精彩的故事，迟迟没有动笔，就是因为在思考结构问题。
　　为什么这个《蛙》写了十五万字又放弃？就是因为结构没想好。如果用编年史的方法，那小说篇幅会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50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
　　这大大开阔了中国这批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粱》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文学真正的丰富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里汲取了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为获奖，作品特意贴中国标签？
　　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
　　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我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
　　一个作家不可能把自己的写作追求限定在一个什么奖上，也没听说哪一个作家为了得什么奖调整了自己写作的方向，改变了自己写作的方法。而且，即便你想改变，变得了吗？
　　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本报记者　庄小蕾整理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2 19:41:31

中国文艺界：莫言获诺贝尔奖是对中国文学肯定

（2012-10-12）

● 黄慧敏 http://www.zaobao.com/zg/zg121012_002_2.shtmlnghuimin@sph.com.sg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大陆文艺界人士振奋，认为这是对中国文学，中国文明和成就的肯定。但与此同时，一些争议与杂声也伴随而来。

　　在莫言得奖消息被证实后，各界的祝福话语充斥了整个中国微博。中国作家协会盛赞莫言的作品“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李师东昨晚受访时也肯定地指出：“莫言的作品想象力丰富，蕴藏深层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充满创新意识，文学成就是公认且有口碑的。” 　

　在海峡彼岸，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也公开肯定，像莫言这样一位从中国泥土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能够被世界所拥抱，意义非凡。　

　不过，也有反对者批评说，诺贝尔文学家颁给官方色彩浓厚的畅销型作者，是该奖项内在标准的下滑。

　　由于中国作协具有官方背景，中国舆论界以及体/制外知识分子常质疑协会作家的政=治立场，认为他们的创作亲=政.府，作品未能真实反映中国现实。　

　　　但李师东强调：“副主席只不过是一个名衔。人们不该因此抹杀莫言的文学成就。莫言的作品政治性其实不强，突出的是他作品的地域性和民族特色。他得奖是当之无愧。”

　对于外界的批评，莫言昨晚接受媒体访问时回应称，不论是批评或支持，他都将视之为帮助。这些争论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让他更清楚地看到自己。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上世纪以来也产生过不少深具影响力的作家，但中国作家始终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让部分中国公民相信诺贝尔奖组委会对中国存有敌意。　　

　　随着莫言成功夺奖，中国政府与舆论对诺贝尔奖的不满，预料也将有所缓解。部分舆论甚至认为，莫言得奖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崛起有密切关系，反映了国际大趋势。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昨天就在其微博上写道，获奖属于莫言个人的成就和荣誉，以及他的幸运。“（但）如果有什么他个人之外的东西，这个奖或许说明，随着中国更加强大，并非只有反体制者才有被西方社会接纳的机会。中国的主流不可能长期被拒绝。” 高行健是彻底被中国排除在外，所以高行健他作为一个诺贝尔奖文学得主所应该散发出的精神力量，是被一个防火墙所彻底挡住。今天我们看到一个就站在泥土上，被他的泥土和被他的高粱田所拥抱的这么一个人，就在你国内得奖，也许他就把门打开吧，多好。

——台湾文化部长、知名作家龙应台对于这个结果也有一点意外，诺奖往常都是比较青睐自由作家，像莫言这种官方色彩浓重，甚至称得上畅销的作家获奖，我想只能说明一点，诺贝尔的内在标准、艺术水准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甚至是下滑。这个也是和世界文学水平的整体下滑密切相关的。可以说，诺贝尔评委也要被迫适应这种格局。可以说，赶上这样一个时间算是莫言的“幸运”。

——中国文化学者朱大可他是如此擅长讲述精彩的故事！

——莫言作品的瑞典译者、瑞典汉学家陈安娜

我之前说中国十年内出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这次莫言能够获奖恰恰说明了评委会对文学标准的重视。莫言很大气，没有那种私人化的写作。他的作品关于人的命运、处境与人的关系，很深刻，很有力度。

——文学评论员白烨

没必要为莫言获奖而兴奋过头，因为此前已有一个中国人得过了。 ——资深媒体人章文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3 11:00:03

http://bbs.home.news.cn/2012-10/12/c_123814479.htm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3 12:32:46

莫言：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
发布时间:2012-10-13
作者:张清华

　　与几年前比，莫言最大的变化是头发少了。他的额头原本还有些头发，现在变得稀少多了。记得四年前，当我与一位朋友在北京平安大街的一家咖啡馆里与他见面的时候，他的一绺额发上，居然还别着一只不易察觉的黑色发卡，那是用来固定从一侧梳过来的头发的。如今，他那硕大的头颅，我感觉是越来越大了。

　　保持飞行的高度

　　莫言的作品总量接近六七百万字了，其中长篇小说已经超过了十部。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数目。一个伟大作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他是否在其庞大的“作品家族”之上，建立起一个属于他自己独特的“作品世界”。在当代作家中，莫言最具有持续的创作能力。与大多数同代的作家相比，当别人已从一个抛物线的高点逐渐降落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足够飞行高度，而且呈现出惊险的高难度动作。

　　可以说，正是由于莫言和他的几个同代作家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才保持了其精神的屋脊和应有的高度。

　　这不是危言耸听。196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们，虽然富于不俗的文学观念和新鲜的技巧，但在构建伟大作品的能力上，在创造规模叙事和表现宏大理念方面，却给人以孱弱之感，格局总有些狭小。这使得标注当代中国文学之精神高度的重任，始终压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身上。

　　按照“代际”与创造力的正比关系来说，不但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们已逐渐度过了黄金年华，就连下一个年代的作家们，也已经渐渐步入中年，可是格局还是依然未变。这是很有些尴尬意味的。

　　与土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莫言有着吃不饱的贫瘠的童年，却也有着一个富有和奢侈的童年。对于一颗敏感的心灵来说，他的喑哑黯淡的乡村所给予他的财富，同给予他的苦难和挫折、压抑和饥饿一样多。除非土地，什么东西可以这样慷慨？可反过来说，哪里的土地不是一样博大和宽厚，谁的童年不是一样地相似，归根结底是缘于他那颗心。

　　莫言和土地的关系是这样一种“紧张”的关系：他对土地的爱和“恨”几乎是一样的多，是土地给了他丰厚的记忆、经验、才华和灵气，但也是土地给了他磨难的童年、贫瘠和残忍的心灵创痛。宗法世界的温情与暴力、善良与恶毒、希望与幻灭始终是一样多的。和鲁迅等先代作家所经历的一样，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催动着他的爱心和激情，去书写那拯救和沉沦、创造和死灭、批判与颂扬的博大命题。

　　这是非常奇妙的，犹如一座神殿的建立和一扇魔窗的打开：世界的绽放、存在的敞开和生命的起舞，都是自动涌现的，莫言看到了这个深邃和生机勃勃的世界，也更无遮障地深入到人的内心世界之中。就像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所写到的那深秋大地上的爱情故事，还有少年的“牛犊恋情结”一样，它们在高密东北乡的地瓜和萝卜被烧烤出了芬芳的气味之时，达到了幻想中生命的高潮——“透明的红萝卜”是什么？是少年“黑孩”渴望成人的、在他潜意识中突然勃发起来的“性能力”的隐喻，这能力后来由于两个成年男性——“小石匠”和“小铁匠”的两种不同的优势（压抑和去势）而消失，留下了难言的抑郁和怅惘。人类学的思想使这篇小说成为了足以触及人性最隐秘之地的诗，但这是一首人人都感到美妙、却很少有人曾经真正读懂的诗。莫言在这里完成了一次“人类学场景”中关于“儿童性经验的合法书写”，他没有简单和庸俗化地理解弗洛伊德，就像人类学家没有庸俗地理解弗洛伊德一样。

　　我相信这是天赋，是对人性最富敏感和深邃的理解能力所导致的，是丰富的民间文化、乡村生活经验、原始思维在土地神话和乡村传说中的广泛遗存所影响和铸就的。从这个意义上，是莫言首先复活了当代小说中的“大地”，使它显现出繁茂的生机。“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世界”，即是这大地的显形和载体。它对莫言的小说写作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代小说的标高

　　莫言迄今最重要的作品应该是这样几部：长篇处女作《红高粱家族》（1986），又十年之后的《丰乳肥臀》（1995），新世纪之初的《檀香刑》（2001）。这既是他创作的个人峰值，也堪称是当代小说的若干标高。

　　《红高粱家族》好比是一场旋风，搅乱了当代文坛原有的沉寂，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它的激情洋溢夹叙夹议的叙述，不断来回颠覆和穿插倒置的时间线索，它所塑造的集土匪和英雄于一身的充满野性生命与创造力的人物，它的民俗文化与民间精神的狂欢式的张扬，它对现代和当代历史的原始真实的追思和逼近，它对这一历史的原有叙事制度与框定人们思维的套路的爆破粉碎，它的抒情诗一样急速前行摧枯拉朽如泥石流般的语言，都造成了地震一般的效果。

　　这也许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红高粱家族》开创了当代中国文学直接与西方“对话”的范例。当然，这一点当然也得益于张艺谋电影改编的推动，但如果没有莫言小说所创造的浓郁的“东方情境”，对民族传统文化在新语境下的张扬，也不会有一举成功的电影《红高粱》。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人的“东方想象”，是从这部小说和由小说派生出来的电影开始的，它对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无论如何高估也不过分。

　　《丰乳肥臀》是一部自问世以来饱受争议的小说。除了囿于道德偏见的肤浅理解，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批评界的误读和曲解。我认为，正是这部小说使莫言登上了新文学诞生以来汉语小说写作的精神巅峰，因为它不但实践了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的理想，把一个世纪的历史从政治和权力手中交还给了民间，还塑造了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位饱经磨难、备受欺凌又收容一切的民间母亲，一个繁育生命、创造一切又和原始自然不可分割的大地母亲。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提升了这部小说无与伦比的境界。在汉语新文学的历史，何曾有过这样一位具有创世意义和悲剧典范意义的母亲形象？

　　作为一部书写现代中国历史的小说，我以为《丰乳肥臀》在贯彻一个作家的历史良知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勇气，在接近民间的真实和人民的意志、“老百姓”的意识方面，达到了“最大的限度”。它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充满血泪和诗意的波澜壮阔的书写，是无人可比的；它对人民和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感人描写，它的秉笔直书的勇毅与遍及毛孔的锐利，在所有当代文学叙事中堪称是首屈一指的；它在把历史的主体交还人民、把历史的价值还原于民间、在书写人民对苦难的承受与消化的历史悲剧方面，体现出了最大的智慧。

　　《檀香刑》可能是莫言小说中迄今“艺术含量”最大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风格大变的一部小说，但与《丰乳肥臀》比，它就只是一部“奇书”或者“类书”了，比《丰乳肥臀》这样的作品，还是“人为”地稍逊一筹。这样说或许不尽公平，但在美学的品质上，它们显然是经过了一个从崇高到荒谬的“滑落”。同样是悲剧，但一位伟大的母亲和一位风尘式的“妇人”，却使她们分别列入了两个“品级”。甚至前者的粗砺和庞杂也成为了它作为天籁之响的一部分，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檀香刑》所显示的作家的叙事才华则是无可争议的。在这部小说中，他设置了一个奇特的矛盾，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关系与叙述结构，我把这个关系叫做“一个女人和她的三个爹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关系中，杀人者（公爹）与被杀者（亲爹）、统治者与其工具（钱丁）、权力与民间（孙眉娘），帮凶和知识分子，这些不同的社会势力纠结到了一起，成为盘根错节甚至血肉相连的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了“将刑罚变成狂欢”的力量。通过这些关系，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现代文明与民族情结、权力阶层的利益与知识者的良知等等观念性的东西，也产生了尖锐多向的冲突与矛盾纠结。

　　不过，比之鲁迅的“吃人”主题，莫言的小说中又增加了“当代性”的思考——他试图揭示东方的民族主义是以怎样的坚忍和蒙昧，来上演这幕民族的现代悲剧的；它要见证，乡土与民间的“猫腔”同强大的钢铁的“火车”鸣笛混响在二十世纪中国的土地上，上演了怎样的滑稽的喜剧；它要揭示在民族文化和民族根性的内部，是什么力量把酷刑演变成了节日和艺术。

　　与外部世界的对话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莫言与少数几个当代中国作家，已成为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的人物。当我2000年在德国客座讲学时，曾看到海德堡的弗里德里希中学的孩子们，每人手中都有一本德文版的《愤怒的蒜薹》，我想这也许是莫言本人最不起眼的一部长篇了，但居然也成为了一所欧洲中学的外国文学专题课程的读物，可见其影响之巨。

　　我常问欧洲的朋友们：你们最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谁？十有八九回答是：莫言和余华。我问，为什么喜欢这俩人？回答是，感觉和我们的经验最接近……我不解，又问，要是说余华和你们的经验最接近的话，我相信是的；但莫言所书写的是一些特别东方化和中国化的东西……他们说，这很正常，东方人和西方人不都是一样的人吗？

　　我于是明白了，也许“越是民族的也越是世界的”这样一句话的意义，不在于民族文化本身的重要性，而在于人类本身的共通性。莫言对文化的理解的确有了更大的深度，他也许一直在寻找当代中国人与外部世界、与西方文化的对话途径，而且也确实找到了，这是一种很有效、很生动和直观的、很深入和多面的对话方式。我想，这是莫言真正成为一个大作家的标志，他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同时又充满着人类共同性的东方文化的书写，他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弘扬、捣毁和确立、超越和归根，无论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绝对不是一件小事。

　　这是他接连获得重大国际奖项——包括诺贝尔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法国骑士勋章等——的一个原因。

　　（注：文章首发发于2006年，此次刊发略有改动）

来源: 经济观察网 | 来源日期：2006-04-10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3 14:27:34

http://www.takungpao.com/leisure/content/2012-10/13/content_1220911.htm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4 10:00:25

王久辛：大师莫言

大师莫言

http://wjwjx.i.sohu.com/blog/view/241403367.htm

进得作家莫言简朴的家，蓦然想起第七次作代会期间，作家乔良在军队代表团的发言，他说：“老有人说这个时代产生不了大师。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其实大师早就诞生了，只是没有被大家认识罢了。我认为莫言、王安忆等，无论他们作品的数量，还是艺术上所达到的高度，早就超越了前人，早就是大师了。”乔良说得非常真诚，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是啊，像真理是相对的一样，大师也是相对的，是某一历史时段的大师，而不是永恒的大师，为什么非要达到“高大全”时才行呢？所以，那天我往莫大师家的沙发上一坐，便想起了这段话，随即便将乔良的话转述给了莫言。

莫言坐在木制的摇椅上，半闭着眼，又低又轻地对我说：“久辛，大师都是等人死了以后追加的，哪有给在世作家的呢？”我说：“那未必吧？”

当年评论家朱向前把李存葆、莫言、周大新等农家子弟与刘亚洲、乔良、钱钢等军队子弟出身的作家分为“两类作家”，并多次撰文剔析不同与独异之处。据我所知，当时这两类作家还真有点互不相让、要一试高下呢。转眼二十年过去了，乔良就以超凡的诚实与大器，公然呼吁给成就卓越的莫言等作家以“大师”的称号，着实令我感动。

我说：“二十世纪波澜壮阔，当然是出大师的时代，更何况对作家们也是个鼓舞啊。”莫言一点表情也没有，慢腾腾地站起来道：“喝猴魁？还是普洱？”

莫言，原名管谟业。只上过小学五年级。这就是莫言的基础，也是他的“起跳线”。那天从莫言家出来，诗人楚天舒嘱咐我：“英雄莫问出处、别问当初，你写文章可千万别写莫大哥只上过五年小学啊。”我说：“为什么不写呢？我偏要写。”

莫言小时候非常调皮，而且嘴碎，爱胡闹、捣乱，为此还受过处分呢。一次，他看见同学刚买了瓶钢笔水，便说：“我一口可以喝掉。”那同学不信，他二话没说，拧开盖儿，一仰脖子就喝干了。满嘴蓝牙，狰狞恐怖，加上他一傻笑，把老师都给镇住了。讥讽他说：“好啊，管谟业同学肚子里有墨水啦，是咱班的高级知识分子呢！”可见老师多烦他。

不久，学校放电影《农奴》。散场后，莫言图谋不轨地对同学们说：“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班干部都是狗腿子。只有咱们普通同学是奴隶。”这话说的显然有报复老师的味道，很快便被警惕性很高的同学告到了学校，于是便有了结果——给了小莫言一个警告处分。

虽然这件事逼着莫言努力表现，最后撤销了处分。但参军后每次填表，尤其看到“受过何种处分”一栏时，莫言内心里都要翻腾一下子。他对我说：“这件事，逼得我半辈子没敢抬头，更不敢挺胸。”我嘿嘿地笑着说：“有压力好啊。”

在小学，唯一值得莫言夸耀的，是他写作文。别的同学老是面面俱到，语言也多是干巴巴的。莫言不同，他把场面上的事一笔带过，留下笔墨写他认为最精彩的，写人物动作、表情，写同学们奔跑时额头上的汗珠子，写映在地上的影子怎么和天上飞的燕子的影子叠在一起……

一次放学，老师把莫言留了下来，问：“你这篇作文是从哪抄的？”那个不信任的眼神儿至今都在莫言的眼前晃悠。莫言说：“我自己写的。”老师不信，非逼他再写一篇，而且要他马上写，不能回家，说：“题目《抗旱》，写吧。”

莫言走投无路，只好铺开纸、提起笔，写开了。写完往老师面前一推，老师看了，“咦咦咦”地说：“人不可貌相，确实不错啊。”第二天，便将莫言的作文拿到中学，当范文给中学生们朗读。由此，这个老师彻底改变了对莫言的看法，还常去他家串门，并嘱咐他多读书。

当时农村没电，为了省油，莫言家的那盏油灯挂在堂屋的门框上。灯火如豆，光亮有限，莫言个子矮，脚踩在门槛上才勉强能就到灯光。天长日久，门槛儿竟被他踩出个豁子。那时的小莫言，几乎读遍了《苦菜花》《红日》《保卫延安》等等红色经典。

一次他读欧阳山的《三家巷》，当读到他爱慕的女主人公区桃牺牲时，竟趴在牛栏里哭得昏天黑地。老师听说了，道：“这孩子，太复杂，长大咋办呀？”

一个人，说长大，就长大了。而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呢？1976年初，在棉花加工厂作临时工的莫言发现了两个重要的职工：一个是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儿子，一个是武装部副部长的侄子。要么说莫言早慧呢，他悄悄地向这俩个人靠拢，有意识地跟他俩人搞好关系。

莫言说：“这很小人啊，但往年贫下中农的孩子成群结队，什么好事儿也轮不上我，跟他俩搞好关系，以后当兵就有希望了。”果然，征兵开始了，莫言迅速报名，立即给这俩个“好兄弟”写信。还别说，真顶用啊。入伍通知书，都是民兵连长亲自送来的。虽然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但莫言心里明白，他这个小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来到部队后，新兵莫言各方面都很努力。办黑板报，写广播稿，还当了文化教员。可怜莫言只上过五年小学，他差不多把所有能请教的人，都请教了一遍。有个无线电技师，数学特别好，他便缠着人家给自己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政委来视察工作，单位领导汇报了莫言的情况，并说：“不提起来就可惜了。”政委说：“好，我明天听听他的课。”

当天晚上，莫言就把三角函数那一节的三道例题，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一上台，便口若悬河地讲开了。声如洪钟，把隔壁授课老师吵得无法上课，而他呢？连书都不翻，板书公式，例题及定义，全是一甩而过----潇洒啊。

他们政委是老牌大学生，下了课就问莫言：“小家伙，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莫言咧着嘴笑，说：“我哪上过大学呀，农村来的。”那时，莫言已在《莲池》发了四五个短篇小说，政委向总参干部部汇报说：“这个兵，又踏实又有才，能讲政治、语文、数学，还发表了小说，地方作协认为很有潜力。虽然25岁超龄了，但作为干部，还是蛮年轻的呢。”参政领导听罢，当即就表了态：“好，你们打个报告，我们特批。”就这样：1982年7月28日，被莫言终生铭记。这一天，他被破格提为军官。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听说后，几乎是不管不顾、横冲直撞地跑到了军艺。接待莫言的是青年诗人刘毅然，他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是报告词儿：“报告首长！总参谋部管谟业前来报名！”毅然笑着儒雅地说：“报名早就结束了，你怎么才来呀？”

于是，莫言便把自己才知道消息，怎么说服领导同意，怎么千辛万苦找到军艺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毅然问：“带作品了吗？”“带了！”莫言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全部作品，其中还有著名作家孙犁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上，点评河北小说的一篇文章。莫言生怕毅然不知道，用手指着说：“这是孙老的文章，还点评了我的小说。”后来，主任徐怀中果然认真看了他的作品，尽管当时报名时间已过，还是特批莫言参加了考试。莫言也不负恩师抬爱--考试以文化总分第二、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军艺文学系。

然而，还没容莫言高兴呢，巨大的压力就逼得莫言失去了笑容。他们班光获过全国大奖的作家，就有李存葆、宋学武、钱钢、李荃等等。“管谟业是谁呀？”当时系里一来信，就是一大堆。莫言的信不多，但同学们倘若看到，总要这么问一声。莫言很压抑，心想，我来快一年了，还不知道我是谁？

莫言先写了一篇作业，叫《天马行空》，文中发泄了他对许多同学不把他放眼里的不满；之后不久，系里召开李存葆《中山，那十九座坟茔》作品研讨会——机会终于来了。莫言在会上把这部人人说好、个个赞扬的小说，贬得是一塌糊涂。

莫言说，那根本就不是小说，有点像宣传材料。这一通话说得太过分了，有点忘了当初受处分了。而李存葆则表现出了老大哥的涵养，自始至终一声未吭。

我问莫言：“你是怎么说的？”莫言说：“原话真是记不清了，但确实很粗暴、很野蛮，现在想起来非常后悔，太过分、太不应该了。”

是的，否定一个人很容易，上嘴唇碰下嘴唇就行了，但有本事你拿出让大家公认的好作品呀？莫言是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梁山。

自研讨会后，莫言的压力更大了，每天都沉在忘我的写作中。不久，《透明的红萝卜》等四五个中篇面世。莫言说：“李存葆大哥是个真正的大男人，有胸怀、有涵养，对比之下我真的很惭愧。存葆大哥看了我的《白狗秋千架》后，赞扬我说‘莫言这小子是有点造化’，让我很感动。”

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也是逼出来的。1985年总政召开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一批老作家忧心忡忡，大有深恐后继无人地说：“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4年，可描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一批又一批，眼看着我们就写不动了，而青年作家又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办呀！”

怎么办？莫言接过话头，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参加过演习；我们虽然没有打过鬼子、杀过人，但在家不还杀过猪、宰过鸡，咋就写不出来呢？放心吧，我们不是吃白饭的。”当场就把老人家顶了回去。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显然生气了，站起来斥责莫言说：“年轻人呀，别太狂妄！”

理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只好交给创作了。莫言说，当时就憋了一股气，非要写几部战争小说给他们看看。于是，便有了《红高粱》、《高粱殡》、《奇死》等一系列战争小说。我以为，这倒不完全是逼出来的，而是有了创作储备之后，突然有个刺激，一下子就把想象力和创造力调动了出来。大师应道：差不多。

而正是从那时开始，莫言一路飙升，被全国乃至世界关注、接受、喜爱、批评，影响也越来越大。

其实，大师莫言一直都有人批评，包括《红高粱》等有定论的作品。最厉害的是1996年针对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一系列--“行动”。那已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文艺评论，告状信直接寄到了公安部和部队的保卫部门。

莫言说：“下手特狠，用心极毒。”为了不连累一直关怀和帮助莫言的部队领导，莫言决定：立即转业。他对我说：“高今是你们班的吧？”我应：“是我们三届的啊。”莫言说：“就是高今帮我联系的工作，现在就住我楼下，常来玩。”

想想莫大师，这么一位驰名中外的大作家，也有被人逼入窘迫之境的时候，顿时有股寒流如利剑般穿心而过。莫言说：“很多批评，甚至很过头的批评，我都能容忍和理解。比如李建军，他是彻底否定我的《檀香刑》，最少说明他认真看了我的书，没有在政治上给我上纲上线，是发自内心的，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不能接受的，是无限上纲，是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我理解，文艺批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作繁荣与发展，如果把人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那恐怕就是偏执狂或迫害狂、嫉妒狂了。

自1989年莫言来军艺给我们第三届同学讲《小说的矛盾论》至今，我每次见他，都试图摸到大师内心的激流。而只有说到对大师的批评时，我才体会到莫言的疼痛。而惟其疼痛，莫言才在听到一些西方批评家批评他，说他：总是走中间道路，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时，便忍无可忍地迎刃而上了。

莫大师说：“数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说不是批判文章，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绝大部分作品，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看看我刚刚出版的《蛙》，可以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最痛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那才是作家所要做和可以做的。”

我知道，当大师遭到挫折与误解时，那才是一种逼迫。所幸大师就是大师，他把被逼的“无奈与煎熬”，全部转化成了创造的动力。我代莫大师谢谢生活，谢谢以他为“敌”的中外批评家。

最近，莫大师在北大有一个演讲。上台之前，陈晓明教授向两百多名师生推介莫大师说：“莫言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超重量级并不是指他的体重，而是指他的文学才华、他的创造力。我，陈晓明个人敢这么斗胆地说：

莫言的高度，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度。莫言有多高，中国当代文学就有多高。”

热烈的掌声如雷滚动，而莫大师却心跳的不行。只见他急忙吞了三粒速效救心丸，在陈晓明教授“给与名利”的逼迫下，又上了梁山——走上讲坛。

2009.12.13．京华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4 22:39:12

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发布: 2012-10-12
| 作者: 今天网站

      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为中国作家莫言。颁奖词说：“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纽约时报中文网在头条位置报道了这则消息，报道说，在过去十年，莫言是被出版商所偏爱的三个作家之一，用来打破批评家所指出的诺贝尔文学奖被欧洲作家所垄断的局面。
      中新网援引上述媒体报道说，中国作家莫言获奖是为期一周的诺贝尔颁奖的文化高点。自1901年以来，共有104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去年获奖者是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勒默(Tomas Transtromer)。瑞典学院去年称，他创作的15部诗集，通过“凝练、透彻的意向，为我们提供了通向现实的新途径”。
      这个奖项值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20万美元。日本作家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也被出版商看作是最有可能性得奖的作家，但是评审委员会为奖项本身的不可预知而感到骄傲，评审意见五十年间都成功保密。该报道采访了青年作家蒋方舟，她感到“挺兴奋的”。她说：“从文学修养上，文学作品上，莫言老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肯定是够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7 23:34:04

莫言祖籍实为浙江龙泉两年前曾寻根祭祖2012年10月17日

来源：新民晚报作者：邵燕飞胡丰盛

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消息宣布后，浙西南的山城龙泉，人们纷纷奔走相告，传递这一喜悦，为自己的老乡感到自豪。
莫言本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在高密的管氏族谱上记载，山东高密管氏是从浙江龙泉迁过去的，2010年8月，走进龙泉寻根的莫言亲口表示，“我应该是高密管氏的第二十四代子孙、龙泉管氏的第三十六代子孙。”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我们是十余年的老朋友，很早就熟悉了。”龙泉市政协原副主席叶放说。2003年10月11日，“中国作家走进浙江”的一次活动中，莫言向主办方打听起了龙泉的作家。
多年前，莫言通过查看自己的家谱发现，在唐末(约在公元904年)，管家先祖从南京迁居到龙泉县石马白云岩一带，以开山种地为生，到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管家后代管师仁喜中进士，由于管师仁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大观三年当上了北宋神宗年间的副宰相，在任不久因病返山东高密定居。至此，莫言知晓自己是管师仁的第36代孙。打那天起，莫言便产生了到龙泉来寻根的想法。于是，主办方便向他推荐了同为作家协会会员的叶放。
于是，两位老乡惺惺相惜，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交往。
“他的祖上和我们叶家是联姻的，管氏的血脉也流淌着叶氏的血液。”提起这点，叶放有些自得。为此，莫言还写了一幅字给这位来自龙泉的老乡。“管氏祖先，落根浙西，育尔叶氏，保尔他乡，有行戒事，后会有期。”
不过，由于两人各自的事情都比较繁忙，再次见面已经是7年之后的事情了。
龙泉寻根问祖之旅
据叶放回忆，2010年8月26日至30日，龙泉撤县建市20周年，刚好又有一个作家寻根活动，龙泉市委、市政府邀请了莫言等中国知名作家走进龙泉。“莫言便借着这个机会叫我陪同去他石马岗老家看一看，祠堂拜一拜。”叶放说。
8月27日，莫言来到龙泉，参加完文学活动后，便开始在叶放的带领下翻山越岭，沿着祖先生活、隐居和活动的轨迹走村串户，寻根问祖。望着眼前祖先曾种过的山、滋润家族繁衍的溪水。莫言感到别有一番亲切，“在来龙泉之前，只知道这儿是一个山水秀美的地方。而两天来的游访，发现龙泉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山多、树多、水多、空气好，有别的地方不具备的先天优势。”
8月29日上午，莫言赴白云岩景区的下樟村，寻访当年管师仁、管师复兄弟俩的隐居地。一路虽说山高路险，村民的行动却让莫言倍感温暖。“我们车子刚刚行至村口，几十名管氏后人就已经在等候，族人中80多岁的老人也迈着蹒跚的脚步赶至村口迎接莫言。”虽然此事已过去了两年多，但叶放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乡亲们敲锣打鼓，欢迎远道而来的同族亲人。管家祠堂内红烛高照，香烟缭绕，如过节一般。村里几乎所有老一辈的管家人都聚集到祠堂，拿出新修的族谱，与莫言探讨着祖先的功业和子孙的传承。
“那时的莫言完全沉浸在‘回家’的感觉之中，融合在管氏的亲情之中。”叶放告诉记者。临走之时，为表达对祖先祖居地不忘之情，他特地带走了石马村的两块普普通通的石头作为寻根之旅的纪念。
“我相信，祖籍故乡情结一直扎根在莫言的心中。也希望他能再回来看看。”叶放表示。
邵燕飞胡丰盛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0-19 18:45:43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