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度“影响教师的100本书”评选活动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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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批抄止阉（学者）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25日   14 版）

　　前些时左眼出现飞蚊症。去医院散瞳查眼底，无出血。医生告我无事，亦无可处置者。然则就得陪伴着视野里有些什么漂来漂去度过余生了，甚矣吾衰矣。大概自此之后，读书无论质与量都要大打折扣了。
　　现在所要谈的是在此之前的事。这一年读过不少旧书，姑从略。只列今年出版的新书，且限于自己略有心得的几本。
　　《古拉格：一部历史》，[美]安妮·阿普尔鲍姆著，戴大洪译。阿普尔鲍姆写作此书的理由，其一，旨在记载一部历史，不使湮灭，——俄罗斯总理梅德维杰夫说，“所有这一切必须留在俄罗斯历史中，永远不能再发生，因为发动一场对于自己人民的战争是最大的犯罪”，至少，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已经在《古拉格：一部历史》中实现了。其二，阿普尔鲍姆认为，古拉格绝非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在完整详尽地叙述了古拉格的兴衰始末后，她以下面这段话作为结束：“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就对我们自己人性的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组成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一言以蔽之，罪恶其实也有它的“普世价值”，所以灾难才有可能普遍发生。
　　《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日]小津安二郎著，陈宝莲译。此书对我们观看小津电影的确颇有助益，他的种种特色——内容上的，“文法”上的，风格，以及风格背后的电影美学观念——这里都一一讲到了。但是话说回来，假如一部小津的片子都没看过，光读这本书未必就能轻松地理解他的意思。我觉得它有点像禅宗的“公案”。在公案里，有人问“如何是佛祖西来意”，大德回答“庭前柏树子”；问“什么是佛”，则答“干屎橛”。这其实起的是祛魅的作用：破而不立，杜绝过度诠释。小津曾说到他年轻时读维克多·弗里伯格的《电影制作法》，“现在想起来，是把很简单的道理故意写得很复杂，就好像说‘这个蒟蒻浸过酱油，加了糖，再撒一点辣椒，所以好吃’一样。”他自己接受采访，写文章，多少有点故意反其道而行之。譬如他一再讲“电影无文法”，然而看过小津的电影就知道，他拍电影自成一套“文法”，在世界电影史上，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导演寥寥无几。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陶玉平译；《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著，魏然译。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最看重的两部作品。假如可以把人类分为“我”与“他们”的话，《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主人公就是那个“我”，《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的主人公以外的所有人就是“他们”。
　　《非洲的假面具》，[英]V.S.奈保尔著，郑云译。《非洲的假面剧》是奈保尔的最新作品，记录了作者二○○九年至二○一○年间在非洲乌干达、加纳、尼日利亚、象牙海岸、加蓬和南非的游历见闻。这部作品再一次证明，奈保尔属于那种极少有的能够超越于不同文明之上，而且对于各种文明都有深刻理解的世界性的伟大作家。
　　《魔戒》，[英]J.R.R.托尔金著，邓嘉宛、石中歌、杜蕴慈译。《魔戒》是一部不朽的经典作品，虽然它写得引人入胜，并拥有广大读者。书卖得好，读的人多，虽不能增添但也不应减损一部作品的价值。《魔戒》中文简体字本一共出了三回，现在这个译本，终于可读了。关于《魔戒》这部家喻户晓的作品似乎不必多说，只强调这两点就够了。
　　《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日]谷川俊太郎著，田原译。谷川俊太郎是诗人，是诗人们热爱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安静、结实、充满智慧的人———我没有见过他，这是我读他的诗的印象。“生命”、“生活”和“人性”都是他经常抒写的主题。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日]村上春树著，施小炜译。孤独是村上春树的母题，在本书中，他把孤独写到被弃绝的程度。这不是一本“疗伤小说”，因为到结尾处，仍然是“多崎作没有自己的去处”。这是一本“反成长小说”，多崎作始终在人生的起点。对多崎作来说，赤、青、白、黑乃至灰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沙罗：“总而言之，假如明天沙罗不选择我，我大概真的会死去。……没有色彩的多崎作会完全失去颜色，从这个世界悄然退场。”对多崎作来说，沙罗就好比当年的“小团体”。从某种意义上讲，村上春树这本书的意思，正与《庄子》所说“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相反———多崎作是一个需要“相呴以湿，相濡以沫”的人。
　　《无限的清单》，[意大利]翁贝托·艾柯编著，彭淮栋译。艾柯是个奇人，他可以写很深奥的学术著作，写很复杂的文学作品，写很切实的时事评论，也可以编写《美的历史》、《丑的历史》、《无限的清单》这种“大书”。《无限的清单》探讨了艺术、文学、音乐、建筑等领域出现的“实用清单”、“诗性清单”、“既实用又具诗性的清单”存在的意义与功用。这个人实在是知道得太多，脑子太好使了。
　　《眠空》，安妮宝贝著。在《眠空》中，作者以一己对这世界的真切而深刻的感受直面读者。安妮宝贝其实是一位小众作家，但却被大众所阅读。细看她的作品，有很多特别尖锐、见棱见角的成分，这是一位骨感强于肉感的作家。
　　《济水之南》，牛国栋著。此书副标题是“一本书唤醒一座城的记忆”，所谓“一座城”，即济南。从刘鹗的《老残游记》起，济南就是文人墨客喜欢书写的城市。这城市逐渐丧失了自己的特色，它原有的众多特色却一次次地被保存到纸上，这可以说是文化对于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反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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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村上看莫言林少华(翻译家) 《 中华读书报 》（ 2013年12月25日   14 版）

    一年来看了不少莫言的作品。起因是莫言和村上春树去年曾在诺贝尔文学奖擂台上“打擂”的关系。说实话，直到“打擂”结果即将公布那一刻，日本自不必说，即使中国本土，也好像有不少人更倾向于相信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获奖。而我作为中国内地的村上作品简体中文版主要译者，在那一时刻也因之处于微妙的立场——采访接连不断，问我更希望哪一位获奖。不用说，村上君获奖对我有些实际好处。一是经济上的。他获奖了，我固然瓜分不到奖金，但拙译肯定卖得更火，可有若干白花花银两进账;二是名声上的。至少敝人供职的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甚至校长大人都有可能对我绽放久违的笑容。但去年不同，去年有同胞兼半个山东老乡莫言登台亮相。于是最后我这样回答:
    莫言和村上哪位获奖我都欢喜我都衷心祝贺。若村上获奖，我作为译者脸上有光;若莫言获奖，我作为同胞脸上有光。结果不用说，我作为同胞脸上有光了——山东籍中国作家莫言成为1901年以来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不料，仍有媒体穷追不舍，问我为什么莫言获奖了而村上没有获奖。这促使我陆陆续续看了若干莫言作品和相关文献资料。看了《蛙》、《生死疲劳》、《酒国》、《丰乳肥臀》。以及部分中短篇，还看了《莫言评传》(叶开著)和《莫言王尧对话录》。结果惊讶地发现，莫言与村上看似截然有别，一个是满脑袋玉米粉的“土老帽”，一个是满身名牌休闲装的都市“小资”。换个比喻，一个是挥舞光闪闪的镰刀光膀子割红高粱的壮汉，一个是斜举着鸡尾酒杯眼望窗外烟雨的绅士。一句话，简直是“城乡差别”的标本。但这终究是表层，而若深挖下去，就能发现两人的根子是有不少连在一起的。
    比如关于“善恶中间地带”。1955年出生的莫言11岁就赶上了1966年爆发的“文革”。“文革”十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同传统的中庸之道彻底决裂，非敌即友，非左即右，非善即恶，决不含糊，决无妥协和折衷。大约出于此种状况下的个人痛切体验和深刻反思，莫言作品从早期的《红高粱》开始就溶解了这种善恶对立的世界观，超越爱憎分明的阶级意识，在善与恶之间开拓出广阔的中间地带。《丰乳肥臂》中的母亲上官鲁氏不分土匪、国军还是共产党人，对他们留下的孩子一视同仁。《生死疲劳》甚至为地主翻案，让地主西门闹投胎为驴、牛、猪、狗等来到人间巡视和抗议。在《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那部中篇小说中，右派朱总人居然成了最受尊崇的高人: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球，八千米长跑比赛，原本跑在最后面的这名右派最后成了第一名!《蛙》同样是这一善恶认识的实践。作为妇科医生，主人公“姑姑”曾给无数婴儿接生，是守护新的生命的天使。同时又为了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给无数孕妇强行引产，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莫言在《蛙》代序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表示:“在善与恶之间，美与丑之间，爱与恨之间，应该有一个模糊地带，而这里也许正是小说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2012年12月7日他以《讲故事的人》为题在瑞典学院演讲时又一次提出同样观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村上春树显然有类似的善恶观。他说:“归根结底，善恶这东西并非绝对性观念，而是相对概念。有时候甚至整个换位。”在长篇小说《1Q84》中村上进一步借教主(Leader)之口表明:“善恶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不断变换场所和立场的东西。一个善在下一瞬间就可能转换为恶，反之亦然。”实际上《1Q84》的情节也是在善恶中间地带或模糊地带向前推进的。例如青豆及老妇人的谋杀行动，既有惩罚虐妻男人的善，又有擅自剥夺公民生命的恶;天吾对小说《空气蛹》的加工修改，既有出于朋友情谊和艺术冲动的常识之善，又有戏弄公共欺骗社会的违法之恶。甚至奸淫少女的教主的恶行也因其狡辩而变得暧昧起来。
    作为教书匠，我的阅读自然不限于莫言和村上，还读了若干关于我的前辈同行的著述。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大师之大:西南联大与士人精神》(刘宜庆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3月)。我曾在一篇名叫《大学之大大在哪里》的文章中写道:大学之大，不取决于其校区面积之大，不取决于其师生数量之大，不取决于其设施规模之大，不取决于其投资款额之大，而在于其是否大气——是否具有藐视官本位意识和世俗价值观的孤高之气，是否具有引领国民人格和民族精神走向崇高的浩然之气，是否具有敢于追求真理和高擎理想火炬的凛然之气，有此气，再小亦大;无此气，再大亦小。其实，这段话用来表达“大师之大，大在哪里”也并无不可。概而言之，大师之大，大在气节，大在骨气，大在正气——惟气大而已。
    反观时下不少教授，气也不可谓不大，可惜大的是官气、俗气、铜臭气、江湖气、市侩气、酒肉气。以“骨气”言之，气没了，只剩下骨，而且是软骨，一身软骨——在官员官位面前站不起来，在利益集团面前站不起来，在“孔方兄”面前站不起来，甚至在“洗脚馆”面前也站不起来……生于本土，未学得中国传统的士人精神;游学欧美，未学得西方高蹈超越的形而上思维;负笈东瀛，未学得日人的一丝不苟克己奉公。较之西南联大的前辈同行，全然不可同日而语。
    此外，算是作为延伸阅读，觉得由绿茶任执行主编的《东方历史评论》第1集、第3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10月)读来饶有兴味。我很认同其发刊词中的这样一段话:“历史一定是‘人能够记住的东西’。因此，它必须色彩鲜明，细节丰富，并且令人感到愉悦或是震撼。历史感和幸福感类似，都不仅仅是大脑皮层的简单映射，而应当是内心中的一种触动和共鸣。”可以认为，书中几乎所有篇章呈现的都是这样的历史。如关于五四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关于院系调整中的燕京大学，以及“琉球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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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年度4本教育书
文/阿啃

《回望民国教育系列》 傅国涌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年3月版
回望过去，是为了反思当下。故纸堆中埋藏80年有余的《教育杂志》，其中的思想火花，依旧穿透历史。整个民国时代，各种教育实验遍于国中，呈现丰富多彩之面貌，并非偶然，实有很深的理路。《教育杂志》是理论探索，更有制度创新，所谈问题，大凡事关教育，则无所不及。充满自信，富有活力，触角敏锐，立论公允。这是多数文章给人的感受。而对一种制度性的、常规性的教育体制的探索，远远超越读者的预料。从废科举兴新学，短短数十年，新的教育体系草创，制度的雏形已经粗具。历史线性发展，而观念曲折前行，即今看来，尚令人赞叹不已。

《吾国教育病理》郑也夫著 中信出版社  2013-10
病理有了，当然也得开药方。郑也夫先生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看似仍在批判别人已经批判很久的对象，却总有新见迭出、独出机杼之处。学有专攻，血仍未冷，因而所见颇深，所议颇中。无论教育中人，或者身为父母，均应关注。对教育之病，若光从教育学的视角来审视，难免只见一斑。而若辅以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诸种视角，也许移步换景，更能切中病理的核心。基础教育之殇，已是众所周知，批判诚然可贵，理性建言之重要，更加无可替代。但显然，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良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倒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

《南下北上求学记》陈桂棣  春桃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3-10
作家陈桂棣、春桃为读者呈现的基础教育现状，实是社会溃败的一个病症。读者尤应注意其中孩子与家长的双重困境。对孩子而言，由于制度的刚性，天真烂漫进入，暮气沉沉离开，诚不得已。而作为典型的中国式父母，陈桂棣春桃在歧路亡羊之后所作出的反思的努力与选择的艰难，也令人动容。什么是好的教育？体制的责任如何？父母职责何在？陈、春夫妇用自己的创作提出了一个思考：如果将一切都推给应试为目标的体制，那么，同样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与不负责任。成年人必须为孩子承担更多，“肩起黑暗的闸门”一句，不抽象也不虚妄，而是父母的每日功课。

《你是世上最好的妈妈》粲然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1
再没有比粲然活色生香的文字，更适合来描写一段亲密无间的亲子之旅了。粲然是极稀罕的一点苦大仇深都没有的妈妈，是一个轻松、风趣、充满爱的能量的妈妈。粲然这个妈妈，几乎颠覆了所有中文经典作品中沉重而忧伤的母亲的原型意象。理直气壮的快乐，浑然天生的母爱，水乳交融地结合在粲然的文字里，建立了一个安全又周全的亲子世界。更重要的是，粲然这本书，全部细细碎碎的描述，里面满是儿童的视角，从不以成人的知识居高临下。粲然没有一句说教，而深谙教育之道；没有一句理论，而充满对儿童心理学的熟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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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阅读不能不说的快乐与惆怅

文章作者：佚名　来源：工人日报　


    阅读，一直是个圈内热，圈外冷的事。2013年也不例外。一线作家新作不断、网络文学跻身主流、全民阅读即将立法、电子阅读蓬勃发展、实体书店危机重重……这一年，关于读书的话题，好的坏的，着实不少，但它们从来难成头条新闻，往往是圈里砸出了坑，圈外却波澜不兴。阅读是体悟的过程，自有不能与外人道的快乐与惆怅，所以，并不需要时刻有人“懂我的欢喜”。
　　好在阅读并不是一个“高大上”的概念，尤其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载体多元的时代。7月，一篇名为《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的文章在网络上爆红，作者感慨在我们这个有着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难以坐下来安静地读一本书。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对国民阅读的现状感到忧虑，毕竟人均4.39本的纸质图书阅读量着实不多，但是应看到的是，电子阅读的迅猛发展给繁忙的人们提供了碎片化阅读的机会。有数据称，2012年，手机阅读人群平均每天进行手机阅读的时长超过40分钟，平均每年花费在手机阅读上的费用为23.31元，而且呈现持续上升状态。在拥挤得摊不开报纸的车厢，在下一道菜该来未来的餐桌，微博、朋友圈、各种电子书网站；手机、pad、电子书……这些软硬电子阅读设备都用文字的力量抚慰着人心，传递着暖暖的能量。阅读是件乐事，技术的革命也正是为了增添人们的乐趣，如果为了彰显阅读，非要啃上几本大部头就没意思了。载体本身不代表是深阅读或浅阅读，所以对电子阅读，敞开心扉吧。
　　纸质图书并不是“雅”的代名词，看微信微博电子书更不是庸俗堕落的标志。不知道纸取代缣帛竹简成为文字载体之时，是不是也有人痛心疾首不能再韦编三绝了。而事实上，晋代以后，纸的普遍使用，促使了书籍文献资料的猛增、写作方式的转变、科学文化的传播，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汉字字体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它的轻便与低廉让更多的人有条件也更方便地读书。今天电子阅读软件与硬件的迅猛发展，不正是与当年的情形同出一辙吗？前几日，二代kindle电子阅读器发售，累坏了亚马逊的快递小哥，他和笔者说，一个公司一天就要送出去十几台。可见电子阅读拥趸之众。此外，当当、京东、豆瓣等网站均开通了电子书的专有页面、销售量都在节节攀升。在英美等国，自出版的浪潮已持续席卷各大畅销书的排行榜，国内也有很多自出版成功的例子，看来一场书业的大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了。
　　电子书的兴盛，也造就了一批网络作家，在2013年里，他们备受瞩目。在前不久公布的“网络作家富豪榜”中，唐家三少以2650万元版税蝉联网络作家状元宝座，而诺贝尔奖得主莫言今年的版税收入也不过是2400万元。野百合的春天不仅仅是“钱途”无限。9月24日，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传出一条消息：中国作协将成立网络作家协会。10月30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正式成立，莫言担任名誉校长。相信“找到组织”后，这支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会有新的飞升。
　　与数字书业的一路高歌相对比，实体书店的日子可不好过。曾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民营书店光合作用，近日宣布重组失败。全国的门店达到40多家、营业收入超过亿元，这些都成为了它光辉的历史。万圣缩小营业面积、风入松倒闭、单向街交不起房租……实体书店的路似乎越走越窄，但是，市民对阅读的需求却是不断提高的，在这个前提下，如何能从电子阅读与网络书店的双重挤压下杀出血路，是实体书店经营者需要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良方依旧在于要带给读者愉悦的阅读体验。
　　说到阅读体验的事，笔者想到了今年一个很有趣的榜单，叫做“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在这份榜单前10名中，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尽数在列，其中《红楼梦》位居榜首，是读者们吐槽最多的“读不下去”的书。其次为《百年孤独》《三国演义》《追忆似水年华》《瓦尔登湖》《水浒传》《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西游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尤利西斯》。话说这些书都是传说中的“经典”，于是又有一群人开始忧虑国人不爱经典。阅读是件很私人的事，喜欢三国的不一定喜欢红楼，喜欢西游的不一定喜欢水浒，死活读不下去说明已经很努力地去尝试了，和年轻人谈恋爱一样，没感觉是死活没办法的事，又何必强求，喜欢的经典尚且读不过来，何必非要读不喜欢的。我相信如果有个榜单说我最喜欢的书的话，这些书也一定上榜。但凡经典，不都是在人们的无穷争议中流传下来的吗？
　　以今年来说，众多一线大作家都推出了新作：余华《第七天》、贾平凹《带灯》、苏童《黄雀记》、王安忆《今夜星光灿烂》……惭愧地说，书我都买了，也都翻了翻，但能读下去的不过两三本，就像我不喜欢吃香菜一样，有些作品就是不对我的胃口。当然，乐趣不能是低俗的。有的出版社为了出噱头，把色情内容夹杂在少儿图书当中，实在罪不容诛。
　　这些天，各大媒体都推出了自己的年终图书榜单，着实是错过很多好书。好书就如同年终大礼，总是让人有一种从天而降的惊喜。如果以笔者浅薄的见识来推荐的话，我觉得几名卸任领导人的新书值得一读。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同一轮月亮，照着古往今来代代无穷已的读书人。时间走到了2013年的尾巴上，是否有那么一缕书香，陪您迈入新的一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方式，我们都愿您能因“阅”而“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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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书香孕育一片森林
   ——湖南浏阳教师读书生态考察
本报记者 王珺
从湖南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到以花炮闻名于世的浏阳市，仅有40分钟车程。九曲十八弯的浏阳河在璀璨霓虹灯的映照下，为这座城市平添了几分时尚之都的气息。而到了白天，这个县级市给人的感觉质朴平实了许多，尤其是走进有着悠久历史的浏阳一中，古老的建筑和经历了时间洗礼的树木所散发的厚重感，更使人禁不住想阅读隐藏于时间深处的故事。那天是周六，浏阳市两千多名中小学骨干教师来到浏阳一中，参加由浏阳市教育局主办的“新世纪教师读书工程”表彰会，聆听名师吴非、闫学关于教师阅读的讲座。
大会主持人陈文是浏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这个土生土长的浏阳人，说着一口湖南腔的普通话。因爱读书、爱学习而走出大山成了一名师范生；在10年的教师生涯中，同样因为这种读书、求知的热情，赢得了学生的喜欢、领导的重视；做教研员、教研室主任，他不仅一如既往地将读书作为兴趣与本分，而且向教育局建议在全市教师中开展“新世纪教师读书工程”。因为这样一份与书的联系，在许多人眼里，陈文是个“读书局长”。其实，他更像个植树造林者。以2001年为起点，“新世纪教师读书工程”至今已坚持了12年。都说十年树木，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片用书香孕育的森林给浏阳教师带来了什么？又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浏阳的教育？
经过书香浸润的人生
有人把陈文比作一棵树。这倒并非因为他生长于大围山下，而是“他始终将生命的激情倾注于中学语文教育这片沃土，在语文思想与实践的丛林里，始终以一棵树的姿态生长着、昂扬着”。陈文喜欢“空袋子不能直立”这句西方谚语。他承认，这些年自己在事业与生活上，都算顺风顺水。分析原因，他说：“如果说我在语文教育这块田地稍许干出了些名堂，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读书。”
1979年，16岁的陈文被湘潭师专录取。1982年，他被分配到大围山东麓的浏阳十三中教语文。像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他是个文学青年。他经常利用晨读课、班会课、自习课给学生朗读诗歌，还热情地向《浏阳河》杂志投去自己的散文习作。对作文写得好的学生，他也十分鼓励，常常会骑着单车到离校有4里路张坊镇上的书店去买几本书，在作文讲评后送给他们。山村的夜晚是宁静的，他喜欢用书中的文字填满时间的空隙。他的宿舍里只有一个书架，书架放不下了，书便拥挤在床上，他自己戏言：“寥寥寂寂围山居，年年岁岁一床书。”正是这些书，使他在语文教研方面表现突出，使他受到赏识，1992年，被调到浏阳市教育局教研室，成为一名中学语文教研员。
进城后，陈文买书、读书的热情更高了。他对从浏阳到长沙的大小书店都无比熟悉。教育的、文学的、哲学的、历史的，他阅读的兴趣十分广泛，买书的“瘾”也越来越大。没有几年，他的住处又是“书满为患”的状态。进入新世纪，陈文的住房条件得以改善，实现了拥有一间书房的梦想，他的妻子洪澜也喜欢读书，因此，他们将书房命名为“文澜工作室”。2003年10月，他家被评为“长沙市十佳学习型家庭”，当时在整个浏阳也仅此一家。
2006年，陈文出任浏阳市教育局副局长，分管教学、教研工作。无论是搞教研还是做行政领导，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一直是“教师是我师，我是教师友”，所以他到学校从不搞什么行政方面的检查，一般都是进课堂、作讲座。因此，他更关注的是教师心灵的丰富。“工作再忙也要读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这四句话，浏阳的教师大都很熟悉。这是陈文与教师交流时最喜欢说的话。他下学校除了听课，还喜欢到老师家里坐坐。他说：“我就想看看这个老师的家里有没有书。”如果家里除了教材、教参之外，还有其他书，他就感觉这个老师一定慢慢会变得优秀的。一个老师，怎样才算优秀呢？陈文用12个字来概括：厚积累、宽胸怀、高眼界、大智慧。这4条标准，哪一个都离不开读书。
行政力量推动读书
“我们的‘新世纪教师读书工程’，在我的感觉里几乎就是浏阳市的一张教育名片。”说这话的陈文显得异常自信。 当教研员时，陈文就发现，时代的发展变化使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没有上世纪80年代那么强烈了。对此，他感到忧虑、揪心。搞教师培训时，他总是强调，技术层面的东西要少讲一些，关键是要通过活生生的例子，激发老师们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他认为，一个人最可怕的就是精神上的茫然无信。所以，这些年，他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跑学校，跟教师交朋友。
浏阳有九千多位在职教师，大部分在农村。这些教师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仅靠教研员下去辅导毕竟是杯水车薪，难以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想出号召大家读书的主意。回想当初的设想，他说：“我是这么想的，很多教师大学毕业之后，就不可能有机会再去系统的读书了。他们身在山里，不可能经常坐车到长沙市里的大书店找自己喜欢的书。而我们有这个便利。比如我就经常去书店，而且基本上能够了解哪些书是好书。所以，我就想以五年为一个周期，引导我们的老师来读一些优秀的教育书籍。陈文的建议得到了浏阳市教育局党委和行政的高度重视。2001年3月12日，时任局长肖长礼在市教育局年初工作布置会议上郑重宣布：“新世纪教师读书工程”正式启动。现任局长陈耀文，对这项工作也非常重视，经常过问教师的读书情况。
为保证读书工程实实在在地开展，教育局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成立读书工程领导小组，对全市教师的读书活动进行统一部署和实施。制定下发了《浏阳市新世纪教师读书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教研室为组织单位，加强教师读书工程的规范管理。建立读书导向机制，根据文化市场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坚持着眼教育、服务教师。每年年初，教研室明确读书书目及要求，为教师统一订购图书，在书目的选择上，注重经典与实用相结合。书籍到校后，教研室组织教研员选择其中一本书或书中部分章节进行精读，形成理论讲座辅导报告，以“菜单”的形式分发到各学校，学校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自己要辅导的章节。之后，教研员到学校为教师答疑解惑。陈文介绍说：“每年的读书活动，我们不是发几本书下去就了事，还要通过考试来了解教师读的效果。每位教师晋升职称，都要通过这个考试才行。当然，这种与职称评聘的挂钩只是推动教师读书的措施之一。我们每年还会在全市评出100名读书积极分子和100篇优秀读书心得。”
“以行政手段推动本属私人化的阅读，教师中会有不同的声音吗？”面对我的这个问题，陈文坦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教师不理解，但这么多年坚持下来，老师们基本都认同这样的说法：一个教师读什么书，读了多少书，从书里读出了什么，是一个教师成为优秀教师的‘潜规则’。”
当读书生态被改变
也许，对这种依靠行政力量推动读书的质疑声音一直存在，但浏阳教师读书生态的变化已经从各个层面得以显现。
李小葵做了10年小学语文教研员，让她印象深刻的是，陈文要求教研员读苏霍姆林斯基，然后下学校给教师进行解读。“一开始，我对这种任务逼迫是有些抵触的，但也正是在这种逼迫下，我不仅‘啃’下了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部曲》，而且还给教师进行了阅读辅导。”她说，“不读书是不行的，这种观念已经在浏阳教师中深入人心。”
浏阳河小学校长张自玲说：“教师读书工程搞了十多年，我认为最大的成果就是在老师们心中播下了一颗阅读的种子，大家形成了共识：阅读是必要的。”对于这种以行政手段推动读书的活动，她认为，其积极作用毋庸置疑。但作为一个追求读书的随性与乐趣、希望以读书丰盈内心的教师，她觉得，要真正点燃教师心灵深处的读书激情，就要剔除一些附加的东西，让阅读变得轻松点、纯粹点。
“通过多年的坚持不懈，我们推动教师读书的行政力量正在逐渐弱化，读书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习惯。”对于即将走进第13个年头的“新世纪教师读书工程”，作为发起者与主要组织者，陈文也有自己的思考：“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准备在书目的选择上给教师更多的自主权。目前，许多学校成立了各具特色的读书会，我想这既是对读书工程的积极回应，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今年10月25日，由热爱读书的淮川街道中小学教师组成的“淮川教师读书会”宣布成立。浏阳河中学党支部书记、读书会会长赖英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读书宣言”诗情洋溢。“从今天开始，在座的各位多了一个社会身份——淮川教师读书会会员。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身份，是一个充满诗意、幸福、温暖的身份。怎样才够得上这样一个身份？我认为必须具备两条：一是养成读书的癖好。作为读书会的会员，是真正意义上的读者，对书籍的喜爱，不是叶公好龙，读书不是为了完成学校布置的任务。二是具备较高的读书品位。世上书籍如汪洋大海，区别在于饮哪一瓢。读书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喜欢读什么书，体现了一个人的个性和兴趣。关于读什么书，我有两个建议：一是微信、微博等碎片化的阅读替代不了静下心来对一本书的阅读；二是不能跟着畅销和时尚走！”
与浏阳的教师聊读书话题，时常会听到几句语态活泼、表意新鲜的话，那种表达方式决不是不读书的人所能说出的。
离开浏阳，我在想，如果没有质地坚硬的“读书工程”，会不会诞生质地柔软的“淮川教师读书会”呢？
假设或许是没有意义的。我欣赏“淮川教师读书会”会长赖英瑜所说的：“读着读着，你就具备了基本的判断力和鉴赏力，仿佛拥有一种内在的嗅觉，能够嗅出一本书的优劣。这种能力部分地来自阅读的经验，但更多地源自一个人灵魂的品质。一旦你的灵魂足够丰富和深刻，你就会发现，你已经上升到了一种高度。”
2013-12-23《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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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我们的阅读 2014年01月03日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张涛甫
　　●一个盛产“土豪”的社会，其精神生产上多是歉收的。
　　●与那些纯文学作品相比，这些“亚文学“作品，也许更能诱惑大众的阅读味蕾。“亚文学”之于大众，是一种消遣品。
　　●为什么老外的“心经”会如此受追捧？我们不能归因于国人的崇洋媚外。原因在于，中药药效不佳，国人转而向西药求助。
　　2013年，流行一个网络热词：土豪。如今“土豪”这个词，已经没有极端岁月的阶级仇恨，而是带有讽喻的意味，用以讽刺那些在物质上进入“三高”而文化上又极度“贫血”的人。“土豪”通常信奉“读书无用论”，物质是他们心中的大神，即便有时候也会附庸风雅，装模作样地读点书什么的，那也是仪式性的，书卷对于他们就是一种装饰品，就像他们消费LV、爱马仕一样，是“秀”给别人看的。我总觉得，一个盛产“土豪”的社会，其精神生产上多是歉收的。有人可能会立即反驳道：中国每年生产的图书、论文已经世界第一，难道我们还土吗？单从数量指标看，我们着实可以傲视环球，但从文化生产的成色来看，我们的文化自信就像央视大楼一样坚挺不起来了。
　　有什么样的生产，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消费。受消费层级的约束，生产的尺度也不能夸张得太离谱。经济领域的愁云惨雾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口红效应”。经济低迷，文化内需沦为不折不扣的精神“内虚”，即便有政府文化政策的加持，也不能转化为兑换成草根民众的精神红利。与前几年相比，2013年的公众阅读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不可能有断崖式的落差。公众消费是从众的，虽然他们的读书选择也从于自己的内心偏好，但个体的内心不可能强大到截断众流，一般而言都是看周围大众口味的。大众的文化消费是当下中国文化市场的基本盘。在中国文化的大盘结构中，精英们的文化消费自然是小众的，通常不具有主宰性的力量。在一个重口味、实用主义的文化消费环境里，读者个人的偏好经常被身外的“大多数”偏好席卷进去。不过，精英文化消费也不能小觑，他们是文化中的“盐”，不能没有，当然，奢望精英阅读的大面积涌现这也不太现实。毕竟，在大众消费引领文化 GDP　的当下中国社会，精英阅读只能是少数派。所以说，形势比人强，不服不行。
　　观察大众阅读，一是看图书流量，二是看阅读书目的集中度，三看阅读内容的成色。中国这么大，对公众阅读如何把握，的确是一个巨大难题。有一个便捷的观测窗口，那就是畅销书。畅销书能将流量、集中度、成色三个维度聚集在一起。通过畅销书来观察公众阅读状况，应该是有说服力的。畅销书之所以畅销，除了消费者偏好起主导作用之外，还有商家促销或政策红利等因素的拉动，但后者不是最具决定性的。2013年，公众究竟在关注什么？究竟有哪些书进入了公众的阅读视野？从2013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和走势。
　　文学阅读仍然是公众阅读的“常量”。只不过随着流年变化，进入公众阅读的选项也会不同。2012年得益于莫言获奖的强劲拉动，将莫言的作品成为公众阅读的甜食，应该不是什么悬念，然而，莫言的诺奖效应在2013年出现些微疲软。在文学畅销书榜单上，拉美作家《百年孤独》这部经典出现在多个版本的畅销书TOP10光荣榜上。何以解释国人对马尔克斯的偏爱？我还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还是与莫言的诺奖效应有关，只不过，这种效应在2013年表现得较为含蓄，穿上了马尔克斯的“马甲”，有点玩深沉的味道。事实上，芸芸众生对《百年孤独》的理解是有限的，他们对马尔克斯的喜爱，更多源自文学接受的“移情”作用，读者的“真爱”恐怕还是莫言。马尔克斯在中国消费者心里，更多表现为品牌价值，人们消费的是马尔克斯的牌子，不一定真正理解他的作品，从这一点上看，马尔克斯远没有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幸运。有不少中国读者祈祷村上春树能在2013年有缘诺奖的加冕，但最后的谜底竟是一个意外的名字：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
　　余华《第七日》的问世，在精英圈子内没有得到太多的掌声，有批评者甚至由此担心余华的专业水准出现张艺谋、陈凯歌式的坠落，但我认为，余华是中国精英作家中少有的谙熟文学市场逻辑的高手。与那些急吼吼在文学市场上裸奔的作家不同，余华不会像郭敬明那样直白地吐露他对消费者的爱情，而是处变不惊，每次文学出征，几乎皆能击中市场的穴位。严格地说，《第七日》不是写给文学原教旨主义者看的，他是卖给大众消费的，所有在他的作品中勾兑了那么多“新闻”原料，借小说之壳上市，赚取了不菲的市场回报。余华之所以成为余华，是因为他不仅有一流作家的才情，还有浙商的商业机敏，所以他的作品往往雅、俗通吃，至于吃得好不好，要看他的才情和心智的布局了，当然还有运气的成分。
　　还有一种文学名曰纪实类文学。这类文学包括名人传记、情感纪实、感性随笔等，这些是大众文学消费的最爱。严格说来，它们不算是纯粹的文学，只是“混搭”了文学的多种元素。这类作品的卖点是：名人+情感。读者从中获得的与其说是艺术的养料，不如说是故事、情感及其名人打折的隐私。正是这些东西成为公众的文化甜食，支撑了中国畅销书出版小半壁江山。2013年的畅销书榜单上，有柴静《看见》、李敖《我的人生不可复制》、张小娴《谢谢你离开我》、韩寒 《我所理解的生活》、《史蒂夫·乔布斯传》、《席慕蓉经典作品》、《你若安好便是晴天(林徽因传)》等。与那些纯文学作品相比，这些“亚文学“作品，也许更能诱惑大众的阅读味蕾。我们不能以科班的标准去苛求普通读者的文化消费，责怪他们不懂文学。其实他们有其朴素的文学观，在他们眼里，远在其日常生活经验之外的故事、情感，皆是文学。生活是灰色的，文学之树常青。为了超越一地鸡毛的庸常生活，需要一些身外的“野食”权当灰色生活的调味品。“亚文学”之于大众，是一种消遣品。只要能帮助从生活的雾霾中走出来，看到蓝天上慵懒的云朵，谁会在乎他们所消费的文学是不是遵守了文学的纪律了呢。
　　面对憋屈的生活，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就像遭遇漫天的雾霾，需要相匹配的强大胸肺一般。但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内心的精神抗体极为稀缺，难以抵挡超重的生活压力。“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人们缺什么，就想补什么。所以，近年来，市面上大肆流行励志、心灵鸡汤类的畅销书，诸如《论语心得》和《正能量》之类的畅销书，这些畅销书是为虚弱的人心滋补营养的。值得一提的是 《The　Power力量》一书。这本来自域外的畅销书，曾创下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史单月再版破五十万本、六个月销量破二百万本、全球累计销售一千万本的纪录。《纽约时报》说，这是一本伟大的心灵励志书。《芝加哥太阳报》声称，此书是给所有身处人生低谷的人一份最好的礼物。该书在中国畅销，有一不可缺席的原因是国人“心虚”。人们被种种烦恼掏空的内心需有一种救赎的“力量”，从而将人们从没顶的困厄中救出。《自控力》这本美国斯坦福大学最受欢迎的心理学课程，也成了中国读者从事内心管理的人生教材。为什么老外的“心经”会如此受追捧？我们不能归因于国人的崇洋媚外。原因在于，中药药效不佳，国人转而向西药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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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5本书


2014-01-01, 作者：黄集伟

◎《古拉格：一部历史》｜(美)安妮-阿普尔鲍姆著｜新星出版社
仅据本书现有资讯，套耕、独立出一本类似“古拉格词典”之类的“别册”应该不难，而这种脱胎于一部大书繁复详尽考察论证记述而来的“词典”，会更具说服力——它会会同本书一起成为有关“古拉格”的一部“历史书”“遗产书”和一部“生活书”。
语词之重常需要漫长的时间区隔，距离太近，匆忙的步伐和厚重的功利心会像雾霾般遮蔽双眼，而来自本书中诸多语词自身规律的发掘，对我们加速脱离愚昧的进程大有裨益。
比如，这本大书告诉我们，听起来相似的语词，其表达的内容很可能完全相左；比如，欧洲左派更容易在潜意识的导引下为苏联斯大林暴行辩护，因为他们同宗；比如，以经济建设、经济增长的口号曾在斯大林时代遮掩了无数恶行，而这些恶行的“反人类”胎记本质上与纳粹恶行无异……
“以史为鉴”是一句老话了，而它的细末层面现在可以本书为例，说，“以史为鉴”的起步是“以词为鉴”。

◎《裸命》｜陈冠中著｜天地图书
这本小说是2013我读过的小说里最特别的一本——从故事情节到人物设定，用惯常的阅读经验去虚拟期待，基本没有。书中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半生不熟的汉语——作者以“拟误修辞”贯穿这个人物的始终，以此强调强巴的特别处。
用拟误修辞提示或点明人物个性的方法乔纳森在他的小说《啥都瞭了》里也用过，陈冠中的不同是，他将拟误修辞缩小到“成语”范畴。小说主诉者强巴搞不懂好多成语的字词选项，误会着，懵懂着，将就着，试探着用，用着用着，脾气、秉性、隐喻之类，也就“用”了出来。“强强，北京是不是气派不凡？”“不烦，一点不烦”……这个“烦”字好神啊。
这种似非而是的拟误修辞法也曾被郭小橹用在她的英文小说《简明中英爱情词典》里。在那部小说里，那些生涩别扭的英文反被一些评家视为该小说的语言创意：既紧贴角色命运，又复现文化隔膜。以此反观《裸命》中强巴将“临时起意”误读为“临时起腻”之类，其生动已不再只是恋人间的亵语，而成为一种氛围，很高级。
这样，选择“拟误”修辞的陈冠中以一种俭省直接的方式将主人公强巴直不楞登推到读者面前——他生性的直接与他遭遇的委曲互衬，他为人的单纯与他经历的繁黑互文，而他原始、懵懂的爱，则成为他跌跌撞撞命运里离奇的一根稻草——它被神秘之光包裹了一层又一层裹，没人知道它所预示的会是天堂，还是牢房。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者》｜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等著｜社科文献出版社
本书为多人同主题文字合集，读的过程，就像去旁听一场研讨会——一群过来人围坐一圈儿，回溯往事。他们腔调各异，视角百样，却围绕同一主题——用序者齐格弗里德-洛卡蒂斯序文标题说，本书讨论的主题即“在专制下读书”……这本书我年根儿上才从卓越买来，还没读完。
初步的感想是，在一个监狱般的语境里，人们对精神生活、精神滋养的渴望反是更茂盛、更挑剔、更着迷……它让阅读变成一次僭越，一种反抗，一场鸦雀无声浩浩荡荡的游行。
《德国档案》对本书给出的评语说：本书的“独特魅力在于，时代见证者们发言分享自己曾经缄口不语的许多内容，阅读时，人们有时会觉得，自己在俯瞰一个超现实主义世界。”

◎《摩西五经》｜冯象译｜三联书店
这个冯译版“圣经”是2005年牛津初版出版7年后的修订版。
译者说，这一版“译文的变动，将近五千处。大多是进一步节俭文字、锤炼风格，但也有勘误、取别解或新说的。夹注，增添两项内容：一是简要补充古代近东宗教、历史文化跟经文串解的知识；二是列出中文旧译一些有代表性的舛误——主要是和合本，因其流传较广，常被引用——方便读者对照查阅。另有少数拗口的人名地名，做了减字换字或谐音意译。”
在在一篇旧文里，冯象曾说，“圣经”属于“不上书架的书”，意思是说，事实上，反而是那些不上书架的书被我们翻烂、翻旧，因为它更需要反复揣摩、研习，而那些码放得整齐壮观的书架上的书常常落满灰尘。
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孜孜不倦、耗时经年的译本，是出版者与译撰者奉送给读者的福利——不论是世界文化爱好者还是世界文学爱好者而言，《摩西五经》都算是一份优质的礼物。
从另一层面说，每日被微博、微信折腾得沸反盈天，脑子里的字词句篇个个沸腾激昂劲爆屌炸，晚上回家， 读几行冯译，是洗眼，也是洗心、洗耳。

◎《文章读本-三岛由纪夫文学讲义》｜三岛由纪夫著｜译林出版社
没读之前，我觉得，像“文章读本”这么端庄的事儿，怕是跟看大闷片一样，读得人气喘吁吁吧？结果倒不是我想多了，是我想错了。
我甚至觉得，用“娓娓道来”这个俗词都无法比拟谈到文学的一些基本范畴时，三岛由纪夫的“洞穿”和“精彩”。
比如p191，三岛由纪夫谈文学中的优质比喻。他写“得当的比喻能够使小说免于过度的抽象乏味，令读者耳目一新，并在一瞬间掌握到事物的本质。另外一方面，比喻的缺点是将小说好不容易结晶起来的统一单纯的世界，分化成不同想象的领域，所以比喻的使用过度就会显得轻佻浮薄，有让坚实的小说像烟火一样炸开的危险。”
用一个精到的比喻讲解比喻的分寸和得体，这大概就是作家与文论家最大的不同。说得更加直白，这本书是一个水性极佳的游泳教练写的“游泳细则”，而不是一个旱鸭子口述的“入水须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