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网辑[台湾文学]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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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本台湾文学杂志说起2010-03-14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石剑峰



内地终于出版了香港作家董启章的作品，分别是《天工开物》和《体育时期》。《体育时期》受到日本女歌星影响，风格类似于青春残酷物语路线，写了两个都市少女的成长经历。当然，董启章早就摆脱了青春路线，他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只是他雄心勃勃三部曲的第一部分，用三代人讲述V城（或者香港）的历史。《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开了个头，然后是用粤语写的《时间繁史》，而董启章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可能有百万字之巨，何时露面连作家本人都不知道。幸好，《印刻文学生活志》（三月号）为我们“剧透”了第三部的些许线索。三月号的《印刻文学生活志》封面人物就是董启章，并收录了三部曲第三部的片段《一半燃烧，一半翠绿》。另一本台湾主要文学杂志《联合文学》（三月号）这次的专题名为《中国太难》，从对岸视角看大陆当代文学，收录了对王安忆、毕飞宇、苏童、刘震云、张悦然五位作家的访谈，并梳理了大陆当代文学三十年间的重要作家和文学事件。
如同《联合文学》、《印刻文学生活志》等文学杂志越来越关注大陆当代文学一样，在大陆读者眼里，台北俨然成为华语的文学之都，他们追读着台湾当代作家的每一部作品。除了耳熟能详的朱家姐妹、张大春他们一拨，就算所谓的台湾更年轻一代，在大陆都有忠实读者。童伟格被誉为台湾“六年级生”的佼佼者，童伟格的学长“五年级生”骆以军评价其新作《西北雨》“视觉上那翻动着空旷的场景如此像年轻时看的塔可夫斯基。但流动的诗意却让我想到以色列小说家奥兹，或较好时的石黑一雄”。而童伟格的学姐“五年级生”成英姝那本新小说《人间异色之感官胡乱推理事件簿》，书名很混乱内容很黑色幽默，借由一场错综复杂的胡乱自我追寻旅程与暴风雨夜的推理大乱斗，各种既超现实又写实的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信手拈来尖锐讽刺当今社会现象。相比成英姝玩黑色幽默，胡晴舫的幽默来得更加简单，这位始终书写都市职场生活的女作家新作《滥情者》一如以往舞台剧般的写作风格，不无讽刺和犀利地呈现出都会的滥情众生之相，让我们看到现代文明中的滥情众生背后的空洞、荒谬或矛盾。


虽然是“官方”编的宣传读物，但《20堂北县文学课：台北县文学家采访小传》还是让我们领略了台北市近邻台北县文学的壮丽景色，里面提到的文学大家包括陈映真、周梦蝶、商禽、管管等二十位。同样也是写大家，《记忆之塔》是作家周志文记忆收藏的台湾多所大学的师长、同学、同仁的八卦和往事，其中有殷海光、龚鹏程、胡适等等。不过《记忆之塔》并不只是写给文学人看的，它涵盖了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台湾社会变动最剧烈的三十年间，一个文化人的养成过程与亲眼目睹的斯文扫地场景。在《记忆之塔》里，淡江大学人气散尽，台大也不是样样都好，东吴大学则更加没落了。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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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做客新浪聊台湾文学实录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11月02日 新浪读书

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做客新浪（左起为金坚范、赵遐秋、石一宁）     11月2日13时，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两位副主任，《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的两位主编，赵遐秋和金坚范，以及《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四卷的作者石一宁，做客新浪聊天。他们深入阐释了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探讨了台湾作家的思想，和读者一起体会了作品中台湾民众的苦闷、抗争的情感以及作家的创作路程。     视频：台湾文学研究学者做客新浪谈台湾文学    视频：最有影响力的11位台湾作家     视频：纯文学在港台的不同命运　　     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感谢各位光临新浪的嘉宾聊天室，我是新浪的主持人术术，今天来光临我们新浪嘉宾聊天室的是两位资深的专家和一位中年学者，讨论一个关于台湾文学的问题。 　　下面我来依次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的专家，第一位是《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的主编赵遐秋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赵遐秋：大家好！ 　　主持人：还有一位主编金坚范老师，另外一位是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石一宁老师。 　　金坚范：主持人好，大家好！ 　　石一宁：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各位网友可能在新浪看到的聊天很多，但是这次聊天我们讨论的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在下面跟各位老师交流的时候是给网友做一次知识的普及。 　　各位网友除了通过电脑参与，您还可以通过手机访问新浪网关注聊天全程，在移动中关注聊天全程。手机新浪网的网址是：sina.cn。 　　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嘉宾和各位网友，我想先了解一下这套《台湾作家研究丛书》一共11本，我看了一下，其中只有三位作家我是比较熟悉的，一位是陈映真，还有林海音、施叔青，剩下的八位我不太熟悉，作为这套书的主编，您是怎么遴选出这些作家的？为什么选他们来做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分的人选呢？ 　　赵遐秋：这个，我们编纂这一套丛书的时候，有一个设想，这个设想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之前，台湾和我们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一些学者共同编出了一本《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当时为什么要编写这套书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学科建设的需要，因为，这门学科和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一起组成了我们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在需要很好地重新建设它。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针对当前台湾的现实，文坛上的现实，随着政治上的“台独”的嚣张，在文学领域里面也出现了“文学台独”的分离主义的思潮，针对这个思潮，我们当时就下决心组织两岸学者合作编写这套书。编了这套书以后就发现，我们这是《史纲》的纲要性的东西，如果进一步要具体化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做微观的研究，因为史纲是宏观，还要做微观的研究。微观的研究当然有作家研究、作品研究，有文学现象研究、文学运动研究，文学编年史等等。 　　但是，最重要的是作家作品的研究，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立足点。为什么选择11个呢，大家看到了，这个主要是有两个阶段的作家，一个阶段就是日据时代，一个阶段是49年，50年代以后的。为什么把这个作为重点呢？因为在这两个时期里头，台湾文学的成就很大，某些方面还有很大的突破，是我们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的成绩。 　　同时，文学台独在这些方面有很多的歪曲事实，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选了这11位作家，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是不是由金坚范先生给大家再具体地再来阐述一下。好不好？ 　　主持人：正好网友想问问各位专家，台湾新文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金老师能不能给回答一下？ 　　金坚范：按我们的理解就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就是台湾的新文学是在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产生的文学是新文学，所以跟我们大陆谈的新时期文学这个“新”不一样，应该跟五四新文学一样。 　　主持人：我自己看资料的时候也有这个感觉，不是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它是应该跟内地的五四运动紧密相连的。 　　金坚范：对，可以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下、影响下产生的文学。补充一下赵老师说的这一点，我们组织这么些人，编写这套书，的确是除了学科建设以外，还是针对台湾目前的文学里面产生的一种主张台湾“独立”的这么一种思潮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就说这套书的主要的特点，也是在批文学里面的“台独”，我们的简称就叫“文学台独”。我想比较通俗地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你刚才讲到，大陆的一般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非常熟悉林海音，因为她的《城南旧事》拍成电影以后，所以大家都知道林海音。林海音在台湾来讲，她对台湾的文学贡献是非常之大的，她自己写小说，有些儿童文学，有些散文，而且当了《联合报》的副刊主编十年，培养了一大批作家，现在的很多作家，包括一些老的都是她提携培养出来的，她自己还办出版社，而且她广交朋友——就是这样一个作家，比如建立钟理和纪念馆，林海音帮助他发表作品，而且建他的纪念馆林海音还是一个主要的发起人，他死了以后搞了纪念文学，但是后来在钟理和的纪念馆旁边有两排小树，树种结合“文学步道”，一路上许多作家都有各种造型的石碑，其中，唯独没有林海音和张我军，搞“文学台独”的人认为，他们两个是主张中国统一的，所以不要他们。 　　所以，你说“文学台独”的倾向在文学领域里的影响有多大。像林海音影响很大，张我军更可以说是台湾文学的第一人。这样的人都不要，那就说明这个“文学台独”猖狂、嚣张。 　　主持人：我觉得林海音确实是影响非常大的作家，我记得大概20来年前，我曾经有一个无意中和林海音结识的机缘——我捡到一本书《婚姻的故事》，但是我的印象非常深，对这部小说，我觉得她的那种台湾民风、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非常生动、鲜活的。 　　网友：这部书能不能说是第一次从学术角度系统地整理了台湾新文学？石老师能不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石一宁：是第一套，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因为以前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这方面的书也有，但是它是很零星的，不成系统的，一次性地推出十一卷本的台湾作家研究的学术著作，这次应该说是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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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遐秋谈台湾作家张我军、赖和在文学领域的巨大贡献

　　主持人：我知道在这部丛书里介绍了很多非常有名的台湾作家，像赖和、吕赫若……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我想问一下这些人他们在台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会在我们内地读者当中影响这么小？

　　赵遐秋：我来说吧，张我军，可能是大家对张我军不太清楚，但是大陆可能对张光直，就是他的儿子很清楚，他儿子是我们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人类学家，古文类学家研究的一个首创者，在哈佛，在美国都是从教多年，现在当然他已经过去了，他好像大家都知道，科学界都知道，学术界都知道。
　　主持人：我知道。
　　赵遐秋：张我军的主要贡献在哪里？因为当时五四文学革命的时候他就在北京读书，他把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要精神对照台湾文坛的实际情况，第一声喊出了，在台湾文坛上、台湾的文学也要革命，也要用白话文来代替文言文。
　　当时他们对垒的对立面就是连雅堂，就是连战的祖父。他当时也是主张文言文的，因此当时他们在进行辩论，进行争论，当然最后的结果在台湾文坛上也是用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这跟我们大陆、内地，当时五四文学革命是一样，所以他是第一个在台湾举起文学革命大旗的人，所以这样一个有着特别突出贡献的人，我们当然是应该永远地纪念他，学习他，发扬他的精神。
　　那么赖和，大家都称他是台湾的鲁迅，这样一个称呼就可以看到了他的分量了，他是第一个把五四文学革命这样的革命精神付诸于文学创作的、这么一批人当中的主要一个人，写小说，而且他在他的小说里面开创了现实主义的传统，而且在这个传统里有个突破，这个突破是说什么呢？他的题材上面，我们很多人不太了解，但他的小说里面，他就写了所谓察大人补大人，这些人是日本殖民者或者是汉奸，在他的小说里把他们作为揭露、批判、暴露讽刺的一个对象，这个传统就是说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台湾的深化他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主持人：赵老师，我们能不能这么理解，这套丛书选的11位作家，大部分是在台湾新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家？
　　赵遐秋：对。
　　主持人：我想请石一宁讲一下您写的这本《吴浊流：面对新语境》的书，吴浊流也是台湾的重要作家？
　　石一宁：吴浊流也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最有影响的作品是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
　　主持人：罗大佑有首歌就是这个名。
　　石一宁：可能是从他这本书受到启发，因为这部作品在台湾很有名，我相信罗大佑先生会读过这本书，或者至少听说过。为什么我们做吴浊流的研究，首先他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现在在台湾文学界对吴浊流的阐释当中又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们大陆以前的教科书介绍的吴浊流就是“一位爱国主义的作家，一位有很浓厚的民族情感作家”，这样的一位作家，但是现在台湾文学界的一些对他的解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他是表现了所谓的台湾意识，这种台湾意识实际上在他们某些人的理解里就是一种“台独”的意识。
　　出现了这么一种对他的阐释，我们觉得作为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的一名从业者，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到底吴浊流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样的，我们觉得有责任来进行一种深入的研究，把吴浊流作品的艺术成就、他的人格、他的民族认同，这种真实的面貌告诉世人。
　　主持人：金老师我其实很关心一个问题，我觉得好像这套丛书里的作家，几位老师介绍了以后我也长了不少知识，比如像张我军、赖和他们都是早期的新文学的作家，包括施叔青、陈映真先生他们都是比较年轻的，我们这11位作家是按照时间的排序，还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选出来的？是怎样一个格局？
　　金坚范：你刚才讲到施叔青也好，陈映真也好，恐怕也不太年轻了，施叔青也快60了，陈映真69岁了。
　　主持人：跟赖和、张我军距离是很大的。
　　金坚范：对，刚才谈到的张我军是五四运动的，赖和也是40年代的，30年代的，基本上11个作家基本上按时间先后这么排序下来的。
　　你刚才提到陈映真，这方面赵老师更有发言权，我感到像陈映真这样的作家，我们大陆对他重视不够，我感到应该好好地重视这么一个艺术家，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而且以小说家的敏感非常快地觉察到台湾文坛或者台湾文化里的政治上的动向。他除了有能够写小说的本事以外，他还有理论的功底，所以他写一些批判“文学台独”的文章，他有理论的基础，不像有的小说家，小说写得非常出色，理论方面却缺了一点，这方面陈映真两者兼顾，而且他对国际上的知识，比如对日本、韩国、美国，都有很深的造诣，所以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非常之细腻，一针见血，我感到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刚才赵老师讲到赖和当年大家称之为“台湾的鲁迅”，陈映真在当代有人也称是台湾的鲁迅。
　　主持人：我知道赵遐秋老师关于陈映真的研究是做得非常深入的，您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命的思索与呐喊》是专门研究陈映真的，赵老师是这部丛书的主编。
　　网友：为什么这部丛书里为什么没有写到白先勇先生？我非常喜欢白先生的作品。
　　赵遐秋：我们是第一辑，我们还要有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除了我们11个作家在中国或者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一个标准以外，还要有个队伍，就是要有人来写，有人愿意写他，另外要有充分的资料，手里要有资料，如果我们条件允许，能够有第二批的话肯定有白先勇。
　　主持人：应该说白先勇是目前在内地影响非常大的台湾作家了。
　　赵遐秋：对。
　　主持人：像我们这代年轻人，大部分人都是读白先勇的作品，应该说他现在在老一代作家里影响是最大的？
　　网友：我非常希望赵老师来评价一下陈映真？
　　赵遐秋：各个作家都有各个作家的特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比较研究的时候，不是比谁高谁低，而且比谁有它的特点，陈映真比如说跟陈若曦，比如跟白先勇，他们都是一块成长起来的作家，我觉得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
　　从他的作品里头反映出来，首先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就是说你见了他以后，就是他的眉头和眼睛里面深藏着这种忧愁、忧虑，所以黎湘萍研究他的书，说他是“台湾的忧郁”，他的忧郁是台湾的忧郁，忧国忧民的情怀。所以他把台湾人民的这种利益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作为他自己的使命，他的使命感很强，这是我想他的一个很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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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艺报》总编辑金坚范谈台湾作家陈映真

　　主持人：刚才我觉得您有一个词用得非常浪漫，叫“台湾的忧郁”，我觉得这个标签贴到陈映真身上，很多网友可能会对他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赵遐秋：第二个很大的特点，他反映这个台湾社会相当深刻，某些作品是很深刻的，而且我今天来说，可以从我研究的角度来看，我读了很多台湾作家的作品，我觉得台湾这些作品里面，陈映真的作品是最深刻当中的一个或者是名列前茅。比如说，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一篇小说叫《忠孝公园》，是一篇中篇小说，是写了一个台湾日本兵的悲惨的命运。他是个台湾人，在日本将要崩溃的时候，被征入伍，来打中国人，在他的脑袋里，他自己是台湾人，台湾人参加的日本的军队，上级就说你是日本兵，他是日本人，所以脑子里想我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后来当日本兵的过程中他没有日本兵的权利，这时候他又疑问，我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等战争胜利以后他又没有中国人的喜悦，人家说你是中国人你不算战败国，他自己脑子里又说，我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等等，整个这一个过程，他的思想、心灵的历程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皇民化”整个的运动，日本的“皇民化文学”对台湾人民的影响之深刻，他表现得淋漓尽致，很深刻，也很生动。所以现在有一些作家、剧作家准备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或者电影。
　　主持人：我想这位网友可能非常满足，对陈映真有了更多的了解，通过赵老师的介绍，我想赵老师不用问了，赵老师最喜欢的台湾作家可能不用问了，肯定是陈映真，要不然也不会做这么多的研究。
　　网友：另外老师请回答一下最喜欢的台湾作家是谁？
　　主持人：石老师您最喜欢谁？
　　石一宁：台湾作家很多，但是你要一下子说最喜欢谁，还不能一下子做出满意的回答。但是既然写了《吴浊流：面对新语境》这本书，我不妨说我最喜欢的台湾作家之一就是吴浊流。
　　主持人：我觉得金老师的发言应该是最有公正性的，因为没有他的书在这套书里边。
　　金坚范：我不想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因为刚才赵老师已经提到了对陈映真的小说的评价，我首先同意赵老师的意见。第二个，我之所以能够参加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而且我和赵老师商量，你为什么请陈映真当顾问？就是因为我本人在作家协会参与大陆和台湾作家的交流工作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在跟台湾作家的交流中间，应该说陈映真我跟他有多次接触，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也有很深入的交谈，正是他对“文学台独”的一些先例的观察教育了我，影响了我，所以我参与了这一套书的编辑工作。所以我感到这套书能够出来，首先我要感谢的是陈映真这位我非常好的朋友、也是我非常崇敬台湾作家。
　　主持人：我想金老师不正面回答，比正面回答更有力度，我就借用我主持人的平台表达一下我的观点，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台湾作家应该是白先勇先生，我一直把他的《永远的尹雪艳》奉为小说创作的经典。
　　网友：我非常喜欢台湾的作家朱天文和朱天心，有没有可能进入我们这套书？
　　赵遐秋：有可能。
　　主持人：另外一个脉络像我们广大网友非常熟悉的像琼瑶、三毛，吴淡如这样的作家，有没有可能进入我们的研究范畴？
　　赵遐秋：我觉得有可能，但是不会在前面。
　　主持人：就是说他们会往后排，您为什么觉得他们会往后排，是因为年龄还是对他们作品本身的评价呢？
　　赵遐秋：我觉得主要是从对作品价值的判断。
　　主持人：那您觉得作为琼瑶这样的，在两岸三地华语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您认为她的小说是应该往后排的吗？
　　赵遐秋：是应该往后排。
　　主持人：为什么？
　　赵遐秋：我对琼瑶的小说，我是这样，我从自己亲身体验，琼瑶的小说传到大陆的时候，我的女儿当时枕头旁边就有了琼瑶小说，我就跟她一块看了琼瑶小说。琼瑶小说之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大陆引起这样热烈的反应，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从客观的条件上来看，就是当时我们刚刚拨乱反正，在“四人帮”统治的时期，在人们禁止感情世界，学校里都禁止谈恋爱等等，所以她这些小说里面，这个感情是纯真的，是浓烈的——好像一个花盆，你浇水的时候，你搁了水以后，就听到泼罗泼罗的声音——大家需要感情。我觉得当时喜欢琼瑶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都喜欢，我觉得这是跟客观的条件有关系，但是这个东西有模式，模式化了，我想我看了一本觉得不错，第二本就乏味，后来我就不看了，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觉。
　　琼瑶为什么受欢迎，我觉得她的文笔和修养功底很好，这也有魅力，但是从社会价值判断，我觉得太浅了，我认为很浅薄。
　　主持人：我记得当年琼瑶的小说、文集都是我们中国作协下属的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发行量也很大，影响力也很大，应该很多人当时读琼瑶小说也是当成文学作品读的。
　　赵遐秋：我们现在也是按文学作品读的，但是文学作品反映作品来讲它太浅了，成天你情我爱的，连一个基本的吃饭的问题都不提，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拿什么东西买粮食、买菜啊，反映社会、反映人生太浅薄了。这是我的看法。
　　金坚范：我补充一点，刚才你提到的几位作家，三毛、琼瑶等。
　　赵遐秋：这不能一概而论。
　　金坚范：我就想补充一个，看来朱天文、朱天心非常相似的，有一个蓝博洲，这位作家大概40多岁，跟朱天心先生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作家，他的作品我感觉大陆的读者应该很好地重视，他写过一个《幌马车之歌》。
　　赵遐秋：他是写的报告文学。
　　金坚范：这个《幌马车之歌》非常有特点，因为尽管它是作为报告文学来写，但是提出又有很多人把它作为小说来评价，写的有些小说……
　　赵遐秋：文学性很强。
　　金坚范：文学性非常强的，所以当年在台湾作为小说给他奖，这是一个非常期待的现象，说明他的文学非常强，也写得非常感人，但是他的其他一些东西也是很感人的，他的书台海出版社出过，看来大陆对他也是比较重视，他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中年的作家。他还是少数民族——畲族，很少的，我们浙江福建有一批。
　　主持人：这个少数民族很稀少，刚才跟赵老师对话的时候，我之所以提到，当年我们把琼瑶小说当成文学来读的，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文学划分应该分为通俗小说和纯文学小说。现在我们肯定要把琼瑶划在通俗小说的创作范畴，刚才我们谈到的朱天文，朱天心，他们肯定属于纯文学的小说的范畴，我觉得两个都是很有发展的，朱天心和朱天文影响很大是因为他们的影片改编成电影了，同样新一代的通俗作家，比如像张曼娟、吴淡如，我觉得他们影响力也很大，我想跟各位老师了解一下，为什么台湾文学会在这来个脉络发展很深，但是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为什么只有通俗文学这个脉络？
　　石一宁：香港不是全是通俗文学，香港还有纯文学的作品。
　　主持人：比起台湾影响力小很多。
　　石一宁：香港比台湾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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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一宁谈香港的纯文学作家

　　主持人：我上次跟吴淡如聊天，我说台湾为什么会有纯文学作品存在，她说有些纯文学在香港都没有出版机会、还要到台湾去出，金老师，您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金坚范：我很惭愧，对于这个问题很有研究说不上，只能凭我自己的感想发表一些意见。
　　我感到，台湾尽管受到日本的殖民统治，但是45年以后，光复以后， 国民党当局退居台湾以后，它在学校的教育里面非常强调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教育，当时台湾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现当代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东西，包括茅盾的东西、郭沫若的很多东西……牵扯到政治性，要反对国民党，所以国民党在教育里面、课文里面就不能开这些课，那它开什么呢？只能开古典文学的课，所以我感到台湾的知识分子在成长过程中间，他们一般来讲，古典文学的修养是比较好的，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香港就不一样，香港长期以来是英国殖民统治，所以它受英国的思想文化教育非常之强，相对来讲就冲淡了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教育，我想可能你说的，为什么台湾纯文学小说方面发展得比较好，纯文学相对地讲，香港就弱一点，我感到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我感到，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它带去了一大批大陆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包括老师，因为我前不久碰到一个台湾的建筑师，现在在我们清华大学教书，他跟我讲，他说我上中学的时候，我们的中文老师讲每个文字的起源，他们都是名牌，北大毕业的，所以这个传统的影响很大。
　　第三个，毕竟总的来讲，台湾的面积也要大一点，香港比较小一点，是不是？人多，当然出点人才也要多一点，恐怕是从这三个方面理解这个问题。
　　主持人：对，我觉得台湾出了很多，即使拿到世界范围内评价的华语作家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家，应该说在香港金庸先生创造了武侠小说类别的鼎盛。
　　网友：请石老师介绍，除了金庸、梁羽生，现在还知道张小娴，哪些香港的纯文学作品的作家写得不错？
　　石一宁：我觉得香港的作家虽然比台湾的少，但是也是相对比台湾少而已，总量来说也还是挺多的，所以一下子你说谁谁写得比较好，这个不好做评价。但是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我们都有所了解，而且我们看香港文学要考虑到有一些作家，是我们内地的作家在香港定居的，他们算不算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要不要把这部分作家也算进去？比如像程乃珊，是在香港定居的。
　　主持人：但是我们一般把程乃珊归为上海作家。
　　石一宁：但是实际上她早就在香港定居了。我还补充一个，香港文学表面上看可能不像台湾文学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从近代以后一直到当代，有很多海峡两岸，即大陆和台湾的作家在香港交流、定居，或者是定居一段时间又去别的地方，这些作家的很多作品是在香港写的，这个也应该是香港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
　　赵遐秋：施叔青一部分的作品就在香港写的。
　　主持人：施叔青好像也是我们内地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施叔青也60多岁了吧？
　　金坚范：过了60岁了。
　　赵遐秋：是在陈映真影响下从事小说创作的。
　　主持人：应该说他们这些人都是老一辈的作家里，特别年轻的一代我们还没有进行这样的梳理？
　　赵遐秋：我们是这样子，刚刚金先生讲了，我们其中有个很重要的针对性，就是针对文学台独，文学台独简单地说，就是文学领域里的两国论，把台湾文学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种文学，就是两国论，在文学上的反映，所以针对他们，那么我们就是对方在这些作家上面有很多的谬论，有很多错误的言论，或者是这些影响引起了误解，所以我们要进行对作家的梳理和研究。
　　所以我们对当前的一些年轻的作家还要摆在后面，但并不是不重要。因为我们考虑的针对性，我们的目的，左右着我们，也是我们一个标准，所以我们想，如果是准备工作更好一些，各方面条件更好的，一批一批地都会出现。
　　主持人：也就是说这套《台湾作家研究丛书》将会成长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书系，会陆陆续续把我们广大的网友、观众能熟悉作家都收集进来，让大家对他们都有一个了解。
　　金坚范：看条件成熟。
　　主持人：目前是11位。
　　赵遐秋：对，因为这方面有很多的条件，很复杂。
　　金坚范：我想接着赵老师，因为赵老师强调了针对“文学台独”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说在大陆学术界或者研究台湾的人中间，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两年以前我跟全国政协副主席台联名誉主席张克辉同志请教了一些，他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的观点可能比我更高一点，他说不光台湾没有引起重视，恐怕搞政治工作的人重视也不够，他从政治角度对我们进行批评。我们出这套书也是希望引起大陆的读者能够高度重视文学里面的“台独”的倾向，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从理论上讲，前几年的台湾的文建会，所谓文化部的部长提出一个理论——什么叫台湾文化呢？台湾文化是日本统治期间的东洋文化、台湾原住民文化、以及西方的欧美文化，多种文化加在一块是台湾文化，实际的意思是，去中国化，实际是这么一个意思。
　　从近几年来讲，最早在文学领域里提出“台独”的，大家认为是台湾文学界的一个大佬叫叶石涛，他提出要独立，是两个国家，比李登辉还要早四年，可见“文学台独”是非常嚣张的，所以我们出这个书希望大家能够引起注意。
　　这方面我要补充一点，如果广大网友有兴趣希望读一下赵遐秋教授和曾庆瑞教授写的一本《“文学台独”面面观》，这本书应该说在大陆第一次全面、深刻地对“文学台独”各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梳理和批判，我希望新浪网能够介绍一下这本书。
　　赵遐秋：我再补充一点，谈研究并不等于我们这套书就是说教的，我们这套书也许在整本书里都没有反“文学台独”的字样，但是我们是用我们的学术研究来否定、来揭露和彻底批判了“文学台独”。
　　主持人：好，非常遗憾，今天我们的聊天只能进行到这里了，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也感谢各位网友，如果各位网友关注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可以点击我们的聊天实录，也可以通过当下各个媒体的报道了解这套丛书的情况。
　　现在《文艺报》和《文学报》等这些专业的媒体都对这套丛书进行了报道，谢谢大家，特别感谢今天光临嘉宾聊天室的三位老师，再见。
　　金坚范：谢谢大家。
　　石一宁：谢谢大家。
　　赵遐秋：再见。
　　(本次聊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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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系统梳理台湾纯文学

附：《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目录

第一卷：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
第二卷：张我军评传
第三卷：冰山底下绽放的玫瑰——杨逵和他的文学世界
第四卷：吴浊流：面对新语境
第五卷：乡之魂——钟理和的人生与文学之路
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第八卷：陈若曦：自愿背十字架的人
第九卷：生命的思索与呐喊——陈映真的小说气象
第十卷：大地之子：黄春明的小说世界
第十一卷：自我完成 自我挑战——施叔青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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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副刊：台湾文学的引导者

最近，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陈义芝邀请石光生、李瑞腾、吕正惠等一批台湾学者，挑选出14件台湾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事件，并请一批学者对此一一进行研讨。在这14件大事中，“乡土文学论战”、“台湾文学本土化论争”等几件大事都与报纸副刊紧密相关，其中，两大报刊文学奖的设立更是被列为台湾新文学发展重大事件之一。台湾报纸副刊及其文学奖对于台湾文学的发展起到过不可估量的作用，曾经一度引领台湾文学的潮流，并越来越成为世界华文文学联结的纽带。 “民报”系统的副刊：台湾新文学的摇篮 台湾最早的副刊是1898年由《台湾新报》易名的《台湾日日新报》的副刊“汉文栏”，主编为章炳麟，而真正成为台湾新文学的摇篮的则是“民报”系统的副刊。 《民报》分别经历了《台湾青年》、《台湾》、《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以及1940年改称的《兴南新闻》等一系列一脉相承的刊物，一般称之为《台湾新民报》系统。 在1924年《台湾民报》（旬刊）创刊号中，介绍刊载了胡适的《终身大事》，并列之于“俱乐部”一栏。后来把“俱乐部”变为“杂录”、“学术”、“文艺”、“学艺”等。初期《台湾民报》“学艺栏”与张我军关系密切。1924年10月，他由大陆回台即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引起了台湾新旧文学的论争。赖和于1926年下半年起应聘主持《台湾民报》“学艺栏”，担任编辑选稿的工作。由于他的努力投入，台湾新文学运动，就由于这一“学艺栏”的创设而展开。到了七七事变后，“台湾新民报”的学艺栏愈来愈寂寞，逐渐逸出台湾新文学运动的轨道。 四大副刊引领文学潮流 由于台湾的“报禁”，在1950、19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角是由文学杂志扮演，副刊并没有显示出特性和主导性，直到1970年代，由于台湾的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的相对自由，副刊的作用得到大大加强。在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的10年期间，甚至完全凌驾了文学杂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少见。这时候主要有四大副刊：《中央日报》的“中副”、《联合报》的“联合副刊”、《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自立晚报》的“自立副刊”。成就更突出的是“联合副刊”和“人间副刊”。 《联合报》的“联合副刊”创刊于1951年9月16日。从创刊伊始，便善于发掘和发表文学作品，其发展基本是与台湾的文学潮流同步。“联合副刊”主编（其他副刊同样）起着文学掌门人的作用。担任过“联合副刊”主编的有林海音、平鑫涛、痖弦等，在1960、1970年代，聚集的作家有苏雪林、林海音、黄春明、钟理和、杨逵、於梨华、张秀亚、孟瑶、余光中、杨牧、高阳、琼瑶、三毛等人。 “人间”创刊于1972年，1973年高信疆接手，在他的主持下，使副刊由被动的读稿转变为主动的选稿，领导着文学与文化风尚。 1976年2月开始，“人间”副刊连续推出三个大特辑“人间参与”。第一个大特辑就是陈若曦反映“文革”的一系列小说，当时在台湾的报纸不敢登，因为她的文字里很多地方写着“毛主席万岁”等等，当局一直在对民众说大陆民不聊生，但是在陈若曦的文章中，大陆的人还可以吃鱼，吃北京烤鸭，这些文字让台湾人很惊讶，《人间》把陈若曦的小说全部按照实况刊登。在高信疆的努力下，“人间”集结了一大批思想独到个性鲜明的学者、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如李敖、柏杨等。 1977年在《联合副刊》、《人间副刊》共同引爆了“乡土文学论战”，使文学由现代派、西方化转变为乡土化、中国化。 从文学副刊转向文化论坛 1980年代，大批中产阶级出现，他们的阅读兴趣在休闲，所以通俗文学十分流行，副刊也成了通俗文学发展的园地。但在这10年中，副刊的作用便是推出了一大批女性主义文学作家，如李昂、简祯、李元贞、龙应台等。 1990年代之后，报禁解除，副刊由文学为主转化为文化为主。台湾文坛进入90年代之后，传出一波波“文学已死”的声音，“轻、薄、短、小”成为90年代副刊的一个主流。一方面社会多元化后，文学比不上其它信息、娱乐媒体（尤其有线电视）能吸引读者，另一方面政治评论在解严前后已显著增加，读者对文化、政治信息的需求扩大，传统的文学副刊无法再满足大众的社会参与感，副刊着重从引领时代的文化水平上努力。所以，90年代后，副刊不仅仅是文学的场地，更是文化的滋生园。大众媒介的报纸副刊已由过去的“文学副刊”转变成为大众文化论坛。 报刊文学奖：华文作家的高标 台湾报纸一般都设有文学奖，并且奖金非常高，如《联合报》的联合报文学奖、《中国时报》的时报文学奖、《中央日报》的中央日报文学奖等等，而前两者在台湾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中影响尤其大，如严歌苓几乎得遍了所有台湾报纸的文学奖，并靠着这些文学奖的奖金在美国度过了最艰难的10年。 1976年，《联合报》开设“联合报小说奖”，1988年“联副”又开设征文比赛活动，以“鼓舞全世界中国人，开创文学新纪元”为标杆，奖金最高曾增加到170万元。除小说创作奖外，还设有“大陆地区短篇小说推荐奖”，附设“散文奖”、“报导文学奖”、“新诗奖”。如今，联合报小说奖不仅为台湾及海外华人文 坛所瞩目，也是不少大陆作家心中的高标。联合报文学奖涉及各类体裁，至今已举办26届，为台湾文坛培育了许多作家，如台湾的朱天文、朱天心、七等生、蒋晓云、吴念真、洪醒夫、李昂、袁琼琼、萧飒、苏伟贞、张系国、平路、廖辉英、苦苓等；大陆的莫言、韩少功、苏童、毕淑敏以及由大陆到海外的虹影也都曾获此奖。 每年一届的“时报文学奖”同样为培养文学精英做出了贡献。“时报文学奖”也已举行27届。高信疆1978年在台湾首次设置“报导文学奖”，为新兴的文学类型提供资助。除台湾作家外，大陆及海外作家也有不少获此奖，如严歌苓1998年因《人寰》获得第二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2000年，浙江诗人杨邪的诗作《悼诗》获得台湾《中国时报》第23届“时报文学奖新诗奖”首奖。这些奖项的设置极大地推动了台湾文学以及世界华文文学的创作。（张喜田） 《文学报》2004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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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台湾文学经验》序
——作者吕正惠
2010-04-02

序

    两年前，经由贺照田等朋友的努力，三联书店愿意为我出版一本台湾文学的批评文集，我为此应该感到高兴。但实际上我一直迟疑不决，提不起劲来编这样一本书。我怀疑大陆读者是否需要这一本书，怀疑大陆读者是否能理解我所讲的话。我觉得，如果一本书不是真的“必要”出版，还是不出较好。
    我不是怀疑大陆读者的理解力，我是怀疑我的文章所具有的明显的时间、空间因素（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的台湾）是否能引发大陆读者的兴趣。我在写这些文章时，所预设的对象只限于当时的台湾读者，它在流通上的不利之处是非常明显的。因此，在这篇序里，我想谈一下本书的写作背景与写作动机，以便让大陆读者了解他面对的是怎样一本书。我希望大陆读者先读这篇序，再决定要不要买（或看）这本书。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喜欢读书的书呆子，是台湾联考制度下的“好学生”。我唯一的反叛姿态是，在考大学时选择了文史，当时的好学生很少人这样做（他们选择理工或医科）。我大学读的是中文系，并立志要当一个古典学者。从大学到博士，我读了十三年。我跟一般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人有一个差别，我还私下读当代文学、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史等等杂书（台湾一般中文系出身的人大半只读古籍及相关著作）。
我读大学的时候，台湾还处于国民党体制下的戒严时期，像我这样不问世事，只知道读书的人都知道，不要谈政治，因为你会不小心触到禁区，不小心被打报告（你不知同学之中的哪个人是这一个人），不小心被捕、送到绿岛（政治犯关押地）。我大二时就听说，我喜欢的一个小说家陈映真被捕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哪一年才能出来。政治的高压让我们喘不过气来，表面平静的读书生活其实无法掩盖当时许多知识青年内心的不满与苦闷。就这样，我在台湾大学过了七年（包括修硕士）。
硕士毕业后，我服两年兵役。由于我的硕士论文自己感觉不满意，同时意识到在当时台大中文系的气氛下我不可能被录取，我连博士都没报考（当时的博士考试只有口试，不需笔试）。这两年我过得很苦闷，因为不读博士，我就当不成“学者”了。我完全脱离社会，独自过了两年。
    等我从军中回到社会，我发觉台湾社会正处在巨变的初期，整个社会非常骚动不安，反对国民党的党外政治力量明显在增强，反对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乡土文学潮流正在高涨。那时候我前途茫茫，台大博士报了名，果然没考上，又找不到专任教师职位，只好到处兼课。内心的不平容易被外在社会所触动，我开始“关心社会现实”。
    第二年我勉强挤上东吴大学博士班，但前途仍然堪忧，因为即使毕业仍可能找不到大学教书。读博士这六年，我生活过得极散漫，读各种党外政治刊物，偷读马克思，读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当然都是囫囵吞枣。博士论文写的仍然是唐诗（和硕土一样），但我知道，我的兴趣转变了。
    后来我时来运转，由于几位师长的照顾，居然在博士学位没拿到之前就能到清华大学教书。其时，乡土文学论战已过，国民党使尽全力，未能打压文化界的反叛气氛，开始改变政策。那时，我已看出，国民党为了对抗乡土文学的关心现实，有意的提倡“纯文学”，即奖励描写善良人性的文学，以制衡乡土文学的过份干渉政治。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我步入了当代台湾文学评论界（一九八六），那时候，我已三十八岁。
    作为一个晚熟的反叛者，为了反对国民党的不准关心现实，只能谈风花雪月，我以鲜明的立场批判当代台湾小说家的缺乏现实感。应该说，就是由于这种不妥协的态度，我成为台湾评论界的一个特殊的边缘人，因为从来没有人以如此尖锐的语气批判台湾的成名作家。
    这样的心态大概只维持了五、六年，然后我发现，跟我同世代的反对国民党、支持乡土文学的知识分子（大半是所谓的本省人）好像都逐渐转向台独思想，并且声称他们不是“中国人”，并且一再说出藐视中国的话，我从大惑不解转为愤怒；而那些支持“纯粹文学”的人，又开始说，台湾已进入“后现代”社会，台湾需要的是“后现代主义文学”，对他们，我不屑一顾。这样，我从边缘人（反主流思想）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因为反主流的人大半转为台独派）。就这样，我又写了十年左右的现、当代文学评论，但已没有什么读者，最后，连报刊、杂志都不愿跟我约稿，只能在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不论是后现代主义者，还是台湾文学论者（台独派），都不读我的文章。他们说，我有政治立场，因为我加入中国统一联盟，文章有问题，好像他们都没有政治立场一样。坦白讲，我文章写得快，论点鲜明，容易读，但在台湾评论界，我却完全被故意遗忘了。
    我发现我不能这样过日子，于是，时间一到，就从清华大学退休，让自己在台湾学术界“退居二线”，“悠游林泉”。当我还没决定以后如何“工作”时，在贺照田的大力推荐下，就有了三联要出版我的书的事。按两年前的心境（当时刚退休不久）来说，我一直拖着不肯编，可以说是处在一种“空白”状态。
    从服兵役期满，到自清华退休，将近三十年，我一直夹缠在台湾的政治、社会现实之中，我的文学评论表面上是“学术”，其实是我过度热切的心灵轨迹。我一直告诉台湾读者，文学如果完全脱离现实，一定不可能是好作品；我也一直想说服我的台湾同胞，台独思想不但在历史上讲不通，而且在实际上行不通。因为这些评论极端的当下性格，我怀疑它们是否适合在大陆出版。因为长期的孤独和被漠视，我突然很想再回去搞古代文学，不想再去碰触这些我想逃避的东西，我迟疑着不肯编一本选集。
    此外，我还有另一层顾虑，我怀疑我的文学观可以在当代大陆知识界找到多少“同好”。
    我在一九八九年七月间第一次回到了日夜系心的祖国，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气氛（但我仍然兴奋地注视着祖国的山川和一切事物）。九二年再度回来。九五年以后，每年至少到大陆一次（有时候一年三次）。我不断地和大陆的各种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聊天，想要从极少的见闻中了解大陆。在台湾，如果有机会见到来访的大陆学者，我也尽量地掌握聊天的机会。我买了许许多多的大陆书籍，杂乱无章地阅读。我的印象虽然还是很浅薄，但还大致可以体会大陆知识界的主流气氛。
    因为历史的原因，当代大陆知识界（特别是文艺界）一直往文学（或学术）和政治脱钩的方向前进，不少人甚至认为应该完全斩断两者的关系。大陆学者多半向往某种“主体性”和“独立性”，我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我觉得，让文学或学术不要和某种政治趋向紧密结合，并不等于文学或学术可以不用“关心”现实，可以完全“纯化”。这两者之间应该有所区别。我有时不免觉得，有些大陆学者似乎走得太远了，读他们的书，似乎像在太空漫游一般，两脚不能着地，让我心慌。
    有一次，我和陈映真先生偶然与一位比我们两人都还年轻的大陆学者闲聊，他研究的也是台湾文学。我们两人愕然发现，凡我们不喜欢的台湾作家，他大半喜欢，他欣赏的正是文学的“纯正性”。我们越谈越激切，但谁也不能说服谁。谈话已经持续得够久了，最后只好在陈先生的叹息声中友好地结束。
    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学者我大半认识，好几位还有深交。但一般而言，我和他们的关怀点似乎总有一些距离。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密切交流，但我总有一种淡淡的寂寞感。我热爱大陆，交了许许多多的大陆朋友，我还是有一种边缘人的感觉，不是地域上的，而是见解上的，不像在台湾那么苦涩，但有时候还是觉得，似乎我是站在近距离旁观我的朋友们在谈他们的看法。
    就因为这样，我不免产生一种感觉，我的这些东西，难道真的需要在大陆出版吗？作为一个文人，哪一个人出书不感到高兴？但如果真的不需要，又何必一定要呢？我的前三本评论集，台湾都已缺书，但我一点也不想再出一本重编过的选集。新写的文章，我也没有编集成书的欲望。
    三年前我认识了孙歌、贺照田、张志强和冯金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毫不吝惜的赞许，让我大感意外。这就逼迫我不得不走出退休后的空白状态（我还蛮喜欢这种状态），想着自己应该积极一些，振作一些。我已决定回去搞古代文学，但为了报答他们，我应该把这本书编出来。
    但要如何编呢？我也颇感困惑。如果一点也不修改，似乎不好；如果要修改，大改不如重写，小改不如不改，而且似乎不诚实。这时候我想起了一位大陆学者的一本书。他的心情和我一样，最后他保留原貎，但有必要时，他在文章的前后加按语，有时候说明写作背景，有时候以现在的自己评论过去的自己。我就采用这种方法。另外，我以写作先后作为主要的编辑原则，必要时稍加归类，这样和前述的编辑方法配合起来，似乎更方便操作。
    鲁迅每一本书的编序和后记我读了都很感动。写作好像是文人唯一可做的工作，自己既不免珍惜，又怀疑它是否有用，但每次编书又特别郑重其事，这实在是自我嘲讽，自己打自己嘴巴。
    最后应该感谢三联书店，能够在三联出书，是我无上的光荣。并且，再一次感谢上面提到的四位朋友。


2007．8．15
《战后台湾文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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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fe.fhl.net/ic975/RegionalLiteratures/HuangChunMing/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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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湘萍：战后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

2001-07-05

       华夏经纬网

      文学是文化的形象表现，它既是某种既定文化的表现形态，也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塑造新的文化性格。这就是有过五十年被日本殖民历史的台湾，在其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相当独特的“问题意识”，它不仅像大陆那样有现代思想“启蒙”的问题，还涉及族群意识、文化认同等“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条件下形成的“台湾现代性”问题。这些“问题意识”逐渐形成了一些“情结”，长期以来困扰着台湾作家，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写作。本文试图从追求“现代性”的角度对台湾文学的发展进行梳理和分析，尤其侧重于论述在殖民地背景中形成的“问题意识”及其文学表现形式或“文化想象”在战后的形态和变化。由于台湾的“现代性”最初是被迫与日本的现代性想象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它涉及到更加复杂的民族关系与文化认同危机等问题。

一、问题与背景

吕赫若在他写于1944年的小说《清秋》中，叙述了刚从东京回到台湾乡下的青年医生耀勋在他的故乡所看到的景象：“虽说是闹街，却很少有行人的踪影，只有商店栉比鳞次。好像是田舍的陶器店、杂货店、伞店、绸缎庄、铁匠铺等毗邻。能在这些低矮的店铺间看到现代化容貌的，只有医院。墙壁贴上瓷砖，玻璃窗耀眼地反射光线，一看就很光鲜，依然君临乡下地方者就是医生。”这段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似乎暗藏着不易为人察觉的内在的结构：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由于“现代”意味着先进，文明，富裕，能力，等等，它也就暗含着先天般的优越感和以此带来的“权力”。吕赫若用“君临”一辞写出医生对于乡下人的权威，这种权威在旧时代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问题在于：吕赫若让他的主人公回到了相对于东京这个大都会而言显然是“落后的”的故乡，并安于这种选择。但同时，耀勋作为医生的身份，却使他在“落后的”“传统社会”当中占据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天然优越的地位。这是“皇民化运动”高潮时台湾作家的一种叙事策略，也正是日据时代文学的特点。如果要确认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的整体特征，我觉得，关于“现代”的态度便是其中之一。在许多论述当中，我们看到，殖民地时期的台湾被描绘成“现代化”率先进行的地区，其自明的前提就是：日本是现代化的国家，它也对台湾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造。这样，按照“现代”一定先进与“传统”一定落后的奇怪逻辑，中国便命定地与“落后”挂上了钩。然而，对日本式的现代化的追求，从未成为台湾文学积极描写的对象。相反，从赖和开始，台湾文学就对以“现代文明”的名义进行盘剥的不义的殖民者进行揭露。赖和的《一杆秤仔》，吕赫若的《牛车》，都是非常杰出的例子。换言之，构成台湾文学“现代性”的地方，正是它批判日本的“现代文明”的地方。这是我们谈论“战后台湾文学”时首先要明确的。那么，战后台湾文学与此前的台湾文学的联系与差异究竟在什么方面？何以会有这种差异？应该如何诠释战后迄今台湾文学的一些独特现象，譬如一直在理论的层面上纠缠不清的“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无法解开的统独情结，七十年代开始至八十年代末浮出地表的文学思想的分化等等，这些问题有些已被岛内文学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反复讨论，我不想重复。我想指出的是，光复前后至1949年这短短的几年之内，台湾作家的“文化认同”或“文化想象”所遭遇的“危机”对后来台湾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果说日据时代对植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认知，特别是对日本殖民统治者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认知，决定了日据时代的台湾知识者对待本民族传统与被普遍化的“现代文明”的基本态度，因而人们面临的问题是“我想象自己是什么”，亦即迫使“我”把自己想象成为在“文明”或“文化”上优于“我”的“他者”，并根据他者的文化来自我形塑与扭曲（如“皇民化运动”期间被迫“改姓名”的运动），那么，光复之后，这种成为他者的文化想象便消失了。“我本来是什么”成为新的问题。“二战”结束后，对“我本来是什么”的反省，其实正是各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动力之一。由此可见，关于“现代文化”的想象实际上存在多元形态，不只是不同民族有相异的“问题意识”，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的现代性，而且在同一民族当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的现代文化的想象也存在鸿沟。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解释台湾光复前后的看似自相矛盾的文化与文学现象。

二、过渡期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

文学的表现以“想象”的叙事为主，即使是现实主义的文学，在塑造文学形象来表现现实生活方面，也借助于虚构的方式，因此，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在有关文化身份的认同方面的焦虑感，往往是借助文学想象的方式来化解的。到了光复前后，这种焦虑感也是通过文学作品得以释放。这里，我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海峡两岸对光复前后这一过渡期的台湾文学的反映上，来说明这个问题。所谓“过渡期”，我指的是1940年代中期至1949年这段时间。对这一时期台湾社会、文化以及文学状况的现有研究，限于所见，我知道的不多。但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现代历史的转折点，它对生活于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的影响，一点也不亚于从晚清到民初这个转折期对两岸中国人的影响。如果说从晚清到民初的转折，意味着中国历史从“古典时期”走入“近代”，从原来比较单一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式的地区性“国际关系”，到被迫进入复杂的以西方列强为中心的建立在“条约”（不平等）基础上的全球性“国际关系”，并开始了在西方帝国主义霸权支配下的“现代化”历程，那么，1945年至1949年的这个转折点，则意味刚刚结束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两岸民族分裂状态的中国，在帝国主义干涉下又重新走向新的民族分裂，并且从1949年开始，在国际冷战架构与两岸民族分裂的状态下，各自按照不同的现代化想象，开展新一轮的现代化运动。四十年代中期到末期，两岸在文坛上仍有联系，1949年之后，这种联系才被中断了。在研究这一时期台湾的社会－政治与文化－文学状况的时候，学者们都注意到1947年的“2·28”事件给台湾民众、知识者留下的深刻的创伤。这个悲剧性的事件，对甫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台湾人民造成的苦痛、失望和以后五十年的精神后遗症，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一类似事件也同样发生在大陆许多地方 ，然而，在大陆，反对国民党苛政暴政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的民主浪潮，最后导致了政权的更替；而在台湾却是对群众的全面镇压之后，从日据时期培养起来的左翼传统受到无情的扑灭。从此以后直到七十年代末，台湾“公共领域”里的言论，基本上都在冷战的架构下，由“右翼”与“自由主义”支配。关于左翼传统的所有言论，也都似乎采取了“春秋笔法”。有关日据时代文学，特别是左翼文学传统的各种看似相互矛盾的描述，都与这种压抑的环境有关。但在大陆，“二二八”事件被称为“台湾人民起义”事件，对它的议论是不被禁止的。根据现有的资料，早在1947年3月8日，诗人臧克家就在上海写了一首诗《表现－－有感于“二·二八”台湾人民起义》 ，这是目前发现的大陆诗人对二·二八事件的最早反映。诗中写道：五十年的黑夜，一旦明了天，五十年的屈辱，一颗热泪把它洗干，祖国，你成了一伸手就可以触到的母体，不再是，只许藏在心里的一点温暖。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祖国，祖国呀，独裁者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诗人是敏锐而悲愤的，刚用热泪把五十年的屈辱洗干，却被迫用“武器和红血”来表现对伸手可及的祖国的“爱”，还有什么比这样矛盾的情感更令人感到悲怆的呢？这短短的诗行，恐怕只有经过“文化认同”之痛苦的人，才能理解得更深吧？沉默的台湾究竟在想些什么呢？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些真正关注台湾的大陆作家的报告文学里感受到台湾的悲情，但这毕竟是同情的言说。要想真正听到台湾的声音，还是应该把焦点放回台湾本土作家的身上来。事实上，就在上述大陆作家写作的同一时期，台湾作家也在努力表达自己的压抑、欢快和悲情。他们创作了许多反省日据时代台湾人的文化认同危机的作品，其中两位比较典型的作家吕赫若与吴浊流，就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涉及类似题材和主题。简言之，关于文化身份的反省，以及它所激发的相应的文化想象，是台湾现代文学区别于大陆现代文学的特殊之处；而它的批判性，却与大陆的左翼文学传统汇合，在精神上遥相呼应 。过渡期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其原因就在于：这两种特性在那短短的几年内迸发出来，而且对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特别是本省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过渡期文化想象对以后台湾文学的影响

当我把注意力放到“过渡期”时，我想到了历史的许多偶然性。当然历史好像是不能假设的。但假如我们假设台湾光复的时候，大陆没有内战，没有政治腐败，没有通货膨胀，没有失业，而是有了一个统一而民主的国家，政通人和，假如接收台湾的不是陈仪，而是一个富有现代管理经验、十分了解台湾历史和人民心理的理性的政府，那么台湾还不会发生“二·二八”事变吗？刚刚复位的“文化认同”会面临再次的“扭曲”吗？短短五百多天的时间会让五十年的期待落空吗？但这场期待落空的悲剧，并没有改变台湾文学的文化想象。关于“中国”这一文化身份的认同，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都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因为从根本上说，“二·二八”事变的爆发，乃是源于阶级的矛盾：这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笼统的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这一点，使之区别于日据时代台湾人民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民族矛盾。然而由于两岸政治分裂的缘故，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期这三十多年的台湾文学，在它持续不断的发展、自我建构与想象，以及逐渐变化的诠释赋意的过程中，仍然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问题之一，五十年代的“战斗文艺”或“反共文学”，显然延续了过渡期官方妖魔化“二·二八”的手法，将大陆的人民政权“妖魔化”，致使与大陆相隔五十年的台湾知识者和民众，不能了解正在大陆进行的另外一种不同于“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同样，大陆也因为禁止来自台湾的信息，而不能全面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问题之二，文化想象在六十年代右翼与自由主义论述的环境中，仍然具有成为强势的“现代”“他者”的趋向，这是对过渡期刚刚复位的文化认同的某种背离。换言之，刚刚摆脱了让自己成为“日本人”的想象，却又多少陷入成为“西方”的陷阱（这一点大陆的文学、思想也多多少少在八十年代重演了），这不免具有讽刺的意义。问题之三，过渡期台湾文学关于语言的反省－－例如吕赫若《月光光》与吴浊流《先生妈》等对于日据时期“国语家庭”的讽刺，因为涉及到族群、文化认同等复杂性，在台湾有其特殊的意义。问题之四，在日据时代培养起来的台湾文学左翼文学传统由于过渡期的突然中断，与大陆五四以来的左翼传统又无法接续，加上长期以来“公共领域”论述的一边倒，对这一传统似乎日益疏远。原来反日、反美的文化认同，被置换成反华的文化认同；“二·二八”事变的“阶级矛盾”被置换成为“民族矛盾”，历史似乎从悲剧变成了喜剧。问题之五，与问题之四有关的，是“解严”后出现的另类想象，特别是九十年代各种意识形态夹缝之中的写作，既逐步丧失了六十年代文学的活力和美感，也似乎失去了文学的使命感，渐渐沦落成为资本主义文化工业中按照订单生产的商品，而丧失了文学的批判能力。以上这些问题，似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过渡期状况有联系。“文化认同感”在迷失甚至走火入魔之后，文学的批判功能也无法保持。在这样的状况下，台湾文学如何再有能力提供它独特的文学经验？这是全球性的消费文化降临时，面对台湾文学在文化认同方面的迷失，我们所感到的深深的忧虑。(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