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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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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13:51:29 | 只看该作者
第五节 《前线生活》和《人民军队画报》
《前线生活》和《人民军队画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出版的摄影画报。
一野的前身是西北野战军。1947年3用,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留在陕北,由陕甘宁和晋绥两个解放区的部队组成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执行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北、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任务。
延安保卫战斗中的摄影工作
当时参加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摄影工作的,有两支力量。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前,中共西北局将延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组成“战地摄影队”,凌风(凌子风)为队长,队员有程默、罗矛、张绍滨、伊明等,任务是用伊文思赠给延安电影团的那台摄影机拍摄中共中央和解放军转战陕北的新闻电影片。凌风在冀中军区任火线剧社副社长时,曾为冀中摄影训练队写过队歌。摄影师程默原在山西西北电影制片厂和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皖南事变后被厂方开除,1943年到延安电影团任职。
“战地摄影队”除拍摄新闻电影外,还拍照片。程默有一台莱丁那照相机,现在流传下来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和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时的照片,有一部分就是程默、凌风、张绍滨用莱丁那相机照的。1947年8月初,解放军包围榆林时,毛泽东住在葭县朱官寨,程默与凌风拍摄的毛泽东在窑洞里看地图的镜头,生动、自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1947年8月20日沙家店一战。结束了胡宗南对陕北的重点进攻,“战地摄影队”也停止活动,程默等人遂离开陕北。
转战陕甘宁边区的另一支摄影力量,是程铁(后任第一野战军摄影科科长)在延安办的两期摄影训练班的几个学员,和随部队过河参加西北野战军的原晋绥军区的摄影干部。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后,程铁在游击队协助下,派韩正杰取回在延安高桥村坚壁的一部分摄影器材,随西北野战军到前线去活动。由于器材极为短缺,从事摄影工作的人虽然不少,但只拍了国民党士兵缴枪和俘虏等少量照片。他们把照片放大在庆功会上展览,将士们看了非常高兴。后来他们又拍摄了羊马河和蟠龙大捷以及其它战役的照片。收复延安后,他们随一野部队进军关中,参加解放西安、宝鸡的摄影报道。除及时举办展览外,还制作立功证书,上面贴有功臣照片,发给功臣本人及其家属。
1949年4月25日,即太原解放的第2天,中共中央将华北18、19两兵团改隶一野建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华北两兵团6月入陕,摄影工作者袁苓、安康、杜海振、李长永、陈书帛、郝建国、赵景耀、冯士杰、孟庆彪等,也随军行动。这样,一野的摄影力量得到增强。西安、兰州解放后,又吸收了一批新参军的知识分子和照相馆工人学习新闻摄影,使各兵团、军、师逐步配备了摄影干部。
军事摄影贴册《前线生活》
1949年7月宝鸡解放后,一野政治部召开摄影工作会议,研究怎样利用摄影为部队服务。会议决定,分散经营,保存底片,加强展览。起初把很多照片编在一起,用大相机翻拍,再印成展览照片发到部队展出。后来,改用油印纸摺,贴上照片,在士兵中传阅。
这种油印小“画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在1948年12月20日即行创刊,名为《前线生活》。第1期为荔北战役片断,贴莱卡小照片18幅,127照片6幅,3寸照片1幅。第2期为《向钻研革命武器的同志学习》,贴小照片23幅。第3期的内容是表扬战斗英雄和工作模范,贴照片20幅。第4期为《全军英模大会专号》,注明一野第一军政治部出版,贴照片21幅。第5期改为解放军第一军青海军区政治部出版,套色铅印,其贴照片92幅。最后一期,即第6期,又改为油印,1950年8月1日出版,报道在修建中的青藏公路,第一幅为放大的六寸照片,其余是印片,共79幅。
《前线生活》画报,油印标题与说明,手贴照片,虽然简陋,却具有历史意义,它类似李峰在进军大别山时创办的《勇士影报》,记载了一野部队的战斗业绩,发现了解放军摄影工作者克服困难、千方百计为革命战争和士兵服务的创造精神。《前线生活》上的照片,有许多是刘长忠拍摄的。
《人民军队画报》的创刊
在解放大西北的进军中,各部队都注意用照片展览鼓动部队,向群众进行宣传。19兵团的摄影工作人员跟着前梯部队行进,城市一解放,就举办照片展览。
为使照片宣传更具广泛性,一野政治部于1949年8月1日创办《人民军队画报》。创刊号为纪念“八一”特刊,4开两版,刊登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等首长像,发表4幅“八勇士解放华山”照片(冯瑾摄)。从12期起改为西北军区、一野政治部出版,共出19期,有时两版,一版为照片,一版为连环画;有时四版,三版照片,一版连环画。反映一野及西北地区作战、部队生活及生产动态,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从发表作品情况看,参加并报道一野解放平凉、兰州的摄影记者有袁汝逊、阿罗、崔云章、张作民、李长水、鲁明、兰天、袁苓、陈书帛等;报道向新疆进军的有张作民、程铁等;报道解放西宁的有陈志强、阿罗、白鹏程、王志勇、李子英;进军秦岭的摄影者是冯士杰、林全顺、流萤;进军宁夏的摄影者有郝建国、袁苓、王洋、袁汝逊。
第六节 前线画报
《前线画报》
《前线画报》是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出版的摄影画报,1949年9月1日创刊。《前线画报》反映了四野解放东北之后,入关南下,直至解放海南岛的全部战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1948年9月改称东北野战军,辽沈战役后,于11月改为第四野战军。
进军东北的部队,在辽沈战役前没有健全的摄影机构。东北解放战争的摄影报道,主要由中共东北局领导的东北画报社负责,在东北民主联军中,有少数摄影干部如西满军区的王冰、46军的李瑞峰、田健功、孙国香、孙殿元、薛锦堂,冀察热辽的张谦谊,41军的孙再昭、牛嵩林、郑立根,39军的乔元德等,活动只限于所属部队,用晒蓝图方法出版战地画报,为士兵服务。1948年初,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肖向荣,委托东北画报社在哈尔滨为部队培训摄影干部。从4月开始,东北画报社为军队办了两期摄影训练班,一期三个月,第二期未满期即结束。训练班由张醒生任党支部书记和政治指导员,摄影课主要由郑景康讲授,教师还有朱丹、张仃等。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后,训练班学员即与东北画报社的摄影记者一起参加了战地摄影采访。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第四野战军奉命南下,在南下途中健全了摄影工作编制,军、师都有了摄影干事,部分团里也配备了摄影员。
四野各纵队的摄影工作,一般由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领导。按照1948年6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与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各野战军新华分社与支社建立后,则归属新华社。
四野于11月下旬入关。与华北野战军配合,发动平津战役。 在平津地区,野政宣传部《前线报》(田野主编)曾由王建础负责出版图文并茂的《战士之页》,刊登新闻照片。平津解放后,四野于4月中旬挥师南下,5月中旬渡过长江,解放武汉三镇。武汉解放后,野政宣传部开始筹办《前线画报》。
具体负责筹办《前线画报》的是四野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画报社社长那狄,他原是山东画报社的负责人。北平解放后,四野在北平组织南下工作团,从清华、燕京等学校招考了一部分学生参加,原清华社会系学生张祖道,因为会摄影,被分配到画报社;原燕大新闻系学生陈福北,也调到画报社当摄影记者。郑景康参加了《前线画报》的筹建,他是四野入关南下时,离开东北画报社的。在画报社,郑景康除编采工作外,并下暗房冲印、放大,最初两期《前线画报》的照片,几乎全是他放大的,版面设计他也搞。不过他在画报社时间不长,1949年11月初调华中文联,后又奉调北京,到新闻总署新闻摄影局工作。
《前线画报》月刊创刊时,是16开本,从1950年3月第7期起改为12开方形本。13期起,改名《战士画报》,出版到21期停刊。参加《前线画报》摄影工作的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张谦谊、李瑞峰、于天为、张健昌、周唬、吕相友、孙丕永、金锋、乔元德、孙国香和孙殿元等。
除四野政治部编辑出版的《前线画报》和《战士画报》外,有的军政治部也不定期的出版油印手贴照片宣传画报,如44军摄影组孙丕永等就曾编印4开《战胜画报》10期。
每次重大战役后,四野政治部都举办摄影图片展览,对部队和群众进行宣传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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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13:51:53 | 只看该作者
第四章 解放区摄影队伍的成长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解放区)中,摄影工作有了很快的发展,摄影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
建立摄影队伍采取两种方法。一是带徒弟、个别辅导;二是从部队抽调人员,开办训练班,进行摄影培训。这两种方法中,以后一种为基本方法,但在实际工作中是交替使用的。
第一节 摄影人员的培训
培训的概况
抗战期间,在各个抗日根据地共举办了17期摄影训练队(有的地区叫“班”)。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11月,三年间各解放区又开办了15期。
最早的摄影训练练队是115师苏静在1938年在春开办的。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它的成效较小。1938年至1940年间,沙飞用带徒弟、个别辅导的方法,在晋察冀培养了一批人学会摄影,如罗光达、赵烈、白连生、杨国治、李鸿年。叶曼之、叶昌林、周郁文、张进学、刘沛江、冀连波等,后来还个别辅导了裴植、顾棣,这些人后来成为解放区的摄影骨干。当沙飞用个别辅导方法逐步为晋察冀各分区培养摄影干部的时候,冀中军区由石少华主持的摄影训练队,取得了成功。1940年夏在河北曲阳县宋家庄办的冀中摄影训练队只有8名名学员,第二期(1940年冬在河北定县)增至14名,第三期(1941年夏)是30名,第四期(1942年春在河北安平县北郝村)猛增至86名。新中国不少著名摄影家和暗房专家是这四期摄影训练队的学员,如流萤、李棫。宋贝珩(第一期)、袁克忠、孟庆彪、黎呐、杜根元、刘明(第二期)、梁明双、杨振亚、宋克章。刁寅卯(第三期)、李学增。袁苓、董青、杜海振。刘克己、李峰、宋谦(第四期)等。
受冀中摄影训练队的启发,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由沙飞主持,于1941年7月在河北平山县陈家院村办了20余人的摄影训练队,齐观山、申曙、于舒、曲治全等,就是这个训练队的成员。晋察冀画报社建立之后, 1944年11月和1945年4月,又在河北阜平县洞子沟村办了两期摄训队,学员有高粮、力竞、赵逢春、黎民、照耀、郝建国、杜铁柯、吴洛夫、红枫等,两期共40余人。
1940年至1945年春,晋冀鲁豫有徐肖冰(1940年12月至1941年5月)和高帆(1944年冬)办的摄影训练班,两期共16人。延安于1941年12月有郑景康作指导的摄影研究小组(实际也是一种训练班),1942年和1945年初由吴印咸办过两期训练班。山东军区的摄影培训于1943年冬和1945年春,由郝世保办过两期。罗光达到冀东后,于1945年春在盘山办过一期。潘昭在日本投降前的胶东也办了一期。
抗战胜利后,1945年冬,山东胶东军区、冀中军分区、延安分别由潘昭、李棫、程铁主持办了摄影训练班。1946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与山东军区分别由裴植、郑景康办过摄影培训班。裴植办的是前线随军摄影训练队,有十几人参加,其中有张庆鸿、冯士杰、李虎臣等。郑景康在山东沂水县寺郎宅村办的训练班,有高胜康、陆文骏、刘保章、刘浩、晓植等。1948年4月开始,东北画报社接连举办两期摄影训练班,为东北野战军培训了大批摄影骨干,其中有梁枫、田原、钱嗣杰、王云阶、任树云、藏德宽、李基禄、吕相友、于天为、李夫培、孙丕永、雪印、胥志成、佟德印、张健昌等。晋察冀画报社于1947年底1948年初继续办了一期摄影训练队,有十余人参加,其中有于志、李文芳、李书良、赵景耀、张歧林、安迎春、弓玉学等。华北画报社成立后,于1948年8月办了一期训练班,有孔繁根、孟瑞、王一波、王一水、李义芳、毕东、张文锁、李祖慧(女)等45人。1948年至1949年间,第二野战军随军作战的裴植、袁克忠、王中元、李峰等都曾用带徒弟的办法为部队培养摄影队伍,其中袁克忠一人在行军作战过程中,为所在部队办过四期摄影训练队,为此,西南军区政治部给他记一大功,并让他出席了西南军区及全国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1950年9月)。
培训的实施
解放区的摄影培训,除延安外,都是在战争的环境中进行的。培训时间短的一个月,长的几个月,培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一、从政治理论上使学员认识了摄影作为革命武器的意义与作用;二、使学员们初步掌握摄影的一般常识(相机的使用及拍照方法)和暗房冲印技术。在课程设置上,除了政治课、摄影常识之外,有条件的地方,也讲文学理论。美术构图、光学、新闻采访等。袁克忠回忆冀中摄影训练队时说,当时学习只照过两三张片子,晒过一两次小片,看过几次放大,但是记注了石少华的讲话:“摄影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工具,你们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要撒遍全国”。袁克忠是带着这样的摄影信念回到部队,六个人合用一台相机,开始了他的摄影生活。齐观山是晋察冀摄影训练队的学员,参加学习时只有16岁,据他回忆,当时30多人实习,只有两架旧的相机,大家从开始学习直到毕业,实习拍摄的底片平均也不过三、四张,最主要的是他从中学到了这样的思想:“爱护武器,不浪费一粒子弹,在战斗中以少量的消耗换取更大的胜利,是我们部队优良的传统。……所以,爱护器材,使每一架相机和每一张照片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成了我们摄影工作者的优良风气”。“在采访中遇到了危险,宁可让自己的身体受伤害,也要设法保护相机的安全。……特别是对底片资料的保护更是甚于生命”。
吴印咸在延安教摄影,学生实习也常常是空机子“无弹射击”(无底片),但是都学会了从摄影到冲放的全部技术。直到1947年底1948年初,晋察冀画报社办的摄影训练队,情况也没有多少改变。当时的学员李文芳回忆,“实习用的摄影器材非常缺乏。……在实习时,每人照一张,学员们都按着自己计算的光圈、速度、距离(当时的相机大多不能自动对焦,需要自测距离)和时间,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待冲出胶卷后,即进行研究讨论,检查拍照的优缺点,总结经验。……训练班只使用了几个过期的胶卷和一个破旧的日本120相机”。
抗战时期摄影人员的培训,除了缺乏必要的摄影器材之外,还要随时作好战备工作,以应付敌人的“扫荡”。冀中与晋察冀的摄影训练队,大多经历过反“扫荡”的战斗。1941年7月,晋察冀摄影训练队在平山陈家院开学不到一个月,日军就来“扫荡”,沙飞、赵烈、张进学分头带部分学员到阜平、涞源、灵邱、五台一带,一边打游击,一边抓时间学习,反“扫荡”结束,再回原地学习。1942年,冀中第四期摄影训练队在安平北郝村开学不久,就遇到日军最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石少华(队长)及焦国珍(指导员)按上级指示,分头带领学员们化装成农民子弟,认房东为干爹干妈,分散隐蔽。学员董青在突围中负了重伤,经群众精心护理,伤口愈合。学员温刚被敌包围,为掩护自己的同志和群众,与敌厮打,壮烈牺牲。梁明双在敌“扫荡”最严重的时候,患了回归热病,幸得北郝村张振江老两口的多方掩护,才安全脱险。这期摄影训练队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敌人“扫荡”中游来游去,一直坚持了四个多月,虽有个别同志伤亡,但是大家都很坚强,后来转移到平汉路以西的行唐县,稍事休整,又继续投入新的学习和战斗。
不是所有参加摄影训练队的同志,后来都成为摄影工作者的。一般情况是,除少数人留下在摄影科或画报社工作外,多数学员学习结业,回原部队等待获得摄影装备,而改作了军政工作,有的人虽从敌人处缴获到相机,因为长时间得不到胶卷,也不能发挥作用。而获得了摄影装备的同志,也有中途因工作需要而改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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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4 13:52:26 | 只看该作者
第二节 摄影工作的组织领导
冀中摄影训练第一期开学的时候,冀中火线剧社社长凌子风为摄影训练队写了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歌词如下: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
带着我们的武器,
走进人群去,
奔驰战斗里。
把人民愤怒的心火,
和子弟兵的胜利,
摄进镜头;
把敌人的暴行和无耻,
印成千万张照片,昭示国人。
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
是共产党的战士,
学习马列主义,
加紧锻炼自己
不怕流血牺牲,
日夜活跃在最前线,
拍好照片,
用真实生动有力的画面,
把人民引导到解放的路上去。
它是解政区摄影工作者的战歌,为了把这个队歌中所包含的思想变成现实,解放区摄影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与全体摄影工作者都做出了巨大努力。
沙飞1939年9月18日为吴印咸的《摄影常识》写的“序”中指出,一个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正确的政治认识,新闻记者的工作方法,摄影的科学知识和艺术修养。要使这四个条件具备,显然需要领导上采取有效措施进村培养训练,同时,摄影工作者自己努力学习和自觉锻炼也很重要。
建立工作制度、条例、守则
培养摄影工作者,必须做到技术业务训练和政治思想教育结合,而政治思想教育应放在第一位。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使学员们认识到摄影作为革命武器的重要性,下决心用摄影为人民立功,从而激发从事摄影工作的自觉性与责任感。
除了业务训练和思想教育以外,还要提出明确的工作方针,制定一定的工作制度,及时解决摄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成立之后,于1940年在一分区(以河北易县为中心)和四分区(以河北平山为中心)、1941年上半年又在二分区(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和三分区(以河北阜平为中心),建立了摄影组,初步改变了过去有任务派人下去,长途跋涉,往返费时,记者不能及时赶到现场,又不能及时发回所拍照片的状况。后来又发生一个分区有五、六个县,五、六个团队,一个记者照顾不过来的情况,决定办摄影训练队,给各摄影组补充了人力。 1941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统一对外宣传的规定,军区政治部颁发了《新闻摄影暂行工作条例》,规定对外寄发照片,必须经军区审查,由军区统一寄发;各摄影人员不得为任何私人拍摄和冲印照片,以保证材料用于采访。对于各地送来的照片,新闻摄影科积极利用各种会议或纪念活动,在军区各驻地、在街头、在部队俱乐部、在前线(利用战斗间歇时间)组织各种展览。这种展览,到1941年上半年,共举办50多次,向延安、重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苏联、菲律宾、越南、新加坡等国内外寄发了华北敌后抗战照片三千余张。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政治影响,而且鼓舞了摄影工作者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更重要的是《晋察冀画报》的出版。有了画报,发表与交流摄影工作者的作品,实施业务教育和日常工作指导就有了园地,同时,也加强了对新闻摄影的重视,注意充分发挥它的战斗作用。为此,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于1944年10月15日发出《关于加强报纸和新闻摄影工作》的电报,指出:“新闻照片对外宣传作用极大,其中有关军事报道的摄影,在扩大我党我军政治影响(敌占区以至国内外)上,尤为重要”。电报表扬冀中九分区袁克忠、宋克章、郑志、流萤、杜根元等拍摄的《攻克任邱》、《白洋淀游击活动》和刘沛江拍摄的《平北攻克后城》等摄影报道“在晋察冀画报刊载,均收到很大宣传效果”,指出“尚有许多重要的战斗胜利的战果,未被摄好照片送来刊载,这是对外宣传很大的损失”。电报要求“加强这一工作,决定各分区仍得保留摄影干事”,“团和支队增设一摄影干事”,并规定“今后各分区、团、支队政治首长,应经常派出摄影员,到前线拍摄照片,并对这一工作给予具体帮助和督促检查,使照片、底片能及时送晋察冀军区”。
电报发出后,冀热军分区于1944年10月24日即对各团、区队发出《关于加强新闻摄影工作的通令》,规定“各团设摄影干事二人,独立区队设摄影干事一人”,“各团、队在执行战斗任务时,各级指挥员须通知本单位摄影干事参加,并应掩护他拍摄照片”。通令要求“各团、队政治处,应很好掌握这门工作,给以具体工作指导和检查,以充分发挥其作用”,并且规定:“应将此项工作列入政治工作总结之内,向军分区汇报”。
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11月15日,《晋察冀军区野战政治部关于摄影工作的指示》中,更具体地规定各纵队宣传部下设摄影股,由股长、干事、暗房内勤三人组成,股“附牲口一头、以驮暗房用具及器材,各旅设摄影干事一至二人”,《指示》明确规定摄影股的任务有四:一、深入采访新闻照片并组织、推动全纵队的摄影采访,二、在部队中进行照片展览、画报阅读,三、负责及时收集本纵队的底片,四、负责总结经验。关于摄影采访,《指示》要求“应做到深入、全面,送底片要及时、迅速,标题说明应注意详细具体”,还要求“每一摄影干事并应经常写新闻及通讯”,把摄影报道与文字报道结合起来。为保证这一工作的进行,《指示》再次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同志应随时通知摄影干事情况,指导其活动”,强调“摄影工作的新闻性、及时性是极其重要的”,各旅应即时将底片送纵队,由纵队转野战政治部转画报社。
1948年6月22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还颁发了《摄影记者守则》六条:“一、不避艰险,坚决完成任务;二、报道要真实,不当‘客里空’;三、遵重各级领导,深入群众;四、不随便发言,严守军事秘密;五、爱护器材,不拍私人照片;六、严守战场纪律,缴获交公”。
上述晋察冀军区及华北军区有关新闻摄影工作的条例、制度、守则,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新闻摄影工作的开展。
要求深入斗争第一线
在业务思想上与工作方法的指导上,解放区摄影的最重要的经验是:鼓励摄影工作者到第一线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要报道部队,就必须熟悉部队;要拍摄战斗,就必须到连队中去,与战士同甘共苦,共同战斗。好的摄影作品,都是在实际工作中,在连队里,在战场上产生的。
晋察冀画报社的摄影记者,经常有三分之二在前线各部队中活动。“为了发挥摄影工作的作用,一有战斗任务,领导上总是在首先把情况和任务具体交待清楚之后,再派人家到重要的战斗部队里去。……战士们把摄影员看作是党派来的,是带着首长对战士的关怀和信任到连队来的”,例如1947年10月,河北保定以南的清风店战役,部队首长在布置兵力的同时,也布置了摄影工作,派专职摄影记者10多人到前线拍摄,据当时参加工作的赵启贤回忆:“这次清风店歼灭战是晋察冀空前大胜利,对我们前线摄影工作者来说,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考验。……我们在五十三个钟头中,强行军军三百余里,从徐水前线赶到清风前线,当到达距火线十二里的住村时,马上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暗室工作的同志常常是白天行军,晚上还要冲胶卷。有一天夜行军五十里,为了赶着放大照片送部队,连夜把卷冲出来,稍事休息,第二天又接着干。”
清风店战役10月26日结束,赵启贤就在11月7日出版的第三十期《晋察冀画刊》上发表了二十九张照片。10月28日,四纵队即将展览照片装饰好,行军途中在部队和群众中进行流动展览。
1947年清风店及石家庄两次战役的摄影报道中,高宏和李棫两人负伤,一纵队政治部摄影股长孟振江牺牲。人民的胜利中,有着摄影战士们的辛劳、汗水与鲜血。党和部队领导在表彰这两次战役中的人民功臣中,也有摄影工作者孟庆彪、高宏和高粮。
提倡勤于思考
当然,上了第一线,未必就能拍出好的照片,解放区摄影业务指导工作中还强调大家“拍照要用脑子”。
拍照也同打仗一样,要有“重点”,抓住战役中心环节去拍摄,要使自己的拍摄计划适应新情况,不能靠碰运气。摄影记者要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培养辨别事物的能力,要选择典型,要有敏捷、果断、熟练拍取瞬间的能力。在拍摄战斗场面时,一定要重视人物,离开了人物就无从说明问题,所以人物活动是构成照片的主要因素。
为进行业务指导,各解放区画报都出了业务刊物,晋察冀画报社的《摄影网通讯》就是其中的一种。华北野战一兵团宣传部还编印过《作品研究》,评述怎样拍摄解放了的城市,怎样拍摄人民支前及战场速写和英雄功臣,附上照片,用评比方法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
采访与宣传鼓励相结合
拍摄的照片,除了在画报上发表以外,直接办展览给战士和群众看,会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1939年,晋察冀边区保卫阜平战斗时,沙飞到九连采访,在行军空隙,征得连长同意,把随身带的反映战斗英雄事迹的照片挂出来作流动展览,让每个战士都看到。特别是本连活动的一些照片,给战士很深影响,每个战士看后都要求在战场上立功,最好把自己的功绩在照片上反映出来。连长也很兴奋坚决表示非打一个漂亮仗不可,果然打了胜仗。沙飞又及时把这次胜利战斗中所拍照片冲印出来,给战士展出,战士的战斗情绪更高了。沙飞后来在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时说,“整个胜利不是单纯因为我们工作促成的,但是,摄影工作却成了鼓舞士气、争取胜利的一个因素”。
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四纵队的摄影工作者用“火线摄影”办法,在第一线工事中,拍摄照片及时展览,起了鼓动战士立功作战的作用,成了火线鼓动工作的组成部分。
记者下去,不要单纯拍摄照片,而要配合宣传鼓动,多搞摄影展览,成为解放区摄影工作的一种好的传统。
摄影报道必须注意真实。摄影报道的真实性问题,是有关党的领导威信和画报社的政治信誉的原则问题,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侵犯。没有赶上战斗的场面,应积极寻找新的拍摄时机,而不能布置补拍。为坚持摄影报道的真实性,解放区摄影界曾在1947年和 1948年开展过反对“客里空”即弄虚作假的运动,还在《摄影网》上公开点名批判过“战后布置”拍摄假照片的人。
及时总结经验
解放区摄影业务指导的又一重要思想,是鼓励摄影工作者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摄影网》第14期(1949年8月1日出版)的《短论》指出,凡在摄影工作中“踏实的、虚心的、能经常地进行业务研究,总结自己的工作”的人,其工作成绩就较为显著,进步较快,而能够得到广大指战员的欢迎。与此相反的,“把工作看得很随便,自以为是,满足于现有水平,不进行业务研究,不及时总结工作,不努力改进工作,提高自己,这种态度是危险的。……不仅工作受损失,个人亦将在革命队伍中落后掉队,值得我们深刻检查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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