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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家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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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香港编辑的交游考

日期：[2009年6月21日]  版次：[GB23]  版名：[阅读周刊 视野]  稿源：[南方都市报]

《书缘人间：作家题赠本纪事》，古剑著，香港天地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4月版，港币70.00元。

易大经     □媒体人士，广州     看到“作家题赠本纪事”这样的书名，恐怕有的读者会犯嘀咕：又是文人那套把戏！不可否认，坊间确实有出于个人爱好搜集汇成的作家题赠本书籍，纯以个人趣味炫世，难免遭人厌弃。《书缘人间》记载的，与其说是作家题赠的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工作的记录。作者古剑先生生于马来亚，后落籍厦门，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1974年去香港，先后任职于《新报》、《东方日报》、《华侨日报》副刊，担任过《良友画报》、《文学世纪》主编，“半生黑发作嫁衣”，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香港媒体的格局变化、本土文学景观与走向、大陆作家在港撰稿情况、与台湾及海外作家的联系等等，都发端于题赠本，因此，切勿因为书前淘得董桥旧作、嘱其签名这样的旧桥段就觉得此书不过小趣味，往后看，会在各种不同的扉页题签里发现三十多年来的人物、风雨、历史。     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虽是“边城”(张爱玲语)，然而往往占据历史人物重要的关节。鼎革之后南来文人群体、艺术家群体(这在李翰祥导演的回忆录《三十年从头细说》里有详尽的记录)均是了解今日香港不可缺少的“历史教辅”。古剑写到的一些作家，不少是“文革”中去到香港的，他说：“‘文革’中或‘文革’后南来香港的人，或多或少都带点‘文学情结’。”这其中就包括写小说、后来做到天地图书公司老总的颜纯钩，由古剑推荐做了编辑的作家陶然（后来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大陆出书的香港作家），为人严谨认真的张文达，靠香港出生纸去港定居的女作家王璞，以及写社会奇情小说的作家林荫等人，这群南下作家(或曰文字工作者)在香港的际遇，作为同路人的古剑体会良深。“那是个很彷徨、工作很难找的岁月”，即使八十年代才去香港的王璞，似乎都有这样的遭遇，连后来大红大紫的倪匡初到香港也过着下层生活，直到给《真拦日报》投稿发表，才扭转了命运。古剑写到的南下作家中，似乎只有梅子(张志和)与秦岭雪没有如此际遇。这样来看这些人的赠书题识，就有了一层相同时代氛围的东西，称之为历史感，恐不为过。     因为作者的职业关系，香港的本土作家或稿约或筹办刊物，不少人与古剑有过交道，因而也呈现了一幅较为完整的香港文学图景。从最早南下的刘以鬯、何达、马国亮，到现在较为人知的也斯、叶辉、古苍梧，差不多人人皆知的林燕妮、李碧华，做学问的小思、刘绍铭、郑树森、黄国彬等等，文学、通俗、学术兼而有之。现在很多读者都知道香港有个西西，古剑还介绍了与西西同辈的作家昆南，这是一位扎马尾、终日一挎包、不烟好酒、对一切不在乎的老嬉皮，年轻人都叫他“昆爷”，“无论是诗是小说他都是前卫作家，在那个时代这条路毕竟是艰辛的”，而“前卫的创作方法是香港作品的‘品牌’，缺少了这个，就没有香港作家的多少空间了”，这也算是一位编辑对香港文学的独到见解吧。据古剑说，这位前卫作家昆南依旧还在笔耕。     在写昆南的这篇文章里古剑写道：“七八十年代香港的文学杂志未曾培养过作家，作家都是报纸的专栏孕育出来的。”在香港，无论是前述昆南西西还是亦舒叶辉，都是在报纸写专栏、出书然后成为作家，虽不能一概名之为“写稿佬”，但这群“爬格子动物”为媒体创造“即食”文字却也是香港的一道人文景观。给媒体写稿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如前述的几位七十年代去香港的大陆人(连叶灵凤这样的大家，晚年在香港依旧靠卖文为生)，因为媒体的节奏需要，又催生了不少倚马可待的写稿快手。古剑就写到他曾见到《东方日报》上司石人(梁小中)的绝技：站在大路上，“左手当桌，摊一稿纸于掌上，右手握笔在纸上疾书”。而不知道有多少个笔名的黄仲鸣则是标准的“爬格子动物”，同事也是深谙玩乐之道的行家，与古剑是亲密的“战友”：“苦战于麻将台上，喊破喉咙于卡拉O K包房，有时打到第二天上班才依依难舍。”此公写稿一挥而就，古剑说有一次打牌，他临时顶黄仲鸣一盘，一盘刚完，就听背后说：“起身！到我了！”黄氏这些写稿经历都写进他的《稿王·稿奴》一书中。见识了这些“前辈”风范，可以知道现在某些香港名家在飞机上写稿也好，一天接五六个专栏也罢，其实并非独创，实在是香港的“传统”。     古剑笔下的香港作家群体是现在时，充满了在场的细节，也是历史的，因为他与写到的人都有较长的交道。有功成名就之辈，也有不容易的人，如寂寞的何达，如被电视直播家事的黄维樑教授，古剑都有不失人情味的看法。还有写野路子随笔的施友朋，写古董、文物小品的李英豪。这三十四位香港作家详细地呈现出了香港文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全貌。我最喜欢古剑写两位女作家施叔青和蒋芸，刷刷刷的几句速写就把两人豪爽大条的性格勾画出来了，读来让人觉得眉飞色舞的。大概也是得益于这两位的性格吧。     1949年以后大陆与香港文化人之间的交流也是颇值得留意的，如知堂之与鲍耀明、曹聚仁，写稿、赠物看得出许多历史的细节。(当然并非仅仅在文化人之间，就像张爱玲《重访边城》的二房东上海太太说的：“我们都是寄包裹寄穷了呀！”)古剑书中提到他的老师施蛰存老人叮嘱他多介绍一些香港本地作家，通俗的也要了解等等，可以说明八十年代大陆文化人在改革开放之初急于了解外面世界的心态。书中收录的大陆四十一位作家，既有古剑与他们稿约往还的纪事，也涉及诸多文坛秘辛，比如黄裳与柯灵的笔仗，就险些烧到香港，“因为他们我都认识也有交往，若在香港重开笔战，对他们都有害无益”，古剑是这场没有在香港打起来的笔仗的见证人。黄裳、柯灵、施蛰存、流沙河、汪曾祺这些名家也成为了编辑古剑手中的重要资源，而他居于香港这个“左右逢源”的城市，也在八十年代大陆作家作品向外推介中出力不少。黄裳的散文是他一直向香港出版社推荐的，后来终于出了，陈村的小说在台湾出版是他牵线。虽然也有不少不愉快的经历，但至少记录了时代的痕迹。     像书中写到的八十年代大陆与香港在文化方面的交流活动，也可以看出香港由来已久的各种复杂关系，这在写余光中一文中也显示出“左”与“右”的交锋，即使只是谈谈诗歌。此外，古剑与大陆作家的交往中不少细节可堪玩味，比如戴厚英是他的大学高一届的同学，乃是“批判主力”，而当他1981年读到《人啊，人》后记，“大感诧异，不可相信”。有如古剑之读余秋雨，还是出于他的同学沙叶新的推荐，“沙兄寄了这本精装本《文化苦旅》，是沙向余秋雨要来的”。沙叶新还说，“他的散文很不错，估计你会喜欢”。前几天看新闻，余秋雨的灾区捐款声明受到质疑，这个声明还提到四位“咬余专业户”：余杰、古远清、萧夏林，居然也有沙叶新，也是令人“大感诧异，不可相信”。其余如文学批评家吴亮秀他的小羊皮西装背心，学者陈平原要书稿订金的精明等等，与其说有趣，不如说深具时代特色。而他作为香港编辑在内地的游历就更有历史感了：在苏州的宾馆里开着热水器洗了冷水澡，在成都见老作家艾芜，“酒店的士只得一部”……都可见彼时社会状况。     《书缘人间》与一般的作家签名本纪事不一样之处还在于，除了交游记录，还充分展示了这些书籍的拥有者对作品对作家的评介，而这些评介并未因友情而有所隐讳，如：     “还有印象的是《北京火柴》，是他第一次上北京写的，歌颂，却悠远。……我较喜欢他的文，不太喜欢他的诗。那本《流沙河随笔》，特别是那篇《锯齿啮痕录》，不呼不叫，淡淡描来，沉甸甸的，让人难以平静。”(流沙河)     “他的小说我不怎么喜欢读，太像苏联小说，大片的描写，很浓，令人有些不耐烦，我觉得他学点契诃夫的简洁就好了。然而我喜欢他写反右、劳改的回忆录、散文。不仅让人看到那段历史的真实，文中的力度也使人不能自已。”(从维熙)     “他的《火车与稻田》、《稻菜流年》，虽是自己乡镇生活的个人生活、体验、见闻，却写出一个时代的城乡变迁，像他这一代与土地将脱节的惆怅与无奈。整本文集的基调像民谣，缓缓的，沉沉的。”(台湾作家阿盛)     ……     都可以看出作为编辑的古剑的文学鉴赏品位。他还写到因为对黄苗子给某个女画家的溢美文字感到不满，“写信给黄先生数落了他，不该如此溢美”。又如看了流沙河的长诗，“狠批了一通”。这固然与古剑所处的环境有关，与他自己所坦承的“我这人不太懂得轻重，话也不委婉，常常直来直去”有关，但我以为也体现了一种作为编辑的独立判断，而非一味地对大家名家唯唯诺诺，不敢说半个不字。他也不是仅对大陆作家如此，在写名女人林燕妮的一文中，古剑写到当年在《东方日报》“伺候”林燕妮的往事，两人“火星撞地球”，唇枪舌剑，林小姐写了“又骂又讨好又撒娇的传真有七八封。颇见其性情”，而古剑“给她的传真，一点也不留情面，也很令她‘顶心顶肺’”。     记得很早以前读过董桥写香港退休编辑的一篇随笔，几个老友无事可做，只好上茶楼饮茶，相对无语。这景况对于干这一行的人来说，未免有点凄凉。《书缘人间》的九十五篇作家侧记，则又说明了即使只是个编辑，亦可以留下诸多历史的见证，你所参与的每件事结识的每个人，只要留心记录，都会有存在的价值。“闲坐说玄宗”历来被当做扫出历史潮流的代词，岂知见过玄宗的白头宫女其实拥有更多的历史细节。她才不过时！时代，机缘，氛围，际遇，眼光，融合成为这本编辑的交游纪录，读过《书缘人间》，确实要看不起坊间那些仅会叙述友情的签名本纪事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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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耀明点评香港文化生态：张爱玲的600封书信无处展览2011年08月11日

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李怀宇




潘耀明先生在香港柴湾明报工业中心的办公室向海，藏书多，字画多，名家手札多，但一见难忘的还是金庸的题字：“看破，放下，自在。人我心，得失心，毁誉心，宠辱心，皆似过眼云烟，轻轻放下可也。”
早年，俞平伯、沈从文、钱锺书、端木蕻良、汪曾祺、余英时、高行健都曾与潘耀明结下翰墨因缘。2011年6月22日-7月31日，香港城市大学举办“现代文人书画手札特展”，展品皆为潘耀明收藏的名人手迹，其中包括巴金致潘耀明的十多封信件和巴金《随想录》总序原件。
为了心爱的藏书，潘耀明一度“负资产”。1997年，香港楼价较高时，潘耀明准备从杏花村搬到大埔悠然山庄。因为太多书，一想搬家就很痛苦，所以没有马上把杏花村的房子卖掉。拖了一年多，一直等到悠然山庄入伙才搬家。其间杏花村的房价一直下跌，旧屋从1400多万港元直跌到600多万港元。其实潘耀明初到香港，处境比“负资产”苦多了。1957年移居香港时，潘耀明与母亲住在一间连一扇窗也没有的中间房里，房中只能放一个衣柜和一张双层床。他住上铺，书桌是一块架在床沿两头的木板，只能盘脚坐在床上读写，累了也不能站起来，站起来就会碰上天花板。他一边完成小学课程，一边到公立图书馆借阅文学著作。18岁中学毕业后，潘耀明到《正午报》工作，从见习校对、校对、见习记者、记者、助理编辑、编辑一路做起。
曹聚仁当时正为《正午报》写专栏，戏称“一天赶三场”：一个是跑马场，他喜欢赌马；一个是菜市场，他喜欢做菜；一个是舞场，他喜欢跳舞。潘耀明记得，曹聚仁的住所到处都是书，洗手间、厨房、床底下也是书。某次谈话中，曹聚仁勉励后辈：从年轻开始树立自己的文学志向，确定一二个长远的研究课题，将来肯定会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这番话对潘耀明影响深远，他决心致力于中国作家的访问和研究。
离开《正午报》后，潘耀明编辑过两份杂志：《风光画报》和《海洋文艺》。《风光画报》使潘耀明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写下了大量游记。《海洋文艺》则为潘耀明研究中国作家提供了方便。1979年10月，潘耀明进入香港三联书店。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潘耀明访问了许多内地作家，后来集成《当代大陆作家风貌》一书。
潘耀明通过翻译家冯亦代的介绍认识了钱锺书。1981年4月6日下午，潘耀明第一次登门访问钱锺书，写成《钱锺书访问记》。访问中，潘耀明问：“您打算整理一套您的文集吗？我想，您还可以写一部回忆录。”钱锺书说：“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我并不感到兴趣。……一个作家不是一只狗。一只狗拉了屎撒了尿后，走回头时常常要找自己留下痕迹的地点闻一闻、嗅一嗅。至少我不想那样做。……我还有一些自知之明，去年有人叫我写《自传》，亦代是居间者，我敬谢不敏。回忆，是最靠不住的。一个人在创作时的想象往往贫薄可怜，到回忆时，他的想象力常常丰富离奇得惊人。”
俞平伯和钱锺书住三里河的同一幢楼。潘耀明又由篆刻家许晴野介绍去拜访俞平伯，后来跟俞家人都很熟。俞平伯给潘耀明写过很多信。1986年底，在潘耀明的奔走下，香港三联书店和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合邀俞平伯访港一周。八十多岁高龄的俞平伯在香港举行《红楼梦》专题讲座，颇为轰动。俞平伯告诉潘耀明，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的续写很有意见，如果有精力的话，他想自己续写《红楼梦》。俞平伯去世后，他的外孙韦柰告诉潘耀明，俞平伯去世前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托韦柰送两百块钱给香港的潘耀明：“他写作挺辛苦的。”
潘耀明在三联书店为出版沈从文的文集，与沈从文常有书信来往，多次面谈。潘耀明深知沈从文与丁玲之间的故事：两人年轻时是患难之交。早年沈从文误听丁玲去世，写了一部《记丁玲》的长篇，比较放得开，连丁玲以前的情人都写出来了。许多年以后，丁玲无意中得知沈从文写过这篇，从此心存芥蒂。而沈从文与萧乾之间的过节，则由萧乾写成文章，嘱夫人文洁若待他逝世后请潘耀明刊发。照萧乾的说法：当时沈从文主动跟萧乾疏远，因为萧乾是“右派”，但沈从文还不是。萧乾很热心，知道沈从文居住条件不好，于是帮沈从文反映。有一次萧乾碰到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你是“右派分子”，我跟你不一样，你不要去给我添麻烦。潘耀明说：“我跟沈先生来往，他是温文尔雅，很有学问。但是，中国文化人都不免受政治生活的影响，即使是生性恬泊的沈从文也不例外。”
1983年秋天，潘耀明应邀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那一届的写作计划人选中，台湾请了陈映真、七等生，大陆请了吴祖光、茹志鹃和王安忆，大家相处融洽。潘耀明待了三个月，大受触动—他的人生不是那么顺利，只念了中学，毕业就出来做事，后来念函授课程—不顺利的人生在爱荷华终于拥有最重要的拐点：写作计划结束后，潘耀明留在爱荷华大学念英语，考了托福，后由聂华苓推荐到纽约大学攻读出版杂志学，第一年是试读生，1985年拿到硕士学位后回到香港，后担任香港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兼董事。
1991年，《明报》总编辑董桥有一天突然给潘耀明打电话：“查先生要见你。”潘耀明在《明报》写一个专栏，和金庸不太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面。到了金庸办公室，金庸手写了一份聘书，亲自递到潘耀明面前，请他负责《明报月刊》，而且给了潘耀明在出版界少有的高待遇。潘耀明十分感动，还没有提前三个月向香港三联书店辞职，就答应了金庸。金庸手写的那份聘书，潘耀明专门拓了影印本，保存至今。
《明报月刊》作为香港最有影响的文化学术杂志，潘耀明主持十多年间，一直保持水准，而且广告量时有上升，殊为不易。2011年，潘耀明又担任《国学新视野》的特邀主编，期望以新视角、新手法，为当下的国学研究开一新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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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作家生活不错，香港作家不能养活自己”
潘耀明  笔名彦火、艾火等。福建省南安县人。1984-1985年，攻读美国纽约大学出版课程，包括出版管理和杂志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任《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香港作家联会会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会长。《国学新视野》特邀主编。著有《当代大陆作家风貌》、《那一程山水》、《潘耀明说中国文化名人》、《鱼化石的印记》、《异乡人的星空》等。
为保文化薪火，金庸创办《明报月刊》
时代周报：当年在纽约大学攻读出版杂志学，对你现在编杂志很有影响？
潘耀明：我觉得很有影响。杂志一创刊，肯定要有名家的稿子，才能将品牌打出来，到一定时候，就不一定要用名家了，自己可以培养名家。李天命从来不给其他杂志稿子，就给《明报月刊》发表，所以“我有你没有”，才能突出风格，人家才对这份杂志感兴趣。杂志的个性化是很重要的。《明报月刊》本身是名牌，金庸比喻为“名牌西装”。这份杂志反而不一定要去培养名家，名家都会在这里登文章，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现在学报多了，以前没有《二十一世纪》，学者把在《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当作地位象征。《信报》曾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形象：香港中产阶级订《明报周刊》，也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放在茶几下面，《明报月刊》放在茶几上面，表明他有文化素养。如果到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去看看，那里有两千多本中文杂志，《明报月刊》也是放在最上面的位置。但是老实讲，当然是《明报周刊》好看了，因为上面有娱乐新闻，老少咸宜。
时代周报：1991年你担任《明报月刊》总编辑时，杂志的状况如何？金庸有没有跟你谈过办刊理念？
潘耀明：《明报月刊》实际上销路一直不错，发行将近两万册。当时没有什么竞争对象，是上世纪60年代香港唯一的文化杂志。后来有一个低潮，销量大概剩下不到一万份。我在美国纽约大学念的是出版管理和杂志学，大概金庸也调查过我，所以请我过来当《明报月刊》的总编辑和总经理，想在编辑与市场之间取得平衡（过去胡菊人、董桥只当《明报月刊》的总编辑，都没有兼任总经理一职）。实际上，金庸讲话不多，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办《明报月刊》？因为当时《明报月刊》亏本，作为文化杂志，没有广告，稿费也很低。他说：《明报月刊》等于给明报集团穿了一个名牌西装。办《明报》是为了赚钱，《明报月刊》是文化杂志，提升了明报集团的文化地位。金庸有一套理念，比如《明报》从来都不是全香港销量最大的，过去是第三，到现在还是第三；《明报》的读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是优质读者，广告效力相对大。1966年，金庸创办《明报月刊》，是因为当时他觉得传统文化要被彻底摧毁了，所以有必要办一份文化月刊，保存文化薪火。
时代周报：我在台北看到台湾文化杂志的现状，就向《思想》杂志的总编辑钱永祥感慨：香港还有《明报月刊》，非常不容易。
潘耀明：现在明报集团是上市公司，有压力，股东就要看杂志有没有赚钱，倒不是看杂志有什么好文章。以前金庸在的时候不一样。《明报》很赚钱，金庸的主要财富来自《明报》，不是来自写武侠小说。以前，金庸的武侠小说在内地都是盗版的，他拿不到多少版税，估计他每年在台湾和香港拿到的版税有一千万左右—我看到现在为止，他在内地也没有拿到过一千万的版税。
稿费从千字一百到千字三百
时代周报：现在华文世界的学术文化刊物的发展前景如何？
潘耀明：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五六年前，香港大学做了一个调查，香港大学的学生看杂志，第一个是《壹周刊》，第二个是《读者文摘》（现在香港这份杂志都没有了），第三才是《明报月刊》。大学生现在都喜欢比较通俗的刊物，带有消遣性。有一次，我跟金耀基（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先生聊天，他讲：香港学者的压力蛮大、节奏很快，空余时间都不愿意看太严肃的东西，喜欢看流行的资讯。《壹周刊》虽然是通俗杂志，但也要找最好的名家来写，张五常当年在《壹周刊》的稿费是一个字十二块，一千字一万二，一个月差不多十万块。黎智英有他的经营手段，人家说他低俗，他就要找来董桥当苹果日报社社长。现在《壹周刊》有很多名家在写，陶杰也在那里写。1991年我接手《明报月刊》时，只有一个封底是手表广告，稿费非常低，一千字一百块。后来我跟金庸讲：我们不如还是登广告，将稿费提升一下。现在稿费大概一千字三百块。我觉得文化杂志的生存空间很小，特别是由商业机构来办文化杂志。老实讲，我现在压力很大，跟过去不一样，以前金庸觉得花点钱办这样的杂志很值得。
时代周报：美国的学术文化杂志有没有出现这样的现象？
潘耀明：也很难办了。美国最有名的文化杂志是《纽约客》，现在销量不太行了。我们以前在纽约也要做调查，当时《纽约客》销六十万份，也是名牌，很多名家在那里写稿。《纽约客》有一个做法，我很认同，就是将文化杂志包装得生动活泼，一点也不沉闷，有很多文章有漫画插图。从文化国度来讲，法国比美国好，法国现在的电视台还有文化节目，美国没有，香港也没有。我有一个朋友，在巴黎开一个大书店，他不晓得金庸的书在法国是否销得了，就向法国教育部申请一笔钱翻译金庸的武侠小说。这种风度是没有一个别的政府能做得到的。这位朋友通过申请到的一笔翻译金翻译《射雕英雄传》，金庸对他很好，象征性地给他一块钱版权费。这本书后来得奖了。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跟内地的文化人探讨过文化杂志的发展问题？
潘耀明：内地好像也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内地市场还是蛮大的，我不知道《读书》杂志是亏本还是赚钱，起码《读书》杂志可以生存。《书城》、《万象》几个杂志的生存空间比香港好多了。在香港，办文化杂志亏本的很多。学报则有大学支持，《二十一世纪》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支持，没有问题。郑培凯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办《九州学林》，也是基金支持。
时代周报：从2011年起，你主编的《国学新视野》是怎么回事？
潘耀明：金庸卖了《明报》以后，想自己搞杂志，我离开《明报》一段时间是跟金庸走的。1995年，金庸办明河社。他想写历史小说，要我跟他策划《历史与文化》杂志，他写的历史小说就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开始连载。他跟我签了五年合同，另外给我一个特别大的办公室。后来金庸动一个心脏大手术，那个手术不大顺利，结果在医院住了半年。因为身体不太好，他后来就写不出历史小说了。我很尴尬。后来张晓卿买了《明报》，要我过来主持明报出版社，后来又主编《明报月刊》，一直做到现在。关于《国学新视野》这份杂志，两年前有一位投资商大概知道我一直在搞杂志，就让我来策划，我说：我对国学真的是外行，不答应。投资商表示我不需要亲手编辑，后来才勉强答应。我找了很多名家像袁行霈、汤一介、马悦然，他们都很给面子，什么稿子都来了。后来投资商出事情，拖了两年。中华能源基金会愿意出资金，反正第一期是过去组的稿，我不用重新再组，便出了《国学新视野》季刊，反应还不错。后来，我们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在漓江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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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现在不能养活自己
时代周报：你现在是香港作家联会会长，这个文学团体主要有什么活动？
潘耀明：这是一个民间团体，创办至今已22年，有三百多个会员。每一个会员要有两本专著，由两个会员介绍才可以入会。我们有一本《香港作家》杂志，也是很棒的。
时代周报：在香港，作家能靠写作养活自己吗？
潘耀明：作家现在不能养活自己，曾经养活过自己的作家有倪匡。金庸基本上不是靠小说养活的，他靠办报。张小娴也不算是全部靠写小说赚钱，她办了一份杂志。香港稿费太低，市场太小。还有一个怪现象，香港的版税是全世界最高的，畅销作家的版税一般都是15%。我知道名作家一般都是5%起步的，因为印量大，所以收入高，而香港作者就那么几个，抢来抢去。在香港这种地方，你不过问政治可以，不过问市场怎么生活呢！香港作家基本上是业余的，金庸也是业余的，现在没有专业作家，以前倪匡是专业作家，还有一个三苏（高雄）。
时代周报：有些内地作家可以养活自己，当然不少人是以作协当依靠。
潘耀明：内地作家生活不错，不过现在比较艰难了。现在内地的作家协会很有钱，我们这个民间的香港作家联会是义务的，只有一个秘书有薪水，每次搞大活动都要筹款。我现在推广旅游文学，整合了所有华文传媒和文学团体。旅游是生活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要旅游，所以旅游文学跟生活比较接近。我觉得通过旅游文学可以推动华文文学的发展，要不然就很难有所谓文化传承，特别在国外，到年轻一代，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会写华文，所以，我就想通过旅游文学来打开这个局面。我现在还在筹备资金，希望每两年搞一次全球旅游文学征文奖和一次世界旅游文学研讨会。前者已举办了一届，后者举办了两届，今年12月要举办第三届。在香港是艰难的，没有经费就不行，政府对文学一直不大支持。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这样呢？
潘耀明：因为政府觉得原创文学影响不大，宁愿花很多钱支持表演艺术，如歌唱、话剧、舞蹈、交响乐等。有一次我就公开批评他们，提到北京有现代文学馆，香港那么有钱也是可以搞的。他们就说：香港没有什么作家。我说：香港作家还是蛮多的，张爱玲600封书信都没有地方展览，金庸也有很多资料。从上世纪40年代起，有多少作家在香港啊！
时代周报：如果不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香港产生了很多在华文世界有影响的作家。
潘耀明：销量最大的是金庸。大师级人物从钱穆到饶宗颐，一直数下来，有很多人。流行文学和严肃文学这种区分不一定准确，中国四大小说以前是通俗文学，现在变成经典文学了。香港是华文社会里创作最自由的地方，这也是香港可以产生文学的原因。但是香港作家也是艰苦的，因为没有人关怀，政府从来不过问，也不支持。比如你去申请文学基金，艺术发展局只会批一本书的经费的三分之一，其他的经费你要自己去想办法，那是很累的。
时代周报：美国的文学创作都是靠基金会支持的吗？
潘耀明：美国有些基金会像爱荷华写作计划，全部是基金会支持的。很多基金会像洛克菲勒基金会，是愿意支持文学活动的。香港也有很多基金会，但是基本上不支持原创性的文学活动。我曾经申请过香港的一个基金，他们的条件说是要可以影响一万人以上，搞文学活动怎么可以搞到一万人以上？
时代周报：关于“文学已死”的口号，我访问过在纽约的王鼎钧先生。王先生说：文学作品难销，市场喧嚷文学已死，作家心头有阴影。汉赋唐诗何尝死？早期白话文学运动称它们为死文学，事实证明是“革命文宣”。文学不死，只是某种体裁风格退出“主流”。
潘耀明：文学是不会死亡的。流行音乐出来了，古典音乐还是有一定生存空间，当然不是在普罗大众当中，而是在特定层次的受众中，那个层次的人不多，却优质。文化是属于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一个人如果没有灵魂，人生就没有什么价值。文学不会死亡，但是平面出版是不是会死亡？我就不知道了。我在香港城市大学展出很多作家的书信、手迹，这些东西现在基本没有了，全部电脑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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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香港的文学记忆

时间:2010-07-26

　　来源：东方早报

　　香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有太多现代作家与香港有关。作家们或客居香港如张爱玲，或定居香港如许地山，或路过香港如鲁迅。所以就算在香港这个过度商业化的城市，在城市的某些角落依然能找寻到六七十年前作家们的足迹。今年香港书展“文艺廊”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展示文学大师们在香港曾经留下的足迹，主办方也特设一个名叫“文学大师在香港足迹”的讲座，主讲者是大陆学者止庵和香港诗人廖伟棠。廖伟棠用诗缅怀心中的戴望舒和萧红，止庵叙述着那些与香港有关的作家与这座城市若即若离的关系。

张泽红制图

　　香港的文学“径”
　　著名诗人戴望舒1938年偕妻女从上海来到香港，寄住在外籍友人家。友人家在薄扶林道，该处松林小溪，环境恬静，他遂给居处取名“林泉居”，更以“林泉居”和“林泉居士”为笔名，写下《山居杂缀》、《林泉居日记》和《过旧居》等作品。戴望舒在香港最好的时光就是在林泉居度过的，他在香港居住近9年。香港沦陷之后，他曾被日军关押在多利监狱，受过酷刑，写下《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作。而那首他缅怀萧红短诗《萧红墓畔口占》也已成为现代诗歌的名作，“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山茶，我等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张爱玲笔下，白流苏与范柳原在浅水湾酒店邂逅，徐徐展开了《倾城之恋》，“细看时，不是风也不是云，是太阳悠扬地移过山头，半边山麓埋在巨大的蓝影子里。”尽管酒店现在已经被改建，但于原址仿建的露台餐厅，仍保留着小说里著名场景的原貌。张爱玲在抗战期间来到香港大学，战后又两次来到香港，寓居北角。当张爱玲埋首创作《倾城之恋》的时候，萧红在浅水湾谱写她自己的动人故事。1940年，萧红与爱侣端木来到香港逃避战乱，颠沛流离，终于在战乱和顽疾折腾下撒手人寰，年仅31岁。在香港期间，她完成了《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等多部重要作品。她的一半骨灰也埋在浅水湾海滨，另一半悄悄埋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花园。对于香港，她在1940年《致白朗》信件中说，“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身醉的。”
　　许地山于1935年获胡适推荐来到香港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积极改革中文学院课程，批评殖民地的弊病。1941年，许地山因心脏病病逝于寓所，仅48岁。而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于1937年来到香港养病，居住在尖沙咀。在港时期，蔡元培深居简出，只担任香港新文学会名誉理事长，1940年3月蔡元培在医院去世。举殡当日，全港学校和商户下半旗致哀。许地山墓和蔡元培墓隔得不远，与林泉居原址、浅水湾酒店原址和萧红墓旧址一起，散落在港岛南区。
　　现在已经是香港人的诗人廖伟棠在很多诗歌中都缅怀过那些曾经在香港落脚的内地作家，特别是戴望舒和萧红，也曾经寻访过那些冷清的文学足迹。在廖伟棠的诗歌及摄影集《和幽灵一起的香港漫游》一书中，他谈及的香港幽灵中就包括戴望舒、萧红、张爱玲他们。廖伟棠第一个迷恋的诗人是戴望舒，“我对文化香港的发现，戴望舒是个桥梁，戴望舒带着我去看香港。”“戴望舒在边缘想象中国。”讲座中，廖伟棠更多时候是拿起自己诗集，朗诵追忆戴望舒和萧红的诗歌：“《薄扶林道，寻林泉居——致戴望舒》，我用了一个小时在浦飞路、士美非路/寻找你的踪迹，甚至向猫问路。/而你就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地走/仿佛在听着雨的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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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不是香港人”

廖伟棠（左）、止庵（中）和马家辉在讲座现场

　　止庵说，“鲁迅和胡适在香港做过讲演，鲁迅两次在香港青年会演讲，用绍兴话，由许广平来做翻译；胡适两次用英文一次用普通话来演讲，专挑听众听得懂的词。”在短暂的接触中，鲁迅非常不喜欢香港，还写了七八篇文章讲香港，不过他从来也没喜欢过他曾居住过的任何城市，包括上海、北京。相反，胡适对香港的印象非常好。
　　作家与香港发生最密切联系的时期就是从抗战爆发到港战爆发。张爱玲在这个时期写了《天才梦》，萧红在这里写了《呼兰河传》，戴望舒又写了一系列诗歌，而张爱玲在1949年后再度来港则创作了大量电影剧本，以及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茅盾跟香港关系也很密切，他一共来过香港三次。1937年，茅盾还在香港写过一本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1941年来香港的时候，茅盾在这个时期又写了小说《腐蚀》。“但他们这些作品和香港无关，写的都是内地。”止庵说。
　　作家写香港，他们都得遇到语言问题，也很难进入香港生活，他们的写作更多是文人圈子的写作，真正写给香港人看的非常少。作家写香港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张爱玲，比如《烬余录》就是写香港，晚年《小团圆》和《重返边城》等都有写香港。也只有张爱玲有不少作品是真正写给香港人的。1955年她给电懋公司写剧本，为让普通人能看懂，张爱玲不得不做出让步，“比如她不相信爱情和幸福，但在她剧本中就有爱情和幸福”。止庵说。周作人跟香港没关系，他也没来过，但1960年代他在曹聚仁的介绍下给香港报纸写文章，但周作人也不得不抱怨，香港的稿酬比起内地低很多，而且要求写的层次也很低。
　　“他们都不是香港人。”止庵说。尽管内地作家当年多多少少与香港有着关系，但作家真正面对香港写作又如此不易。但倒过来何尝不是如此。

　　前辈，他们的名字，他们的行事，为我们熟悉的或不知道的，当年为了种种原因：政治意见分歧、逃避战火、谋求生计、追求民主自由、寻找爱情……他们从祖国大地投身到这南方蕞尔小岛，把精神注入过这片土的文化土壤。南来，成就了他们与吾土的一段因缘。
　　回眸细看，南来文化人到这片土来，就是暂且栖身，他们都各有各的向往，各有工作目标。他们不去别的地方，因为这片土既有接近母国的方便，也具备了可用的自由空间，让他们尽本分向祖国发声发光。
　　回归十年，这片土上，人间渐渐在意——在意追查历史身世，在意保育历史痕迹，在意关怀与祖国的血脉相连。我们应该珍惜这些前人足迹，珍惜香港特具的一些优点。
　　——小思（《香港文学散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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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港设“南区文学径”

　　张爱玲、蔡元培、许地山、戴望舒、萧红5位当代文学家，在港岛南区都留有历史足迹。香港南区区议会趁书展揭幕，宣布设立港“南区文学径”，印制地图及明信片，鼓励读者边读大师作品，边到南区追溯故人往事。中国近代文坛巨匠上世纪30至40年代间，在南区埋下段段动人往事。南区区议会去年因为香港作家小思的著作《香港文学散步》灵机一触，决定将名家的故事串连成文学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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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代会”回响：香港文学如何“出精品”？

http://www.youth.cn   2011-12-08
中国青年网

　　中新社香港12月8日电(记者 贾思玉) 港澳作家上月末首次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五年一度的“全国第八届作家代表大会”。返港后，不少作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在“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力作”的要求下，香港文学如何坚持特色，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被冷落”的香港文学
　　“香港社会冷落了文学。”《香港文学》总编辑陶然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在处处经济挂帅的香港，文学读物卖到2000本就算“畅销”，当作家不可能成为职业“饭碗”，文学创作要利用业余时间清苦耕耘。
　　香港作联主席会长、《明报月刊》总编辑潘耀明借用诗人余光中的话说，文化是“闲”出来的。而香港文学大多文字简明、轻快，专栏文化长期盛行，这些是商品社会的“副产品”，也是香港少有大部头作品的原因之一。
　　“人如果被外在欲望绑住，心灵空间缩小，自然难有大气派。”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艺术委员会主席蔡益怀说。他还指出，政府无需以行政指令推动文学发展，但有责任提供土壤。而艺发局的资助中，文学总是受惠最少的范畴。
　　“沙漠”中也有“绿洲”
　　“但无需妄自菲薄，这样的环境才能突显香港文学的坚韧性。”蔡益怀说，称香港是“文化沙漠”属误解。他认为香港文化形态多元，大众文化尤其蓬勃，对内地文化产生辐射作用，“金庸在华文文学很有影响力，李碧华的《胭脂扣》现在看亦有了经典性。如果说这些作品是‘俗文化’，难道明清小说不是？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学。”
　　陶然指出，“香港文学”的概念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时受内地影响较多，后经历文学与政治纠缠的时代，至近十几年本土意识渐强。他认为香港作家要坚持香港视角和香港身份，却不一定只书写香港。
　　陶然说，香港文学在华文文学框架下有独特地位，社会的开放特质赋予香港文学“漂泊感”和吸引力。蔡益怀亦指出，香港既继承中国文学传统，又同步追踪西方文学潮流，比如刘以鬯，就将兴于上海的新感觉派在香港延续。
　　香港风格与文学传承
　　香港何以少有文学巨制问世？潘耀明认为，写出史诗性的文学作品需要大时代背景与文化积淀。在香港本土历史中，政权回归是件大事，但过渡平稳。不过香港文学并非靠“吃老本儿”，他指出，近些年香港“学院派”作家创作活跃，如葛亮、董启章、潘国灵等，均有代表性的长篇著作。
　　蔡益怀则说，香港缺少的是标志性的作家和具有香港风格、气派的作品，文学传承上亦存在隐忧。他指，为鼓励创作，艺发局设立翻译基金，翻译本土文学；还着力栽培年轻创作人，资助“80后”文学刊物。
　　关于中国作协对香港作家的支持，蔡益怀称希望作协的“重点作品扶持计划”能覆盖港澳。陶然则提出，中国作协在港澳吸纳会员的方式需改进，建议取消每年两人的限额，视资质、条件灵活发展，更有助维护作协声誉。



编辑： 李沛然 来源： 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