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五的武术师管季超画完稚画读70后许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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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知遠：作為理念的台灣

【聯合報╱許知遠】 2012.01.22
  
傍晚的鄉公所湧入了很多車，車上都貼了同樣的競選標誌，插了同樣的小旗子。剛才，它們組成了一列參差的車隊，在半山的公路上盤旋，抵達每一個小村落，向雜貨店、家中、餐館裏的每個人揮手、問候，呼籲他們明天一定要投票，其中立法委員那一票一定要投給那個一直站在車座上、上半身探在車外向他們呼喊的候選人。

和那些在夜市、街頭掃票的都市裡競選截然不同，在這裏，握到每一雙手都代價高昂，居民們散亂在山中的不同角落。在大部分時間裏，循環播放的競選車只是對山林與空谷喊話。

在鄉公所的空地上，人們傾聽候選人的最後致辭。他們大多皮膚黝黑，說著發音有些彆扭的國語，他們是泰雅族人。致辭充滿感染力，泰雅語和國語夾雜，候選人提到了原住民的自決與尊嚴，尚未到來的歷史正義，許諾說要建設環保、富饒的家鄉，讓那些被迫在都市打工的青年人，安心的回到家鄉。致辭的最後，照例一起歡呼「凍蒜」。

「你們大陸要搞這個，還不太容易呀」，站在我旁邊的一位中年人說。他去過中國大陸兩次，被它的規模和人口嚇了一跳。他也讚歎北京的樓真高、馬路真寬，除去故宮與長城，他也去過鳥巢—它是一個強大中國的新象徵。不過，在這個強大中國，你不能選出自己的代表，不能隨便批評政府。這是我在台灣的很多地方感受到的情緒，中國贏得所有的國際關注、擁有令人生畏的影響力，但民主政治變成了台灣人最重要的身分認同。

像其他族群原住民一樣，泰雅族人會憤怒於自己的不公遭遇。當他們聽到一些南部人聲稱「我們才是台灣人」，或感慨「四百年來的台灣」時，會表現出嘲弄式的不屑。是啊，他們才是台灣最初的主人，是過唐山的漢人們把他們驅逐進了山中，一九四九年的外省人又壓抑了閩南人。

民主化的過程，也是社會所有力量衝破壓抑，釋放活力，追尋自身的身分與權利的過程。在威權時代，這些個人與群體的欲望與力量都被迫沉睡起來。

衝破壓抑的過程，也往往是個喧鬧、雜亂、甚至偏狹的過程。人們太執著於自己被壓抑的記憶與情感，太過選擇性的記憶，而忘了別人的感受。閩南人憤怒於外省人，卻忘記了他們對客家人與原住民的傷害，而泰雅族人不滿於漢人的壓迫，卻很少提及他們對於賽夏族的兇狠。人們想像出一個共同、穩固的記憶，而增強此刻的身分與力量。

在各種力量與情感的綻放之後，是相互的衝撞，而在衝撞的過程中，人們尋找邊界、相互妥協。

在這半山腰的鄉公所，我感到這種妥協精神的成果。當這位泰雅男子向我這樣談到中國大陸時，也意味著一種台灣身分的確認，民主是它的核心。原住民、荷蘭人、鄭成功、日本人、國民黨、閩南人、客家人、美國影響，這些混雜的經驗已逐漸凝聚成一個共同的台灣經驗。而民主政治為這種混雜提供了舞台、粘合劑與身分標籤。歷史與傳統並不僅是身分的認同唯一來源，身分認同也同樣可以建立於對未來的期待、建立於新創造出的政治與社會制度。

每個國家與地區，都不僅意味著山川、人口、歷史、風俗、城市與鄉村，它也是一種理念。於是，德國音樂家舒伯特曾宣稱，在美國，十三扇「金色的大門向不容異說和專制政治的受害者們敞開著」，而歷史學家拉馬錢德拉．古哈說，印度是「世界上最大民主國家」。在台灣，我們正目睹著如此壓縮式的記憶與歷史，如此不同的人群，如何在這麼短時間內達成和解，從仇恨、撕裂到融合。在某種意義上，台灣經驗被明顯低估了。

（作者為北京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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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我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一点都不奇怪

南方报业新闻 时间: 2011年11月29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许知远说,这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分野”。 　　南都讯　见习记者赵大伟　“我们缺乏对这个世界认知的训练和诚实面对的态度”,许知远说。11月26日下午,在刚刚开业的方所文化空间举行的论坛上,许知远应邀进行了一场名为“游荡者”的讲座。讲座中,许知远介绍了这几年他四处去世界“游荡”后观察的体会,在这其中,他身处异国,却发现了很多中国崛起过程中发生的丰富变化。纵观严复翻译的《国富论》和《纽约客》记者何伟写的《寻路中国》,许知远评价说,对世界认知的差异将决定中国未来的发展。 “游荡”中依旧“观察” 　　讲座中最多谈的还是今年9月出版的《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和十周年纪念版的《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十年前那本书是许知远“从书桌里眺望世界”,如今亲自去世界游走。许知远对南都记者说,他没有改变一个“观察者”的姿态。他承认《一个游荡者的世界》只是一本游记,但又强调,这本游记不同于简单的“旅游攻略”,而是在“给你认识世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对于此次方所文化空间开在广州,许知远觉得是一个惊喜,对实体书店在当下的发展,许知远认为“体验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方所”由台湾诚品书店创始人之一廖美立策划,是百货商品与书店结合的尝试。 孔庆东、摩罗等人的转向 　　活动现场,许知远谈到了他的老师孔庆东。孔庆东曾是许知远的高中老师,后来许知远考入北大,孔庆东也进入北大读博士。在此期间,许知远与孔庆东、摩罗、余杰等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许知远说,就是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分野,摩罗成为一个民粹主义者”,而许知远坦承他还是一个“游荡的自由主义者”。他对比日本明治维新后,福泽谕吉和森有礼等一批知识分子纷纷放弃了对现实权力的监督,针对上述三位的转向,他说,“我对知识分子的背叛一点都不奇怪”。许知远同时联系到米沃什等一批“流亡知识分子”,他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批评可以认识事物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回想十年前出书经历 　　回想起十年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得以出版,许知远对南都记者说,他还是很感谢当时海南出版社的编辑野夫。当时许知远刚毕业,在编一本叫做《大视野》的杂志,野夫也在同一楼层,总是跟许知远讲他的经历。许知远当时就给野夫看了他写的文章,野夫觉得有意思,还推荐给她的侄女看,后来就出版了。“我们当时还因为封面的设计吵架,”许知远说,“他们也不知道这本书会不会卖得好,也有点欺负年轻人,当时只给了我五千块钱。” 时代的佳人多配给了富豪 　　对于近日来网络上关心的他与高金素梅的恋情,他并不做否认,只是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而且台湾《联合报》因为此事对他前女友的曝光也是失实。对这个事情而起的热闹他感到奇怪,他调侃说,或许是他恢复了中国传统中“才子配佳人”的佳话,才引得关注,而这个时代中的“佳人”大多都是配给了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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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二十世纪的迷途狗
来源：《东方企业家》杂志 作者：许知远
2010年09月06日








　　对于安娜.安赫玛托娃，我全部的知识来自于一本关于以塞亚.伯林的传记。他们在一九四五年的列宁格勒意外的相逢。

　　三十六岁的伯林是牛津的庭院中出产的健谈者，出版过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他的敏锐、渊博让人过目难忘，足以让弗吉尼亚.伍尔夫生出这样的感慨：多么像是年轻时的梅纳德.凯恩斯。
　　与凯恩斯一样，伯林为二战期间的英国政府工作。他被外交部派往华盛顿，用个人魅力增添大西洋两岸的传统友谊，收集美国的舆情，撰写每周报告。这些报告的实用性或许可以商榷，但智力上的娱乐性不容错过，引得丘吉尔为此击节赞赏。如今，他又随一个外交使团来到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体验铁幕拉起前片刻的轻松。
　　对伯林来说，这趟旅程意义非凡，尤其是列宁格勒这一站。他是出生在沙俄帝国边陲的犹太人，从七岁到十一岁生活他一直生活在列宁格勒。在这里，他读完了《战争与和平》与《三个火枪手》，紧盯着涅瓦大街的商店橱窗中的英国小火车和德国小胖熊，还经历了充满亢奋与恐惧的一九一七年……
　　重新置身于俄语的环境令人心醉，像是长期被压抑的记忆的苏醒。令伯林更感兴趣的是，辉煌的俄国文化、艺术传统变成了什么样？
　　距离十月革命已经二十八年，站在一九四五年秋天的红场上，没人能怀疑苏联取得的惊人成就。仅仅两代人的时间里，不堪一击的沙皇俄国变成了进军柏林的苏联红军。但是，这个国家似乎也变得封闭起来，外界很久不知道它内部的真实情况了，除去官方不断宣扬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偶尔也传出的消息是饥荒、清洗、流放和死亡。
　　对于伯林这样的人来说，更糟糕的是，诗人、小说家、艺术家，这些伟大的心灵，似乎都暗淡下来。没人知道，他们在写些什么，是生是死，年轻一代的杰出头脑是否已经涌现出来……
　　他甚至以为安赫玛托娃早已死亡。他对于安赫玛托娃所知不多，模糊记得她是那个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
　　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依靠文学缔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这个白银时代意味着更宽广的频谱，从诗歌、小说到芭蕾舞、绘画、音乐，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年，俄国人的创造力又一次喷涌而出。这是个满是奇异对比的年代，王朝政治的腐朽、刺杀与革命的此起彼伏，宫廷的奢华与普通人的贫困，来自欧洲的文化冲击、时尚品位与日渐高涨的民族情绪……而一代人在这种混杂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声音。这声音不仅再是俄国知识阶层的浓烈的道德义愤——它反对政治专制、为大众代言，而是一种真正的个人观点——描绘对世界的的个人经验。而在这群人中，安赫玛托娃的美貌和才华同样出众。
　　涅瓦大街上的一家书店里，伯林无意得知她仍活着，并且可以相见。
　　这个炎热的下午，我就站在他们见面的房间里。历史满是嘲弄，经过了一个轮回，这个城市再度回到了它最初的名字——彼得堡。一九一四年，当俄国与德国宣战时，尼古拉斯二世认定这个名字太过德国化了，它被改成了更富俄国色彩的彼得格勒，到了一九二五年，或许彼得这个名字又太过了，列宁创造的光辉正压倒彼得大帝，于是它又成为了列宁格勒。而现在，历史的钟摆又回来了，好像一切都没发生。安赫玛托娃的家，则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被刷成黄色的喷泉屋仍旧保持着沙皇时代的气氛，它的设计风格流露着对欧洲的模仿。倘若如果那个粗壮的长发工人不开动除草机，庭院中则安静得仿佛时光停滞。如果你刚从游人交织的涅瓦大街来到这里，必定会沉迷不已。
　　也就是在这个庭院里，兰道夫.丘吉尔——那位刚刚下台的首相的儿子，高声喊着伯林的名字，他刚刚听说牛津的旧相识也在这所城市。不通俄语的他想让伯林告诉酒店的服务生，应该把他刚买的鱼子酱放在冰块上。鱼子酱打破了伯林与安赫玛托娃刚刚开始的谈话。不过，他们真正的交流发生在这一天的夜晚。
　　站在窗边，我试着想象丘吉尔的喊叫，伯林的尴尬，还有安赫玛托娃的模样。房间仍竭力按照六十五年前的方式布置，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张小桌子，一个木橱，一张沙发，引人注目的是墙边的一张小小的画像，几根黑线勾勒出一个女人的外形。那是莫迪里阿尼在一九一一年的巴黎为安赫玛托娃而绘，当时他们都尚未成名，都惊人的漂亮，有过一场短暂的恋情。
　　在当晚的第二次见面后，确切地说是，是到了凌晨，安赫玛托娃的另一个朋友告辞之后，他们的谈话进入了真正的状态。不是关于诗歌——伯林几乎没有读过她的诗，而是关于他们共同的朋友——伯林在纽约、伦敦都碰到过她流亡的旧友。也借由这些朋友带出的往事，他们都进入了一个久违的小世界。
　　对于伯林来说，那是他渴望、却从未经历过的时代，对于安赫玛托娃，那则是逝去的最美好时光。谈话一直持续到清晨，除去吃了一顿煮西红柿，它从未停止。尽管他们连手也没拉一下，毋庸质疑，房间里弥漫了情欲的味道，尽管比伯林年长二十岁，安赫玛托娃依旧美貌，时间与折磨则为其增添了新的骄傲，“像一位女王”。
　　这次相遇，因为它的突然、难以复制，而在两个人的生命中获得了永恒的光彩。对于安赫玛托娃尤其如此，它像在漫长黑夜闪过的流星，却持久地给予她希望。在一年后的一首诗里，她写道：……他不会成为我亲爱的丈夫/但是他和我，我们所成就的，/将让二十世纪骚动不安……
　　我们从喷泉屋出来，穿过枫丹卡运河上的一座小桥，再沿一条与涅瓦大街平行的小路走上一程，就到了文化广场，一座黑乎乎的普希金雕像矗立在广场中央，也像所有的雕像一样，他的头顶上站立着一只迷惘的鸽，它在这里短暂的休息，可能也顺便排泄粪便。尽管人们常常把鸽子视作和平的象征，但很有可能，它更是民主的象征。所有的雕像，不管是政治领袖、一代暴君、伟大的诗人、天才的剧作家、民族的英雄，他们头顶上总是站着一只若无其事的鸽子，尖尖的爪子踩着他们的头顶，所有的威严与光环，都要被覆盖在斑斑点点的白色鸽子粪下。
　　在文化广场的一角，一个沿窄窄的黑色楼梯而下的酒吧，到处是彩色的玻璃和狗的模型。它仍叫迷途狗（Stray dog），九十年前的某几个年份中，这是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一群诗人、学者、艺术家们在此聚会、酗酒、求爱、写诗、画像、争吵……他们称自己是阿克梅派，在希腊语中，它意味着最美好的时代。
　　我们到的太早，是第一桌客人，服务生正懒洋洋清扫地面，音响里传出二十年代初的爵士乐。
　　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名字，它却不是九十年前的那家酒吧，它开张于一九九一年。像是苏联时期的逆反，与当时俄罗斯很多举动一样，它试图和沙俄产生联系。我不知道彼得堡新一代的才俊们在哪里活动，这复辟的场所更像是为了吸引我这样的游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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