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走近这些可亲可敬的台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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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包益民 穷创意是可耻的！

包益民，台湾包氏国际公司创办人。曾任威顿与肯尼迪公司创意执行、智威汤逊公司创意总监、李奥贝纳公司创意总监。曾获Communication Arts Design Annual、时报广告金奖等近50项奖项。2001年获《ARCHIVE》杂志评选为世界排名第7位的美术指导。 　　包益民自传《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以裸照作封面。 　　杂志的成功不完全依靠价格，10元的大便要不要买？ 　　我当初也考虑过做免费杂志，但那有个很大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在哪里？任何东西，只要是送的就不会被珍惜。 　　检测某个品牌好坏与否，有个方法：看别人愿不愿意把这个品牌穿在身上。 　　从开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想找些没钱的客户——从穷客户那里是赚不到钱的。 　　不怀孕的人总是比怀孕的人多。但假如所有怀孕的人，或其中一半的人穿我的衣服，那已经很不错了。小众市场也是可以投资的，关键在于你的影响力。 　　包益民，男，39岁，胖。有一妻一女。 　　2005年上半年，台湾年轻族群中流行两个话题：台客，《PPAPER》。前者的讨论反映出台湾年轻人对本土文化及乡土情怀的回归；后者的火爆则同时见证了他们对进军国际创意工业的期许。包益民是《PPAPER》的制造者。而早在《PPAPER》问世之前，包益民已经是台湾的话题人物。 　　由于父亲工作的关系，包益民10岁那年到泰国生活过3个月，13岁又跟着父亲到巴拿马住了6年。包益民说自己的童年属于“自闭儿童”，不大合群，也不大善于与人交流。随后，包益民到美国读书，先后从罗得岛设计学院和艺术中心设计学院取得学位。1994年，在取得硕士学位前夕，包益民坐飞机到全美三大广告公司之一的“威顿与肯尼迪”(Wieden & Kennedy，简称W＆K)面试，没想到被当场留下，成为当时W＆K创作部唯一的亚洲人，负责NIKE的部分电视广告。包益民在W＆K工作3年，他说这3年让他真正体验到世界级的好手是怎么做事情的。“W&K最大的优点是永远鼓励你找全世界最好的人合作。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想着找熟人，应该很客观地想世界上谁做这件事最好，你就去找他。”3年后，包益民被李奥贝纳广告公司高薪“挖”回台湾担任创意总监，随后又在另一间4A公司智威汤逊担任创意总监。 　　1998年9月，感觉在广告公司“走到头”的包益民决心自己创业。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胡至宜，在一个小公寓里，靠一张餐桌、一台电脑，创立了包氏国际。他们接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收费6万新台币(4元新台币约合1元人民币)的NU SKIN产品目录。不到5年时间，包氏国际的员工发展到10人，而客户高达500个，业绩2.7亿新台币，业界称2003年其获利保守估计约3成，成为全台湾最赚钱的广告公司之一。包益民在台湾一直话题不断—— 　　1.包益民收费特别高，在业界数一数二。据说洗发水包装设计费一般也就10万新台币，但包氏定价高达百万。 　　2.包益民总是与国际级大师合作。他曾带着SKⅡ的产品飞到纽约找著名摄影师Kenji Toma，3张产品照花去150万新台币；2001年，他找加拿大插画家Maurice Vellekoop为作风保守的女鞋AS设计出前卫的插画；2002年说服意大利插画家Jeffrey Fulvimari为“周蕙精选”设计唱片封面；2003，找来全球首位像素创作者Craig Robinson制作陶 《今天没回家》的MTV；2004年邀请迪斯尼卡通大师、三度获得艾美奖的Gary Baseman担任宜兰国际童玩节视觉设计。 　　3. 2001年，包益民获《ARCHIVE》杂志评选为世界排名第7位的美术指导。 　　4.去年，年纪轻轻的包益民以自传形式出了一本书《天下没有怀才不遇这回事》，封面竟然用的是自己的全裸照。 　　5.作为一家广告公司，包氏国际从不加班。晚上7点，大家准点下班。7点半给包益民打电话，他已经在家里陪太太和女儿了。 　　说到包益民的太太胡至宜，那也是个厉害角色。她是台湾著名的文案，不仅写广告，还写散文、出书；是包氏国际的总经理，《PPAPER》的总编辑。但她一点都不像职业妇女，她不喜欢应酬，不喜欢社交，大部分时间她都懒懒散散地，在家喝咖啡，和朋友聊天，只用很少的时间、精力就把工作完成了。包益民说：“我太太属于天才型的，老天给了她很好的天赋，她用最简单的方式将它表达出来。这是她的特色。” 　　2003年，37岁的胡至宜怀孕。在知道自己怀孕的第一天，身为公司总经理的她就跟包益民说：“我不上班了。”胡至宜全心全意在家待产，却发现买不到心仪的孕妇装，她说市面上的孕妇装又贵又难看，久而久之会让女性会失去警戒及羞耻心，任凭身材随意发展。在与包益民商量后，胡至宜决定进军孕妇装市场。成衣市场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包氏国际无法拿出大笔资金，于是胡至宜从以100万新台币起家，创建ive&sean品牌。她在家画了20张服装草图，找打版师朋友试做，完成第一批成品。她舍弃传统经营手法，通过网络经销，结果一炮而红。 　　2004年底，包益民出人意表地与7-Eleven合作，推出平民化设计生活杂志《PPAPER》。这本用骑马钉装订的80页月刊杂志，每期由8个人用大概10天时间完成，定价49新台币，其价值在台湾市场相当于一包口香糖加两杯饮料。《PPAPER》每期介绍一个国际知名创意品牌或设计师，包括美国时尚大师Fabien Baron、日本无印良品艺术总监原研哉、荷兰广告界另类天王KESSELSKRAMER等等。《PPAPER》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第一期售出35000多本，破了台湾设计书销售纪录；从第4期起一跃成为超级商场杂志类销售第三名，前两名分别是周刊类的《商业周刊》、《壹周刊》；如今销售量大约是每期8万本；根据商场POS系统所提供的消费者族群数据(结账时店员目测消费者年龄，在收款软件中键入其年龄层以及所购买的商品)，青壮年消费者是主要消费群(约占7成)，另外竟然有大约6%的消费者是小学生。 　　由于第一步的成功，包益民正积极筹备将《PPAPER》改作双周刊，并计划年底至明年初分别进军香港、上海，制作当地版。他透露说，内地版的售价目前预定10元。大有火拼本土杂志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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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画报：江湖传闻《PPAPER》做内容不惜成本，每每飞到国外完成采访，是这样吗？    包益民：真是不好意思，这是错误的。因为穷，我们的采访方法通常有两个：第一，通过网络；第二，请国外的特约编辑帮忙。不过因为做得成功，现在开始有人愿意请我们飞过去做采访，譬如Armani公司，他们愿意替我们出机票。我们不可能“不惜成本”，我们非常“惜成本。”
　　城市画报：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办这样一本杂志？
　　包益民：台湾最近在提创意产业，我觉得年轻人首先应该从了解外国典范开始，写小说怎么写成《哈利·波特》？做建筑怎么做到安藤忠雄？这是属于全民的功课。在台湾买国外杂志很贵，并且因为都是英文，不是所有人都容易阅读。而台湾本土杂志分类过细，譬如摄影杂志、平面设计杂志、音乐杂志……事实上创意是相通的，难道喜欢摄影的人就不看室内设计吗？杂志做得过于专业，买的人就少，广告商就不会青睐，结果只会越做越小众，最后垮掉。我希望自己可以成为鼓励创意的角色，做一本很国际化又很便宜的杂志。台湾有5万人就读于与设计相关的科系，另外有5万人从事创意相关产业，所以我的核心读者群是10万人；同时我希望把读者开拓到普通民众，这样目标销售量就是14万-16万。
　　城市画报：外界关于《PPAPER》的营销讨论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49元新台币的定价。现在看来，它是成功的最大原因吗？
　　包益民：杂志的成功不完全依靠价格，10元的大便要不要买？杂志是靠广告赚钱的，只要定价和印刷成本不要差太多我就赔得起。我当初考虑过做免费杂志，但那有个很大的问题：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目标读者在哪里？任何东西，只要是送的就不会被珍惜。他可能用来包饭盒、垫凳子……所以我要读者用一点点的钱来买杂志，表示他属于我们的族群，表示我们可以有更近距离的沟通。
　　城市画报：另一个是与7-Eleven的合作。它是怎么发生的？
　　包益民：我考虑过和诚品书店合作。在书店里放设计类杂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效果。7-Eleven的好处在于：人流量很大；东西不贵；人们不会期待在那里找到很好的设计杂志……以上种种对我来说是一个有效又有趣的途径。定价不高是希望大家尝试，而鼓励尝试的最有效方法是找个最容易触及的管道。“诚品”比较而言还是偏“文化”了一些——出租车司机不会去“诚品”，但他们会去7-Eleven。
　　城市画报：你怎么说服7-Eleven接受你这套理论的？
　　包益民：有一点点困难啊，开始他们拒绝了。因为和7-Eleven的合作是提成制的，你想：定价49元新台币，那要卖多少本杂志才有赚头啊？他们觉得这样很划不来。我继续和他们的高层谈，有个情况是这样的：台湾的7-Eleven跟内地的7-Eleven可能不完全一样。台湾的7-Eleven已经是一个很完善的便利商店体系，他们希望接下来自己形象不要停留在“有冷气的杂货店”阶段，而是有所突破，跟设计、文化有更多的关联，因为有这种吻合性，后来他愿意给我机会试试看。机会很难得，也很现实，如果第一个月业绩不好，我们就无法继续下去了。还好……
　　城市画报：现在的结果是不是让双方都觉得好得出乎意外？
　　包益民：绝对。没想到会这么快。(这应该是跟社会集体口味有关系。)对。假如杂志是两年前出来，它不可能会这么火。这和民间对创意产业的鼓吹有直接的关系。另外和杂志的风格也有关系。市场上大部分杂志都是资讯杂志，告诉别人哪里有什么现在流行什么，那都是讯息罢了。我不是办资讯杂志，我希望我的杂志能传递知识，表达强烈的观点：应该怎么看一个没有绿化的城市，怎么看一杯茶，怎么看白色的家具……
　　检测某个品牌好坏与否，有个方法：看别人愿不愿意把这个品牌穿在身上。那些很烂的品牌，你肯定不愿意在身上露出来嘛。我曾经尝试用《PPAPER》做帽子之类，反映还不错。　《PPAPER》用很正面的态度做创意生活，于是变成了一个可以延伸的精神。这就和其它许多杂志区别开来了。
　　城市画报：台湾鼓吹创意产业的风气有什么历史渊源吗？
　　包益民：台湾是从农工业起家的，后来发展电子加工，半导体产业非常出名。但是中国内地的劳工成本要比台湾低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迟早要搬到内地去。接下来，台湾怎么办？只有创造品牌，发挥创作力。
　　城市画报：很多城市都提出要做创意之都，台湾可以怎么做？
　　包益民：能否成为“创意之都”，从根本上讲是看政府是否在政策上鼓励创意产业的发展。以荷兰为例，他们的银行以非常低的利息贷款给从事创意的人群。又譬如税收，政府有否足够优厚的条件给予创作者？台湾的半导体业是不需要付所得税的，如果这一条件拓宽到创意行业，自然吸引很多资源流向这个产业。
　　城市画报：人家说，当卖菜阿姨都在讨论股票时，就该抛空离场了。现在创意的话题如此火热，你会觉得其中有潜在危机吗？
　　包益民：不会啦。每个人到了中午就说吃饭，难道吃饭也有危机吗？差别只在于有的人是凑热闹的，有的人是真正做事的。台湾排行前100位富翁没有一个是做设计出身的，国外就不见得了。内地时尚杂志排在最前面几页的广告，像CHANNEL、GUCCI……你知道他们的摄影师的日薪是多少吗？接近100万人民币！为什么别人做设计就可以赚大钱，我们要苦哈哈地过着穷日子？
　　城市画报：你不穷啊，你收费也是出了名的高。
　　包益民：不穷是因为我决定自己必须有钱。有钱的定义是以有限的时间赚最多的钱，而不能说“老子跟你拼了，不吃不睡看谁做得多！”从开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不想找些没钱的客户——从穷客户那里是赚不到钱的。并且，我希望客户非常尊重我的时间。
　　我有个律师，我找他聊聊天听听意见，一个小时要付150美元。因为贵，我听得非常仔细。所以，你给客户好东西，一定要收非常高的费用，这样他才会觉得是值得的。很多人以为用很便宜的价钱把好东西卖出去，别人会很高兴。不是这样子的！创意假如不值钱，生活就会痛苦，就需要做更多的东西。我们公司做1个案子的价钱，相当于其它公司做10个，为此他们需要投入10倍于我们的时间，需要不停加班。生活不能这样。
　　城市画报：你挺多产的，既做广告，又做杂志，还做孕妇装。
　　包益民：做杂志是因为我想看到这样一本杂志，做孕妇装是因为太太怀孕的时候，觉得市场上的孕妇装太丑又太贵，所以决定自己做。世界上很多的发明都来源于设计者本人的需求，你有这个需求那可能会有许多人有。
　　城市画报：你当初怎么评估开发孕妇装的成功率？一般人会认为那是个很小众的市场。
　　包益民：我这样考虑的，假如我问你，在台湾，哪怕是整个中国，孕妇装第一品牌是哪个？相信你说不出来。这样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机会。当然，不怀孕的人总是比怀孕的人多。但假如所有怀孕的人，或其中一半的人穿我的衣服，那已经很不错了。小众市场也是可以投资的，关键在于你的影响力。至于操作，这要参考公司的资金情况。我们一直通过网络销售，因为可周转的钱少，那是比较稳妥的方式。不过从明年起我们会比较积极地寻找资金，开门市店。人要有理想，但不能因为“理想”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去失败。
　　城市画报：你还出了一本书，在内地买不着，不过据说很惊艳。
　　包益民：是啊！台湾卖得不错呢，已经3版了。我用自己的裸照做封面，我很胖，我觉得这样人家才会注意这本书。(谁想出来的？)我太太。出版商给我们最后校样时，用的是回收纸。纸背面印的是欧洲历史，有一大堆欧洲裸女的照片。太太说，哎，如果用这个裸体当封面还蛮好笑的。我就当真了，跑去拍了张裸体做封面。我虽然胖，但皮肤还蛮好的。但我爸一看气死了，我赶紧说那是太太的主意。
　　城市画报：当初在美国闯出名堂就跑回台湾，现在又说要去上海发展，为什么？
　　包益民：做创意的人总是叛逆的，你给我再好的东西都不会满足。我在台湾已经做了10年，又腻了，所以要去上海。上海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要认识东方，不会来台湾，今天即便我在台湾和上海做同样的事情，得到的关注度都不一样。台湾创作人价格提不上去，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台湾太小，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说，要放眼内地。内地会有人投资300万拍广告，而他通常有两个选择：一，找国外的；二，找内地或台湾、香港的。后者语言相通，他会觉得方便。但人家也不是傻子，随便拿着300万送给你花，前提是你的品质要和国外一样的好。将来中国的创意阶级将会变得相当伟大，时间花得少，钱赚得多，而且是品位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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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照堂(1943年11月17日－)，出生于台北县板桥镇。摄影家，并从事纪录片制作。
　　1958年就读成功高中参加摄影社，认识长他六岁的摄影家郑桑溪学习摄影。1965年第一次举办“郑桑溪／张照堂，现代摄影双人展”。1961年入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就读，开始吸收现代文学、哲学与艺术思潮，以摄影作品表现迷惘、抑郁画面。
　　曾任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音像媒体中心主任、音像艺术学院院长，中国电视公司摄影/编导，公共电视台筹备委员会编导/制作，超级电视台制作/监制及独立制作编导/制作。现为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


观念　　摄影，要能体现光影、散发真情、独具见地、牵引想像 ....
　　对我来说，它是一段行脚的纹迹，一些腹语的表白
　　一场失忆的追逐，一帖自疗的解药 .......　
　　但终极而言，摄影既要反映他者，更需超越自我
　　Max Ernst 谈到创作时说的一句话 ：
　　"我像瞎子走路，一边走一边找到"　
　　正是用三只眼睛工作的人
　　一个巴掌的提示　
　　要尝试在游移中摸索向前 ， 以时间换取空间
　　随时等候即兴与意外
　　或即或离，直觉地出击，并留白
　　就是这样，在摄影的路上
　　一边走一边迷失，一边找到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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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严法师，俗名景云，1937年出生于台中，因父亲早逝、母亲多病，悟人生之无常而出家。1966年，在花莲山上清修的证严法师，偶然在地上看到“一滩血”，得知一个难产的山地妇人因交不起保证金而被医院拒于门外，遂发下宏愿，要建造一所专门给穷人看病的医院。当时，要建一所医院起码需要8亿新台币，对一个清修的比丘尼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然而她后来不仅在花莲建成了第一所慈济医院，还把慈济志业扩展到全球。四十多年以来，证严法师筹集了逾百亿新台币的善款，在慈济功德会的帮助下，全球各地蒙恩受惠的贫民、病人、灾民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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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一个异议者的觉醒作者:许知远  2012-08-16
　　
　　一
　　对江春南来说，正式加盟一份党外杂志仍需要特别的勇气。这是1979年的夏天，创办者康宁祥希望这本杂志能延续四年前被停刊的《台湾政论》。
　　这一年江春南33岁。他出生在台中的山间，亲族几乎全是作山与种田的纯朴农人。一直到入读台中一中，他是个再典型不过的山里小孩，很小就要辛苦地讨生活，他要帮大人摘李子、挖生姜和芋头、卖水果的日子，在昏黄的油灯下帮忙分类，而在采笋的季节，则要在凌晨两点从竹林中挖笋回来清洗，在长辈们押车赶早市时，他和其他小孩子要在车后拉绳子，帮忙煞车。不过，山中的生活也会激起特别的诗意，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跑来去，在山谷中的溪床上漫无目的闲走，他记得满山的白雪式的李花，在晴朗的冬日，站在山顶上，可以看到远山上的积雪……
　　台中一中开启了他的新人生。这所中学开始于1915年，创办人有林献堂、辜显荣这样的名字，他们是夹在清王朝与日本殖民者之间的台湾士绅，投身教育是为了“唤醒台湾人民意识及文化觉醒”，尽管他们最终都成为了妥协者。这个中学的际遇也象征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在课堂上，日本压在汉文上，而三民主义随即又压在“皇民化”之上。
　　六十年代的台湾仍沉浸在一种紧张、抑郁与感伤中，那些外省人沉浸在失去故乡的流亡之痛中，而本省人则被二二八之后的白色恐怖窒息，必须忘却自己的过往，他们是故乡的流亡者。而少年人则被束缚在另一层压力中，除去严密的校园监控，还有可怕的应试教育，接连不断的考试与补习班，都令人窒息。所幸，青春的生命力总可以在暗淡中发现色彩，而沉默也会激发出特别的敏感与抗争，文学常成了抒怀的出口。李敖这样的反叛者常激起最热情的崇拜，当他们读到这样句子“我们不稀罕里面已经腐朽外面涂层新漆的棒子。——我们早已伸出了双手，透过沉闷的空气，眼巴巴地等待你们递给我们一根真正的新棒子”，是不可能不心潮澎湃的。
　　江春南记得在中学里，他曾和一位叫林怀民的同学比赛作文。他这位消瘦而炽热的同学在小说《蝉》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少年聚在一起，嘻闹、谈论文学、憧憬未来的少年形象，他们一字不落的背诵痖弦的歌句：温柔之必要/肯定之必要/一点点酒及木樨花之必要/正正经经看一名女子走过之必要/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码之认识之必要……
　　那是个浪漫、反叛的年纪，李敖与痖弦混合一起。按照江春南自己的回忆，他是文学少年与小太保的混合体，一面嗜书如命，一面又接连的惹事，乃至留级。最终，他还是幸运地进入东海大学。这所大学以灰瓦红墙的唐风建筑、路思义教堂、绵密的相思林著称，它们似乎也把纷扰的社会隔离在外。
　　这是他的另一个自我寻找的时刻。在江春南日后的回忆里，东海大学洋溢着电影《杨朵》(Yentl)式的精神，年轻人在此“追求知识、爱情和真理”。他把时间都仍进了运动场与图书馆，想“练就最好的体能，参加奥运会，读完图书馆的书，通晓七种语言，旅行全世界”。
　　也是在这里，他看到了影响一生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被镜头浪漫化的劳伦斯似乎代表了他们渴望的一切：冒险、博学、意志坚定、特立独行、参与历史变革、还写出了伟大的作品，而这一切又都笼罩在悲伤与诗意中。
　　纵情于文学、哲学，想成为奥林匹克冠军，要追踪劳伦斯的冒险足迹，响应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他的庞杂雄心既出于青春的贪婪，也证明那是个多么“去政治化”的年代。台湾太逼仄、又太压抑了，青年人无法改变既有的世界，那就沉浸在逃离中，逃进抽象观念与别人的生活，逃往世界各个角落。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也开始使用“司马文武”这个笔名，这其中也暗含了少年人自我期许——“司马”是流行武侠小说的常见姓名，而在这个缥缈的世界里，他要文武双全。
　　二
　　“我参加各式的国是演讲，每晚倾听同学高谈阔论，”他在日后写道，当时他正在政治大学读研究所，而“各种政治消息逐渐使我这个满脑子西洋政治理论的科班生，开始关心时事”。
　　和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江春南的政治启蒙直到1971年前后在到来。在这一年的前四个月，在美国读书的台湾学生发起了“保卫钓鱼台”的运动。 1970年的9月，日本外务省宣布拥有一直富有争议性的钓鱼台列岛的主权，同时，美国国务院也发表了有利于日本的声名。或许是多年来的民族主义教育的后果，也可能是海外的生活突显了身份意识，这些留学海外的台湾学生在不同的城市发起了示威游行。而到了4月，这股风潮传回了岛内，台湾的大学生开始校内游行、举办座谈会、上书政府、前往日美大使馆前抗议。接下来则是基辛格与尼克松的先后访华，《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最终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
　　在外交上，台湾或许面临的是一连串的溃败，但它激发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情绪。那种无力的、疏离的、急于逃离的气氛似乎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情的、介入的、命运共同体式的情感。外交危机化作了改革的热情，政府、知识分子、社会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暂时的和解，共同宣称要“革新保台”。长期被压抑的政治热情突然爆发出来，一个青年，只要他稍具理想主义情怀，都会被席卷其中。
　　这股激昂情绪，不仅宣告一个新时代到来，也在表明新一代人的崛起。他们都出生于二战后，不管是外来者还是本省人，他们都未经历过战争，没有之前的历史纠缠，他们都在安定的、日渐富庶的环境中成长，由于反对共产党的需求和美国的盟友关系，不管国民党政府多么专制，仍要在理论上强调“自由”与“民主”价值，他们也都是这些理念的信奉者，都严重感到理念与现实间差距。
　　江春南属于这觉醒的一代人，但也很快发现，这期望也化作新的幻灭。他没有成为劳伦斯式的冒险家，也没有投身于文学创作，他成了一名记者，负责政治与外交事务。之后七年，他先后在《中国时报》与《自立晚报》工作。在台湾的新闻界，这两份报纸以自由、开放作风著称。尤其是《中国时报》，自从1950创办以来，一直在台湾新闻界最重要的声音之一。与《自由中国》的雷震一样，它的创办人余纪忠是“书生报国”的又一例证。
　　他们都在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成长，同时被强烈的民族情怀与知识分子的忧患、启蒙精神影响，也是坚定的反共者。当他们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又把在中国未竞的抱负，移植到这岛上，都像是不合时宜的巨人。雷震要谈论如何建立一个“自由中国”，而余纪忠则要通过一份报纸“反映时代变迁、针砭社会弊病、策应中国未来”。他们的策略与个人风格不同。雷震走向了公开的挑战，他不仅要在言论上批评，还试图缔造反对党，最终入狱。余纪忠更谨慎、个人特质更为复杂，他有老报人的历史情怀，有制度缔造者的气魄，他大胆起用青年人，建立成学院式的编辑部，他具有企业家的敏感。1968年，《中国时报》率先采用彩版印刷，成为台湾、乃至亚洲第一份彩色报纸，它再准确不过的表现了余纪忠的企业家精神，报纸不仅提供信息、表达思想、关乎言论自由，也要满足时代对感受、品位的需求。而台湾故事中不仅有专制与自由，还有一个经济成长、社会变迁的新故事。
　　不过，他也安于一个“清流”的位置，他批评政府，却不会质疑它的合法性，小心翼翼地在政治权力与新闻原则之间寻找平衡。余纪忠的个人身份也象征了台湾这套党国统治的复杂性。他是国民党内富有影响力的中常委，主导着台湾重要的言论阵地，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的特殊性令他的报纸获取更多的消息，也得到某种垄断的优势，但是，他又从未获得过足够的安全感。当他的理想情怀上升时，他鼓励记者冲破言论边界，但当来自上方的压力过大时，他又立刻回撤。
　　江春南努力成为一个好记者，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他了解很多信息、有很多意见与感受，却发现它们常刊登不了。不仅如此，被监视与审查的忧虑也无处不在，像很多现代专制国家一样，安插线人、鼓励告密是国民党台湾的常见现象。有时，连作为国民党中常委的余纪忠都难逃这种恐惧。
　　江春南记得，有一次他奉余纪忠之命，去调查美台关系的新动向，却随之被情治人员约谈，声称这是泄漏国家机密，一直暗示他能供出他的幕后人。调查不了了之，这也令他更清晰的感受到整个政治系统的可怖与可悲，一个如余纪忠这样在党内身居高位、并对它保持信念的人，都会对这个系统如此的恐惧。
　　既然主流媒体无法表达声音，江春南则开始向非主流倾斜。他熟识逐渐壮大的党外力量，他与康宁祥成为了朋友，也偶尔为《台湾政论》撰写稿件。
　　而到了1979年，他决定正式加入这股新潮流，这也出于一个朴素的信念：“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没有反对党、没有议会、没有司法独立的社会，就不会有新闻自由，没有新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记者。”
　　一段人生新历程也就此展开。对于一个台中山间小孩，这样卷入政治真是个奇妙而意外的过程。从出生起，他就被教育要远离政治，他记得当家人“偶尔谈起政治时，态度都是恐惧或讽刺的”，而“选举买票和作票，几乎被视为当然，没有人会奇怪的”。恐惧也与家族的经验有关，他的一个堂伯在“二二八事件”后被关押了27年。政治还与特权与诱惑紧密相关，他记得山溪旁有一座私人的小吊桥，通向对面的别墅属于一位省议员。周末时，省议员的轿车回来，会卷起一片风沙。而山里孩子们也会聚在吊桥旁，围观“莺莺燕燕的女人走上小吊桥的风姿”。
　　如今，童年的恐惧与猎奇，变成了一种志趣与责任。他和相互鼓励、也相互争吵的同志，他们想改变政治的面貌……（待续）
来源：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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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赴北大演讲内幕（附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

　　



29日，从南昌到北京的路上，龙应台还担心此次演讲能否如期进行。南方周末打来电话，她还问“是不是演讲取消了？”就在演讲中，龙应台也说“下飞机之前，我都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直到演讲结束后，她还在说“竟然演讲成功了？”。相关阅读：龙应台北大演讲全文见本文三页。
　　8月1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龙应台正在发表题为《文明的力量：从乡愁到美丽岛》的演讲，台下1000多名观众不时传来阵阵掌声。这是龙应台在北京的首次公开演讲，直到登上讲台，她还对着台下的观众说：“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
　　直到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与互动在阵阵掌声中结束，龙应台依然有些不相信：“竟然演讲成功了？”陪同龙应台的一位相关人士在与其聊天中，清晰到感受到她的这种兴奋。
　　提前一年的沟通
　　龙应台的演讲，比南方周末预期的晚了一年。早在去年，南方周末首届“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便欲邀请龙应台，那一年，她那本讲国共内战离乱史的书出版。
　　相关人员告诉凤凰网，当时的龙应台有着诸多顾虑：首先，“中国梦”这样的主题不得不让她有所顾虑；第二，她从来不上电视，对电视有抵触情绪，但南方周末的活动现场有电视录像；第三，她从来不接受奖项，不接受致敬。因此，龙应台拒绝了南方周末“2009中国梦践行者”活动的邀请。
　　接下来的一年，南方周末仍在通过电子邮件、电话与龙应台就“中国梦”进行频繁的沟通交流，也包括多次面对面的沟通。最终，龙应台答应了，但她的顾虑并未打消，“不接受电视，不接受奖项，怎么这次跑到北京全部‘破戒’了？而且还是中国梦践行者这样的主题？也许会被人认为是到北京输诚？”她曾私下向一位人士吐露了自己的顾虑，但最后她答应了，南方周末希望她做的事情也都一一做了下来，并对一位接待他的人开玩笑说，“来了就交给你们了”，没有提出任何额外的要求。
　　7月22日，南方周末网站主页上发出通告：2010年8月1日下午15：00-17：30，易中天、龙应台将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围绕“激荡中国-梦的解析”发表主题演讲。龙应台将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消息被广泛传播，不少人开始注册抢票。
　　26日-28日 婺源 探亲中惊喜连连
　　在龙应台此次演讲之前，有几天她的私人行程。7月26日，龙应台从台北直飞江西南昌，这条航线在去年9月3日正式开通，省去了在香港转机的麻烦。之所以选择飞到南昌，是因为要从这里去赶往位于江西上饶市的婺源县，而龙应台母亲家族的人在数十年的迁徙流转后，如今很多在这里扎根。
　　龙应台的母亲应美君，老家在浙江淳安，现在的千岛湖。她母亲记忆中的故乡一直在千岛湖，走遍千山万水，任何地方的水都不及她故乡的水清澈。然而。后来由于修水库，应美君村子里的人几经辗转移民到附近的婺源县，婺源县位于皖浙赣三省交界处，原属安徽省。就这样，在半个多世纪的迁移中，应美君家族的人们竟连省籍都换了几次。
　　1995年，龙应台带着母亲的记忆回到大陆寻找故乡和亲人，那一次他们去了浙江的千岛湖去寻亲人。如今，她的母亲已年过九旬，重度失忆，此次龙应台回大陆顺带替母亲看看亲人，帮着母亲还愿。
　　未到婺源时，龙应台说她到过这里，1995年她和母亲去婺源寻找过亲人。见到表弟（龙应台舅舅的儿子）时，才发现他们是第一次见面，原来她搞错了：那一次他们本该来这里，但去了千岛湖。表弟告诉她，“你本该来的是这里。”上一次的怅然这一次变成惊喜！
　　表弟给她翻出两封保存完好的信：1977年从台湾寄往大陆的信。一封是龙应台母亲应美君的亲笔信，而龙应台的母亲本来是很少写信的；另一封是龙应台自己写的第一封寻亲信。30年前的信，保存完好，忽然呈现在龙应台面前，恍惚、惊喜、激动？
　　还有惊喜！表弟拿出一个小木箱给龙应台，这是她母亲应美君10岁时放置私人物品的小木箱，上面还留着她母亲的笔迹：“不是本人忽（应为勿）开”，“勿”字还写成了“忽”。24岁时的应美君何曾想再也回不来？然半个世纪后，这样一个小木箱子竟然转到了女儿的手上。最初写着“应美君收”，再后来上面多了外婆的名字，再后来是舅舅的名字。几十年战争动乱、辗转流离，龙应台的外婆一直带着，临终前交给了她的舅舅，舅舅交给表弟。如今，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轮回后，终于要回到原来的主人手中。
　　1977的两封信，半个多世纪前的小木箱……随行的人透露，在惊喜之余，龙应台哭了。她说将这些带回去给母亲，兴许她能忆起什么。
　　而2004年，当龙应台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看到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七十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家，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时，龙应台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29日-31日 北京 “闭关”备讲稿
　　结束婺源的探亲之行，龙应台在7月29日上午飞到北京，那几日的北京正闷热。下了飞机，龙应台直接被接到位于鼓楼外大街的歌华开元酒店。在与南方周末的人见面时，龙应台还不忘分享婺源之行的“大乌龙”和一连串美好的意外。
　　据说，从南昌到北京的路上，龙应台还担心此次演讲能否如期进行。南方周末打来电话，她还会问“是不是演讲取消了？”就在演讲中，龙应台也说“下飞机之前，我都不认为这件事情会发生。”尽管没有成文的演讲稿，但此时，龙应台已经有了自己的构思。她让助理提前一天赶到北京，并去北京大学看音频、幻灯等设备。
　　到了北京，当确认演讲将如期进行后，而此时易中天先生已经完成演讲稿。龙应台亦很重视此次演讲，她在演讲中也称“这是很难得的一次。”因此，演讲开始前的三天，几乎全部时间都在酒店，写演讲稿、制作ppt。
　　据一位相关人士向凤凰网透露，这期间，在南方周末的邀请下，龙应台借两次就餐时间会见了几位朋友，而两次的时间加起来也就2个多小时。“见一些学者、知识分子，如李胜平、雷颐、马立诚、章立凡、张抗抗等等”，以及一些出版界的朋友。
　　在北京准备演讲稿的过程中，搜索图片还是让她费了一番功夫。在演讲中，龙应台还特别提到这个小插曲，“每次要找一个资料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网页已经被（禁止）’”，台下聆听者心领神会，笑声一片。最后，一些资料和图片又通过台湾的朋友帮忙才最后完成。
　　演讲前的一个小插曲
　　在龙应台“闭关”备课的这段时间，也就是7月29日，忽然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动：原定15：00-17：30之间、并有延展时间的演讲突然被告知需在16：30之前结束。南方周末在当晚紧急发出多条短信通知时间有变：原定8月1日下午15：00-17：30的演讲，改为14：00-16：30，地点不变。
　　龙应台，南方周末，北京大学。这三者的组合，本身足够吸引人。而龙应台的首次北京公开演讲能在北大举行，亦让一些关注者联想到百年北大背后的精神：兼容并包。
　　据了解，南方周末按照流程，提前将此次演讲活动告知了相关部门，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而地点的选择，南方周末最早选择的是国家大剧院，后来由于国家大剧院档期与活动冲突，北大成为优先考虑。北大校方得知后，表示支持和欢迎。“北大是很支持的，有容乃大。包括省台办、国台办，都很宽容，很开明。”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辑陈明洋告诉凤凰网。
　　至于演讲时间的临时更改，南方周末会务组的人了解到的消息是，当晚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临时加映两场《唐山大地震》的放映，时间有冲突，所以要求16：30结束，以调整舞台，方便后面的电影放映。
　　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的运营则由一家公司承包，外面单位申请在此举办活动，需有一定的流程。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行政部一位工作人员向凤凰网介绍：首先，外面单位需要提前两个月递交租借场地申请，需出示单位介绍信，并告知活动内容、嘉宾等信息；接到申请后，按照惯例需要经过审核，审核标准中很重要的一条则是：是否与学校的氛围相违背，“比如你要请到的嘉宾在社会上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然后你们一宣传在北大做的什么什么，当然不可以了。”这位工作人员向凤凰网进一步解释了这一标准，而审核权在北京大学。这位工作人员还透露，重大活动需要向北大宣传部提前打呈批，“像南方周末这次活动是比较大的，嘉宾也比较重要，就是专门打了呈批。”
　　一个小小的插曲并没有阻挡观众的热情，南方周末通知报名的观众要在当天12：00-13：30之间，持确认邮件复印件及7月29日发出的变更短信在北大百年纪念讲堂领取门票。当天下午13：30左右，笔者赶到大讲堂时，见到有人还在设法求票，也有几位学生因没存短信而未能领到票。
　　百年纪念讲堂那位工作人员告诉凤凰网，大讲堂实际能容纳近2200人；而据南方周末称，当天到场聆听的观众约有1400人。演讲结束后，有些人感叹：好多同学因为没有票没能现场聆听。
　　8月1日 北大 龙应台的“中国梦”
　　易中天先生的演讲结束后，龙应台登上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一身简单洁净的白色衣裤，两手插在口袋，缓缓道出“这是北大吗？龙应台竟然真的到北京演讲了……”台下掌声想起，龙应台真的在北大演讲了！
　……
　　意犹未尽中，演讲如期结束！龙应台、易中天向到场的观众鞠躬，掌声再次响起……
　　龙应台演讲之后
　　龙应台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来到后台，还沉浸在刚才的演讲兴致中，满面笑容地提笔为追来的读者签名。据相关人士透露，演讲结束后，龙应台对此次演讲显得非常兴奋，“在大陆、在北京、在北大，又是那样一个主题，她觉得自己讲得很开，我口讲我心。她甚至有些不相信，演讲竟然成功了？她对大陆有自己的顾虑，虽然时间有调整，也不那么充分，但是完整地进行了，主要的意思也都讲了。她原先对大陆的某些顾虑，实际上她认为有些多余了。这也说明她心里有担忧，但并没有出现。”
　　据透露，尽管龙应台在开始的演讲中有一点煞有介事，包括她提到的希望下一代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也许是她表现的姿态，能看出她对大陆在表达尺度上有一些看法。但我想这种看法会有所调整，知道这边会有一定程度地、相当程度的言说空间，与她此前听到的，可能会有些差别。”
　　演讲中，龙应台开了一句玩笑：如果不按时结束演讲，北大将断水断电。事后龙应台就此事专门给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辑陈明洋发了一条短信，向北大致歉，短信如下：“说北大‘断水断电’，虽意为笑谈，但对北大实有不公；若可能，盼代表达歉意。”
　　8月2日一早，龙应台匆匆告别北京，飞回台湾。至此，龙应台整整一周的大陆之行结束。而这次大陆演讲的影响还在延宕。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龙应台北大演讲的内容一点点被网友整理、发布、传阅；8月5日，南方周末以一个整版刊登演讲内容。

　　文明的力量
　　——从乡愁到美丽岛
　　龙应台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
　　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
　　我们的“中国梦”
　　第一次接到电话，希望我谈谈“中国梦”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一千枚飞弹对准我家，我哪里还有中国梦啊？”
　　可是沉静下来思索，1952年生在台湾的我，还有我前后几代人，还真的是在“中国梦”里长大的，我的第一个中国梦是什么呢？
　　我们上幼稚园时，就已经穿着军人的制服，带着木制的****去杀“共匪”了，口里唱着歌。当年所有的孩子都会唱的那首歌，叫做  《********去》：
　　反攻　反攻　********去
　　大陆是我们的国土
　　大陆是我们的疆域
　　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疆域
　　不能让共匪尽着盘据
　　不能让俄寇尽着欺侮
　　我们要反攻回去　我们要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反攻回去
　　把大陆收复　把大陆收复
这不是一种“中国梦”吗？这个梦其实持续了蛮久，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图腾，也被人们真诚地相信。
　　仓皇的50年代进入60年代，“中国梦”持续地深化。余光中那首《乡愁四韵》传颂一时：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那酒一样的长江水
　　那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
　　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那血一样的海棠红
　　那沸血的烧痛是乡愁的烧痛
　　给我一掌海棠红啊海棠红
　　1949年，近200万人突然之间被残酷的内战连根拔起，丢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甚至很多人没有听说过的海岛上。在战火中离乡背井，颠沛流离到了岛上的人，思乡之情刻骨铭心，也是无比真诚的。那分对中华故土的魂牵梦绕，不是“中国梦”吗？
　　梦的基座是价值观
　　我的父母那代人在一种“悲愤”的情结中挣扎着，我这代人在他们乡愁的国家想象中成长。但是支撑着这个巨大的国家想象下面，有一个基座，垫着你、支撑着你，那个基座就是价值的基座。
　　它的核心是什么？台湾所有的小学，你一进校门当头就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进入教室，简朴的教室里面，墙壁上也是四个大字：“礼义廉耻”。如果一定要我在成千上万的“格言”里找出那个最基本的价值的基座，大概就是这四个字。
　　小的时候跟大陆一样，四周都是标语，只是内容跟大陆的标语不一样。最常见到的就是小学里对孩子的解释：
　　礼，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正正当当的行为。
　　廉，清清白白的辨别。
　　耻，切切实实的觉悟。
　　上了初中，会读文言文了，另一番解释就来了：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管仲
　　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
　　——顾炎武
　　“士大夫之耻，是为国耻”，这些价值在我们小小的心灵有极深的烙印。
2006年，上百万的“红衫军”包围总统府要求陈水扁下台，台北的夜空飘着大气球，一个一个气球上面分别写着大字：“礼”，“义”，“廉”，“耻”。我到广场上去，抬头乍看这四个字，感觉好像是全台湾的人到这广场上来开小学同学会了。看着那四个字，每个人心领神会，心中清晰知道，这个社会在乎的是什么。除了价值基座，还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我们年纪非常小，可是被教导得志气非常大，小小年纪就已经被灌输要把自己看成“士”，10岁的孩子都觉得自己将来就是那个“士”。“士”，是干什么的？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论语泰伯篇
　　我初中一年级的国文老师叫林弘毅，数学老师叫陈弘毅。同时期大陆很多孩子可能叫“爱国”、“建国”，我们有很多孩子叫“弘毅”。我们都是要“弘毅”的。对自己要期许为“士”，对国家，态度就是“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生死于度外”。这是蒋介石的名言，我们要背诵。十一二岁的孩子背诵这样的句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挺可怕的，就是要你为国家去死。
　　然而在“国家”之上，还有一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
　　对那么小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期待，气魄大得有点吓人。饶有深意的是，虽然说以国家至上，但是事实上张载所说的是，在“国家”之上还有“天地”，还有“生民”，它其实又修正了国家至上的秩序，因为 “天地”跟“生民”比国家还大。
　　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读到《国语》，《国语》是2000多年前的经典了，其中一篇让我心里很震动：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最后一句，简单几个字，却雷霆万钧，给14岁的我，深深的震撼。
　　就是这个价值系统，形成一个强固的基座，撑起一个“中华大梦”。
　　我是谁？
　　这个中国梦在1970年代出现了质变。
　　1971年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台湾人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孤儿。可是，最坏的还没到，1979年1月1号，中美正式断交，这个“中”指的是当时的中华民国，也就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长期被视为“保护伞”的美国撤了，给台湾人非常大的震撼，觉得风雨飘摇，这个岛是不是快沉了。在一种被整个世界抛弃了而强敌当前的恐惧之下，救亡图存的情感反而更强烈，也就在这个背景下，原来那个中国梦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是被强化了，因为危机感带来更深更强的、要求团结凝聚的民族情感；大陆人很熟悉的《龙的传人》，是在那样的悲愤伤感的背景下写成的。这首歌人人传唱，但是1983年，创作者“投匪”了，歌，在台湾就被禁掉了，反而在大陆传唱起来，情境一变，歌的意涵又有了转换。
　　你们是否知道余光中《乡愁》诗里所说的“海棠红”是什么意思？
　　我们从小长大，那个“中国梦”的形状，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地图，包含外蒙古，正是“海棠叶”的形状。习惯了这样的图腾，开始看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的前面好几年，我都还有种奇怪的错觉，以为，哎呀，这中国地图是不是画错了？
　　1970年代整个国际情势的改变，台湾的“中国梦”开始有分歧。对于一部分人而言，那个“海棠”中国梦还虔诚地持续着，可是对于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
　　梦，跟着身边眼前的现实，是会变化的，1949年被连根拔起丢到海岛上的一些人，我的父母辈，这时已经在台湾生活了30年，孩子也生在台湾了——这海岛曾是自己的“异乡”却是孩子的“故乡”了，随着时间推移，无形之中对脚下所踩的土地产生了具体而实在的情感。所以，你们熟悉余光中先生写的那首《乡愁》，却可能不会知道他在1972年的时候创作了另外一首诗，诗歌礼赞的，是台湾南部屏东海边一个小镇，叫枋寮：
《车过枋寮》
　　雨落在屏东的甘蔗田里
　　甜甜的甘蔗 甜甜的雨
　　从此地到山麓 一大幅平原举起
　　多少甘蔗，多少甘美的希冀
　　长途车驶过青青的平原
　　检阅牧神青青的仪队
　　余先生这首诗，有“中国梦”转换的象征意义。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还有一首我称之为“里程碑”的歌，叫《美丽岛》。
　　一位淡江大学的年轻人，李双泽，跟很多台湾年轻人一样， 70年代发现台湾不能代表中国，而且逐渐被国际推到边缘，在危机感和孤独感中，年轻人开始检视自己：为什么我们从小被教要爱长江、爱黄河、歌颂长城的伟大—─那都是我眼睛没见过，脚板没踩过的土地，而我住在淡水河边，怎么就从来不唱淡水河，怎么我们就不知道自己村子里头小山小河的名字？台湾也不是没有大江大海呀？
　　青年人开始推动“唱我们的歌”，开始自己写歌。那个“中国梦”显得那么虚无飘渺，是不是该看看脚下踩的泥土是什么样？他写了《美丽岛》，改编于一首诗，一下子就流行起来，大家都喜欢唱。《美丽岛》真的是代表了从中国梦慢慢地转型到“站在这片泥土上看见什么、想什么”的“台湾梦”里程碑：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
　　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
　　照耀着高山和田园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
　　水牛　稻米　香蕉　玉兰花
　1975年，我23岁，到美国去读书，每天泡在图书馆里，从早上八点到半夜踩着雪光回到家，除了功课之外就有机会去读一些中国近代史的书，第一次读到国共内战的部分，第一次知道1927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员的杀戮，才知道之前所接受的教育那么多都是被党和国家机器所操纵的谎言，这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0年之后写了《野火集》，去“腐蚀”那个谎言。
　　1979年，我个人的“中国梦”也起了质变。在中国梦笼罩的台湾，我们是讲“祖籍”的。也就是说，任何人问，龙应台你是哪里人，我理所当然的回答就是：“我是湖南人。”
　　这么一路做“湖南人”做了几十年，到1979年，中国大陆开放了，我终于在纽约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一个真正的“共匪”站在我面前，这个朴实人刚刚从湖南出来，一口浓重的湖南腔。有人冲着他问“你是哪里人”，他就说“我是湖南人”，问话者接着就回头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就愣住了。
　　我不会说湖南话，没有去过湖南，对湖南一无所知，老乡站在面前，我登时就说不出话来了。这一辈子的那个“中国梦”突然就把我懵在那儿了，这是1979年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原来啊，我是台湾人。
　　一起做梦，一起上课
　　从海棠叶的大中国梦慢慢地过渡到台湾人脚踩着泥土的小小的台湾梦，人民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问“我是谁”。80年代以后，台湾2000多万人走向了转型，自我感觉就是越来越小，什么事情都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做。所以，台湾人就一块儿从大梦慢慢转到小梦的路上来了，开始一起上80年代的民主大课。这个民主课程上得有够辛苦。
　　《美丽岛》这首歌，在1979变成党外异议人士的杂志名字，集结反对势力。当年12月10日，政府对反对者的大逮捕行动开始，接着是大审判。面临巨大的挑战，国民党决定审判公开，这是审判庭上的一张照片，你们认得其中任何一个人吗？第二排露出一排白牙笑得潇洒的，是施明德，他被判处无期徒刑。施明德右手边的女子是陈菊，今天的高雄市长，左手边是吕秀莲，上一任的副总统。
　　我想用这张图片来表达80年代台湾人慢慢地脚踩泥土重建梦想和希望的过程。如果把过去的发展切出一个30年的时间切片来看，刚好看到一个完整的过程：这图里有三种人，第一种是叛乱犯，包括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等，她们俩分别被判12年徒刑；第二种是英雄，在那个恐怖的时代，敢为这些政治犯辩护的律师，包括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等；第三类是掌权者，当时的总统是蒋经国先生，新闻局长是宋楚瑜先生。从这些名字你就看出，在30年的切片里，政治犯上台变成了掌权者，掌权者下台变成了反对者，而当时得尽掌声以及人们殷殷期待的，以道德作为注册商标的那些英雄们变成了什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道德彻底破产的贪污嫌疑犯。
　　这个转变够不够大？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切肤痛苦的过程，你或许对台湾民主的所谓“乱”有新的理解。它所有的“乱”，在我个人眼中看来，都是民主的必修课；它所有的“跌倒”都是必须的实践，因为只有真正跌倒了，你才真正地知道，要怎么再站起来，跌倒本身就是一种考试。所以，容许我这样说：台湾民主的“乱”，不是乱，它是必上的课。
　　表面上台湾被撕裂得很严重，但不要被这个表面骗了。回到基座上的价值观来看，从前的中国梦慢慢被抛弃了，逐渐发展为台湾的小梦，然后一起上非常艰辛、痛苦的民主课，然而台湾不管是蓝是绿，其实有一个非常结实的共识，比如说：
　　国家是会说谎的，
　　掌权者是会腐败的，
　　反对者是会堕落，
　　政治权力不是唯一的压迫来源，
　　资本也可能一样的压迫。
　　而正因为权力的侵蚀无所不在，所以个人的权利，比如言论的自由，是每个人都要随时随地，寸土必争，绝不退让的。
　这是大多数台湾人的共识。你所看到的争议、吵架，立法院撕头发丢茶杯打架，其实都是站在这个基础上的。这个基础，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建立起来的。
　　我有中国梦吗？
　　回到今天中国梦的主题，可能有很多台湾人会跳起来说：中国不是我的梦，我的梦里没有中国。但是，你如果问龙应台有没有中国梦，我会先问你那个中国梦的“中国”指的是什么？如果指的是“国家”或“政府”，“国家”“政府”在我心目中不过就是个管理组织，对不起，我对“国家”没有梦，“政府”是会说谎的。但如果你说的“中国”指的是这块土地上的人，这个社会，我怎么会没有梦呢？别说这片美丽的土地是我挚爱的父亲、母亲永远的故乡，这个地方的好跟坏，对于台湾有那么大的影响，这个地方的福与祸，会牵动整个人类社区的未来，我怎么会没有中国梦呢？
　　我们就从“大国崛起”这个词说起吧。我很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可是我希望它是以文明的力量来崛起的。
　　如何衡量文明？ 我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衡量文明的一把尺。它不太难。看一个城市的文明的程度，就看这个城市怎样对待它的精神病人，它对于残障者的服务做到什么地步，它对鳏寡孤独的照顾到什么程度，它怎样对待所谓的盲流民工底层人民。对我而言，这是非常具体的文明的尺度。
　　一个国家文明到哪里，我看这个国家怎么对待外来移民，怎么对待它的少数族群。我观察这个国家的多数如何对待它的少数——这当然也包含13亿人如何对待2300万人！
　　谁在乎“大国崛起”？至少我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刚才我所说的文明刻度——你这大国怎么对待你的弱势与少数，你怎么包容意见不同的异议分子，这，才是我在乎的。如果说，所谓的大国崛起，它的人民所引以自豪的，是军事的耀武扬威，经济的财大气粗，政治势力的唯我独尊，那我宁可它不崛起，因为这种性质的崛起，很可能最终为它自己的人民以及人类社区带来灾难和危险。
　　谁又在乎“血浓于水”？至少我不那么在乎。如果我们对于文明的尺度完全没有共识，如果我们在基座的价值上，根本无法对话，“血浓于水”有意义吗？
　　我的父亲15岁那年，用一根扁担、两个竹篓走到湖南衡山的火车站前买蔬菜，准备挑回山上。刚巧国民党在招宪兵学生队，这个少年当下就做了决定：他放下扁担就跟着军队走了。我的父亲1919年出生，2004年，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湖南衡山龙家院的山沟沟，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这个离家70年、颠沛流离一生的游子回乡。在家祭时，我听到一个长辈用最古老的楚国乡音唱出凄切的挽歌。一直忍着眼泪的我，那时再也忍不住了。楚国乡音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父亲一辈子是怎么被迫脱离了他自己的文化，过着不由自主的放逐的一生。一直到捧着他的骨灰回到那片土地，我才深切的感觉到这个70年之后以骨灰回来的少年经历了怎样的中国的近代史。而我在浙江新安江畔长大的母亲，是如何地一生怀念那条清澈见鱼的江水。
　　一个开阔、包容的中国
　　所以，请相信我，我对中国的希望是真诚的。但是请不要跟我谈“大国崛起”， 请不要跟我谈“血浓于水”，我深深盼望见到的，是一个敢用文明尺度来检验自己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开阔，因为开阔，所以包容，因为包容，所以它的力量更柔韧、更长远。当它文明的力量柔韧长远的时候，它对整个人类的和平都会有关键的贡献。
　　1985年我写《野火集》，1986年一月，《野火集》在风声鹤唳中出版。8月，我迁居欧洲。 离开台湾前夕，做了一场临别演讲，是“野火”时期唯一的一次。演讲在害怕随时“断电”的气氛中进行。今天，2010年8月1日，在北京大学，我想念那篇演讲的最后一段，与大陆的读者分享：
　　在临别的今天晚上，你或许要问我对台湾有什么样的梦想？
　　有。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恐惧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来会有免予恐惧的自由。
　　那是1986年8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