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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站在人的立场写作 10月11日，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中午，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瑞典文学院会议厅，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一步步走上新闻发布台…… 同一时间，在亚欧大陆这一端的黄昏，胶东半岛深处、山东高密的一处普通民居内，作为一名“年轻”的新任外公，作家莫言跟小外孙玩耍后，正在舒舒服服享用着晚餐…… 海内外30多家媒体簇拥在这个平时较为僻静的高密小城，莫言无数的亲友已经很多天打不通他的电话。记者、专家、作家，乃至出租车司机、小商小贩，更多与莫言素昧平生的人守候在收音机、电视、电脑、手机等各种媒体前，静候那即将到来的一刻。 当“莫言”二字从恩隆德的唇齿之间轻轻跃然而出，高密大街上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尖叫。 是的，莫言！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诞生了！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作家莫言“用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 接到自己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吃饭，“我有点吃惊”。莫言本人对此表现得并不兴奋，他说，自己要“尽快从热闹喧嚣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对于他的获奖，众说纷纭，他“感谢朋友们对我的肯定，也感谢朋友们对我的批评。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人心，也看到了我自己”。 高密东北乡的黑孩子 1955年2月17日，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大栏乡平安庄，这里就是他文学世界中的“东北乡”。“我曾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领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 在早期的作品《红高粱》中，莫言曾这样描绘自己的故乡：东北乡位于平原与山峦的交接之地，地势低洼，河道密集，文化底蕴浓厚，不仅产生了自己的戏剧“茂腔”，还有名声在外的“高密三绝”：剪纸、泥塑、扑灰年画。高密东北乡处于三县交界之处，可谓穷乡僻壤，在天下大乱的年代，是一个盛产灵异和匪徒的地方，也是塑造高密人英雄血性的地方。这地方埋葬着他的祖先，这地方是他的“血地”。 莫言本名管谟业，莫言祖父是第一个给予他创作重要影响的人。祖父虽然不识字，但聪明灵巧、乐善好施，打得一手好算盘，木匠、药房、田亩丈量，样样精通，还博闻强记，通彻从三皇五帝到明清民国的野史。祖父有自己的信仰和独立的追求行动。据莫言及长兄追忆，祖父对“大跃进”深恶痛绝，大胆预言其不能长久。虽一向勤劳，农活漂亮，但发誓不为合作社干活，自己冒险开荒或干木匠。祖父与精明大胆的奶奶相得益彰，于乡邻中深负威望。母亲是除祖父外第二个给予莫言创作极其重要影响的人，母亲的苦难和宽厚仁爱，让莫言从小领略了世间的温情，滋养了莫言深沉的爱心。 莫言10岁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他和小伙伴们一起响应号召，停课闹革命两年。1968年小学毕业时，学习很好但中农出身的莫言丧失了上中学的资格。12岁的莫言一下子沉到了社会最底层，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这是莫言最伤感的一段日子，当时他写了许多“少小辍学”哀伤的歌。 一年秋天，莫言在地里干活，又累又饿，忍不住跑到生产队的地里拔了一个胡萝卜吃，被革命干部发现了，他们押解莫言到地头，带他到毛主席画像前请罪。回到家里，一向正直处世、谨慎做人的莫家不能容忍孩子的丢脸，母亲父亲轮番打，最后爷爷出面保护，莫言才幸免一死。在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从不开口说话，最后被剥得精光、丧失了羞耻感的孤儿黑孩，在《枯河》中因误伤村长的女儿而屈死在父母拳脚下的小虎，都有莫言在这一事件中的影子。 1973年夏天，在供销社棉油厂工作的叔叔，给莫言在厂里找了一个临时工的差事，当过磅员。这在城里人看来不起眼儿的职位，对一个农村小子来说，无疑是几辈子修来的好运。他开始拿起笔，尝试创作小说；他收获了爱情，跟姑娘杜芹兰从此携手；他收获了友情，和王玉清、张世家成为三结义好兄弟，三人都有文采，嘴巴功夫也都了得。后来莫言当兵后每次回乡，总是要找这两位好友神侃，他们都是爱抽烟、爱喝酒、吹牛不上税的主儿，常常云山雾罩、通宵达旦。莫言的《红高粱》就是听了张世家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又是在张世家的怂恿下写成的。还有其他那些说着高密方言的伙计、乡亲，都是聊起来让莫言开心的人。 油棉厂的临时工作并不能摆脱当一辈子农民的命运，对于失去了上学机会的他，当兵则是唯一的出路。直到1976年，莫言托关系，改年龄，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兵。1978年9月，因表现出色，部队调莫言到河北保定。秋天的山沟是美丽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与营地遥遥相望，莫言却是苦恼的。面临复员重回农村的压力，他不得不在工作之余，拼命地写小说，但收到的却是雪片般飞回来的退稿信。走投无路的他写信给一直鼓励他的大哥说：“我该怎么办？怎么生活下去？请大哥给我设计一条路吧！”北方的冬天分外寒冷，山中的黑夜始终有一盏常常亮到天明的灯。 1979年夏天，莫言回乡，与在油棉厂认识的姑娘杜芹兰结婚。1981年春，莫言在文学期刊《莲池》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金秋十月，他的女儿出生，取名笑笑。欢笑第一次和莫言的生活紧密相连。1981年，成为青年莫言一个黄金的开始。一年后莫言终于等来了部队提干的消息，从此脱离在农村一生的命运。 20世纪80年代是莫言叱咤风云的岁月，《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相继横空出世，用莫言的话说“恨不得将文坛炸平”，中国文坛的确因莫言刮起了一股红色旋风， 二十几岁的青年作家莫言，被誉为中国现代派作家中的“奇才”、“怪才”。他狂过，“二十九省数我狂，栽罢萝卜种高粱。下笔千言倚马待，离题万里又何妨”，他很喜欢这样随心所欲的自由状态：“不摹古碑不临帖，左右开弓涂且抹。随心所欲真快哉，逍遥法外我是爷。”但莫言始终狂而不傲，不管是大批判的风波，还是掌声四起，他都能表现出一种淡定。他的血脉里流淌着管氏家族滚烫的血，保持着一颗宽厚仁慈的心。他清楚自己的短处和欠缺，他知道自己该补什么课，他知道“我是谁”。 从那时起，他把自己所有作品中最终塑造的人物化身归结为《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没有姓名的黑孩子”。对此，他这样解释，我们哪一个人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社会、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看成是偷换人间美丽婴儿的妖精，但社会不又是由许多被偷换过的孩子构成的吗？ 他借好友——获得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先生的小说和随笔中提到的两件事情，给予了回答。一件事情是，大江健三郎在童年时，担心自己因病夭折，他的母亲说：“放心，你就是死了，妈妈还会把你再生一次……我会把你出生以来看过的、听过的、读过的还有你做过的事情，一股脑儿地讲给他听，而且新的你也会讲你现在说的话，所以两个小孩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件是，在大江健三郎的故事中有个把妹妹丢失了的小姑娘，用号角吹奏动听的音乐，一直不停地吹奏下去，把那些偷换人间的美丽婴儿的妖精吹晕在地，显示出那个真正的婴儿。莫言认为，“讲述和吹奏”是两种把自己置换回来成为赤子，从而能使千千万万被偷换了的孩子变回赤子的办法。 奔流不息的创作之河 对于自己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奖，莫言说：“我的作品是中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我的文学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同时我的小说也描写了广泛意义上的人。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一直是写人，我想这样的作品就超越了地区、种族、族群的局限。” 从上世纪80年代，莫言的创作按自己的话说“像拉肚子”似的，多产且高产。即使进入新世纪，步入中年的莫言也是基本按照两年出版一部长篇的节奏进行创作。在他的心里，那些细细碎碎、蜂拥而至的民间故事，凭借岁月的积淀与冲刷，奔涌向前。 回顾莫言的创作历程，10年前在山东大学与他联合招生的贺立华教授认为，莫言创作主体意识经历了三度跃迁。三度跃迁的代表作分别是《红高粱》、《檀香刑》和《蛙》。 《红高粱》写作时期，莫言天马行空般的自由，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发状态，他笔下生风，呼唤人性，张扬英雄，从“文革”压抑里走出来的青年莫言，内心里充满了“佛头涂粪”、无所不能、横扫一切的豪情。在歌唱“爷爷奶奶”英雄气的时候，作家自己居高临下，心里也是十分地英雄。 迈进新世纪的门槛，45岁的莫言创作的《檀香刑》，是一部以平民姿态在大地行走、边走边唱的作品。此时他已成为成熟老道的作家。曾被誉为“先锋派作家”的莫言，公开宣称：我要“撤退了”，“《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他要撤退到民间，他要把庙堂雅言、用眼睛阅读的小说拉回到小说原本的母体模样，还原成用俗语俚曲说唱式的、大庭广众用耳朵听的艺术。他改变了《红高粱》时期居高临下的姿态，有意识地降低了身段。他给山东大学研究生讲课时说过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我就是农民，就是老百姓，我的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檀香刑》发表后不久，他在南京大学讲学时再次称“我是作为老百姓写作，而不是常说的为老百姓写作”。从“为老百姓写作”到“作为老百姓写作”，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是莫言写作立场的变化、心境的变化。 《蛙》是莫言天命之年后的作品。这部小说是一次灵魂深处的革命，正如莫言所说，“是把自己当罪人来写”。从“作为老百姓写作”到“把自己当罪人来写”，这是一次大的跨步。这是莫言创作30年来第一次发出这样的声音，宗教般的忏悔意识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莫言作品中。尽管在这之前，莫言也说过自己写人物的原则是“把好人当坏人写，把坏人当好人写”，可以说那只是一种写作技巧和手法而已，但这一次就不仅仅是技巧和手法问题了。莫言在《蛙》中借给杉谷写信的剧作家蝌蚪之口这样说：“20多年前，我曾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莫言开始对人类生存困境更深度地思考。 当然，对于莫言的创作，海内外文学评论家冠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新感觉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标签，莫言认为，这些标签是“装你没商量”，而更多像杜特莱这样的评论家认为：莫言只有一个。 在2006年秋第十七届亚洲文化大奖福冈市民论坛演讲中，莫言回顾他的文学历程，给出了我们解读他作品的一把钥匙，那就是莫言5岁的时候，正处于中国历史上一段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他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小莫言的心一阵阵地紧缩。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莫言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他文学道路的起点。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他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那时候也正是莫言家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懂事的莫言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而母亲对他因此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对莫言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话音不高，但母亲对她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从此使莫言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他，激励着他。 设帐收徒做少年君子之师 2000年，莫言的女儿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山大邀请他担任兼职教授。从2002年起，山大又聘请他与贺立华教授联合培养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研究生。这是他招收的首批弟子。 首度为人师表的他没有任何报酬，心中感慨万千。他说：“童年时因为‘文革’，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回乡务农，那时对上学的热望，一点不亚于高玉宝。后来兴起了‘工农兵大学生’，我的大学梦也做得很猖狂。山东大学是我心中一座高不可及的圣殿，‘文革’期间我在农村劳动时，就知道山大很多事情，因为我的邻居有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大学生，听他谈山大的事情，是我的一大乐趣。几十年后，我竟然也成为山东大学的兼职教授，虽然自觉有愧，但心中还是很激动。我感到当教授要比当作家难，作家写不出好作品臭的是自己，而做教授做不好会误人子弟。” 然而，他认定作家从封闭的书斋走出来，走进校园，设帐收徒，对作家和对学生都是好事情。他说，一个作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保持锐气，必须不断地从外界汲取新鲜的东西，作家进入校园，对作家的写作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从学生的角度看，学生如果直接地和作家打交道，也会获得许多从传统意义上的高校老师那里得不到的东西。 在山大的第一次师生会面，一向自信而平静的莫言抱着紧张和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莫言说：“早就盼着见面这一天了。”之前师生虽未曾谋面，但通过电话和电子信箱，已经多次交流。另一方面，莫言又说，“到大学当教授是我一个错误的选择，作为一个小说家，在纸上滔滔不绝地写还行，要真带研究生、设帐收徒，必须拿出一套系统的理论才行，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困难。我觉得一个小说家理论太多，会扼杀他的创作。”自从犹豫再三领取兼职教授聘书后，当教授似乎成了他的一块心病。“误人子弟”成了他的口头禅。但在他的这种诚惶诚恐中，确实认认真真地同贺立华仔细切磋商讨讲课的事，坚辞其他重要事宜参加研究生复试。 无论当着校长还是学生，莫言都很坦诚地说：“他们跟着我注定学不到任何东西。”不过莫言的补偿办法，可能令每个学生眼红：“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就经常请他们吃火锅，让他们精神上得不到的用食物来滋养吧，要不每年给他们1000元的助学金，否则我不敢当这教授。幸好有贺老师，有什么问题我解答不了，你们可以找贺老师，实在不行我可以把问题拿到北京去，请出北大清华的老师来解答。” 之后他多次来往北京、济南授课，都很认真，虽不带讲稿，然口若悬河，层次井然，很受学生欢迎。所讲内容被研究生记录发表在《文史哲》上，所得稿酬，分文不取，嘱咐交给研究生买书用。作为弟子，记者毕业分配到北京后，老师每当周末包水饺的时候，都要给我打电话，约到他平安里的家里坐坐。在我们都还没结婚的时候，莫言就欣然应邀为我们未来的孩子起好了名字。现在在大众日报供职的学生兰传斌曾经跟莫言说，其实很不愿借你的名为自己脸上贴金，莫言听罢却哈哈大笑：如果我的名对你还有用，就随便你用。他的坦诚，让几个为人弟子者感到一种近乎亲情的师生之谊。 莫言在10年内，先后在山东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做专职、兼职或客座教授。了解莫言的学生与朋友都知道，看似人高马大、不苟言笑的莫言，实际上感情细腻。女儿评价他“很坚强，很温柔”。除了亲友，莫言对那些帮助过他的人，常怀感恩之心，哪怕是微不足道，也总是记挂在心。有一次，他与高密老友去青州仰天山，途经一山村，临街一户，门前柿树三株，绿叶落尽，枝头红柿累累，满树辉煌。他们下车拍照，并忍不住嘴馋摘了两颗吃。这户人家的主妇带着一对双胞胎小孩出来看，他们要付钱，被主妇笑着拒绝了。回来后，他写了一副对联：“门前万棵红柿，家中一对娇儿”，托青州的友人转交那个大嫂，以回报她送的两个柿子。对此，像半个世纪前在小学文艺宣传队时那样，他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嘴馋偷柿子，心中很歉疚。大嫂笑着说，只管吃个够。”越是来自普通人的友善和情谊，莫言越是珍惜，越是难以忘怀。 莫言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 ■顾雪林 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坛之喜，也是中国文学爱好者之喜，更是全体中国人之喜！ 在我国的青少年学生中，有着大量的文学爱好者，莫言获奖，为他们树起了中国本土作家的文学标杆。让他们知道，中国拥有自己的世界大师级的优秀作家。中国的乡土文学，既可以是中国的，也可以是世界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中，中国的文学作家们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他们植根于人民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壤，先后创作出大批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优秀作品，莫言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莫言获奖，给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学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启迪。他的文学创作经历告诉我们，好的文学作品不是靠模仿一两篇范文写出来的，不是在舒适的房间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不是几个哥们儿天南海北聊出来的，不是什么“天才少年作家”一夜之间的灵感突发。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来自作家丰富的生活积淀。 莫言从小生活很艰苦，他回忆说：“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少年失学、回乡当农民、当兵、在部队当文化宣传干事、在报社当记者等，这些漫长而又丰富的生活经历，成为莫言创作的不竭源泉。莫言的创作经历告诉我们，有丰富的生活经历不一定能成为作家，但成为优秀作家一定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 莫言的获奖也告诉我们，文学家并不是一夜成名的，好的文学作品不是靠金钱堆出来的，著名作家不是靠一帮人在密室策划吹捧出来的。文学创造是极其艰辛的脑力劳动，文学创作要靠丰厚的生活积淀，要靠作家本人的刻苦学习、大量阅读和勤奋的笔耕不辍。 莫言的获奖使我们多了一份自信和期待，中国这块沃土是可以产生世界级文学家的。我们期待在中国青少年文学爱好者中，涌现出更多的文坛之星。 各方热议 管谟欣（莫言的二哥）：高粱地里出来的文章，都是平常东西，有啥可说的。 崔永元（央视主持人）：一个作家，在趋同和从众已经成为时尚和潮流的时代还能坚持个性化思考与写作，莫言的确值得尊重。 马悦然（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中国人的意外很意外，人家（莫言）的译本已经这么多了。” 李开复（创新工场董事长）：祝贺！希望未来中国人能获得每个领域的诺贝尔奖。 陈忠实（作家）：我替他骄傲，他多年的文学追求和文学成就得到了肯定和褒奖。他的作品富有思想，对社会和生活、历史和现实有着独到的体验，在艺术上非常个性化。他并不逊色于历届获奖者。 龙应台（台湾作家）：莫言是人民的文学家，一个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人民文学家。我希望他的得奖是为中国打开一扇门，让全世界的人从此看到的不只是政治，而是中国人内在诚恳的心灵。 李洱（作家）：最近关于莫言的争论很多，有些人冷嘲热讽，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中国的文化人对西方文化有一种自然的倾慕，如果将莫言与在世的西方作家比较，他非常非常棒。你不能要求作家成为一个纯粹的斗士，作家所有的努力都必须落实到语言层面，如果变成一个斗士，语言也是一种被污染的语言。 北村（作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是一个文学奖，有它的专业边界。一个作家的政治立场并不必然影响其专业水准，否则就很难解释海德格尔现象。作家的精神矛盾可以是未决的，圣徒才需解决。期待莫言以其影响力推进良心事业。 张颐武（北大教授、文化学者）：中国人对诺奖的焦虑与渴望终于释放。 周国平（学者）：莫言获诺奖，真好，诺奖由神话变成了身边故事，中国作家从此可以平常心对诺奖了，得和不得都没什么大不了了。 潘石屹（房地产商）：多年前，我请莫言吃饭。正吃饭时，莫言接到从日本打来的电话。《檀香刑》要翻成日文，日本编辑发现“凌迟”有500刀，书中少写了3刀，让莫言在小说中再加3刀。这是我难忘的一幕。再次恭喜莫言。 韩少功（作家）：高兴一小时后继续写作吧。 王蒙（作家）：莫言的获奖说明了中国当代作家以及中国当代的文学成就获得了世界的关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奖项，对于喜欢写作的人来讲都是有很正面的鼓励作用的。 （发表于《中国教育报》） 赤子莫言 刘再复 过十天莫言就要来访。落矶山边科罗拉多大学校园里有他的两位知音——葛浩文和我。尤其是葛浩文，“莫言”二字是他口中最积极的语汇。和他见面时如果听不见“莫言”，一定是身体出毛病了。莫言的小说他一概翻译，《酒国》刚出版，本月二十日莫言将在丹佛大书店出席新书发布签名仪式。《丰乳肥臀》也已开译，这部五六百页的大书，够老葛“爬行”三五个月了。
因为莫言要来，我便读他出版不久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也读同时同社出版的贾平凹的《造一座房子的梦》、苏童的《纸上的美女》、余华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四部散文集都好，但我尤其喜欢莫言。
莫言在散文中坦露了一个赤裸裸的自己，一个光着屁股走进学校然后又带着浑身野气走进军队走进文坛的自己。他一点也不遮丑：“据母亲说，我童年时丑极了，小脸抹得花猫绿狗，唇上挂着两条鼻涕，乡下人谓之‘二龙吐须’。母亲还说我小时候饭量极大，好像饿鬼托生的。去年春节我回家探亲，母亲又说起往事。她说我本来是好苗子，可惜正长着身体时饿坏了胚子，结果成了现在这个弯弯曲曲的样子。说着，母亲就泪眼婆娑了。”莫言长身体的儿童时代正是大陆的“困难时期”，他被饥饿折磨得变态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碗嚎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女儿的那份食物。”母亲常常批评他“没有志气”，他也曾多次下决心要有志气，但是“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莫言不仅在家族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而且在学校里又是一个直到读三年级还穿开裆裤，常尿尿课堂里的“熊孩子”，而十二岁读五年级开始“创作”时写的“诗”又是“造反造反造他妈的反……砸烂砸烂砸他妈的烂……”然而，“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海明威语），黑暗、恐怖、饥饿相伴的儿童时代赠给莫言不拘一格的心灵、天马行空的个性和活泼到畸形的感觉，从而也导致他的千奇百怪的梦境和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惊世骇俗的看法。许多作家，也有不幸的童年，但是，长大成人后却被沉重的理念覆盖住了，因此，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被理念牵向苍白而世故的绝境。而莫言则不同，他说童年时的记忆刻在骨子里，成年时的记忆留在皮毛里。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和根深蒂固的童心，使他冲破一切教条的羁绊而把想像力和创作力发展到极致。
我喜欢莫言，正是他至今仍然像个孩子，仍生活在长满红高粱的儿童共和国里。这一共和国的公民是拒绝—切面具和一切包装的。莫言的散文没有任何包装、连知识的包装也没有。散文最能反映作者本人的性情人格，这部散文集所反映的莫言是活水，是沧浪，是狮子，是粗扩的大自然。当作家们在玩语言、玩技巧、玩知识而玩得走火入魔的时候，莫言却说“不”、他拒绝语言的遮蔽和学问的遮蔽，绝对不能让词章和书本遮蔽真生命，更不能遮蔽那颗在高密故乡生长起来的敢哭敢笑敢爱敢恨的童心，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只能让爷爷的手臂和歌声推着自己的肉体和灵魂一直往前走。正是这种选择，造就了当代中国的赤子和天骄似的作家莫言! 原载《明报月刊》二000年第四期 黄土地上的奇迹 刘再复 结束在加州的访问之后、三月十八日莫言来到科罗拉多。十九日先到落矶山中游玩后到我家中聊天，二十日在丹佛大书店参加英译本《酒国》发行签字仪式，二十一日在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系作“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的演讲，并和葛浩文一起朗读《酒国》。演讲之后，教学厅里排长队购买《酒国》，我站着观赏莫言签字四十分钟。二十二日，莫言飞往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等处访问，我则埋头阅读他的两部小说集《师傅愈来愈幽默》和《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以及他在美国的另外二篇讲稿：“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福克纳大叔，你好吗？”、“我的《丰乳肥臀》”。
听了莫言的演讲和阅读他的新书之后，我的脑子里立即产生这么一个意念：莫言，中国当代文学的奇迹。既是文学创作的奇迹，又是个体生命的奇迹。
莫言出生于一九五五年，童年时代正好遭逢到大饥荒。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我也经历过，也达到“刻骨铭心”的程度，但听了莫言的饥饿故事，仍然吃惊和震动。他的童年真正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个五六岁的孩子、一年三季（春、夏、秋）赤身裸体，冬天只穿着一件破烂的单衣，那时连浑身羽毛的小鸟都冻得唧唧乱叫，他却依然在雪地上滚爬。除了寒冷之外，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饥饿，饿得他和其他孩子“就像一群饥饿的小狗，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嗅来嗅去，寻找可以果腹的食物”。他们吃光了树上的叶子就吃树皮，树皮吃光后就啃树干。“那时候我们村的树是地球上最倒霉的树，它们被啃得遍体鳞伤”。一九六一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他们就一拥而上，每人抢一块咯嘣咯嘣吃起来，而且愈嚼愈香。在饥饿的煎熬下，他的身上几乎没有肌肉，肚子却大得像大水罐子。为了生存下去，他的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女人在给生产队拉磨时趁着干部不注意将粮食囫囵着吞到胃里（以逃过下工时搜身检查），回家后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自己的喉咙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与孩子。
在这种难以存活的环境中，莫言竟然没有饿死，竟然活了下来并生长出一颗充满活气的大脑袋，这颗大脑袋竟生产出第一流的小说，这不是奇迹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一奇迹？他奶奶说：人只有享不了的福，但没有受不了的罪。在老人家的解释里透露出一个信息：莫言拥有家传的奇异的生命意志。除了意志之外，“受罪”的体验又赋予他无尽的写作资源。经历、意志，再加上一个天才的感觉，便使莫言获得成功。 原载《明报》二〇〇〇年三月三十日 莫言的家乡和家族 我饿，我饿，我还是饿 “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妹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为是大家庭居住，母亲凡事都让着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婶婶，对他们的孩子们关爱有加，对我们也很严厉。”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在1950年代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管家被划为“中农”，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劳动维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因为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儿子又去了台湾，管贻範全家受牵连，在大队当会计的管贻範终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只能带回家。 “莫言小时候特别皮，上课时老是打瞌睡，还经常和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中午午睡的时候跑到院子里玩。”莫言同村的小学同学李善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从记事开始，管谟业对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饥饿。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碗瓢盆、菜刀、门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炉炼钢、捡铁矿石。 公共食堂很快没有干饭了，只有野菜和发霉地瓜干。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办了，只能跑到地里挖烂地瓜吃。家里没有锅，莫言就从炼钢炉里的材料堆里，偷了当年日本兵戴在头上的钢盔，回家刷洗干净，就用它代替锅煮菜饭用。 管谟贤回忆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到1960年春天，平安庄开始饿死人。最多的一天，村里死了18个人。 “村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经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来吃，结果吃了大便拉不下来，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抠。 那年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是给他们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吃了一块，说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学都去拿，上课的时候脸色蜡黄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管谟业和同学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惊喜地说：“真的很好吃！”他们的大便也是黑色的，还能够被送进火炉里烧。 管谟业的母亲偷生产队的马料吃，结果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讨饭，在一个麻风病人家里，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条，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 后来政府打开粮仓，按照人口发救济粮，每人半斤豆饼。“我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粮食发得太晚，管谟业的三叔已经饿死了。 管谟业隔壁家的孙爷爷太饿了，把刚分给他家两斤豆饼全吃完了，豆饼油腻劲大，他回到家里不停喝水，结果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 为了维持生命，父亲让大女儿退学回家，专门负责在地里挖野菜，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饭全家喝。长期没有营养，大人水肿，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那时候捉到一只蚂蚱，在火上烧一烧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着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连内脏和骨头都吃掉了。”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到了“文革”时期，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现象，管谟业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红薯粥了，政府按照人头发放半年糠菜半年粮，还是吃不饱。管谟业和哥哥到玉米田里，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回家煮熟，撒上盐用大蒜泥拌着吃。 顶替父亲去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莫言夜里起来撒尿，也会摸一块，蒙着头偷吃。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比羊肉还要鲜美，但母亲嫌脏，不许孩子们去捉。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祖上有管仲这样的齐国名相，有算命特别厉害的管路，明清两代祖上出了七个进士，都是搞文的。”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还有一篇专门研究族谱的学术论文，摆在了莫言文学馆里展示。 管谟贤是管家惟一的大学生。1963年，他考上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语文、历史、外语都考得很好，数学只考了13分。”大姐退学后一直在家务农，管谟欣高中毕业时刚好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靠文科功夫好，一直在公社搞宣传写材料。 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的文学启蒙时，提到大爷爷管遵仁和爷爷管遵义。大爷爷是当地的著名中医，以妇科和儿科见长。莫言在退学回家务农后，为混个饱饭跟大爷爷学医两年，他的旧学功底，就是当时背诵《药性赋》、《频湖脉诀》等医学著作打下的。 管遵义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管遵义一生务农，种田是一把好手，还会木匠手艺。虽然不认识字，但爷爷脑袋里装满了许多故事。冬日炕头里，夏日河堤上，爷爷给孩子们讲了不少民间狐仙鬼怪的故事。 小学读到五年级，管谟业就被学校劝退学回家务农了。原因是哥哥。 “我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还说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后来他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回了家。”管谟贤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后来，在学校喊了几句“打倒”、“造反”的管谟业，被学校劝退回家。 管谟业从此成为了大队里年龄最小的农民，过上了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为个子小，他干不了大人的体力活，只能去帮养牛队割草，种高粱、种棉花、放羊，挣一半工分。 “我们那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我每天就只能跟一头牛和一只羊对话。我还经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鸟对话，鸟不理我，我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块儿回家去了。”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说。 管谟业成为作家是受到大哥的影响。管谟贤去上海读书后，留下《吕梁英雄传》、《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和《聊斋志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 乡村一成不变的生活，饥饿和孤独，阅读成为管谟业少年时最快乐的享受。家里书看完了，他就满村借着看。为了看同学家的《封神演义》，他就帮同学家推石磨磨面，推一下午看一本。 这时候的管谟业已经有了文学梦。邻居单亦敏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政治成分不好，在“文革运动”里被打成右派回村参加劳动改造。在和他的闲聊中，吃不饱饭的管谟业知道“有个山东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莫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了当作家的欲望。 据管谟贤考证，正是在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时，头一回看见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管谟业，回家后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的写作，第一节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这部模仿《红旗谱》的小说，大意是热恋的妇女队长和民兵连长为了挖掘胶莱河一再推迟婚期，而一个老地主为了破坏胶莱河的建设计划，砍断了生产队里的一匹马的腿。这部小说最后管谟业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章。 为逃避劳动，管谟业跟大爷爷管遵仁学了两年中医，但最终因文化程度太低，没学成。最后，在当会计的二叔介绍下，管谟业去高密棉花加工厂当地磅工，负责称重量。 “我叔叔在里面是主管会计，所以莫言进去算是走后门，就是个季节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干一天几块钱，发了钱以后交给生产队一部分买工分，剩下十几块钱交给家里，自己留个两块钱购买牙刷牙膏什么的。”管谟贤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时期，管谟业和来自高密陈家屋子村的杜芹兰谈起了恋爱。这时候管谟业除了负责厂里的黑板报，还开始向公社广播站和高密县广播站投稿，《潍坊日报》、《大众日报》上也能看见他的一些宣传文章了。 管谟业真正脱离土地，成为作家，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他穿上军装以后。 从18岁起，管谟业连续三年报名参军，体检合格，但每次都被“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替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招工、参军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1976年，管谟业21岁，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这一年走不成，再一年就超龄了。这次管谟业没有在老家报名，而是作为“表现好的临时工”从棉花加工厂报名，一个干部子弟也来帮他，前两年阻挠他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长都在昌邑胶莱河工地上，没机会插手。不久，气呼呼的民兵连长到棉花加工厂送应征入伍通知单，把通知单丢在他面前，转身就走。 在村里人眼里，管家从此“混出头”了。管谟贤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捧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饭，管谟业也提干留在了军队，还破格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你家三儿子把我给写死了” 管谟业终于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去了离家不远的山东黄县总参某部当兵。 送儿子走的那天，母亲哭得稀里哗啦。平日严肃的管贻範对着小儿子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 后来，管谟业改名莫言，也正是因为父亲的这番话。 “这一次是真正和野菜、地瓜干离了婚。”莫言刚到新兵连的第一顿饭，一笼雪白的小馒头，他一口气吃了八个。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个大肚汉。”司务长回答：“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莫言肚子里有了油水，同样的馒头只能吃两个了。 初到部队，莫言和所有的农村兵想法一样，好好表现，挖厕所，重活脏活啥都干，争取提干留在部队。他很快当上了副班长，还成为连队里的图书管理员。因为表现突出，自称高中文化的莫言被上级调到河北保定，当新兵连的政治教员和保密员。 小学毕业的莫言恶补大量马列著作后，也敢拿着大学教材给战士们上课了。在哥哥的往来书信指导下，他阅读了大量的古典文学，写作水平也得到质的飞跃。 在哥哥的指导下，莫言的第一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在了保定的《莲池》上。 文学最终改变了莫言的命运，1982年，靠着发表的8篇小说，在领导的大力推荐下，部队留下了超龄的莫言，提升他为行政23级的排级干部，还把他调到了北京延庆总部当宣传干部，负责理论教育工作。 在莫言小说《白驹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高密东北乡”。此后，莫言所有小说故事，都围绕“高密东北乡”展开。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高密东北乡，与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和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镇一样，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上的地标。 “莫言笔下的东北乡，是以他生活的故乡河崖公社为原型虚构的，现实里的高密都是一马平川，但在他的笔下，东北乡除了平原，有森林、湖泊、高山、草原，这是典型的虚构文学世界。”莫言大哥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首次设立文学系，部队老作家徐怀中当系主任。考试只有3门课，政治、语文、史地，莫言考了216分，其中语文90分。他和钱钢、崔金生、李存葆等人成为了同学。 两年之后，军艺毕业的莫言被分配到总参政治部文化部当创作员，在北京城里安了家。接下来，莫言又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合办的研究生班，拿到了文学硕士学位。 在军艺的两年，让莫言找到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源于他的真实遭遇：12岁时他在一个离家不远的工地上，给一个铁匠拉风箱，他溜到旁边的萝卜地，偷了一个红萝卜，被人抓住，脱了他的鞋让他对着毛主席像当众认罪，回家又被父亲拿绳子抽打。 《红高粱》是莫言1985年写的，那年刚好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他想起了棉花加工厂的好友张世家讲的孙家口伏击战。 1938年3月15日，当时驻胶县的日军汽车队，经常从村后的石桥上经过，到平度县城去。当时高密东北乡的游击队伏击了路过的汽车队，这一战消灭日本鬼子三十多人。后来，日本军队报复，把公婆庙村当成了孙家口，一路烧杀抢掠，枪杀一百多人，烧光公婆庙村的房屋。 在真实历史基础上，莫言进行了大胆的虚构和想象，小说里的“我奶奶”人物性格直接取自莫言的奶奶。莫言的奶奶和《红高粱》里的奶奶都姓戴，是管家的大总管，一家十几口人的吃穿全由她安排。 “我奶奶胆子比爷爷大，有一年家里来了日本鬼子，鬼子在外边砸门，一脚将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奶奶走上前去扶起爷爷，爷爷出门想跑，那鬼子一勾枪机，子弹从爷爷耳边飞过。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家里往往是奶奶留守。” 《红高粱》中的王文义是莫言的老邻居，真名实姓。王文义是个老实人，年轻时当过几天兵，他胆小，鬼子打枪，可能是擦着他的耳朵了，他一摸有血，就喊“我的头没了”，把枪扔到水沟里。连长气得骂：“没有头，你还会说话啊！” 《红高粱》在莫言村里放，王文义看到莫言把他写死了，愤怒地拄着一根拐杖找管贻範：“我还活得好好的，你家三儿子就把我给写死了。咱们几辈子的邻居了，怎么能这样子糟蹋人呢？”管贻範回说：“莫言小说里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这个土匪种’，难道我是土匪种吗？我不是还活得好好的。” 后来莫言回家，买了两瓶酒给王文义送去。“我把您塑造成一个大英雄了。他说什么大英雄，有听到枪声就捂着耳朵大喊‘司令司令我的头没了’的大英雄吗？我说您不是很英勇地牺牲了吗？聊到后来，大叔很宽容地说：‘反正人已经被你写死了，咱爷儿俩就不计较了。这样吧，你再去给我买两瓶酒吧。’”莫言回忆说。 小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以后，莫言一炮而红。 当时，有人提议莫言应该把这个题材集中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莫言就把《红高粱》、《高粱酒》等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发表出版。 《红高粱》里，莫言写了“我爷爷”，也写“我奶奶”。在《丰乳肥臀》和短篇小说《五个饽饽》和《石磨》里，莫言写到了自己的母亲高淑娟。 高淑娟1922年出生，17岁嫁给管贻範。高淑娟在黄土地劳累了一辈子，患有哮喘、肺气肿等多种疾病。1961年春节，正是吃不饱饭的日子，她把从牙缝里抠出的几斤白面，做成饽饽放在祖宗神位前当供品，年刚过完，婆婆让儿媳妇去收回，没想到饽饽被讨饭的偷走了。这可是一大家里半个月的口粮，高淑娟背负着偷吃偷藏的嫌疑，哭了大半夜。莫言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就写了篇《五个饽饽》。 1994年，高淑娟因病去世，莫言悲痛不已，在故乡住了几十天，写了《丰乳肥臀》。《丰乳肥臀》让莫言拿到了大家文学奖的10万元奖金。后来莫言转业到了《检察日报》，在影视部为他们编写剧本。 “我母亲五十多年里，当媳妇的时间比当婆婆的时间长，一直没过上好日子，等后来过上好日子，又老生病。她活着的时候经常感叹自己命苦。”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节选自《南方周末》2012.10.19） 莫言：不能再用模式扼杀想象力 曾创作《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的著名作家莫言昨日亮相苏州独墅湖高教区湖畔论坛，讲述了自己文学创作之路。 短短一个多小时的论坛，听众看到了一个谦虚、坦诚、真实、幽默的莫言。自称是平民作家的莫言笑说自己一天都在不断地讲话，“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给你们做讲座，我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给高中生、本科生和研究生讲课总觉得有些颠倒黑白。 之后，莫言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对时下比较热门的话题，如王朔、顾彬、诺贝尔文学奖和张艺谋电影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据了解，莫言此次苏州之行，一天内做了三场讲座，上午为高中生做了一场，下午参加湖畔论坛，晚上赶到常熟理工学院为学生们做“文学与乡土”的讲座。 答江南时报：当代文学缺想象力 昨日，本报记者见缝插针专访到了莫言。对于80后作家以及现在青少年的写作，莫言表示，现在这个年代的作家和他们当年所处的环境、条件以及自身具备的素质和水平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能刻意地要求青少年去遵循什么写作规律，一切让80后作家自由发挥和发展，留给足够的创作空间，因为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缺乏的就是想象力，“我们不能再用模式来扼杀孩子们的想象力，让他们自由表现个性，用自己对文学的理解 说起王朔，莫言认为，王朔的言论“很有趣味性，很有意思”。但作为听众，不要妄言听之，要用理性的态度对待每一句言论。对于此前王朔为了推出新书而做的一系列炒作，莫言坦言，他并不欣赏为了畅销自己的作品，而千方百计吸引受者注意力的方式。 答江南时报：不需过高看待诺奖 很多人都认为莫言是国内最有潜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记者也就此请莫言谈了对“诺奖一直与中国人无缘”的感想，而莫言却认为，诺贝尔奖毕竟是西方的奖项，我们的作品如果翻译成其他文字，或多或少会流失掉本来一些非常具有震撼力的细节。因此，我们不需要将西方的诺贝尔奖当做至高无上的奖项。 莫言还强调，作家也不会为了获得某个奖项而创作，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未必能获奖。他说，作家写作是来自内心的召唤，以自身的生活经验为基调，关注人的内心，以及特殊境况下人内心的变异，不应该背叛生活，从而不断地进行动态创作。他说，“变化”一直是他创作追求的目标。 答江南时报：建议顾彬广阅当代作品 本报记者提到，近来，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各个场合发表了不少言论，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作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顾彬在上月举行的“汉学视野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圆桌会议上，谈到中国当代文学时作了这样一个比喻：“中国现代文学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而中国当代文学只是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那么莫言是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的呢？ 对此，莫言表示，顾彬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一个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他有发表感想的自由。而作为作家，也要有面对各种批评的心态，从读者的意见中寻找问题，甚至可以激起作家继续创作的力量。但对于一些过分夸张、绝对成分的批评不需要太计较。 莫言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是无愧于世界文学这一称号的，可以说不亚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因此他建议顾彬，应该更广泛地阅读中国当代的文学作品。 答江南时报：张艺谋作品越发单薄 记者提出，《红高粱》让张艺谋和莫言分别在影坛和文坛声名大噪，《红高粱》之后两人曾经探讨过二次合作，张艺谋对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很感兴趣，后来又与张艺谋拍成《幸福时光》，合作非常成功。为此，莫言也不断关注张艺谋后来的作品，如《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等。那么莫言又是如何看待张艺谋作品的走向的呢？莫言表示，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色彩和画面堪称世界一流，但故事内容比较单薄，不如过去的作品耐人寻味。 “今后能否合作不是我来决定的，还要看机缘，我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向去创作，不会为了其他人而改变什么”，莫言说。 回顾：为一天三顿饺子当作家 在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莫言创作了10部长篇小说，20部中篇小说，80多部短篇小说。对于灵感来源，莫言昨天告诉记者，作家的写作素材和灵感都来源于其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童年记忆。“我20多年的乡村生活，给了我深刻的记忆。我写的很多的人物、很多的故事都是从故乡出来的，这个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莫言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永远写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也可以通过其他经验，写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在讲座中，莫言还透露，由于时代的原因，在其家境贫困的时候，他听邻居说当作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这激发了他最初的作家梦。“当年说是为了吃饺子，看似是戏谑之言，但也确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年哪敢想一天三顿吃饺子啊？那和天方夜谭一样，是件多幸福的事情。现在一天三顿吃饺子已经不是难事了，我曾连续5天吃饺子，吃到最后都腻了。”莫言笑说。 现在当然不用再为饺子而奋斗了，那莫言现在的写作动力是什么？“饺子有的吃了，但是写作还是没有停顿，老是觉得有很多话要说，记忆深处的很多东西，在心里萌动，不吐不快。小说有无穷的诱惑力，在小说的世界里有无限的可能性，故事各种各样，总有更新奇的故事、更新奇的写作手法、更新奇的语言在等着你。这些东西吸引着我不断地向前探索。”作为乡土文学的大家，莫言的作品始终没有离开他的故乡山东高密，当记者问到他是否准备一直写下去时，莫言表示，他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已经不仅仅是他的故乡，它是其独有的一个文学代号。 莫言《生死疲劳》登06排行榜 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3月27日在济南揭晓，该排行榜包括长、中、短篇和小小说、微型小说四类，莫言的《生死疲劳》、铁凝的《笨花》、张悦然的《誓鸟》、王松的《双驴记》、胡学文的《命案高悬》等36部作品上榜。张悦然、苏瓷瓷、秋风等“80后”作家第一次出现在了小说排行榜中。“80后”作家代表人物之一张悦然凭借长篇小说《誓鸟》入围排行榜。 莫言指出文学必须发生变化 今年3月，新乡土文学征文大赛结果在中国作协揭晓，迟子建小说《花／子的春天》以高票从11部提名奖作品中胜出。评委莫言指出“乡土已经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也必须发生变化”。 所谓“新乡土文学”是指从时间和空间来看，作家面对的是当下的乡土问题。在谈到如何创作新乡土文学时，莫言说：“我觉得乡土文学并不是乡村生活、也不是苦难落后，大的乡村概念是每个人都有乡村。” 莫言获奖给中国作家提了个醒昨天，新东方学校创始人俞敏洪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针对时下一些涉及英语的热门话题，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见解。在谈到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他认为，莫言获奖给中国作家提了个醒，作品仅在中国流行是不够的，还要走向世界。而“要想在世界范围内流行，翻译作品的人必须具有一流的翻译水平。”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了关于国内文学界发展的大思考。台湾作家刘墉最近来苏州谈及此事表示，在此之前，有很多中国作家都有能力获得诺贝尔奖，只不过没有很好的翻译本，致使很多优秀的文学著作“养在深闺人未识”，因此有人呼吁国内高校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更加重视英语的学习。 对此，俞敏洪认为，高校中文系学生苦学英语达到像梁实秋、胡适那样能够直接用英语写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中文系学生并不需要在英语学习上消耗过多精力，而是应该在文学创作方面苦下功夫，力争多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学著作。“真正需要苦学英语的是英文系学生，现在中国急缺一大批能够将中文著作完美翻译成英文的翻译家，”俞敏洪告诉记者，英文系都被称作英国语言文学系，英语系的学生不要过多专注于词根、语法这些知识，而应真正学透语言文学，达到傅雷那种世界一流的翻译水平。 俞敏洪告诉记者，他也看过莫言的不少作品，就像获奖评语里说的那样，莫言是“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西方人喜欢看的不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而是民间生活的场景和普通老百姓的思维，”俞敏洪说，在莫言的作品中，这些普通场景被通过艺术手法很好地表现出来，“目前国内像莫言这样的优秀作家还有很多，只不过莫言的作品刚好符合西方人的口味。”（摘自《苏州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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