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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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律·看山（1955年）

三上北高峰，

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

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

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飘下，

欢迎有晚莺。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党的文献》一九九三年第六期。

　　注释
　　〔北高峰〕在浙江省杭州市灵隐寺后，与南高峰相对峙，为西湖群山之一。在北高峰附近有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等名胜。根据作者自注，诗中的“扇子”指扇子岭，“佳人”指美人峰。
　　〔飘飖〕同“飘摇”，飘荡、飞扬貌。这里指鹰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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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绝·莫干山（1955年） 翻身复进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党的文献》一九九三年第六期。 　　注释 　　〔莫干山〕在浙江省德清县西北。相传春秋时吴国在此铸“莫邪”、“干将”二剑，故名。为浙北避暑、休养胜地。 　　〔七人房〕指作者使用的卧车，可坐七人。 　　〔四十八盘〕泛写曲折盘旋的山间公路。 　　〔钱塘〕旧县名。这里指杭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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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奴娇·井冈山（1965年5月）                            参天万木，                            千百里，                            飞上南天奇岳。                            故地重来何所见，                            多了楼台亭阁。                            五井碑前，                            黄洋界上，                            车子飞入跃。                            江山如画，                            古代曾云海绿。                            弹指三十八年，                            人间变了，                            似天渊地覆。                            犹记当时烽火里，                            九死一生如昨。                            独有豪情，                            天际悬明月，                            风雷磅礴。                            一声鸡唱，                            万怪烟消云落。     这首词最早发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九月版《毛泽东诗词选》。     注释     〔五井碑〕井冈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总称五井。明清以来立有五井碑，现已毁。     〔古代曾云海绿〕有人说，这里古代曾经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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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人民领袖、政治家，而且是当代杰出的诗人和书
法家。他气魄宏伟、挥洒自如、别具一格的书法艺术，被人们誉为“毛体
”。由书法家书写自作诗词，最能表现诗词的深刻内涵，抒发诗人的情感
，体现书法家独特的个性和艺术风格，使诗词和书法珠联璧合，相映生辉
。毛泽东诗词书法，更是淋漓酣畅地展现了他广阔的胸怀，渊博的学识，
浪漫的气质，敏睿的智慧，充沛的情感，堪称诗词、书法“双绝”。
本书以正式发表的毛泽东67首诗词(手稿、清样、书法)为依据，对每
一首诗词的发表情况、书法纪事、墨迹鉴赏详加考证、评析，精选了部分
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毛笔和硬笔书法作品，以及对研究毛泽东诗词具有
重要价值的手稿，和作者亲自审定的校样，并附录了毛泽东论书法，名人
学者及毛泽东亲属、身边工作人员谈毛泽东的书法、文房四宝、印章。论
毛泽东诗词手书研究等文。书中提供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翔实可靠的第一手
资料，对深入研究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书法，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毛泽
东诗词和毛泽东书法的爱好者和研究者不可不读，不可不备。通过本书，
既可阅读毛泽东雄奇瑰丽的诗词佳作，又可欣赏毛泽东高超精妙的书法艺
术，还可作为学习写作诗词和书法的范本，增加对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了
解，提高文化素质和修养，可谓雅俗共赏，一举多得。
本书著者季世昌为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家，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
长。江苏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曾师从著名古典文艺理论家谭
佛雏、吴调公、吴奔星教授学习研究毛泽东诗词。本书为他积40年来潜心
研究毛泽东诗词和书法艺术的结晶，是他继《毛泽东诗词鉴赏大全》、《
中国楹联学》等专著之后，新推出的又一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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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是由省内近两百位热衷于传承弘扬毛体书法或相关艺术的书法家、艺术爱好者组成。本会宗旨是致力研究和弘扬毛泽东书法以及毛泽东有关的文化艺术。业务范围包括创办和出版书画作品专辑、内刊，开展书画联谊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本会在会长刘正宗将军的领导下，努力学习、紧密联系群众、钻研书法艺术，自2007年12月22日成立以来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我们认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心一意跟党走，使本会顺利发展有了保障；聘请老干部作名誉会长，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采用现代化传媒技术，是本会腾飞的翅膀，本会自编内部交流书法报、书法杂志、书法台历、书法网站，迅速提高了本会的整体水平；坚持毛泽东有关“艺术必须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积极开展红色文化送基层活动，先后到工厂、农村、军营等单位举办笔会，每年坚持义务写春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本会与其他艺术团体互动交流，在活动中及时向省内外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提供艺术动态的素材，形成了优势互补的和谐氛围。     主要业绩如下：     一、2007年     1、9月16日，为纪念毛主席视察舒茶人民公社，举行红色文化走进舒城9.16茶园活动；     2、11月送红色文化到安徽叉车集团公司；     3、出版了内刊《东方红书画报》、《毛泽东书法艺术》第一期；     4、12月22日在省博物馆成功举办“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4周年书画大展”，中国将军书画院执行院长张永金、省政协主席杨多良、原省人大主任孟富林 、原省人大副主任张春生 、郑锐 、杜宏本、陈锐鼎、吴昌期，原省委副秘书长徐景仁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画展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2008年     1、5、12汶川大地震的不幸消息传到安徽后，本会及时与鼓楼商厦联合举办“情系汶川”书画义卖活动，所得善款委托合肥市红十字会全部转交四川灾区。     2、7月在大圩镇葡萄节期间和大圩镇当地书画家一起在农庄举办书画展，得到了大批游客和爱好者的好评；     3、编辑出版了内刊《毛泽东书法艺术》第二期、第三期。     三、2009年     1、5月份，内容丰富，装帧精美的《毛体书法》杂志出版；     2、9月份，举行红色文化走进革命老区（天长市）中国第八抗大学校活动，和当地书画家交流、给老区人民创作了满意的书画作品；     3、2009年10月24日，“首届毛体书法走进社区走进民众广场展”在合肥三洋电器有限公司的协助下，在合肥市中心市府广场成功举办，每天有大量的民众观赏，10月30日《工商导报》给予了专版报道；     4、本会与雪霁山庄、源泉徽文化古建园林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纪念毛泽东”台历，广泛散发给众多单位和老百姓；     5、编辑出版了内刊《毛泽东书法艺术》第四期、第五期；     6、春节前夕，本会的书画家们不顾事务繁多，兴致勃勃地来到安徽省预备役师军官培训学校和广大官兵们一起弘扬红色文化。     四、2010年     1、5月份协助中国毛协在省图书馆成功举办“诺德杯”全国毛体巡展；     2、10.16在蚌埠市举办"安徽毛研会毛体理论研讨会"，论文在全国发行的“毛体书法研究”全文刊登后，吸引了国内大批毛体书法家和广大书画爱好者参与讨论，宣起了研究毛体书法的热潮；     3、编辑出版了内刊《毛泽东书法艺术》第六期、第七期。     五、2011年     1、6月3日，在省博物馆隆重举行纪念“建党90周年红色书画、收藏暨李奕明毛体书法联展”。出席开幕式的省市领导、嘉宾、艺术界同仁、红色收藏家、新闻记者、本会会员及书画爱好者有近千人参加。本次入展的230余幅书画作品和千余枚收藏作品，用不同的艺术手法和风格，迹化于尺寸之上，寄情于丹青之中，与时代相呼应，与红色文化特色相融合。每一幅作品和收藏品都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对人民领袖毛泽东及老一辈革命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生的感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很强的观赏性。这次大展不仅规模大，而且规格高，既是对近年来安徽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工作整体水准和红色文化普及工作的一次综合检阅，也是为庆贺党的90华诞献上的一份厚礼；     2、编辑出版了内刊《毛泽东书法艺术》第八期。     本会在省文化厅、安徽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等上级部门的业务监督、指导下，将进一步求真务实，锐意进取，立志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再创辉煌。               2011年8月30日     本会地址：合肥市徽州大道312号 邮编：230022     联系电话：4679336 联系人：王炎（18956093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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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书法与时代
2007-2-25   作者：李祖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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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的书法家，都是在他们所处的特定时代中从事书法活动的。他们的书法活动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和影响，其书法作品也必然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与此同时，杰出的书法家们也反作用于时代，影响一代书风。书法与时代之间，有着许多微妙的联系，耐人发掘。毛泽东从事书法活动的时代，大致可以分为勤学苦练期、缓慢发展期、飞速发展期和登峰造极期等四个重要时期。当代书法已呈蓬勃发展的大好趋势，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作为伟大的书法家毛泽东，也正是当代从事书法活动者的光辉榜样。从他走过的书法道路中不难学到许多宝贵的经验，受到许多启示和教益。       一、 四个时期       1、勤学苦练期（1900 -1920）       毛泽东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清朝光绪、宣统年间及民国初年。这个时期书法是受到普遍重视的。宋代欧阳修说："古人之皆能书"，（《笔说》）此期也不例外。尤其是清代"书学之隆，书家之众，几欲超越唐代"。（祝嘉《书学史》第322页）郑板桥本为乾隆进士，却因他的书法与众不同而被认为不合当时规格而外放作"七品官"。只事虽属不公，但也足见当局对书法的重视。书法优劣，直接与仕途升迁挂钩。民国初年，沿清传统，同样重视书法。孙中山是学西医的，又常在国外，常用外文，可他写的"天下为公"就写得很好。与毛泽东同时代的许多人，于书法均有相当造诣。如朱德说他作学童时，"永字八法"就是天天必修课。（《光明日报》1980年7月6日）陈毅儿时就给自己规定每天写大字一百个，小字二百个。（《中国青年》1984年第11期第4页）其他如周恩来、董必武、谢觉哉、刘伯承、叶剑英、郭沫若等，无不擅长书法。早在汉代蔡邕就有"文字衣冠"之说，可知书法于士人之重要。毛泽东早年练书的具体细节无法祥知，但从他在此期传世不多的几件作品来看，点画工整、结构严谨，可知他对书法是下过苦功的。有评者认为，这与他"在扬济昌家里，耳濡目染，看到了不少书法碑帖"有关，并认为"明显的受了魏碑的影响"，某些"笔法简古"，有"汉简的意趣"。（《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第55页）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时，"沉静儒雅"，"勤奋好学，无论是科学、历史、文学、书法等都有很高造诣"。(《光明日报》1993年9月6日)这当然是极为可靠的评价，是毋庸置疑的。毛泽东正是在青少年时期勤奋好学，苦练书法，为他晚年攀登书法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缓慢发展（1921 -1949）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战争烽火，连绵不断，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参与并领导了这场严酷的斗争，运筹帷幄，转战南北，何能安宁！尽管如此，毛泽东仍厚爱着书法。据在毛泽东生边工作过几十年的陈秉忱说：在延安时期" 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然常阅览书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常在身边"。（《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第53页）可见他并未因客观环境不佳而放弃书法。然而终因战争时代的限制毛泽东的书法显然发展较为缓慢，传世的佳品也不多。象1946年手书其词《沁园春.雪》和1949 年手书其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和《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等数件，也是在稍微缓和的抗日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前夕写成的。此期传世的其他墨迹几乎全是信件和题词了。有人认为此期毛泽东"主要心思用在谋略上"，"对书艺似不经心"。 （《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第71 页）这种判断是合乎实际的，在那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哪有时间让他游艺翰墨呢？史载宋太宗 "从未间断学书，常常写到深夜"，也都是在即位后"国泰民安"、"公务之暇"进行的。毛泽东在建国之前，国不国，民不安的形势下"不经心"书法，显然是极为英明的选择。历史上的宋徽宗"瘦金体"名垂后世，但他沉溺于书画之中不顾大局，被后人斥 为典型的"玩物丧志，荒政误国之君"。（白朝《中国皇帝》）书法本身并无功罪可言，而在于人们处理得当，可能"是功"；如果似宋徽宗之醉于书法而不醒悟，必然是"罪"，因为那是背离时代的。此期毛泽东书法发展缓慢，这一个侧面也正好说明他在此期间为建党、建国迈出的步子是极其巨大的。       3、飞速发展期（1950-1957）       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八年间，一派欣欣向荣胜景，形势大好。毛泽东这时正是六十上下，心胸舒畅，精力充沛，经验丰富，又场住在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北京，钻研书法的条件，几乎是应有尽有，尽善尽美了，较之建国之前，何异天壤之别。毛泽东大举向书法王国进军了，他跨上了千里马，在书法艺术世界，突飞猛进了。       此期，留下的作品仍然多为信件和题词。由于此期书艺在不断提高，毛泽东对以往的题字自己也开始不满意了。如1953年2月23日给柯庆施的信中道："提议《新年日报》换一个报头，原报头写得太垮。"还有《中国青年》等报刊题名也都在此前后重新换写过。要是没有显著提高，他何能看出"太垮"呢？又何必换写呢？1954年2月23日所书《浪淘沙. 北戴河》（《毛泽东诗词墨迹（续编）》），已被有关学者评为是"敲开大门，准备登堂入室"之作，而且此件规范化的草书还一反传统习惯，先写出题目，后写正文，还加了标点符号，符和当代行文规范。他的书艺提高很快，就连曾任警卫员的翟作军，从毛泽东给他的信中也看出了："主席还在练字，字比抗战时写得更好了。"（《毛泽东轶事》第七十六页）       4、登峰造极期（1958-1966）       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信中写道："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47页）此信十分珍贵，因为五卷《毛泽东选集》中，根本没有选入类似谈论书法的文字。此信十分重要，因为这标明毛泽东决心要大举攻占书法王国的最高峰-草书了。这无疑是嘹亮的进军号吹响了！1958年是难忘的一年，是捷报频传的一年。这时，新中国各方面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已超额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正开始实施，反右派斗争已胜利结束。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全民大练钢铁，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万岁"之声不绝于耳。此时的毛泽东，从容自得，踌躇满志，显然是到了"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的时候了。"余力，犹言暇日"，"文，谓诗书六艺之文也"。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去尽兴遨游书法艺术世界的。可是，好景不长，经济困难时期接踵而来。1959年，毛泽东不再任国家主席，退居二线，不问大事。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前几年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在困难时期，" 曾经许多天没粮吃，七个月没一片肉"，对着宋庆龄从上海给他送来的一兜螃蟹，也只是 "摇摆头，就是不吃。"（《文萃》1991年4月18日）此期的毛泽东之心态       如何，可想而知。可是，毛泽东之酷好书法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到了一生的顶峰。从他借阅黄炎培的王羲之真迹一事即可见其概貌。他"工作一停，便翻开看，爱不释手，总是望着字迹琢磨，又提起笔来照着练"，"练到兴头，叫吃饭也不应"，他的"头依着真迹上的笔画晃动，好象下巴颏就是一支笔。"（《中国青年》1989年第4期）为什么这样如醉如痴地、勤学苦练书法呢？他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袁宗轩《毛泽东的书法艺术探微》）在1965年7月26日给于立群的信中也说："借此休养脑筋，转移精力，增进健康，是一件好事"。（《毛泽东书信手迹选》第172页）因此他写字相当随便；如临池如临阵，甚至严阵以待，或刻意雕琢，反而违背了消遣健身的初衷，甚至会 遏遏制其性、其情的自然流露。从传世的墨迹来看，多是随手拈来的案头信笺或其他办公用纸，并不多用一般书法家专用的宣纸。乘兴之所至，写些自己早年熟读过的古代诗词，不计工拙，常有错落，甚至连脍炙人口的《千家诗》第一首诗，也写错了字，（《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第173页）错了就由它错去，无意回顾。不少的作品只有正文，无心落款，何年何月所写，全凭后人猜测。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时期，如此反复笔耕不辍，功到自然成，书法史上的奇迹出现了！1963年2月5日所书《满江红.和郭沫若》，为公认的草书代表作，光采夺人，"即使把形容书法美妙的形容词多都拿来，也不够用了"。（《毛泽东的书法艺术》第94页）毛泽东已进入"七十而从心所欲"的境界了，"恣性任情，随意挥洒，皆成妙品"，"篇篇珠玑"。他的书法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质以传真"，达到了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境界，毛泽东超凡入圣了。他夺得了书法王国的王冠，他攫取了这项王冠上的明珠--狂草。千百年来，攻下狂草的书法家寥寥无几，可他与怀素比肩而无愧，其气魄之大，则又有过之而无不及。钟繇说："笔迹者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刘熙载《艺概》说："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志，总之其人而已"。（《历史书法论文选》第715）毛泽东的书法，正是毛泽东的满腹诗书、雄才大略、气吞山河的超人壮志和六十年临池功夫的高度集中升华，是毛泽东这位顶天立地的巨人的书法化。这也正是一般刻意追求书道的常人所望尘莫及之所在，这也正是他书艺远远超越一般书法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1964年到1965年间，他被"僵硬、颤抖和不幸的帕金森病症在侵扰着"。（《毛泽东的后半生》第116页）1967年以后"突然衰老了"。无情的岁月，残酷的病魔，中断了他持续向更高的书峰攀登。1972年2月21日他会见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还写了一幅"老头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的条幅，送给尼克松作纪念。这十二个字写得如何，似乎一般人都未曾见到，无法鉴赏了，恐怕也是强弩之末了吧！美玉无暇，世所罕见。毛泽东晚年也有过失，可他给后人留下无数珍贵的书法遗产，绝大部分又正好出之晚年，这恰如美玉暇中又还嵌藏着无数璀璨宝珠，岂非不幸中之一大幸么！       二、三点启示       1、书法是一门高深的艺术，非常年累月勤学苦练，是难以登堂入室的。象毛泽东这样的古今罕见的伟人，也是从小到老孜孜以求才登峰造极的。当代的书法界，不少人表面上还热火了好几年，可是，终究因先天不足，很快就被人们抛诸脑后了。"各领风骚不几天"，实在可叹！有人说"八十年代，书法大体是在沙漠上启动的。"（《中国书画报》1993年10月28 日）这个评价还是接近实际的。可当代书法家之多，实在是出人意料。吴丈蜀老先生以"假冒伪劣成风"，忿然退出书协，不是没有道理的。毛泽东年近花甲犹自谦"太垮"，书法世界的天高地厚，已可想而知。陈廷祜先生在写完《中国书法美学》一书之后，还在其《脱稿絮语》中说："伏案数月，我领悟到古人这两句话的含义：'书法是玄妙之技'，'六艺之中此为难事，人罕晓其奥'"。这是穷研书道者的甘苦之言，绝非故弄玄虚。孙过庭《书谱》说"会通之际，人书俱老"，"右军书法，末年多妙"。毛泽东亦何尝不是如此。可见，有志于书道者，应有"皓首穷书"的雄心壮志，切不可过早就固步自封，以为自己已经成"家"了，可以倘在荣誉的花篮里睡大觉了；这样，反然而断送了自己的似锦前程。        2、由楷而行、而草地循序渐进的学习书法，是攀登书法高峰的唯一捷径， 不二法门，这也正是毛泽东走过的康庄大道。 据中央档案室齐得平先生说："毛泽东学生时代书法功底打得很好，习正楷，字体工整有力。"二十年代，"行书很流畅"，"1936年已后，行草兼备"，"五十年代已后，他的书法博采众长，并有独创"，"1958年已后， 狂草更有特色"，（《书法导报》1990年 5月25日）这也是历代书法家走过的成功之路 。清乾隆年间书法家梁巘《评书帖》说："学书宜先工楷，次作行草"之说，（《历代书法论文选》第579页），是很有道理的，是应该信从的。"楷书如立"，"行书如行","草书如走"（跑）。 幼儿学走路，总是先"立"、再 "行"，而后"跑"，绝没有本末倒置先学跑而后始行、始立者。对照当代书法界，却竟有某些有志于书法者，却不肯在楷书上下功夫，而且是直接写行、写草以至写狂草，其字里行间，明显功力不足。这是一种出不由户，行不由径的瞎闯，恐怕是很难闯入书法殿堂的。宋代陆九渊说："为学有本末先后，其进有序，不容躐等"，（《与虞之南》）是很有道理的。       3、伟大的人格、渊博的学识，是推进书法腾飞的双翼，是书法夺目神采，生动气韵的源泉。       毛泽东虽然一生酷爱书法且勤于临池，但前半生戎马倥偬，建国后日理万机，时间极为有限，根本不可能如"张之学书，池水尽墨"，怀素退笔成冢，王羲之"二十七年偏攻永字"，"永师四十年不下楼"等，（《书法正传》的304页）那么专注苦攻以项书法。可毛泽东书法艺术之美，较之古今书法圣贤、大师，却毫不逊色，其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苏轼说得好："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毛泽东一生好学，博学多才，他能"一下子就能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草书的写意性，攻下了狂草"。（《毛泽东的书法艺术》88页）没有文、史、哲等方面的高深造诣，以及具有多方面的人文素养能行吗？陆游教子诗中有句曰："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于书法来说，"书外工夫"，也是极为重要。历史上苦练书法者何止千千万万，而彪炳书法史者，却不过凤毛麟角而已。"腹有诗书气自华"，如单攻书法而突视书外工夫，必然书法品位不高，无神采气韵之可言。《佩文斋书画谱》曰："世之学书者，如未能诗，吾未见其能书也。"毛泽东尤擅诗词，不下唐宋名家，这是不可忽视的促进书法艺术升华的巨大潜力。可是，在当代堂堂书法家中，擅诗者又有几何？黄庭坚说： "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见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不及也。"毛泽东书法亦为"他人终不及"者，以他人"书外工夫"终不及也。伟大的毛泽东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是多方面的，而此点于当代有志于书法者来说，显然是尤为迫切的，是千万不可忽视的基础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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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之我见

我是毛体书法的爱好者,经常应机关和个人要求,从事临摹和创作服务,受到了多家新闻媒体的报道.由于毛泽东书法艺术博大精深,他又因人、因时、因事书写出不同的形态和气势，临习的难度相当大。尽管自己精心临摹和创作出比较满意的作品，但仍然感到别人在肯定的同时，指导、点评和建议的很有道理。当然也有人指出临摹的作品与毛泽东书法形、神有异，我认为这种观点永远都是正确的。但综合两种意见，就后者而言，有必要将以下情况介绍给读者：     其一       由于临习者的学识、书写方法、结字技能、书法功力等远不及毛泽同志，所以不可能悟尽真谛，完善发挥。再者毛泽东书法艺术空间跨度大，时间延续长，他由一名学子直至党和国家的领袖，其叱咤风云的阅历和政治地位的变化，必然对其书法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出现了毛泽东书法在各个时期明显不同的艺术风格。读者仅凭对毛泽东某个时期或某件作品的观感作为范例，来判定临习者作品的形、神是否，显然有失偏颇。例如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书写的行楷与其六十年代写给郭沫若、华罗庚的草书信函比较，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同为毛泽东所书。     其二       文化大革命时期及以后公开发表的丢泽东自作诗词的书法，最具代表性的为《七律·长征》中的“三军过后尽开颜”；《满江红·和郭沫若》中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忆秦娥·娄山关》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些激情涌动，灵感喷发的神来之笔在多数人的脑中定格，人们谈起毛泽东书法，都认为只有那样的气势和形态才是毛体书法，否则都不象。殊不知毛泽东也有很多心态平和的愉悦之作，例如：1954年7月23日给女儿李敏、李纳的信，解放后手书1932年自作的《贺新郎·别友》等等。除此之外毛泽东亦偶有心情沉重甚至忧愤之余，例如1915年5月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十六字铭耻和1946年为“四八”①遇难烈士的题词等。     其三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的题词也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差别很大，判若两人手笔。例如在延安为中央党校的题词“实事求是”根本不可能与六十年代“向雷锋同志学习”是题词相提并论。因为从1985年10月16日他给田家英的信，要求田给他提供历代名家草书字贴。由此看出，建国以后毛泽东已向草书进军，书法艺术进入飞跃阶段。尤其是六十年代，已达炉火纯青，任间挥洒，精品迭出。此外，毛泽东也具有常人一样的情感，他又是善于挑战、改革、和创新的人，所以，欣赏他的书法作品不能从单一、传统的角度、更不能用静止不变的观点。     其四       毛泽东除书写自作诗词外，工作之余信手挥洒200多首鲜为人知的古代诗词及其名句。长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和《枚乘七发》等，短的有王勃的“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中既有诸如严遂成的《 三垂冈》等狂放之作，也有曹操的碣石诗《观沧海》等厚重老辣之精品。     其五       解放前后，毛泽东为报刊、单位、部队、和个人题词、题字很多，自己也有不满意之作重新题写。例如为《湖南日报》题写三次，《天津日报》题写二次，《新华书店》题写三次。就“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先后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九次题写。最常见的是1945年在重庆为香港《大公报》职工题写的。当然历次题写神采不一，形态迥然。其它有的题词如果不看署名，就字而言，很难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例如为张维母亲八十寿题的贺词“如日之升       如月之恒”。     其六       毛泽东几十年来书写了大量的信函，在给不同的对象，使用书体截然不同。给高级知识分子，象华罗庚、郭沫若、柳亚子、周士钊写信，则多见行草，甚至狂草。给基层干部、群众，一般都用行书，例如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和孙配君母子的信。给党外人士写信，书法则传统、规范，以示尊重和友好。最有代表性的是1944年12月22日写给国民党高级将领邓宝珊的信。笔迹老辣凝重，应该说是书信中书法之精品。     综上所述：毛泽东书法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非常人能比。同样的一个字，只举“人”字仅仅两画而言为例，他能结出多种形态，且完全在书写情理之中，则又在常人意料之外。震惊国民党文坛、政坛的千古绝唱《沁园春·雪》毛泽东解放前后曾十多次书写赠人，每次作品的章法、艺术风格都大相径庭。就“毛泽东”三个字的落款，有人做过统计达168种之多。 这样发达的思维和丰富想象的结字技能除毛泽东尚无二人。毛泽东虽不是神，但决非常人可及。所以他的书法墨宝既传统、法古又创新、豪放，可谓百态千姿。不深入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发展变化的过程，仅凭接触报刊发表的零星散件作结论，去比照后人临习毛体书法像似程度，显然既主观又随意，令临习者不能苟同和折服。就本人而言不论是原件临贴还是脱贴创作，每一个字（包括章法）都与毛泽东书法艺术有渊源，绝非师出无名。 如果非要深究像似程度，个人认为，在尽可能追求形似的基础上，关键要展示毛泽东书法艺术的精、气、神、韵，弘扬其深邃、伟大的内涵。假设读者坚持自己的观点，显然是对如何继承先进文化缺乏正确的理念，忽略了齐白石说的话“象我者死       似我者生”的从艺规则，不客气的说是对毛泽东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文字手稿、诗词书法、书卷接触不多、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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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洒在毛泽东书法艺术的寥廓江天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1年07月13日15:10  作者：孙梦秋
　　1、书法的精义是书写者的精神
　　密芝勒在《人民》的开篇写道：“谁把思想局限在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
　　历史研究是这样，艺术研究更是这样。当我们在解读当代书法艺术这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艺术史时，更应该具有“向后看”的历史眼光，和向历史学习的谦卑襟怀与敏锐洞察力。尽管，研究书法艺术的历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需要非凡的学养做基础。可是，一切有思想、有原创力的书法艺术家，都会从研究书法艺术的历史中，找到书法艺术的思想精髓，以及艺术实践的方法论。假如没有历史，他们既意识不到自身的局限性，也无法看到自身的能力；他们在书法艺术的海洋中找不到判断的标准，以及通往未来的路标。他们的笔无法走动，更不会飞翔……
　　然而，正如诗人所说：“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与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时下的书法艺术界，早已不是王羲之、怀素、张旭、颜真卿、柳公权等巨擘大家们“乘物以游心”，恣肆汪洋的时代了。那是一个艺术高度自觉的时代，是为性灵而艺术的时代，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黄金时代。
　　《唐朝名画录》记载了开元年间的一段轶闻。其时，画圣吴道子、草圣张旭和擅长舞剑的裴旻将军邂逅东都，于是乎，中国书画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幕上演了。将军舞剑，气贯长虹；张旭狂草，风起云涌；吴生奋笔，有若神助。东都洛阳，万人空巷；天宫寺内，观者云集。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内，获睹三绝，三生有幸矣。”后世论者在谈起这段轶闻美事时，都把观察的目光聚集在舞剑、绘画、书法这三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在审美意趣上的一致性（相通）上。却独独忽略了为什麽上天会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给中华民族艺术的天宇擦亮一颗又一颗熠熠的明星。
　　心中的道德律和天上的星星，是古希腊哲人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忠告！籍此，有人说，仰望星空，可以清洗自己的精神，发现自然的规则（天道），可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差距。一个善于思想的人文，必然是一个对头顶的星空心怀敬畏的高尚的君子。一个书法家，尤其是一个有思想的书法家，也必然是一个不仅喜欢仰望星空，而且从未放弃将深邃的目光投向幽暗的历史隧道的探索者。从仰望星空得到力量和启悟，从历史研究中得到经验。因此，从星空到历史，是一个大书法家精神之旅的必由之路。
　　书法的精义是什麽？是精神，书写者的精神。西汉杨雄论书法，说：“书为心画”。心者，精神也。近代刘熙载《艺概·书论》说得更明确，“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或许，对于不同书写者而言，如何理解和体现书法的精义，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是，一个优秀的书法家，必然是从中国传统书法理论中汲取丰厚营养的“书如其人”的高尚之士。林语堂说，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始终是一个对人生建筑在明慧的悟性上的达观的人。而一个优秀的书法家，也必然是在明慧的悟性下将人生体悟和书法境界水乳交融的“乘物以游心”的人。
　　书法家不仅仅是写字好看的人，那样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书匠”，即使再优秀，也只是一个优秀的“书匠”，而不会成为像张旭、怀素、王羲之、颜真卿等等傲然兀立的巨擘泰斗。传世的书法精品，无不浸润、迸射着书法家丰沛的精神之光。毛泽东提倡“字要骨神兼备。”苏轼说：“书必有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不成书也。”无论是“骨”、“神”还是“气、血、肉”，毫无疑问都来自于书法家的精神、学养、性灵和节操。
　　王永红的家乡有一座天中山。那是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亲笔题写山名，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天下最小的山。言其小，是就其体量而言。高仅三米多的一个小土丘，即使放在一马平川的大平原上，人们也无法将这个“小不点”与山的概念联系起来，它甚至还没有周围普通的房屋高。但是，它又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历史的崇山峻岭，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去仰望，它竟然是那样地高不可攀。
　　20年前的一个夏天，当时还是一名作家并且主编某刊物的王永红，曾经邀请我一起去看这座天中山。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颜真卿亲笔书写的“天中山”三个字，第一次从点横撇捺的结构中，感受到穿越千载的凛凛风骨直逼心灵的力量。
　　颜真卿写这三个字的时候，正是身陷贼营，生死难卜的危急关头。其时，他的堂兄颜杲卿和侄儿颜季明，因坚决抵抗叛军而致“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在此家仇国恨油煎火熬的时刻，它又被奸相卢杞派往淮西叛军李希烈部“宣慰”唐王朝的谕旨。颜真卿明知这是奸相借刀杀人的恶毒阴谋，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威武不能屈”的凛然风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核心价值观，使他根本没有想到推辞和退缩。他毅然从长安出发，来到当时被叛军占领的河南许昌。在这里，叛将李希烈的亲兵养子手握钢刀杀气腾腾,高声谩骂围逼颜真卿。颜真卿面不改色威武不屈,庄严郑重地宣读了朝廷对于叛军的招抚政策。李希烈见威吓不成，即以礼相待许以高官厚禄，欲拉颜真卿入伙共反朝廷。颜真卿至死不从。恼羞成怒的李希烈遂将他囚至蔡州。颜真卿在蔡州写下“天中山”后不久，被叛将李希烈缢杀。
　　20年前的那个中午，作家王永红在天中山下给我讲这段典故的时候，我从他满脸风云密布的严峻表情中，感受到“天中山”三个字所投射出来的凛然的力量。我想，所谓书法的“风骨”，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吧！而碑文的解说词把这三个字仅仅解释为“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九州之中,蔡州为豫州之中,故为天中”的地理标志，实在是太幼稚、太浅薄、太形式化了。在一个浮躁的，经济和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有多少人能理解一千多年前一个大书法家“天欲坠，赖以柱其间”的精神呢。惟如此，这三个字才有穿透历史的凛然风骨……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重复。被盛唐气象滋养出来的中国书法艺术的春天，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盛世嘉年华里再度重现。如果说盛唐气象孕育出来的中国书法艺术的巅峰时代，是一个法度森严，奇峰并起，浑漭壮观的喜马拉雅山系，那麽时下书法艺术的繁荣，则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点马克思所言的“笑剧”的色彩。在诸多书法造诣登峰造极，人格情操高山仰止的严谨的大家们潜心研究、埋头创作的当口，伪大师满地走，假作真时真亦假；假桂冠顶顶飞，无为有时有还无。在一双双“看不见的手”调控之下，当代书法艺术的天空中，黄钟雷鸣，瓦釜亦雷鸣……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背后，名不见经传的书写者，正躲在僻静的书斋或宁静的村庄，他们澄澈的目光遥望历史，也仰望星空。在神马都是浮云的天空之上，寻找着书法艺术的天道，不动声色地刷新当代书法艺术的历史。
　　2008年奥运会闭幕前夕，全国政协组织了一场为奥运会闭幕式而创作的书法盛会。国内书法界稍有名头的艺术家们，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与《唐朝名画录》记载的张旭们在东都洛阳天宫寺内即兴泼墨的盛况类似，不同的是这次盛会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儿“擂台赛”的意味。各路大师，笔走龙蛇，挥毫献技，隶、楷、行、草、狂草；唐诗、宋词、诗经、楚辞、名言警句……大师们用尽所有的书写方式，在中华文化诗、词、句、段的海洋中寻章摘句。虽则华章灿灿，满殿生辉，但与奥组委的要求相比，却总有遗憾。
　　据现场参与者回忆说，当其时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毛体书法家不动声色地出场，改变了这种尴尬的场面。他以毛体书法固有的狂傲、豪放、目空一切的气质，书写了一幅特大号的“天下和”，成为奥运会闭幕式选用的书法作品。
　　第二天，以《人民日报》及其海外版领衔的所有官方媒体，都对这一颇具戏剧性的场面进行报道。一些知名的生活类、文化娱乐类媒体也紧跟其后，对这一盛事进行报道。“天下和”三个字，从此在中国当代书坛、尤其是毛体书法界，成为一个标志，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符号。
　　而王永红，作为这三个字的书写者，从此奠定了在中国毛体书法界的地位。
　　让我们把深邃的目光，越过书法家留在宣纸上的遒劲和峥嵘，一步一步，去探源他与毛体书法艺术的历史。因为只有历史，才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当下，预见未来。
　　2、走过去的脚印镌刻在天空
　　在网上搜索“书法家王永红”，或者“作家王永红”，你会看到许多丰富的信息，我们对其进行了简要的编辑，得到如下的资料：
　　王永红，曾用笔名原燏、虹剑，永宏等。中国当代作家、书法艺术家、国家一级书法师、编辑学家。祖籍河南新蔡县，研究生学历。1984年参加工作，在新闻、文化战线从业20多个年头。曾在新华社湖北分社、《当代散文报》、《法治时代》杂志、《中国作家》、《中国改革报》、《国际日报·中国新闻》、《中国魅力城市》杂志、和谐中国网等任职，历任报刊编辑、记者、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等职。
　　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报告文学集《弄潮集》、《今人的脚步》、《老海沧桑》、《布尔什维克群体》；小说和散文集《秋天的重复》、《变迁》、《走进青山密林》；诗集《童年的梦在草丛中握手》；书法作品集《王永红信札选》等多部。书法作品《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出师表》、《沁园春·雪》、《无极》、《西风烈》等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中国民族文化宫、全国政协、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人民书画艺术网、和谐中国网、和谐中国书画院等展出和收藏。书法作品获中国首届毛泽东书法艺术作品大赛特别金奖。2002、2003书法作品曾被中国当代书法家丛书编委会编辑出版台历、挂历、专著等。曾为八一电影制片厂与河南省有关单位联合拍摄的《少年英雄雷素》和《民警刘文功》电视电影、报告文学题写片名。2008年为奥运会胜利闭幕书写“天下和”引起轰动，并被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及多国政要收藏。
　　系中国新文学学会会员、理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会员，中国毛体书法家协会会员、常务理事，北京唐风美术馆馆长，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科联研究员，中国生产力学会理事，中华青少年文学·摄影·书画大赛评委，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全国城市采风万里行组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书画函授学院教授、名誉院长，和谐中国书画院终身院士，中国重点城镇建设湖北省投资指导工作委员会顾问，中广华夏国际传媒顾问，中国爱心书画艺术团执行团长。现任中华和平书画院院长，联合国世界和平基金会黄宾虹书画艺术研究院院长，人民日报影视中心执行主编等职。入选《二十一世纪杰出专家》、《简明诗词家辞典》、《中华诗词家宝鉴》、《中华名人词典》等。
　　从这份简历中，人们也许会说，书法家王永红其实是一个作家。
　　不，听我说，亲爱的读者，亲爱的朋友，你们只说对了一部分，很小的一部分。冰山在海里运动，露出水面的只有八分之一，你们看到的正是那露出水面的一小部分。而更雄伟、更壮阔、更具决定意义的大部分，却在海底沉默，成为人们不易察觉的沉默的大多数。
　　面对生活奇迹，有人说：“看着它，让它发生！”20年来，作为他的朋友，我曾经用各种不同的眼光审视他，挑剔他，欣赏他，眼睁睁地看着奇迹是如何在他身上发生的。我要说，当你们认为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书法家，一个编辑家，一个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家,一个有真知灼见的学问家的时候，你们在一定程度上对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错了。落在他头上的那些在世俗眼光里光芒万丈的光环，其实并不是他的庐山正面目。就其本质意义而言，王永红只是一个赤子。一个庄子笔下“抟扶摇而上”徙之南海，“其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一样的赤子。一个豪爽而大气的人！
　　但凡熟悉王永红的人，对他今天取得的成就，大都不会感到特别的惊讶。在大家的潜意识里，取得这些成就对他而言，是应该的。可是，对于那些能够进入他澄澈的精神境界，从“垂天之云”的更高的层次上理解他的人而言，他取得的这些成就，似乎就更加不值得一提了！因为，这一切，本来就是他的生活，他生活的状态和理由，是他波涛汹涌的精神汪洋中跃动着的一朵朵浪花。只不过，这些浪花在阳光之下更绚烂明丽，易于被人们发觉、接受罢了。难道，大海中有几朵灿烂的浪花，就值得大海骄傲和惊喜吗？
　　艺术源自生活。探源王永红的艺书之路，必然要涉及他的生活经历。作为毛体书法家、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的名誉会长，他的性格、生活经历、艺术实践、思想境界，甚至语言风格、生活习惯等等，他在很多方面都和伟人毛泽东有着相似的地方。当然，把一个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人与伟人相比较，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是，太阳下的蜡烛虽然没有太阳光芒四射的无穷威力，甚至于功德无量，但是，它也有光和热，也一样造福人类。它的光和热与太阳相比，除去大小冷热的程度不同之外，似乎并无什麽本质的不同。因此，为了便于比较和叙述，请允许我们将一个毛体书法家和伟人毛泽东相比较。
　　在有关毛泽东的传记资料里，我们知道，毛泽东早年读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书法，那时候，他喜欢钟繇、王羲之。而在他的书法艺术臻于成熟的壮年和晚年，则比较喜欢怀素、张旭等人的狂草风格。对他来说，书法既是他起草电文，抒写诗情的必要工具，又是他休息脑力，陶冶性情的良方。无论是在艰苦的行军岁月里，还是在延安的窑洞里，稍有闲暇，他都会研读字帖，挥毫练字。据说他那时得到一套《三希堂法帖》，即视为珍宝，随身携带。即便是在炮声隆隆，万马战犹酣的战争状态下，他也能气定神闲地挥毫泼墨，写出《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样无论是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还是从诗词艺术的角度，亦或是从政治和战争艺术的角度去看，都是前无古人的灿烂篇章。
　　毛泽东不修边幅，爱吃辣椒，对农民和弱者充满感情，对不公不平和黑暗现象疾恶如仇，对压迫他的“天条”充满蔑视，即便是对于自己的父亲强加给他的不公平的压迫，他也会用斗争的手段去反抗，以争得公正和尊严。
　　除了不抽烟，书法家王永红在任何方面，都跟伟人毛泽东极为相似。他的怒雷霆万钧，他的泪春雨温润。兴之所至，手舞足蹈。谈至性浓，神采飞扬。他熠熠生辉的眼睛里，散射着热烈豪爽的光芒，睿智而又明朗。一小把花生米，一杯小酒，一阵长空雁叫，或者一段故事，都能激发起他创作的欲望。
　　毛泽东早年受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排挤，是由于他没有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但历史证明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伟大的理论家、思想家。王永红早年由于家庭贫困，在推荐上大学的年代里同样失去了走进“象牙之塔”的机遇，也没有吃过书法理论的“洋面包”、“洋墨水”，但后来他也成为一个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堂上，给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讲授书法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教授。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永红对于学问的态度，正应了他的河南乡党李斯的话。既高屋建瓴，大开大阖，又孜孜矻矻，一丝不苟。对书法有兴趣的人都知道，如果同一个字在同一幅作品里多次出现，是不能用相同的写法去写的。谨以“学”字为例，王永红说，大部分书法家的知识储备里，“学”字大概有四样写法。有一次，一个对毛体书法推崇备至的大企业家慕名求字，偏偏在同一幅作品里“学”字要出现五次，人们翘首以待，看王永红如何来书写第五个“学”字，而他却挥洒自如，用毛体特有的潇洒不羁的气度写完了这幅作品，创造了“学”字的第五种写法。这幅作品后来被悬挂在这家企业的办公大厅里，来来往往的人们在欣赏这幅大气磅礴的作品时，看到那个“斅”字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识的。而这，正是王永红在长期研读书法理论和先贤字帖的时候，从王羲之字帖里学到一种写法。
　　毛体书法的魅力，在于它淋漓酣畅地体现了毛泽东的精神境界和伟人气度。在当代书法界，学写毛体的书法家很多很多。有些人临帖经年，惟妙惟肖，几以乱真。但经不起仔细斟酌、品味。这些惟妙惟肖的作品所缺少的，正是毛体书法中发散出来的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气概，这种力量和气概，是“临摹”不出来的。他来自于伟人毛泽东的个性特点和精神气质，来自于他的世界眼光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自信，来自于直承“颠张狂素”（张旭、怀素）的草书精髓的毛泽东化。
　　一个时期以来，王永红沉醉在历史上巨擘大家的书法理论里，精心研读了王羲之的书法理论，从《自论书》、《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记白云先生书诀》到《笔势论十二章》，以及唐代虞世南的《书旨述》、《笔髓论》，李世民的《指意》，孙过庭《书谱序》，宋代苏轼《论书》等等，他对这些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王羲之的《笔势论十二章》大多侧重于书写的技法，是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而唐太宗李世民的《指意》，则站在书法艺术哲学思想的高度上，高屋建瓴地指出了书法的精髓。李世民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知，则字无态度；以心为筋骨，心要不坚，则字无劲健也。”毛体书法的“精魄”和“筋骨”，大概是临摹不来的。而王永红的毛体书法之所以取得众所公认的成就，不是因为他把毛体临摹得惟妙惟肖，而是因为他的毛体书法在“精魄”和“筋骨”上与毛体神似。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神似”不是“似”。“神似”是指精神气度上的息息相通，是书法境界上的“似”，其核心在“神”；而“似”的核心在看上去很像，侧重于表面的视觉效果和技术层面。一字之差，却有着万里之遥的差距。王国维论诗词，说“词以境界为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引之于书法，同样适用。而齐白石的名言“似我者，死；学我者，活！”指的也是这个意思。
　　境界、精魄、神似，这些都不是经过临摹就可以达到的。我们不否认临摹的作用，但仅有临摹是不够的。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学好后要发挥。习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又说：“人有像貌、筋骨、精神，字也有像貌、筋骨、神韵。”因此，临帖，“最初要照原样写，以后练多了，要仿其形，取其神。”在毛泽东以亲身体会总结出来的书法理论里，对临帖做了充分的肯定，但临帖的目的是“取其神”，而“神”的取得，并不仅仅是在书斋里临帖所能得到的。
　　毛体书法的魅力在于狂放不羁，气度磅礴，在于翻江倒海的革命激情和力量，以及直承“颠张狂素”的草书精髓，并加以毛泽东化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迈和自信。这种境界，难道仅靠临摹就可以达到吗？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蔑视天条，反抗压迫，是敢于并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从而在一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他的这种性格经过革命战争百折不挠的砥砺，加上一个伟人“冷眼向洋看世界”的眼光与襟怀，形成了他后期书法艺术的特有境界。
　　王永红的经历一样是曲折的，在成为作家之前，他基本上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压迫的人。这种压迫来自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来自于生活本身。为了生存，十几岁他就离家打工，到遥远的太行山里谋生。他一生干过很多工作，有过很多社会角色，中学生，农民，打工仔，马戏团领导，乡镇企业领导，民间文艺家，县委宣传部的干事（县报编辑）、省报以及国家级报纸的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社长，诗人，作家，书法家等等。每一个角色的转换，都有一段不寻常的故事。有的心酸，有的苦难，有的喜气洋洋，有的悲喜交加。在所有角色中，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就是学习。他曾经说，他在从中学生到农村生产队当农民时，就开始背诵《新华字典》。后来随着角色转换，社会阅历的增加和接触事物的繁杂，他依然坚持着学习的习惯。他出版的报告文学、小说、诗集，都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构思、写作、修改的。《秋天的重复》出版之后，曾经在电台连续播出。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对他后来在毛体书法上取得的成就，大有裨益。
　　更重要的是他的性格和精神气质与伟人毛泽东相似，他也是一个百折不挠，不肯服输的人。是一个蔑视强权、反抗压迫的人。1990年代初期，他做一家媒体总编辑的时候，就曾经为了给几个上访的农民（其中有残疾人）主持正义，而甘愿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和方方面面的利诱、威逼、陷害，与当时的一个地委书记斗智斗勇。那是一个管着十几个县、几十个县（处）级局委的地区呀！地委书记的能量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那时，曾经轰动一时的原泰安地委书记胡建学尚未倒掉，他就已经与另一个“胡建学”开始斗法了。
　　中国是一个有着封建历史传统的国家，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之初，有些地方的有些官员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官本位方面，特权思想方面，还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沿袭着封建传统的残渣余孽。“破门县令，灭族道台”。王永红不是没有想过与这样的一个“道台”斗争可能付出的代价，但是他自己早年的坎坷经历，长期被特权压迫而形成的蔑视特权、反抗压迫、追求公正的性格，让他面对跪在地上哀哀哭泣的上访者，不得不拍案而起。他亲自深入农村、乡镇，采访调查。在农村调查时，他乘坐的农用三轮车被警车跟踪。回到地区，他无论是打的还是住宿，都有两辆O牌照的车轮班跟踪、监控。就在他调查清楚准备签发稿子的时候，还有人找他“公关”，利诱不成，换成威胁。他不为所动，用蔑视来回答这些下三滥的手段。稿子发出来后，群众欢呼，而压力空前地集中在他的头上……后来，李长春同志对稿件的批示，让事情一下子柳暗花明。当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人民拍手称快，他却很感动地对编辑部所有人说，真的要感谢党，感谢李长春同志。
　　他后来即使当了作家，很多时候也是像写《中国农民调查》的陈桂棣一样，关注基层，关注农民，关注被迫害的少数人。陈桂棣在写《中国农民调查》之前，是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纯文学作家，写过很多有影响的小说、散文、剧本、报告文学等。而起之于基层农家的王永红，却至始至终地关注着现实，关注着农村、农民。只是后来的一场变故，让他中断了对现实的关注，进而研究毛泽东书法艺术，并最终由作家转型为毛体书法家。
　　他的性格特征和坎坷经历，他的文学修养和朴素的人民情怀，他的襟怀气度和敢做敢为的风格，都让他的毛体书法在境界上达到毛体的神韵。而这，是那些在钟鼎玉食中长大，或者生于富贵之乡、长于书斋之中的人们，靠着临帖所无法达到的。
　　与“饮中八仙”之一的张旭和有“醉僧”美誉的怀素不同，王永红不善饮酒，偶尔为之，也不过浅尝辄止。这一点倒与毛泽东相同。杜甫在《饮中八仙》里描写张旭创作的状态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而毛泽东喜欢的怀素，在继承张旭草书的基础上推陈出新。“颠张狂素”的书法创作往往是在酒醉痴狂的状态下，豪放无羁挥洒为之。毛泽东的书法创作，大部分是在革命高潮或者斗争胜利的时候而挥写，并且，这种挥写往往是与他的诗词创作珠联璧合。大多数时候，书法创作只是他诗词创作的表现手段。王永红不同于“颠张狂素”，更无法体验毛泽东作为领袖和伟人才能体会到的那些东西。但他在创作状态上与他们有着相通的地方，越是大场面，就越能激发出他的创作活力和灵感，越是人山人海、指指点点，他越能酣畅淋漓，挥洒自如。这与一般躲在书斋里、沙龙里、或者会馆里凝神静思而“创作”出来的毛体书法，在精神气质（神似）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这，或许就是他区别于某些自诩为“正统的毛体书法家”的地方！
　　这，或许也是他被广大毛体书法爱好者喜欢和追捧的原因之所在。
　　3、你没有看到蓝天是你没有达到看蓝天的高度
　　欣赏王永红的书法作品，犹如在进行一次精神的放飞。由于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丰富的文学素养，斑驳的人生阅历，朴素的人民情感，永不服输的性格，豪迈的胸怀，以及蔑视困难、蔑视强权，反抗压迫的强烈鲜明的个性，王永红的毛体书法蕴含着无限广阔的天空，无限深远的自信，和无比强烈的情感和力量。尤其在广为称道的“天地宽”、“精气神”、“天下和”、“天行健”、“西风烈”和“高瞻远瞩”等作品中，那种大气磅礴、翻江倒海的力量扑面而来，气势浩荡。而他用毛体书写的《清平乐·六盘山》、《登鹳雀楼》、《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作品，由于篇幅浩大，远望漫壁氤氲，近观字字峥嵘，风华天成。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民族文化宫、全国政协、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单位收藏、悬挂的他的书法作品《为人类的幸福而劳动》、《沁园春·雪》、《无极》、《西风烈》等，更是得到人们广泛的称赞。
　　为2008北京奥运会闭幕式题写的“天下和”，一举奠定了他在毛体书法界不可撼动的地位。奥运闭幕后，全国各地、尤其是港、澳以及深圳等地，邀请他讲座和现场创作二十几次。江浙一带的文化界、书法界、企业界也多次邀请他做专题讲座和现场创作。从人们对他的书法作品充分肯定和热情追捧的热情中，他体会到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和深厚感情。他说，在别人眼里，他是毛泽东书法艺术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的毛体书法家，而在他自己心里，他是从土地上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是农民的儿子。他对人民、尤其是处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的人民，充满了与生俱来的朴素情感。
　　在书写奥运闭幕式“天下和”之后，他书法作品的润格，很快由原来的人民币20000元/平方尺，被人炒作到60000元/平方尺，这是他并不愿意看到事情，他练毛体书法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发财。但是，在艺术和文化都产业化的今天，他又无法逃避市场规律的“铁律”。因此，每次外出讲座或者专场创作，他都会带几幅写好的条幅、斗方等作品，送给喜欢毛体书法的退休干部、退休工人。在深圳，他看到一个来自湖南的老农民在他的书法讲座（创作）专场外等候，直到人都走完了，那个农民还不走。他走过去与老人聊天，知道他来自于湖南平江，60多岁了，在这里带孙子，儿子和媳妇都在这里打工。老人说她特别怀念毛主席，希望能得到一幅毛体书法，但是他分文没有。王永红让助手铺开宣纸，为老人写了一幅“天道福善”送给他。
　　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不摸钱。王永红身边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经济观念。他人生的大多数时候，都受着金钱的压迫。他最崇尚古人君子爱钱取之有道的立场。他把“道”永远放在“钱”之上。那些把书画当做发财的工具，锱铢必较、投机取巧的商人，他一概敬而远之。即便在他功成名就的现在，与那些住别墅、开豪车，出则前呼后拥，入则呼侍唤婢的“家”或者“腕”们相比，他依然过着清贫的生活。他送给人们的作品远比他卖给人们的作品多得多。为此，他的经纪人不止一次与他吵得面红耳赤，有几次，甚至撂挑子走人……
　　2009年冬末，我陪他去云南沅江，在那里，他给所有喜欢毛体书法的当地干部、各族群众、青年学生等人，展示了毛体书法的神奇魅力。回来的飞机上，他对我说，毛泽东一生最喜欢的古代诗人是李白，他诗词中漫溢出来的豪放与浪漫，与李白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由诗词而性情，而书法。他书法中的豪迈与浪漫气质，与他诗词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李白是道家人物，其精神源头直承老庄。庄子在《逍遥游》里，曾经描写过一条鱼、一只鸟，那是我们中华文化中最著名的鲲和鹏。那篇文章你还记得吗？
　　我说，记得。接着，就小声背诵道：“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他接着我的话说，这是一只多麽磅礴、多麽伟大神鸟啊！毛主席晚年，以伟人的襟怀和诗人的幽默，挥毫泼墨，写下了“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这是多麽豪迈的气魄！
　　这时，机舱里响起播音员甜美的声音，告诉旅客飞机将在20分钟后降落首都机场。机场的天气是阴天，气温零下X度。听完广播后，他打开身边的舷窗，舱外的阳光穿过蓝天白云，射进舷窗。他看着炫目的阳光，说了一句极富哲理的话：“你看，我们在高空看到的是阳光灿烂的蓝天，而机场上的人看到的却是冷风横扫的阴天，天还是那个天，高度不同，看到的就不同。”
　　我说，是啊，没有看见蓝天，是没有达到看蓝天的高度！
　　这让我联想到对于毛体书法的争论，联想到他的书法，他的历史。我想，无论是庄子“垂天之云”的大鹏，还是毛泽东恣肆汪洋的书法，还有王永红书法的精神境界，在不同的人眼里，自然会有不同的评价。这其中，评价者所处的“高度”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流萤集》里，泰戈尔说：“天空虽然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 是啊，当流萤沾沾自喜地在天空寻找翅膀的痕迹时，它怎麽能看到九天之上“其翼若垂天之云”的大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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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独创新体的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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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泽东视察济南，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陪同毛泽东去郊外参观一座寺庙中古人留下的墨迹，由此两人谈起了书法。毛泽东说：“我练字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的四大家族；第四阶段是进北京城以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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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自己的书法分为4个阶段，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方便研究的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可合为一个阶段。理由如下：一是毛泽东的书法与他从事的中国革命的实践是分不开的，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一个完整的阶段；二是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的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如果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独立的时期或阶段，会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三是从建党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毛泽东书法墨迹中几首诗词，虽然是那个时期作的，但都是解放前后重新书写的，已经超出了那个时期的书法水平。所选的几封书信、文稿、题词，从书法的角度看，与1938年至1949年间的书体、书风则没有太大的区别，因而可看作是探索时期的前期作品。

由此，我认为毛泽东的书法可分为3个时期（阶段）：第一个时期为循古筑基时期，即1921年以前；第二个时期为探索风格时期，从建党至新中国的成立；第三个时期为登峰成体时期，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晚年。下面我们就按照这3个时期，来寻觅毛泽东书法实践的足迹，探讨“毛体”的形成历程。

第一个时期：循古筑基（1902年至1920年）

毛泽东诞生于1893年12月26日。他8岁时就被父母送进韶山私塾读书，之后又先后转读6所私塾，共读了6年，这就是毛泽东自己概括的“6年孔夫子”。这6年中他除了读好国学启蒙经典书籍以外，就是学会用毛笔写字。

毛泽东少年时期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文家生活，文家文化氛围甚浓，亲戚中不少人有古文功底和书法基础。长毛泽东9岁的表兄文运昌，毕业于湘乡师范，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古文和书法功底都不错。毛泽东在外婆家读书、写字，均以表兄为师。毛泽东的二舅文玉钦，也懂古文、书法，对毛泽东的成长极为关注，连书法大字范本，都是他亲笔书写。毛泽东少时接触的古代名人法帖，大多是在文家见到的。

这期间，毛泽东虽有2年休学在家，但却没有荒废学业。他白天下地劳动，晚间读书，为父亲记账，对毛笔字书写兴趣越来越浓，书法基础也打得更加扎实。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韶山，进了湘乡县城附近的东山小学堂读书。他的入学文章《言志》，是以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书写在十行纸上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书风对他的影响。这篇文章很受该校国文教师袁仲谦的赞赏，并破格录取了这位异乡学生。在这所学堂里，毛泽东受到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派思想的政治启蒙。他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一本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逃到日本后刊印的《新民丛报》合订本，读了又读，并在《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有感而发，写了一段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这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墨迹,当时学校师生已经戏称毛泽东的字为“兰亭体”了。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5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后来合并到第一师范。从此，毛泽东开始了求学和革命实践道路上重要的一段历程，他的书法也正是在这里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当时在湖南长沙的省立第一师范，有一批国学、西学功底颇深的教员，如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袁仲谦、方维夏、黎锦熙等。校内学风甚浓，对学生的学业也要求极严。以书法习字为例，毛泽东所在的本科第一部从预科到本科一、二年级，每周有习字课2节，并规定：“习字科多习正楷”，“务求劲端秀丽”。“矫正执笔、运腕及各种姿势”。“购备碑帖，宜习隋碑”。“下笔不可率易，务求使转分明”。一师的课外学友会，也对书法有明确要求：“凡楷书、行书、草书等普通书法必练。”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书法基本功训练。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有一句口头禅：“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他几乎天天练碑帖，书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现在的湖南一师还保留着1张毛泽东1915年2月24日的“还书便笺”，用笔严谨，又有开拓，可见他那时已经有了相当功底。

毛泽东十分推崇老师徐特立的“不动笔墨不读书”的学习方法，养成了读书记笔记的习惯。他当时记的笔记很多，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本，是一个9行直格本。前面是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头被把他题为《讲堂录》。这个本子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的听课笔记和读书札记，是随其他笔记本一起存放在韶山老家的。1929年，国民党政府到韶山抄他的老家，族人把他存放的笔记本和书籍点火焚烧。一位私塾先生看见了，抢出了这个笔记本，为我们今天研究毛泽东早期书法提供了宝贵资料。毛泽东手抄的屈原《离骚》为小楷手迹，多被书法理论界推崇，称其为：“工整秀逸，圆熟浑成。”“沉着痛快，磊落嵯峨。”

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提出吞噬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北洋政府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4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楷书行笔，大器苍劲，字字铿锵，力透纸背！

也是这年5月，与毛泽东要好的同学易永畦病逝。5月23日，学友会为他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写下40行五言古风挽诗：“我怀郁如焚，放歌依列嶂……”这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留下的最早的诗作墨迹。

1918年9月，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北京，在李大钊任职的北大图书馆里当了一名助理员。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长沙，经周世钊推荐，在一师附小任历史教员。这个时期，他结识了对他书法颇有帮助的良师益友孙佷先生。

孙佷是我国现代一位有影响的教育家、语言学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当时，他受聘在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经常去听他的课，由此二人相识。孙佷写得一手好字，毛泽东曾登门求教。他告诉毛泽东要练好楷书，就要懂得章法，还从笔架上拿下一支狼毫，给毛泽东写下28个字：“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俯仰、起伏。”毛泽东把写有这28个字的纸条揣进口袋，从此认真琢磨，开始练起楷书来。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写得都是一丝不苟的楷体，读书所作的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

整体来看，毛泽东早期书法作品，是以楷书为主，亦兼有行书。有人根据一师提倡“宜习隋碑”，推断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受隋碑影响较大。也有人认为，毛泽东受楷书大家欧阳询影响最深。欧阳询是长沙人，唐初书法大家。毛泽东早年的墨迹，如《还书便笺》、《讲堂录》、《铭耻篇》、《离骚》、《商鞅徙木立信论》等，行楷相间，与欧阳询的楷书《九成宫》和行书《张翰思鲈帖》的用笔结体都有一脉相承的痕迹。还有人认为，毛泽东早期书法是学魏碑楷书，如毛泽东写给罗学瓒的明信片，是十分工整的魏碑楷书。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早年求学时期，其书法正是打基础之时，对前人的书法成就，广而纳之。清末民初，正是碑、楷盛行的年代，这些自然都会对毛泽东产生巨大影响。

第二个时期：探索风格（1921年至1949年）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28年是中国革命经过艰难探索直至取得辉煌胜利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对书法进行不断探索直至形成独树一帜风格的时期。

1921年至1936年是中国革命的曲折发展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毛泽东东奔西走，戎马倥偬，居无定所。这个期间，毛泽东几乎没有时间研究书法，现在能够找到的毛泽东手迹，只有少量书信和题词。如：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1934年1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的题词；在反“围剿”时鼓励红军的题词；1936年10月5日致张学良的信；1936年11月2日致许德珩等的信；1936年致林彪的信等。从这少量墨迹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毛泽东的书法已经逐渐摆脱了过去所研习书体形式的束缚，展露出他追求个性化自由书写的心态。

1936年以后，红军长征结束，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其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开始，毛泽东坐领延安，相对有了稳定的住所和时间。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才像他探索革命道路一样，真正开始了他的书法探索。这一时期记载毛泽东书法的资料也多了起来。

1937年，一位青年作家把从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拾到的4册名著及《石索》、《三希堂法帖》各2卷，带到了延安。素有“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把他引荐给毛泽东。毛泽东热情相迎，待如嘉宾。青年作家十分感动，便从挎包中将那几件“宝贝”掏了出来，要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喜出望外，正要伸手去接，不料，却被一旁的朱光抢先夺了过去，说：“见面分一半。”毛泽东不肯，最后在青年作家的调解下，两人各分一半，毛泽东得到了两册名著和《三希堂法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还带着这本法帖，可见他对这本法帖的喜爱。

除了这本法帖，毛泽东身边还有一些晋唐小楷等书帖，经常翻阅，心记手摹。有时也跟人谈论书法，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我写我的体”。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和他的秘书师哲谈起书法时，说：“各个体我都研究过，各个体都有缺点，我都不遵守，我都看不上，我写我的体。”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把毛泽东的书法称为“毛体”的最早由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各个体“我都看不上”，不是藐视古人的书法，他看不上的只是各个体的“缺点”，不赞成对某一体的死临死摹。后来，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还说过另一段话：“学字要有体，但不一定完全受一种体的限制，要兼学并蓄，广采博取，有自己的创新，有自己的风格，才能引人入胜。”这就更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倡导书法要学古人的精华，要胸纳万有，融古创新，走自己的路，写出自己的风格。

这一期间，毛泽东书法墨迹的数量颇为壮观，大多是为党和军队写的报告、文稿、命令、书信等。书写自作诗词并被人熟知的则只有4件。

1936年11月，著名左翼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保安。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一座大窑洞里为她召开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都出席了。会后，毛泽东问丁玲打算做什么，她毅然答道：“当红军。”毛泽东说：“好啊！”不久，她就随红军来到陇东前线。在庆阳，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用电报发给她的欢迎词《临江仙》。1937年初，丁玲回到延安时，毛泽东又亲自抄录了全文送给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期间，他会见了诗人柳亚子。柳亚子多次写诗呈送，并向毛泽东“索句”。于是，毛泽东在红岩村用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便笺，手书了他1936年2月写的那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后又在纪念册上手书了另一份赠给了柳亚子。

1949年4月21日，百万雄师打过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毛泽东在喜悦之中，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雄浑豪迈的诗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关于这首诗还有一个故事：毛泽东当时在喜悦和激情中一挥而就，写下这首诗后，似乎还不太满意，由于当时日理万机，来不及细细推敲，就将其扔进废纸篓里去了。他的秘书田家英看到了，拣起珍藏起来。1963年，毛泽东亲自编定一本带总结性的诗词集。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参加了“63年版”诗词集的编辑全过程。1963年11月的一个晚上，田家英对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说，他家里还有一首毛主席的诗。于是，他背起这诗诗，让逄先知一句一句记下来。诗的抄件被送交毛泽东时，田家英给毛泽东附了一封短信，说这首诗是主席在香山作的。毛泽东看过以后，哈哈一笑，说：“哦，是有这么一首，我都忘记了。”这首诗经毛泽东同意，就选进了1963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诗打破传统竖写惯例，从左至右横列书写。这种书写方式，在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中为数不多，但从字和章法上看，则显得更加老练成熟，风格基本形成。

毛泽东还书写过一些古诗词，但为数不多，也不为人熟知。如在延安时曾书写杜牧《题项羽庙》诗，赠给杜冰坡先生。1949年5月，柳亚子拿来一本《羿楼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手书谢灵运、薛道衡、苏轼的诗句：“池塘生春草。宫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并题“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念”。毛泽东将不同诗人的诗句题书在一起，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毛泽东的题词在这个期间就比较多了。比较有影响，且在书法上有代表性的有：1938年5月为《论持久战》题写书名；1938年6月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939年12月为悼念白求恩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0年4月为儿童节的题词“天天向上”；1942年4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3周年题词“准备反攻”；1942年为拍摄影片《南泥湾》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3年为抗大题写校训“实事求是”；1945年9月20日（重庆谈判期间）为《大公报》题写“为人民服务”；1948年7月为《人民日报》题写报头；1949年9月23日为《人民文学》创刊号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等等。

纵观毛泽东书法第二个时期的大量作品，可以看出毛泽东从摆脱过去研习的书体形式开始，到基本确立自己独特风格，一直是处于探索之中。每一年甚至每一幅作品都在变化，都在完善，都在追求。这个时期，毛泽东书法的基本特征，以楷书和行书为主，字体大小变化丰富，有时笔实墨沉，有时锋芒毕露，笔画夸张，无拘无束，布局自然疏朗，结体以右耸左展的“左斜”形态为主。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探索把字的重心往右挪动，呈“右斜”形态，但这个探索时间不长，大概到1942年就改为往左斜了，这一点我们从2幅作品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一幅是1941年1月31日《致毛岸英、毛岸青》的信，字体是右斜的；另一幅是1942年4月17日《致欧阳山、草明》的信，字体是左斜的。这两封信，可以看作是毛泽东书法结体由右斜向左斜探索的转折点。之后，这种左斜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字形归正了，但仍然可以在一些字中看到左斜的痕迹。这反映了毛泽东在书法探索中审美认识的扬弃过程。

第三个时期：登峰成体（1950年至晚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对书法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中国成立之初最早的毛泽东自作诗词书法作品有两幅，都叫《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一幅是1950年10月写的，另一幅是1950年11月写的。1950年10月，全国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首都北京举行盛大庆祝活动。10月3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庆祝晚会上，有好几个民族文工团演出少数民族歌舞节目，毛泽东和柳亚子出席观看。毛泽东兴致很高，请柳亚子即席赋诗。柳亚子当即填了一首“火树银花不夜天”，歌颂毛泽东，歌颂民族团结。看了柳亚子填的词后，毛泽东当即就和了一首“长夜难明赤县天”。同年11月4日和5日晚，中央戏剧学院在怀仁堂演出歌舞剧《和平鸽》，柳亚子应邀前往观看，感动之余，又填写了一首《浣溪沙》“白鸽连翩奋舞前”。毛泽东看后，深为柳亚子爱国热情和正义精神所感动，又恰值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第一次战役胜利的捷报传来，于是又写下了“颜触齐王各命前”这首词。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连续两次填词和柳亚子，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亲密关系，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喜悦心情。从这两首词的书法风格来看，正如毛泽东说的：“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就欢快飞动了。”

这两幅作品的书写时间和填词时间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但大都集中在1936年长征以前和新中国成立以后。长征以前作的诗词，不少都是在马背上吟出来的，由于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当时无法把它们变成书法作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所作诗词，大都是随作随书。除了上述两首诗词外，还有1954年作的《浪淘沙·北戴河》，1955年作的《五律·看山》，《七律·五云山》，1956年作的《水调歌头·游泳》，1957年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58年作的《七律?送瘟神》，1959年作的《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1961年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卜算子·咏梅》，1963年作的《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等等。

毛泽东不仅自己喜爱书法，也把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加以肯定和倡导。20世纪50年代，文艺界不少人是不把书法当作一门艺术的，理由是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绝大多数国家是没有把书法列入艺术门类的。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书法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毛泽东知道后，责问文联领导：“多一门艺术有什么不好？”1956年在筹备新中国第一届书法展时，铁道部原部长、书法家叶恭绰恭请毛泽东题写展标，毛泽东谦虚地回答：“为书法展题词，甚难著笔，以不写为好。送上所书《沁园春?雪》词一幅，当作品展出。”可以想像，毛泽东送作品参展，这对当时的书法界是多么巨大的鼓舞！之后，当毛泽东了解到文艺界对书法是不是艺术还有不同看法时，就对老朋友周谷成说：“写书法有什么不好，他们也有意见？”在他晚年的时候（1972年），还不忘提醒人们：“学一点书法。”

在肯定倡导书法这门艺术的同时，毛泽东更加重视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实践。1955年以后，毛泽东曾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陈秉忱回忆说，遵照毛泽东指示，经他亲自收集的各种字体法帖和千字文就有30多种。1958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说：“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之后田家英就向故宫博物院一次为毛泽东借了20件古代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草书作品，包括傅山、文征明、董其昌等人的书作。毛泽东逝世后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所存的拓本及影印本碑帖有600多种，看过的有400多种。读帖是毛泽东研究古人书法的重要方式，他一边看，一边用手指在空中比划，他还时常跟身边人谈论如何读帖练书法。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韩桂馨写过一篇文章，叫《毛主席热爱书法艺术》，其中有一大段就是谈毛泽东怎么教她读帖的。毛泽东说：“第一要多看帖，第二要多练习。写多了就熟了。”“你要反复看、反复记。等到帖的内容能够快记下来时就更熟了。”“记字的结构、造型、行笔、章法。”“对字帖要学它，又不全学它。学得又像又不像，要发挥你自己的特点。”这些话无疑是毛泽东学帖的经验之谈，即使今天，对我们书法人也是十分有用的。

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职务，从纷繁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看书写字成了他的最大嗜好。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古人诗词，有人统计，大约有一两百首。长的有白居易的琵琶行，短的只有一句，如王勃的“儿女共沾巾”。这些作品有楷书，也有草书，其中不乏精品佳作。这期间，他开始重新书写长征以前创作的诗词作品。如：《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采桑子?重阳》、《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蒋桂战争》、《西江月?井冈山》、《沁园春?长沙》、《十六字令三首》等，几乎每一幅作品都反复书写数遍，仅《七律?长征》我们就看到过6个版本。这些已经成为毛泽东书法中的精品之作。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在全国兴起一个群众性的学雷锋热潮的同时，人们也惊呼：“原来毛主席的字写得这么好啊！”一时间，全国数千万的书法爱好者争相临摹，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军营的墙壁、板报、油印刊物上，到处可见毛泽东题词的临摹手迹。毛泽东一生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为单位和个人题字很多。如：1951年8月为陕甘宁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52年3月为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大会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1952年6月为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55年6月为人民英雄纪念碑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1957年1月为刘胡兰重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1960年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题词“艰苦奋斗”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书法的精品之作。

1964年7月29日，毛泽东给《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北京日报报头不好，应重换过。现写了多张……如你们认为可用，则在国庆节改换为宜”。8月28日范瑾写信给毛泽东，将毛泽东题写的报头制成小样送来审阅。9月25日，毛泽东在范瑾的信上批示：“……原写北京日报四字中有一二字似写得不好，今又写了一张，供你选择。”由此可见，毛泽东对题写报头是如何的慎重认真，追求尽善尽美！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是毛泽东书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毛泽东为军队、地方亲笔题写的报头、校名有100多种，而采用撷字的方法拼出毛体字的报头、校名多达600多种。这些经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校名，有的沉实秀逸、朴素潇洒；有的柔中见刚、顾盼有情；有的平正古朴、老辣持重。幅幅见神采，字字有生机，气韵生动，意趣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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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夏，毛泽东直接参与了国内文化界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大辩论。这年6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推断现在存世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作，乃是赝品。文章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真伪驳议》，与郭沫若争论。可是文章发出去后没有刊物敢发表，他就把稿子寄给了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章士钊看后，要高作一些修改，并应高的要求，写信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第二天就复函章士钊说：“……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日毛泽东也给郭沫若发去一信，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于是《光明日报》和《文物》均先后刊载了高的文章，之后，郭、高二人再次发文辩论，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参与进来，由此引发了一场学术大辩论。这次辩论，为书法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

总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书法从楷书、行书转入草书，字体由斜归正，章法由单一到多变，独悟天机，自成一体，书法艺术已经达到随意挥洒的超然境界。这个时期是毛泽东书法历程中最辉煌、最具代表性、而艺术上也达到登峰造极的时期。作为书法家的毛泽东，从书法王国的传统中走出，从时代的风云里走来，一直走进书法王国的殿堂，为我们创造了一座现代书法艺术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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