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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香港文学概况和文学思潮1.香港文学发展的背景和“绿背文化”思潮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也和台湾一样，是祖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从地域环境和历史发展来看，香港又有其特殊性。香港处于亚太地的中心地位，四周环山，港阔水深，四通八达，既是一个有很大优势的开放的自由港，又是一个多层次、多结构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香港开埠以来，作为东西方文化融通的都市，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又吸收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文化。在相互碰撞、冲突、接受、融合的进程中，香港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香港文学正是在这一土壤中成长起来的。可以说，香港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的产物。正如台湾诗人余光中所说：“摊开香港的地图，就看见那地形是一个半岛加许多小岛。正好象征香港文学，一面来自大陆的母体，一面却伸向蓝汪汪的海洋。香港文学在上承中国文学的古今传统之余，更旁采西洋文学和30年来的台湾文学[①]”。
从香港文学发展的历史来看，香港文学可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从“五四”至1949年为香港的现代文学，也可以说是香港文学的拓荒期；从1950年至今的香港当代文学，也可以说是生长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香港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50年代，出现了左派和右派两大营垒严重对峙的局面，反共文学一度占上峰，香港文学与内地文学一体化的局面不再存在。6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学的内容和表现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实主义与现代文学相互共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70年代，又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的香港文学受内地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创作缺乏生机与活力。后期的香港文学，则在内地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下，出现了转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80年代以后，随着“一国两制”的提出，香港进入了过渡期，文学也得到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香港回归祖国，给香港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香港文学呈现出丰富多姿、异彩纷呈的景象。
在香港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种种文学思潮，而“绿背文化”就是50年代产生的文学思潮。
“绿背”，即美元。“绿背文化”思潮，又称美元文化思潮。这一思潮的产生，是当时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对新中国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围堵的政策的产物，而台湾50年代推行的反共政策和反共文学，则对“绿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香港的“绿背文化”运动由驻港美国新闻处统一策划和指挥，大致采取了如下措施和步骤：
一是建立文化基金会和情报机构，为反共反华的文化机构和作家提供经费和情报材料。50年代，美国在香港成立了一个“救难总会”，后来又改为“亚洲基金会”，同时成立“孟氏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就是收买从内地逃来香港的一些落难文人，给予他们经济上的援助，鼓励他们进行反共反华的宣传。同时通过各种文化机构，收集新中国的情报，翻译美国的书籍和出版报纸杂志，宣扬反华反共的思想意识。1951年成立的“友联研究所”便是基金会支持下的产物。他们所收集的情报和所编制的资料，成为各种反共反华宣传的重要材料来源和炮弹。
二是用金钱收买、拉拢作家和各种文化出版机构，大量出版反共读物。在反共基金会的经济援助下，出版界出现了一个集团垄断的现象，接受美新处、“亚洲基金会”经济援助的出版社及刊物几乎占了整个文化界，如自由出版社、高原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正文出版社等出版的刊物和杂志，《人人文学》、《海澜》、《大学生》、《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祖国》等等都是他们的刊物。至于书籍，更是数不胜数。这些出版社和刊物，承揽了一批来自内地的右翼文人，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
三是策动和指使作家发挥反共文学作用。
“绿背文化”思潮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危害很大。它不仅使不少作家在金钱的诱惑下，离开严肃文学创作的轨道，成为他人驱使的政治工具，而且使作家创作的艺术水准下降，作品变成政治意识的图解，由于“绿背文化”的冲击，纯文学作品和文学出版机构直接受到很大的影响。它们因无法与廉价倾销的“绿背文化”书籍和刊物竞争而纷纷停刊或倒闭。因此，“绿背文化”受到香港许多正直作家的批判和指斥。老作家刘以鬯、曹聚仁、罗孚、卢昭灵等都曾撰文尖锐批判“绿背文化”对香港文学与文化的危害，揭露美国和麦卡锡用美元引诱腐蚀作家的事实。
2.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在“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推动下，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得到发展。许多香港作家不仅受到鲁迅、茅盾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也从托尔斯泰、契诃夫、巴尔札克、易卜生、狄更斯等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受到启示，这无疑对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和创作起到推动的作用。这些作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对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许多好的看法，他们认为，香港的现实主义文学有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提倡文学要反映现实，表现人生。侣伦说：“我信奉高尔基曾经教导青年的一句话：‘写你所熟悉的’。我承认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文学毕竟是文学，它本身应该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②]”舒巷城说：“创作的泉源来自生活，一部小说或一首诗，是一件反映人生的艺术品，所以最重要的是生活积累。[③]”李辉英说：“小说不但反映社会现实，还可以转移社会风气。[④]”夏易说：“我始终认为文学反映人生这一点是对的。我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综合性的。例如《少女的心声》中的女主角，她代表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少女。至于《变》中的女主角，她代表另一种环境的产物。[⑤]”这些看法，反映了香港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观。
第二，提倡作家要有真情，敢于说真话，富于同情心。舒巷城说：“我认为先有人，然后才有文章，文章是表现作者人格的，写文章作诗，首先要诚恳，讲的是真话，写出来的东西才有内涵，……所以首先要有人格，有感而发，然后才有文章，没有了真诚，文章就虚伪了，读者一下子就辨别出来。[⑥]”司马长风说：“文学是情意的表达。文学应该抒情，那是应有之义。我对‘情’的看法，与儒家思想很有关系。儒家思想中的道德，并不是圣人道德教条要人遵守，而是从‘情’字而来。所以我很注重这个‘情’字，我以为‘情’是艺术和道德的根源。[⑦]”
第三，提倡文学的表现形式要单纯朴素，达到“没有技巧的技巧”的最高境界。舒巷城说：“有些批评者显然把单纯和简单两个概念混淆了，单纯并不等于简单，单纯是有很丰富的内涵的，诗和文章要写到单纯，那要相当高的功力，单纯本身也是一种美”。又说，有些年轻作者“以为堆砌一些美丽的词藻，就叫做有文采，应该说还未了解写文章的难处。追求文章的所谓文字美，只是形式主义，是没有灵魂的。象鲁迅、茅盾、巴金等大作家写文章就十分朴素，不事雕琢，但隽永耐看，如得天然，这样的文章才是真正有文采的。[⑧]夏易说：形式必须与内容结合适当，混成一体。因此，不同的题材，便自然要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文章本天在，妙手偶得之”。这句话中的“天”字，指的就是最高的艺术修养[⑨]。
香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如从“五四”以来算起，大致有四次浪潮：第一次，是20、30年代，以侣伦、张稚庐等为代表的早期的本土作家的现实主义浪潮；第二次，是抗战至40年代末，以茅盾、夏衍、萧红、戴望舒等为代表的大陆来作家为中心的抗战文学浪潮；第三次，是50至70年代，以叶灵凤、李英辉、司马长风、曹聚仁、舒巷城、曾敏之、海辛、夏易等为代表的南来作家与本地作家共同形成的现实主义的浪潮；第四次，从70年代后开始，由第二代大陆南来作家白洛、东瑞、陶然、彦火、原甸、张思剑、王一桃、黄河浪、陈娟、王尚政等为代表的的新的现实主义浪潮，他们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对香港文学的新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香港的社会改革与文学革命。香港早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刊物和文学作品，对封建思想制度和维护其旧思想的旧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暴露，热烈歌颂了自由民主的思想，这无疑对香港的社会改革和文学变革是一种催化剂；50年代以来，产生了许多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如侣伦的《穷巷》、曹聚仁的《酒店》、舒巷城《太阳下山了》、梁锡华的《香港大学生》等，这些作品描写了战后和当代的香港社会风貌，表现了各阶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和思想动态，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在现实主义文学潮流的推动下，创办了一批文学期刊，团结和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的现实主义作家，创作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对香港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单是50年代后创刊的影响较大的现实主义刊物，就有《文艺世纪》、《文艺伴侣》、《海光文艺》、《南海文艺》、《海洋文艺》等。经常为其撰稿的包括何达、夏炎冰、紫珩、潭秀牧、叶灵凤、严重、侣伦、吕达、黄蒙田、范剑、吴其繁、艾芜、萧铜、林迪等。他们的作品，多写中下层的小人物，揭露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现象，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如侣伦反映抗战生活的《黑丽拉》、《无尽的爱》、反映战后初期香港生活的《穷巷》；舒巷城反映香港现代都市社会面貌的《太阳下山 》、《都市诗抄》；阮朗的《金陵春梦》、《草山残梦》；曹聚仁的《酒店》、《秦准感旧录》，叶灵凤、司马长风的写实散文，以及学院派作家梁锡华的《独立苍茫》，何达的诗，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无疑对50年代的“绿背文化”与“绿背文学”，对以《诗朵》、《文艺新潮》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的某些脱离现实、纯粹追求形式的倾向，起到一种平衡和节制作用。对60、70年代香港本土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一种推动。
香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是由于现实主义作家大多来自大陆，对香港的生活不够熟悉，对香港社会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认识不足；50、60年代的现实主义作家视野不够开阔，自我封闭，与其它文学流派缺乏交流，影响了自己的创作。
3.现代主义文学的勃起现代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思潮，它以反对传统，鼓励创新为旗帜，与现实主义抗衡，当香港著名作家刘以鬯宣称“现实主义早已落伍”、“现实主义已经死亡”时，香港的现代主义已在悄然兴起。
香港的现代主义运动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为50——60年代，现代色彩较浓，主要刊物有《诗朵》、《文艺新潮》、《新思潮》、《浅水湾》、《好望角》。代表作家有刘以鬯、马博良（马朗）、李维陵、昆南、王无邪、叶维康、李英豪、卢因、金炳兴等；后期为70——80年代，本土色彩渐浓，现代主义刊物有《诗风》、《四季》、《大拇指》、《文美》、《八主》、《素叶文学》，此外尚有文社刊物，如《四分一》、《新一代》、《秋莹诗刊》、《风格》、《春妮》、《绿》、《新穗》、《青年文学》、《青年文社文刊》、《新火》、《海旋外》等。《中国学生周报》则是贯穿前后期的刊物。后期现代作家主要有西西、也斯、戴天、黄国彬、羁魂、何福仁、吴煦斌、钟玲玲、李国威、钟晓阳、胡燕青、钟伟民、陈锦德等。在前后期的现代作家中，创作成就较突出的是刘以鬯、西西、也斯、昆南、黄国彬、戴天，理论上颇有建树的是李维陵、李黄豪，办现代刊物、推动现代主义运动功劳颇大的是马博良、刘以鬯和黄国彬。在现代主义的刊物中，成就较高、影响较为深远的是《文艺新潮》和《诗风》。
1956年3月由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是香港现代主义的一面重要旗帜。在香港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刊物，对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个刊物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翻译了西方现代主义名著和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它在翻译、创作、理论方面的重要成就，奠定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础，开辟了文学创作和理论的新路。它不仅影响了50年代的现代主义的创作，而且此后几十年的香港现代主义刊物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文艺新潮》发表的有关现代主义理论的文章，不少都是有创见的。如李维陵在《现代主义·现代生活·现代文艺》一文中，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中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提出作家和文学创作要走在时代的前面，用积极的思想去引导读者，而不是用消极颓废的思想使读者更加彷徨、迷惘。作者提出要用有道德规范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会人”，去代替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个人主义”，用健康的“当代文艺”的名称去代替问题多多的“现代文艺”的名称。在《文艺断想》中，李维陵又针对西方现代主义学脱离现实和主观主义的不良倾向，提出文艺必须是“主观”与“客观”结合，“精神生活的内在形式及社会生活的外在形式”结合。这些理论，未必都很完善，但无疑纠正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某些偏颇和毛病。在现代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推动了香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一些作家写出了一批现代主义作品，如马朗的《焚琴的浪子》、《祭国殇》、刘以鬯的《酒徒》、昆南的《布尔齐亚歌》、叶维廉《我们无期待月落的时分》等。
香港现代主义的另一重要刊物是作家黄国彬发起创办的《诗风》。《诗风》创刊于1972年6月，停刊于1984年6月，整整12年间共出版了116期。《诗风》出版了一系列的古今中外的诗人专辑。专辑的作者范围很广。其中包括香港、台湾、大陆、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中国或华裔作家。《诗风》除发表新作和诗论外，还举行了一系列讲座，主讲者大多是当今台湾的著名诗人，如余光中、洛夫、杨牧等，对培养香港年轻一代的诗人起了重要的作用。《诗风》兼容并包，融古今中外于一炉的宗旨和实践，使《诗风》的诗人形成一种比较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的现代民族抒情体诗风。其特点是现代与传统结合，主知与主情结合。最典型的代表是《诗风》主编黄国彬的诗作。这种诗风的形成，当然与该刊对中外诗人，特别是中国古代诗的介绍与推荐有密切关系，同时，台湾诗人特别是余光中的影响，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诗风》诗的新风格再一次启示我们：中国现代诗不能走全盘西化的道路，在现代与传统、主知和主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点，是现代诗的一条新路。
总的说来，《诗风》是处在50、60年代前期和70、80年代后期的十字路口的一份重要诗刊，特别是它在理论和创作方面所取得丰硕成果和重要成就，使它成为香港现代诗史上一份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一份重要刊物。一方面继承了前期《文艺新潮》的现代主义特点，另一方面又发展了现代诗的许多新特点，它在香港现代诗史上的价值和功劳是不可磨灭的。如果说，《文艺新潮》标志香港现代主义的第一个高峰，那么《诗风》就是香港现代主义的第二个高峰的重要标志。
从香港当代现代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现代主义在香港的生长不同程度地受到世界现代主义的影响，但由于时代、历史和地理条件的不同，它亦有自己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西方的存在主义、个人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有所批判和修正，而不是照搬。这主要体现在李维陵发表在《文艺新潮》第七期上的《现代人·现代生活·现代文艺》这篇香港现代主义的纲领性论文上。香港现代作家抛弃西方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修正，大体上来说是积极的，有进步意义的，它使西方现代主义成为具有香港特色的现代主义。
第二，将现代主义与香港现实相结合。如老作家刘以鬯的现代小说，内容广泛，形式多样。从新感觉派小说、意识流小说到新小说派小说，几乎运用了西方现代小说的一切形式，但它的内容却既是香港的，又是中国的。他的长篇小说《酒徒》写的就是香港的社会问题，作者把笔触伸展到抗日战争的历史及中国人民的苦难与耻辱，有很强的现实感和社会性。西西是新一代作家，他所追求的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她所关心的全是香港的现实和香港人的故事。她创作的《浮城志异》、《浮土镇的故事》、《我城》等小说，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97过渡时期香港各阶层人物的心态，充分体现出年青一代现代作家创作的特点。再如，也斯的《养人龙师们》写的是古代神话故事，反映和批评的是中国的政治与现实。吴煦斌是生物学家，从表面上看，作者写的是自然界和生物界，实际上是写现代香港人的“中国情结”。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作家的现代性与写实性。
第三，香港现代主义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如昆南的《买梦的人》、《悲怆交响乐》、叶维廉的《我们只期待月落的时分》、马朗的《太阳下的街》、李维陵的《标题》、《魔道》等，都是在香港这一特殊时空下产生的，反映了香港人的意识、情绪和心态，有鲜明的香港背景和香港色彩。
香港现代主义也存在一些的问题，主要是不少作家作品和刊物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有些文学作品成为政治意识的具体图解，这不仅妨碍作家客观地观察和描写历史社会生活，而且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此外，还有不少作品远离生活实践，脱离传统，写得晦涩，使读者难以接受。
4.通俗文学的新特点通俗文学是相对于严肃文学而言的。具体来说，它包括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科幻小说、推理小说、历史小说、财经小说，框框杂文等各种形式。
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香港当代新武侠小说的崛起，使香港的通俗文学创作（包括武侠、言情、科幻、框框杂文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除武侠小说作者金庸、梁羽生之外，言情小说方面的亦舒、林燕妮、岑凯伦、严沁、依达、梁凤仪，科幻小说的倪匡（卫理斯）、张君默；框框杂文方面的梁厚甫、三苏（高雄）、李英豪、岑逸飞、李碧华、简而清等，都是本时期通俗文学的重要作家。
香港通俗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有很多因素。中国是有深厚通俗文学传统的国家。我国古代的神话志怪小说、爱情小说、世情小说、话本小说、武侠小说都是香港通俗小说发展的源流。香港通俗文学思潮和创作的产生、发展，与香港自身的特殊的政治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亦有密切的关系。香港是南中国海滨的一个小岛，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它就为英国殖民者侵占和统治。辛亥革命后，大批封建文人避居香港，并把香港作为反对新文学的最后堡垒。他们创办大批的旧文学刊物，创作大量的旧小说，内容包括社会、娼门、衷情、艳情、苦情、家庭、武侠、神怪、军事、侦探、滑稽、历史等等类别。“五四”之后，中国大陆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受到批判，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小说不能出版，但在香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却是得天独厚，一直都在不断发展，50年代以后，更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促进香港通俗文学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读者的需求和出版业的推动。香港是一个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捷的社会，具有娱乐性、消遣性、趣味性、通俗性、传奇性的通俗文学正符合他们的欣赏趣味与要求。香港的出版业是商业性的，只要读者需要，又能赚钱，不管好书或坏书，他们就拼命出版。这样，具有各种不同价值和品格的通俗文学，也就源源不断的进入读者市场，甚至成为香港文学的主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香港通俗文学有了新的发展。与传统的通俗文学相比，香港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具有不同的新特点：
一是主题新。传统的武侠小说，不少是写报个人私仇、帮派争斗，歌颂统治阶级的鹰犬，表现忠、孝、仁、义的封建思想。而香港的新武侠小说，主要是通过武侠故事写社会、写历史、文化，写道德、爱情、宗教，进而写人性、人生、哲学。新武侠小说突破了传统武侠小说写武侠故事的狭小天地，和整个社会的变迁联系起来，使我们从中看到一定时代的社会真实面貌；新武侠还常和历史描写相结合，使武侠小说具有鲜明的历史背景，有强烈的真实感；这些小说承续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佛、道的思想，批判了传统文化的污垢和积淀，如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新武侠小说描写爱国爱民的大义大侠，歌颂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歌颂自由平等的爱情，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还有一些武侠小说在写实的基础上，表现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世界观，具有深厚的思想底蕴。
二是人物新。新旧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旧武侠小说侧重写故事，通过曲折激烈的武打情节去吸引读者，而香港新武侠小说强调写人，写侠。作家梁羽生说：“顾名思义，标明是武侠小说，有武有侠。我认为，武是一种手段，侠是一种目的，所以，侠是最重要的，武是次要的。”“一个人可以完全没有武功，但是不可以没有侠。……我认为对大多数人有利就是正义的行为。[⑩]”金庸也认为，在小说里面，总是人物重要，“我总希望能够把人物性格写得统一一点，完整一点。故事的作用，主要只在陪衬人物的性格。有时想到一些情节的发展，明明觉得很不错，但想人物的性质可能配不上去，就只好牺牲这些情节，以免影响了人物的个性的完整。[11]”但在如何塑造人物方面，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强调塑造典型人物、人物的共性和个性必须统一；另一种是强调写人性和个性。如金庸倾向后者，梁羽生倾向前者。
三是手法新。武侠小说是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之一，形式比较固定、刻板。香港的新武侠小说融合了中外小说、新旧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中包括吸取西方现代侦探小说、意识流小说、精神和心理小说以及电影等手法，使新武侠小说在继承传统武侠小说的基础上，艺术手法多采多姿，灵活生动。
经过几十年的培育，香港当代通俗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通俗文学创作的空白，推动了中国大陆与台湾通俗文学创作的发展。特别是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台湾影响很大，很多通俗作家都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但就大陆通俗文学所走过的曲折道路来看，从“五四”文学革命到30年代的革命文学时期，通俗文学就一直受到批判，几乎难以立足。新中国成立之后，从1949年到新时期前，通俗小说在中国大陆日趋衰微，但在香港却不一样，从50年代初起至今，香港的通俗文学一直得到很好的发展，犹如一枝独秀，迎风怒放，使“五四”以后在大陆中断的通俗文学传统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是香港文学及其通俗作家的一大功劳，也是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
通俗文学充分显示了香港文学的成就和特色，不论是中国内陆，还是在台湾，占据文坛盟主的地位都是严肃文学，唯独香港是由通俗文学占据主流，这使香港文学在中国和世界华文文学中，显示出独特的异彩和成就。新的通俗文学突破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线，融合了两者的长处，从而为香港文学指出了新的方向——严肃文学通俗化，通俗文学严肃化的两结合的道路。
香港通俗文学创作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的是有不少通俗作家求量不求质。在香港作家创作的浩如烟海的通俗作品中，但除少数佳作外，思想艺术成就较高的作品并不多，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三点：一是纯粹的商业观点，为了赚取稿费，只顾多写，不顾或者顾不了质量；二是文学根基不深，只顾写作，不顾学习和积累，入不敷出，写来肤浅平淡，很难有突破之作，这特别表现在言情小说方面；三是重视叙述故事，忽视写人的性格，意蕴不深。
5.本土文学的发展从50年代后期开始，香港本土作家崛起。由大陆南来的作家也逐渐适应香港社会，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反映香港下层社会小人物的穷困生活和悲剧命运，于是出现了本土文学。香港本土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本土文学思潮，开始于50年代下半年出现的文社。当时以大学生为主的文社就有数十个，其中规模较大又有刊物的有《范风》、《盟心》、《同学文集》、《鸿雁》、《学苗》、《海外青年》、《凯旋》、《谷风》、《阡陌》等。60年代文社进入全盛时期，多达188个之多。其中较著名的有《风雨》、《晨风》、《海棠》、《蓝马》、《阡佰》、《芷兰》、《文秀》、《座标》等。同时这些文社得到此间报纸的大力支持。如星岛日报的《青年园地》版，天天日报的《学生艺文》版，新民报的《新声版》，明报的《青园》版等，都发表了不少文社成员的作品。文社为70年代的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如保钓运动等）准备了骨干，为70年代的文刊潮和剧运潮准备了条件；特别是为香港文坛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如诗歌方面的也斯、羁魂、黄国彬、尚木、钟玲玲、张国毅，小说方面的柯振中、马觉、许定名，散文方面的路雅、黄维梁，都是这一时期在文社潮脱颖而出的新秀。
第二阶段的本土文学思潮，主要体现在70年代兴起的戏剧运动和70年代、80年代产生的文刊潮。1970年前后，和香港当时的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相适应，大中院校师生纷纷成立剧团、剧社，开展戏剧创作和戏剧活动。较著名的剧团、剧社和文学团体有“校协戏剧社”（1968年成立）、“青年文学奖”（1972年设立）、中大文社（1974年成立）、港大文社(1974年成立)、“学联戏剧节”（1966年成立），这些剧团和文艺团体所推动的戏剧运动与香港文学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如70年代初期，因受60年代现代主义的影响，剧作多描写爱情，注意剖析人物心理，表现知识阶层的苦闷、彷徨和失落、迷惘，和现实社会有较大的距离，7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运动和学生运动的广泛深入，戏剧倾向写实。“校协戏剧社”提出了“创作、写实”、“戏剧——文艺——社会”的口号，把“努力学习，积极创作，反映社会，探索人生”作为自己的宗旨，当时的“青年文学奖”、“学联戏剧节”都倾向于写实。本时期的剧作虽有不少个人的题材，但探讨社会问题的现实剧，却成为剧运的主流，如反映香港社会的赌博、吸毒、垃圾、徒置区、会考、学生运动、对民族和祖国的认同等问题，在这时期的剧作中都得到较多的反映。如《六分一》、《会考一九七四》、《五月四日的消息》、《我是香港人》等，都是引人注目的写实剧。但是到70年代末期，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揭批“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开展，香港戏剧又开始倾向现代。“青年文学奖”1977年提出的新宗旨是：“提倡自由的创作风气，鼓励以新颖的技巧，表达生活中真挚的感情，真实的体验。”第十三届学联戏剧节也提出了新的口号：“反映现实，鼓励集体创作，互相观察，促进剧艺水平。”总之，各戏剧团体和文艺团体都强调提高创作的艺术技巧。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大多摆脱了前一阶段的写实“框框”，技巧较新颖，表现手法也多样化，尤其是新诗方面，吸取了西方现代诗的技巧，如象征、无标点组合，不分行，读起来艰涩难懂，整个剧坛和文坛又再次为现代主义潮流主导。
与戏剧潮兴起的同时，70年代的香港文坛也兴起了文刊潮（包括诗刊和综合文艺刊物）。据不完全统计，70年至80年代创办的文艺和刊物就有35种之多。它们虽然寿命很短，但层出不穷，历久不衰。当时较著名的文刊有《70年代双周刊》、《创建月刊》、《第一届青年文学奖》、《诗风》、《海洋文艺》、《四委》、《新一代》、《文学与美术》、《秋萤诗刊》、《春妮》、《罗盘》等。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文刊潮，一方面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的本土作家，鼓励他们投入文艺创作活动；另一方面，提倡创作具有香港特色和“香港意识”的作品。如《风格》、《大拇指》和《罗盘》，就主张“写出香港特色和香港人的感情”，并出现了具有香港特色的专辑，如出版香港青年诗作者迅清、曹捷、陈锦德等人的专辑。而70年代后的诗刊更倾向现代主义。如《秋萤》、《诗风》、《罗盘》、《新穗》、《九分一》、文刊《大拇指》、《素叶》等，几乎都是现代主义的刊物，这与70年代的香港戏剧的写实倾向形成鲜明对照。
香港的本土文学思潮，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本土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大多是1949年后出生于香港的新生代作家，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香港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特别熟悉，对香港的感情也特别强烈。他们渴望用文艺来反映自己生长和熟悉的香港社会，如当时活跃于香港文坛的新生代作家西西、也斯、吴煦斌、古苍梧、陈锦德、郑臻、黄国彬、羁魂、何福仁等，都是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
其二，本土文学思潮提倡表现香港意识和反映香港的社会问题、现实生活。如成就较高的本土文学作家西西和梁秉钧，其作品虽然常采用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方法，但其内容所表现的仍然是香港的现实和故事，真实地表现了香港人的生活和香港意识。
其三，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它不象其他文学思潮那样单一，本土文学思潮倡导多元化。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也有现代主义。或者先现代，后写实，再现代。总的来说，本土诗歌多倾向现代，戏剧多倾向写实。
其四，本土作家注重香港文学经验的研究和总结以及史料的整理，积极宣扬香港文学的成就，努力推动香港本土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如香港大学举办的“香港文学学习班”及其对香港文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对香港本土文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
香港本土文学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一是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作家。如小说方面的西西、梁秉钧、吴煦斌等；诗歌主面的黄国彬、羁魂、陈锦德、吴萱人、何福仁、胡燕青、王伟明、康夫、钟玲玲、陈炳元、钟伟民等；戏剧方面的杜国威、钟景辉、袁立勋、朱克钧、黄清霞、卢景文等。他们当年或是文社、剧社，或是文刊、诗刊中活跃的小字辈，而今都成了香港文坛的栋梁之材。二是创作了一批具有香港特色的作品，如西西的《象我这样一个女子》、《感冒》、《我城》、也斯的《剪纸》等，不论是作品的背景、人物的思想性格、语言，艺术风格与表现形式等方面，都体现了浓厚的香港本土文学的特色。三是促进大陆同南来作家的本土化。不论是50年代大陆南来的老作家叶灵凤、司马长风、李辉英等，还是“文革”前后南来的中青年作家如陶然、白洛、陈浩泉、东瑞等，在本土作家的影响下，这些作家的创作在60、70年代后都逐步地本土化、香港化了。
七、香港文学的代表性作家1.刘以鬯的小说刘以鬯[12]是成就卓著的老一辈作家。在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艰苦探索，锐意创新，为中国文学和香港文学增添了一批形式新颖、艺术高超，内容厚实的艺术珍品，使他成为中国和香港当代新小说的先驱。到目前为止，刘以鬯已出版15部作品，其中有《酒徒》等12部小说，3本文学评论著作。此外尚有3本翻译小说，以及尚未结集的近六千万字的报章连载通俗小说。他的创作大抵有三条线：即现代主义的线；现实主义的线；通俗文学的线。其中成就最高的是现代主义的线，这就是他的实验小说，包括新感觉派小说，意识流小说和新小说派小说。
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创作中，刘以鬯的小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40年代创作的新感觉派小说，如《流亡的安娜·鞭洛斯基》、《七里岙的风云》、《露薏莎》等，这是创作的尝试阶段；50年代后创作的存在主义小说，如《天堂与地狱》、《蟑螂》等，这是创作的发展阶段；60年代创作的意识流小说，以长篇小说《酒徒》为代表，这是创作的成熟阶段；70年代后创作的新小说，如《错了》、《吵架》、《对倒》等，这是创作的突破阶段，或者叫新阶段。从题材上看，刘以鬯的新小说有两大类，一类是现实题材的新小说，如《莲》、《动乱》、《到倒》、《一九九七》等；另一类是故事新编，如《寺内》、《除夕》、《蛇》、《蜘蛛精》等。
刘以鬯的现代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和成就，有几点是值得充分关注和肯定的：
第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刘以鬯是小说革新精神最强的作家之一。近半个世纪以来，他创作了种类繁多的现代小说：从新感觉派小说、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小说、超现实主义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象征主义小说、寓言小说，到心理小说、抒情小说、哲理小说、新小说派小说，等等，他都尝试和探索过，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象刘以鬯这样几乎耗尽毕生精力，孜孜不倦地探求小说艺术形式的革新创造，并给中国文坛贡献出如此多现代小说艺术珍品的作家还不多见。
第二，刘以鬯是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得最好的少数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形式是西方的、现代的、前卫的，但他的小说内容却是中国的，现实的、传统的。它是中国现代主义作家中现实主义精神最强的作家之一，这也是他有别于其他单纯追求现代主义形式的许多青年作家的地方。他创作的《酒徒》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一部意识流长篇小说，小说广泛而又深刻地反映了香港和中国的社会历史问题，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但这些社会历史问题，又是通过意识流、内心独白、梦境、象征、暗示、联想、回忆等一系列现代小说的技巧表现出来的。否则它就不可能取得如此高的思想艺术成就，也不能奠定作者今天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酒徒》的成功在于：作者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向内转”与“向外转”之间，“潜意识”与“意识”之间，“病态”的心理与“健康”的心理描写之间，现代语言与现实语言之间，找到了比较适中的平衡点和接合点，取得了新的突破。总之，它能取现代小说和传统小说之长而去其短，从而创作出一种既有别于现实主义小说，又有别于西方现代小说的中国现代小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三，刘以鬯是真正将现代小说的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作家。这特别体现在创作的新小说上。刘以鬯的新小说具有反传统的特点。它不仅反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而且也反现代主义小说的传统，甚至反自己的传统（自己曾经使用和习惯使用的技巧）。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和西方存在主义的小说，一般都有鲜明的主题、人物、情节等小说不可缺少的因素，刘以鬯却反其道而行之，创作了一系列非主题小说（如《链》），非人物小说（如《吵架》），非情节小说（如《对倒》），心理小说（如《寺内》），视觉小说（如《盘古与黑》），对比小说（如《白得象雪，黑得象墨》），电影小说（如《动乱》），等等，形式新颖，种类繁多，富于技巧，与传统写实小说和一般的现代小说完全不同。
刘以鬯新小说最擅长于结构技巧。他的小说不像现实主义小说那样靠人物和故事情节来支撑而是靠结构来支撑的，有时候结构几乎决定他小说的一切。它是一位结构大师，有些平凡的普通的生活片断，一经他组合，以一定的方式把它放到一定的位置上，就会像电光火石，发出耀眼的思想火花和艺术光芒。如《打错了》的结构，使他的小说产生了多种哲理性的主题。他的小说的结构方式也很多，有平行逆向结构，如《对倒》；有链式结构，如《链》；有平列式的自由结构，如《动乱》；有场景式结构，如《吵架》；有意识流结构，如《春雨》；有对照、反衬结构，如《黑色里的白色，白色里的黑色》；有反复、重叠结构，如《打错了》，等等。
刘以鬯的有些新小说不像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将故事和盘托出，而往往写得含蓄隽永，读者需要通过自己的想像和推测，才会领略到作品的内涵和艺术美。如《吵架》，写的是一个家庭夫妇吵架而造成婚姻破裂的故事。但是这篇小说只有结局，没有吵架的故事情节，整篇小说写的都是夫妻吵架后弄得乱七八糟、杯盘狼藉的客厅场景。尽管如此，如果仔细阅读，还可从小说所描写的现场情景推测到故事（吵架）的过程，从环境的描写推测出人物及其相互关系。他的小说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主要是有些小说如《对倒》、《春雨》、《蟑螂》等，虽然深藏哲理，但由于没有一般小说的生动情节去吸引读者，读来令人沉闷。
2.金庸的小说作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金庸[13]的武侠小说拥有大量读者群，影响及海内外。有人说“凡是中国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小说”。金庸的作品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不少作品多次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深受观众欢迎。在海外，早有“金学”之称，并有“金庸学会”。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金学研究丛书”近二十种。大陆从80年代末开始，陆续出版了十多种金庸研究著作。
金庸的武侠小说内容丰富，内涵隽深，具有历史厚重感。除《笑傲江湖》外，一般都有明确的历史年代及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且多取材于“乱世”。如《射雕英雄传》写的是宋末乱世，《碧血剑》书写明清换代，《倚天屠龙记》再现元朝乱世，而《天龙八部》则涉及北宋、辽、西夏、大理、吐蕃、大燕等几国的纷争。作品多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主干，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以大手笔挥洒笔墨，展开波澜壮阔的情节，在构思宏大的大境界中，淋漓尽致地刻画乱世中出现的英雄，在沧海横流中显示其英雄本色。
金庸的小说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从人物的思想境界到理想抱负，从民族战争的场面到故事情节，突破了过去囿于个人、家庭的小圈子，乃至宫廷的狭小范围，也不囿于个人恩怨情仇，更不歧视少数民族，作者以宽阔的视野审视历史，致力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如《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是汉族人，他所爱的女子都是回族人。在《白马啸西风》里，汉族姑娘钟情于哈萨克族男子。《天龙八部》的主角乔峰是契丹人，也为汉族女子所爱慕。而在最后一部《鹿鼎记》中，韦小宝到底是汉、满、蒙、回、藏哪个民族？连他妈妈也不清楚。正因为金庸以博大的胸襟，突破以往武侠小说那种以报私仇，致使江湖刀光剑影、腥风血雨的情节，因而使作品较好地概括了深广的历史内容。
在金庸的武侠小说中，作者常用“化实为虚”的手法，将历史融入“传奇”，历史的背景与传奇的情节巧妙地融合。在诡异莫测的布局中，“江湖”与“江山”同时兼顾，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传奇人物”并存，并在作品中凝聚为艺术形象。如《书剑恩仇录》的历史人物乾隆皇帝与传奇人物陈家洛同时出现，而且有手足之亲缘关系。《碧血剑》中未出场的两个主要人物袁崇焕、夏雪宜，一是抗清名将，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一是作者虚构的传奇人物。《鹿鼎记》中的韦小宝是虚构的，而康熙皇帝却确有其人。书中所写的清初了狱、捕杀鳌拜、收复台湾、平定吴三桂叛乱、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等，都是有据可依的。这种亦真亦假、真假难辩的艺术构思，以及将真人假事、假人真事都描绘得真实可信的艺术手法，既增加作品的历史真实感，也使历史背景下的传奇故事显得精彩纷呈，金庸小说也因此而有别于一般的武侠小说，显示其独特的风采。
以人物形象来统率传奇故事，是金庸武侠小说不同于其他武侠小说的又一特色。一般的武侠小说，致力追求曲折的情节、离奇的悬念、神奇的武功，借以吸引读者。而金庸的作品却立足于写人。他笔下的人物，多种多样，各有特色：或大仁大义，大忠大家，如郭靖（《射雕英雄传》）；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张无忌（《倚天屠龙记》）；或豪迈慷慨，侠义心肠，如萧峰（《天龙八部》）；或“神魔兼是，正斜之间”，如夏雪宜（《碧血剑》）；或行为偏激，任情任性，如李莫愁（《神雕侠侣》）；或由人变“魔”，逆施倒行，如岳不群（《笑傲江湖》）；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虚竹（《天龙八部》）；或归隐遁世，自由自在，如风清扬（《笑傲江湖》）。金庸不仅成功地塑造了英雄人物，还擅长描写像欧阳锋、岳不群、成昆、金轮法王等反面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其丑恶灵魂。至于那个生于妓院而来到宫廷的韦小宝，似武而非武，似侠而非侠。其政治立场非明非清，道德品行亦正亦斜，为人既无赖无耻，又注重义气，且生性圆滑，机灵百变。然而所建的功业却奇而又奇。这个独一无二的人物，更是金庸小说的独创。
值得特别论及的，是金庸对英雄人物的刻画尤为精细。作者刻画人物不仅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且沉入肌理，入木三分。他们各有其在武林中叱咤风云的过人技艺，绝大多数是铁骨铮铮的爱国者，在抵御外侮的斗争中，是以天下兴亡、民族安危为己任的英雄。他们心忧黎民，悲天悯人，是为大众福利而行侠仗义的志士。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重大节，顾大局，讲民族大义。他虽寄身大漠，却不忘“靖康”之耻。宁愿不作大将军、大元帅、金刀驸马、南宋王，也要义无反顾地冒险南归，御守襄阳，抗击蒙古，精忠报国。《倚天屠龙记》中既可“屠龙”，也可“倚天”的张无忌，轻功业，重情义，即便深爱蒙古郡主赵敏，也决不忘民“驱逐鞑虏”的誓愿。《碧血剑》中的袁承志，把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帮助李自成夺取江山。他们都有“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英雄风范。“为国为民”，正是作者对于“侠”的真正理解。因此，金庸在作品中赋予了武侠形象一个全新的内容与意义。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十分注重于刻画人物的性格，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作品中的江湖英雄、草莽豪杰、绿林好汉，既有胸襟广阔、快意恩仇、悲天悯人、仗义行侠等共性，又各自具有鲜明的个性。郭靖（《射雕英雄传》）是诚朴厚道、忠拙木讷、却又正气凛然的大侠；杨过（《神雕侠侣》）是英姿潇洒、风流佻达的痴情狂侠；萧峰（《天龙八部》）是粗犷勇武、肝胆照人、至性至情具有英雄本色的豪侠。令狐冲（《笑傲江湖》）很潇洒，而段誉（《天龙八部》）则很随和。此外，作品对黄蓉、黄药师、周伯通、任我行、林平之、阿紫等人物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令人过目不忘。为了突出人物个性，作者往往采取类比的手法，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射雕英雄传》中，由于18年前丘处机与江湖七怪的一场豪赌，并分别对郭靖和杨康两位遗孤授以武艺，引发了一场大比武。虽然杨康聪明伶俐远胜于资质鲁钝的郭靖，然而他人品低下、心术不正，与郭靖恰恰相反，其结果是“同途异归”。一个好奸为恶，变成中蛇毒的新鬼；一个为侠为善，成为华山英雄。
金庸也常在各种曲折的江湖际遇与复杂万端的恩怨纠葛中，惟妙惟肖地描写人性、人生、人心。《天龙八部》就写了“有情皆孽，无人不冤”的“人生痛苦”。金庸也往往集“武”、“侠”、“情”于一体，在侠义的行为中，更多地渗入人性的因素；在刀光剑影中，透出浓浓的人性味。在森林杀气中，弥漫着友情、亲情、爱情等人之常情。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与小龙女，几经劫难，生死无定，聚散无常，他们爱情却始终忠贞不二。作品将世人的万般纯情挚爱，尽汇笔端。在《射雕英雄传》中，郭靖与华筝公主以及黄蓉间的感情纠葛，也写得淋漓尽致，令人回肠荡气。
金庸的作品有文化底蕴，洋溢着儒雅的书卷气。他常把武功原理，与儒家、佛家、道家哲学思想结合起来，深刻地反映人生哲理。从《笑傲江湖》的厌恶权力斗争，《侠客行》、《天龙八部》的不守常规、惯于飘逸的人物中，都可见他受佛家以及魏晋之风的影响。他作品中的张无忌、陈近南、袁承志等正派人物，不但武艺高强，而且风格高尚，尊敬长辈，以德服人，无一不是彬彬有礼的谦谦君子，皆可见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作者精通历史、地理、法律、民俗学，谙熟电影、音乐、舞蹈、棋艺……因此他的小说既有历史知识，又有文化意识。如《笑傲江湖》中的“江南四友”，《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天龙八部》中的段誉等，性僻诗书，喜爱琴棋书画，既是侠士，又像儒生。金庸对医卜星相、花道茶道等描写，也相当精细生动，入情入理。金庸的作品也有某些不足：如有些作品的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有些作品有以今代古，古人现代化的倾向。
3.徐讠于的小说徐讠于[14]是个跨越现当代文学的资深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卷帙浩繁，种类齐全，曾被海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文坛的巨擘”。
在各种文体创作中，徐讠于以小说数量最多，成就最大，共有长篇小说23篇，短篇小说集18部。他的小说多写凡人琐事，常通过人世沧桑、生离死别、儿女情长的描写，甚至奇恋、奇情等浪漫故事，探索人物内心世界、思想意识和潜意识，表现时代风云，展示各种社会心态和民族文化积淀，思考和探索人生。
徐讠于是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作家，早期虽曾在《郭庆记》、《禁果》、《内外》等小说中表现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较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但自赴法留学后，由于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转入浪漫主义。他的作品，或以神秘色彩和异国情调，描绘宇宙玄奇；或以浪漫蒂克和浓厚的理想化，来描写人性，抒写爱情，探索生命哲理。如《鬼恋》写一个女革命者在历尽沧桑后厌倦颓退，宁愿做昼伏夜行的“鬼”，而不愿意作为“人”过正常生活。这是徐讠于对人生和人性的第一次探索，也是他思想的转向。《风萧萧》是徐讠于浪漫主义的再发展，创作意向与《鬼恋》相异。作品以抗战时期的上海孤岛为背景，描写舞女白苹从事中、美、日三方谍报工作的惊险故事。白苹最终为国家为民族献出了生命，“我”也“在苍茫的暮色下，踏上了征途”。这是徐讠于对人的价值的深入思考和探索。由于作者过于钟爱人物，几乎把真善美都集中在白苹身上，其浓厚的理想化成分显而易见。此后，徐
讠于的创作大都继续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对理想的探求，显现出奇谲灵动的想象力。黄苗子说，徐讠于“是学哲学的，他善于深思，但他更富于幻想[15]”。他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主题的多义性，情绪的朦胧性，感受的不确定性和景物描述意象性[16]”的特点。长篇小说《盲恋》与中篇小说《痴心井》都体现了这一创作特色。
《盲恋》写一个容貌奇丑，心地善良的作家陆梦放，以音乐和文学创作为媒介，结识一位双目失明的孤女卢微翠，这位孤女虽盲却慧，容貌美丽，俩人通过相识相爱结为夫妻，婚后颇为幸福。可是当卢微翠双目复明时，却惊骇丈夫的丑陋，后在极度苦闷和矛盾中自杀。作品既写了“生理上的残缺，控制着心理的歪曲”，也写了在正视现实后不能脱俗无法超脱的悲剧。严谨的艺术结构，细腻的心理刻画，使这部小说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痴心井》中，作者写了一位村姑娘银妮的痴情。她用乡村式的痴爱，默默地热恋着前来写作的“我”，由于自卑，不能融入“我”的文化生活圈子，终于投入那口郁结着爱情幽怨的“痴心井”。艺术上，除细腻的心理描写外，也大胆运用了暗示、梦境、幻想、荒诞、潜意识等艺术手法，反复描写曾有人在阴森神秘的痴心井自杀，夜深入静时传来的哭声，还有两位自杀者共同珍爱的那颗用珊湖雕成的心，从而增加神秘感和吸引力。作家刘以鬯说：“读徐讠于的小说，即使惊诧于色彩的艳丽，也会产生雾里看花的感觉[17]”。
长篇小说《江湖行》是徐讠于赴港后最重要的作品。与徐讠于的浪漫主义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基本上是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小说以江浙城市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我”（野壮子）从农民到作家的甘苦际遇，并在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中，展示主人公对人生哲学的追求。作品时空跨度颇大，从20年代的北伐写到40年代抗战胜利前夕，从江浙一带写到鄂、豫、皖、赣、湘、桂、川等省，从都市写到山区，社会生活场景壮阔，情节曲折。人物众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小说形象地描写了动荡不安、民不聊生的社会经济生活，展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野壮子于三进上海，三次遭放逐。在流落江湖的过程中，曾先后爱上葛衣情、紫裳、容裳、阿清等6个姑娘，但由于爱情不专一，到头来均不成功，最后只有遁入空门，在峨嵋山望月庵削发为僧。他在寻求人生真谛时，只悟到“人生真是一场梦，活着何必这样认真”，表现了道家的超脱尘世的思想，抒发了“命运注定，造化弄人”的感慨。由于徐讠于对江湖生活并不熟悉，对工农群众和底层生活也了解得不够多，因而深入描绘不足。
除创作外，徐讠于还以“东方既白”笔名写论文，论著《在文艺思想与文化政策中》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观点多有偏颇，曾受到海外进步人士批评。已结集的论著还有《现代中国文学过眼录》、《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大陆文坛十年及其他》等。
4.侣伦、舒巷城的小说侣伦[18]是香港最早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少数拓荒者之一，是“贯穿香港现代和当代文学史的第一人”，在香港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侣伦的中短篇小说，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早期浪漫而感伤的小说。这类作品多写异国爱情，带有西洋风味，文笔也倾向于欧化，其中以《黑丽拉》、《西班牙小姐》、《永久之歌》为代表。《黑丽人》通过“我”与黑丽拉逝水般的爱情，写了爱的感伤。《西班牙小姐》通过家庭教师与爱莎小姐无望的爱情，写了爱的缺撼。《永久之歌》写哈莱为成全好友，用自己整个生活维护纯真的爱情，写了爱的奉献。在这类作品中，侣伦“是将爱情当作人生的一种美妙艺术”来写的，这些小说寄寓了某种哲理，向青年人作出人生的暗示。第二类小说，是通过人物命运的变化，反映香港下层社会生活。以中短篇小说集《无尽的爱》为代表。其中《无尽的爱》是一篇反军国主义的小说，它以日寇攻陷后的香港作背景，通过一个爱仇交织的斗争故事，表达了军国主义的仇恨。《两代人》是一幕悲喜剧，作者用对比手法，把母亲的怯弱和贪财，女儿的勇敢和舍利求爱，作了鲜明的比照。《私奔》通过一个逃租夫妇的无奈与悲苦，写出香港贫民居住的困境。而《狭窄的都市》中的五个小故事，则在亦庄亦谐的嘲弄中，将人性中的自私、无聊、浅薄、鲁莽、损人利己等弱点，暴露得淋漓尽致。第三类小说，侧重表现小资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以《婚礼进行曲》为代表。商人赵鸣岗喜新厌旧，以伪证诬陷妻子，达到离婚目的。然而，阴谋终究败露，他终于血溅新婚喜宴。作品揭露了金钱万能的社会众生相。
作为在香港出生、成长的本土人，侣伦擅长描写香港社会风土人情，善于表达人物的命运变化，他的作品贴近香港本土，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作者采用的艺术手法，除写实以外，也常带戏剧性。如《私奔》就像一出幽默剧，夫妻俩为何私奔？这个悬疑一直伴随着情节的发展直至终场，才揭示人物的遭遇，令人扼腕长叹。
长篇小说《穷巷》是代表侣伦最高成就的作品，作者于1948年夏开始写作，1953年出版单行本。问世后社会反响热烈，被公认为是“战后香港文坛的巨构”。60年代初，分别被香港、澳门电台改编为广播剧播出。《穷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香港为背景，通过一群住在穷巷里的贫苦市民，尤其是几个典型人物在生活压迫下的痛苦挣扎，相濡以沫，奋起抗争，去表现一些卑微的小人物的悲喜，真实再现香港战后的社会面貌。作者善于写实，他常摄取香港下层社会各种生活镜头，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客观地加以描写，而又形象地给读者展示出一幅战后的香港社会图景：社会不振，经济萧条，民不聊生。再加上恶势力到处横行霸道，穷人饱受欺压，难以渡日。作者以此为背景，用质朴的文字深刻地反映了香港社会下层人民在生存拼博中的各种遭遇和不幸，记录了发生在香港的“社会事象”，蕴含着厚重的历史内涵。在人物塑造上，作者用现实主义的笔触，真实地写出几个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辛酸命运。在这些人物中，既有靠“爬格子”为生的作家高怀，又有艰辛而又清贫的教书匠罗建，还有生活维艰的失业者杜全和到处收买破烂的莫轮。他们在九龙木杉街这条“穷巷”，合租一处暂时栖身，这四个单身汉再加上身世飘零的弱女白玫，共同组成一个“穷家”。作品对人物的遭际和场景的描写，毫不掩饰地突出了一个“穷”字。作者既赞美穷人们在艰难中的善良和坚忍，讴歌了他们的人情美和人性美，又鞭挞了社会的丑恶。这些社会下层的“卑微者”，虽然艰辛地挣扎在生活线上，然而他们在严酷环境中互相互爱，团结抗争，坚韧自强。这些都表现了作者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在艺术上，小说的情节富于戏剧性。由于侣伦曾在影片公司做过编剧，他常把电影、戏剧的艺术手法运用到小说中来，被人们称为“生活的戏剧”。小说中，既有失业、失恋的痛苦，也有爱情与友谊的欢乐，既有复仇的格斗，也有轻生的风波。大故事里套小故事，小故事里有大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富有戏剧性。作者还善于运用白描手法来刻划人物，用俭省的语言描摹人物的动作、神态、对话，写出人物的特征，使人物栩栩如生，语言传神。生活气息浓郁，富有浓厚的香港地方色彩。香港作家张诗剑认为；《穷巷》不仅是“最足以表现作者天分的一部作品”，而且它的出版，在50年代的香港文坛上，仿佛是在沉黑的天空闪出了一颗灿烂的星，在打破新文坛的寂寞方面，“有着不可抹煞的意义[19]”。
在香港文学中，舒巷城[20]可以称得是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本土”作家的代表。[21]他熟悉香港小市民的生活，早期小说大多以香港的西湾河、筲箕湾的贫民区为背景，那是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而作品中写的都是港岛下层的小人物。《鲤鱼门的雾》是舒巷城的成名之作，小说描写了一位海员回到故土鲤鱼门时的惆怅情怀与心理创伤，谱写了一曲动人的香港小人物的悲歌。他的短篇小说善于营造环境气氛，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在《雪》中，描写了香港青年余华离港去英国打工的故事。在航程中，他心事重重，忆起父亲曾漂洋过海死在异乡，如今自己又失业，留下可怜的母亲独居乡下。小说通过余华在航程中的感受，表现了香港社会经济转型期小人物悲苦的生活命运，真实记录了一代香港人赴外洋谋生的心路历程。小说以人物的心理感受与变化为线索，将往事与现实连缀起来，情节已经淡化到次要的位置。而《吵架》所使用的则是传统的写实手法，作者用精炼的笔调叙说了一对年轻夫妻由争吵到矛盾冲突激烈而最终恢复平静的过程，揭示了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冷暖。
长篇小说《太阳下山了》代表了舒巷城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它以自然、质朴的笔调表现了香港鲤鱼门一带贫苦人家的世俗风貌。林江是个孤儿，养母梁玉银收养他以后，遭到养父的厌恶与歧视。林江聪慧、仗义、倔强，他结识了贫困而有骨气的作家张凡，在张凡的教诲与帮助下，他逐渐明白了人生的道理，提出了奋斗的目标。围绕林江这个人物，小说塑造了一群社会底层人物，如卖歌人、说书人、穷作家、包租婆、小商贩等，反映了他们沉重的生活负荷与艰苦挣扎，表现了他们之间相濡以沫的友爱情怀，揭示了普通小人物的崇高美德和品性，充溢着一种人情美、人性美，表达了对美好人生的追求。
《巴黎两岸》是一部具有宏阔视野的长篇，小说的背景移到了法国的巴黎。西蒙·布兰是一位有才华的穷画家，他从故乡浪迹到巴黎，造卖画为生。女友娜莎为家境所迫而沦为妓女，西蒙却无力帮她脱离苦海，身心交瘁的西蒙最后从艾菲尔铁塔跳下身亡。作者在《巴黎两岸》的后记中说：“世界上有许多大城市，善与恶，美和丑集于一身，但是不像巴黎那样，站在两个更大的极端上。[22]”这正是《巴黎两岸》深刻的主旨所在。小说构思精巧，作者设置的悬念，即西蒙的死因一直都不揭开，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结构上采取了明暗两条线索，运用真与假、美与丑的对比，揭示人物的性格，显示了作家长篇创作的新探求。
5.西西、梁锡华的小说西西[23]是香港现代主义的重要作家，又是本土文学的核心人物。她在现代小说艺术变革所取得的成就，她在实践现代主义与本土生活相结合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使她在香港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以《我城》为分水岭，西西的小说大致可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以《东城故事》、《象是笨旦》、《草图》等为代表，主要受存在主义影响，表现人类没有前途，生活没有希望，充满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色彩灰暗。自《我城》起为后期，这时西西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告别存在主义，走向魔幻现实主义与香港现实生活相结合的道路。
西西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本土化。西西是香港本土作家，从小在香港接受教育，在香港成长，在香港生活和工作。她创作的本土化，特别体现在题材和内容上。她的小说所反映的基本上都是她所熟悉的香港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如《肥土镇故事》，主要写香港的经济奇迹与经济危机，可说是香港经济发展史的一个缩影。《浮城志异》描写了一部分香港居民在“九七”回归前的傍徨心态；《美丽大厦》反映的是香港居民大楼的生活和现代风情；《碗》写的是香港的教育问题；《宇宙趣·补遗》是写香港的环保问题；《抽屉》提出了香港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物化问题；《玻璃鞋》表现了香港人的适应力和顽强的生活能力；《奥林匹斯》所反映的是香港社会重物轻人的世俗眼光；《虎地》描写的越南船民问题，表现他们在铁笼子里的难民生活；《春望》、《玫瑰阿娥的白发时代》描写的是香港老年人的心态，他们与大陆亲人的千丝万缕的割不断亲情关系，以及青年人对这种关系的反应；《我城》所描写的是香港青年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他们守纪律，责任心强，对生活抱乐观主义的态度，对香港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感冒》表现了一个知识女性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反叛，以及对婚姻自由的追求；《象我这样一个女子》描写的是一个香港下层弱女子在婚姻方面所受到的歧视与无奈。由此可见，西西小说与她上一辈作家有很大的不同。50年代南来的现实主义作家，由于他们过去曾长期生活在大陆，作品的内容和题材大多取自大陆，充满家国意识。西西小说题材与内容的本土化，不仅显示了她的创作与前辈作家不同的特色，同时也标志着香港文学的发展进入本土化阶段。
西西小说的另一重要特色是陌生化。她的小说内容虽是写实的，但它的形式却是幻想的。她常常用童话、寓言、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等带有幻想成份的文化，将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环境、人物、内容与主题陌生化，使小说描写的艺术世界与她所反映的现实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从而使她的小说具有象征性、暗示性、哲理性、神秘性、多义性、朦胧性等多种特点。这种陌生化的效果与特色，在她的《浮土镇》系列小说中的《肥土镇的故事》、《浮城志异》、《肥土镇灰阑记》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肥土镇灰阑记》写的是宋代清官包丞断案的故事，但作者绝不是重复古人的故事，她通过古代的历史故事，达到借古讽今的目的；《肥土镇的故事》表面上是一篇神奇瑰丽、变幻莫测的童话，但实际上是一部用童话写的香港经济发展史、兴衰史；《浮城志异》是一个童话故事，故事的地点是悬在半空中的浮城，作者所描写和暗示的实际上是“九七”临近时香港市民动荡不定的心态。
西西小说还有一个特色是形式的多样化。西西是追求创意的作家。她决不重复别人的作品，也很少重复自己的旧作。她的每篇作品几乎都有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形式和新的技巧。她的小说种类繁多，异彩纷呈，令人赏心悦目。在她的小说世界中，既有写实小说（如《春望》）也有现代小说（如《抽屉》）、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如《浮土镇的故事》）、浪漫主义的小说（如《戈壁滩》）；既有散文小说（如《渔之雕塑》）、电影小说（如《碗》），又有意识流小说、内心独白小说（如《象我这样一人女子》）、戏剧小说（如《家族日记》）、抒情小说（如《海棠》）、哲理小说（如《肥土镇灰阑记》）、历史小说（如《图特碑记》）、新闻小说（如《路边社》），又有复合小说（如《哨鹿》）、复调小说（如《感冒》、《煎锅》）、旅游小说（如《鸟岛》）、后设小说（如《我城》）、神异小说（如《镇咒》）、剪贴小说（如《胡子有脸》、《永不终止的大故事》）等等，几乎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西西小说形式的多样化与刘以鬯的小说有极相似之处，但又有不同。刘以鬯多写知识分子，如露意莎（《霞意莎》）、酒徒（如《酒徒》）、张生（如《寺内》）、唐僧（《蜘蛛精》）、曹雪芹（《徐夕》）、“我”（《编辑部的白日梦》）等，而西西多写香港的小市民，她的小说刻划了形形色色的香港小市民，从青年人到老年人，特别是青年人；刘以鬯最善于结构作品，结构是他小说的支柱和基础，使他的小说变化无穷，种类繁多，主题深邃，气象万千，而西西善于幻想和想象，幻想和想象是她小说的灵魂和翅膀，使西西的小说具有象征性、暗示性、哲理性、多义性和朦胧美的特点。可以说：刘以鬯的小说基本上是结构小说，而西西的小说基本上是幻想小说，是成人的童话；刘以鬯的小说较多接受日本新感觉派和英国意识流小说，以及法国新小说派等西方现代派的影响，而西西则较多接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西西既继承了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但又融进了幻想性、神秘性的特点。
梁锡华[24]在小说和散文创作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他属于香港当代成就最大的几位作家之一。刘以鬯是香港现代小说之父，金庸是香港武侠小说大师，梁锡华是香港学院派小说、散文的代表，西西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拔萃。
作为香港学院派的代表作家，梁锡华的小说无论是题材、内容、艺术表现等方面，都鲜明地表现了学院派的特色。青年时代，他主要受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他说过，外国名著对他影响最大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中国古典名著对他影响最深的是《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等，这对他的创作风格的形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25]
梁锡华小说大多取材于教育界、文化界和知识界，反映了香港的社会和人生问题。《香港大学生》描写的是香港大学生和研究生的生活故事，揭示了香港教育界的黑暗腐败，讽刺了以卓博元副讲师、辛教授、林博士、花和尚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吃喝派、懒惰派、骂人派、顽固派、无知派的丑恶，同时歌颂了以林其钧、方密微、金祥藻为代表的正直诚实，心无旁鹜、埋头学问、刻苦钻研，具有儒家思想传统而又能接受现代科学思想的新儒家。《独立苍茫》描写的是香港大学教师的悲欢，作品通过具有不同个性、不同人生哲学的三个同学同事的不同命运和道路，反映了香港的社会问题。《头上一片云》、《太平门内外》写的是一九九七的问题，但其中心人物仍然是香港大学、中学的教师以及海外的留学生。这些小说的故事各自独立，但联系起来看，却可以清楚看到香港教育界、文化界、知识界的心态和面貌。
长篇小说《头上一片云》描写的是一九九七香港过渡时期中产生的种种悲剧、喜剧和悲喜剧。在九七风波冲击下，基督徒丁向经为了移民，不惜斩断女儿丁慈基与卓博耀的情缘，强迫她嫁给加拿大华人医生辛大卫，结果女儿对婚姻不满，发疯跳楼自杀，酿成一幕人间惨剧。作者通过这幕悲剧，对弱小善良的丁慈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父亲的虚伪、狭隘、自私和宗教偏见作了无情的批判。小说中的卓警凡，在九七年过渡期一面办黄色小报《美丽报》赚大钱，一面又办政治刊物《香港眼》捞取政治资本，暗中却以“假离婚”的手段，骗取旅加华人司徒瑛的爱情，以达到他移民海外的目的。结果阴谋被司徒瑛识穿，美梦破灭。鲁迅说：“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26]”。作者通过卓警凡这个人物撕破了两面派、投机者的外衣，揭露了他们的自私丑恶的灵魂。卓博耀是香港大学的一位教师，在强大的移民浪潮中，他婉拒一切物质和爱情的诱惑，坚持不移民，准备将来立足香港，建设香港，体现了崇高的理想和美德。总之，在时代的大浪潮中，各种人物演出了一幕幕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从而显示出他们或美或丑，或美丑兼备的人性。
梁锡华的小说不仅反映了香港现实社会的状况，而且渗透着各个民族的文化冲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在《香港大学生》中，作者描写了世界各国的各种文化，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天主教文化，东正教文化，以及东方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印度的民间文化，中东的穆斯林文化等等。这些文化之间，往往互相碰撞、互相冲突，如学校关于中午吃中国餐还是吃西餐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中西饮食文化的冲突。在《独立苍茫》中，也有许多地方描写了文化冲突，如陈翠亨与其夫人基督徒王玛利冲突时说：“我要用道德经打倒圣经。”也是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一种反映。在《头上一片云》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更是贯穿于小说的始终。如丁向经一家和张文贞父母均以卓博耀要加入基督教作为嫁女儿的条件，而卓博耀始终坚持不加入基督教，拒绝接受丁、张两家的条件，以及青年情侣丁爱基、李力民与丁向经、丁赞基父子的矛盾，都是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的反映。象梁锡华这样以基督教和各种宗教文化描写为主要内容贯穿在小说中的作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还是少有的。作者在描写多种文化碰撞冲突时推崇的却始终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在《香港大学生》中，作者推崇的是孔子关于刻苦学习、老实做人，讲究礼貌，力戒贪色，不文过饰非等积极的思想，而对孔子提倡的“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君臣父子”之道和所谓“孝悌”思想，作家是不赞同的。这说明作者所推崇的不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而是吸取了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新儒学。
在艺术上，梁锡华小说将小说、杂文、散文、电影手法熔为一炉，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他的小说基本上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的写实手法，人物性格的刻划，主要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和细节描写来表现的。如小说中关于田心体的语言、语气以及讲话时“擦下巴”的动作描写，就活灵活现地显示了他的仁慈的长者性格。在《独立苍茫》中，作者描写萧晨星一次买四个水壶，八条皮条，别人都觉得奇怪，经萧晨星解释才知道，买四个水壶，是因为他读书写文章时，常常因进入“境界”而不知厨房的水壶被烧成柿饼，买八条皮条是为了寻找方便。这两个细节生动地表现了萧晨星专心致志不善于安排日常生活的特点。
梁锡华是香港著名的杂文家，他常以杂文的笔法写小说，文笔犀利幽默，机智潇洒，亦庄亦谐，自由挥洒，任我驱遣。他的小说有点象鲁迅的《故事新编》，随意点染，铺排成篇，常在故事的叙述中间，突然来个议论或插叙，涉笔成趣，寓庄于谐，令人发笑。他的小说有点象散文，没有严谨的结构，他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时而叙事，时而写景，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如《香港大学生》就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只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物素描和漫画组成，结构比较自由松散，象是一篇记叙散文或报告文学。他还将小说与诗歌联姻。如在《独立苍茫》中，小说一开始写萧晨星与陈翠亨、聂惟素聚谈时，就引用了杜甫的《乐游园歌》的诗：“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这两句诗几乎贯穿整部小说的始终，有力地烘托了萧晨星一生坎坷、情场失意，孤身只影的悲凉心境。梁锡华小说的不足在于，有时离开人物和主题，任意挥洒，有露才扬己的毛病。
6.陶然、东瑞的小说陶然[27]有着颇不寻常的经历，少年时代漂洋过海，从印度尼西亚只身回到祖国，青年时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中移居香港。他的创作是在香港起步的。1974年，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冬夜》发表，此后他勤奋写作、成为香港南来作家中的中坚人物之一。陶然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七八十年代为前期，九十年代为近期。他的创作起点比较高。他以敏锐的眼光关注社会、关注现实，从五光十色的现代化大都市感受到某种特殊的体验，将犀利笔触触及到社会深层敏感的神经。他的短篇小说思想内涵深刻，贴近社会人生，反映了香港社会的“众生相”。尤其是对演艺圈与新移民及小人物题材的开掘，更具批判力度。如《冬夜》就有力地鞭笞了大明星寥化成名后的丑恶灵魂：在餐厅偶遇中学时代的老同学，竟然嫌弃他身份低贱，拂袖而去。《旋转舞台》中一起从演艺圈出道的秦少声的女友与江金廊，争名逐利，以击败对手为目的不择手段，秦少声甚至连对方的女友也不放过。《窥》描绘了一个“偷渡客”在香港的遭遇，因为偷渡的身份，竟然遭人要挟与其发生性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偷渡者的生存状态。《蜜月》写的是一对新婚夫妻为高利贷所逼，万般无奈不得不忍受心灵和人格的羞辱，被逼做“春宫表演”，读来令人发怵。作品透过工商社会的怪异现象开掘出深刻的主题，揭露了底层小人物蒙受身心摧残的社会现实。在艺术表现上，作者长于人物刻画。善于将生活中平凡普通的事件加以提炼、点化，经过精巧的构思而出奇制胜。他的短篇人物单纯，情节凝练集中。如《一万元》、《蜜月》、《窥》、《视角》等都精心选择了一个情节聚焦点、精心刻画人物的心理，使小说具有可读性。
在从事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陶然在八、九十年代主要创作长篇，他的第一部长篇《追寻》，虽然出版在八十年代，却是七十年代末完成的，这是作家进行长篇写作的尝试。而出版于1994年的《与你同行》，则是陶然创作的一个突破。从题材上看，作家取材独特，视野开阔，通过移居香港的华侨子弟范烟桥回母校参加校庆的七天经历，用主人公的双向回忆，再现出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京港两地的社会生活画卷，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特定时空的大学生活与移居香港后的生存状况与心态。小说采用了主人公范烟桥的视角叙事，而在人称上交叉使用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并穿插运用了第二人称。
陶然九十年代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一样的天空》，是他长篇中最有分量的力作。小说描写了三个大学生移居香港后挣扎、闯荡、奋争的人生历程，透视了现代工商大都市的商场风云变幻与人情世态。昔日大学时代的同窗，移居到这个光怪陆离的陌生境地，他们都在重写人生，重续历史。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如陈瑞兴、王承澜、方玫、美若、郑乾坤、柴世芳都写得真实丰满，给人以深刻印象。陈瑞兴在大学时代并不起眼，来到香港后跻身商界，他在风诡云谲的商场雄心勃勃，有眼光，有魄力，处事精明果断，终于取得成功而成为“龙图集团有限公司”的老板。与此同时，他也保有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如他虽然信奉商场“六亲不认”的哲学，但却与老同学王承澜保持二十年的友谊，对那个不争气的姐夫也不得不关照，多少也表现出“儒商”的品性。他的发迹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香港商海的人生沉浮。而王承澜一直徘徊在文化圈，他保守清高，优柔寡断，洁身自好，多年来到报馆做一个小编辑得不到提拔，好不容易写成一部剧本拍成电影，结果被人剽窃。他生活清贫，发财无门。当年在“文革”中呼风唤雨的女强人方玫南来香港、急于求成，恨不得一夜就混出人样，出人头地，然而在商海竞争激烈的香港，他不可能如愿以偿，最后只好离开香港闯荡海外去了。对于郑乾坤、柴世芳这两个商场老手，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叙事上，采用了多面视角投射、多种第一人称构成的复调叙事。如作者所说：“以独白和独白中的回忆为主的方式，在情节上有过去的‘回忆’和现在的独白两条线索”。小说分别运用了陈瑞兴、王承澜、美若、方玫的第一人称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使人物的心理世界得到了深刻而细腻的揭示。
《美人关》是陶然九十年的微型小说选集。分为“故事新编”、“魔幻世界”、“现实传真”三缉。作家大胆创新，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荒诞手法巧妙构思，使人耳目一新。《孔悟空吹出的毫毛》、《无头霸王寻虞姬》、《黑旋风卷上太平山》等篇将古典名著的历史人物与香港现实嫁接，产生出一种用荒诞折射现实的游戏效果。
东瑞[28]是香港文坛的多面手，小说、散文、儿童文学、评论都有集子问世。他是一个勤奋而多产的作家，各类作品集总计过百种。东瑞出生于印度尼西亚，毕业于泉州华侨大学，后到香港定居。他的创作始于七十年代初。七八十年代，东瑞在小说领域多方出击，长篇、中、短篇集约有20部。他一度生活在香港社会的最底层，在打工谋生的岁月，他中午在大排挡吃饭的一点时间都抓紧写作。东瑞早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写实特色，取材广泛、社会批判性强，展示了香港社会的“浮世百相”。作者对香港高楼大厦背后的小人物的生活，现代大都市的贫富不均、五光十色的香港夜生活都有形象而生动的描写。《华灯初上》就是这个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通过“我”为日本赴香港旅游团导游的七天的经历，有力地嘲弄了一群日本客到香港找刺激、玩女人的卑劣行为，鞭挞了他们肮脏的灵魂。同时也暴露了繁华大都市黑夜里糜烂、龌龊的一面。《夜祭》是早期短篇的佳作，它通过一对新人在新婚夜的情感冲突，揭示了封建的传统观念残留在青年人心灵的阴影，批判了陈腐的观念对青年一代的伤害，期望他们挣脱旧的枷锁，战胜自己。《孝生和丽儿》写一对中学生因早恋、最后殉情而自杀的悲剧，抨击了不合理的考试制度、也批判了家长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呼吁社会关爱孩子、理解孩子。在艺术表现上，这些小说重故事情节，重外部描写，主题严肃而不媚俗，真实而不伪饰，可谓雅俗共赏，可读性强。
九十年代初，以短篇小说集《似水流年》和长篇《暗角》为标志，东瑞在创作上出现了新的转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逐渐摆脱了单一的通俗写实的风格，对现实的观察更加深刻、思考亦具深度。他广泛吸收西方现代小说技巧，表现物质愈来愈发达的现代大都市的光怪陆离，形形色色。短篇小说集《无言年代》与长篇《迷城》是东瑞小说创作的自我挑战与超越。
《无言年代》是作者进行小说试验的产物，也是他求新求变的短篇力作。这部集子运用了象征、隐喻、荒诞、意识流、科幻、时空交叉等现代写法来折射香港社会现实，使人耳目一新。在《寻找那床》中，一对准备结婚的年代人在现代大都市寻找旧式的碌架床和木板床，可走遍港九都找不到、到处卖的都是现代的豪华床，结尾意外地买到棺木做睡床。显然，小说中的“床”是一种象征，是一种忠诚、实在、长久的情感象征。两个人物的名字“怀远”、“念昔”也具象征意义。小说追求一种朴实单纯而坚固的社会信念，对返璞归真的生活的憧憬与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现实形成强烈反差。《锁》中的锁的象征意义耐人寻味，它是现代社会人际间隔膜、冷淡、封闭的象征。《无言年代》和《面具时代》运用了荒诞的写法。《无言年代》中的卜门是靠外发校对和在大厦做垃圾工为生的小人物，一天醒来，发现城市下雪了，四周冷冰冰的，报摊、邮局、歌舞厅……连情书都是印好的，人变成了冰树，失了语言交流、失去了心灵勾通，城市进入了“图象”时代。小说以荒诞的情节折射出现代社会人性的迷失与被扭曲的情感的堕落。
《暗角》和《迷城》是将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未来小说，是东瑞长篇创作的新收获。这两部长篇打破了以往传统的写法，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有别于早期长篇的写法。情节淡化了、由外部的写实转向了内部心理的真实，并多方面吸纳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作者坦言：《暗角》“几乎把我平素的思索都写进去了，融合了我四十年来的人生经验和对一些世事的看法[29]”。廖子馨认为：“《暗角》是座饱满的大海锦，里面蕴寓着许多人生的问题，包括生的希望、生的失望、死的恐惧、死的冀望等，那么从海绵体流出来的液体，是浓郁的人生孤独[30]”。小说运用意识流，捕捉到丰盈的意象，象征意蕴深厚。应当说，这部作品是东瑞长篇创作的超越。《迷城》就题材而言与《暗角》迥然不同。就表层看来，它写的是一个作家与歌女的爱情故事，而透过这个爱情框架，“实际上叙述了个人对人生、人性、生命、文学、艺术等的时空和见解[31]”。这部长篇的突出特色是它的诗意叙事。可以称得上是一部长篇诗体小说。作品虽写爱情，但没有一般作品常见的三角恋、婚外情，更没有富于煽情的刺激性场面。男女主人公从在马来西亚的槟城相遇及几日的出游、赏景、空间设置、对话都极富诗情画意，这种诗意还表现在渗透于小说中的那种忧伤感、孤独感，特别是诗意叙事中的象征意蕴。小说中出现的树林、墓地、山洞、怀旧歌曲、古董店的钟表……都具有象征、隐喻的含义。90年代末，作者又出版了长篇新作《尖沙嘴的丛林》，小说反映了香港尖沙嘴的历史变迁，具有浓郁的香港本土意识，显示出别样的创作风格。
7.黄碧云、董启章、钟晓阳的小说在香港作家中，黄碧云[32]走的是一条颇为独特的小说路数。她的小说写法与众不同，她用一种平静而超然的口吻叙说着一个个爱与恨、生与死的故事，从中读不出理想与寄托，也看不出谴责与批判，只是透露出悲凉。
小说集《其后》大体有两类叙事：一是爱情，一是漂泊。《盛世恋》是她写婚姻爱情的代表作。小说写的是太平盛世的婚恋故事，没有大波大澜，没有离奇曲折。书静与老师方国楚由师生关系演变成夫妻，婚后书静发现，高举理想之旗的老师如今一味苟且，原来她并不爱他，他们之间没有爱情，她决定离婚，他们的离婚很平静。小说写得自然、平淡，却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复杂迷茫的心态。小说是这样结尾的：“太平盛世，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也只能如此。八十年代的香港。”《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中的叶细细是一个同性恋者，她一往情深地恋着同学之行，两人关系超过平常人，原以为可以厮守终生，不料之行背叛了她，最终离她而去。这两篇小说如颜纯钩所指出的：“读这小说，便觉人生只是无数姿势而已，爱是姿势，恨也是，聚散也是，升华与沉沦都是。[33]”“友情会过去，亲情也会，爱也是一点点在消逝的东西，甚至恨也是。[34]”另一类作品写人生的漂泊。《一个流浪巴黎的中国女子》中的主人公叶细细，流浪法国的年轻中国女子，为求学生活困窘，又因失恋孤独寂寞。“我来巴黎以后，我学会不大想将来，反正亦无将来可言，就不要去想了。”最后，她在郁郁寡欢中自杀而死。《其后》中的“我”，一位中年男子患了乳癌，妻子自杀，妹妹在从政中被谋杀。他回到乡下探望大哥，大哥带他去看两个刚挖的新坟，告诉他是为哥俩准备的。临别时，哥哥叮嘱说：“要戒烟，早睡，好好的死。”这里，哥哥的嘱咐，竟不是好好的活，而是好好的死。在他的思想里，死与活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这类作品中，作者突出的是生命的漂泊无依，人的内心的痛苦，人物只有过去，没有将来也不想将来。而《温柔与暴烈》与《其后》相比，充满了暴力、凶杀、血腥、罪恶，而作家的叙说仍是那么平静。
在黄碧云的小说中，人物的名字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循环出现。他们同一个名字，但不是同一个人，这些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女性如叶细细、赵眉、陈玉，男性如詹克明、陈路远。如果说在《其后》中这些人物还有情感和理性的线索可寻，那么在《温柔与暴烈》中，这些人物渐渐失去理性，充满怪诞的念头，荒唐的行为，处于精神病状态，近乎一种“怪物”。黄碧云的小说就在探索这种人生的困境，以及人的这种病态下的感觉与行为。
黄碧云生在香港，在法国上大学。她的作品表现出浓重的现代、后现代文化倾向，从价值取向到艺术手法，都受到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特别是法国“新小说派”对她创作的影响不可低估。她的小说虽有背景交代，但都是淡而模糊，人物的命运与社会基本上是游离的，人物的遭遇看不出前后因果关系，作家着意写人的存在、写人生的体验，诠释人生的困境，表现人的无奈悲凉，人的痛苦。在艺术上，作者认为：“无情节，甚至无人物，只呈现语言形式的现代小说（更精确地说，是新小说）是文明的一大进步。”她的小说不着意于故事情节，不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格。时空次序任意颠倒，着力营构意象，常用拼贴式写法。如《双世女子维洛烈嘉》选择三个不同时空的场面拼贴而成，几乎没有故事情节，而同一人物虽然在不同场面出现，却理不出前因后果关系，主人公维罗烈嘉只是每个特定时期的一种存在。《呕吐》中呕吐这一生理现象作为中心意象贯穿全篇，亦可视为一种象征。
董启章[35]属于那种勇于探索的小说新人。他的小说写得扑朔迷离、相当难懂，给读者打开了一扇奇异新鲜的窗口。《安卓珍尼》是他的代表作，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位年轻的研究生物学的学者。她与丈夫的感情产生危机。她的丈夫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商人，很有修养，但却把她当学生管教，她无法忍受，独自来到荒山中寻找一种雌性的单性繁殖的动物斑尾毛晰，却被另一个举止粗野的男人强暴了，并怀上了孩子。在文明社会，丈夫用知识统治她；在蛮荒山野，男人用暴力占有了她，她欲摆脱男性，甚至想用女性自身生产出另一个单倍体以和卵子结合，自行创造生命。小说通过人物的命运启示读者：逃避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在另一个世界里有另一种暴力，另一种压抑。小说是对男权社会女性地位、人格与命运的反思。台湾作家杨照说：“这是我看过非常非常少的女性书写，其中穿插的生物学知识是非常成功的穿插，因为每一个穿插到最后都让读者知道作者的用意在哪里。中间的故事乍看之下很像通俗的罗曼小说，但是最后却让我们知道作者传达的完完全全不同于罗曼史的信息[36]”。
董启章常常从自然科学的书本知识获得启示与想象。《永盛街兴衰史》中的“我”跟父母移居加拿大四年后返回香港，开始收集爷爷旧居的老屋所在地永盛街的资料。依据《香港地图绘制史》所绘的不同时期的地图，“我”在推测、想象这条街的兴衰历史，并由此构想从曾祖父起，直到现在的几代人的家史。作者曾经出了一本关于地图的杂著《地图集》，副题是“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他在这本书中说：“在这本体例混杂和难以归类的地图阅读结集中，作者以一种罔顾现实的态度在纵横拼合的点线和色块间，读出各种既共同又秘密的梦魇、缅怀、渴想和思辨。[37]”这句话正是《永盛街兴衰史》的最后注脚。小说通过一条街道的变化写城市的变迁，人世的沧桑。小说中还穿插了《粤曲歌坛话沧桑》中的《客途秋恨》的曲词，以诠释或映衬人物的心绪、感受，构成文“曲”互涉，并与地图等等有关知识的叙述，形式贯穿全文的三种奏。小说还把文学与自然科学联姻在一起。如《安卓珍尼》与生物学、《永盛街的兴衰史》与地图学、《聪明世界》与心理学、《少年神农》与医药卫生学，等等，小说中的故事框架与某学科知识相穿插交错。小说中的故事线索清晰可寻，人物的身份、经历也并非模糊不清，而它的主旨又与某学科知识密切相连，从而启发人们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在艺术表现上，作者讲究小说的结构艺术。如《安卓珍尼》采用了故事文本与生物学文本相穿插的复调叙述。而《少年神农》则由神话故事与现代生活两个板块组成，前半部分是虚幻的神话，后半部分是今日之现实，把古今连结为一体，古代的神农与当代的医药学大学生相呼应，在结构上呈现出对称的美。
钟晓[38]阳是台湾后起的文学新人。她的成名作《停车暂借问》叙述了女主角赵宁静的两次爱情故事，时间从40年代的东北直到60年代的香港。第一部《妾住长城外》的背景是抗战时期，情窦初开的宁静爱上了日本军官之子、大学生吉田千重，由于中日处在抗日战争期间，日军投降之后，这段刚刚荫生的爱情也跟着夭折了。第二部《停车暂借问》，宁静与表哥爽然相爱，两人情投意合，由于爽然的父亲已给他定婚，他又无法与家庭决裂，加之宁静在父亲的压力下被迫定亲，所以尽管爽然深深爱着宁静，最终俩人却没能结合。第三部《却遭枕函泪》写的是15年后，早已结婚的宁静与爽然在香港相遇，爽然仍然刁然一身，而宁静的婚姻已濒临破裂，当宁静毅然与丈夫离婚，准备与爽然建立新家时，爽然却离开香港赴美国，一去不归。宁静的两次爱情经历都以悲剧而结束。小说以细腻委婉的笔调把两段爱情故事写得如梦如幻，哀婉动人。钟晓阳以后的创作，主要以爱情婚姻为题材。如《二段琴》叙说了一个穷苦出生的青年二胡琴师莫非的爱情故事，《哀歌》中的“我”深深爱着那位商业渔夫，最终未能结为夫妻而留下永久缺憾。作者小说叙述的都是男女主人以真挚相恋开始，以悲剧结束。“此恨绵绵无绝处”，小说的艺术魅力也正在于此。
1956年，作者发表了长篇小说《遗恨传奇》，这部长篇拓展了原有的婚恋题材，描写了香港豪门的情仇故事。作品人物众多，情节曲折，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上展开了复杂的矛盾冲突，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新起点。
在艺术上，作者善于开掘人物的情感世界，揭示人物丰富复杂而细腻的心理活动。如《二段琴》中，莫非等恋人凤回来访的心情：“她不来的晚上，莫非便心神不定，意兴懒怠，明知道她不会来了，有意无意，还是要侧着耳朵听听门铃有没有响，有时只不过在她心里响起来，他倒一溜地冲去开门，有一回，门铃响了，他又疑心是自己的错觉，反倒很镇静地继续拉二胡，便门铃继续响了几下子，他试探着开门，几乎不相信是她。”这里把人物的那种期待、焦虑、心神不定的情态揭示得唯肖唯妙。作家在《停车暂借问》中多次写到宁静读《红楼梦》，而这又与钟晓阳对红楼的研究有很大关系。关于这一点，台湾作家王鼎钧指出：“作家写熊家，态度冷静，多用史笔，如曹雪芹之写宝钗：写林家，心肠热烈，多用诗笔，如曹雪芹之写黛玉。如果我们说《停车暂借问》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把红楼梦中的一男二女的关系变奏为一女两男的关系，或不致受识者的诃讥。”[39]这种评价是中肯而有眼光的。
钟晓阳小说的语言充满灵气。她善于抓住瞬间的印象，并能将这种感觉逼真地传达出来，仿佛使人看得见、听得着似的。如“她不由自主地回到头去，那男顾客也转过身来，瞬即成了她的镜子，照着和她一样的神情、眼光和往事”（《停车暂借问》）。“明媚的阳光下，芥菜花好看地开着，为了蝴蝶的爱”（《哀歌》）。前者写人，后者写景，都能用一种印象式的写法表达出来，让人感悟得到。她的语言饱含着诗意，呈现出诗意的叙事风格。如《停车暂借问》中写宁静与千重的一段，“两人缓缓步入大门，循路走着，夹道的茅屋草房莫不高挂灯笼，月亮升起来了，光晕凝脂，钟情得只照三家子一村：宁静手里也有月亮，一路细细碎碎筛着浅黄月光，衬得两个人影分外清晰；灯笼有点动动荡荡的，人影便有些真切不起来，倒像他们在坐船渡江，行舟不稳，倒影泛在水上聚聚散散。”这段语言中，意象的选用，浓郁的情感色彩及抒情笔调，都富于表现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八、澳门文学1.澳门文学发展总体风貌 澳门是个中西合璧、华洋杂交的社会，它与香港毗邻，与广州一水相连、一脉相依，更同中山市、珠海市连成一片，与祖国大陆密不可分。自明末开埠至今，这个天然平静港湾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它不仅古朴幽雅，风光绮丽，而且有着独特的文化景观。从地域上说，澳门文学属岭南文化，具有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商业性、兼容性、多元性的特征。在澳门文坛上，既有华文文学，又有葡萄牙文学，还有土生葡人（即中葡混血儿）文学。这种开放性、兼容性、多元性形成澳门文学三者并存的具有特殊意味的文学现象，但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学仍居主导地位。
澳门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澳门文学与中国文学的血缘关系、文缘关系源远流长。《澳门日报》总编辑李鹏翥说：“澳门文学根须是从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学树干伸延出来的。[40]”到了现当代，澳门文学更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紧密相联。
澳门文学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旧文学时期、新文学时期和当代文学时期。
旧文学时期（清初至民国成立后），以文人的诗文居多。明朝末年，大汕僧人来到澳门，他既深于佛学，又能诗擅画，常与海内名家相互应和。清代康熙年间，来澳门学道的吴历、陆希言等人均有著作。吴历的《三巴集》是第一本以澳门地名作书名的诗集。陆希言的《澳门记》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价值。以外，印光任、张汝霖编篡了《澳门纪略》，“于是一方文献，粲然渐备矣”。咸丰同治年间，香山人士（今中山市）鲍俊、曾望颜，撰写了《行香子》等诗文吟咏澳门。此外，还有梁乔汉的《港澳旅游草》、汪兆镛的《澳门杂诗》。民国成立后，不少文人寓居澳门，他们或执教，或写作。其中，黎畅久的《澳门新语》“不失为一方之重要文献”。据统计，从清初到民国成立以后，有诗文作品流传至今的，就有吴历、屈大均、丘逢甲、谭钟麟、郑官应、汪兆镛等130多人，共计528首(篇)。而散失湮没的作品更难以估计。
新文学时期（抗战至40年代末），文学发展进程缓慢。“五四”运动发生几年后，香港、澳门文学才为时代新潮所激荡。1927 年，鲁迅应邀到香港讲演，也给澳门文学界带来深远影响。30年代，梁彦明、冯秋雪、冯印雪等在澳门组成“雪社”，出版多种诗词唱和集，为澳门文学园地增添光彩。“九·一八”后，澳门的新文学活动得到开展，澳门抗日文艺活动蓬勃一时。陈少陵、缪朗山、史良等曾从内地到澳门宣传抗日。邹韬奋、茅盾、夏衍、端木蕻良等大批文化人南下香港，除直接推动香港文学发展外，也影响到澳门文学。澳门文艺工作者与张天翼、杜埃、秦牧、紫风、于逢、华嘉等结合起来，以组织青年读书小组、撰写历史小品、办报等多种形式，曲折地开展对敌斗争。解放战争期间，茅盾、张天翼、于逢等在澳门小住，对澳门文学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当代文学时期（50 年代至现在）,从比较平缓到逐步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文坛活跃，文学创作蓬勃兴起。
随着新中国的日渐强大，大陆呈现一派新气象，这不仅直接刺激澳门经济的发展，也给文学的发展带来生机。这一时期，文学社会团纷纷成立，文学创作比较活跃。1950年创刊的《新园地》、《学联报》，相当重视刊登诗歌、杂文、小品和短篇小说，一批作者如李成俊、梅谷曦、思放、李鹏翥、葆青、蓓尔等，这时也发表了不少作品。1958年8月15日《澳门日报》创刊，其综合性副刊即沿用《新园地》名字。它会同《中华教育》等刊物，培育了不少写作新苗。1963年5月至1964年7月出版的《红豆》，是一群青年作者自发组织、自费出版的油印刊物，共出了14期，发表了不少的诗歌、散文、小说作品。
从50年代至70年代，澳门的创作园地同香港一样，受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雨露滋养。著名作家秦牧和阮朗（唐人）等热心为《澳门日报》撰稿，阮朗还专程从香港到澳门，主持文学创作讲座。在老一辈文学家的培育下，青年作者勤奋耕耘，创作出一批文学作品。
80年代以前，澳门文学虽然得到发展，但总的说来还显得滞后。80年代以前，澳门本土既没有一本纯文学杂志，也没有一个文艺副刊，更没有一个出版社可供发表出版的园地。尽管澳门作者克服不少困难坚持文学创作，但作品难于发表，更无法出版单行本。不少作品只好往外地投稿。虽然不能说澳门文学园地“一片荒芜”，事实上，生长有脊土地中的澳门文学，其发展确实受到客观条件局限。另一方面，中国内地的“左倾”文学思潮也影响到澳门文学的发展，如澳门文学一度过份偏重政治性、思想性，忽视文艺特点和规律。直到80年代后，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文艺政策的调整，澳门文坛才迎来文学创作的春天。多写作品，多出新人，发展澳门文学，已成为澳门文学界共同的愿望和要求。1984年《澳门日报》召开了“港澳作家座谈会”，作家分析了澳门文学的历史和现状，期望澳门文学有一个新的发展和突破。诗人韩牧提出了“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的建议，得到了文艺界的共鸣和响应。此后，澳门文学得到较好的发展。1985年，澳门东亚大学中文系云力教授主编的《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共5本）出版，这是澳门出版的第一套当代文学丛书。1988年3月，澳门文学会、澳门日报出版社共同出版了《澳门文学论集》，这是第一本澳门文学的论集。
自80年代中叶起，尤其是90年代以来，澳门文坛日趋兴旺。澳门日报出版社、澳门星光出版社、华侨报出版社等多个出版社的建立，为作品出版提供了方便。其中，吴志良主编的《澳门论丛》、《濠海丛刊》，不仅涉及到地理历史、人文风物，而且论及语言文字、古今文化、作家作品，为读者展现出一片文化“绿洲”。1996年，澳门基金会一下子就出版了《澳门散文选》、《澳门新诗选》、《澳门短篇小说选》等作品选集。1998年－1999年，澳门作家纷纷以好作品向回归献礼。引人注目的是澳门与中国文联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等合作出版了三套丛书：《澳门文学丛书》（共20本）、《澳门文学袖珍丛书》（共4本）、《澳门人文丛书》（共5本）。
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深入，澳门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社团活动也日益加强。澳门笔会（相当于作家协会）与五月诗社于1987年成立，并在1989年出版了《澳门笔汇》创刊号，五月诗歌社出版了《澳门现代诗刊》。他们聚集了相当大一部分作家，联系文艺界各方面人士，对内对外开展联谊交流，举办文学活动，并注重辅导青年写作，使澳门文坛顿时活跃起来。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10年之间，除澳门笔会、五月诗社外，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澳门写作学会、澳门近代文学研究会、澳门楹联学会等文学社团也相继成立，各有自己的刊物供会员发表作品，大大地促进了澳门文学的发展。这一时期澳门和内地、香港的文学活动频繁，相互联系更为紧密。1987年4月，中国作协和中华文学基金会应霍英东（全国政协常委、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和马万棋（全国人大常委、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的邀请，派出以萧军为团长，叶君健、韶华为副团长一行14人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香港、澳门访问，与港澳作家进行文学交流。在广东的秦牧、紫风、杜埃、林彬、陈残云等作家，也先后访问澳门。他们在澳门出席文学座谈会，举行文学讲座，为澳门文学爱好者介绍祖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和创作知识，使青年作者提高创作水平，现在已有一部分澳门作家成为澳门文学的中坚力量。此外，澳门作家还多次参加“粤港澳作家联欢会“，并与中山市互相访问，澳门中华诗词学会还与珠海诗社正式缔结为姐妹诗社。通过这些文学活动，多方面与内地作家联络感情，交流经验，促进了澳门文学的发展，特别是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澳门文学越来越受重视，对澳门文学的研究也日益增多。1995年11月，由澳门和广东省两地的学术界联合举办了“澳门教育、文化的现状与前瞻”的研讨会，进行高层次的学术、文化交流，会后出版了论文集，1997年12月，澳门大学召开“澳门文学的历史、现状与发展”学术研讨会，与内地、香港、台湾的学者、教授共同研究、共同探讨。这些活动都促进了澳门文学的发展。
2.澳门当代文学创作概况
50年代以来，澳门文学从不发达到逐渐发达，从沉寂到活跃，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今天澳门文学在总体水平上虽然赶不上内地文学和香港、台湾文学，但发展势头很好，呈现出蓬勃的生机。现就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的创作情况作一简述。
诗歌创作概况。澳门是个“诗城”。不仅诗人多，而且诗创作比小说、散文、戏剧活跃。澳门的当代诗人，从地域来看，有土生土长的，海外归来的，港澳“两栖”的，来自大陆的四种类型。其中，土生土长的，有李丹、余行心、汪浩瀚、江思扬等；海外归来的，有陶里、胡晓风、玉文等；港澳“两栖”的，有苇鸣、韩收、余创豪、刘业宝、凌钝等；来自大陆的有高戈、淘空了、流星子等。此外，还有一批从内地、香港以及其他邻近地区来的诗人，也有旅游者在澳门观光后写的以澳门为题材的诗作。
澳门当代诗歌创作可分三个时期：50年代为萌芽期，60年代到70年代为发展期，80年代以后是成熟期。
50年代的澳门中文诗歌发表在《新园地》、《澳门学生》等刊物上，代表诗人为李丹、李鹏翥、李成俊、盐丁、甘枫等。60年代的澳门诗坛较前活跃，先后有《红豆》、《澳门日报••• 新园地》等报刊为诗歌爱好者提供发表园地。这个时期的代表诗人包括余行心、李丹、汪浩瀚、雪山草和韩牧等。70年代的澳门诗歌，相对来说不及前期活跃，然而，一些诗人渐趋成熟。其中汪浩瀚的浪漫加格律，江思扬的现实加白描，已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诗人韩牧则日渐趋向现代主义。此外，在抗战时成名的作家华铃定居澳门后，在这一时期又发表了诗作。80年代以后，澳门诗歌创作比以前可观，特别是在现代诗方面尤为出色。除云力、陶里、汪浩瀚等诗人外，“新生代”诗群崛起，其中有苇鸣、懿灵、刘业安、凌楚枫、流星子、亚梯等，他们的诗作大多倾向现代主义。特别是90年代以来，诗歌新人如黄文辉、林玉凤等脱颖而出，使澳门诗坛充溢活力。这一时期的澳门诗歌在内容上强调紧扣历史和现实，形式上以浪漫的抒情诗为主流。在题材上，既有柔美多情的一面，也有浓重热烈的一面。在澳门年轻诗人的创作中，带有后殖民地主义色彩的作品渐渐出现，如苇鸣和懿灵的一些诗作。在创作队伍上，澳门诗坛已是四代同堂，老一辈诗人有华铃等，中年诗人的有韩牧、陶里、云力、汪浩瀚、淘空了、高戈等，青年诗人则有苇鸣、懿灵、流星子、凌钝、齐思、王和等，而更年轻的“新生代”诗人有林玉凤、黄文辉、冯倾城、谢小冰、郭颂阳等。其中，苇鸣、懿灵、陈达升等人的诗作曾被选入大陆、台湾的诗歌选集，有些诗作多次获奖。
澳门的当代诗歌，大体可分为新诗派、现代派、后现代等。新诗派指倾向于继承“五四”以来新诗传统的诗人，包括云力、胡晓风、汪浩瀚和江思扬等。新诗派注重意境的营造和实事的摹写，而不追求玄妙繁复的艺术技巧。在这些诗派之中，现代派阵容最鼎盛。其中有深受国内朦胧诗影响的高戈、流星子、淘空了等；有倾向于台湾、香港现代派诗风的韩牧、陶里、吴国昌、玉文、陈达升等。诗人苇鸣说：“自从80年代以来，代表着澳门文学的形象，担当了与其他地区作实质上的文学交流的角色的，正是澳门的现代诗。[41]”后现代派是诗人对社会事物进行严格反思与重新评估，在诗歌艺术上求新求变。这一派的最早实践者为苇鸣，此外还有懿灵、凌钝、梯亚等。
就澳门诗歌的成就而言，澳门诗歌影响较大的诗人有陶里、苇鸣、云力、高戈、江思扬、汪浩瀚、淘空了、流星子、懿灵等。
云力，原名云惟利。在英国获博士学位。原澳门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澳门笔会监事长、澳门五月诗社顾问，已出版诗集《梦回情天》、《五月诗侣（合集）》，评论集《澳门现代艺术和现代诗评论》，编著有《神往——澳门现代抒情诗选》、《澳门新生代诗钞》。他的诗既继承中国“诗言志”传统，又具有现代诗色彩；既抒情，又富于哲理；既追求情境的转换与通感效应，又嘻笑怒骂，不拘一格。笔锋直露，隐晦曲折，富有幽默感。常在诗思开放、意识超前的诗句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绚丽世界。
江思扬，已出版的诗集有《向晚的感觉》、《五月诗侣》（合集）。其诗的内涵常常是社会意识的升华，在某些小诗的章节中，往往以出尘脱俗的语言，使人流迷于艺术的意境之中。严谨的章法，整饬的形式，悠扬的旋律，显示他比较传统的艺术手法。
汪浩瀚，原名汪云峰。出版诗合集《神往》、《五月诗侣》等。被人人称为新古典主义、新唯美主义者。在形式上，深受闻一多的影响，结构细致，意境古朴，宇里行间流溢着唐诗宋词的余韵。他的风景诗色彩明，讲究意境，画面明丽清朗，恬淡宜人。
流星子，原名庄文永。已出版诗集《落叶的季节》、《生命剧场》、《五月诗侣》（合集），评论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澳门文学评论集》。他的诗歌充满对理性的揭示和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跃动的诗情与长句的排列，构成了主要的特色。在艺术手法上，与淘空了不同，用词造句都十分浅白，但不失其意蕴。
懿灵，原名郑妙珊。澳门新生代诗人的代表之一。著有诗集《流动岛》、散文集《七星篇》（与人合集）。她的诗强调历史感，以政治和社会现实为题材，写中国神州的变化，澳门社会背后的暗流以及男女之情。诗人往往以一种反讽的语调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其诗作具有思考性和实验性的特点，影响及于香港、台湾。
在澳门诗歌中，中文新诗与旧体诗词并重，形成双水分流态势。1991年，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成立。学会力图为弘扬中华诗词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一方面开展诗词格律的探讨，写出好的诗词作品；另一方面以搜集、整理、编纂、研究、出版前人与今人的诗词作品作为己任。学会除了出版会刊《镜海诗词》以外，还逐年编辑出版丛书《镜海诗林》。1992年出版的《澳门当代诗词选》，就是《镜海诗林》的首卷。它编入马万祺、梁雪予、佟立章、冯刚毅、黄坤尧、谭任杰等澳门当代四十多位作者的七百多首诗词作品，这在澳门诗歌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现已出版的诗词专集有：马万祺的《马万祺诗词选》，佟立章的《晚晴楼诗》，梁披云的《雪庐诗稿》，冯刚毅的《天涯诗草》、《镜海吟》、《望洋兴叹集》、《冯刚毅的诗词选》，曾铁明的《曾铁明诗集》，谭任杰的《听雨楼诗词》，程祥徵的《程远诗词初编》、《程远诗词二编》，陈颂声的《星月诗踪》，吴小玉的《小乘山房诗稿》以及毅刚纂编的《澳门四百年诗选》，邓景滨编的《郑观应诗选》等。
散文创作概况。澳门散文包括抒情散文、叙事散文、社会速写、报告文学、随笔、小品、杂文等。散文创作队伍人数较多，虽属业余，但也很活跃。各类散文多以专栏形式出现，各家中文报纸都拥有一批比较固定的散文作者。
澳门散文题材广泛，种类众多，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描写风土人情、有乡土味的散文，代表作家如李鹏翥、鲁茂、凌稜、沈尚青、林中英、唐思等；抒写灵思与顿悟的散文，如丁楠、穆欣欣、玉文、叶贵宝、黎绮华的散文；倾向于超现实主义的散文，如陶里和沙蒙的作品；以杂文笔法借古论今的散文，代表作家有胡晓风、老夫子等。
散文创作中，女性作家出手不凡，她们为澳门奉献了丰盈的创作成果。1991年出版的《七星篇》是一部散文合集，作者是林蕙、沈尚青、林中英、丁璐、梦子、玉文、懿灵、沙蒙八位女性，她们通过娓娓漫谈，在情理之中展现了女性的内心世界；在轻松亲切的氛围中，谈生活，谈人生，使人深思，促人感奋。但从整体来说，有强烈感染力的散文还不很多，某些散文游离于时代潮流之外，属于单纯消遣性的“小摆设”，有些散文存在泛泛而论、过于直白、寓意肤浅的毛病。
在散文创作中，影响较大的作家有李鹏翥、林中英、凌稜、陶里、胡晓风、周桐、玉文、丁楠、穆欣欣等。
凌稜原名李艳劳。笔名林蕙、李心言。出版的散文集有《有情天地》、《北窗内外》、《受在红尘》、《七星篇》（与人合集）等。她的散文擅长于抒写澳门风物、人物和怀旧之情。题材广泛，直面人生，情系笔端，文笔细腻流畅。既写得开朗、洒脱，又娓娓道来，委婉温馨，笔触酣畅，情思秀逸。
胡晓风，笔名东方一羽。《澳门脉搏》主编。已出版诗合集《神往》、《五月诗侣》。他不仅善于写诗，还长于写杂文，是澳门文坛上的一位出色的杂文作家，其杂文直言不讳，纵横开阔，聚散有致，感情强烈而真切，具有振聋发聩的冲击力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效果。他的散文孕含深意，感情饱满，文笔老辣。善于在特定情景中营造氛围，抒发感情，文字潇洒率直。
玉文，既写诗又写散文。她的散文大多灵思飘逸，充满动感。篇幅小而灵巧，句子短而凝炼。节奏明快，诗意盎然。词语简洁、明快而又含蕴丰富。澳门作家陶里认为：“澳门女作家之中，玉文的诗文可以说是最具现代意味和最富含蓄韵味的。”
丁楠，原名彭海铃。出版的散文集有《已凉天气》、《次等聪明》，和人合集的有《丁家邨》、《丁家邨续编》、《镜海钩沉》等。她的散文叙说人生的杂感，往往以简洁活泼的语言，短小精悍的文字，对人生百态进行一事一议，内容丰富，异采纷呈。
小说创作概况。相对散文和现代诗来说，澳门的小说创作显得比较寂寞。长期以来，只有数位园丁长期默默笔耕。50年代，《新园地》、《澳门学生》（后期易名《学联报》）发表过描写现实生活的社会小说、言情小说。1958年创刊的《澳门日报》副刊《新园地》刊登的第一篇连载小说是唐人的《关闸》。60年代，热衷于小说创作的有余君慧等作家。到了70年代，澳门作家除在澳门发表小说之外，还向香港投稿。后来凌钝加以收辑、汇编，题为《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上、下），由澳门基金会出版，其中下册是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大体可反映当时的小说创作风貌，虽然水平不一，但大致已臻成熟。1985年，短篇小说集《心雾》（《澳门文学创作丛书》）出版，选收澳门大学生佳作12篇。1987年，陶里的《春风误》、林中英的《云和月》先后出版，皆为短篇小说集。80年代中期,李毅刚编辑出版了《澳门小说选》。其中，收辑了好几篇获奖短篇小说。90年代，不少澳门作家继续短篇小说创作，如鲁茂的《白狼》、周桐的《香农星传奇》、《晚晴》、方欣的《爱你一万年》、寂然的《月里风高》、林中英、寂然的短篇小说合集《一对一》等。不少作家致力于艺术手法的创新，如陶里的《百慕她的诱惑》，是澳门第一本超现实主义和魔幻写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集。胡根的《格洛卡男爵墓地》和劲夫的《死亡的永生》是科幻小说；陶里的《石卵之恋》、《安迈达夫妇的遭遇》和吕平义的《失踪的猫》是魔幻小说；梯亚在艺术技巧上曾作多方面尝试，有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和属于后设小说的，手法比较多样化。寂然是澳门小说界的后起之秀。他的短篇小说集《月黑风高》、中篇小说《抚摸》，追求题材新颖，借鉴西方现代技巧，具有边缘文化的特色，引起澳门与大陆的广泛关注。在长篇创作中，作家又以鲁茂的连载小说的时间最长，作品最多。周桐是后起之秀，她的《错爱》曾在澳门引起广泛注意。直到现在，鲁茂、周桐仍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代表作家。然而，澳门长篇小说出版速度缓慢，文学书籍市场十分狭小，作品难以出版。如周桐的《幻旅迷情》和鲁茂的《白狼》出版的艰辛，就是很好例子。
戏剧创作概况。澳门的戏剧舞台有时颇为热闹，然而戏剧创作却不尽如人意。澳门戏剧与中国大陆一脉相承。据现有的资料表明，30年代已有澳门现代话剧。抗战时期，澳门前锋剧杜、绿光剧社、起来剧社、晓钟剧社等戏剧界人士，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运动。中国的剧作家唐槐秋、欧阳予情等，曾先后培育澳门戏剧人才和剧运先驱。澳门戏剧受国内时局影响。50年代，海燕剧艺社、工人文娱组、中学生剧团、教师剧团活跃，其中1952至1954年，海燕剧艺社曾有数十场中小型的演出。50年代未期，中华教育会康乐部剧组成立，大力支持学校剧运，澳门话剧发展兴旺。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由于内地“左”倾思想及“文化大革命”波及澳门，剧坛沉寂，创作陷入低潮。除个别学校的内部活动外，澳门没有一个独立公开的话剧团体组织，更无公开的话剧运动。1975年开始复苏，晓角话剧研进社、艺苗戏剧社也先后成立。粉碎“四人帮”后，澳门话剧获得复苏和发展，戏剧出现了新气象。80年代以来，澳门话剧有了较好的进展，尤其是90年代至今,澳门戏剧呈现蓬勃发展的喜人景象。话剧《澳门特产》、《征婚启事》等的演出成功，“澳门人澳门事”剧本创作比赛，以及多届澳门戏剧汇演的影响，更令人刮目相看。苇鸣在《澳门的戏剧活动与作品》一文中说：“至90年代，澳门的戏剧发展，相当蓬勃。知名的剧团包括海燕剧社、晓角话剧研进社、艺穗会、澳门戏剧社、文娱剧社、青苗剧社、晴轩剧社、圣安多尼教堂颐老之家话剧组、梵音话剧组、十字人剧社、曦戏话剧组等等，再加上各官方机构办的培训班与许多中小学的戏剧组，澳门可算是有一队相当庞大的戏剧队伍。[42]”
深厚的校园戏剧传统，是澳门戏剧的另一特色。澳门话剧发展扎根于学界和教育界，这与抗战时期学校师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活动有关。至今，濠江、岭南、焙正、培道中学都常有话剧演出。在澳门戏剧舞台上，翻译、改编、移植、创作的剧目，纷然沓陈，60年代至70年代，翻译、改编、移植的多，如《雷雨》、《日出》、《屈原》、《七十二家房客》、《十五贯》、《南海长城》、《年青的一代》，以及翻译的《风雨归舟》、《巴黎之幼童》、改编的《茶花女》、《迷眼的沙子》等。也有《槟榔薯的秘密》、《路》、《荆棘丛中的菩提》、《咖啡与蛇》、《拜山记》、《幸福的时刻》等为数不多的创作。“文革”后，出现不少反映澳门本土现实生活的创作剧目。自70年代以来，澳门有一些剧作者热衷于话剧创作，影响较大的剧作家有周树利、李宇梁、许国权等。据统计，1975年至1985年,在十年间所公演的50多个剧目中，约有30个是澳门人自己创作的，如《警官·神女·流浪汉》、《后台春秋》等，这对面积不算大人口并不多的澳门来说，在戏剧创作上能有这样的成绩，已是相当可观的了。
澳门剧本篇幅短小，而且大多具有讽刺性或批判性。这也是继承抗战时期的传统，与从前常演街头剧、宣传剧有关。戏剧语言基本上采用广东地方方言，澳门剧本重演出而不重发表，也难于发表。一般来说，澳门作者发表的园地，迄今仍以报章副刊以及少数期刊为主。而对剧本来说，在各报副刊上更是极难见到。直到九十年代，《蜉蝣体》文学杂志的第三、四期合刊《澳门戏剧专辑》的出版，以及周树利《简陋剧场剧集》的问世，才使面貌有所改变。澳门戏剧创作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水平高的剧本较少，剧本题材不够新颖，对戏剧读者和观众缺乏吸引力和感染力。
3.陶里、苇鸣、淘空了的诗在澳门诗坛上，陶里、苇鸣、淘空了是三位有影响的诗人。他们的诗既反映了澳门的现实生活，也表达了香港和海外华人的心绪。既有强烈的现实感，又有沉重的历史感。
陶里[43]是从诗歌步入文学王国的。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是他创作的早期阶段。他在战火纷飞的印支半岛，在为生计而奔波的艰难日子里开始了创作之旅。这个时期的创作以诗歌和小说为主。1958年，他21岁时创作的《高原畅想曲》，是陶里最早的诗作。次年他又写了《我的海边》，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对理想强烈的憧憬和向往：“在那无数的脚印底下／我发现一个个金色的海螺／它们迎着初开的太阳／发出夺目的光芒。”在印支半岛期间，他创作了30首诗，这些诗作后来收集在诗集《紫风书》第二辑“夜正深深”里。其中有的诗如《大年夜致西贡》、《鸽子之死》，颂赞了湄公河畔的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有的诗表达了爱国爱民的海外赤子之心，还有的诗抒发了对爱情和亲情的真挚之心。
从陶里1976年到香港以及后来迁入澳门的这十年，我们可称之为香港澳门时期，亦可看作陶里文学创作的发展期。在香港的三年，由于生活所累，诗人几乎停止了写作，真到1979年去澳门，陶里的创作逐渐进入状态，诗作渐渐多了起来。令人瞩目的是，澳门题材的诗歌成了诗人创作的崭新领域。这年8月他写了《铜马像十四行诗》，这是陶里吟咏澳门的第一首诗。不久，他又在《水渍集》组诗中，以澳门胜迹妈阁庙、普济寺院、大三巴牌坊为题，抒发了自己的爱国赤子之心：“台是台／虽非明镜亦明境／〈望厦条约〉的辛酸就刻在台上／痕迹斑斑的台／老去不死的心。”写于1982年的《过澳门历史档案馆》是陶里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诗人写道：“其实／自从林则徐被雅片烟熏黑以后／我的先人便远过金山／老祖母把柔肠挂在荆林里怀念他乡游子／而浪子被卖猪崽的名字／又记于／什么历史档案。”诗人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反思历史，将个人浪迹海外的遭遇与遭异族统治的澳门历史融为一体，抒发出一种沉重的忧患意识，具有深沉的历史感。此时，他的诗歌另一主题是对新朋好友的思念，如《冬夜》、《平安夜的烛光》、《圣诞卡》、《你的归来》等。这些诗作收在《紫风书》第一辑中。
进入80年代，澳门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澳门的热土激发了陶里创作的活力，他如同弄潮几投向了澳门文学的新浪潮。他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黄金的岁月，也是他创作多产的高峰期。1987年，澳门笔会成立，陶里被选为理事，并主编会刊《澳门笔汇》杂志。1988年，陶里与诗友组织五月诗社，并任理事长，主持《澳门现代诗刊》的编辑出版工作。1987年至1990年，陶里的诗作结集为《蹒跚》出版。这本诗集分为六卷，收诗61首。在《蹒跚》中，诗人的创作方法发生了明显变化，突出表现在吸收、运用西方现代诗的表现方法与艺术技巧。其中卷一《时空的心灵效应》和卷三《生命的版图》是这本诗集的灵魂所在，最能体现《蹒跚》的艺术风格。《蹒跚》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我们本来就很童话／不论晨昏踏出家门即成企鹅／摇摇屁股摇摇头便那么春夏秋冬／尽管不如此这般地春夏秋冬／蹒跚／蹒跚／蹒蹒跚跚／始终走不出自画的锦乡河山／白云悠悠／流水何时有明月呢？”诗评论家谢冕教授认为：“诗人在这里自愿择取而又不免自嘲的蹒跚，是特定文化意识以及心灵皈依的展现，有一种相思的红豆在道路的前方。”“陶里这本诗集对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一块新的里程碑。在这本诗集中，由于现代意识和现代技艺的引进和发挥，把《紫风书》那些传统的命题更有效地向着深层推衍。[44]”陶里在诗集的代跋中说：“我写的多是抒情诗，所抒的情都是过经变形拗曲的，有的情表面看来形似真实，那是文字符合伪装的结果。”他认为：“现代诗具有语言的无序性，事物的变形性，意象的反常性和题旨的含糊性[45]”。诗集《蹒跚》是诗人用诗来诠释“现代诗”的尝试。
陶里不但迷恋诗歌创作，同时也潜心研究中外诗歌理论，就在他在现代诗的海洋中倘佯之际，1993年，他推出了一本诗歌理论专著《逆声击节集》，书名源于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中的“慷慨者逆声而击节”。这本书分为三部分，卷一论现代诗和新诗，卷二收短诗论16篇，都是关于诗的简论，曾发表于《澳门日报》的副刊的个人专栏《斗室漫笔》。卷三收有文学评论、传记和几篇论述佛学的文章。卷一是本书最为精彩的部分，《追踪澳门现代诗》、《认识现代诗》是论著中最重要的论文。文章系统论述了现代诗与情感的关系，阐述了现代诗在抒情、意象、语言、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特征，是有学术价值的诗论。
苇鸣[46]的诗，主题多义，内涵丰富。常以简明的象征、隐喻，在躁动不安的情绪中，表达复杂细致的感受，抒写对香港、澳门的种种感慨，抒写对祖国的情意结。如《铜马像下传自金司的历史感》便是 一首有代表性的诗作。铜马像是葡萄牙军队攻占澳门而树立的纪念碑，曾耸立在澳门的路环。诗人以犀利的笔锋，愤懑的情感，把殖民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当年的所谓“纪念碑”，今日正好作为入侵者的罪证。“将军／你本已够残朽的形体／你充满恐惧的利剑／连同你健壮的马儿／都冶铸成一个金属的惊跃了／从此／关于你的历史／便静止为一个／危险而可耻的姿势”。诗人回顾历史，也在诠释历史，诗中融入了当今澳门人的思考与评价。从苇鸣的这类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在表现现代人的意识和情绪中，渗融着浓郁的历史感悟。香港诗人羁魂在苇鸣的诗集《无心眼集》的“序”中指出：“题材方面，当是苇鸣最令人惊服之处——澳门、香港、中国这三角情意绪，紧紧构成整本集子的重量。”诗风既有其沉郁的一面，也有其潇洒的一面。苇鸣是澳门知名的新潮诗人，某些诗十分前卫，被澳门诗人懿灵列为澳门“后现代诗派”的先行实践者。他的诗突破语言的限制和障碍，往往不规定思维的空间和走向，以无定式的章法句法，形成扑朔迷离的艺术氛围。在空疏、间隔、残缺的结构中，留下许多意味深长的空白，引导读者同诗人一起发掘、思索，以求获得兴奋愉悦的审美体验。有人在评论苇鸣的诗时说：他更为广告、报刊、撮要等实用文体作诗，毫无定格，大大拓展了诗体的领域，给人以新颖之感。
在相对比较保守、温和的澳门诗坛，诗人淘空了[47]更迷恋于现代诗写作，执着地走自己的路。诗人有着曲折的人生经历，他当过车夫、看门人、教师，饱经生活的磨难与坎坷。诗人说：“时近黄昏，这颗孤寂的心，总祈盼一次心绪的喷发，即使用沉渣，喷出来可证明心灵还执着了人生的追求[48]。”“一百次创伤不认为死亡／陪葬更未是僵尸甚而当做墓志铭／然而血痂或会熔融或可滴淌／因为太阳是红的月亮也是红的／在这微笑的季节里。”(《抛块砖头》)他的诗敢于直面人生，于艰苦的命运中透露出刚正坚毅的品格，显示独异的文化品性。如《黄菊》一诗中赞美黄菊的芳魂，“花潮汹涌时／你没有开／你把精灵藏在深深的苦涩里／当太阳灼痒蝉声时／你虽也蛰痒难忍／然而决不伸手抓搔／直到五柳先生呵缕酒气／你才撞烂东篱看世界／草裙干枯／山容苍白／独山坡上的纸鹞肥膘／使你笑亮万千眼睛／从南角墙下越野到北隅城垛。”诗人歌咏黄菊在“花潮汹涌”时，没有趋起点时髦，没有开，而在“草裙干枯”、“山容苍白”时，却“笑亮万千眼睛”。诗人拥抱黄菊的魂，醉倒于它的金色，那“金色的清凉”流露出对生长黄的自然、泥土的爱恋。这首诗咏颂黄菊的独异精神、刚毅品格，正是诗人自我人格的写照。
淘空了善于经营意象，而且意象密集，富于跳跃性，常常在苦心寻求的诸多意象中，运用意象的叠加捕捉美的升华。诗人三本诗集的书名都用了“黄昏”一词，这个词语本身就是富有象征性的意象。正如他在《黄昏的再版画·后记》中所说：“我是诗创作的迟到者，生命历程与创作过程有较多的云翳，才营造美丽黄昏。”他在《手的新生命》中有了一组意象：“手从窗口伸出去／就想起了山村枭枭炊烟／想起一阵阵挥洒汗雨／想起被海风吞口燕锄虹／想起教板车压瘦枯柄／也想起点燃残灼／想起梅枝上塑插的海棠花／想起黑板下雪花濡染的斑系系”炊烟、汗雨、锄杠、板车、残灼、梅枝、黑板，看起来其间似乎没有什么联系，而细读才领悟到，这一组意象群正是诗人大半生经历的形象缩影，从童年的山村，到小岛拉板车的艰辛，直至挑灯夜读的教书生涯，令诗人感叹万分，也激发了读者想象的空间。
淘空了的诗重直觉、情感、激越，具有意象新奇、语言无序的特点，常在诗中创造出新颖奇崛的境界。“他的诗，除了非理性、非逻辑性之外，他还是破坏规范化语言的能手，他用无序语言所写的佶屈聱牙句子，真令读者目瞠舌结。[49]”“太阳剃光头从城垛跳下／软禁的晚风假释了”（《晚风渡小城》）“窗口老是呆滞眼睛沉思／花的浪潮在流注活力／在露台碰撞得红紫青蓝”（《闯马路》）“太阳剃头，晚风假释；花的浪潮在流注活力，撞出红紫青蓝”。这些诗句语言呈无序性，不合逻辑，在大胆的想象中呈现出奇特的组合方式，营造出新奇的意境，给人以美的感受。
4.李鹏翥、林中英、凌稜的散文李鹏翥[50]是澳门知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散文充溢着爱国激情，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他常常给予深刻的讽刺和批评。他的随笔文字活泼，笔触畅达，意味隽永，具有可读性。说理性散文论证透彻，分析精当，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析辩性。其文学评伦重视“文以载道”的传统，擅长以细腻的笔触精当地对文学作品进行辨析与欣赏。他的散文小品，既有深刻的议论，又有生动的叙事和形象的描写，并能把叙事、议论熔于一炉，使文章妙趣横生。
李鹏翥《澳门古今》，是一本集澳门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之大成的散文小品，也是一本融历史、地理、风物、景观于一炉的掌故集，收澳门史地掌故、风光古迹小品共197篇。文笔灵活，雅俗共赏，饶有情趣。充满历史感，具有文学性。如对大三巴、妈阁庙、大炮台等澳门著名古迹，作者不仅将其历史由来、建筑年代、沧桑变化一一道来，且能融入丰富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从而使作品突破一般的掌故介绍，而具有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作者博览诗书，爱好文艺诗词，对风物景致，能用浓郁的文学笔触，展示独特的丰姿和情调，并自然地展开艺术联想，创造出优美的意境，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如《书似青山常乱叠》，先从藏书写起，接着说到搬家运书的负累，叙说书籍与妻子的“矛盾”，而“购书癖”、“珍藏癖”又道出了作者的肺腑之言，抒发出爱书的一片真情。更何况作者的签名赠送本还饱含着真情厚谊。文章以“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作结，写出了人生的一种境界。
林中英[51]既写散文，又写小说。著有短篇小说集《爱心树》、《云和月》，散文集《人生大笑能几回》、《相思子》等。她的儿童小说集《爱心树》既有故事性又有知识性，能联系同学们的实际，把握孩子的心理活动，使小读者在会心的微笑的同时得到启示。而洋溢在字里行间母亲般的柔情和爱心，使人感到温馨亲切。《云和月》有短篇小说12篇，在描绘人海微澜的故事中，触及澳门社会问题。笔底下大多是都市小人物，情节安排合情合理，描写细致入微。笔触纤柔细腻，感情温馨，特别在表现母性的爱心方面尤为出色。
林中英的散文，以女作家观察入微的眼光，写得冷静而理智，多以议论为主，是非爱憎分明。作者通常用女性的感知，从多个角度来猎取社会现象，以细腻的笔触，简洁的文字，表达女性的体味，并用豁达宽容的态度进行分析和评论，提出自己的见解，时有彻悟的人生哲理。《人生大笑能几回》从广角镜中透视澳门社会，虽融入较多的生活情趣，但无论是评述社会现实，还是对生活抒情，仍显示出她散文一贯的特色。在《眼色朦胧》中，作者通过文化视角，把生活话题演化为文学的话题。内涵丰富，见解独到，文学活泼幽默，笔底灌注真情。如《重生》这篇有代表性的小说，叙述了从内地到澳门的小保姆银彩的生活遭遇，她偷渡到澳门最终获得自由。小说细致地刻画了她在生存问题上的情感体验，传达出人物的内心活动，而且逼真地再现了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性意识的萌动。
凌稜[52]从六十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30多年来笔耕不缀，凌稜的散文以女性的情怀，温和的笔调写亲情、友情和爱情，抒发现代女性对婚姻、家庭、事业的咏叹。她的这类散文如澳门评论家廖子馨所指出的：“散发着温馨的浪漫和单纯的挚情，颇有‘少女文学’的味道。[53]”如写给女儿的《为什么这样爱好》、《风寸中的小人儿》，写给丈夫的《昨天忘记买花送给你》，写友情的《挚情》、《葬歌》等篇都一往情深，真挚动人。如在《母亲的画》中：
去年我看到母亲闲暇时就拿起铅笔在白纸上绘画，今天绘一则‘杨柳岸晓风残月’，明天绘一幅‘水殿风来暗香满’，后天又绘一幅‘踏雪寻梅’……
当“我”说给母亲开个画展时，母亲说今生不作此想了，来生吧。“我”感叹道：“以母亲对绘画的兴趣那么浓，要是她年轻时有适合她学画的条件，她一定在绘画上取得成就，然而她为家庭、为子女牺牲了自己的一切，兴趣也抑制了，得不到发挥。母亲是伟大的，谁说不是呢？”通过母亲的绘画，把对母爱的情感抒发得细致入微，感人肺腑。
凌稜的散文关注澳门小城的小人物。她笔下那从大院湾仔过来的卖花的村妇的叫卖声（《卖花声与卖花人》），那帮助父母双亲在市场上卖鱼的小姑娘（《当年那个卖鱼的女孩》），那年轻、艺高胆大而心细的汽车司机（《姐与弟》），都热情、友善、尽职，充分揭示出人性的美。而她的散文独具特色的是，对这个华洋杂处的半岛上葡裔底层人物命运的描写。由于历史的原因及特殊的地理位置，澳门居住着一些中葡混血儿、或日土生葡人。凌稜的目光主要对准了生活在底层的土生葡人群体，这里有年老色去的妓女玛利亚（《玛利亚》）、有斯文的风尘女郎罗莎（《好运气的罗莎》）、有被惨遭凌辱而患精神病的珍妮（《珍妮的平安夜》），还有葡裔风尘女所生而遭遗弃的弱智流浪汉贾华鲁（《贾华鲁的欢乐聖诞》），这类散文不仅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颇具异域色泽的风情画，更表现出这群特殊小人物的不幸遭遇。作者以宽容的胸怀对他们的命运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凌稜还善用白描手法，寥寥数语就传达出人物的神态情韵。
凌稜的散文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且情理相融，把浓郁的情感倾注于文中的人、事、物、景之中，语言清丽灵秀，透露出诗意。澳门作家李成俊说凌稜作品“写得开朗、豁达、洒脱，像晶莹剔透的工艺品，但毫无匠气，字里行间都是灵气。有如火的激情，有如水的清丽，有如吹箫踏月的清幽，有浪涛奔马的豪放，有山色空寂的寥廓，有花园锦簇的旖旅。[54]”
5.鲁茂、周桐、寂然的小说鲁茂[55]的小说现实性强，地方色彩鲜明。他喜爱写实，致力于描写澳门社会各个阶层，再现现实生活的真貌，尤其是描绘他所熟悉的人物的理想和遭遇。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偏重塑造工人、夜校教师、出生低微的少女、家境贫寒的青年、学生等。通过对中下层市民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以及遭际境遇的描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再现了现代澳门社会的风貌。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惊险离奇的情节，但通过底层市民互相帮助、共渡难关的故事，以及善恶力量的斗争，抗暴锄奸的描写，启发读者舍恶取善，扶正祛邪，引人向上。他的小说也常设置扣人心弦的悬念，运用戏剧冲突，以圆熟的艺术技巧刻画人物。虽命题立意严肃，但由于采用了通俗的写法，因而情节曲折，引人入胜。
《白狼》是鲁茂的一部具有新意的小说，描写澳萄高官私生子吴白朗误入歧途，加入黑帮，既祸害社会，又几近自我毁灭的悲剧。作品着重刻画了吴白朗和“蓝泡泡”的形象。澳门评论家廖于馨指出：“（吴白朗）是一个凝聚着社会矛盾的角色，尤其角色是土生身份（中葡民族结合的后裔），有特殊的意义，在澳门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还未曾对这类人物给予专题的描写，‘白朗’这个角色开垦了小说创作领域里一块处女地；同时，作品中还对近年在澳门出现的‘新市民’——北地胭脂进行相当精彩的刻画，‘蓝泡泡’小姐是第一位出现在连载小说中的北地胭脂。这两个人物充实、丰富了《白狼》故事。作品反映出90年代澳门社会某个侧面的时风貌。[56]”由此可见，小说不仅触及了澳门重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而且开拓了描写澳门萄人生活这个空白，为澳门文学扩展了题材领域。
作家陶里认为，“鲁茂对戏剧艺术极有修养，能表演并能编导；对于文学，可以说是左手写散文，右手写小说的高手。”《望洋小品》是鲁茂的散文随笔集，取材广泛，篇幅短小，笔法灵活。李鹏翥指出：“这些作品首先言之有物，具有强烈的时效性，作家从国际大事、国家大事以至社会生活、个人生活，有感而发，因感抒情，下笔如行云流水，中心脉络却卓然可见。[57]”《帘外雨潺潺》抒发了人在不同处所、不同心境下对雨的情怀。《墓志铭》揭示出一种人生哲理，这是一篇寓幽默于人生哲理的佳作。而《猫的天堂》从发生在身边琐事中写出一种感受，寓意深长。
周桐[58]是一位新闻工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十分敏锐。她又是外文翻译，精通英文，除了本国文化外，还懂得多国的风土、人情、习俗。她思想敏捷，视野开阔，常以世界最新的信息充实自己，扩大创作思路。她小说的题材虽以澳门社会为背景，但故事情节却不限于本土，她常常将澳门发生的故事和世界变革联系在一起，增大小说的容量和深度。
她的小说坚持写实，讲求通俗 。她的长篇以情节复杂见称，常以多线多元的情节进行艺术构思，以爱情为主线，刻画男女青年心理的变化，突现人性的多重倾向。常以悬念手法安排情节，吸引读者。笔触细腻，形象鲜明，有言情小说的特色。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小说大多以大团圆为结局。
《错爱》是一部言情小说，作品从一个男女《错爱》的感情异果，去追寻、发掘和刻划人物的性格。故事以人物为核心，写的是有婚外情的李怀民，患癌症而割去双乳的尤琴，美艳阴毒的尤铃，私生子里蒙和他在外国的母亲安祺。作者环绕着这四条主线描写交织的矛盾纠葛和情节纵横交错，表现出作者驾驭题材的才华。小说发表后，在澳门引起广泛注意。《幻旅迷情》是周桐的另一部通俗小说，写作时间在《错爱》之前，情节比《错爱》曲折。作品描写一个失恋少女在婚姻路上的遭遇。故事在少女、香港老富商，以及他的侄儿之间展开。三角恋爱的多层纠葛，不仅发生在澳门，也扩展到瑞士。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内心矛盾和心理活动，描写了情欲与理智的激烈冲突，最后，小说以女主角的明智选择告终，对读者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寂然[59]是澳门小说界的后起之秀，创作起点较高。从《一对一》到《抚摸》，作者在不断探索小说的写法。他的小说创作一是用现代人的感觉观照、折射、表现澳门社会生活现实；一是借鉴吸收现代、后现代的艺术手法，寻求叙述故事的新途径。
澳门是个华洋杂处、中西相融的社会。它的经济发展迅速，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而又带有某些后工业文明的特征，而几百年来被葡萄牙殖民者所强占，澳门社会畸形发展，光怪陆离，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月黑风高》系列所写的澳门社会治安、暴力犯罪，是其他澳门小说家很少涉猎的题材。作家以敏锐的感觉，真实地展现了现代澳门一帮江湖少年刀光剑影、惊心动魄的殴斗场面，也相当细腻地刻画出阿力、细毛等一群青少年的心理世界。同时也涉及到社会、学校、家庭在教育青少年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变态杀人狂阿达在小说中如同音乐的复调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都市社会的怪世相。小说具有强烈的现实感、批判性，是有深度的社会写真。他运用后设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与其所反映的澳门现代社会现实契合。
寂然在《抚摸》代序《漫长的摸索》中写道：“每次我写完一篇小说，都希望尽快把该篇小说忘记。如果我不时回顾自己的旧作，恐怕我的新作就不会生产得那么快，写作的胆子亦不会再那么大”。他的新作《抚摸》是一部“别出心裁”的小说，也是一篇蕴含丰富的文本，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抚摸》的开篇虽然也设置了“后设”的框架，但主要是运用“聚焦”的方法探索人性的幽微。作者在这个中篇中，写尽青春恋、同性恋、异性恋和三角恋。尤其是对同性恋大胆直露而近于疯狂的描写，在澳门小说中是较为少见的。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运用了情节聚焦与叙事聚焦，把矛盾的焦点集聚在“抚摸”这个行为上，整个作品围绕这一聚集点而展开，小说中的人物也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抚摸”而发生关系的，它犹如舞台上投射的多束光柱的交汇点（这与叙事学中“聚焦”的概念不一样）。“抚摸”作为一种行为形态、心理形态，是人性的情欲的外化表现。作者在小说中用敏感的触觉抒写人生的情欲体验，表现形形色色的人生原态，让它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小说中的各种抚摸构成了一个喻象系统，每一节都是写叙事主体对抚摸的感觉与体验。这里的抚摸当然不是一般的触觉行为，而是一种情欲、心态的表现、是情欲的象征。小说正是通过抚摸写人性的种种表现，通过一群青年男女种种特殊形态的“抚摸”行为，把人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语言上，构成寂然小说语言特色的有两套符码系统。一套富有现代意识。作者借鉴西方现代小说的写法，没有写景，没有写人物的外貌衣着，没有情节过程的交代，主要是运用意识流似的连绵长句刻划人物，如《抚摸》第一节的一段长句：“那是一种发型带点冷艳眼神带点纯情鼻梁带点高傲嘴唇带点性感俏脸带点妩媚颈项带点神秘身高和体型都带点病态的集大成之美。”五十多字没有标点，任凭人物意识流动。除长句外，也有跳跃而不连贯的短句，如《抚摸》第三节中，只有两个字的 十个名词短语的分行排列，跳跃而不连贯，留下许多空白，却给人想象空间。另一套系统具有古典韵味的语言风格，继承了中国古典诗词及元杂剧的语言特点，讲究排比、对仗，运用整齐的四字句、三字句等，如《你喝醉了》中的有些段落：“郑安安的记性很好，而且分析记忆能力很强，谈情说爱，妙语如珠，表情投入，激动时眼泛泪光，欢笑时笑意盈盈，事无大小都用心聆听。”这段话以四、六句为主，连用三个四字句，六字句大体对仗，颇有古典韵味。他的小说虽然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手法，但与西方现代、后现代作品不同，他是借现代、后现代小说之“瓶”装澳门现代都市生活之“酒”。他借鉴的是艺术手法、表现的是生活原生态。从他的小说中读不到西方作品中的那种孤独绝望、生存危机。应当说，瓶子是精致的，而酒味亦分外醇香。
[①] 余光中：《海阔天空一弹丸——我看香港文学》，××××××。
[②] 《读者良友》1984年1期。
[③]⑤ 杜渐：《夏夜对谈——访舒巷城》，《读者良友》1984年第3期。
[④] 王剑从：《香港作家传略》76页，××出版社××××年版。
[⑤] 杜渐：《永远在路上的探索者——夏易》，《读者良友》1985年10期。
[⑥]
[⑦] 司马长风专辑，《香港文学》1980年5月第4期。
[⑧] 《舒巷城特辑》，《读者良友》1984年第3期。
[⑨] 《夏易特辑》，《读者良友》1985年第10期。
[⑩] 梁羽生：
[11] 金庸：
[12] 刘以鬯(1918－
)原名刘同绎，字昌年。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先后在上海、重庆报刊工作。1948年冬赴港，曾任《香港时报》副刊、《星岛日报》编辑及《西点》杂志主编。1952年任新加坡《益世报》主笔兼编副刊、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1957年自新返港。曾任香港文学杂志社社长、《香港文学》月刊总编辑等。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酒徒》，中篇小说《陶瓷》、中短篇小说集《寺内》、《天堂与地狱》、《春雨》、文艺评论《看树看林》、《短绠集》、《端本蕻良论》等。
[13] 金庸(1924-－
)原名查良铮。浙江海宁人。抗战末期在重庆国立政治大学专攻国际法律。抗战胜利后回浙江。不久被上海《大公报》从应试者中选用。1948年被《大公报》派往赴港。以后一直在香港电影界、新闻界任职。60年代以来，自创《明报》等报刊，并成立明报出版社，成为香港报业的一名巨子。50年代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1952年出版了《书剑恩仇录》，因其出手不凡从此声名鹊起。著有《碧血剑》、《雪山飞狐》、《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飞狐外传》《白马啸西风》、《鸳鸯刀》、《连城诀》、《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越女剑》共15部38册，又用10年时间修改，出版了全套《金庸作品集》。
[14] 徐讠于(1908-1980)本名伯讠于，亦署徐讠于。浙江慈溪人。193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36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哲学，1938年回上海，后到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任教。1944年赴美，1950年又从上海到香港定居。先后在珠海书院、清华书院、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33年开始发表散文和小说，以中篇小说《盲恋》成名。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江湖行》、《时与光》，中篇小说《盲恋》、《痴心井》，小说和短剧合集《灵的课题》、诗集《四十诗踪》、《轮回》、《时间的去处》、《原野的呼声》、《无题的问句》等。1977年台湾出版了15卷《徐讠于全集》。
[15] 黄苗子：《悼徐讠于》，香港《新晚报》1980年10月28日。
[16] 潘亚暾：《童心·爱心·民族心》，《香港作家剪影》第300页，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17] 转引自《徐讠于的中篇小说〈彼岸〉初探》，《香港文学》××年第89期。
[18] 侣伦(1911－1988)原名李霖，又名李林风，笔名林风、林下雨等。原籍广东惠阳，生于香港。读小学时，因家贫而辍学。1929年与谢震光、黄谷柳等组成香港第一个新文艺团体“岛上社”。1926年以“睡狮集”为题开始在《大光报》副刊发表新诗。1928年发表小说，开始以李霖的谐音“侣伦”为笔名。从此便一直默默耕耘，创作了大量作品。出版有长篇小说《穷巷》、《恋曲二重奏》、《欲曙天》、《特殊家室》，中短篇小说集《黑丽拉》、《永我之歌》、《无尽的爱》、《三颗心的男子》、《都市风尘》、《佳期》、《暗算》、《伉俪》、《彩梦》、《残渣》、《旧恨》、《秋梦》、《寒士之秋》、《错误的传奇》、《爱名誉的人》，散文集《红茶》、《落花》、《无名草》、《新绿集》、《紧色的感情》等。
[19] 张诗剑：《关于侣伦的长篇小说〈穷巷〉》。
[20] 舒巷城（1921－1999）原名王深泉。祖籍广东惠阳，生于香港，先后任职于洋行、商行、建筑公司、教育机构、业务从事写作。1977年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之邀，赴美参加文学活动。著有短篇小说集《山上山下》、《雾香港》、《曲巷恩仇》、《伦敦的八月》，长篇小说《再来的时候》、《太阳下山了》、《白兰花》、《巴黎两岸》，散文集《拜伦与爱情》、《灯下拾零》，诗集《我的抒情诗》、《回声集》和《都市诗抄》等。
[21] 杨义：《中国现代小学史》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22] 《舒巷城卷》，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年版。
[23] 西西(1938－
)广东中山人，生于上海。1950年随父母定居香港。从小爱好文学，写有小说、诗歌、散文、童话等。已出版有长篇小说《我城》、《哨鹿》、《美丽大厦》、《候鸟》、《哀悼乳房》；中篇小说《象是笨旦》；短篇小说集《春望》、《胡子有脸》、《手卷》、《母钱》，散文集《花木兰》、《剪贴集》、《耳目书》、《象我这样的一个读者》，散文小说合集《交河》，诗集《石磬》等。
[24] 梁锡华(1933－
)广东顺德人。在国内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获英国伦敦大学博士学位。1976年回香港，历任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岭南学院教授、院长、教务长、中国文史学系主任等。著有《香港大学生》、《独立苍茫》、《头上一片云》、《太平门内外》、《挥袖诱爱情》、《己见集》、《四八集》、《明月与君同》、《八仙之恋》、《有余篇》、《李商隐评传》、《我为山狂》、《徐志摩新传》、《梁锡华选集》等共20余册。
[25] 梁锡华：《谈个人创作》，《从20世纪到21世纪研讨会文集》，香港岭南学院现代文学研究中心1994年编。
[26] 鲁迅：
[27] 陶然（1943－ ）本名涂乃贤。原籍广东焦岭县，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1960年3月到北京，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73年移居香港，出版有小说集、散文集共20种。现任《香港文学》杂志社总编辑。著有小说散文集《强者的力量》、《香港内外》，中篇小说集《平安夜》、中短篇小说集《旋转舞台》，中短篇小说自选集《蜜月》及长篇小说《追寻》、《一样的天空》，微型小说集《美人关》和散文、诗集《夜曲》、《回音壁》、《月圆今宵》、《侧影》、《秋天的约会》等。
[28] 东瑞（1945－ ）原名黄东涛。祖籍福建金门，生于印度尼西亚爪哇。60年代在印尼上中学，1969年毕业于华侨大学中文系，现任获益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作品多次获奖。出版有小说集《夜香港》、《白领丽人》、《夜来风雨声》、《彩色的梦》、《少女的一吻》、《似水流年》、《暗角》、《迷城》、《无言时代》、《琳娜与嘉尼》、《王子的蜜月》、《尖沙嘴的丛林》等。
[29]② 廖子馨：《暗角·序》，获益有限出版公司1992年版。
[31] 东瑞：《迷城》后记，获益有限出版公司1996年版。
[32] 黄碧云(1961－)生于香港，曾就读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专业，后去法国第一大学学习。回香港后任记者，曾到越南、泰国、孟加拉、老挝采访。当过编剧，曾作为自由撰稿人为报刊写稿。出版有小说集《其后》、《温柔与暴烈》、《七种静默》，散文集《扬眉女子》、《我们如此很好》等。
[33] 颜钝钩：《推荐意见》，《台湾文学选刊》1990年第12期。
[34] 《其后》编后语，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
[35] 董启章(1967－
)生于香港。1989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曾任中学教师、大学助教，现从事写作。1992年在《素叶文学》发表第一篇小说《西西利来》。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纪念册》、《小冬校园》、《安卓珍尼》、《名字的玫瑰》和长篇小说《双身》、杂著《地图集》等。《安卓珍尼》获台湾联合文学第8届小说新人奖中篇小说首奖，《双身》获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
[36] 杨照：《关于〈安卓珍尼〉》，台湾《联合文学》1994年第11期。
[37] 董启章：《地图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38] 钟晓阳（1962—）原籍广东梅县，生于广州，长于香港。中学就读于香港玛利学院，后赴美留学，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电影系。她十三四岁开始写作，18岁出版长篇小说《停车暂借问》，便引起文坛关注，这一年，她获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散文高级组第一名及第二届作品学奖第一名。出版有短篇小说集《流年》、《爱妻》、《哀歌》、散文集《春在绿芜中》和长篇小说《遗恨传奇》等。
[39] 王鼎钧：《挑灯说传奇》，《平论十家》第 页，台湾尔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
[40] 李鹏翥：《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澳门文学论集》第107页，《澳门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41] 苇鸣：《澳门中文新诗史略》，《澳门新诗选》澳门基金会1996年出版。
[42] 郑炜明：《澳门的戏剧活动与作品》，《蜉蝣体》1997年第7期。
[43] 陶里（1937－ ）原名危亦建，笔名阮放。广东花都人，生于越南。曾在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中学任教，后在老挝首都万象从商。旅居印支半岛期间，经历了二次大战及中印半岛30年战争，足迹遍及越南、柬埔寨、老挝和秦国。1976年返回香港，三年后转到澳门。现为澳门五月诗社社长、澳门笔会理事长、《澳门笔》主编。除诗集外，还出版有小说集《春风误》、《百慕她的诱惑》，散文集《静寂的延续》、《水媚集》，诗论集《逆声击节集》，评论集《从作品谈澳门作家》等。
[44] 谢冕：《蹒跚》序，澳门五月诗社1991年版。
[45] 陶里：《伪装了的情感符号》，《蹒跚》代跋，澳门五月诗社1991年版。
[46] 苇鸣（1960－ ）原名郑炜明，祖籍浙江宁波。两岁时随家人到澳门，毕业于澳门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澳门大学文学院。出版的诗集有《黑色的沙与等待》、《小城无故事》、《血门外无血的沉思》、《无心眼集》、《传说》、《自我审查》等。
[47] 淘空了(1943－
)原名郑卓立，福建惠安人，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81年移居澳门，曾做过工人、车夫，现任教于澳门一所中学。著有诗集《我的黄昏》、《黄昏的解答》和《黄昏的再版画》等。
[48] 淘空了：《黄昏的解答·后记》，澳门五月诗社1995年版。
[49] 刘登翰主编《澳门文学概观》第127页，鹭江出版社1998年版。
[50] 李鹏翥(1934－
)笔名梅萼华、凌云健等。现任《澳门日报》总编辑、澳门笔会监事长、澳门中华诗歌学会副会长等。出版有小说集《云和月》、《爱心树》、《一对一》（与人合集）、散文集《眼色朦胧》、《自己的屋子》、《七星篇》（与人合集）、散文随笔集《澳门古今》、评论集《濠江文潭》、《濠江文潭新编》等。
[51] 林中英(1949－
)原名汤梅英，原籍广东新会，生于澳门。现任《澳门时报》副刊课主任。
[52] 凌稜(1939－
)原名李艳芳、李心言，又名林惠。广东新会人。生于澳门，长于澳门。曾做过教师，后从事新闻工作，现任《华侨报》副刊编辑部副主任。著有散文集《星集》（合集）、《有情天地》、《北窗内外》、《爱在红尘》等。
[53] 见《澳门文学研讨集》440页，澳门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4] 《有情天地·序》，澳门星光出版社1991年版。
[55] 鲁茂(1932－
)原名邱子维，笔名梅若诗、柳惠等。祖籍江西临川，生于广东佛山。30年来笔耕不辍，擅写长篇连载小说。自1968年至1996年，发表了《辫子姑娘》、《星之梦》、《小兰的梦》、《恩情》、《黑珍珠》、《打虎不离亲兄弟》、《铁汉柔情》、《谁是凶手》、《冬暖》、《莫负青春》、《爱情的轨迹》、《百灵鸟又唱了》、《蒲公英之恋》、《杜鹃花开》、《路漫漫》、《白狼》、《早熟》等20多部，共计千万字，成为澳门最负盛名的连载小说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白狼》、散文集《望洋小说》等。
[56] 廖于馨：《澳门长篇小说的困境》，《论澳门现代女性文学》第87页，澳门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
[57] 《望洋小品·序》，澳门星光出版社1989年版。
[58] 周桐(1949－
)原名陈艳华，笔名沈实、沈尚青等。广东新会人。从70年代中期开始写长篇小说。出版有小说《半截美人》、《八妹手记》、《幻旅迷情》、《晚晴》、《逃妻》、《流星》、《绿罗衫》、《人生边际》、《狭路姻缘》、《才娘》、《澳门假期》、《除却天边月没人知》、《再生缘》、《错爱》（原名《赤子情》）、《香农星传奇》、散文集《七星篇》（与人合集）等。
[59] 寂然，本名邹家礼，广东新会人。澳门大学中文系毕业，现在澳门中学任教。9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著有小说集《一对一》（与林中英合著）、《抚摸》、《月黑风刀》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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