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语文教育史--管季超网上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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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修养》是唐弢先生（1913-1992）“二十七岁时写的一本小册子”，当时即定位于“作为青年们的课外读物”。上编六章，漫谈文字知识和演变经过，从文字到文章，从文章到文学，从古文到白话文，基本上是偏于史的叙述；下编八章，专谈作法和修辞，既有字、词、句和各种修辞手法的具体运用、如何写会话等细节元素的探讨，也有搜集题材、确立主题和营造文气等文章大处的把握。
　　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平易、简洁而生动，没有教科书式的枯燥和刻板，也没有“八股气”。作者以史代论，大量征引感性的文学材料，包括诗词曲赋、古今小说和外国文学等，言必有据，富有说服力，又明白晓畅，设身处地地照顾到普通读者。
　　整体来看，《文章修养》是定位于语文知识的普及和提高的文化读物，适合青年和初学写作者，尤其是中学师生这一读者群体。在横跨四十年的新旧二序中，作者自谦而又不无自信地说：“虽然出诸病人之口，这所谈的，总还不失为健康之道吧。”作者既曾有过中学国文教员的经历，深解作文诸病与经验，又是有成就的作家、学者，这本小册子因而兼有厚积薄发和深入浅出的优长。今天读来，依然毫无过时之虞，而有受益多端之感。这也正是我们把《文心》收入这套文库的原因。

作者简介
　　唐端毅，曾用笔名风子、晦庵、韦长、仇如山、桑天等，1913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现在于江北区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后为纪念唐弢先生将甬江镇中心小学改名为唐弢学校。唐弢初中时家贫辍学，入上海邮局作拣信生，开始业余写作。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事业余创作，以散文和杂文为主，其风格接近鲁迅，并因此与鲁迅结识。1933年起发表散文、杂文，后结识鲁迅。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上海坚持抗日文化运动，参加初版《鲁迅全集》编校。又支持《鲁迅风》周刊，编辑《文艺界丛刊》，兼任中学教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重回邮局，与柯灵合编《周报》，参加反迫害、反内战、反饥饿民主运动。《周报》被禁，转编《文汇报·笔会》。新中国成立后，致力鲁迅著作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坚持杂文、散文创作，历任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文艺新地》、《文艺月报》副主编等。195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是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所著杂文思想、艺术均深受鲁迅影响，针砭时弊，议论激烈，有时也含抒情，意味隽永，社会性、知识性、文艺性兼顾，先后出版杂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长书》、《唐弢杂文选》等，散文随笔集《落帆集》、《晦庵书话》等，论文集《向鲁迅学习》、《鲁迅的美学思想》、《海山论集》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另辑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1978年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唐弢是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内外公认的权威学者，曾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了鲁迅佚文。他的一系列关于鲁迅创作的著述，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唐弢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论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学习现代文学的重要著作，被列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









目录
序(一) 唐弢
序(二) 唐弢
一、开头语
二、从文字到文章
三、古文·骈文·八股文
四、白话文及其他
五、关于文体
六、句读和段落
七、向书本学习还是从生活提炼
八、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的确定
九、字和词·土话和成语
十、句子的构造和安排
十一、明喻·暗示·借代·比拟
十二、铺张和省略
十三、怎样写会话
十四、所谓“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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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学国文教学法》蒋伯潜（1941）】
本论一  课内讲读
国文教学,可以分作三大部分： (一)课内讲读，(二)习作批改，(三)课外阅读及其他活顶的指导。课内讲读，指课内选文精读而言，再过问教学中，大家都知道它所占的地位之重要，可以说是全部国文教学的中坚，所以首先提出来讨论。
“教学”和“教授”不同。教授完全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只处于被动的地位，只须“受教”，不必“自学”；教学则以学生为中心，不但须使学生有自学的机会，而且须加以督促、辅导和鼓励；就是教师方面的“教”也得顾到学生的需要、能力和兴趣。此在各种学科，莫不皆然；而以国文一科为尤甚。因为我国的国文教学远承科举时代的遗习，学生完全处于被支配、被拘束的地位，教师施教时，并不顾到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所谓需要，不过把国文当作科场应试的敲门砖而已。现在，教学国文的目的既和科举时代不同，则对于国文教学的态度，也得根本加以改革了。
从前科举时代，私塾初期教授国文，只重记诵，并不讲解离开讲以后，也仍偏重在读。现在学校里，则从小学起便注重讲了，不过小学里还有教学生熟读的；一入初中，便完全偏重在讲，而且只讲不读了。无论讲得如何明白，讲而不读，读而不熟，则教材自教材，学生自学生，仍丝毫得不着益处。因为只读不讲，好比吃东西，并不咀嚼，便囫囵地吞下去；只讲不读，又似细嚼之后，仍把它吐了出来，其不能充饥疗肠，不是和食而不化一样吗？何况文字的音读，诗文的声调，非朗读不能娴熟领会呢？所以讲读两项应当并重，不但教学文言文如此，教学语体文也须如此；不但教学散文如此，教学诗歌更须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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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前后的语文教学法研究

武玉鹏       语文单独设科之后，对语文教学法的理论研究也就开始了。同时，在一些师范学堂和一般学校附设的师范科里，还陆续开设了教学法课程。①到了2O年代，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一批研究成果相继问世，影响很大。例如，1926年以前出版的语文教学法著作，就有吴研因的《小学国语国文教学法》（1921），张士一的《小学“国语话”教学法》（1922），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1924），吴研因、舒新城的《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1925），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1925），周铭三、冯顺伯的《中学国语教学法》（1926）等等。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教学法》。它初步建立起了语文教学法的理论体系，在这个学科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把语文教学法当作一门科学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在2O年代末至3O年代中期的七八年间，非常活跃，可以说达到了高峰。据不完全统计，这个时期出现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1929）、赵欲仁的《小学国语科教学法》（1930）、权伯华的《初中国文实验教学法》（1932）、顾子言的《小学国语教学法》（1933）。曹凤兰的《高小国语教学法》（1933）、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36）、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1936）等等。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新的拓展和开掘。     语文教学法研究在2O年代末3O年代初出现高潮，并不是偶然的。就在1929年，中学语文教学法作为高等学校师范科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开始有了自己的高级专门研究人员研究生了。同年出版的王森然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标志着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王氏的著作不论在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建设上，还是在语文教育理论研究方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如语文教育史专家顾黄初先生所说，此书是“在中学语文教学法的学科发展史上，最早出现的一部内容全面、材料翔实、体制完备、观点新颖的教学法材料”②。和当时的同类著作相比，《概要》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它高屋建瓴地正确总结了“五四”以来进步的思想文化界对于中学语文教学重要意义的认识，肯定了中学各学科教学中“国文”一科的特殊地位；二是它试图运用当时从国外引进的一些教育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国文科的教材教法问题，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三是它广搜博采，为从事国文教学改革的人们提供了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大量具体材料，使得这本书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还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在3O年代的语文教学法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的则是阮真的《中学国文教学法》。阮真是我国语文教育专业中最早的研究生导师之一，对语言文学和教育科学都有很高深的造诣。他多年承担中学、大学的国文和国文教学法课程的教学工作，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中学国文教学法》一书，是作者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精心写成的，其主要特点是：基础扎实，论述全面；理论性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适合教学。     袁哲的《国语读法教学原论》，也是在3O年代的研究成果中颇具特色的一种。书名就标明这是一部研究阅读教学法的专著，是把“读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领域进行研究的。其突出特点，第一，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引进语文教学，专设“心理论”一编，从培养能力办心理学角度来研究阅读教学。第二，是主张“全文法”的阅读教学法。所谓“全文法”，是在总结欧美各国先。进的读法教学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传统的程式化的“文字一语句一段落一全篇”的阅读教学法而提出的，是主张以文章的总体认知为出发点，把文章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进行阅读教学的理论，很有见地。③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由于国内的特殊社会环境，对语文教学法的研究进入低谷。3O年代末至4O年代初出版的语文教学法教材，根据现有资料，只有魏应鳞的《中学师范国文作文教学法》（1940）、阮真的《中学读文教学研究》（1940）和蒋伯潜的《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等有限的几种。其中，蒋氏所编的一种，是最有代表性的。它的突出特点是：（1）重视语文教师本身素质的提高。本书的“绪论”和“余论”，分别论述了语文教师的素养和进修问题。（2）重视课外辅导。本书专设一编四章，论述了课外指导问题，提出了“课外教学当与课内并重”的观点，并且进一步强调说，“课外教学范围影响之大”，实在是“远过于教室里的正课”的，这在当时实在难能可贵。（3）在论述国文教学的目的时，运用了“正目的”和“副目的”的概念，把对于国文教学目的上的多年纷争，从理论上作了比较妥善的解决，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贡献。作者认为，国文教学的目的有二：（一）正目的国文一科所特具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对于生活所需的工具国文能运用，能了解，且能欣赏”。（二）副目的国文科与其他学科同具的教学目的，又可分为两项：（甲）“使学生了解我国固有文化之一部分学术和文学的流变”；（乙）“使学生明了我国固有道德的观念及修养的方法，并培养或训练其思辨的能力”。把语文教学的目的分为“正副”两个方面，早就有人提过，但第一次加以科学分析的，却是蒋伯潜在他的这本著作中。④   总之，3O年代前后，我国语文教育界对于语文教学法理论的研究相当重视，参与研究的人也很多，出版了大量专著，发表了许多论文。这一点，从李杏保、顾黄初编选的位十世纪前期中国语文教育论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可以看出。就是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当时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也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些研究成果，至今也没有失掉其理论价值，对语文教学仍具有指导意义。这种情况，和解放后3O年（1949－1979）的同类研究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即使和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研究相比，在某些方面也毫不逊色。这种情况，一方面值得我们反思，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以便继承这一笔宝贵的遗产，丰富我们今天的语文教育理论。 注： ①“语文”，当时称“国文”、“国语”；“教学法”，最初称作“教授法”，附属在“教育学”课程之内，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②见顾黄初著《语文教育论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8页。 ③参见曹洪顺著《语文教学法漫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34页。 ④同③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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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伯潜《中学国文教学法》

中学国文教学法目录


绪论 国文教学的目的与国文教师的素养

教学目的——正目的——运用了解欣赏本国的文字——副目的——了解我国学术文学的流变——获得明确的道德观念正当的修养方法——培养思辨能力

教师素养——学力——技能——头脑——愿力——态度

本论一： 课内讲读

教学和教授不同——讲读应当并重

第一章 教材的选择与排列

选择教材的主张——旧派——多选周秦两汉古文——多选论述学术思想之文——多选唐宋及桐城派古文——用整部古书——新派——多选讨论问题研究思想的文章——多选新旧语体小说——多选新文艺

选择教材的原则——形式方面——词句——章法——篇幅——词气——时代——体裁——内容方面——知识——修养——生活——乡土

排列教材的主张——以问题为中心——以体裁为标准——以学术源流为次序——以文学流变为先后——以文章作法为准则

排列教材应注意之点——篇幅——程度——时序——语体与文言——中心教材与附属教材

第二章 预习的指导

指导学生运用工具书——检查以部首编的字典与辞书——反切——等呼——刚音柔音——类隔——四声——清浊音——颇音字——同字异义——同字异用——指导学生使用标点符号——预习项目

第三章 教师的准备

温故可以知新——例一“太史公牛马走”——例二“犹豫”

准备时注意事项——作者异名——古书性质及其真伪——文体——题目的解释——虚字——附讲授笔记实例

第四章 课内讲习

预习的检查——试讲范讲——试读范读——讨论

讲习时注意事项——题目——体裁——文章与文艺——作法上的分类——文体分类表——作者异名——作者籍贯——作者地位——字的音义——复词——虚数——虚字——文法——修辞——结构作法及风格——引用语句典实及内容——读法

第五章 课后的督促与考查

抽阅笔记——指导温习——考查成绩——附试题实例——问答——，默写——翻译——解释——词语重组——举同义词或相对词——造句——测验——是非法——选择法——填充法——正误——标点

本论二 习作批改

一般的误解——写作是生活所必需的技能

第一章 命题

命题的注意——学生的能力——学生的生活经验——学生的心里和兴趣——学生的需要——题目地范围——题目的形式——题目的内容——作法——题材

作文题实例——记述描写类——议论说明类——应用文件类——文艺小品类

作文的设计教学

第二章 指导

一般的指导——审题——立意——取材——用材——结构——层次——联络——呼应法——曾递法——分析法——综合法——过度法——问答法——变化——追叙——插叙——补叙——开场和结尾
特殊的指导——例一（书信）——例二（记叙文）

第三章 批改一（字与词的批改）

书写的错误——别字——字形相似的字——字音相似的字——笔画写错的字——简笔字使用的错误——意义方面——文法方面——修辞方面

第四章 批改二（章句与内容的批改）

组织不全——语气不合——次序杂乱——浮词累赘
修辞方面——增减——变化——曲饰——烂调套语与文语夹杂
态度方面——轻佻——狂妄——猥亵
内容方面——叙事失实——写景失真——抒情不由衷——议论背于理
作文通病——延宕——潦草——枪替——抄袭
批语——眉批——总批——改文符号——分数——附批改实例三篇

本轮三 课外指导

课外教学当与课内并重——课外教学范围影响之大

第一章 课外阅读

读物的编选——一般的读物——小说——剧本——诗歌——笔记——散文——专书——日报杂志——特编的读物——国文自学辅导丛书——寓言故事的编选——旧诗词的编选
阅读的指导——组织读书会——介绍读物——指示读法——规定办法

第二章 课外作业

平时的作业——日记或周记——假期的作业——温课——诵读——比较——联合——通信——收集

第三章 课外习字

习字要件——正确——清楚——匀称——敏捷——习字要有恒心——习字三到——选贴——执笔——调墨——写字时的姿态——注重小楷行书

第四章课外活动

演说——辩论——谈话——演剧——各种刊物——讲演记录——团体活动——文字游戏

余论 国文教师的修养

文法——修辞学——文字学——文史学——学术史——古书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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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祖怡：先严蒋伯潜传略
　　先严蒋伯潜，讳起龙，又讳尹耕，以字行。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县之新关村。1911年从杭州府学堂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在本县紫阆小学和本村美新小学任教四年。1915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在校期间深受钱玄同、马叙伦等的影响。1919年毕业，经系主任陈宝泉先生介绍，至浙江嘉兴省立第二中学任教。以后先后在浙江省杭州第一中学，第一师范：女子中学、杭州师范，台州省六中等校任教。在此期间，先严曾有两次脱离教育界。第一次是1925年，国民军由广东出师北伐，马叙伦先生策动浙江省省长夏超起义以响应北伐军，先严参与其事，后因事机不密，夏超被杀而失败。第二次是1927年，北伐军底定浙江后，马叙伦先生任浙江省府委员兼民政厅长，先严出任《三五日报》主编。“四一二”事变后，马叙伦先生与先严均愤然辞去职务。从此，先严就将全部精力投入教育事业与学术研究之中了。

　　1938年春，先严应老友蔡丐因、董任坚。周予同等先生之邀，赴沪到大夏大学及迁沪的无锡国专等校中文系任教授，并兼任世界书局特约馆外编审。在此以前，先严曾为世界书局编撰高初中国文课本12册，世界书局总编辑署曰“蒋氏国文”。此书与国内一般中学课本不同，初中六册，以“记叙”、“论说”等四种文体分类；高中六册，前四册以中国文学史为纲，后两册以中国学术史为纲。12册均用活叶装订，出版后颇受教育界欢迎。又为开明书店编选及注释《开明活叶文选》，注释精详。此次到上海后，又和我合编一套中学国文的辅导自学读物。初中六册，均用小说形式编写：《字与词》、《章与句》、《体裁与风格》（均为上下册）。高中六册不用小说形式：《骈文与散文》、《小说与戏剧》、《论诗》、《词曲》。《诸子与理学》、《经与经学》。其中《体裁与风格》（上，下）、《诸子与理学》、《经与经学》均为先严手撰。这一套课本由世界书局于1939至1940年间陆续出版，现在尚在台湾流行，有的多至13次印刷，《论诗》一书于198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重版。此时先严又为上海中华书局编写了一部《中学国文教学法》，1941年出版。当时国内有关中学国文教学法的书籍尚属少数，此书实开风气之先。

　　先严在大夏大学、无锡国专任教期间，讲授‘十三经概论”一课，为配合讲课而开始撰写《十三经概论》。这部书稿，194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1986年再版全书50万字，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多卓识，如第六编第三章论及“素王”之称，说：“昔贤多称孔子为‘素王’。……素，空也，谓空设一王之法，即孟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非孔子自称王，亦非真称鲁为王也。……而郑玄《六艺论》谓‘孔子自号素王’，杜预《春秋左传序》又以孔子为素王，左丘明为素臣，其说泥矣!《论语》记孔子答颜渊问为邦，有‘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之语，损益四代，以立新王之制，又赞‘雍也可使南面’，孔子非妄人，岂真欲及身见其弟子颜渊、仲弓王天下哉：观于此，可以悟《春秋》之当新王，不过‘借事明义’，藉以见其理想的政治主张；‘托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故借鲁史所记之事，作《春秋》以见其义而已。”这样具有真知灼见的地方，在《十三经概论》中不胜枚举。

　　第二，少偏见。例如，汉代经学的“今古文”之争，一直到近代学者，大都是入主出奴，门户之见很深。而先严以持平的态度对待。在《绪论三》中说：“故就焚书之事实言，就对于六经孔子之主张言，古文说不如今文说之可信；就及于学术研究之影响言，古文说不如今文说之良好。虽今文说亦有流弊，如援引纬书之诞妄，则涉迷信；臆度孔子之主张，则近武断；然舍其短而取其长，终觉瑕不掩瑜，治经者其亦知所择欤?”

　　第三，将《论语》、《孟子》二书作分类叙述。如在第七编《论语概论》中，于《论语解题》之后，即分列《论语论道德》、《论语论修养》、《论语论教学》、《论语论政治》、《论语记孔子》等节。关于《孟子》一书，亦复如此。因为《论语》，《孟子》二书各章的编排并非按内容而定，各章的标题也都是取其第一句中最先几个字而成的，并不能概括一章的中心思想。因此先严《十三经概论》用分类叙述的办法来概括。这非是熟读精思者不能做到的。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悍然进占上海租界，学校、书店都纷纷内迁。这时，先严老友朱自清先生从昆明来信，邀先严到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尽管当时离开上海和千里跋涉都要冒风险，但先严却说：“我决不在上海当顺民。即使到内地去有万苦干辛，我死也甘愿。”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工作，我们变卖了上海所有的家具，书籍等，于1942年4月1日离沪：但在上海车站遇到极大的挫折。当时，先严有一部稿件《校雠目录学纂要》，是先严应重庆正中书局之约编撰的《国学汇纂丛书》中的一部，也是准备去西南联大中文系讲课的讲稿，所以十分小心地藏在先母的衣袖内。但在车站被日本兵查出，于是就把我们父子两人拖进车站地下室，严刑逼供。后经上海亲友的营救，才得以释放。于是：—家人就乘火车到了沦陷区的杭州，以后又冒着生命危险：夜间偷越钱塘江北的日军封锁线，回到了尚未沦陷的故乡富阳。但那时江西南昌和浙江金华都已沦入日寇之手，西南道塞，我们只好在老家暂住下来。

　　在富阳，先严用了一年时间，重新撰写《校雠目录学纂要》一稿，誊抄一份寄重庆正中书局，一份寄朱自清先生。后来得到朱氏复信，大意是：此稿博采众搜，时多卓识，总觉大驾不能来昆，深为学生惋惜。接着，先严又和我合力完成《国学汇纂丛书》的其余几种。其中，《经学》、《诸子学》、《文字学》、《宋明理学》等七种为先严亲自撰写，《文章学》、《史学》、《诗歌文学》三种，由我撰写。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先严53岁。应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董任坚先生之邀，赴沪任上海师专中文系主任兼教授。在师专任教期间，撰成《诸子通考》，1948年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84年浙江古籍出版社重版)。关于此书，先严在《自序》中说：“《诸子通考》者，伯潜就先君子建侯公遗稿残佚，整理补编者也。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为《诸子人物考》，下编为《诸子著述考》。”此书以孔子为“诸子”中最早的一家，以《论语》为最早的诸子之书，这在盲目崇经论者的心目中，实是惊世骇俗之论。书中又凿凿有据地证明古书中的老子，实为一迷离惝怳之人物；而《老子》一书，又系战国时人拾掇道家之言以成书者。全书之末有附录两种：(一)《汉志·诸子略》十家著作表。(二)现存诸子重要著作表。俾读者可以按图索骥，一目了然。这部书既富于学术价值，又可为青年读者研究诸子作入门的向导。

　　先严同时还编撰了《诸子索引》，计有22部子书，200万字左右，完成后交上海正中书局，惜未出版。

　　1947年，董任坚先生因触犯了当局某要人而被罢职。先严重义气，也坚决离开上海师专。后应邀任杭州师范学校校长，在任期间，延聘进步人士，共襄校政。但时值解放前夕，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先严目睹时艰，任职未到半年，就愤而辞职。时为1948年，先严57岁。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新任浙江图书馆馆长张宗祥先生亲邀先严任图书馆研究部主任。杭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先严被选为市人民代表，后又被选为浙江省人民代表。先严兢兢业业，忙于馆务，兼以嘉有肺气肿之疾，逐渐累及心脏，于是在1955年秋转入浙江文史馆，任馆外研究员。1956年1月因心脏病逝世终年六十有四。

　　先严一生献身于教育文化事业，凡是受过他的薰陶，能卓然成家的人，没有一个不崇敬他，怀念他。先严的一生，也是不断追求光明，反对黑暗，追求自由，反对压迫的一生。倘如天假之年，他还可以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但由于在旧址会中遭受的磨难，使先严体弱多病，终年才六十四岁。抚今思昔，不禁涕泪纵横。

蒋祖怡

一九八七年于杭州大手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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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记忆中的张世禄先生 一 人们不是为着观看赛事，而能如痴如醉地在大型体育馆内挥霍感情，当下好像多为着亲睹演艺巨星的风采。在我的印象中，刘德华、郭富城、理查德·克莱德曼等，还有那个冷艳的王菲，都在上海体育馆弥散过说不清道不明的光华。复旦大学在工宣队、军宣队管事的日子里，每年倒也有几度假座江湾体育馆开大会，批判“反革命集团”的大头目，包括它的一些从属要员曾经“闪亮”过场。此外，在我的记忆中就得算上批张世禄和严北溟了。复旦当时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当时上海滩的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声名爆矣。至于张世禄和严北溟，就没有如许显赫了，两个老翁，一个是音韵学权威，一个是中国哲学史名家，却一律精瘦，张世禄面如土色，严北溟倒阳阳如平常。无论怎么说，没有场内革命群众排山倒海的声讨呼声，没有大幅标语“反革命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血淋淋的烘衬，终究是谈不上风采之类的。当时场内除革命师生外，还来了不少“反革命嫌疑”或“尚有问题者”的家属，他她们倒是我们平日里很难识得的。他们是战战兢兢的一群，而我等与他们参伍席地，随某些永远正确的革命教师中的通人一一指点，我们好奇万般地分辨着这批来客的子丑寅卯。同在阳光普照下，同在春风抚拂下，人的心境竟各各有别颇难同一，这类经验在那些日子里即便最为粗心潦草的人也是不难体味一二的。 这也是一次名曰“落实宽严政策”的大会，事情起因于为了挖尽复旦大学所有的反革命，“宜将剩勇追究寇”嘛，对象指定为教师，尤其是老教师。凡在建国前已经享有一定地位的教授，差不多都已上了年纪，有些人来历也难免曲折。张世禄先生的政历问题在历次运动中都已交代清楚，态度据说向来不坏，此番要挖反革命，他再三再四认罪，甚至还认定自己“没有资格当教师”。严北溟却面目殊异，小小个头，依然犟头倔脑，搞得上海机床厂来的那位工宣队领导相当难堪。于是张世禄被定为“从宽”的典型，严北溟则落得“从严”的出路。当天在用几张乒乓桌拼成的主席台上，那位工宣队领导装束非常摩登，的确凉白衬衫外挎着个红布包，一顶半新不旧的黄军帽遮掩着他那颗似癞非癞的脑袋。他说了些什么已经记不得了，似乎当时压根儿就没有听清。而随他手上的小红书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严北溟似乎想说什么，却硬被两条汉子死死地扳下了头；张世禄嘴唇哆哆嗦嗦，一如秋风中的叶片……大会照例在革命歌声中收场，策划者费尽了心力，与会的人们却只顾乱哄哄地夺门而出。在某些人自以为爆发了一颗原子弹，不料谁也不愿关心，差不多像是放了一枚哑炮仗。当然，日后类似“严北溟胆大如斗，张世禄没得胆”的话题，私下还挂在大伙的嘴边，不过终究无关痛痒。人们还是在一阵风一阵雨中打发着日子。说严北溟先生“胆大如斗”未必是誉扬，视之“不识相”的看法毕竟居多；说张世禄先生“没得胆”也未必有多少轻蔑的意味儿，显得真切的大半倒是“可以理解”，说到底，个中滋味，一切的一切，欲说还休。 说人们对张世禄先生的行状“可以理解”，实在并非诓话，这位教授先生的胆小怕事早已享有颇高的知名度。唯张先生所说的“没有资格当教师”，留给我们这班同学的，似乎更多是苦涩和同情，甚至是愤怒。 二 由《语言学概论》这门课，以及某几种巴尔扎克小说的中译本，我们在进大学不久便记住了北京大学高名凯教授的大名，他在１９６５年年初的英年早逝，特别加深了我们对他的印象。正是高先生谢世那年的秋天，我们有《古代汉语》课，系里通知授课教师是张世禄，据传还是高名凯的老师呢。张先生是声名显赫的音韵学家，他的《中国音韵学史》、《中国古韵学》和《音韵学》著述名重一时，说来惭愧，当时我们谁都懵然无知，但是藉重“高名凯的老师”，我们这帮那个时代的“追星族”预先给了张先生一份不算轻的尊敬。 中等身材，一袭藏青旧西服，自然没有领带领结，此外，一张瓦爿样稍稍内凹的脸庞，颜面是青黑还是黄黑难以分辨，不太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差不多随时可以滑落下来的深度眼镜。我们有些失望，多少有了些相仿鲁迅先生最初见到藤野先生时的感受。他把讲义放在讲台上，仿佛也是“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张世禄的”。说的当然不是藤野先生的日本话，一口字正腔圆的浙江官话。他接着说明教材，倒使我们大大地振奋了一番———“你们手上的是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这本书很有特点。但是我以为它更像是一种古代语文读本，作为《古代汉语》的教本好像杂芜了些，课程性质不够突出，将它作为你们课后的主要参考书是相宜的。上课我们另发由我编写的讲义。”那几句话，所以至今还记得，因为相当的满足了我们当时的情绪，表面批判而内里激扬的“大复旦主义”。不过，到底是远不若张先生达于学术的见识的。 几个星期下来，我们不止惊异于张先生学识的渊博，更被他废弃满堂灌讲究基本概念的分明而叹服得目瞪口呆。每次他讲得那样少，可又结结实实，夹缠不清与他无缘，同多数大学教授的矜才炫学相去更远，全是些基本之基本，可供我们触类旁通和举一反三。他还拎着一只敞口人造革袋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住处，算来是当时难得到学生宿舍辅导的教授。他也许识不得我们班上的所有人，然而我们班上几乎人人得到过他细微而精警的教诲。我们班大半是工农子弟，就当时的风气，他固然不敢怠慢，但在学问上好像从来没有迁就过，从来不敢姑息。虽说他会不时为我们的浅陋叹息皱眉，但最终不会使我们任何同学难堪得交不了差。 好像就在那个学期，陈望道校长邀请叶籁士和倪海曙来复旦讲学，题目是《关于普通话》。大批教师和比我们高些班次的同学都去乡下搞“四清”了，可以凑凑热闹参加听讲的就算我们这些人了。叶倪两位都有不低的学术职务，荣誉在我们当时的趣味上是远胜于张世禄先生的，望老德高望重，简单的开场白过后，就端坐在讲台左侧的皮沙发上，叶倪都是极有风度的人物，很是令人肃然起敬。叶籁士是主讲，一开口便是“陈望老和福崇先生”。哪来的“福崇先生”听讲者在场内四处搜寻，终于发现张世禄先生在末排座位上躬身而起，一脸的谦恭。随后是倪海曙氏回答问题，他在“尊敬的望老”之后，“我的老师张世禄教授”竟然说了两遍。我再次回过头去，张世禄先生再一次从座位上躬身起来，依然一脸谦恭。我记得，我特别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在将讲台上的陈望道校长的望之俨然、叶倪两位的飞扬神采同忝列末座的张先生的一脸谦恭相较之后，我发现自己长大了许多，算是第一度酸楚地体味到学术地位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我同时也真切领略了学界优秀传统又是怎么回事，除岸然的道德原则和学术良心之外，我实在为我们的张先生骄傲。 三 “四人帮”倒台后，听说“没有资格当教师”的张世禄先生终于重新手执教鞭，甚至还终于被他的复旦大学的老少同事们公认为“课上得最扎实、最会带研究生”的导师。时隔十年，当我重进复旦读研究生时，张先生居然还叫得上我的姓名。原因恐怕我是班上最早知道画家张书旗是张先生的胞兄，曾在老人家面前说起过张书旗的《中国风格的绘画》，好像还能说出他的老哥的《雄鹰》，曾获得国际画家名作展览会水彩首奖。说实话，我心里是很有些滋润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撰写一本关于朱光潜的书稿向张先生求教，拿着他建国前发表于《国文月刊》上的《评朱光潜〈诗论〉》复印件到他的寓所。老人家眉开眼笑，“你今天还能找出这篇文章，一定辛苦啊，我都有些糊里糊涂了。”他的这番话让我相当受用，这远不是因为老师表扬了我，而是在这番话后老师又来了一番语重心长的忠告：做学问得有规矩，随心所欲不逾矩，在基本概念上不能放任自由。比如他说，讨论古代诗歌的节奏和声韵，要有音韵学的知识准备，得深入到音韵学的传统中间去。朱光潜先生是美学大家，自有其专长。但他对专门性的古代音韵问题毕竟尚有不周。他好像把古音与今音的系统搞混了，所谓“诗的习惯，平不分阴阳”是依据中古时期的四声系统，而所谓“阴阳平已有悬殊”，根据却又是近代语言学上的习惯。“笼统不行啊，学问有它普适性的规范啊” １９９１年，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张世禄先生去了，我喜欢也多次说过，天国里也需要教师。当今大概谁都不会怀疑张先生是个好教师，也许有更多的人会真正咂摸出他在那个全面践踏规范以至于荒诞的年代里为什么自况“没有资格当教师”。他生前经历过学术生命是如何粗暴地被糟蹋的，然而，他已经无法看到，学术前途在他身后又在经受新的考验。他似乎能够洞察在某些以“学术”谋名利的人眼中存在着一个无须胆怯的世界，面对学术的生命与前途正日渐被某些人“炒作”得近于失范，他也许会对我大喝一声：“我播下了龙种，却收获了一大堆跳蚤！”

许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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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文学教育

发表日期：2011年8月1日   出处：《当代文坛》2011年02期    作者：傅宇斌

摘要：西南联大文学教育的成功与其国文教学的课程体系密切相关，在这一课程体系下，西南联大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同时也重视写作的实践与学习，各系的学生都由此受惠。而西南联大课程体系的背后是其鲜明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主要体现在他们创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国文月刊》的教学理念体现为三点，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一方面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同时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     关键词：西南联大；文学教育；课程体系；《国文月刊》；教学理念     西南联大对现代学术、教育以及文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学术界更深层次的肯定。以西南联大的文学影响而言，西南联大时期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文学家、诗人、学者，也培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批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如穆旦、袁可嘉、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等人。很多学者认为西南联大培养了这么多的文学家或学者在于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这种看法固然不错，但追究其教学的方式和内容尤其重要。查阅当时的资料，我们发现西南联大的课程体系和师资力量对于推动国文教学极具影响，而且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主办的刊物《国文月刊》就是当时国文教学理念宣传与实践的重要基地。     一　西南联大的国文教学课程体系     根据《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西南联大的课程设置基本分成三类：各院系一年级共同科目、院系必修课、院系选修课。在各院系共同科目里面，《国文读本》和《国文作文》占有重要的地位，共计10个学分，而当时的专业必修课程最多的也就6个学分，选修课则2-4个学分不等。讲授《国文读本》的教师有罗庸、朱自清、浦江清、王力、许维通、余冠英、陈梦家，讲授《国文作文》除以上诸人外，还有陶光、吴晓铃、李嘉言。从这些名单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即使教授国文公共课程，所任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     西南联大课程的另一个特点是各院系学生可以互选或者旁听各科专业课程。只要对文学有兴趣的学生，都有机会聆听大师的讲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的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从二年级开始上，在1938-1939年度计有专业必修课18门，专业选修课8门，至1945年度共有专业必修选修课38门。现以1938-1939年度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设置为例加以说明。     1938-1939年度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共开设课程26门，其中必修课18门，计为：国文读本、国文作文、文字学概要、音韵学概要、语言学、声韵学史、尔雅、左传、中国文法研究、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文学史、汉魏六朝诗、楚辞、庄子、文选、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毕业论文指导、铜器铭文研究。选修课则有卜辞研究、中国语文专题研究、韵书研究、现代方言、印支语研究、校勘实习、现代中国文学、文学专家研究。相应的教师队伍则有陈梦家、魏建功、王力、罗常培、闻一多、郑奠、闻宥、许维通、浦江清、罗庸、刘文典、朱自清、杨振声、陈寅恪等人。     从西南联大初期中国文学系的课程安排和教师队伍可以看出，西南联大仍然是重视传统学术的教授与培养的。这一年度所涉及的现代文学课程仅有一门，而且还是选修课。即使有不少现代著名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等人，但他们所开设的课程仍是以古代文学和学术为主。     西南联大不但重视传统学术和文学的教育，对于写作同样重视，在一年级就开设了国文写作，并作为全校共修主干课程。1940年后，学校的规模和师资都渐有扩大，很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成为西南联大教授，如沈从文、李广田、冯至、卞之琳、钱钟书、林庚、潘家洵、叶公超、陈铨、吴宓、燕卜荪等。因此，西南联大国文系进一步开设了诸多文体写作课，如浦江清先后开设了历代诗选(附习作指导)、词选(附习作指导)、曲选(附度曲指导)等课程；李广田和沈从文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语体文之写作训练；游国恩开设各体文习作，注重文言文写作；杨振声开设世界文学名著选读与试译，训练学生翻译能力。这都表明随着师资的完备和教学理念的更进，西南联大的国文教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这样的课程设置不仅国文系的学生深感受益，其他各系的学生也都从这些文学大师那里得到充足的滋养。如当时历史系的学生方龄贵对大一上国文课时国文系教授讲课的风采历历在目：     老师们学术上根底深厚，备课认真，讲起课来，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头头是道，而且各有自己的学者风度。刘文典先生讲课时不断吸纸烟，罗常培和罗庸先生满口讲的标准的北京话，时或出语幽默，妙趣横生，闻一多先生蓄须明志，以待抗战胜利之日，大义凛然，朱自清先生冬日来上课时，披一领云南赶马人所用的披毡，显得分外超脱潇洒，许维通先生讲《左传·鞍之战》时，故意把交战的齐人叫做“老山东”，把晋人叫做“老山西”。听他一口山东口音(许先生是山东荣成县人)而把旁人叫做“老山东”，实在觉得有点滑稽，想笑又笑不出来。余冠英先生上课时，每进教室，必先向在座的同学深深一躬致意，初时令同学们很不过意。浦江清先生兼指导并批阅我们的作文，记得第一次出的作文题是“我的故乡”。     这是大一国文课时学生的感受，方龄贵先生感慨颇深，他说：“一个刚从中学步入大学门槛的青年学子，一旦面对如许慕名已久的专家学者近在咫尺的教诲，自然不胜‘高山仰止’之思了。”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仰慕大师风采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人一定很多，现当代作家穆旦、赵瑞蕻、杜运燮、王佐良、袁可嘉、周定一、林蒲等人，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对他们的影响都很大。赵瑞蕻先后在《梅雨潭的新绿——怀念朱自清先生》、《红烛颂——纪念闻一多先生》、《离乱弦歌忆旧游》、《南岳山中，蒙自湖畔》等几篇文章中回忆了这些文学家对他的影响。此外，当时影响最大的民营报纸《大公报》自1938年以来就陆续刊登联大师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大都是由沈从文指导和推荐。李光荣曾统计1938－1940年《大公报》所刊登联大师生稿件，转引如下：     马文珍，1939年发表《平儿这孩子》。     流金，1939年2月至12月间发表《从×营夺得的同志》、《乡思》、《新别离》、《江轮上》、《母亲》、《枣》等文。     辛代，1939年3月至1940年8月发表《旅伴——湘西道上所见》、《野店》、《家长》、《酒仙》、《弟弟》、《九月的风》、《八年》、《高原散记》、《野老》、《孩子的悲哀》等文。     林蒲，1939年3月至1940年6月发表《湘江上》、《下益阳》、《桃源行》、《某城小记》、《儿童团——五台下的小豪杰们》、《兄弟间谍》、《人》、《羽之歌》、《山居》、《湘西行》等作品。     向薏，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发表《小客店》、《日阵里》、《在南岳》等文。     祖文。1939年6月至1940年1月发表《端午节——沦陷区里的“笼中鸟”》、《老瘸子》、《荒村里的小店——“山国”杂记之一》等文。     周定一，1939年发表《菩提纱与古城梦——西行杂记之一》。     姜桂农，1939年至1940年发表《歌声》、《飞》等文。     穆旦，1939年10月至1940年7月发表《CHORUS二章》、《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他死在第二次》、《从空虚到充实》、《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蛇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的手势)》、《漫漫长夜》等作品。     刘雷，1939年至1940年发表《长途》、《流浪》、《昆明城中的那个湖》等文。     方敬，1939年发表《棉花机》。     董庶，1939年发表《守望者》。     王佐良，1939年发表《老》。     杜运燮，1940年发表诗五首。     这仅是沈从文指导的西南联大学生的创作情况。实际上，沈从文、李广田、闻一多等先生的文学影响已扩大到学校之外，当时就有昆明其他高校的青年学子加入西南联大的创作队伍，他们也组成了另一文学社团“南荒社”，邀请了联大教师作为指导老师。同样，他们的作品也由沈从文等人推荐到了《大公报》，主要的作者有庄瑞源、陆嘉、曹卣、吴风等人。     从以上所列我们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在文学教育上的成就是丰硕的，其中不少作者成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有些竟是大家。如穆旦的诗，被学术界广泛地认为是现代诗歌的优秀之作。而林蒲、周定一、方敬、董庶、王佐良、杜运燮等人都是现代著名作家。     以上所举仅是两年间联大学生发表在《大公报》上的作品，此后《大公报》仍然不断地刊登联大师生的文章。而且其他有名的报刊也纷纷刊载联大师生稿件，如《贵州日报》、《文聚》等等。这一方面说明联大人才辈出，另一方面也说明联大的国文教学和联大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二　《国文月刊》与西南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     探究西南联大文学教育如此成功的原因，我们发现，西南联大在建校伊始就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理念，即一方面注重国文能力的普及与提高，注重文学史的介绍与研究，另一方面还注重学生的写作实践。这种理念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和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合办的刊物《国文月刊》中有明确的体现。     《国文月刊》1940年刊行，由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办，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协办。发刊辞述及了办刊的动机、宗旨和主要内容：     国文一科，在中学及大学的课程表里，都占重要的地位。教育部及各省教育厅屡屡表示注重这基本科目的意思，可是学生的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原因很多，但是全没有一种专致力于推进本国语文教育的刊物，确实是一个遗憾。我们愿意抽出教书及研究的余暇来办这刊物，以为提倡。     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根据这一个宗旨，我们的刊物，完全在语文教育的立场上，性质与专门的国学杂志及普通的文艺刊物有别。所以本刊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本刊虽然不能登载文艺创作，却可选登学生的作文成绩及教师的范作，同时也欢迎作家为本刊写些指示写作各体文的学习方法的文章。照我们现在拟定的计划，本刊要登载的文章可分数类。一是通论，凡讨论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皆可入此栏，作为教学同人交换意见的园地，同时可备办教育者的参考。     二是专著，凡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本刊想多多登载。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均附以详细的注释或解说，备学子自修研究。四是写作谬误示例，专指摘学生作文内的误字谬句，略同以前别的杂志上有过的“文章病院”一栏。以上四类定为本刊主要的文字，此外还可以加上学生习作选录，书报评介、答问、通讯等等。     西南联大之所以重视国文教育，在于当时的中学和大学学生的国文成绩“总不能如我们的理想”，因而《国文月刊》的主要栏目就包括“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国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从这栏来看，《国文月刊》共收文章63篇，今按主题分为四类：     “中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26篇，计有朱自清的《中学生的国文程度》、《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罗庸的《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我的中学国文老师》，浦江清的《论中学国文》，和克强的《中学生作文成绩低劣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余冠英的《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白话文教材之批评》，吴有容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革新刍议》，庞翔勋的《谈初中生错字之矫正》、《我的中学语文教学经验》，吴奔星的《中学国文教学的“分工合作制”》，胡时先的《纠正一般中学生对于学习国文的错误观念》，罗常培的《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李广田的《中学国文程度低落的原因及其补救办法》、《论中学国文应以文艺性的语体文为主要教材》、《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学术文》、《论中学国文教材中的应用文》，张清常的《对于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所选“学术文”教材之商榷》，叶绍钧的《论中学国文课程的改订》，承宗绪的《国文教学一得》，萧涤非的《谈中学读诗》，孙秋方的《中学生眼中的国文课》、《改进国文教学的实际困难》，张世禄的《读了(中学国文教学法的出路)以后》，刘永溍的《闽教厅“提高中等学校学生国文程度实施方案”商榷》，田葆瑛的《三年国文教学记》等文章。     “大学国文教学改革”，收文章15篇，计有朱自清《国文教学自序》，余冠英《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介绍(精读指导举隅)》，于在春《国文成绩考查述例》，程会昌《部颁中国文学系科目平议》、《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陈梦家《释“国”，“文”》，罗常培《中国人与中国文》，郭绍虞《大一国文教材之编纂经过与其旨趣》，杨振声《新文学在大学里》，项因杰《研读和写作的关系》，陈觉玄《部颁(大学国文选目)平议》，叶兢耕《对于师范学院国文系专业训练的一点感想与意见》，季镇淮《教书杂记》，丁易《论大学国文系》等文章。     “国文学习方法”，收文章18篇，计有罗庸《读杜举隅》、《论读专书》，浦江清《词的讲解——李白(菩萨蛮)》、《词的讲解——李白(忆秦娥)》、《词的讲解——温庭筠(菩萨蛮)》，余冠英《比较的读文法示例》，闻一多《怎样读(九歌>》，罗常培《汉字的声音是古今一样的吗》，王力《文言的学习》，张清常《阅读古文的一种方法》，林庚《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君子于役》、《谈曹操(短歌行)》、《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山有木兮木有枝》，易熙吾《读(说文）是识字的快捷方式吗》，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词》，陶光《怎样读曲》等文。     “语体文的提倡”，收文章4篇，计有罗庸《战后的国语与国文》，李广田《活的语言》，杨振声《文言文与语体文》，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从以上罗列可知，在讨论国文教学的文章中，尤以国文教学改革的文章最多。这种关注与整个社会对传统逐渐沦落的担心密切相关。“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同人中看过这两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国文试卷的也感觉到莫大的怅惘。”这种社会共识无疑影响了联大的国文教学。针对国文教育的退步，联大教授们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罗庸先生认为“现在一般的中学生，对学国文所犯的毛病不外两种：一种是已经读了很多的书，(知)，但做起文章来，不能通顺，(不能)；另一种是书虽读的不多，(不多知)，而提笔为文，能够顺理成章，(能)。两者一经比较，总觉后一种的较优于前一种。这怎么说呢?就是后一种他虽然‘知’的不多，但他已‘能’……以后慢慢地再由‘知’的方面去加以充实，不难升堂入室。所以我觉得中学生对文学史的知虽稍薄，不足为病。”具体的补救措施罗庸先生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根据上面这一个意思，我们做教师的，责任非常重大。那就是：学生可以‘能而少知’，但是教师不能不‘知能具备’……所以我觉得中学国文教师自己对于文学史如有一点把握，则在国文教学上可有许多益处。粗略讲来，可分两方面：(甲)有形的方面：教师于文学史有研究，则学生对一篇文章作者生平、时代背景可有明确的认识，足以提起其研究阅读之兴趣，而对课文之印象更加深刻；(乙)无形的方面：我们常常看到，两个教师同样教一课书，而在事前预备参考之数据相同，然教的结果，则乙教师远不如甲教师的收效大。这是什么道理?那就是由于甲教师在平时对参考材料有所准备外，而同时对教材之认识有自信，有见解，则在讲解时即有一中心目标。依此目标而精辟阐述，使学生之心神无形中被诱导而走上正确的道途上去。”     罗庸先生讨论的仅是中学国文教学中的问题，对于大学国文，联大老师一方面在刊物上抒发自己的心得和体会，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加以补充丰富，如对大一国文教学的重视，对文学史的重视，对写作的重视等。例如“国文学习方法”一栏，既有识字的方法，也有读诗读词读曲的方法，还有文学欣赏和文言文学习的方法。     对白话文写作的重视也体现在《国文月刊》的编排上。从它的发刊辞我们可以看到，刊物第三栏是诗文选读，第四栏是写作谬误示例，既有对传统文学的解读，也有对现代名篇的解读，同时教学中发现的学生写作上的错误也予以指出分析。对传统文体的解读分析暂不置论，对现代文体的介绍、分析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白话文的写作。今一并将刊物中所涉文章汇列如下：     第一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一)从徐志摩作品学习抒情；施蛰存：鲁迅的《明天》——文艺作品解说之一；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二期：沈从文：习作举例(二)从周作人、鲁迅作品学习抒情；郑临川：西南联合大学新校舍记；姚芳：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李婉容：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     第三期：沈从文：习作举例     第四期：朱自清：文病类例     第五期：陈西滢：《明天》解说的商榷     第十期：汪曾祺：灯     第十一期：老舍：知难而进；吴组缃：介绍短篇小说四篇；施蛰存：关于《明天》     第十三期：郭绍虞：作文谬实例存     第十四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一)     第十五期：老舍：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二)     第十六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     第十七期：郭绍虞：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二)     第十八期：沈从文：短篇小说     第二十六期：李何林：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叶绍钧：写作漫谈     从上面的这些篇目我们可以看出，尽管1930年前后大学里的国文教育以文言文为主，但在西南联大，已经率先鼓吹白话文和现代文学创作。现代文学不仅进入了研究性的大学课堂，而且现代写作也在联大得到充分的重视。如沈从文的教学中不仅有现代小说史这样的课程，同时也有各体文习作这样的课程，并且运用现代文学理论指导写作实践，如《国文月刊》中就有四期刊登了沈从文对诗歌和小说创作的分析、研究，这无疑对联大学生提高写作水平具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联大的文学教育理念，我们至此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联大一方面重视传统的文学和学术，一方面加强对现代文学的教育，这也许就是联大的文学何以独出时流之上的原因吧。     三　研究和创作——西南联大文学发展的趋动力     当代的文学界，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往往在写作实践上捉襟见肘；具有写作才能的人，又往往缺乏理论的深度和对文学的深刻批评。所以我们往往认为研究和写作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码事。返观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我们发现，大部分作家不仅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学术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穆旦和王佐良，毕业后留校从事外国文学的研究，赵瑞蕻后来成为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科的主要创立人，林蒲后来留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而且这些作家虽然成为了著名学者，他们的创作却从不停步，还不断取得新的成果。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杰出的作家，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通观联大的文学教育，《国文月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一目了然。《国文月刊》不仅是联大文学教育的舞台，同时，研究和创作并重的理念是造就一批杰出文学家的趋动力。     责任编辑　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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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奇才今寂寥”——浦江清其人其事  

谙熟掌故的人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著名的“清华双清”。“双清”者，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个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而今，前者依然声名煊赫，后者却已门庭寥落。目今不少号称渊博的人物，也对其不甚了了。     然而，往事并不如烟。老清华文科确乎名手如云，但真正能够与其共始终、能够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者，除了陈达，除了Winter和金岳霖，大概就只有浦江清了。 击节舵楼君莫负，当年豪气傲神州                                       ——浦江清     自古江南颇富庶。只是，在富甲天下的江南，也不乏清寒之家。著名的江左才子浦江清（1904-1957）就生在江苏松江（今上海）一个极端清寒的家庭。     家境清寒的浦江清，一直在免学费的条件念完了小学和中学。此间，无论是英文、古文还是数学物理，他都是一等一的。后来，直到晚年的施蛰存还记得：“浦江清是我的同乡同学，从小学到中学这十年间，我们每天同坐在一个教室里听老师讲课。每星期日，除非雨雪，不是我到他家，就是他来我家，一起抵掌高谈，上下古今。”     浦江清自幼聪颖非常，当多数同伴在为功课焦头烂额时，他却嫌功课太浅。于是，乃父特另延名师，为其打下了超凡的国文和外文功底。1922年，行将中学毕业的浦江清，开始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以成绩论，他足以考入任何学府；但以家况论，这实已是梦想。绝望中的浦江清，得到了乡人襄助，才得以走进考场。揭榜下来，他同时考取了北京大学、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南洋大学（今上海交大）三所名校。由于得到了本县的“清寒子弟助学金”，浦江清终于如愿升学，选择了当时最具活力的东南大学。     其时，堪与北大比肩的东大正当极盛，名手如云。其中梅光迪、吴宓、吴梅、胡小石、柳诒徵和杨杏佛等，尤其令浦江清受益匪浅。在此期间，东大也才俊辈出，单是文科方面，短短几年中就涌现出了吕叔湘、陆维钊、王庸、赵万里、王驾吾、王季思、任半塘、唐圭章、卢前、向达、徐声越、郑鹤声、郭廷以、钱南扬等众多名流。浦江清以其罕见的国文和外文修养，成为内中当之无愧的翘楚。     在实行学分制的东大，浦江清主修西文，副修国文和哲学。他深知求学机遇来之不易，因此发奋刻苦。四年写作全为英语，还翻译不少作品；无论是外文，还是诗词国文，都令人惊羡。这个羸弱的小个子以江南人特有的聪颖出类拔萃，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等人的青目。为此，东大有人特地出了一个对子，曰：“浦江清到清江浦”。      一俟浦江清大学毕业，已在清华国学院主事的吴宓立即邀爱徒北上。从此，浦江清开始了自己的学术和教育生涯，也开始与清华文科荣辱与共。 未是平原入洛才，京华万里傍人来                                                    ——浦江清，1926      战前的清华园，一直是顶尖的学术重镇；其中的国学院，更是汇聚了众多名流。浦江清便在此任陈寅恪的助教，并与之对门而居。 但，一个本科毕业生要给一代大师做助教，又谈何容易！于是，在这些年浦江清很是用了一些功：既要协助陈寅恪讲课，又要随其研读东方学，还要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曾一度每周写一篇稿子），也要从事自己的研究。几经努力，他在短短二三年内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在时常帮陈寅恪英译信函之外，他还帮其编了一部梵文文法。那些年，清华北院九号的那盏灯往往到凌晨二三点才停熄。这恰好为那些来来往往的飞禽、野兔照亮了道路。     浦江清的治学之路丰富多姿：初则从吴宓研修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治东方学，后则回归到王国维所做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几年下来，他便中西并举，古今兼擅，文史俱进，文理贯通，自成气象，成为唯一深得王国维、陈寅恪、吴宓三巨头之心法的学人。王国维故世后，浦江清特撰《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指出：“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时期。一为原始时期，二为黄金时期，三位衰败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时期真而率，黄金时期真而工。衰败时期工而不真……先生夺第三期文学的价值，而与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其实，这是王的卓识，也是浦的洞见。     1929年，国学院解散，浦江清转入国文系。系内名手济济，如陈寅恪、刘文典、杨树达、杨振声、郑振铎、唐兰（兼）等等；但在杨振声离开之后，真正与身系务的，除朱自清闻一多，就只有浦江清了。      自来治国文者，外文都相对较弱。浦江清则不然，他外文出身而治国文，自然势如破竹。尤其是在中国文学史方面，他能够从上古先秦贯通到明清，从楚辞汉赋，到散文、笔记，到唐诗宋词，到元曲杂剧，到明清小说，一路讲下来；无论是文论、诗话，还是词话、曲学、小说，他都融会贯通，称雄当世。——学术研究是讲究家学的。而他在几乎毫无家学的条件下，能和众多家学渊源的才俊比肩，完全是靠罕见的天赋和过人的勤奋。     浦江清不仅学养渊深，而且眼界极高，极富诗才，出口成诗；古文、诗文、外文和学问均属上乘。其博雅宏通，绝不在闻一多、朱自清诸人之下。在他看来，吴宓诗才一般；朱自清的文章有时也“意平平”，诗才更远不及俞平伯。但他却对王国维、陈寅恪、萧公权的诗文由衷推服。浦江清深得诗文三味，不为则已，出手必佳；与朱自清适成对照。其诗清俊灵达，自成高格，完全可与当世名家一争高下。旧时能诗善文者实在是多了去，但娴于作曲、奏乐者，则寥若晨星。浦江清算一个。其昆曲和书法的修养，更是不可多得。这鲜以示人的一面，相对于公开的学术论著，无疑彰显着一代才俊更本真、更罕见的才情魅力。只不过，这一切，并不为人熟知罢了。      然而，他从不以己之长度人之短，对同侪都颇为敬重，毫无“文人相轻”习气。      那时候清华校“教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办事员是狗”。作为清华名流，浦江清过的是名副其实的“活神仙”的日子。这就确保了他在学术上精进无已。     浦江清虽治学极勤，下笔有神，在诗文方面极勤奋，但在治学上却极谨慎，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可谓“博览群籍，不轻著述”，“为文放荡，治学谨严”；饶有东大前辈“述而不作”之风。在这十余年间，他仅写了两篇论文《八仙考》（1936）《<逍遥游>之话》（1937），和两篇书评《评江著<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1936）和《评王著<元词觏律>》（1937）。数量虽少，质量却奇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极为倾服，以至于浦在日记中都不由记上一笔：张荫麟来，“谓《八仙考》文字尚好，文字混合，彼亦有此种倾向。”此文正式奠定了浦江清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不过，浦江清任教十余年才“熬”成教授，相对于闻一多、朱自清等一步登顶做教授来说，熬的时间实在是够长了。可他对此淡然置之。     老清华仿行美国制度，教师每工作五年便可带薪休假一年。浦江清得此良机，于1933欧游访学；同行的清华教授有冯友兰、浦薛凤、蔡可选三人。这次欧洲之行，使浦江清深厚的西学修养大有用武之地。在与冯友兰同游各国时，他一路用外文与人畅谈。这位不曾留学的小讲师娴熟的英文法文，令放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极为钦服。     浦江清在清华时期的另一收获，是新结识了一批名流。如朱自清、俞平伯、叶公超、王力、郭绍虞、钱穆、顾颉刚、贺昌群和林庚等，皆属萧散朴厚的性情中人。内中多东南人氏。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也。尤其是朱自清，与浦江清最为相得，他对浦江清的终生大事和日常小事，都颇为关注。有次，他特地致函梅贻琦、冯友兰说：“浦江清先生颇用功……教书亦颇认真……拟请于下年度为浦先生加薪贰拾元”。那一阵，“双清”和王国维并为校内三位著名的小个子，与修伟潇洒的“三荪”（金龙荪、叶企孙、陈岱孙）相映成趣。 关于此间的生活，浦江清有《清华园日记》为证。近七十年后，有位著名学者读到此书，大为感慨地说：“书虽然薄薄一本，却好似富矿一座……芸芸人物既栩栩如生，小小故事也腾挪跌宕……我当年在北大因文、理不通，仙缘隔绝，浦先生只闻大名，无缘拜识，读到这里，不禁热泪潸潸。”      此时唯一的美中不足，大概是在感情方面。其时清华教授待遇极好，地位高，又清闲，颇受女性青目。浦江清才华卓拔，声名渐起，却专心治学，守身如玉。外文系钱稻荪教授是学界大佬，对浦极是上心，不时邀他相谈，且都好茶好饭相待。是时，钱家有女已长成，浦亦是大龄青年；言外之意不言自明。对此，朋侪极为热心，甚至远在英伦的朱自清也不远万里促成好事：“弟甚盼兄有结婚之期……如钱公之美德，实为大家风范，即此何必他求哉！”乃师吴宓对自家情事“浪漫”得到家了，活生生把一女子逼成了熊希龄老人家的娇妻；可对弟子的婚事却毫不糊涂。他恨铁不成钢地说：择妻还须择丈人，能有这样的泰山，你还遗憾什么！谁知浦却和当年的吴宓一样，万事聪敏，偏偏在情事上拎不清。众人再三催促，他再四推脱，一个劲地说：我家境不好，不便高攀。其实浦江清心里已另有佳人。这佳人便是燕京才女蔡芳贞。可惜他用情太深，深为所苦，几经追逐，终是无果。临末，女子托人捎话说她已许他人。闻之，他足足沉默了半分钟，才用英文说：“请告诉密丝蔡，我对他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苦苦单恋，直到女子嫁作他人妇。      正是为着这密丝蔡，浦江清不知错过了多少女子。直迄欧游后，经人介绍，他才在老家结识了生活的伴侣。而这时，北国已烽烟四起。 芳草独因边地绿，晚花更比早春红                                                ——浦江清，1938     七七事变后，浦江清立即护送妻子回故乡。而后奔赴迳赴长沙、昆明，加盟联大。在昆明，浦江清不意间遇见了老同学施蛰存。睽违多年之后，老友相见，已有些生分。施见浦江清能够与众鸿儒朝夕相处，自是无限歆慕。但他还是批评浦耽于下棋唱曲而懒于下笔。浦江清并不分辨，只说：“写文章伤精神，吹笛子、唱昆曲，可以怡情养性。”施蛰存无可奈何，只是遗憾他大才不用，实在可惜。 1940年，浦江清回沪度夏。因战事迟滞，他请假一年。郑振铎遂邀其在暨南大学任教。      回昆明时，因到处是沦陷区，浦江清一路艰辛，“面目憔悴，全身寒战”。途中，暨南大学和东南联大的何炳松、许杰等人再三挽留他，厦门大学的萨本栋、林庚和施蛰存等也一再邀他加盟。但浦江清还是决意西行。一到昆明，他就打问新学年的课程安排，“急于知本学期之功课如何”。这次西行，浦江清留下了《西行日记》。      联大时期，浦江清与吴宓、汤用彤、贺麟、俄人葛邦福合住，常与钱穆、朱自清、闻一多、容肇祖、杨业治、柳无忌、叶公超、罗皑岚等相过从。即便是在艰苦环境中，浦江清还是和众人一样苦中作乐，或谈诗论艺，或吟诗作赋，或进行联句。曾有一度，他常年蛰居于文科研究所，潜心研究和写作，过着最简单的生活。他还和大学时期一样，经常带一两个饼到图书馆，一待就是一天，闭馆时不知出来，于是常常被人锁在里面。在此期间，浦江清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完成了长文《词的讲解》。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此文奠定了浦江清继王国维之后又一位词学高手的地位。     那一阵，物价飞涨，联大教授都穷得肚皮贴脊背，连名教授闻一多也被迫卖艺求生。他的绝活是书画、篆刻治印。可不管怎么说，大学者街头卖艺总还是脸上挂不住，也开不了口。所幸不日一张《小启》应运而生，为闻一多解了围。《小启》乃是骈文，云： 浠水闻一多先生，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斫轮老手，积习未忘；占毕余暇，留心佳冻。惟是温馨古泽，徒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并世……      此文的作者便是浦江清。小启草成，闻一多极为激赏；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等名家也同声叫好，为此签名助兴。于是闻一多就开始正式挂牌治印。 十年辛苦天涯泪，万里归还劫外身                                                   ——浦江清，1946     战后，联大复员。浦江清回到松江，这才与回到东南老家与家人团聚，结束了多年的孤身生活。         此时，浦江清家累已深，自己胃病也日甚一日，南方气候无疑与其更相宜，左近不少名校也争相聘请。浦江清遂决意东南。不意此时噩耗传来，闻一多在昆明遇刺。朱自清力单难支，立即催他返校。“闻先生遇害，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他说。浦江清只得北还，立即接替了闻一多的工作，讲授“楚辞”。不巧的是，不久，朱自清本人也因病身亡，使国文系再受打击。这样一来，短短几年间，系里饱经变故，大将凋零：先是刘文典、王力他就，再是闻一多、朱自清物故，而后陈寅恪南下，接着是许骏斋去世，这就连折几位大将。系里虽有陈梦家、余冠英、吴祖缃、王瑶、季镇淮、朱德熙等人，但群龙无首。作为硕果仅存的元老，浦江清开始出马，独撑危局。往后几年，也正是他和李广田、吕叔湘等人的努力下，国文系才得以维持。      当时，他不顾自己胃病加重，身体极弱，毅然承担了主持编辑《朱自清全集》的重任。抗美援朝时，该系为配合爱国主义教育，便集体编写《祖国十二诗人》。浦江清承担的《屈原》部分的工作，牵涉到多种学科，本需各科专家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但浦江清以其兼通文理的超凡造诣，独力完成了一系列攻坚任务。这令群侪叹为观止。      关于此间心境，浦江清在1948年9月15致陆维钊信中说得很明白：      朱佩弦休假，托弟暂代系务。彼原定不离校，所居甚近，一切可商。正阅卷忙中，佩公胃病剧痛进城诊治开到，竟不救而殁，使系中诸人大受打击，痛悼之余复忙丧葬。邓叔存先生虽不甚熟，最近却谈过数次，彼挽佩公一联云：举目伤心，此去安知非幸事；一寒彻骨，来生不做教书人。沉痛诙谐。      此间尚得偷安，不如南方想像之危难，改制后收入稍增，然而进城及买书颇不易。弟实非甚安于北方，因迁动安家不易。已属中秋，清华、燕大、颐和园秋景堪赏，惜南中诸老同学均不来北方玩，怅怅。      为了维系系务，为了学子，为了自身的研究，也为了跟上形势、掌握俄文，浦江清仍然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甚至在吃饭时，家人在热热闹闹地说笑着，他却总是心不在焉，眼睛不看饭菜，只是机械地用筷子往嘴里送饭食。妻子见状，很是不悦，说：“又要想心思了！”几经努力，才把他的注意力慢慢唤回到饭桌上来。吃饭时伤脑筋会影响消化，这对他这样的老胃病患者尤其忌讳。浦江清并非不知，但他早已习惯于专注无休止地思考，也就难以自控了。 清华园里秋光明，未名湖畔风萧骚                                                 ——浦江清，1950    1952年，清华文、法、理科撤销，开始了长达27年无文科的局面。清华、燕京与辅仁的中文系并入北大，组成新的北大中文系。北大迁入原燕京所在的燕园。浦江清因此移居燕园。      作为教师，在他心中，教学是第一位的。这时，浦江清重点讲授中国文学史。他对此曾讲过二十余年，自是轻车熟路，但他却有意避熟就生，另辟蹊径，因此只能争分夺秒地备课、做研究。这就让他身体更其劳累。这时的浦江清，上课前在病床上无力动弹，一到上课却精神抖擞，忘记下课时间。1955年4月，在致陆维钊的信中，他说：“弟胃病略愈，一冬无恙，借可告慰。惟课务颇重，宋以后文学史一段，多小说戏曲大部，阅读既费时间，分析批判能力不足，因此备课时间所费最多。《红楼梦》讨论即胡适批判展开后，开会亦忙，虽积极参加，而写作论文却尝试失败，终于曳白，极为惭汗。”      多年清苦的生活，早已把浦江清素来羸弱的躯体渐次掏空。尤其是抗战时期清苦、流离的单孤生活，更是蚕食了他的健康。病魔业已缠上了他。胃病频发，在他已成家常便饭。但为了学生和学术，他还是带病工作，甘之如饴。辛勤的教学工作，繁重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在众多学术领域的巨大投入，更是他文弱之躯所不能承受之重。      1954年秋，有关方面将为《杜甫诗选》做注的工作转交到浦江清头上。那时正是多事岁月，尤其是在《红楼梦》讨论、批判胡风和肃反运动期间，白天多半要开会，他全靠熬夜工作。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浦江清只好长夜操劳，操劳了整整一年。诗注交稿后，浦江清胃病大发。卧病旬日后，他仍上课如常。不久再次发病，为不致误课，他仍勉力支持。后来，由于过度劳累，浦江清宿疾大作，终于病倒。      正是这样繁巨的工作和频繁的运动，彻底摧毁了他健康。一九五六年三月，终致其十二指肠穿孔，并发腹膜炎。但他身体是如此虚弱，以至于只能采取保守疗法而不能手术。出院后按医嘱应休息两个月，但他怕耽误功课，只休息了二十天就开始上课。上课后，他又立即赶课，以求赶上进度。他身体越发虚弱，只能靠流质半流质维持，体重不足四十五公斤。期末考试时，因身体不好，他只能让学生挨个到其病榻前，一个个轮流口试。次年，正当浦江清准备再返京城开课时，其十二指肠溃疡再次穿孔。他终于和老友朱自清一样，因为胃肠痼疾而倒下去，再没有起来。     而今，浦江清早已被健忘的历史所淡忘。这一切，正应了他那句“一代英才今寂寥”。所幸，他的弟子吴祖缃、林庚、王瑶和季镇淮却成为北大“中文四老”，继承了他和闻、朱等众多师友所开创的事业。至于其它门生吴小如、傅璇琮、白化文和程毅中等，日后也各有成就。这也许可以让他含笑九泉吧？                            ——来自《读者》作者刘超（清华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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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在图书馆过夜的人

　　浦江清（1904-1957），江苏松江县人，古典文学学者。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修西洋文学，成为吴宓的学生。1926年被吴宓推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陈寅恪教授的助教。1929年转入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助教、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潜心研究中国古籍，致力于文史考证。1933年，与冯友兰一起到意大利、法国、英国游学，曾在伦敦博物馆抄录敦煌手卷。1934年回清华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与朱自清等创办了《国文月刊》。1946年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代理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浦江清文录》、《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等，主编有《朱自清全集》等。
　　一大早晨，管理员揉着睡眼，和往常一样打开了图书馆的大门。门开后，书堆中又爬出了那位清瘦的读书人。什么时候进来的？对方只淡淡一笑，说：昨天一早。如是者三，管理员也开始认得他了。
　　略谙掌故的人们，没准还记得，当年的北平曾有“清华双清”。“双清”者，一是大名鼎鼎的朱自清，一是鼎鼎大名的浦江清，也就是那个常在图书馆过夜的读书人。于今，朱自清依然声名显赫，浦江清却已知者不多。
　　然而，如果说有谁能真正与老清华文科共始终，有谁能最完整地见证其枯荣沧桑的话，那么，这个人，不是朱自清、闻一多，不是陈寅恪、冯友兰，也不是吴宓、潘光旦，当然更不是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他只能是浦江清。
　　浦江清少负文才。大学时期，这羸弱的小青年很快以江南人特有的聪慧脱颖而出。他那令人惊艳的国文、外文和诗文，赢得了曲学大师吴梅的垂青，尤其得到了吴宓的器重。毕业后，因着吴宓的引荐，他来到了清华国学院，与陈寅恪对门而居，任其助教。
　　然而，一位年纪轻轻的后生，要胜任一代大师的助教，又谈何容易！在这里，他既要协助陈寅恪教学研究，又要研习东方学，还要辅佐吴宓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更要打理自己的事务。浦江清在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先后掌握了法、德、希腊、拉丁、日、梵、满等多门语言；甚至还为陈寅恪编了一部梵文文法。以至于后来他与冯友兰赴欧游学时，一路与西人谈笑自如；这不曾留洋的小讲师那娴熟的英文法文，令留洋多年的冯大教授也自叹弗如。
　　那些年，北院9号的那盏灯，总是与14号的灯光隐然呼应，每每要在凌晨二三点才停歇。这正好就为那些暗夜往返的野兔、野猫和飞禽照亮了道路。
　　它同时照亮的还有灯的主人那特别的成才之路：他初则从吴宓治西洋文学，继则随陈寅恪习东方学，后又转入王国维所倾力的中国文史研究。几年悠游涵泳后，浦江清功力大进，终于将三巨头的心法集于一身。
　　浦江清虽用功极勤，下笔有神，治学却极谨严，轻易不做学术文章。在12年里，他的论文只有两篇。数量虽少，质量却高。其《八仙考》一俟问世，各界大表钦服。便是对学界大佬朱希祖都很不以为然的张荫麟也特地跑来祝贺。此文开始奠定了浦江清的学界地位。很快，他那“文史并进、博览无涯”的名气，便在学界不胫而走。其实，他不仅国文好、洋文好，而且诗词俱佳，棋牌在行，曲艺精工，甚至数理天文也无所不通。日后，浦江清久经酝酿，又推出了著名长文《词的讲解》。文章一出，朱自清、叶圣陶、吕叔湘、程千帆等名流均极表激赏，“盛称讲解之精”，以为在俞平伯名作《读词偶得》之上。仅此一文，就奠定了他作为词学高手的地位。
　　那一阵，“清华双清”这两个著名的小个子，与修伟潇洒的“清华三荪”（金龙荪、陈岱孙、叶企孙）相映成趣，各擅胜场。

　1933年春，在燕京大学郑振铎宅前合影。左起：俞平伯、郭绍虞、浦江清、顾颉刚、赵万里，朱自清、陈竹隐、郑振铎夫人高君箴、顾颉刚夫人殷履案、郑振铎。
　　却说那时清华教师待遇极高，生活清闲，过的是“活神仙”的日子，故极受异性青睐。外文系钱稻荪教授是国内仅见的日文泰斗，又是浦江清的老师。钱公对浦才华极是欣赏，不时邀其赴宴，好茶好酒款待。是时，钱家有女已长成，浦亦是大龄青年，钱氏之意不言自明。对此，朋侪极为热心，甚至远在英伦的朱自清也不远万里写信促成好事，说：“钱公之美德，实为大家风范，即此何必他求哉！”吴宓对自家情事可谓“浪漫”得到家了，可是对弟子的婚事毫不糊涂，恨铁不成钢地说：择妻还须择丈人，能有这样的泰山，你还遗憾什么！谁知浦和当年吴宓一般无二：万事聪敏，单单是在情事上拎不清。气得吴大骂。众人再三催促，浦再四推脱。其实他心里早已另有佳人。这佳人便是燕京的一位才女。可惜浦江清几经追求，终是无果。临末，女子托人捎话说其已有所属，请勿考虑。浦江清听了，沉默了半分钟，用英文说：“请告诉密丝蔡，我对她并无奢望，但愿保持一般友谊，希望能继续下去。”尽管如此，他还是苦苦单恋，直到女子嫁作他人妇。
　　后来有一次相亲时，女方只小谈了一会儿，就借故告辞了。理由是对方无长寿之相。不料，没几年，这女士自己却病倒先行了。直到欧游回国后，浦江清才在松江老家结识了一位女子，与之携手。而这时，北国已经烽烟渐起。
　　抗战胜利，联大解体。浦江清这才回到老家。他敲开门后，女儿立即急匆匆地向母亲汇报：“又来了一个姨夫！”原来他离家多年，女儿早已不识这“陌生人”了。这时的浦江清，已然憔悴瘦削，神采尽失，与先前判若两人。
　　浦江清家累已深，身体每况愈下；南方气候养人，不少名校也争相聘请。他终于决意留在东南。不意此时噩耗传来：闻一多在昆明不幸遇刺。朱自清力单难支，立即催他返校。家人反复挽留，他终是拒绝道：“系里正缺人，我怎能不去呢！”他立即北上，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地。在那熟悉的北院，他的邻居将有朱自清、刘崇鋐、曹靖华，有吕叔湘、杨业治、王瑶，还有王竹溪、华罗庚、余瑞璜和张青莲等。
　　是时，饱经蹂躏的清华园已经满目疮痍，万物萧条，杂花遍地，野兔横行。秋风徐来，落叶飘零。在金灿灿的落叶中，浦江清带着女儿寂然前行。前边早已有人相迎了。“来，快叫这位朱伯伯！”他说。女儿看到的是一位与父亲一样瘦小的男子。“就是《背影》的作者朱自清朱伯伯吗？”她惊问。“是的，你也知道？”浦江清也吃了一惊。

　　1946年返回清华园后，与友人作“桥戏”。右一为浦江清

　　可惜一年多后，这位《背影》的作者匆匆离去。几十年的刻苦用功，也把浦江清素来羸弱的躯体渐渐掏空了。他的课越讲越漂亮，他的学问越做越深湛，而他的身体也越来越枯瘦。至1957年，浦江清也遽然倒下，匆匆离去。早年的“清华双清”，终于成了一段学苑佳话。（刘超）

　　来源：文汇报 2009-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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