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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我的小学生活

文/陨水涛声




      小学在村子附近，很久以前是一座寺庙。70年代从村子另外一个地方搬到这里兴建，说是兴建，其实也不完全是新建，新建的只有3间教室和一个简易露天厕所，其他的是原有的旧房改造。
        1984年，我进入这所小学上学，那时，学校是没有幼儿园和学前班的，都是直接读一年级。当然也是要进行入学考试的，所谓考试，就是老师要目测你不是一个呆子或者哈巴，还要会数100个数，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些都是要家里人临时突击的，特别是名字，的确会难倒很多人。有个同学，在家排行老三，为了入学，便把自己的名字起为“X三”，这个名字一直伴随他读完小学.初中。
        学校的环境，按现在的眼光，那是相当的简陋。桌子是那种高的长条板凳，凳子要求学生自己从家里带到学校。在板凳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挂自己的书包了。每排坐多少个学生也是不确定的，多一两个，挤挤也没事。  这样的状况，一直到三年级才换成课桌和小长条板凳。学校教室的屋顶总是漏雨的，一到下雨天，为了避雨，整个教室的桌椅横七竖八，那是相当的壮观和难堪的。教室里只有窗户，没有玻璃，一到冬天，老师便号召我们从家里每人带一根“草要子”，一圈圈把窗户封死，刺骨的北风是没有了，可是教室里就变得黑漆漆的了。
        到了四年级，学校分来了两个“街上的老师”，就是公办老师。以前学校的老师都是村里的民办，也就是和自己父母一样的农民。那时的民办老师是没有什么形象的，通常都是早上挑了大粪，再到学校教书的。我记得我们的校长，每到冬天，都是一根“草要子”捆住破棉袄到学校上课的。所以这两个“街上的老师”来到学校，宛如一阵春风，女老师教我们的语文，代班主任。男老师我们和五年级的数学。四年级上学期的半年时间，总的来说是非常愉快的。
        四年级下学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那年的春节过了好久都没有开学。因为那个破学校被村里的干部卖给了别人做养猪场。一时间村里没有了小学。后来在乡教育组的介入下，四.五年级的学生转到邻村小学上学，其他一.二.三年级的在本村寻找民房教课。那时没有搬运公司，当然即使有，学校也是出不起这个钱的。那天是怎样的一个壮观的场面，学校让我们自己搬自己的课桌，板凳，我们把板凳放在课桌上，两个两个地一起搬，绵延两三里路，一直从我们学校搬到邻村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在那个学校，我永远都记得那个“杨”姓的女老师，势力的要死，把我们的学生完全不当人。一个教室分为四组，他们的学生坐中间两组，我们的学生坐两边的两组，坐不下就随便挤，很多同学坐的都是“边位”，那种感觉就如我们是“亡国奴”的二等公民。不过邻村小学的基础条件比我们好很多，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上了“音乐”，“美术”，“自然”，“思想品德”，“班会”等课。
        五年级，我们又回到了村里，上学期，我们在一个民房里上课，其实就是以前生产队里的仓库卖给了村民的那种。经常是主人家里的炒菜声，说话声和我们的读书声混在一起。还有一次，我上学去得早了，主人家的门没有开，我还被他家的狗咬了一口。
五年级下学期，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小学里，原因是别人的款项一直没有付清，所以村干部默许我们强行进入。我们的教室，都已经被别人用砖砌成了隔断一间间的，别人是用来喂猪的。那天我们的校长带领我们拿着大锤，强行把砖隔捶垮，推倒。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已经变成了猪圈的教室里上课。黑板是那种临时的小门板刷漆的那种，雨还是会从残破的屋顶飘泻下来。
        我们小学毕业的那年，是课改的交替时刻，本来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学的就是六年制的课本，但我们没有办六年级。那一年，临近考试时，老师突击补习六年级的课程。这样我们五年级的和别校六年级的一起参加“小考”，那一年，我们学校顺利考进初中的大概有十几个同学，总共毕业班的是四十多个学生，余下的三十几个同学留下来读六年级。当然我是当年顺利考进初中的，就这样，我也结束了我的颠沛流离的小学生活。
        不过回想起来，那时学校的条件真的很差，可是真的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自在，当时的心中有一种强大的目标，套用老校长的一句话“你们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能不挑大粪”。时观今日，虽然物质条件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可是内心却没有了儿时的那种纯净和安宁，现在总有一种不可言语的迷茫，感觉内心是没有方向的，谁也不知道明天是怎样的，那是一种无法把握的恐慌。我也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悲哀，还是这个社会的悲哀，矛盾无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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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笔记是什么？                  邹剑川
  
   城市笔记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从前笔者以为城市笔记是散文随笔，是偏叙事的生活随笔。但某次在湖北日报东湖社区我提出这个观点时，文友冯俊杰以为城市笔记是故事或者小说。
    按照现在我的理解，冯先生的看法是对的。
    如湖北的《楚天都市报.百姓故事》《武汉晨报。市民故事》都可以归结为城市笔记。而《武汉晚报.故事会》更多偏向于通俗故事。应该是《故事会》、《今古传奇故事版》这些杂志故事的微型化、简单化。
    总的看以《南方都市报。城市笔记》、《南方周末。百姓记事》为代表的和全国贯以市井、百姓、市民、记事、笔记版称城市笔记有一些共同点：1、贴近生活、关注民生、反映现实。2、展现小人物，小市民百态。3、语言直白、通俗化，修辞手法少，简练。4、多数有一个欧亨利的结尾，点睛之笔在尾巴上。5、篇幅短小，字数在500、700左右，甚至300、400。
   笔者从前不关注也很少写城市笔记，因为认为不是文学。但后来在一个主要是笔记、故事、感悟、美文写手的投稿网站玩，耳闻目睹的都是文友的笔记发遍神州大地的消息，又笔者常打交道的一些副刊编辑甚至主编对城市笔记比较青睐，建议笔者关注和尝试此类体裁，笔者不由愕然，连传统文学文艺类副刊都好这口，都要搞这类文字，难道笔记魅力如此之大？
   由于笔者认为城市笔记的源头应该在中国一本流行通俗杂志《故事会》上，老实讲，自小学四年级后，笔者从未看过此读物。现在重新拜读，用了3个月左右时间才进入状态，体会其特色。带着好奇研究的心理居然也读出了滋味。
   通过阅读笔者发现城市笔记并不好写，首先是它结构简单，语言通俗，全靠内容取胜。文学修辞、哲学思潮、先锋观点、掉书袋子、意境氛围在此全然不起作用。更谈不上意象妙悟、风花雪月，要的就是直白通俗、大白话、大实话。再笔记要求有真实感、现实感要求真实可信，源于生活，取材生活，并不一定要高于生活。
   通过和多名文友交流，一些文友提出了对城市笔记的看法和见解。
如师友张小失认为城市笔记就是生活加点糖醋，醋溜一下。
    师友陶柏军认为城市笔记是取材生活，加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
    师友李平认为城市笔记语言句式就是主-谓-宾。什么定状补都不要了。
   这些笔者认为都是很好的观点。笔者自己体会城市笔记取材朋友、亲戚、熟人的口叙实录再加工和亲身经历的比较好发，取材报纸社会新闻真实事件的比较好发，带些讽刺不良风气有教化意义的好发。
    目前笔者注意到《郑州晚报》、《法制晚报》、《北京娱乐信报》的城市笔记文字出现了搞笑幽默即段子化的倾向，只要求500字以下，每篇50元。没什么特别要求，只要求好笑。
    看来报纸副刊的轻松化、休闲化、娱乐化、通俗化、短小化今后会进一步加强。如果有一天打开报纸都是100字、200、300字的小故事、小笑话、小幽默、小段子、小随笔，你千万不要诧异，因为现在有一种叫手机文学的东西出现了。
   只是那时在报纸骗银子的同志不能说自己的东西是豆腐块了，统一要改称、臭干子、千张条。
2005年3月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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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火车站

邹剑川
　　　　　　　　　　　　　　　　　
　　火车站总给人一种凝固感，时间仿佛刚从这里开始，又仿佛正要从这里结束。
　　武昌火车站，一个地名。在武昌南部，又称南站。繁忙的时间，站前广场，人群如麦垛一样零乱的散落。学生将要回家，民工将要回乡或者打工，市民将要探亲或归程。
　　有时候，你无法知道他们究竟是要到来或者离开，就如同你至身武昌火车站，不知道究竟要去向何方一样。
　　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异乡人，我的故乡在湖北北部的平原。而武昌火车站成为我联结故乡的一个枢纽。每次看到武昌火车站一次，我就知道我离故乡近了或者远了。
　　从我居住的城市到故乡，武昌火车站是一个中转站，我在此停留，去向南方或者北方。
　　无数次在这里告别，无数次在这里离开，无数次在这里知道自己要回家，无数次在这里知道自己要的不是漂泊。
　　火车站的坚固建筑许多年来并没有改变什么，1982年我5岁的时候第一次步出武昌火车站，眼睛迷惘地看着这个城市。到最近一次从苏州杭州回来，来到武昌火车站，我知道，旅行结束了，我回家了，我到达了湖北腹地，温暖而自足。
　　在武汉呆了7年，现在已经不在武汉。我在灰蒙蒙的站前广场徘徊过，想过去更远的南方或北方，去冰天雪地或大海尽头。而我终于落脚在武汉附近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武昌火车站成为漂浮的风景，凝固在我记忆深处。
　　如果，生命里，我注定要出发，武昌火车站是起点。
　　如果，生命里，我注定要停留，武昌火车站是终点。
　　因此，在我27年的人生岁月里，武昌火车站每年的时候，都会成为一个新鲜的标本，意味着我离开或回来过一次。
　　1999年夏天，在武昌火车站，同学们踏上征程。在这里眼泪漫天挥洒，无数手绢在风中飘动。所有的希望、憧憬、爱情、伤感、理想、现实都在武昌火车站。
　　而时间终于过去了，曾经以为无法忘记的也成为过去了。因而武昌火车站一次次面对离开和到来的人群，面对告别的快乐或者忧伤，为着一次次离开或达到的学生、民工、市民。
　　因此在站在广场的我，永远捏紧一张证明我身份的火车票，车票是我的去向和终点，离开或来到，在无数个春天和秋天，目睹告别的人群。
首发《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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