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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谈感想：香港应该是我发展文学的福地

2006年09月14日

中新社香港九月十三日电 题：贾平凹：“香港应该是我发展文学的福地” 　　中新社记者 邓卓明 　　“别人来香港可能是购物，香港是购物天堂呀；我来香港却都是与文学有关，香港应该是我发展文学的一个福地。”中国着名作家贾平凹站在领奖台上，面对香港诸多媒体记者及社会各界人士，发表如是感言。 　　今日下午，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首届“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颁奖典礼在香港举行。凭借作品《秦腔》荣获“红楼梦奖”的贾平凹，亲临香港与读者和传媒朋友分享得奖感想和创作经验。 　　贾平凹先生在颁奖典礼上获颁三十万元奖金，该文学奖的金额为现时全球同类文学奖项中之最高。首奖作品《秦腔》以贾平凹生长于斯的故乡——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街为原型，生动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给农村带来的震荡和变化。作品以细腻平实的语言，采用密实的流年式书写方式，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年代乡村的价值观念，以及人际关系的深刻变化 　　贾平凹在致辞中开门见山直言，“当八月初的新闻发布会通知我获得‘红楼梦奖’后，我就急切盼望着来香港。我曾经两次来过香港，上一次距今也十年了。” 　　贾平凹对记者解释说，香港是他发展文学的福地，因为前两次他来香港，都是与接受文学奖和参加文学活动相关。三次来港，都是他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时期。 　　谈到“红楼梦奖”，贾对记者说：“针对全球华文长篇小说创作，香港设立了这项奖，也只有香港才能设立这项奖。以‘红楼梦’为奖名，表明这项奖的高贵和设奖机构的勃勃雄心。《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代表了汉语长篇小说最高成就，以此命名，给当代华文作家提出了奋斗的目标，让大家能够永远面对着一种永恒和没有永恒的局面而激励反省。” 　　“在那么多优秀的华文作家和作品中，我仅是普通的一员，《秦腔》出版恰好赶上了时候，这项奖能授予我和我的《秦腔》，实在是出于我的意料，更是我和《秦腔》的幸运。”贾平凹谦虚地对大家说。 　　贾平凹坦言，当代的华文写作，可以说是极其繁荣的，但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的写作并不是强势，仍需要突破。“怎样使我们的长篇小说既能追赶世界文学的潮头，又能充分体现华文写作的特质，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最为焦虑最感兴趣又最用力实践的事。我们到底有什么？我们目下正缺什么？这就不能不说到《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们最珍贵的遗产，它一直在薰陶着我们。我以前曾写过文章，评论我所崇拜的现当代作家沈从文和张爱玲，我觉得他们写作都是依然在《红楼梦》的长河里。沈从文的湘西系列让我看到了《红楼梦》的精髓；张爱玲的作品更是几乎一生都在写《红楼梦》的片段。 　　“我同所有的华文作家一样，熟读过这本大书，可以说，优秀的民族文学一直在滋润着我，传统文化渗透在我的血液中，所以在写《秦腔》时，我自然在语感上，在节奏上，在气息和味道上受到《红楼梦》的影响。” 　　贾平凹说，“《秦腔》这本书，是我对中国大陆在世纪之交社会巨变时期所作的一份生活记录，也是对我的故乡我的家族的一段感情上的沉痛记忆。写这本书，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和惊恐不安，越是分明的地方越是模糊不清，常常是将混沌的五官凿出来了，混沌却死了。但是在敍述的过程中，语言的狂欢又使我忘乎所以，不顾了一切。我尽可能地写出我所生活的所熟悉的那片土地的人们的生存状况和他们的生存经验，又尽可能地表现民族审美下的华文的作派和气息。” 　　贾平凹在《秦腔》的后记说过，以这本书为故乡树一块碑子，故乡从此失去记忆。《秦腔》的写作，是他的灵魂得到了一种安妥，而成书后他却不知道它将是个什么样的作品，能不能出版，出版后又会是何等的命运？ 　　“值得一提的是，这书出版后虽同我以往的作品一样，依然引起了争论，但它的命运要比《废都》好得多。他也曾担心这本书的脚步走得不远，因为所写的内容和写作的方式会不会被别的地区的和生活在另一种环境里的读者所理解。因此，‘红楼梦奖’授予《秦腔》，能得到来自各个地区的评委们认可，仅这一点，给了我极大的慰藉和鼓励。”贾平凹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贾平凹对《废都》会否解禁，不愿多加预测与评论。他同时也郑重声明，“没有人评价说，我是写性高手！” 　　尽管以写小说为职业，贾平凹坦言，一般的小说他没时间看，主要是看一些名着。“当然，香港金庸的武打小说，很喜欢看。他的《倚天屠龙记》电视剧，有时会看到深夜一两点钟。” 　　“人们常常说，水是文学的象征，今年的雨水特别多，”贾平凹预言，这可能是文运要昌盛吧。“今日站在这个大厅里，我有一种敬畏，感觉到文学之神就在空中游荡，在注视着我们。为了华文写作，为了华文长篇小说能走向成熟，我们将努力再努力，去作出更多一些的、更新一些的突破吧。” 　　据作家出版社总编辑侯秀芬介绍，《秦腔》目前发行量已达二十万册，十分畅销。贾平凹也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进行一个新的创作计划，该小说的字数应该在二十万字之内；至于具体内容，他则没有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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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曼娟談民國文學與香港2011年12月17日
大公報

圖：張曼娟在講座暢談百年來香港與文學家們的糾葛

【本報訊】實習記者徐行報道：香港之奇，萬言難盡。單説東方明珠，或文化沙漠，前者明褒，後者暗貶，然而這種種虛名，之於香港，彷彿從未成為包袱。她輕輕一撥，便把一頂陋帽編成了華冠，自其中從容摘下鑽石琉璃：金庸、倪匡、黃霑……眼波流轉間，還勻得出妙手打撈因緣際會間到往此地的海上明珠：張愛玲、蕭紅、許地山……舉重若輕，似有大將風度。
也許很多人並不知道，張曼娟對香港也有牽絆。從她一九九五年在香港小住，至一九九七、九八年在中文大學任教，再到這回應光華新聞中心的邀請，出任主任一職，已是她第三次來港居住了。時值紀念辛亥革命一百年，民國文學曾與香港發生怎樣的聯繫，重新成為港人關注的問題。前日（十二月十五日）在百年系列講座《民國以來的文學家──他們走過香港》上，張曼娟作為華語界知名作家，同時也是一位教師，以及與香港有特別緣分的人，暢談了民國時期幾位了不起的文學家與香港的命運糾葛。
重新回到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香港這片華洋雜處的土地上，再次仰視與其電光火石交匯而發出巨大光熱的文學奇葩們：魯迅、許地山、蕭紅、張愛玲。
難忘一首情歌
許多人對民國時期文化圈依然懷戀的，那時不少文化巨匠的作品滋養民眾的心。也許很多人沒有注意，觀眾進場前，場內一直播放一首老歌，那是很多年前的一首《初戀》，其中有一句歌詞「我終日澆灌薔薇，卻讓幽蘭枯萎」。這首老歌其實是張曼娟特地安排播放的。為了讓大家了解，她演講中提到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很多年前，港星在台灣很紅，其中最紅的是郭富城，他的「愛愛愛不完」一度風靡大街小巷。有一天，她在巴士上聽到兩個「歐巴桑」談論流行歌曲，她們對郭天王的歌曲表示極度不屑，她們説：「我們那個年代的情歌寫得多好啊：我終日澆灌薔薇，卻讓幽蘭枯萎。」張曼娟無意聽到，也大受觸動，感嘆那時候的作詞人有水準，回家後立即翻查資料，才發現原來這首歌詞來自著名象徵主義詩人戴望舒的《有贈》。
張曼娟説：「常有人問我：文學有什麼價值、有什麼用？文學確實不能讓你陞官，不能讓你發財，但是文學對靈魂有滋養作用，當你漂泊在外時，當你思念故鄉時，才會明白什麼叫『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才會明白『窗前明月光』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孤獨。所有的文學只要被讀過，就會進入靈魂裡，成為靈魂的支撐，使人變得更堅強，更溫柔，更慈悲，更寬容。」
香港作為一個商業社會、消費社會，對「文化沙漠」這個不知從何以及從何時而來的稱號，已經習慣到近乎認同了。以至於産生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香港的媒體人特別喜歡問外地人一個問題：「你覺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嗎？」這個問題不但問過張曼娟，而且在多年以前問過魯迅，而那次提問，幾乎算是「文化沙漠」這個概念的第一次提出。
認同魯迅看法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魯迅第二次來港。當時應大公報邀請進行兩場演講，雖然英國人發動多種方式阻撓，結果到場人數仍達到五、六百人，很多人站聽完全場。席上一群年輕的香港作者向魯迅先生拋出了這個後來成為經典的問題：「香港是個文化沙漠嗎？」魯迅當時的回答是：「不可以這樣説，這樣説太頹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變的。」
張曼娟笑稱，很高興魯迅的看法和自己一樣。她説，香港其實是個充滿文學、藝術氛圍的地方，長久以來，外頭的人不太了解香港，而香港的人又太謙虛，常常低估香港。其實自己常常被香港許多小事驚喜。印象深刻的，一個是一九九五年張愛玲去世時，正值自己在香港小住，當時驚訝地發現香港大街小巷無論文學雜誌還是八卦雜誌都把張愛玲放在封面，「這證明香港是有那麼多人，是知道、關心、並且在乎張愛玲這個作家的，我很感動」。第二次是發現二○○六年香港時代廣場舉辦的「魯迅是誰」展覽，雖然只有短短兩周，卻有超過五十萬香港民眾觀看。「這才是香港」，張曼娟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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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亦是張曼娟寫作的福地，她三次來港，已經寫了許多關於香港的小説散文，甚至有許多文學評論者認為香港經驗帶給她寫作的新巔峰。「這些都是香港造就的。」張曼娟謙遜地説：「我作為一個寫作者切身體會到這樣的經驗：香港確實是一個這樣可以滋養作家的地方，它能為作家帶來很多靈感，很多衝擊。」
香港是作家福地
在談及著名的文學家、學者、教育改革者，曾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的許地山時，張曼娟特地提到許地山香港生命中的一個奇遇：許地山也許並沒有注意到，他教書時，班上有個沉默寡言的、憂鬱蒼白的、眉頭深鎖的、高高瘦瘦，看起來有點怪怪的女生，她不但師承了許地山關於中國古代婦女到現代的服飾沿革的研究而在多年後寫成了《更衣記》，甚至在此後自己一篇著名的作品《茉莉香片》的創作裡用到了許地山作為原型。而這個女生正是張愛玲。
張曼娟笑稱，自己會把每一個在課堂上「沉默寡言的、憂鬱蒼白的、眉頭深鎖的、高高瘦瘦的女生」都看做未來的「張愛玲」，「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他們未來的發展是怎樣，我很尊敬我的學生。我希望大家永遠不要輕視和忽視年輕人，因為他們生命剛剛開始，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講述蕭紅和張愛玲時，張曼娟引用了她們對香港的描寫，而這兩段描寫是那般全然不同。張愛玲在《第一爐香》中對灣仔的描繪，到現在看起來也一點不過時，完全與我們認識的一樣，至今還是對香港非常準確的描寫。而蕭紅筆下的香港，卻像田園牧歌，世外桃源，然而亦是寂寞的。張曼娟説：「寂寞是最必要的養分，作為一個作家如果沒有寂寞的環境，很難淬鍊出最純粹的東西，很難寫出好的作品，蕭紅在香港寫了兩部作品，都是大部頭，《呼蘭河傳》和《馬伯樂》，她呆在香港短短的時間裡，情感飄盪，身體不好，又時值戰亂，還能完成這樣兩部作品，説明香港是一個多麼滋養作家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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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金庸能使 作协队伍更具代表性 本报驻香港记者 徐柳媚

潘耀明接受记者采访。   近日，香港作家金庸先生被列入中国作家协会公示的４０９名拟新发展会员名单。如果在６月２４日公示结束后，金庸没有遭到任何单位或个人举报他作品涉嫌抄袭，那么他将顺利加入中国作协。此事一经公布，立刻引起各方热议。昨天下午，香港作家联会会长、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兼总经理潘耀明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他表示——   昨天下午，在位于香港柴湾的《明报》办公室，潘耀明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向记者独家披露了有关金庸先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详情。他笑着说：“此事确实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这两天我接电话都接到手软。”   中国作家协会从保守走向开放   据潘先生介绍，他本人是１９８０年经著名诗人艾青和著名作家萧乾两人推荐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同时加入的还有何达、何紫、刘以鬯、陶然、梅子、舒巷城等香港作家，人数在１０名左右。此后，香港作家加入中国作协中断了２０多年。此次除金庸先生外，还有香港作家张思鉴(张诗剑)、周密密(周蜜蜜)、蔡益怀３人将加入中国作协。他说，这是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作协首度恢复吸收港澳作家入会。随着何达、何紫、舒巷城等人的相继去世，目前加入中国作协的香港作家仍保持在１０名左右。   潘耀明表示，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员，他每年都参加作协的有关活动，并一直呼吁作协吸纳新的香港作家加入。中国文联曾于２００７年聘任金庸先生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作协对于德高望重的金庸先生也十分尊重，曾邀请金庸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并由他本人亲自陪同出席过两三次中国作协的文代会。他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冰对于吸纳金庸先生等香港作家作为会员一事相当重视。金庸先生也十分尊重作协的决定。今年年初，中国作协和金庸先生根据双方的意愿，达成了这样的合作。金庸先生自愿按照正规严格的程序申请加入。他表示，堪称当今华语文坛泰斗的金庸，其作品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他加入作协，能使作协的作家队伍更加具有代表性。   他说，金庸以８５岁高龄加入中国作协，对他自己没有任何实际上的名利收获，但作为港澳台等海外华语文坛的“带头大哥”，他这一举动是“一种示范”，一种姿态。海峡两岸和港澳作家是一家。不管是大陆台湾的作家，还是香港澳门的作家，首先都是一名中国作家。金庸加入中国作协，无疑是一件好事，从客观上能促进港澳台和大陆作家的交流和融合。   他同时也表示，中国作协一度暂停发展港澳会员达２０多年，这次重启大门一口气吸纳了７名港澳作家作为会员也充分显示中国作协逐渐走向开放的姿态。   对于外界猜测的按照入会程序金庸加入中国作协的推荐人之一可能是王蒙，潘耀明回应说，由于今年初中国作协来香港商谈有关事宜时他本人并不在香港，所以对此事并不太了解。至于金庸先生是否会担任作协名誉副主席一职，他也表示，要等中国作协正式公布的结果才知道。   新加入作协的香港作家都是精英   谈到另外３位加入中国作协的香港作家，潘耀明表示，他们三人都是香港作家联会的副会长，在香港文坛都具有一定地位和成就，由他和香港作家联会的创会会长曾敏之先生向中国作协联名推荐。其中，张思鉴（张诗剑）是一名南来作家，出版过多部诗集。女作家周密密（周蜜蜜）则是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其母是早年在香港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黄庆云，她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创办的《新儿童》在香港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被香港人亲切地称为“云姐姐”。周密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著作颇丰。蔡亦怀是一名在报业工作的业余作家，他所写的评论和杂文在香港也颇具影响力。   内地网友对金庸此举多数持反对态度   对金庸这一举动，引来不少热议，甚至有传闻他还将出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只是其中不少争议也颇耐人寻味。有“金迷”直言，以金庸８５岁高龄，已是功成身退，不该搅这趟“浑水”；有网民叹息，中国作协此举纯属“扯虎皮拉大旗”，金庸则被中国作协“招安”；亦有观点认为，作协延揽“金庸”这样大师级别的作家入会意在“自救”，挽回在公众心目中不作为形象。少数支持者表示，港澳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有利于内地与港澳文学进一步交流合作。   中国作协主席团成员、作家张贤亮则对媒体表示：“这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不需要太多理由。”张贤亮回忆说，早在香港刚回归时，他便向作协提议吸纳香港作家，大概是１９９８年，他还在北京当面向金庸发出了邀请，“可能是时机不如现在成熟，当时金庸听过后未置可否，这事情也就耽搁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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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著名作家董启章作品《体育时期》中广网 2010-05-23

   

《体育时期》封面

　　中广网北京5月23日消息（记者傅淳）5月22日周五晚间21：00——22：00《品味书香》之“好书大家读”，主持人傅淳特别推荐香港著名作家董启章作品《体育时期》。
　　自1994年以《安卓珍妮》获“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步入文坛以来，香港作家董启章将海外华语文坛各大奖项尽收囊中，成为当代最具影响与代表性的华语作家之一。近年，因为梁文道等人的大力推介，其在内地的影响也日益升高，但是内地却显有董启章的作品出版。这造成了内地的很多文学爱好者，对于董启章“久仰其名，未见作品”的奇特景象。近日，作家出版社与世纪文景出版公司分别推出董启章的代表作品《体育时期》与《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使这一状况得到改变。内地读者将有机会一睹与内地文坛迥异的文学风格，体会到华语文学的另一种魅力。
　　作家介绍：
　　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今年43岁。1989年于香港大学英文及比较文学系毕业，1994年获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哲学硕士，同年凭《安卓珍妮—— 一个不存在的物种进化史》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正式步入文坛。十余年来，已出版包括小说、游记、评论集等作品20余部。代表作包括：《安卓珍尼》、《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双身》、《衣鱼简史》、《体育时期》、《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同代人》等。
　　董启章的创作勤奋而自持，很多作品都呈现出都市童话的纯净感与轻逸的特质，因而被评论家与读者称为“香港的卡尔维诺”。先后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新秀奖”、“《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特别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以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第一届与第二届的决审团奖等奖项肯定，可谓将海外华语文坛各大奖项尽收囊中，声名赫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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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启章作品《天工开物·栩栩如真》

　　作品介绍：
　　《体育时期》是董启章在2004年前后就在香港出版、也是他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小说。小说围绕两个女孩的故事展开，以校裙底下穿的P.E.裤开始，描绘了她们脱去安全裤的束缚，迈出校门，而又没有被“吸”进社会前的状态。董启章说，他之所以执迷于这段卡在中间的时期，是因为这个“点”里面，会有各种胶着的矛盾，他通过这个观察角度，可以审视香港社会的问题和病症。
　　无论是《体育时期》，还是后来的《天工开物》系列，董启章一直都执迷于青年题材的写作，他觉得这个阶段非常有趣，在一个人从童年往成人方向发展的特殊阶段，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在将要被“吸”进社会之前，或许在心底是抗拒再进一步成长的，但事实上，他们又不可能退回去，就这样卡在中间，里面会有怎样的矛盾胶着在一起？这个时候的状态非常有意思，当然，他不希望他写的青年题材是对青春的崇拜，或者是一种怀旧，他是希望把年轻人作为自己观看社会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可以写出陷于具体环境条件局限和个人心理缺憾的成长后期生存状态，并能审视香港社会的问题和病症。
　　《体育时期》是一部由日本摇滚乐女王椎名林檎的音乐得来灵感的小说，一段可以称作“与椎名林檎共度” 的青春。
　　董启章说，“《体育时期》是关于两个年轻女孩和人生局限搏击的故事，但我极力避免它落入理想的追寻和幻灭的俗套，或者变成对青春的滥情颂赞和怀缅。”
　　女大学生贝贝，因为在男友导师的一次K歌聚会上发生的袭击导师事件中，从袭击者，摇滚乐爱好者不是苹果身上的P.E.裤（一种香港中学乃至大学要求女生体育课上必穿的紧身短裤）回忆起了一段旁观他人屈辱的经历，从而产生认识对方的冲动。两个背景与经历看似毫无共同点的年轻人就此产生交集，以椎名林檎为引导，两人开始在音乐力量下分享生活，并与朋友们组建了一支名为“体育系”的乐队，共同作词、作曲、演唱，开始了与椎名林檎共度的青春。
　　音乐之外，贝贝进行文学创作，她的理想是自己的书能出版，能继续念下去写作下去。不是苹果的理想是能开一场演唱会，把“体育系”的歌唱出来给人听，不管舞台有多小。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都失望了。贝贝因为家庭经济状况变故，需要一毕业就出来工作，而“体育系”在小小大学校园里的演唱都因为各方角力而被叫停。
　　小说以大城市为故事母体，以细腻锋利的笔触处理作为生命必经阶段——青春时期所面临的偶然悸动，内地读者读来一定深有共鸣。
　　该书责任编辑李宏伟说，关于“理想的追寻和幻灭”，无数的作家与学者都讨论过，小说的母题与情节模式有限，数千年的文学作品都是对这些母题与情节模式的重复。重要的是，作者在复述这些母题与模式的时候，如何变化编织，如何结构呈现，换句话说，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让它们更为丰富。《体育时期》做得很出色，出色到了可以成为华语文学经典的地步。在“理想的追寻和幻灭”间，随着了解的增多，随着生活经验的叠加与交错，贝贝与不是苹果发现彼此有着类似的障碍与耻辱要去克服。她们如何据此建立共同的耻辱感，从而获得一时的自由？其中的秘密、创痛、欣喜，如何促成同龄人之间比友谊更深刻的感情？那些看似匆匆而过、无关大局，但从未被作者处理成单向度的配角的人们，有着怎样的乐与怒，他们体会到了什么样的欲望与无力？这些是董启章关心的，也是感兴趣的读者能在小说里面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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