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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峰

“联曹打胡”之战
    1939年5月，许金彪同志领导的“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经过西征、北战，其声势已威震鄂中。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的迅速成长和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肩负开辟鄂豫抗日根据地重任的李先念同志在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在武汉外围的挺进途中，与许金彪同志会合于孝感北部的青山口。随后，两支部队转移南新街。在这里，李先念同志听取了许金彪同志关于本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汇报后，向该大队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了发展路西根据地和整编部队的任务。接着，两支队伍越过平汉线到达路西的厉家店。李先念同志为了巩固中和乡根据地和开辟路西根据地，在仔细分析了本地区的形势之后，果断决定利用附近地方游杂部队曹省三部与伪化了的地方武装胡翼武的矛盾，组织一次“联曹打胡”的战斗。   
     “胡”即胡翼武，这是鄂中一支势力较大的土顽部队。自武汉沦陷后，西逃的国民党溃兵沿途丢了不少枪支，胡翼武和一些地主分子组织流氓地痞收拣了一些武器，拉起了一支队伍，该部后为蒋少瑷收编，成为其下属的一支队伍。开始，胡翼武还打着抗日救国的招牌，由于反动阶级的本性所定，不久他就露出了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他在日寇面前怯弱如鼠，一触即溃，后来竟和日寇公开勾结，大干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他公然叫嚣“要挖掉共产党的老根子”,“攘外先安内”“三分对外，七分对内”。于是到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镇压革命运动，积极参与蒋少瑷组织的对许金彪同志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的围剿。他横征暴敛，抓丁派款，鱼肉乡民，当地群众无不痛恨。是一支伪化了的地方土匪武装。当时，胡部计有人枪二千余，编为三团，其势力范围以平汉线西侧的白沙铺为中心，东至铁路线，西至安陆、云梦县境，南到湖汊，北到襄花路，以实力雄厚和控制区域之大雄居本地区各支土顽部队之首，是挡住我新四军西进开辟路西根据地的一块绊脚石。
     “曹”，系曹省三。出身富农家庭，读过几年书，他的队伍也是在国民党溃兵西逃的混乱局面中拉起来的，许金彪同志一直和他保持着互不侵犯联合抗日的统战关系，并和他一起在平汉线东侧的周兴店共同抗击过伪军金龙部警卫师的进攻，击毙了伪师长曾大钧。但是，曹省三的阶级本性未改，他购置了一百多担田产，娶了三个小老婆，一天到晚为肥饱私囊而奔波。许金彪严厉批评曹腐化堕落，曹反讥许是傻瓜。加之伪顽在蒋少瑷的进剿令下，疯狂进攻中和乡，曹省三慑于蒋少瑷之威吓，许曹两部统战关系趋于破裂的边缘。只是曹省三考虑自己势力单薄易为胡部吞并，一时还不敢公开分裂。当时，曹部驻防平汉线东侧的周兴店，距胡翼武盘踞的白沙铺较近，计有三百余人枪。在当时较为复杂的各派系地方武装中，曹部仍是一支尚可团结争取的力量。我军为了集中力量打击顽固派胡翼武，极力争取曹省三参加此次战斗。同时我军也充分估计到，曹省三在此战斗中极有可能是按兵不动，意存观望，但是只要曹部名义上参与此战，对胡翼武也可起到牵制作用而有利于此战的成功，本着这种精神我军对曹省三作了大量的工作，终于争取到了曹省三参入“打胡”之战。
     战前，根据与曹省三达成的协议，对参战部队进行了统一的战斗布署。1939年5月7日，两支部队同时分两路向白沙铺迸发，夹击胡翼武。曹部自路东出发，跨过平汉线，直取在白沙河的胡翼武司令部。李先念、许金彪、周志坚同志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和“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计八百余人枪，自厉家店进抵栗林店，即刻又分兵两路：一路向南配合营省三进攻白沙铺；一路自栗林店、枣林店、西湾黄、庙湾黄向沙子岗进攻，消灭敌主力部队。拂晓，战斗打响了，周志坚同志带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及“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二中队，担负向沙子岗进攻任务。当部队进至庙湾黄时，我军以突袭的方式，猛打猛冲，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慌忙逃窜。我军乘胜追击至龙王庙北的周家湾，歼灭其一个中队，俘敌一百余，缴轻机枪一挺，步枪一百余支。曹部在我军配合下，直扑白沙铺胡翼武司令部。因胡突然受击，不摸虚实，慌忙向陡岗埠方向狼狈溃逃，我军很快占领白沙铺。
    上午十时左右，云梦境内的伪军贺承慈，闻讯率部赶来增援，向我沙子岗，潘家松林阵地疯狂进攻。我二中队在潘家松林阵地坚守了二个多小时，终于将该股敌人击溃，缴轻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
    正当部队打扫战场时，路东送来了情报，驻北新街敌顽刘亚卿借我军暂离南新街之机，集结了七百余人兵力，企图乘虚而入，当许金彪回师南新街的消息传开后，吓得刘亚卿立即打消了进犯我根据地的念头。其实，我军主力在战斗结束后，已进驻安陆赵家棚进行休整。
     至此，“联曹打胡”之战方告结束。
     “联曹打胡”战斗的胜利，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此战的胜利，不仅使我军在中和乡的立足点得到了巩固，而且在整个安(陆)应（山)孝(感)三角地区也初步站稳了脚根。同时，也震慑了敌伪顽，扩大了我军的影响，提高了新四军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增强了抗日战士和人民群众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信心。 (皮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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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姻程序

　　孝昌县内昔日男女婚姻全为“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如今虽多为自由恋爱，但其联姻程序仍基本沿袭以往古老的一套。
　 联姻程序
　　无论是老式、还是新式婚姻都必须经过议亲、定亲、求亲、娶亲等四大程序。其具体情况为：
    议亲：老式婚姻，是由媒人按“门当户对”的观念或受某一方所请，登门提亲，俗称“撮酒喝”，有“成不成，酒三瓶”之说；如果双方家长认可，便请算命先生为子女算命，测八字，看是否相合，称为“查八字”或“合八字”。新式婚姻，则是男女双方经自由恋爱心许后，先由男方请一关系较好的人到女方家中提亲，虽为形式，但非有不可，因有“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的传统习俗约束，否则会遭世人非议。
　　定亲：经媒人说合、双方家长应允后，女方家中便选定吉日宴请媒人；在宴请媒人时，必须请自家族戚作陪，以作为女儿订亲的证人。这次宴请，称之为“喝酒”或“喝准盅”。
　　求亲：男方宴请媒人，请其前往女方家中转告自己结婚的要求，谓之“启媒”；待媒人征得女方家长同意后，男方再次摆酒席，宴请女方家长和媒人，俗称为“吃求亲饭”。
　　娶亲：“求亲饭”后，男女双方各自筹备婚嫁，在此期间，男方必须向女方赠送彩礼。以往的彩礼，多为一般衣料、鞋袜和少量现金等；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彩礼多为高档服装、皮鞋、金项链、彩电、冰箱、洗衣机、摩托及成千上万的现金。男方给女方送彩礼，称之为“下聘”。然后，由男方择定良辰吉日，请人用花轿或小汽车将新娘迎回家中，举行结婚仪式，称为“拜堂”。澴河一带，则有新郎亲往新娘家中迎娶之习俗。
　　              （刘少峰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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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堂与白沙铺
刘纪堂(1907—1931)  孝感(今孝南区)人。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幼时与胞兄刘纪云同校读书，思想活跃，不泥于古，常用诗篇针砭时弊。1923年，郭树勋等进步学生回孝感办“暑期补习学校”，刘纪堂参加学习，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1926年8月，在共产党员汤经畲的帮助下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当选为中共孝感县城关党支部书记，领导了汪洋店、刘家营等地的农民运动。“宁汉合流”后，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1928年1月，受黄麻起义的鼓舞，在肖港组建起一支农民武装，多次袭击三汊港民团和白沙铺巡逻团。同年4月，与卫祖胜、张伟松两支赤卫队汇合，宣布成立中共孝感县委，并当选为县委副书记。1929年，根据鄂东北特委指示，组成孝感中心县委，徐宝珊任书记，刘任副书记。不久，徐调离，刘接任书记职务。1930年3月，孝感赤卫队统一整编为红色补充军第七师，任政委。4月，孝感中心县委撤销，成立京汉南段分特委，任分特委组织部长。曾多次率补充军配合红一师作战。1931年3月，率部随红四军参加攻打国民党三十四师岳维峻部驻地双桥镇，在阻击敌人逃跑的战斗中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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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名人——龙协涛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45
　　民　族： 汉族
湖北孝昌白沙镇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现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教授、编审。中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1998年曾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艺苑趣谈录》、《文学读解》、《文学读解与审美再创造》、《现代美育教程》(合作)、《读者反应理论》等，编辑《鉴赏文存》、《南国声华》、《郑子瑜墨缘录》，另外发表《文学的港湾》、《关于创作、批评和鉴赏的思考》等散文、论文30余篇。其作品曾获1995年北京大学首届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著作奖。

（刘少峰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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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协涛钟情家乡孝文化

2007年10月19日，由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湖北省老龄办、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湖北省文明办、中共孝感市委宣传部主办，孝感学院承办的“中国•孝感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国际研讨会”在湖北孝感举行。
    龙协涛教授致辞，讲述各地孝文化建设。
　  [龙协涛]：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代表，在金秋十月，在江汉大地丹桂飘香的季节，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到董永故里研讨。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孝感人，今天能够回到家乡，参加这次盛会，倍感荣幸，倍感亲切。在此，我要向家乡的领导和父老乡亲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来自国内外的同行朋友，表示诚挚的问候，向大会的召开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早在1000多年前的东汉，一个名叫董永的孝感人，用他超常的孝道感动的天地，感动了美丽的七仙女，于是，产生了一段千古传唱的美好因缘。今天，在座的各位与百忙之中，可以说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来到孝感这座美丽的城市，探讨这个建设“中华孝文化名城”的重大课题，我想大家也可能是被董永的孝心和孝道所感动。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是家喻户晓。今天我们的盛会是我们一生中难得的缘份和情分。是一种文化的缘份。
     当年促成董永和七仙女姻缘的是一棵槐荫树，今天邀请大家来这里研讨的是我们孝感学院，我想在座的各位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既为董永七仙女的故事所感动，并为会议的主办方，公共孝感市委孝感学院的盛情所感动，为他们矢志不移，建设孝文化名城的决心所感动，各位代表，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日益崛起，他破浪向前，大国的崛起，要靠经济军事这些硬实力，同时也要靠创造军事经济相匹配的经济文明制度文明。以及国民的道德素质民族的凝聚力，这些软实力。今天我们的会议，要研讨的就是事关如何提高我们国家民族的软实力的问题，所以说会议的主体，内涵丰富，意义重大。
      环顾中华大地，有名的城市星罗棋布，城市的名称叫得很美很雅的也不计其数，然而以孝冠名，只有我们孝感市。我们古人倡导百善孝为先，我们的城市，以孝冠名，这是我们孝感人得以为骄傲和自豪的事。在中国二十四孝中，宣传的种种孝行都非常苛刻，让人难以接受。然而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却不然，他不那么苛刻，不那么不近情理。枯燥刚性的说教被寓于这么美丽的传说之中，可以说非常有说服力，而且有多种的艺术形式来表现，董永的故事在中国传播得很广。　
      在美国的唐人街有宣传中华孝文化的牌坊和标识，在马来西亚有著名的孝恩孝义基金会，在古代，有人形容，北宋大词人柳永的词影响很大，凡是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在吟诵柳永的词，在当代有人形容金庸的作品，影响很大，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在读金庸的小说，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全国各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在以不同的形式在弘扬着中国的孝文化。
     中华孝文化源远流长，如此丰富，影响如此之大，我们的孝感，以孝文化建市，以孝文化立市，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要像景德镇那样，建中国的瓷都。我们的孝感，是一座孝文化名城，要把孝感建成中国的孝德之都。为了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工作一定是千头万绪，我想有三方面的工作是要做的。
      第一实现古代的传统伦理道德向现代价值体系转化，中国传统的孝文化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的宝贵遗产，但比起突破封建礼教，对孝行孝道的规范，剔除其不合时宜的部分，让中华孝文化的核心部分展现出来。第二要实现民间信仰的孝行观向现代主流的意识形态转换，孝心原来是一种来自人的本能，一种很自然朴素的意识，要体现到今天建设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高度，第三，要实现孝文化，从理论引导，学术研究，向文化产业转换，今天，来自国外，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学者，开展学术研讨，向市委市政府建言献策，我相信，会议一定会取得丰硕的建设成果，孝感市向“中华孝文化名城”的目标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
      各位代表，有一首著名的流行歌曲，叫《好大一棵树》，这首歌是歌唱祖国母亲的，是把祖国比作一颗大树，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爱。传说中的槐荫树见证了孝心与孝道，董永的故事是历史，也是现实，董永的故事有永恒的价值和魅力，这棵生长在孝感人民心中的树永远不会枯萎，他是一颗长青树，相信各位代表，各位嘉宾，一些有志之士，一定会认识孝感，触摸孝感，走进孝感，落户孝感，为孝感的建设和发展作贡献，最后，祝孝感市繁荣昌盛，祝孝感学院蒸蒸日上，祝“中华孝文化名城”国际研讨会开的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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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山渡槽
陆山渡槽是孝感市渡槽中的老大哥,宏伟壮丽,像条巨龙横亘于天地之间。该工程于1972年底破土地工,当时有五个区的万余名民工投入到建设工地,总投资144万元,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西起白沙镇的塔耳山,东起陡山乡的陆家山建起一座35跨、60个槽墩、长达1600米的巨渡。该渡槽横跨澴河,飞渡京广铁路,融徐家河水、金盆浴鲤水和八汊洼水于一体的渠网,每秒为8个流量,可灌溉农田160万亩。在庆祝该渡槽通水典礼中,迎来了不少游客,他们挥毫泼墨,尽兴赞美这一别具风采的工程。叶楚屏先生的七律颇具代表性：“断岸回滩路亦通,长渠大道架遥空。茫茫晓雾浮银汉,淡淡斜阳射彩虹。流水奔腾青嶂外,行人来往白云中。隔河谁用神仙术,指引游龙首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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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城过籍的传说
孝感、应城、云梦、广水等地的人，大都是麻城过籍的。据传，元朝末年，朱洪武和陈友谅争天下，直杀得湖广遍无人烟。百姓无处逃生，哭声连天。这事感动了南海观音，赐给每人 一根柳条护身，指引他们逃到麻城避难。四方逃难的人聚集麻城，被朱洪武的大军团团围住，形势十分危急。这时候，玉皇大帝派了张七相公去搭救麻城一城人的性命。张七相公来到麻城，坐在城墙上身子足有八丈高，脚穿两丈五的大草鞋，伸到护城河里戽水玩，手里还端着一根三 丈长的旱烟袋，点火吹烟哩。兵士看了不敢进城，忙去禀报朱洪武。朱洪武见张七相公两个巴掌象簸箕，两只脚象门扇，连说：“好大的人、好大的人！”张七相公一笑：“我是小伢， 我家大人还在家里睡瞌睡哩。”朱洪武一听，吓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急忙撤兵走了，这才保住 了一城人的性命。至今孝感还流传一种儿戏，名叫“闯麻城”：
　　天上雾沉沉，
　　地上打麻城，
　　麻城闯不开，
　　河那边的哪个敢过来？
……
　麻城解围后，百姓就迁往人烟稀少的孝感各地。第一批是年前来的，来的时候正逢天上下雨， 一直下到年三十，所以有很多人家没来得及盖房子，只好戴着斗笠吃年饭，有的地方这种习俗 一直流传至今；有的人家迁来时已经过了年，所以云梦胡金店一带就有初一吃年饭的习俗； 还有的人家来后没有房子住，就挤在一堆堆的刺树林子里。至今孝感一带现在还有许多村名 叫张家刺林、李家刺林……
不管是年前来的还是年后来的，因为麻城是老家，所以有些人家过年时总忘不了在神龛前供两个神位：一块是救了他们的“张七相公”牌位，一块是“麻城土主。”有趣的是，至今孝感等地还把睡觉说成是“到麻城去了”，可见人们对麻城老家的念念不忘。
据查,白沙镇相当部分姓氏是从麻城过籍来的，至今人们还口耳相传这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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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月习俗
满月礼：小孩满月时，外祖家要为孩子送“满月礼”，其礼品仍为一些较好的食品类。这天，还要请理发匠来家中给孩子剃满月头，人称“剃胎头”；家长除付给理发费外，还要赠送香皂、毛巾等礼品，并请理发师傅吃酒席。
　　吃满月饭：孩子满月三天后，其母要回到娘家吃一餐饭，称为“吃满月饭”。未吃满月饭之前，其母、子被称为“月母子”和“月窠伢”，是不能到别人家中串门的；吃完满月饭后，便如同常人一般，再无任何禁忌了。
（刘少峰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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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铺给公公 “抹黑” 的民俗
从色彩学上看，黑色是量度值最小的颜色。中国古人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界定“黑”之本色，《说文》“黑，火所熏之色也”。（黑）是一个象形字，表示柴火熏烤之后留下的烟垢的颜色。色彩本身无所谓意义，更没有正与邪、贵与贱的分别，色调虽能引起人的一定程度的生物性反应，但作用于人的更主要的是文化的反应。人们常常基于某种文化观念利用色彩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好恶之情，赋予色彩以生命，因而色彩在不同的历史社会与文化环境中有着各自的象征意义。
    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材料看，在原始居民的观念中，黑色往往具有某种神性的意义，在世界范围内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过黑色魔力的崇拜。（参见日人吉田桢吾著《宗教人类学》） 在人的身体上涂抹黑色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巫术礼仪，它的原始意义是驱邪祈福、是求吉的象征。所以说在抹黑这一民俗行为的原始底蕴中并没有丑化的恶意，它之所以在后世出现转义、成为贬词与主流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具有相当的关系。
    中国曾经有过黑色崇尚的历史传统。对黑色的崇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仰韶文化晚期与龙山文化时期曾出现了较大量的黑陶器皿，因此龙山文化又被称为黑陶文化。“抹黑”这一民间传承俗语在其原始底蕴中并没有丑化的恶意，它之所以在后代出现意义的改变、成为贬词与社会文化观念的变迁具有相当关系。
夏朝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第一个部落国家，它直接继承了尚黑的原始风习，并着意将黑色上升为国家的标准色，将其视为夏朝文化的外部表征之一，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尚黑的服色制度。所谓服色即王者的车马、旌旗、衣服所选择采用的颜色，它是文化意识的礼仪化表现。
    夏商周的服色观念与秦汉以后的服色观念有着根本的差别，前者起源于原始部族的民俗传统，后者主要是阴阳五行生克图式支配的产物。夏朝服色不仅能从夏代文化遗存中得到一些证据，而且先秦文献中也有明白的记述，“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礼记•檀弓上》）。夏人以黑色为贵，丧事在昏黑的夜晚进行，征战乘用黑色的战马，祭献用黑色的牺牲。丧事、兵事、祭祀为上古社会的重大事件，在这些神圣的场合，是一定要用本部族最崇尚的色彩。
    夏人的黑色崇尚虽然在夏政权覆亡之后逐渐退隐，但它在一定时期内仍有着明显的影响。周人虽然尚赤，可赤黑之间差别并不分明，不近平民冠、婚大礼，服“缁布冠”、乘“墨车”（《仪礼》卷三、卷四），而且周天子在冬季也要“居玄堂”，“乘玄路（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礼记•月令》）。周人对黑色习尚的传袭，既体现了周文化对夏朝礼仪文化“兼用”的包容精神，也是周人对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夏族文化风习的习惯性接纳（据专家考证夏禹出自戎羌，戎羌之后的姜姓部族与姬姓周族有长期的耦婚关系）。同样，起于西戎的秦人在立朝之始，就宣称“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史记•秦始皇本纪》）。这固然是五行生克观念的需要，同样也潜隐着秦国百姓对戎羌旧俗的眷恋。直到“五胡十六国”时期，夏族后裔匈奴人刘曜在定前赵国号时仍宣称“牲牡尚黑，旗帜尚玄”（《晋书》卷103）。这与秦人具有类似心态，黑色源于部族信仰，五行不过是其外在的附会与包装罢了。中古之后，在主流社会中黑色崇尚逐渐衰微，历朝帝王均以黄、朱等为正色，处于五色之末的黑色开始有了等而下之的贬义。黑色地位的变化也可能与佛教的大规模传播有关，佛教不仅崇尚金身，而且在佛经中常将黑色与罪恶相联系，如以黑业称恶业，所谓“法云垂荫，光破黑业”（唐•独孤及《毗陵集》十三）。佛教中的地狱也多冠以黑名，有所谓黑沙地狱、黑绳地狱等。
    这种自史前发生、夏代系统化的尚黑信仰，虽然在中古之后的主流社会中逐渐消解，但在民间社会，尤其在戎羌后裔中得到持久而强顽的习用与传承。这不仅因为它曾经是国俗，更重要的是它本来就是民间的传统。
黑的本色是“火所熏之色”，我们从众多民间习俗中见到人们所抹之黑均为黑之原色。锅底灰或称锅烟墨，它是灶火的“结晶”，而灶火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尤其在少数民族那儿有着特殊地位，它的化身就是灶神，灶神为先秦五祀之一。灶神由火神演化而来，许慎《五经异义》有“祝融为灶神”。祝融本为传说中的上古高辛氏的火官，“死为火神，托祀于灶”（《淮南子•时则训》注文）。灶神即为居家的火神。云南彝族在火把节前举行祭灶礼，咏祭火词：“火神藏家中，人畜得安宁”。锅底灰的魔力根源于崇火的信仰，凡是有抹黑习俗的地方，同时也程度不一的存留着对火神、灶神的崇拜。
鄂东亦有崇火的习俗，搬家时，必以炉火前行，以祈家业发达。木炭在年三十还可以充当类似门神的角色（光绪《孝感县志》）。明白地揭示“抹黑”与火神崇拜关。
    尚黑习俗，在民间主要遗存在人生礼仪与节日庆典等民俗模式之中。脸面可以说是人体的第一部位，珍重脸面是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露脸”与“丢脸”就成为关乎个人或群体荣誉的大事。“抹黑”的主要身体部位在人的面部，朝脸上抹黑在民间传统中表达的是一种善意的祝愿，是给人们的脸上添彩。“抹黑”这一具体习俗起于何时，殊难考定，但它源于黑色魔力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黑色在这里代表的是喜庆的色彩。在鄂东英山谁家添了贵子，谁家的长辈就成了“抹黑”的对象，这种抹黑行为在那儿称为“打喜”，主人被抹了大花脸，还高兴地给人倒糖茶。鄂东在魏晋时曾有大批蛮人迁入，号称五水蛮，五水蛮为巴人廪君之后，巴人属戎羌系统，所以说鄂东“抹黑”风习有着非常古老的渊源。
    在戎羌故地甘肃天水、青海大通的婚俗仪式中有“闹公婆”的习俗，“闹”的主要内容就是在公爹脸上抹锅墨子，以祝福取乐（《青海风俗简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山东无棣婚礼中“闹婆婆”，客人朝婆婆脸上抹锅底灰，婆婆高兴，抹得越多，说明越有人缘（《山东民俗》，山东友谊书社， 1988）。河南驻马店也有同样的抹黑习俗。
白沙铺人在结婚时,给公公抹黑,就含有喜庆的意思。
（刘少峰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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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习俗

　　插秧 春节后，农民即开始春耕，作播种前的准备工作。谷雨节浸稻种（指中稻。现清明节前播早稻种），播种时要吃猪尾巴，以兆秧苗茁壮。插秧，必先备酒肉犒偿，谓之“上泥”；开始扯秧，为“开秧门”，先用秧苗遍擦手掌手背，谓之免“发秧手（肿手）；栽秧一般是”换工“，但也有对缺劳力遇天灾人祸时便亲帮亲、邻帮邻，大伙支援；还有一种叫“栽秧田兜”或“凑脚”（方言，即短时间助人抢插），即东南只剩最后一块田，大家凑兴帮忙，人多田少，有的下田，有的只站在田边逗趣。栽完后，东家备酒肉，盛情款待，人多便数张方桌相连，对饮而散。
　　插秧技术有高有低，会插的进度快，不会插的，两边便形成长翼被围在田中，赶不上，出不来，叫“进鸡笼”或“捉鳝鱼”。往往是会栽秧的故意偷拿“笼”中秧头，或丢掉本人栽的棵数，使“笼”里人为找秧或多栽棵数，因在“笼”中，众人以此逗乐，活跃劳动气氛。栽秧时，还有青年男女互相摔泥浆、洒水，谓之越闹越发。或唱“秧歌”，一田之内， 一人唱，众人和，几田之间，相互对歌。
　　施肥  农家十分重视积肥，老年人一年四季粪箢不离肩。每年冬天，要对麦苗油菜普遍施一次水粪，再盖以厩肥，以防寒保保温。开春，复泼夏粪，俗有“正月金、二月银”之说，栽秧前，要将所有的土杂肥、厩肥撒人稻田，作水稻底肥。农家有“家有陈柴必富、家有陈粪必穷”的谚语。农业合作化后，化肥使用日趋普遍。社队比较重视底肥（播种前将化肥撒在田地里）和追肥（开春用尿素接苗）。
　　收获  秋收季节，农家先要打犒，谓之“抖镰把”，准备收割。七月半，要邀请亲朋喝酒，谓之“吃新”，以示庆贺丰收。并先抽回三刁稻穗，祭祀祖先。
　　用水  农田用水有规矩，一口塘，一座堰，都有主属。管水面积，均载契据，不得任意放水灌溉。放养成鱼按份子。天旱用水：田，分塘上塘下，先上后下；苗，分用水缓急，先急后缓；如存水不多，先救苞，后救扁草（未打苞的禾稻）；从别人田里过水，要做好“平水缺”，使原田不折水；稻谷接近成熟而塘内存水少，则按序“上滚下沥”（水走遍了后敞缺沥到下田，直到水完为止）。农业合作化后，塘堰由生产队统一管理。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后，建立了统分结合的管水用水机制。
（刘少峰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