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作家群英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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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一生抱定一个信念
                                              ——执著的女作家柏东明



湖北日报讯 刘书平

　　柏东明，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诗歌、散文与小说300余篇，曾获全球华人诗歌大赛、长江文艺·完美中国文学奖、屈原杯全国诗歌大赛等奖20余次，作品入选多部文集，著有诗集《樱桃》。

　　20多年前，竹溪县有一种文化现象，年轻人都信誓旦旦要当作家。那时候，我们一帮男作者几乎天天见面，天天谈构思，谁发表了作品，谁就请客吃饭。那时候，柏东明还小，又是个纤纤弱弱的女孩，在作者队伍中，她还不能引起我们的重视。突然有一天，柏东明的诗在外省一家刊物上发表了，于是，她成了备受关注的人物。县里有活动，拿她的诗去朗诵；学校上作文课，拿她作品当范文。后来，我们这帮男作者逐一调出了竹溪，每走一个，柏东明都含泪相送，我们明白，创作需要互相燃烧，她变得孤单了。
    我们调走了，柏东明路该怎么走，谁也不知。然而，我没有想到，她走了两条路：一条路是写作，另一条路就是从政。
    先说从政。我离开竹溪三年后，那次回家过年，听文友们说，柏东明当了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我当时说：“竹溪多个局长，少个作家。”文友们在酒席之中，也就少谈作家的事，恐刺激了柏东明的自尊心。6年之后，我又回家，文友们又说，柏东明当人事局副局长了。我淡然一笑，不知道如何评价她了。但我明白，人一旦走入政界，也就无心从文，因为我们不能一脚踏进两条河流。自此后，我就很少接触这位昔日的女诗人了。9年后，我受邀回竹溪参加一个活动，刚到县城，文友们又告诉我，柏东明当副县长了。我得知，此次活动，正是她亲自组织的。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柏东明9年三步跳，那是从政；可是文学创作上恐怕早已忘了。文友们告诉我说，柏东明近两年在《长江文艺》、《诗刊》、《芳草》和不少刊物发表了诗歌和散文，有的作品还获得大奖。我听了有些惊讶，还留恋着这份爱好和追求，真是难能可贵！
    两年前的一天，柏东明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她正式调到十堰市文联担任副主席。我开玩笑说：堂堂副县长改为文联副主席，是不是有点失落？柏东明说：来到这个单位我很喜欢。就这简简单单一句话，我高看了这位小妹妹，她虽然经历了九曲十八弯，但终究还是归位了，用行动还夙愿。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柏东明的人生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从生命哲学的层面上说，人追求生活的目标无非是去除人性中邪恶的羁绊，不断接近善良和本真。柏东明热爱文学，试图用诗歌承载起生命的重负，达到她人格和诗格的统一。近两年时间里，我关注了柏东明，见她在《星星》、《新世纪文学选刊》、《中国诗人》、《中国诗歌》、《诗歌月刊》、《小说选刊》等权威刊物上接连发表作品。这些成果，是她的历练，是她的修养，也是她对文学的态度，令我和竹溪文友都非常感动。
    近日，我又读到了柏东明新出版的诗集《樱桃》，几位名家进行了点评。这本书是柏东明人生长河中的一个章节，一个段落。她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这一生抱定一个信念，怀恋故园、敬畏天地、赞美劳动、尊重他人，爱戴父母、承受苦难、与人为善、追求不止，用手中这支笔，来诠释每日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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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而自信的写作
                           ——马竹素描

湖北日报讯 刘益善

    马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全委。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文论、专题片、影视剧本等作品近500万字。代表作有《芦苇花》《荷花赋》《父亲不哭》等，被多种出版物收集并获得多项文学奖励。

    马竹1985年从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到了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他的工作是作电视剧的责编或写电视剧本。20多年后，马竹编导了电视专题片30余部，为《天堂之门》、《老辙》、《黄麻惊雷》，《梦三峡》等大型连续剧担任责编，自己独立或合作创作电视剧本《山那边是高坪》、《汈汊湖风暴》、《红土情》、《大汉口家族》等多部，还有影视理论文章发表。可这些并没有多少人知道。人们只知道马竹是个写小说的，是湖北青年小说家中很有实力的一位。
    马竹是个淡定的人。在武汉大学上学时，他担任过浪淘石文学社的社长，我常作为文学编辑参加过他们的许多活动。后来湖北高校一批写诗的年轻人成立南方诗派，马竹是发起成员之一。马竹发表过不少诗，《长江文艺》从1985年6期到1996年2期，共发过马竹的7组（首）诗。马竹还在《芳草》、《长江日报》、《青年诗人》等报刊发表过诗歌。马竹没有公开出版过诗集。马竹写小说，中短篇小说发表过50余篇，多个中篇小说被转载并且获奖，得到读者与评论家们的好评。马竹没有公开出版过小说集。我曾经跟他谈到这个问题，并建议他找省作协主席方方。因为方方曾经筹集过经费，为湖北没有出版过专集的青年作家出书。马竹笑了笑说：不好意思，写得太少了，怕方方说我不用功。马竹完全可以自己筹集点资金出几本诗集小说集的，但他没有这样做。有一次准备参与一套丛书出本小说集，最后还是退出了，我当时还批评了他。这就是马竹的淡定。有些作家出了好多书，但都是自费出的，马竹却不。
    马竹是个坚定自信的人。他写小说之后，每写一篇，不说精雕细刻，但都磨砺不断，朝最好的写。马竹觉得有质量的写作是在维护文学的尊严。马竹坚信自己的小说好，这种坚定自信在新世纪之后表现得更加强烈。马竹写小说产量并不高，可成活率却高。《长江文艺》1993年11期头条发表他的中篇小说《荒地》，那是他小说的开山之作，出手不凡。我当时任《长江文艺》常务副主编，主持杂志工作，我一下子就看中了他的这种坚定自信。2000年8期《长江文艺》又以头条位置发表马竹的中篇小说《荷花赋》，小说一出来，就被《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入漓江出版社的《2000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一书。马竹的多部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转载。2008年1期《长江文艺》再以头条发表马竹的中篇小说《父亲不哭》，被多家选刊转载后，《新华文摘》也转载了。《父亲不哭》给马竹带来了声誉，也使他登上了新的台阶。这部小说进入了当年中国中篇小说排行榜，并获得了长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和屈原文艺奖。这就是马竹的坚定追求与自信写作的成果。
    我常跟马竹聊天，问他的写作计划。他有时也说一些。坐在他开的车上，有时说得他走错了路，绕了大圈子。马竹说他正在酝酿，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来。他说这话时还是那样坚定自信，我是相信马竹能写出来的，而且写出来后一定会有大反响。
    马竹是个讲义气的人，这义气不是江湖义气。马竹曾当过武汉市政协委员、武汉青联的副秘书长，他周围有一批青年朋友。有个北京的朋友，对他的小说创作帮助很大。有次这朋友到神农架参加一个笔会，马竹让我告诉他这朋友回北京的时间，然后从武昌开车到天河机场，把两斤春茶交到这个朋友的手上。
    马竹写小说，好的在后头。我是坚信他还能写出超过《父亲不哭》的小说来的，因为他还年轻，因为他坚定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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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徐世立 一个作家的“战争”


湖北日报讯 田天

    徐世立，男，1953年4月出生，武汉市人。1970年下放，当知青6年；1976年招工回城，当建筑及搬运工人8年。1984年做记者、编辑，1996年调入武汉市文联，任芳草杂志社编辑，2000年调入武汉文学院从事专业创作。一级作家。代表作品有《儿科医生》，《一个孩子的战争》等。

　　前年初夏，武汉文学院组织七八个专业作家，来了一次“重温经典”的俄罗斯文学之旅。有天傍晚，我们每人拿到一张火车票，几分钟之后就要从彼得堡火车站登车开往莫斯科，可这时徐世立却把他的车票弄丢了。大家心急火燎地帮他找，甚至把我这个最可能恶作剧的“嫌疑人”也搜查个遍，实在抱歉，仍是一无所获。
    当然，最终票是找到了，在哪里呢？他把它藏在头上戴着的那顶青春型的漂亮帽子里。藏了就藏了吧，却又忘记了，于是我俩一起感叹，帽子固然可以遮掩日渐稀疏的头发，但哪能遮掩日渐退化的记忆力和创造力呢？
    话是这么说，但我知道，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作家”，徐世立可是从来不服老、也决不服输的。甚至可以说，这些年里，他一直在跟文学打一场艰苦的、执著的、漫长的“战争”。
    1986年，我和徐世立有过一次既成功又遗憾的合作。他那时已考进武汉晚报当编辑，我是他的作者。某天，他在“周末版”编发了一则纪实短文，我觉得是个好题材，于是决定跟他联手采写，很快就拿出一个十多万字的纪实文学书稿。此书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印就是60万册，几个月后又加印50万册——数字没错，这本取名《野性婚配》的书确实在中国书市“火”了一把。至于遗憾，就是那时没有版税制，天文数字的发行量，作者才拿几千元稿酬，失去一次“先富起来”的机会。
    将近十年之后，在武汉市首届长篇小说笔会上，我们再次相遇。此时他仍然在晚报做编辑，但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告别炙手可热的新闻界，来清水衙门的文联圆他的文学梦了。本来，在报社有一套宽敞的福利房就要唾手可得，他却悲壮地、不管不顾地放弃了。要算经济损失，起码三十万元以上。
    就是在这次笔会的两个月时间里，他一鼓作气写出了长篇小说《儿科医生》。那次笔会产生了邓一光的《我是太阳》等几部名作，但老实讲，当时我在一章一章读他的原稿时，除了帮他改了个书名（属于友情赞助），也不敢贸然断言这个作品会成为名作。
    可是，当徐世立的《儿科医生》由武汉出版社推出之后，却产生了许多人意料之外的极大反响，不但获得了屈原文艺奖，还被中央电视台改编摄制成18集电视连续剧，并获第二十届中国飞天奖二等奖第一名。
    说起来，《儿科医生》算是徐世立进入专业文学创作队伍的“投名状”。2000年，我和他同时调进武汉文学院——也就是说，从此再也不必坐班了。有人说作家就是“坐家”，不过他并没坐在家里，而是躲进宜昌市郊区一个他在知青年代生活过的小山村隐居起来，默默进行下一步长篇小说的创作。
    虽然同在一个单位，其实见面不多。但每次见面，他都要对自己的创作状况自查自纠、自我剖析一番。有时显得很焦虑：他两部长篇总共七八十万字，竟因题材敏感迟迟不能出书。我劝他别急，还是先把失眠顽症治愈了再写，他说不，他不同意，他认为我们都远远没有达到创作的理想高度，不能就此放弃，不努力不行。
    别看年龄不饶人，可他依然保持着青年时代那股子精气神，那股子对社会现实高度敏感、而且勇于批判的烈火血性，他比我年长几岁，但比我更像一个愤青。
    而不幸的是，此时他又陷入一场历时五六年的“家庭战争”。于是，小说家徐世立再次回归纪实文学。他以自己的所谓“问题家庭”和“问题儿子”为素材，写下一本47万字的《一个孩子的战争——家庭拯救纪实》。此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首印10万册。据我所知，在湖北境内，此书印数算是近年文学类图书的最高纪录；同时，这种独特的、个人的、非虚构的书写形式，也为当下萧条的纪实文学开辟了新的写作路径。
    我读了一个通宵，黎明时刻给他发了一条短信——
    “你和儿子的‘战争’以失败告终，因为你眼中的‘问题孩子’凭自己的本事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但是，你的文学‘战争’，这个战役显然是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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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永远大于写作                                                   ——先锋诗人韩少君 湖北日报讯 张德宏     韩少君，1964年出生于荆门。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全委会委员，荆门文联副主席。著有《洗浴过的工人阶级》《你喜欢的沙文主义》《倾听》《黄金日子》《另一粒阳光》等诗集，发表诗作千余首。先后40余次在全国各种诗歌大赛中获奖。 　　我不知道，在当今社会，不是为了生存而写作，而是把写作当做生活乃至生命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的作家还有多少。我只知道韩少君算一个，他绝不是为生存而写作，因为他一直有着较为优裕的生活环境。视文学为精神家园，把写作当作人生快事，我以为这是一种境界。     韩少君不仅具有这种境界，而且有着执著的追求和可喜的收获。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韩少君在诗歌王国里由上下求索到自由翱翔，充分展示出一个新时代诗人非凡的勇气和才华。近30年来，他出版《倾听》、《你喜欢的沙文主义》、《黄金日子》、《另一粒阳光》等诗集，先后四十多次在全国各种诗歌大赛中获奖。他是目前国内十分活跃且具个性的实力派先锋诗人，作品受到诗界和理论界广泛关注。他的写作最显著的特点是摒弃了一般文人很难避免的功利性，因而拥有极大的自由。艺术的本质就是自由，唯其自由，才成其为人类向往与迷恋的殿堂。韩少君的写作因此插上了灵动的翅膀。     读韩少君的诗歌不难发现，他的诗歌不受传统手法的限制，不被某种观念束缚，不为任何潮流左右；他在自己开辟的疆域里纵横驰骋，犹如天马行空。韩少君的诗擅长撷取典型细节，意象鲜活，时空开阔，语言诙谐风趣。尤其是重在呈现个体生命的独特体验与发现，字里行间闪烁着照射心灵的思想光芒。韩少君是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他的目光时常投注在普通生命及社会底层角色身上。请看《到北京见一见芸》这首诗：“过石家庄，我就想/到北京要见一见芸。我/合上西默斯·希尼/一队晨练的鸟儿飞到了车窗前/它们与火车平行。这些鸟/有葵花型的眼睛，但目中无人/我真想抓住一只河北籍小鸟/到北京送给芸，对她说：‘它从华北广阔的花生地里飞来/你看看它眼睛/像不像两朵缩小的葵花。’我要告诉芸，坐地铁穿越黑暗/蚯蚓一样的感觉。我打算/学习文学馆里巴金的样子/和芸讲话时，站在水边/低着头，垂着手/石膏的风衣，被北风打开一角。其实/我和芸并没有/熟识到可以使用比喻的地步。我只记得芸有白杨叶一样的眼睛/虫子一样的表情，一年前下岗了/春天，杨花飞舞的日子，芸来到了北京。”读罢全诗，虽然未见到主人公芸，但她的形象却深深印在我们心里。诗人对下岗女工的同情与牵挂，让人感动。     韩少君的作品看似写得很随意，有些诗好像就是从生活中信手拈来，但绝非是粗制滥造、鱼目混珠。韩少君说过：“思考永远大于写作。我强调的是一首诗歌的来历，强调它出现前的痛苦过程，强调那个站在作品后面的人的思想。我反对轻率的艺术行为。”严肃的写作态度，对艺术负责任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始终是韩少君坚持和恪守的基本原则。     生活中的韩少君很现实也很超脱。在单位，他不折不扣地完成本职工作，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在家里，他善于经营调理，给妻子女儿舒适、快乐与幸福。不与他人争名夺利，不为权力金钱所累，不作非分之想，韩少君活得自由活得轻松活得潇洒。尽管他现在有不少头衔，但他始终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文人，普通劳动者。隔三差五，约上几个好友品酒论诗，或是下乡重温田园生活，那是他最惬意的事。自由地写作，自由地歌唱，自由地生活，这就是韩少君——一个真正的先锋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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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挑刺


湖北日报讯 刘富道

　　王石，湖南华容人。已在《人民文学》《收获》《大家》《读书》等期刊发表小说与随笔、评论等百万余字。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思想文化随笔集共五部。1998年加入中国作协。现居武汉。

　　王石送我一本新书《谁叫你是名人？》，我先只是想挑着读几篇，以便见面有个话题，读着读着竟不忍释卷，全部读完了，还写下3000字的读书笔记。
    这本书专跟名人“过不去”。锋芒毕露地给名人指谬，超凡脱俗地说出一己之见。锋芒所向，多是些当今文坛风头上的人物。
    譬如说朱大可，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有文化恐龙之称的学者。朱先生的《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讲座，王石称“只听了七分钟，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因此他写了《一次离谱的讲座和一些炫技的辞章》。朱公言：“身体作为大众文化的核心，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王石反问道：“大众文化的核心，是身体吗？这个结论是怎样推导出来的？”离谱。确实是离谱。王石罗列了朱氏一连串的离谱。在朱氏的一篇千字文里，王石摘录出“批量生产”的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炫技辞章，为了节省篇幅，只引一句立此存照：“录音带激活互联网的反讽机制”。何意？我也真搞不懂。
    王石与名人过不去，也不是没有心理障碍。譬如“批评或否定孙犁名作《荷花淀》”的结构问题，就披露“犹豫再三”的两大理由：一是对孙犁的景仰之情；二是《荷花淀》是进入文学史的名篇。做学问往往因此可以却步。王石之所以成为王石，他毕竟斗胆说出了《荷花淀》的不合理的结构。读过之后，我折服了：可以认定《荷花淀》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但绝不是现代小说的名篇。看来，做学问如果没有跟定评“过不去”的勇气和见识，就不用做学问了。
    写金克木的《从末班车走下的学者》，这一篇不是跟金克木“过不去”，而是在北大三老中，跟金克木之外的张中行、季羡林“过不去”。不说张中行吧。王石不因为季羡林是语言学家，是大翻译家，就送他一顶廉价的散文大家的桂冠。其实季公向来非常低调，也不认为自己是国学大师。是国学大师，也不一定就是散文大师。研究国学跟写散文是两码事。
    读王石这部书，可以扩大我们的读书视野，可以拓展我们的思想认识。我知道了，有好多书应该读而没有读，譬如金克木的一本《书读完了》。如果我早些年读到这部书的一些篇章，我会学到好多有益的读书方法，可以更科学地安排读书的次序。譬如夏坚勇，从王石《慢了半拍的辉煌》里，我才知道夏坚勇这个名字，他的著作也列入了我的网购计划。
    批评界有人送王石一个雅号：文坛的大内高手。王石总是以编辑的职业习惯，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文本，他能够一眼看出一个书名或一个标题，在语言逻辑上的瑕疵。我经常有幸听到他对一些文章的不幸的评价：“要观点没观点，要内容没内容。”或者一言以蔽之曰：“乏善可陈。”
    网上百度百科注释"挑刺"的第一个义项是：故意找差错。这个“故意”似乎带有贬义。当今许多作家，在当上作家之后，没有倾听不同意见的精神准备，缺少与对手交手的雅量，以为说点反面意见就是“搞他”。所谓“搞他”，就是故意找差错。对此王石大惑不解地说：“怎么是搞他呢？”按照王石的观点，既然你是一个名人，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评头论足，即使是“故意找差错”的“挑刺”，也不要拒绝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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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一样的普玄

湖北日报讯 陈敬黎

    普玄，原名陈闯，1968年生于谷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后读北师大作家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作协文学院签约作家。长篇小说《雪地密码》被上海电视台改编为22集电视剧。曾获《当代》中篇小说选刊等杂志小说奖。
    普玄对我好，我百思不得其解。
    普玄出生在以雄才治天下的诸葛亮作《隆中对》的襄阳，生我养我的咸宁却冇得大家去书写历史，名气盖不过他的襄阳，正如范仲淹之于岳阳楼使岳阳人显得才高天下，普玄才高于我。他的父亲是小学校长，我的父亲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而我仅仅一个中文专科学历。他读过北京师范大学作家班，我却至今在遥望鲁迅文学院。他的小说发表在《当代》、《收获》、《钟山》、《清明》、《长江文艺》、《芳草》等大刊，我却在发誓要上《收获》，因为那是巴金创办的刊物。他的小说先后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和《作品与争鸣》选载，我至今还在为中篇小说《香吾山》讨好《小说月报》。他的长篇小说《雪地密码》被上海电视台买断，要拍电视剧，我的长篇小说冇得人拍电视，普玄于我应该高不可攀。
    论经历，普玄比我精彩得多，他当过老师，我却至今还在感叹冇得机会把自己的心得传给年轻人。他做过国营企业老总的秘书，又做过这个企业的宜昌区经理，我却连国营企业的职工也冇做过。他做过记者，我却看了记者就汗颜。他现在放下记者不做，办起公司，任了董事长，我却连董事都不懂。这些精彩的经历让普玄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也让他结识了文学界许多朋友，使他的文学创作得心应手，得天时地利人和，我却至今在文学创作之路上摸索，走一步都要喘粗气。
    普玄的小说是在业余时间写的，他的主要精力在他的公司，他要用这家公司养他的儿女，养他的员工，懈怠不得。他宁愿自己粗茶淡饭，破衣烂衫，背着父亲的重责在人世爬行，也要让他的儿女接受良好的教育。用良心保证员工工资。我总叹息他不容易，他告诉我他的身后仿佛有一只老虎在追，他得拼命往前跑。这只老虎是不是他的理想，我不晓得。普玄的创作状态是外人想不到的，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得空便写小说，据我所知，他的小说大多是在庙里写成的，过年过节他便遁入空门，全心写作。普玄信道，吃斋，有许多道家朋友，清静庙宇给他提供了超脱尘世的仙境，他倘佯其间，倘佯于文学这个需要清心寡欲的桃花源。他诞于庙堂之中的这些作品我不敢妄加评论，我与他争论得最多的是它不同于中国传统小说。对于他的许多创作我提出过异议，有人说他的小说属于荒诞范畴，我不清楚“荒诞”是何方神圣，只好保留自己的观点，盼他能创造出一个文学流派，给文坛一个惊喜。
    普玄的同学对我说：陈老师，你是这个世界唯一不说普玄坏话的人。听这句话我很欣慰，这说明我对普玄的赞叹得到了认可。我总认为人生一世，来去匆匆，在浩瀚的人海中彼此结识，是前世修得的缘分，相互鼓励，相互搀扶着走到人生尽头，是莫大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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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王石挑刺


湖北日报讯 刘富道

　　王石，湖南华容人。已在《人民文学》《收获》《大家》《读书》等期刊发表小说与随笔、评论等百万余字。著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集、思想文化随笔集共五部。1998年加入中国作协。现居武汉。

　　王石送我一本新书《谁叫你是名人？》，我先只是想挑着读几篇，以便见面有个话题，读着读着竟不忍释卷，全部读完了，还写下3000字的读书笔记。
    这本书专跟名人“过不去”。锋芒毕露地给名人指谬，超凡脱俗地说出一己之见。锋芒所向，多是些当今文坛风头上的人物。
    譬如说朱大可，当代负有盛名的文化批评家，有文化恐龙之称的学者。朱先生的《大众文化的历史与现状》讲座，王石称“只听了七分钟，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因此他写了《一次离谱的讲座和一些炫技的辞章》。朱公言：“身体作为大众文化的核心，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王石反问道：“大众文化的核心，是身体吗？这个结论是怎样推导出来的？”离谱。确实是离谱。王石罗列了朱氏一连串的离谱。在朱氏的一篇千字文里，王石摘录出“批量生产”的一大堆莫名其妙的炫技辞章，为了节省篇幅，只引一句立此存照：“录音带激活互联网的反讽机制”。何意？我也真搞不懂。
    王石与名人过不去，也不是没有心理障碍。譬如“批评或否定孙犁名作《荷花淀》”的结构问题，就披露“犹豫再三”的两大理由：一是对孙犁的景仰之情；二是《荷花淀》是进入文学史的名篇。做学问往往因此可以却步。王石之所以成为王石，他毕竟斗胆说出了《荷花淀》的不合理的结构。读过之后，我折服了：可以认定《荷花淀》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但绝不是现代小说的名篇。看来，做学问如果没有跟定评“过不去”的勇气和见识，就不用做学问了。
    写金克木的《从末班车走下的学者》，这一篇不是跟金克木“过不去”，而是在北大三老中，跟金克木之外的张中行、季羡林“过不去”。不说张中行吧。王石不因为季羡林是语言学家，是大翻译家，就送他一顶廉价的散文大家的桂冠。其实季公向来非常低调，也不认为自己是国学大师。是国学大师，也不一定就是散文大师。研究国学跟写散文是两码事。
    读王石这部书，可以扩大我们的读书视野，可以拓展我们的思想认识。我知道了，有好多书应该读而没有读，譬如金克木的一本《书读完了》。如果我早些年读到这部书的一些篇章，我会学到好多有益的读书方法，可以更科学地安排读书的次序。譬如夏坚勇，从王石《慢了半拍的辉煌》里，我才知道夏坚勇这个名字，他的著作也列入了我的网购计划。
    批评界有人送王石一个雅号：文坛的大内高手。王石总是以编辑的职业习惯，用挑剔的眼光审视文本，他能够一眼看出一个书名或一个标题，在语言逻辑上的瑕疵。我经常有幸听到他对一些文章的不幸的评价：“要观点没观点，要内容没内容。”或者一言以蔽之曰：“乏善可陈。”
    网上百度百科注释"挑刺"的第一个义项是：故意找差错。这个“故意”似乎带有贬义。当今许多作家，在当上作家之后，没有倾听不同意见的精神准备，缺少与对手交手的雅量，以为说点反面意见就是“搞他”。所谓“搞他”，就是故意找差错。对此王石大惑不解地说：“怎么是搞他呢？”按照王石的观点，既然你是一个名人，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就应该接受公众的评头论足，即使是“故意找差错”的“挑刺”，也不要拒绝和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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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快活而彪悍的人生                                                   ——胡世全印象 湖北日报讯 吕志青     胡世全，宜昌市人。1979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半条街风景》，合著长篇报告文学《三峡移民行》，《革命百里洲》，散文集《一个人的三峡幽思》。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胡世全是我的同事和朋友。文革开始时，他正在宜昌一中读书。重点高中的高材生，心目中只有北大和清华。正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年龄，而且正好又赶上了那个年代。但随后，他的情形有点不妙：先是到宜都县插队，别的人都先后上调走了，他却在乡下呆了六年。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经历了最初的爱的诱惑：一支白皙的胳膊从门缝里伸了出来，一同飘出来的还有一个轻轻的、也是温柔的声音：“肥皂”。这是不是一个暗示呢？年轻的老胡可吃不准。就这样，一切转眼间就过去了，飘进了记忆中。这段故事大概是许多人都知道的。真的，奇怪了，几乎老胡一生中所有关于他自己的爱情故事通通都是纯洁无瑕的。是不是当年的那个故事一下就把调子定死了呢？不知道。好不容易熬出了头，作为“工农兵学员”上了华师，以为可以做学问、当历史学家了，却不料被分配到宜昌县三斗坪去教书。     在那里他大概经历了一个苦闷时期。考上了研究生不让读，多少友人为之不平。他自己反倒不是那么苦闷，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以肯定的是，老胡是一个自己快乐，也使朋友快乐的人。跟老胡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情总是很好的。这也是一个奇迹：几十年来，我几乎从未在他脸上发现过愁容，更难寻得到一丝忧郁。多年前他就这样评价自己：在生活的铁砧上经受了不断的锤击之后，仍然是一个快活的男人。凭借这快活的彪悍和文学上的才华，年轻的老胡由三斗坪调到了县党校。据说，在那里只有他一个人还在死啃马克思的《资本论》。接着是县文化馆，他在那里编一份文学刊物。随后他调到宜昌地区文联，也是编刊物。以后地市合并，我们就到一起了。但远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我所读到的老胡的第一篇小说是《大老岭纪事（二题）》。当时我们正在那里开笔会。读到这篇小说时，张永久和我都有些激动。小说里的人物有的和老胡的经历有些相似。也是年纪轻轻就来到老山青林中。记得里面有一个细节：腊月间大雪封了山，一群青年男女回家过年，女生在哭鼻子，男生把腊肉当雪橇，坐在上面沿着冻得硬邦邦的山坡往下溜。我至今仍认为这是老胡最出色的小说之一：扎实，有力。     老胡也是生活触须特别多的人。对于他这一类精力充沛的人来说，光是一个文学是远远不够他们挥霍的。工作之余，老胡还开了汽修厂，近年又开了新公司，赫然一董事长。此外，他还是住宅小区不拿一分钱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动不动就要召集大家开会、维权的。还有宜昌冬泳队。那里的人都叫他胡老师。胡老师也和大家一样，都是拿一条老婆淘汰下来的花裙子，瑟瑟地站在江边换短裤，往腿上抹那种黏乎乎的凡士林。老胡做过一届签约作家，每次开会时老胡都要带上那条裙子。他一下水，总有女作者嚷着要去看。都去！都去！老胡把手一挥，慨然应允。那时，他一般用不太规范的动作慢悠悠地划着水，一边望着岸上的人呵呵直乐。这也是老胡的一个特点：他走到哪里都不乏追随者，真真令人羡煞！不过老胡更为可贵的地方是：他始终保有一股正义的激情，不仅有所思，而且敏于行。他天生是一个行动家。近年里，他曾出面帮一些拆迁户维权。光是这一点，又有几个文人能够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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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余笑忠的变形记 湖北日报讯 图为：张执浩     余笑忠，1965年1月生于蕲春农家。1982年考入北京广播学院文艺编辑系，毕业后供职于湖北电台。著有《余笑忠诗选》。曾获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联合评选的“2003中国年度诗歌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某个夏日的午后，我陪余笑忠从解放路晃荡到彭刘杨路口，突然听见他喃喃自语道：“我得去理个发了，老爹要来了。”我瞅了眼他那并不算长的头发，心想，理发与老爹有什么关系呢？随后，他面带愧疚地补充道，总不能让他看见我满头白发吧。事实上，那时候他的黑发比白发多，加之发质浓密，若不细看也很难发现他是“少年白”。在送走笑忠后，我回味着他刚才的那番话，心中陡然涌上一阵酸楚。     这些年来我先后给余笑忠写过几篇短文，在一篇题为《一个诗人的美德》的文章里我曾这样写道：“余笑忠的确是一个具有诸多美德的人：勤劳，善良，谦卑，朴实，忠厚，大智若愚……如果我愿意，还可以将这些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词语一直罗列下去。‘一个几近完美的人！’我时常在心里生发出这样的感喟。”余笑忠的写作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但他成名首先却不是因为诗歌，而是他当年在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主持的一档文学节目：双桅船。多年以后，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还能经常碰到那档节目的忠实听众。“晚安吧，现在还醒着的人们！”每当笑忠用他那充满磁性的男低音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宣告又一天结束时，不知有多少文艺青年仍然还沉醉于对这声音背后的那个男人的猜想中。我亲眼见过大批粉丝堵在电台门前的雪地上，等候着，渴盼一睹其真容的场景，而余笑忠总是腼腆的，难为情的，不好意思的——     “十年前，我说：晚安，还清醒着的人们/十年后，我哼哼着：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抱着卷心菜，撕它的烂叶子，最后全部扒光/又要从一堆烂叶子里再找一遍 麻烦啊，麻烦在于/昨天夜里，有人硬塞给我两枚鸡蛋/他告诫说这是世界上最后的两枚 麻烦啊，这意味着我要担当鸡的上帝”（选自《折扇·麻烦》）     余笑忠大略属于大器晚成的诗人，根据我的经验，这样的诗人往往能给我们提供结实可靠的文本。一个从来不屑于投机取巧的诗人，一个极端忠实于自我内心的写作者，他的沉潜，他的稳健，使他有效地排除了任何干扰，最终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诗歌作品。几年前，我曾从他的诗句中生硬地创造出了“撞身取暖”这个词语，以此来表达文学尤其是诗歌在这个时代的现实处境，同时也以此向笑忠致敬。是的，“寒冬在加深。一群乡村小学的孩子/在墙角彼此撞来撞去。他们这样相互取暖”。这该是一件多么贫乏而快乐的事情啊，尽管笑忠现在的白发已经多过了黑发，但我们依然有能力度过“寒冬”，一如我在献给他的诗中所写：“和人群一样，挤着空气，硬着头皮/反复叨念着各自的变形记”，直至再也无形可变，时光也会觉得自讨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