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现代教育报·教师周刊》2013年3月11日B3版“研学天地”,发表时有删节)
新一轮课程改革自推进以来,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讲”就备受抨击,许多一线教师骨子里以为“讲”是天经地义的,但又不敢大张旗鼓地“讲”,以至于谈“讲”如谈“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就是“讲”的悖论。
2012年8月22日我区举办了以“著名特级教师进香坊”为主题的小学、初中语文教师全员培训,特聘请余映潮、王君等两位全国知名的语文特级教师现场作课并讲座。一天下来,获益多多,我对课堂上教师的“讲”又作了进一步思考(此前应《江西教育》之约写了一篇题为《硬性规定教师“讲”的时间不妥》的小文)。
上午,青春活力十足的王君老师连着上了两节课:一节是杨绛的《老王》,一节是冰心的《谈生命》,一展其“青春之语文”的风采;继而做了题为《浅谈课堂阅读教学》的讲座。在接下来的互动环节有一位教师提问:“课堂教学中教师究竟应该‘讲’还是‘不讲’?”王君老师即兴作答:在全国其他地方讲学时老师们也经常提出类似的问题,课堂上教师“讲”还是“不讲”的问题,其实质是教师“教”还是“不教”的问题。她认为这不能一概而论,谁规定了语文课堂必须这样上而不应那样上了呢?对于主题型文本如经典篇目、定篇,教师不但要教,而且必须要好好教,要深教细教,——教师不好好教,学生就走不进去。导读型课堂,就是由教师主导的课堂,收与放的关系必须处理得当,课堂上既可以收为主,也可以放为主,实践证明,完全收或者完全放,其结果是什么目标都难以达成。
下午,已逾花甲之年的余映潮先生先上了两节课:刘禹锡的《陋室铭》和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带领老师们走进了他创建的“板块式、主问题、诗意手法”阅读教学艺术体系,形象地再现了他总结出的教学设计30字诀“思路明晰单纯,提问精粹实在,品读细腻深入,学生活动充分,课堂积累丰富”之真昧;之后按照会议安排也做了一个简短的讲座,题目是《中考作文复习的基本要求》。有一位教师向余先生请教:“如何看待课堂上‘教师讲得多,学生学得少’的问题?”余先生的一席话可谓意味深长:声名鹊起的“杜郎口模式”大家可以学,可以借鉴,但是,如果中国只有杜朗口一种模式,恐怕就不是什么幸事了,那将是中国教育的悲哀。他以为问题不在于课堂上教师讲多少,学生学多少,关键是教师要讲得好,学生要学得好,——现在讲得好的教师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两位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一老一小,他们的回答皆切中了时弊,触及到了“教”与“学”的关系问题。传统教学论由于其固有的局限性,已然不能彻底透析教与学的关系,我们需要从其他学科中汲取营养。教学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一点上人们不会存有太多的争义,问题的关键在于:教学是怎样的共同体?是“治疗模式”的共同体,还是“公民模式”的共同体,亦或是“市场模式”的共同体?《教学勇气》一书的作者帕尔默认为,“在真正的共同体中,连接着我们所有的关系的核心是重要的主体本身——不是亲密性,不是公民性,也不是问责性,而是活生生的主体的力量”,“在这个共同体里,认识真理和陈述真理的过程既不是独裁式的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相反,它是一场亲和与距离、说话与聆听、知与未知间复杂而永恒的共舞,令求知者和被知者成为合作和共谋的伙伴”。教师和学生就是教学共同体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主体,他们在这个共同体中结成“合作和共谋的伙伴”,显示出“活生生的主体的力量”,从而打破并贯通了包括“讲”在内的课堂教学中一系列的悖论。
当下的中国基础教育界可谓是个“模式”风行的时代。没有模式的,要绞尽脑汁、搜索枯肠创造甚至编造出一个、半个模式来;谁没有鼓捣出来,就是没有作为,没有进步,没有创新。有了模式还不知足,还要使之遍地开花,广播影响;谁没采用我的模式,就是传统、就是保守、就是倒退。统观市面上流行的各种“模式”,虽然名目繁多,花样翻新,但没有几个不是把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对立起来的,把教与学对立起来就等于是把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剑锋所指是教师的这张嘴。所谓“模式”有如巫师神汉们贴在门楣上说是用来吓鬼实则是用来唬人的符咒,又有如绑匪粘在“肉票”嘴巴上的强力胶带,——教师就是那被封嘴的“肉票”。
新一轮课程改革之舟业已驶进深水区,课改“大跃进”现象不得不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