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古镇地域文化志》全文==本站独家发布，严禁转载

刘少峰

女儿港的传说源于小说
　　造假历史者，总是以云梦女儿港的传说作伍子胥从云梦奔吴的证据。其实女儿港的传说并非真正的民间传说，而是云梦造假文人从小说中剽窃来的故事片断。《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三回中有这样的描写：“伍员（奔吴）行至溧阳，馁而迄食。遇一女子，方浣纱于濑水之上，吕中有饭……伍员曰：‘某在穷途，愿乞一食以自活……'女子抬头，见伍员状貌魁伟,乃曰:‘妾观君之貌,似非常人,宁以小嫌,坐视穷途'！于是发其箪,取盎浆,跪而进之……(伍员)临行谓女曰:‘……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伍员别去,行数步,回头视之,此女抱一大石自投濑水而死。”这则故事不见于史。无独有偶,清道光年间编纂的《云梦县志略》载:“世传伍员奔吴,遇女浣纱,问路嘱女曰:‘后有追者,慎勿言也，女抱石自沉,以释员疑，'故港名女儿”。请看:二者的人物雷同——均为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浣纱女；事因一样——都是伍子胥嘱浣纱女“勿言”；结果无二——皆是浣纱女抱石自沉；仅将“濑水”改为“女儿”,移花接木,便大功告成。二者如此雷同,剽窃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究竟是云梦县志剽窃小说,还是小说取材于云梦县志?时间老人最公正、最权威,许多历史疑案往往由时间老人一锤定音。云梦县第一部县志成书于明万历十六年,而“列国”故事早在元代就以话本的形式流传于世。明嘉靖年间,余邵鱼将“列国”故事平话本撰辑成《列国志传》,刊行于世。此后虽经冯梦龙、蔡元放等人改订,但均未增加新的内容,仅加了些批语和评论,删除了一些故事,改书名为《东周列国志》而已。云梦第一部县志比“列国”故事平话本晚出300年,比《列国志传》至少晚出半个世纪,显然是云梦县志剽窃了小说。剽窃小说情节冒充地方历史，无史德可言，实不可取。然而云梦某些人却如获至宝，乐此不疲，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摘录于彭斌武同志的《伍子胥奔吴路在何方》)

刘少峰

女儿港的春天
过年的时候，从陡岗镇的街上看完了电影回来，沿着女儿港边的草堤边玩边走，就会发现女儿港两岸的柳树的枯枝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长出像米粒大小的浅绿色的嫩芽来。不几天，柔软的新柳枝就长出来了。再过几天，再从女儿港边经过时，就满眼都是婆娑的绿色了。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诗句的妙处，于我真是有切实的体会。杨柳是树木中的多情者，你看它婆娑的姿态，多么像婀娜的女子。随风飘摇的柳枝，多么像挥别的手。新生的柳枝虽然柔软，却不易折断，这不很像游子不愿迈出的脚步吗？那如烟的团团柳叶，不正像离别的人儿绵绵的思绪么。春节后，家乡很多做泥瓦匠的青年人就要离开家乡到东北去谋生活去了。难道古人折柳送别，也是因为春天的离别么？三月暖阳下的柳枝，真是一件令人惆怅的东西啊。
女儿港边的柳树，每年农历二月的时候，会被村里的人锯去老枝，以便柳树长出新枝。给柳树剪枝的那天是女儿港上最热闹的一天。每家每户，男女老少全部出动，将分配给自家的柳树三下五除二地锯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从女儿港通往村里的这一百多米的路上，挤满了往家里拖树枝的大人和小孩。黄昏的时候，热闹了一天的女儿港安静下来，而昨天还杨柳依依的女儿港，现在就像一个光头的和尚，看着很别扭。不过不要紧，等到夏天的时候，每一棵柳树，又都会绿茵如盖了。
春气萌动，无数新的生命在此时诞生。远远朝水面望去，水面上会有一团团墨水一样的黑团，那是新生的蝌蚪。一个黑团里面，那可是有成白上千只蝌蚪。大概，这一群蝌蚪，都是一个母亲的孩子吧。每一只蝌蚪都是使劲地摇头摆尾，从来没有片刻的停歇。我总觉得，蝌蚪是世上最柔弱的动物，它毫无任何保护自己的本领。人用手在水里一捧，就能捧起十几只蝌蚪。我后来在城里，常看见有小贩用玻璃瓶装着几只小蝌蚪在小学门口出售。这一团活蹦乱跳的小蝌蚪，最后能变成呱呱叫的青蛙的，大概是百里挑一吧。蝌蚪可真是劳碌而多桀的命运啊！
三月的螺丝四月的蚌。田螺和河蚌是现在城里人餐桌上的美味。春天，女儿港边的湿泥里，随处可见长着坚硬外壳的田螺和河蚌。然而，在家乡，田螺和河蚌是没有人吃的，它只是小孩子们手里的玩具而已。田螺和河蚌从它们的壳子里伸出它们的脚缓慢爬行的时候，会在湿泥上留下一条细细的线。众多的线交织在一起，就会无意间拼出无数图案，很能激发人的联想。
作者 冯志华
2007年2月5日星期一凌晨于汉口

刘少峰

女儿港的夏天
作者 冯志华
女儿港的夏天值得说的，真是实在太多了。
从早晨说起吧。女儿港的早晨在赶集人充满睡意的脚步声河自行车铃铛声中到来。东方微微地泛出一缕白色，晨曦中，天上的满天的星斗开始暗淡，只剩下启明星在东方独自闪着清光。这时的我在哪里？这时的我在女儿港上的小桥上美美地睡大觉呢！炎热的夏天酷暑难当，南阳风到黄昏的时候也停歇了。而女儿港河面上细长的小石桥上，却总有从四面吹来的凉爽的河风。六月的天气里，这里自然就成了村里人乘凉的好去处。人们在桥面上铺一块草席，或坐或躺，凉爽的河风阵阵吹来，这滋味比喝汤还舒服呢。到半夜十分，部分已经凉快了的乡亲回家睡去了，而另一部分人，则干脆在桥上睡到天亮。我就是在女儿港的桥上睡到天亮的人。
黎明真是一件转瞬即逝的东西。眨眼之间，太阳就要出来了。先是一道红霞染红了东边的云彩，然后鲜红的太阳紧接着就圣上来了。这时候，桥下的河水平静得像一面镜子，两岸绿色得树，天上红色的霞、白色的云河蓝色的天，统统在水面上留下倒影。那水面，这时候简直就是一幅无与伦比的图画，那五彩的颜色，叫人望上一眼，心都要化了。
太阳很快就升上来了，它火热的光已经刺得人的皮肤发痛。这时候，我不得不卷起草席，穿上拖鞋，噼里啪啦地朝家里走去。桥头河堤的青草上，还隐约有些露水的痕迹，不过，它们很快就要在太阳的威力之下灰飞烟灭了。河堤外的田里，人们正在趁早晨的这点凉快时光做农活。家家户户的房顶上，这时也冒着做早饭的炊烟。我回过头来再看一眼女儿港，就一溜烟跑回家去了。
2007年2月5日星期一凌晨于汉口江北园丁苑

刘少峰

七夕情人节

    七夕乞巧，这个节日起源于汉代，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的记载，这便是我们于古代文献中所见到的最早的关于乞巧的记载。后来的唐宋诗词中，妇女乞巧也被屡屡提及，唐朝王建有诗说“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太宗与妃子每逢七夕在清宫夜宴，宫女们各自乞巧，这一习俗在民间也经久不衰，代代延续。
    宋元之际，七夕乞巧相当隆重，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在这里，从乞巧市购买乞巧物的盛况，就可以推知当时七夕乞巧节的热闹景象。人们从七月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上简直成了人的海洋，车马难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盛大的节日——春节，说明乞巧节是古人最为喜欢的节日之一。
    每年农历的七月七日，即七夕，又称乞巧节，这个传说和牛郎、织女的神话传说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七夕节始终和牛郎织女的传说相连，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千古流传的爱情故事，成为我国四大民间爱情传说之一 。
    相传在很早以前，南阳城西牛家庄里有个聪明．忠厚的小伙子，父母早亡，只好跟着哥哥嫂子度日，嫂子马氏为人狠毒，经常虐待他，逼他干很多的活，一年秋天，嫂子逼他去放牛，给他九头牛，却让他等有了十头牛时才能回家，牛郎无奈只好赶着牛出了村。
    牛郎独自一人赶着牛进了山，在草深林密的山上，他坐在树下伤心，不知道何时才能赶着十头牛回家，这时，有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为何伤心，当得知他的遭遇后，笑着对他说：“别难过，在伏牛山里有一头病倒的老牛，你去好好喂养它，等老牛病好以后，你就可以赶着它回家了。
    牛郎翻山越岭，走了很远的路，终于找到了那头有病的老牛，他看到老牛病得厉害，就去给老牛打来一捆捆草，一连喂了三天，老牛吃饱了，才抬起头告诉他：自己本是天上的灰牛大仙，因触犯了天规被贬下天来，摔坏了腿，无法动弹。自己的伤需要用百花的露水洗一个月才能好，牛郎不畏辛苦，细心地照料了老牛一个月，白天为老牛采花接露水治伤，晚上依偎在老年身边睡觉，到老牛病好后，牛郎高高兴兴赶着十头牛回了家。
    回家后，嫂子对他仍旧不好，曾几次要加害他，都被老牛设法相救，嫂子最后恼羞成怒把牛郎赶出家门，牛郎只要了那头老牛相随。
    一天，天上的织女和诸仙女一起下凡游戏，在河里洗澡，牛郎在老牛的帮助下认识了织女，二人互生情意，后来织女便偷偷下凡，来到人间，做了牛郎的妻子。织女还把从天上带来的天蚕分给大家，并教大家养蚕，抽丝，织出又光又亮的绸缎。
    牛郎和织女结婚后，男耕女织，情深意重，他们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好景不长，这事很快便让天帝知道，王母娘娘亲自下凡来，强行把织女带回天上，恩爱夫妻被拆散。
    牛郎上天无路，还是老牛告诉牛郎，在它死后，可以用它的皮做成鞋，穿着就可以上天。牛郎按照老牛的话做了，穿上牛皮做的鞋，拉着自己的儿女，一起腾云驾雾上天去追织女，眼见就要追到了，岂知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金簪一挥，一道波涛汹涌的天河就出现了，牛郎和织女被隔在两岸，只能相对哭泣流泪。他们的忠贞爱情感动了喜鹊，千万只喜鹊飞来，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走上鹊桥相会，王母娘娘对此也无奈，只好允许两人在每年七月七日于鹊桥相会。
后来，每到农历七月初七，相传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日子，姑娘们就会来到花前月下，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星和织女星，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乞求上天能让自己能象织女那样心灵手巧，祈祷自己能有如意称心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七月半
农历七月十五，俗称七月半，也称“中元节”，也就是中国的“鬼节”，是我国民间的一个重要节日。七月十五，是鬼团圆的日子；八月十五，是人团圆的日子。
    关于中元节的起源，有两种不同的传说。
　　一说是起源于道教和佛教。在道教中，称之为中元节。据《道藏》载：“中元之日，地官勾搜选众人，分别善恶……于其日夜讲诵是经，十方大圣，齐咏灵篇。囚徒饿鬼，当时解脱。”因此自念祖先的日子。
　　在佛教中，佛教徒称之为盂兰盆节。“盂兰盆”一词，来自佛经中的目莲救母的故事，是梵文Ulambana的音译，原意为“救倒悬”，也就是解救在地狱里受苦的鬼魂。“盂兰”是梵语，倒悬的意思，盆是指供品的盛器。
　　佛典《孟兰盆经》中记载这么一个故事，说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目连，得到六通后，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即用道眼视察，看到已逝去的母亲在饿鬼道中受苦，瘦得皮包骨头不成人形。
　　目连十分伤心，于是用钵盛饭，想送给母亲吃，但是饭刚送到他母亲手中，尚未入口即化为灰烬。目连无奈，哭着请求佛祖帮助救救他的母亲。佛祖说：“你母亲罪孽深重，你一人是救不了的，要靠十方僧众的道力才行，你要在七月十五日众僧结夏安居修行圆满的日子里，敬设盛大的孟兰盆供，以百味饮食供养十方众僧，依靠他们的感神道力，才能救出你的母亲。”目连照佛祖的指点去做，他的母亲真的脱离了饿鬼道。
　　佛祖还说：“今后凡佛弟子行慈孝时，都可于七月十五日佛自恣时，佛喜欢日，备办百味饮食，广设盂兰盆供，供养众僧，这样做既可为在生父母添福添寿，又可为已逝的父母离开苦海，得到快乐，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到了西晋，《盂兰盆经》被译成汉文，因为它所提倡的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和我国儒家传统的孝顺父母的思想大致相同，所以受到君王的赞扬和重视，并在我国广为流传。自梁武帝在南方创设盂兰盆会后，已成为一种习俗，规模有增无减。唐代宗李豫每逢七月十五日，都要在宫中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城中的寺院也要备办供品，陈列于佛像之前，十分虔诚。
　　宋、元年间，七月十五这一天已演变为民间的祭祖日，家家祭祖亡亲，并且盛行放河灯超度孤魂野鬼活动。到了清代，对七月十五日中元节的祭祀活动，更为重视，各地寺、院、庵、观普遍举行盂兰盆会，并在街巷设高台诵经念文，作水陆道畅，演《目连救母》戏，有的还有舞狮、杂耍等活动，夜晚还把扎糊的大小纸船，放入水中，点火焚化，同时还点放河灯，称之谓“慈航普渡”，十分热闹。除外，当时各家各户，都要在门外路旁烧纸钱，以祀野鬼。
　　另一说是由古代“郊社”演变而来，相当于西方的“感恩节”。农民在夏收之后，趁农闲举行祭田、祭祖仪式，酬谢管理土地的神灵和开辟田园的祖先，也含有庆祝丰收的意义。古时中元节只是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举行，是用素筵祭祀，并规定不能在别人家中过夜。后来从素食发展为荤食，从祭田、祭祖发展到超渡“无主孤鬼”。大概是古代七月多疫病，死人多，因而有的地方也把七月称为“鬼月”，需要祭奠， “七月半”也就演变成“送鬼节”。
　　在中国民间的习俗中，“七月半”是清明节之后的另一重要的祭祀时节。其最大的差别就在于：清明节往往聚族而祭，“七月半”大多是一家之祭。自七月之初，城镇街道中就可看到成山的祭品，冥纸、冥衣、灵屋、线香和鞭炮，琳琅满目。自初十日开始，家家户户便要将厅堂打扫干净，神龛前置香案、置先祖牌位，备酒肴馔品连日供奉，以迎故祖。到了十三日，焚烧冥衣、冥钱、灵屋祭奠新逝的长者；十四日是送祖之日，用冥纸写上祖先的名讳在户外焚烧以祭奠故祖。烧纸钱是不能只独给自己的亡亲，也要给无后人的亡灵烧一点，否则难免他们不会在阴间为难自家故祖，于是这便有了十五日夜为孤鬼“烧孤衣”传统。现在版本升级了，原来烧纸和花边太“土”，满足不了阴间的生活需要，烧的是百元冥钞、纸制的金戒指、金元宝、手机、电视机、电冰箱、别墅、小轿车，更有一些孝顺子孙的还会给在阴间备受寂寞的老祖宗配备纸扎的小姐、小秘。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变化。时代变迁，习俗也跟随着变迁，连人们历朝历代早已化着亡鬼的先祖也充分享受到现代的气息。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里，每一个家庭不知失去了多少位亲人。没有一代代亲人的辛勤养育，就不会有人类的生存繁衍。历代祖先离开人世，到那不可捉摸的冥冥世界。痛失亲人当然是最伤心的最痛苦的事情。为了寄托对亲人的无限思念之情，人们把这美好的思念的情谊放在七月半的日子里。因此，对于过七月半这个美好的日子，祭奠冥世亲人，寄托自己的哀思，是中国人最庄严隆重的习俗。时至今日，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一天，我国仍有许多地方，保持着祭祀祖先的习俗。
　　中国七月半的鬼节，并不是某个地方所特有，全国各地的风俗亦大同小异。即使是西方也有鬼节，西方国家把每年的10月31日定为万圣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都不例外。中国具有久远的儒家传统，孝顺父母的思想影响深远，人们普遍重视。因为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在七月半的中元节里，祭奠祖先的习俗在我国广为流传。

（刘少峰搜集）

刘少峰

第一章 懵懂少年
                    第一节  父亲的故事（1）
    1933年的2月，我父亲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市一个叫白沙镇的地方。这个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都姓陈，老祖宗则叫陈乾什么（实在是记不得了）。大约三百年前，由他老人家在此扎根并开枝散叶以来，陈姓子女便严格地按照这样十六字进行辈分排列：乾坤道灯，世受国恩，守功立业，永遇长春。
    我的父亲便属于里面的“守”字辈，大名陈守智。而他的大儿子我，则属于里面的“功”字辈。所以我的名字虽然叫“陈清贫”，但写进族谱的却是“陈功贫”（看上去不伦不类，还不如干脆叫“陈公平”顺眼）。而我的弟弟陈忠厚和陈继勇，自然也就成了“陈功厚”和“陈功勇”。
    据说到现在为止，在我的家乡白沙镇，上面还有“国”字辈的人健在，而下面却已经排到了“永”字辈。呵呵，不知道这“永”字辈的一不小心碰到“国”字辈的，又该如何称呼？
    记得小时候，母亲让我叫一个“国”字辈的人“婆婆”，我死活不愿意。母亲追问其故，我脸红脖子粗地嗫嚅了好半晌，才低下头闷闷地说：“她……她头上有大辫子……”是啊，一个长辫过腰、穿着花棉袄的大姑娘，长得像后来电影《我的父亲母亲》里的章子怡，我怎么能叫她“婆婆”？那不是骂她和诅咒她吗？
    1933年的2月，就在这样一个抬头低头都能碰见亲戚的河边小镇，父亲出生了。此后，作为老大的他先后有了四弟两妹。可惜，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因为战乱和贫穷，从老二到老六全部夭折，最后只余一头一尾长大成人。这个“尾巴”，便是我的姑姑。
    由于爷爷参加革命牺牲得早，父亲很小就用他那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重担，用微薄的收入养活他、我奶奶和我姑姑。
    父亲在遇到我母亲之前，曾经结过一次婚，其情不详。据说离婚原因之一是“不孕”，在和我婆婆发生了一次剧烈争吵后，没几天就和父亲拿了离婚证，从此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
    此后，和父亲走得最近的、也最接近婚姻边缘的，是武汉市汉口江汉路上的一个小学教师。这个小学教师姓梁，戴一幅眼镜，显得十分秀气文静。
    那时，我父亲刚从部队转业，在当时的孝感地区（现在叫孝感市）行署工作，没两年就被委派到了孝感驻汉办事处做负责人。（这个办事处至今依然在汉口繁华的江汉路步行街的一个巷子里，多年后，父亲还曾带我和弟弟三次到此怀过旧）
    说不出来什么具体原因，那时候，父亲很不喜欢女孩子戴眼镜。但爱情来了，门板都挡不住。父亲很快就和这个在长江边散步无意之中邂逅的“眼镜女”打得火热，两人一起吃“蔡林记”热干面，“四季美”汤包，“谈言记”水饺，还有“老通城”豆皮，再一起美美地喝小桃园煨汤，那种优哉游哉的小日子，神仙也不如。
    两人积极地谋划在1963年的春天结婚，甚至连孩子的名字都取好了。为了纪念为革命牺牲的爷爷，及他用性命追随的烈士方志敏（遗作《可爱的中国》和《清贫》），他们决定：如果生男孩，就叫“陈清贫”；如果是女孩，就叫“陈清萍”。
父亲的故事（2）
    很多很多年以后，当父亲饱含感情地给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忍不住插了一句嘴：“爸爸，如果您和那个梁老师结婚了，生的儿子叫陈清贫，不过，那是我吗？”
父亲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是你，当然是你，不然还能是谁？”我默然一笑，不再多言。其实科学早就告诉我们，换一个精子不是你，换一个卵子也不是你。自然，彼“陈清贫”一定非此“陈清贫”，虽然无法想象他将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但至少不是今天写书的这个。
    如果说：《青春无冕之王》命中注定要在2008年的搜狐读书问世，而作为读者的你，命中注定要读到这样几行字。那么，本书的作者就命中注定要来此世上一遭，他父亲的婚恋旅程，命中注定会出现一波二波三波和四折，而且，是颠覆性的。
    不过，在1962年的冬天，两人还完全无法预料即将降临的一切变故，两人沉浸在对未来幸福的憧憬中，眼前纷飞的雪花直如片片梨花飘落，在寒冷的冬天里风景无限。
    在1963年即将来临之际，梁老师率先到学校开了结婚介绍信。接下来，父亲和梁老师在汉口港的13码头，坐船去了梁老师的家乡。按照那里的风俗，准女婿第一次登门探望准岳父岳母，叫“过门”。而“过门”，在当地是颇为隆重的。
    首先，准岳父岳母要买回很多猪肉、红糖和罐头，让准女婿一家亲戚送一份。而准女婿每登一家门，该家主人都要大放鞭炮来迎接，并回赠一些布料作为答礼。在准女婿离开的前夜，准岳父岳母一般都要大宴宾客一次，条件好的，还要请电影队来放一场电影。
    父亲至今都记得那场电影名字叫《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放电影的正好姓乔，叫乔峰（契丹人萧远山的儿子？丐帮帮主？）。电影放完后，乔峰这位仁兄还特意在父亲和梁老师的头上轻轻地点了一下，笑呵呵地说：“祝福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在一派喜庆祥和的气氛中，两人从半屋子的布料中选了几匹质量稍微好一点的，捆成一个大包坐船原路返回。一路上江风拂面，冷冷如刀割般刺痛，两岸景色萧条无比，天地之间似乎只余下灰色。
    返回武汉后，1963年的新年如约来临。父亲把孝感驻汉办事处的工作安排了一番，就启程回家乡孝感了，一为开结婚介绍信，二为回行署述职。
    当时行署的匡专员是父亲部队里的顶头上司，两人因转业时间不一致，中途分开了好几年。同一战壕里爬出来，战友之情深如大海，匡专员对父亲爱护有加，如同长辈和兄长，自不必多表。而父亲每次回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到匡专员的办公室或家里去报到。
    这一次也不例外。等风尘仆仆的父亲敲门走进匡专员的办公室时，却意外地发现在含笑看着他的匡专员的背后，站着一个身材高挑的红衣女郎。该女郎烫着一头当时比较罕见的波浪卷，上身穿一件连大武汉都少见样式的大红袄，和传统不一样的是，它中间有两排扣。
    而红衣女郎的下身，紧绷绷的是一件黑漆漆的皮裤，脚上再配一双高腰皮靴。父亲说，活脱脱一个电影里的女特务！
自序二：我的名字叫“清贫”
    常常被人误认为：大约五十至六十来岁，瘦而且高，戴一副眼镜……及至见面，才大笑有谬，并大都直言相问：你怎么会有这么个名字？
    名字是我父亲取的。初取此名时，我亦甚为不喜。读警校时还曾因名字发生过一件趣事，至今仍在战友之中传为笑谈。
    那是1988年的一天，外地的一个朋友来警校找我，在门口被警卫拦住了。他挠了半天后脑勺依然想不起平常挂在嘴边上的名字，最后竟吭吭哧哧出了这么一句：“哦，我想起来了，我要找是的你们学校那个名字叫没有钱的！”门卫闻言便立刻放行：“明白了，你要找的是陈清贫！”
    也许真是被名字叫的，于是在很多很多的时候，我手上真的没什么钱。
    你想想，如今我们国家经济腾飞，所有家庭都在争取小康，富裕，大多数人致富惟恐不及，生财之道、股票、彩票、房产才是常谈常新的热门话题。而我为什么还要坚持用这么一个“晦气”的名字呢？
于是我便悄悄地把“清贫”改成了“清平”。
    然而事情被父亲知道了，他专门把我叫到书房，缓缓地向我讲述了他的爸爸（我爷爷）的故事：老人家祖籍江西，长大后追随革命烈士方志敏，1935年被国民党抓住并杀害在江西南昌的下沙窝……
    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和《清贫》，因此，父亲亦希望我能够不忘“清贫”的革命传统，发扬“清贫”的革命作风，做一个甘于“清贫”的共产党人。
    如今，事已相隔多年。多年的生活积累早已告诉我，原来，“清贫”实是一种人生最高尚的生存境界！真正的“清贫”，它认为生活应尽量简朴，摆脱物欲缠绕，让心灵悠游于平和自由之境。
    在这里，所谓“清贫”绝不是“贫穷”，而是主动放弃多余的物质追求，在简单、朴素之中体验心灵的丰盈充实，追求广阔的精神空间以及“风雅”之境。
    知足常乐，如今我更能坦然地对每一个需要通名报姓的人大声说：
    我的名字叫“清贫”！
   附录：《关于名字的一段夜话》
    尹志刚：陈清贫，好名字！我羡慕。不像俺的名字一抓一大把，往人堆里随便扔一分钱就能砸在一个叫志刚的人的脑袋上面。
    陈清贫：哈！说真的，我真的认识刘志刚（武汉公安系统）、李志刚（四川）、何志刚（江西）！
    潮汐：哈哈，清贫大哥从现在开始会更加地爱惜自己的名字的。
    陈清贫：是啊，GOOGLE网上搜索“陈清贫”，目前有22000多条目录，99%说的都是我本人。只有一条，说一个杀人犯被捕，供述他叫“陈清贫”！气死我了。
    潮汐：哈哈，才一个重名的，还是个杀人犯，估计现在也已不在人世了，所以清贫大哥这个名字就更加珍贵了。
    陈清贫：是啊，至今为止我只发现全中国两人叫这名，一个杀人犯，一个警察（我当过12年武装警察）——看，多么戏剧和极端！
    潮汐：生活充满了戏剧色彩～～～
    陈清贫：就是，那家伙是湖南的。一次我去湖南出差，在公安厅作客时，朋友说：“哈哈，说不定那混蛋不叫那名（言外之意，谁愿意名叫“贫穷”啊），刚抓时不愿意透露真名，就顺口胡诌。”我觉得也有几分道理，就再问：“那他为什么要胡诌我的名呢？”朋友再哈哈大笑：“你的名好记啊，说不定那人刚看完《知音》呢。”
    潮汐：由名字生出这许多的典故来，也够乐上一阵子了～～
    陈清贫：关于这名故事多呢！有个作者发了两篇稿，很感激，同时也动了些好奇之心，犹豫再三后还是小心翼翼地来到了武汉，带了些土特产，想面谢“德高望重”的陈老师。    他斗胆第一次把电话打到我办公室，结果不在，遂留言给我同事。
    闻讯后，清贫白T、短裤、运动鞋，风风火火地赶到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
    见面后，那家伙取下眼镜，疑惑着看着热情洋溢的清贫，愣了一下，问：“你……你是陈清贫的……儿子？”
        潮汐：又一个笑话，我笑了～～
    陈清贫：你笑了，我的目的达到了。
    潮汐：谢谢清贫大哥的笑话，一扫今天的阴霭～～
    陈清贫：出差时，我的身份证常让宾馆前台MM哑然失笑。于是，一些机会也就无意之中来临。如果心情好，MM又够漂漂，我就会长叹一声（先声夺人），然后忧郁地说：“唉，谁让我生在我家最穷的时候……”
    MM常常抿嘴一乐，丹凤眼飞快地打量一下清贫的上半身（下半身被柜台挡住了）：“呵呵，听说名字是反的，看你现在，似乎也不清贫嘛。”   
       潮汐：呵呵～～清贫大哥的名字也能给自己带来一段艳福呢？不错的！
    陈清贫：名字是父母取的，无法更改，所以有些艳福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哈哈~~~
    潮汐：那就再次感谢父母吧～～
（刘少峰摘自陈清贫同志的《青春无冕之王》）

刘少峰

为纪念外国女孩
丽尼真的是一个外国女孩的名字，她长得漂亮又可爱，大大的眼睛会说话，小小的嘴巴会唱歌，金黄色的长发会跳舞。在她的身旁有一个男孩，他长得憨厚又诚实，他们两小无猜，相互爱惜。丽尼在一篇名叫《失去》的散文中写道：“我想起我们底少年时，当我们底妈妈带着我们跪落在圣玛利亚底神像面前的时候，我们曾作出了如何的宗教的激情与神往的狂喜。‘人之子受难了。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给了他以酸苦之杯，’你说着，我也流泪了。我们同样地感觉了痛苦，从稚小的灵魂发出了战栗，圣耶苏带了他底荣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蔷薇花前了。”丽尼还在《月季花之献》中深沉地说道：“从小，在我们眼睛中就停驻着深沉而又长久的凝视。我们爱惜着一滴露水，也爱惜着一朵鲜花。”就是这两个无猜的两小，不仅跟着父母上教堂，还相互学着异邦的语言，男孩给女孩用英语念着：
April,April,
Langh thy girlish laughter……
他们手牵着手在花丛中嬉笑奔跑，在红蔷薇面前站立良久。丽尼指着一朵新发的红蔷薇，睁大了那双欣悦动人的眼睛，从小小的嘴角上荡漾出一丝微笑，她对那男孩说：“我妈妈吩咐，不让我们采集这一朵。”这是一朵何等姣美的蔷薇花啊，两个小孩如何能忍心把它采下来呢？
不知道又过了多少年，这是四月底的一个朝晨，月季花又开得灿烂极了，男少年“轻轻地摘下了一朵新发的月季，正和我们底童年一样，无言地呈献了，然而，这一次，却是向着空虚。”
怎么会面向着空虚呢，这是不祥之兆吗？
是的！不幸终于降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个外国小女孩一个人进入了天堂，留下了那个形容枯槁、孤苦零丁的小男孩了，小男孩时时地想着他们儿时的时光，他知道丽尼是非常喜欢月季花的，他的眼前时时闪着丽尼拿着月季花飞奔的身影。于是，为了纪念这位儿时的好友，他就用丽尼这个永不抹掉的美丽的名字写起一篇篇委婉感人的散文来了。于是，他成了一位散文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为纪念他的幼时好友丽尼，他一直用着丽尼这个笔名。而他的真名叫郭安仁。
丽尼1909年11月4日出生在湖北省孝感县，他少年时代在武汉求学，在读武汉博学中学时，恰遇“五卅”运动爆发，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激发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年仅16岁的丽尼也参加了学生运动，但很快被学校当局发现了，便将他开除，于是，他考到邮局去工作，由于他曾经从小与丽尼在一起，学会了很流利的英语，那时，邮局里有洋人，他与洋人用英语对答如流，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差事，然而，他却不愿意，不管它是金饭碗、还是银饭碗。他决然毅然地辞去了邮局的好差事，1927年，他就到上海进入了半工半读的劳动大学读书。在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开始了散文创作、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他往返于武汉、上海之间，他开始与一些左翼作家有接触，他认识了巴金，并与在上海劳动大学的同学吴朗西，以及巴金一起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他还认识了陈荒煤，当时，丽尼参加了武汉剧联领导的一个“鸽的剧社”的活动，有一次丽尼见到了陈荒煤，就与陈荒煤结成了好朋友。那时，丽尼不仅参加了武汉剧联，还参加了上海剧联。他们又一块去了上海，丽尼请陈荒煤一同观看他们剧联演出的《卡门》、《怒吼吧！中国》、《居住二楼的人》、《乱钟》等话剧。知名的演员有袁牧之、魏鹤龄、王莹、舒绣文、胡萍等，在他们的圈子里还有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吕骥、从事日文翻译理论的著作的张庚，陈荒煤则也参加一些剧联的演出活动，写一些剧本。
这几个人里面，唯有丽尼有了家庭，唯有丽尼有一个比较安定的职业，那时他在上海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编辑职务，而他们都还是“小青年”、“光棍汉”，于是丽尼的家便成了他们的“大后方”。
他们每个星期日的下午，都必定要到丽尼的家里去相聚，而丽尼则能够在这天下午比较轻松地与他们交谈，请夫人许严做饭烧茶，让这些“流浪汉”打一顿“牙祭”。这天下午的相聚，大家无话不谈，从时事政治到文学艺术，从人生理想到远大抱负，都是他们的话题。然而，这里面，数丽尼要老成得多，陈荒煤、吕骥、张庚则还属于“热血青年”。这不仅仅是因为丽尼的年龄比他们长几岁，更重要的是他们用他们那激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成熟的世界观看待一切，甚至于朋友，这不，丽尼差点儿就被他们误认为是一个“离开革命的人”。吕骥就曾经在一封信中就这样“批评”过丽尼“因为恋爱离开了革命”。这话从何说起呢？
为抗拒封建礼教
1930年巴金到晋江去过暑假，他来到了黎明高级中学作客，因为那里的教师中有几位是巴金的熟人，校长则也是巴金的朋友，巴金在那里利用假期写写小说，做做翻译，偶尔也到学校的办公室里去帮他们做些杂务事。那天，他正在办公室里，有一位姓吴的小姑娘前来报到，巴金以作家的眼光看了她一眼，发现这姑娘又漂亮又活泼。给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事过去后，回到了上海，巴金也就把它渐渐地淡忘了，大约过了整整一个学期，黎明高中的教书朋友来到上海，看望巴金，闲谈中谈起了那个姑娘，竟然令巴金肃然起敬。
原来，那姑娘姓吴，是一位归国华侨，那时女大当嫁，天经地义，作父母的也就为女儿操心寻夫，父母包办挑择了吴姑娘就读的黎明高级中学的一位校董为乘龙快婿，这位校董很有钱，是福建省的一位知名绅士。不料，吴姑娘不爱钱财，不爱势，只爱才貌，只爱人。吴姑娘早已看中了自己学校里英俊潇洒，有能诗会文的英语老师。
巴金听到这里，心里不由地一愣，忙问：“他是谁？”
朋友说：“他姓郭。”
巴金又问：“是不是叫郭安仁？”
朋友说：“正是他。”
郭安仁就是丽尼。
原来丽尼也是巴金的老朋友，“后来呢？”巴金这回可没有当故事来听，也不是为了收集今后写小说的材料来追问，而是急切地想知道丽尼这场恋情的结果，
丽尼那时才二十三、四岁，被热情的少女唤起来的热情是不可抗拒的。校董向他施加了压力，吴姑娘的父母向女儿施加了压力，吴姑娘绝不屈服，她要寻找自己的爱，而不是父母为她安排好了的为她所不爱的婚姻，吴姑娘的勇气更加激起了丽尼的勇气，他们在向世俗宣战，这种宣战在上一个世纪初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他们的行为激起了那位绅士校董的愤怒，他悍然将丽尼赶出学校，丽尼势单力孤，只得逃往厦门的鼓浪屿，在友人家躲避。吴姑娘虽然于心不甘，不肯屈服。可是在封建礼教的淫威下，一个弱女子更是无能为力的。在父母的威逼下，只得与校董提前举行婚礼，她在结婚前，曾经一个人偷偷地乘小舟上了鼓浪屿与丽尼相会，那是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姑娘被雨淋了一身，丽尼看到吴姑娘那依人柔弱的身子，再看看自己寄人篱下的处境，他实在不忍心让这个姑娘跟随他一起逃跑，跟随他一起浪迹天涯。丽尼只得强忍着眼泪，任凭心里滴着鲜血，劝说自己所爱的人回去。而那位吴姑娘绝望地离开了丽尼，她知道在没有爱情的婚姻里，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巴金曾经把丽尼的这个故事写到了他的小说《春天里的秋天》里。然而，丽尼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还在戏剧性地发展……
离开厦门的鼓浪屿后，丽尼强忍痛苦，浮萍漂落地到处觅生，教书、写作、翻译。然而，这一切只能混口饭吃。在武汉，他找到一个朋友，介绍他进了武汉美专当美术教师。不知是上帝的安排，还是命运的使然，他又续了上面的那则故事的余绪，他爱上了一位清丽的女大学生。这位姑娘姓许，许姑娘其实也爱上了洒脱的年轻教师。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女大学生已经有了一位未婚夫，这位未婚夫是该校校长的兄弟，目前在海外留学，什么时候能回来见面还不知道。他们俩偷偷地相恋了，终于，纸包不住火，这一回的师生恋自然也逃不过校长的耳目。校长以势压人，告诉了女方的家长，要威逼这位许姑娘屈服，离开丽尼。许姑娘虽然靓丽依人，性格却很刚烈，表示不屈不挠，要跟定丽尼，她父亲怒不可遏，把她关在一间小房子里并扔给她一根绳子和一把利刃，要她要么断绝与丽尼的往来乖乖地与校长兄弟结婚，要么自杀了结。
顽固的父亲的行为引起母亲与哥哥的不满，他们同情女儿、妹妹的遭遇，偷偷地将许姑娘放出逃走，并给了她一张到南京的船票，让她到南京的亲戚处躲避一时，并将这一情况及时地告诉了丽尼，丽尼马上赶到码头，丽尼为许姑娘的热烈的爱所感动，他不由地想起了晋江的吴姑娘。他觉得他应该像个男子汉，勇敢地与许姑娘一同出逃。于是，送心上的恋人上了船，自己也就没有下船，随许姑娘一同到了南京，丽尼找到了自己在晋江黎明高中的同事，那位同事一听他们这一出动人的爱情故事，立即让出自己住的屋子，让给他们住下，成全了他们。丽尼和许姑娘也就在南京举行了婚礼，结了秦晋之好。这位许姑娘就是后来丽尼的夫人许严。这一对恩爱夫妻，生儿育女，虽然贫困，却“白头偕老”，即使在丽尼被关进“牛棚”里的时候，他们忠贞不渝，一直到丽尼“因天气炎热劳动时晕倒而死”。他们的故事让巴金在1932年写过的那个“温和地哭泣的故事”的时候也不曾会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而不了解内幕的吕骥，以为丽尼“因为恋爱离开革命”的血气批评就为了这。但当陈荒煤告诉吕骥丽尼并没有离开革命，还在积极参加上海“剧联”的革命活动时，吕骥也就胸中释然了，并深为丽尼夫妇的反叛精神叫好，仍引他们为好好友、为同志。

刘少峰

为妻儿生活有着落
然而，朋友对他是了解了，却没能躲得过敌人的暗算，林彪、“四人帮”把他关进“牛棚”里的一个借口可不是这个摧人泪下的故事，而是他参加过国民党军事机关的翻译工作的“历史问题”。
陈荒煤在他写的一篇题为《一颗企望黎明的心》一文中说：“一九三八年夏天，我离开剧团路经武汉准备到延安，曾到武昌去看过安仁。为了生活所迫，经人介绍，他到一个什么军事译著出版机构里当了翻译。只见了一面，他寄居在许严的家里，我只觉得他显得很苦闷。武汉许多机关已经在准备撤退，他也将随着机关去重庆。他觉得这个工作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也实在想不出来他用那富有诗意的译笔去翻译那些枯燥的外国军事条文和著作，是一种什么心情”！
他们一别多年，失去了音信，失去了联系。尔后，陈荒煤到处打听丽尼的下落，“一九三九年秋我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见到了前线采访的叶以群、杨朔他们。当他们返回重庆时，我再三叮嘱以群，请他无论如何设法打听安仁的下落，并设法通知他，我和吕骥、张庚都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希望以群帮助他到延安来。”
可是，一直没有丽尼的消息。正当陈荒煤几乎失去了信心的时候，“不料我一九四九年随军南下接管武汉后，在一九五0年春天，突然接到一封重庆北碚的来信。一看到那熟悉的笔迹，我就感到呼吸急促起来。安仁终于设法辞去原有的职务，然后经过朋友的帮助，到一个中学去教书，还平安地留在四川。我也终于在武汉接待了安仁一家，并且劝他留在武汉工作。”
那么，前一段时间他究竟在干什么？萧建中的《追忆优秀翻译家、诗人丽尼》一文中披露得较为祥尽，萧建中称丽尼是他的“良师益友”，萧建中与丽尼相识“是在四十年代一个秋天”，当时，他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被录用到南京政府国防部秘书室当差，他到秘书室报到的那天，接待他的是一位“温文尔雅、平易近人，一派学者风韵，初见如旧识”的善良的老实人。这令他愕然，因为在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脑海里，官场上的人都是些官气十足，气指颐使的人。而眼前的这个人却迥然不同。于是，一开始他就对丽尼产生了几分好感，他感到丽尼那“宽宽额头的皱纹上，仿佛飘现出淡淡的哀怒和玩世嫉俗的神情”，他清楚地记得：“一次，美驻华军事顾问团，来文索取一个刘姓次长的事迹，要用英语写出来，这是我承办的文件。我英语写作差，只好写了，照例须先送给丽尼审稿，打从这次后，才知道他是一位名不虚传精通英语的人。审完稿，他将原件递回给我，淡淡地向我微笑一眼，说‘理他这些作威作福的太上皇干什么？’啊，在那蒋氏王朝拜倒在美国主子脚下的残酷年代里，从这位平日沉默寡言人的心头迸出这样分量并不轻的话，是不难看出他对蒋介石及其主子是愤懑的。我在钦敬之余，是深感愧汗而蒙教益的。”
在他与丽尼的接触中，他认为丽尼是爱憎分明的。他们所在的秘书室的隔壁就是高参室，都是佩戴“将军”军衔的人，这些人有时到秘书室里来闲聊，丽尼从不与之搭理闲谈，只是一味地埋头看书，有一次，“一个具有一套吮痈舐痔下技的中将高参，在闲聊中大发谬论，丽尼眉字间立即浮现出反感情绪。见他没趣地走了，丽尼讪笑地摇头自语‘尽渣滓！’三字透心肠呀！”
而对另一些人，丽尼的态度却截然不同，有一回，秘书室有一个勤杂兵外出时被大门口的岗哨搜查，逮获他身上藏有一些文件和照片，这在国防部是一件十分重大的问题，肯定是有通共产党的“嫌疑”的，轻则军法从事，重则人头落地。岗哨把这事电话通报了丽尼，丽尼一听大吃了一惊，他连忙赶到大门口，从岗哨口中了解了情况之后，狠狠地指责了这个勤务兵不该偷窃公家的东西，“言吐之间实则示意落在行窃上，也许是明责暗保之。第二天，还亲自找部本部有关负责‘保卫’的人员，证明所私拿的文件已过时了，建议最多开缺了事。”开缺了事，也就是开除的意思，那要比“入监坐牢”、“人头落地”轻得多了。虽然当时丽尼也许并不知道那位勤杂兵的真实身份和根本底细，但他无疑是保护了一位“共产党嫌疑犯”。这对于丽尼来说也是一件搞不好自己要“掉脑袋”的事儿。丽尼在那时的为人可见一二。
1981年《革命史资料》第五集上刊登了张执一同志的一篇回忆文章，文中说：
“文学家丽尼（郭安仁）在解放战争期间曾在国民党军委首脑机关任英文翻译，乘机弄到一份蒋军整个作战计划，找不上党的关系，只好到上海找作家胡风，胡风找到在宋庆龄先生主持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廖梦醒同志，廖再设法转交给我，上海局密电报给了中央军委，军委曾来电奖励，认为对我军作战有很大的帮助。”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了吗？可惜的是这一段文字来得太晚了一点，而丽尼自己也从不向他人提起过，连自己最好的朋友巴金、陈荒煤、自己的爱妻许严都不曾提起过。
其实，不仅自己的朋友、亲人没有发现他实际上是“敌人心脏里的一颗定时炸弹”，就连敌人也没有发觉。那时他完全可以随他所在的机关远走台湾，但他没有，他“毅然地又带着妻小重返山城，避居北培。丽尼的政治倾向难道还不清楚了吗。
但是，在1956年肃反运动中，他被定为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文革之中，草菅人命的林彪、“四人帮”也根本不管丽尼的这样一段人生历史的真实性，把丽尼的妻子许严逐出京城，押往广州，旋即又被遣返回原籍湖北老家，没能于丽尼见上一面，丽尼得到消息后，赶到车站，四处寻找，“忽闻一声斥责‘还不快走！’才发现老伴埋头躬腰成了个发被         光胸悬黑牌的‘罪犯’，还没来得及上前招呼，她就被人押走了。”接下来丽尼就被关进了“牛棚”，死于所谓的“劳动”之中。

刘少峰

为清清白白做人
巴金是最了解丽尼的人，他说：“在我靠边的期间有人从广州来‘外调’丽尼的事情，我所知有限，他不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谈起来，他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但是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他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
是的，巴金了解他的为人，了解他的恋爱，在上海丽尼住在一间亭子间里，巴金是他们家的常客，那时丽尼的生活只是靠一点菲薄的稿费来支撑，常常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他们常吃的菜是“雪里红”，更多的是吃白饭。巴金见后，心里很不好过，就经常偷偷地往丽尼的手里塞一些钱，接济一下他。在桂林他们竞也不期而遇，那是在抗战以后，巴金从广州“逃难”到桂林，在街上碰见了丽尼，没交淡几句，警报声突然响起，他们只得匆匆分别，第二天，丽尼就找到巴金的住地，把写的散文交给巴金，还把所译的契珂夫的几个剧本，也带给了巴金，正谈得高兴，警报声又起，他们一起逃出后门去躲避日机的轰炸。然而敌机的炸弹正炸中了丽尼所住的旅馆。隔天巴金进城到丽尼的旅馆去找丽尼时，只见眼前一堆瓦砾，一片废墟，丽尼看到了巴金，只好一脸的懊丧，苦苦地摇头，说：“烧光了”。显然是指丽尼的手稿被烧光了。
巴金很喜欢丽尼的散文，他把他的散文带到了北平，介绍给靳以，发表在《文学季刊》里，又介绍给上海的黄源发表在《文学》月刊里，1935年底在上海为他出版了他的第一个散文集《黄昏之献》。巴金不仅是丽尼的那本丛书的主编，还是他的这本散文集的校对人。以后巴金又为他编了两本散文集《鹰之歌》和《白夜》，当他正准备为丽尼编辑第四本散文集的时候，丽尼的文稿被敌机的炸弹烧毁了。
巴金愕然，巴金惋惜，丽尼却安慰巴金道：“烧了也就算了。”
巴金也安慰丽尼说：“不要紧，你再写，你写了给我寄来。”
两颗相互理解的心是多么的近啊！两颗相互理解的心相互温暖着对方。
陈荒煤在1934年夏天因革命活动被捕出狱全，不听从父亲的安排，父亲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正在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当口，是丽尼写信鼓励他下决心“索性再日到上海去过‘流浪文人’生活吧”。丽尼在信中说他相信陈荒煤“还是有点文学才能的”。陈荒煤听从了老朋友的话“才重新回到上海，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他深情地说：“凡是我在上海写作的稿子，第一个读者就是安仁。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两本短篇小说集子《忧郁的歌》、《长江上》，都经过安仁仔细校阅过”。“我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安仁是我的引路人”。“安仁确如巴金所说：‘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一个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
为忧国忧民抒情
新中国成立以后，丽尼先后担任过文化和电影方面的出版社的领导工作。1966年调广州暨南大学当教授。丽尼的文学创作的旺盛期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1930年4月他发表了散文《黄昏之献》，从而走上了文坛。从此他的散文佳作连篇，在当时的文坛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又由于他的英语比较好，他反翻译了法国的著名作家A.纪德的小说《田园交响乐》，在刊物上陆续发表，后又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打炮书”，被巴金编入“文化生活丛刊”的第二种出版。后来他又翻译了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前夜》、《贵族之家》校改了陆蠡翻译的《罗亭》。丽尼的散文创作与他的译著比较起来，他的散文的影响就更大一些。巴金曾经深地说：“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这样响亮的声音，这样深厚的感情，我们永远忘记不了《江南的记忆》的作者。”《江南的记忆》可谓是丽尼的代表作，也是他最后的一篇散文。他用极为深沉的语调写道：“我记忆着那丰饶而和平的土地。”“然而，强盗们用火与炮侵略到家园里来了，连湖水也从湖面翻腾着，直到湖底。”“那里的人民是那么和平，有的人，有五十年不曾听见过枪声。但是，现在，为了民族，为了自己。他们，一个一个地，在他们的手里，拿起了自己的武器。”“在每一个角落里，打游击。”读着这样充满着感情的诗篇，谁不为之感动呢。丽尼无疑是在抨击敌人的罪行，歌颂人民的反抗，赞赏游击战的神勇。
这种真情实感，也同样表现在他的其他的作品之中。他的那篇登台之作《黄昏之献》，虽然不到一千字，却感情充沛，极具艺术感染力。他写道：“断裂的心玄，也许弹不出好的曲调吧，”“等到梦醒的时候，坟墓就覆盖你了。”“你啊，我愿你安息！”这难道只是个人的悲伤？非也，在《站之歌》、《毁灭》、《黎明》、《红夜》、《长夜》里，“哀愁的心如铅一般地沉落了，给每个人加上重负。”那一曲曲《悲风曲》、《长海无题曲》《无言曲》唱出了人们的《残梦与怅惘》，同样是对那黑暗社会里的人生的生动描绘。
丽尼的散文少雕琢，多实感，少旖丽多真情。我们读他的散文就像读他的人生一样，感同身受。然而，巴金不无遗憾地说：“他的默默的死亡对我们的文学事业也是一个损失。倘使能留下一本、两本新的散文，那有多好啊！”的确如此，不过，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和珠海出版社出版了《丽尼散文选集》、《鹰之歌》，虽然是丽尼的旧作，但我们依然可以与丽尼相会在他那清清白白、寻寻常常的人生路途之中，去体会丽尼他那独特的人生体验……

刘少峰

清明时节祭英雄
杨新汉 刘少峰  万俊峰  刘幼清
4月2日，阳光分外明媚，一扫昔日的阴霾。孝昌县白沙镇白沙铺社区南门桥外的一个草塘堆上，迎来了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虔诚地向这个土堆献上鲜花。因为这个土堆里躺着的是少年英雄曾鑫。
伴随着噼里啪拉的鞭炮声，白沙镇民政办干部刘志光饱含激情地说：“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今天，我们赋予这个节日新的时代内涵，在这里祭扫少年英雄曾鑫的墓地，其意义非同寻常”。100多名教师和学生聆听后，向曾鑫的墓地默哀了三分钟。
曾鑫是白沙镇中心小学学生。2000年5月27日为救落水少年而英勇献身。当时的《孝感日报》、孝感电视台等媒体都作了专题报道。白沙镇党委、政府曾发文号召全镇学生向他学习。
“我们今天来祭扫曾鑫的墓地，就是为了让大家学习他舍己救人的高贵品质”。镇团委书记万俊峰放下手中的摄像机声情并茂地说。
镇中心小学政教主任孙慧英说：“曾鑫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却是我们学校和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
现读六年级的学生代表陈雪杉说：“我未上学时，就听说过曾鑫救人的事迹，我为有这位校友而自豪而骄傲。”
“曾鑫是我的好儿子，也是人民的好儿子，他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曾鑫的爸爸曾昭义流着泪讲述了曾鑫的事迹后，老师和同学们有的拔草，有的培土，大家的表情十分凝重。
一场简朴而隆重的祭扫活动结束了，主持人刘志光告诉大家，我们将在这里为曾鑫竖一块碑，并刻上碑文，让他在地下不感到寂寞，让世世代代的人记着他。孩子们听后铭记在心，在回来的路上不停地回头眺望那个躺在荒郊野外的英雄墓。
（载于《孝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