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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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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6 12:39:18 | 只看该作者
2015年十大语文差错
《咬文嚼字》编辑部
一、诺贝尔奖报道中的用字错误:“生理学或医学奖”误为“生理学和医学奖”。
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一些媒体在报道新闻时误“或”为“和”,把奖项名称说成“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诺贝尔奖在1900年创立,初设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五个奖项。1968年,增设“瑞典国家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习称诺贝尔经济学奖。生理学和医学是两门有着密切联系但并不相同的科学,只要在其中一个领域获得杰出成就,便有获奖资格。因此,奖项名称两个学科之间用表示选择关系的“或”字连接。如果用表示并列关系的“和”连接,意思则可能成为需要在生理学和医学上同时取得建树才有获奖资格。这显然不符合该奖项的设置本意。该奖项的英文名称,两个学科间用的连接词也是表示选择关系的“or”,而非表示并列关系的 “and”。

二、“九三”阅兵式报道中的概念错误:“抗战胜利纪念日”误为“日本投降日”。
2015年9月3日,天安门广场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有媒体在报道新闻时,把1945年9月3日说成“日本投降日”。这个说法有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两个日子都和日本投降直接有关。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这和“日本投降日”是不同的概念。

三、“抗战”纪念活动中的用字错误:“罄竹难书”误为“磬竹难书”。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各地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在回忆抗战历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报道中,“罄竹难书”常被误成“磬竹难书”,如“日军暴行磬竹难书”“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磬竹难书”。“罄”本指(器皿)空,引申指用尽;古人用竹简书写,“罄竹难书”意思是把竹子用完了也难以写完,形容事实多得不可胜数。而 “磬”是古代一种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用玉、石制成。 误“罄”为“磬”和字形相似有关。

四、APEC会议报道中的概念错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误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
2015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一些媒体在报道会议出席情况时出现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说法。这是经不起推敲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合作组织,1989年11月成立。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体名义,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现在共有21个正式成员,其中既有主权国家,也有地区经济体。“成员”和“成员国”不能混为一谈。

五、“反腐倡廉”新闻报道中的文字错误:“严惩不贷”误为“严惩不怠”。
2015年反腐倡廉仍在深入开展,“严惩不贷”是媒体的高频用词,但常被误成“严惩不怠”。网络上还有“严惩不殆”“严惩不待”等多种错误写法。这都和没有正确理解“贷”字的字义有关。“贷”义为宽恕;“严惩不贷”指严厉惩罚,决不宽恕。“严惩”和“不贷”在逻辑上是前后呼应的。“怠”本义为轻慢,引申指懒惰、松懈等;误为“严惩不怠”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六、《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布后的常见用字错误:“勠力同心”误为“戮力同心”。
用10年时间研制而成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已于2013年6月正式公布。这是社会文字运用的法律依据。综观2015年的媒体用字情况,有些字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已做出明确规定,但在社会用字中没有得到有力执行。“勠力同心”误为“戮力同心”便是典型的例子。 “勠”义为合、并;“勠力同心”意思是协同用力,团结一致。“勠”曾作为异体字被废止,其含义由“戮”字承担。但在《通用规范汉字表》中“勠”字已恢复使用,此后仍把“勠力同心”写成“戮力同心”,是不合规定的。

七、名人报道中容易混淆的词:身价/身家。
名人财富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比如2015年“双十一”过后,许多媒体争相帮马云计算财富,报道中常用“身价”一词来表示他的家产增额,有人说增加了十几亿,有人说增加了二十几亿。这种表述无疑混淆了“身价”和“身家”两个不同的词语。“身价”旧时指卖身钱,现在多用来表示知名人士的出场费、劳务费、转会费等,显然都与马云沾不上边。计算马云的家产应用“身家”一词。“身家”本指自身和家庭,可引申指家庭资产。

八、足球赛事报道中的概念错误:“发角球”误为“罚角球”。
中国足球虽在低水平徘徊,但足球赛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2015年足球赛事报道中, “发角球”常被误成“罚角球”。足球比赛中,球被守方队员踢出底线,攻方队员获得发球权,在离球出界处较近的球场角落角球区内发球,此称“发角球”,也称“踢角球”“开角球”等。“罚”即处罚。在足球、篮球等球类比赛中,一方队员犯规时,由对方队员执行射门、投篮等处罚,此称“罚球”。守方队员把足球踢出底线,是正常的踢球行为,不构成犯规。“角球”不属“罚球”范围,所以是“发角球”而非“罚角球”。

九、医学报道中的用词错误:“综合征”误为“综合症”。
2015年5月,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引起了世界关注,但许多中文媒体在报道中把“综合征”误成了“综合症”。征,意思是征象、表征;症,意思是疾病、病症。在表示具体的疾病时,用“症”;在表示疾病的症状时,用“征”。这种用字分工,在医学界已形成共识。综合征,即代表一些相互关联的器官病变或功能紊乱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它指的不是某种具体的疾病,因此用“征”字。中东呼吸综合征,是指由于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而表现出发热、咳嗽、气短、肌肉酸痛等病征,因病例多集中在中东地区而得名。

十、电影片名中的表达错误:《失孤》。
《失孤》是一部以“打拐”为题材的电影,由刘德华、井柏然、吴君如等主演。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孩子走失,雷泽宽走上了长达十几年的寻子之路。途中偶遇四岁时被拐的修车工曾帅,两人结伴同行,并建立了父子般的情谊。最后雷泽宽帮曾帅找到了失散多年的亲人,而他自己则带着曾帅送他的导航仪,独自踏上寻子之路。孤,指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也指年老无子的人。无论是父亲走失孩子,还是孩子被拐与父母分离,都不能称为“失孤”。《失孤》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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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6 12:42:16 | 只看该作者
2015年十大流行语
《咬文嚼字》编辑部
(2015年12月)
一、获得感
“获得感”本表示获取某种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2015年2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科学统筹各项改革任务,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获得感”一词由此迅速流行,且使用范围出现固化趋势,多用以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感。
二、互联网+
“互联网+”就是互联网与社会经济领域各生产要素“相加”,即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深度融合,重构、再造新的发展业态。符号“+”既表示加入、融入,更表示升级换代、创新发展。“互联网+”既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更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这一说法最初是由李克强总理提出的。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全面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便迅速流行开来。2015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互联网+”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2015年,随着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互联网+”成为媒体的高频用词。
三、颜值
“颜”义为面容、容貌,“值”义为数值。“颜值”本表示男女颜容英俊或靓丽的程度,是用数字评价人物的容貌。如同其他数值一样,“颜值”也有衡量标准,可以测量和比较,所以有“颜值高”“颜值爆表”“颜值暴跌”的说法。后来“值”的数值意义淡化,在词义上“颜值”就相当于“颜”,只表示面容和姿色。2015年,其指称范围进一步扩大,由人及物,物品的外表或外观也可用“颜值”表示。
四、宝宝
“宝宝”语出网络潮语“吓死宝宝了”。 “宝宝”指“我”,“吓死宝宝了”就是“吓死我了”。女生受到惊吓时常用此语来卖萌。后来“宝宝”独立单用,只要说话氛围协调,几乎在任何语境中,女生都可用“宝宝”或“本宝宝”来称呼自己,如“乐死宝宝了”“笑死宝宝了”“本宝宝这厢有礼了”“本宝宝拜托了”等等。现在,“宝宝”还可用以指称对方,以表达对对方(不论男女)的亲昵态度。购物网上过去常用“亲”来缩短与客户的心理距离,现在“宝宝”也争得一席之地,且大有抗衡之势。
五、创客
“创”指创造,“客”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创客”本指勇于创新,努力将自己的创意变为现实的人。这个词译自英文单词“Maker”,源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微观装配实验室的实验课题。此课题以创新为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以个人设计、个人制造为核心内容,参与实验课题的学生即“创客”。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前行的“双引擎”之一。随后国家又陆续出台了若干政策措施,给“创业”“创新”以具体支持。“创客”于是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联系在了一起,特指具有创新理念、自主创业的人。
六、脑洞大开
“脑洞大开”由“脑补”衍生而来。“脑补”源自日本动漫,本指观剧者在大脑里通过自己的想象来补充或添加原剧中没有的情节或内容。后来词义扩大,对小说及其他艺术作品甚至现实生活中的情节、情景进行幻想、想象,也称“脑补”。“脑洞”则是大脑中需要用想象力去填充的“洞穴”,即进行“脑补”的场所。“洞穴”越大,想象越丰富。“脑洞大开”义为想象天马行空,联想极其丰富、奇特,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2015年2月,网络剧《脑洞大开》播出,“脑洞大开”于是频频亮相于媒体。
七、任性
“任性”本是一个传统词语,意思是“由着自己的性子,不加约束”,常用作贬义,如“任性妄为”。江西曾有一位老伯在网上买保健品被骗,接二连三地给骗子寄钱,发觉受骗后,不但不报警,反而继续寄,总共被骗数十万元。老伯最后还语出惊人:“就是想看看他们究竟能骗我多少钱!”有网友调侃:“有钱就是这么任性。”此语迅速传播开来,以致引爆网络,还衍生出各种变体,如“有权就是那么任性”“有房就是那么任性”“有车就是那么任性”。随着高频率运用,“任性”词汇色彩逐渐变化,也可用来表示“天真率性”“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等义。
八、剁手党
“剁手党”,指沉溺于网络购物的人群,以女性居多。也称“剁手族”“剁手帮”等。她们穿梭于各大购物网站间,搜寻、比价、秒拍、下单,乐此不疲。往往看似精打细算,实则买回了大量没用的东西,造成时间、精力、金钱的浪费。冷静之后,常常追悔莫及,甚至下了再不理性购物就剁手的狠心,但过不了多久又故态重萌。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九指神丐洪七公,有一次因贪吃误了大事,一发狠剁掉了自己的手指头,但一遇美食仍然把持不住。“剁手”或源于此。
九、网红
“网红”即“网络红人”,指被网民追捧而走红的人。“网红”走红的原因很复杂,或因出众的才貌,或因搞怪的行为,或因意外事件,或因网络推手的运作,等等。 “网红”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其身上投射出的特质,迎合了网络世界的“审美”或“审丑”心理,从而赢得了广大网民的理性或非理性关注。“网红”在2015年热度飙升,和媒体纷纷爆出明星大腕与 “网红”女友的恋情有关。郭富城的新女友便是最近的一例。
十、主要看气质
“主要看气质”,意思是不要太看重外在形式,内在气质才是决定因素。此语在2015年末突然蹿红,成为一个强势流行语。起因是台湾女歌手王心凌为了配合新专辑的发行,在微博上发布了一张吃汉堡的宣传照。网友纷纷留言评论,其中有人说品位不高,甚至说没文化。一位网友却认为,虽然是一张奇葩照片,但颇有内涵,于是留言:“主要看气质。”这则留言立马获得广大网友点赞,被大量转发,火速引爆网络媒体。有人说,在过分追求“颜值”的时代,“主要看气质”的流行有“正能量”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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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8 16:14:34 | 只看该作者
http://www.jszywz.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235#last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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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语文报·书法版》2016年4月15日四、五版(总第185期)
怎样写好写字教学、书法教育类论文
□湖北孝感  管季超

    编者按为了总结近年来全国中小学写字和书法教育经验,对中小学写字和书法教学进行研究和探讨,本报和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学联盟”联合举办《2016年全国写字和书法教学论文评选活动》。http://www.jszywz.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970&extra=pa
      该项活动的《征文启事》在本报3月15日总第183期第8版刊出以后,编辑部陆续收到各地语文教师、书法教师投寄的参评论文30余篇,这反映了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书法教师对本次论文评选活动的重视。有几篇参评论文观点鲜明、立意新颖、视角独到、表达生动,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很受启发。但也有些参评论文不尽人意,或面面俱到,论述空泛;或人云亦云,没有新意;或开掘不深,缺少力度。
     我们相信,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书法教师在写字教学和书法教育实践中作了很多努力,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只是因为不谙论文写作的相关技巧,未能将自己对写字教学、书法教育的思考和实践较好地传达出来。
      为了启发和帮助参评作者写好写字教学、书法教育类论文,本报编辑部特约管季超先生撰写了这篇辅导文章。
      管季超先生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小学语文教研员。系中国高教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语文报·书法版》特约编委,全国中小学书法教学联盟”秘书处成员,《中国书画家论坛》站长兼总编,公益学术网站《教师之友网》创办人。2003年应邀参编豫版《书法艺术》(小学版)地方教材,担任过湖北美术出版社《小画家》月刊“书法篆刻”栏目责编、《中国硬笔书法》季刊责任编辑,《书法报·硬笔书法》特约专栏作者,2015年“品翰堂杯”中国硬笔书法公开赛学术委员。
      《全国中小学写字和书法教学论文评选活动》截稿日期是6月15日,希望管先生的这篇文章能给参评作者以启发,欢迎大家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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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8 23:51:49 | 只看该作者
二〇一五年美术述评 陈履生

米兰世博会中国馆夜景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主椁室出土的龙凤纹玉佩饰

威尼斯双年展:《手中的钥匙》 盐田千春

  从时间上看,2015年的承前启后,只是年轮上的365天,可是,它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在平常的日历翻篇中表现出不同寻常。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全社会重视文艺的发展,以及对文艺发展自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年中,不仅是美术创作为这一年累积了成果,而通过纪念抗战展览也配合了国家的重大事项,其他方面的展览不时掀起高潮,第六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首届亚洲双年展暨第五届广州三年展,都是本年度重要的展事;引进的展览也是此起彼伏,将观众吸引到博物馆、美术馆之中,从而又检验了博物馆美术馆的工作,推动了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一年的艺术市场又多了一些高价位的记录,为低迷的市场注射了强心剂,更重要的是中国买家在国际市场上的表现成为热点,也让人们更加看不懂这个神秘莫测的市场。本年度,年逾90岁的李可染先生的夫人邹佩珠、石鲁先生的夫人闵力生、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相继过世,三位老人以她们高尚的人品和爱国情怀以及对国家的无私捐赠,为后世树立了楷模,也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提醒了身处市场经济中的艺术家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当下的意义在于它的现实指向。回到现实中来说,文艺界如何理解和艺术家怎样认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如何把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落实到实践之中,是个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很多文艺家面对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在自我的天地中迷失了方向,在市场经济中丧失了自我。因此,以自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成了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另外一种风光。
  一年中,画院等各级以创作为主务的单位,都试图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主导创作的集体意识,三下乡、走基层,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自觉。它有可能像抗战时期那样受到社会的激发,也有可能在和平时期得到社会需求的支撑,可是,在现代化的经济社会中,理论形态与现实状况往往难以统一到一个概念之中。因此,只有假以时日,美术家们通过实践而获得一种符合时代发展的认知,才有可能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自己艺术成就的根基。显然,“以人民为中心”不是到基层中去贴标签、做样子。而是在思想根源上强化这一文化自觉,在内心深处荡秽涤瑕,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基于此,画家集体性奔赴边远贫困地区,在远离画室的自然中通过写生不仅获得了新的素材,而且也为往日的个人风格增添了一些新鲜的生活气息。中国美术馆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展”,国家博物馆的“深入生活,表现时代——中国艺术研究院写生创作展”,广东美术馆的“探源:百名画家进兰寨优秀作品展”等就是其中的表现与代表。其他与设计相关的艺术家也在设计中更多考虑公众的利益和需求,并以创意产业的实务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特色。
  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为契机的梳理、创作与展示
  10年前,各博物馆、美术馆举办过不同形式的纪念抗战展览。10年之后,如何举办这一同样主题的展览?各馆从年初就开始酝酿和研究展览方案,开始策展工作。毫无疑问,因为抗战是一个宏大而深邃的主题,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容,这之中既有历史的梳理,又有传统的经典题材的创作。而在横向方面,还要考虑在“70周年”这一特别年份里,与其他馆在展览策划、选题、形式等方面的关系。如何做出特色和影响,如何表现自己的水平和特色,这是需要反复考虑和仔细斟酌的。对于博物馆来说,要把展览做好,首先需要仔细而深入地研究馆藏,这对于有着130余万件馆藏文物的国博更为重要。要办好展览,还要研究抗战中的许多问题,使之在呈现历史的过程中反映与历史相关的深刻的学术内容。而对于中国美术馆来说,如何连接现实的美术创作,将抗战主题的美术创作推向一个历史的新高度并表现出时代的风采,则是又一个现实的挑战。
  国家博物馆在梳理馆藏的基础上,以“文艺与抗战”的关系所构成的文物群,展现了抗战中文艺和文艺家为抗战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共有1109件(套)文物参加了展览,其中有700件(套)是首次展出。尤其是通过五个具体的展览构成了一个系列,其中的相互关联以及各自的特色,都再现了抗战中不同地区、不同时段、不同艺术形式的历史。而在展览的整体设计上也是相互辉映,将丰富性的特质用展陈的艺术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了“历史与艺术并重”的精彩。
  中国美术馆的“铸魂鉴史·珍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汇聚了以中国美术馆为主的国内部分美术馆经典藏品和全国范围内近期新创作的主题优秀美术作品,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以抗日战争历史进程为线索,用三大部分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展览:一是中国美术馆及部分省级美术馆和纪念馆藏品;二是文化部、中国美协、总政宣传部等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并评选出的相关主题的优秀作品;三是根据展览内容需要,特邀部分艺术家的相关主题的优秀作品。展览共展出作品300余件,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年画、连环画、综合材料等多种艺术形式,按照抗日战争发展的历史时期展开了一个叙事性的策展方案。
  与之相应的是各地的博物馆、美术馆也分别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抗战胜利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配合国家大政方针方面的作为,以及积极主动所做出的努力。其中浙江美术馆以持续举办的专题纪念展,表现出了美术大省的实力以及美术馆的作为。“绘兵记”作品展以中国美术学院专业基础教学部《绘兵记》课程为诱因,集中展示中国美院师生为千名抗战老兵所作的330件造像,在历史和未来双重维度中诠释艰辛的代价所带来的和平的意义。“抗日战争在浙江”(图片)、“血肉长城”(美术)、“人民的力量”(书法)、“榛莽之行”(野夫木刻)、“江淮之波”(涂克、陈惠艺术文献),每一个展览都各有重点。“上海第八届美术大展”以纪念为专题,在收到的1200余件参评作品中评出328件参展。这些展览让我们重新审视了抗战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对艺术发展的影响。在新的形势下,对举办这样的纪念展览提出了新的要求,各馆都花了很大的力气,从展览策划,到主题审视和作品甄选都有很大的不同,表现了博物馆、美术馆在策展方面的长进。
  美术创作工程紧锣密鼓体现了繁荣与发展的时代节奏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中的165件作品在今年到了定稿的关键时刻。这一跨越中华文明历史发展全过程的创作,是国家投入的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总体来说,在主题创作式微的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政府行为和美术家们的积极响应,是非常难得的。
  这一年里,艺术家们在最大限度接近人们的期望值方面作出努力。然而,这种接近于人们所期待的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要求还存在差距。因为这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的主题创作,美术家对特定题材中的历史知识的了解,对题材的理解以及资料的把握,都因为题材而有着很大的难度差异。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表现之间获得平衡,对每一位美术家都是极大的考验。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在2016年完成之后,将悬挂或安放在国家博物馆的公共空间之中,这又增加了作品与特定建筑空间的关系问题。
  与之相关的是,经过几年努力,国家博物馆组织创作的唐勇力的巨幅工笔画《新中国诞生》、王迎春和杨力舟的《太行铁壁》等,不仅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馆藏,还成为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的重要展品。这种由博物馆自己组织创作的做法,作为新中国美术创作的传统更切合实际,也成为本年度美术创作的一大亮点。
  传统书画受到高度重视所带来的在教育、推广方面的反思
  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经过精心准备而打造的“石渠宝笈特展”成为本年度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展览汇集了院藏的晋唐宋元至明清的283件重要书画,进一步提升了公众对中国传统书画的关注度,所带来的全民对于传统书画的热情,盛况空前,史无前例。其中,公众对于《清明上河图》的追捧,超越了美术史的认识,也颠覆了美术史过往的结构,影响到美术史的研究。“石渠宝笈特展”所表现出的轰动效应,对博物馆的公共服务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待,当然与之相关的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在博物馆中增加反映中国绘画发展史的常设展,使公众能够在博物馆中获得基本的知识和审美教育,从而为中国书画艺术传统的普及和当代发展作出努力。
  本年度,为纪念黄宾虹诞辰150周年,中国美术馆和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美术馆等都举办了大规模的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在学术梳理方面倾注心力,打破惯常的思维,在分类和分期方面突出了黄宾虹在艺术上的成就特点,同时,运用多种艺术形式在布展上呈现新意。浙江省博物馆发挥馆藏优势,以全面、综合的呈现让人们看到了支撑黄宾虹艺术的方方面面,更加强化了传统文人艺术发展到20世纪上半叶中黄宾虹个案的历史意义。
  回顾20世纪以来传统书画艺术的发展,历经冲击和改造使得文化根基受到破坏,加之现代化的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书画的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上,因此,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来关注传统书画艺术的现状,并通过一定的教育手段从培养受众开始,从基础上维护传统文化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值得关注的是,“石渠宝笈特展”中绝大多数作品在过去都曾在故宫展出过,但是,从普通公众到专业教授都没有表现出如今的热情,可见,传统文化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应因势利导,让传统文化更加深入人心,并于价值观的层面上在文化输出上作出努力。
  国外交流展与对外文化交流凸显了大国影响
  接续2014年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交流展余波,“罗丹雕塑回顾展”在2015年年初作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系列活动的尾声,开启了中方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闭幕活动,同时又连接了法方在巴黎吉美博物馆的闭幕仪式。此后,为纪念中国和波兰建交65周年,国家博物馆举办了“来自肖邦故乡的珍宝:15至20世纪的波兰艺术”展。中国美术馆则以“从源头到灵感:波兰设计中的民族主题”展,进一步扩展两国建交纪念的社会影响。通过展览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在这一年可圈可点。
  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伏尔加河回响——特列恰科夫画廊藏巡回画派精品”,展出了包括列宾、克拉姆斯柯依、瓦西里耶夫等35位俄罗斯艺术大师的64幅经典画作。“生命之绘——迪士尼经典动画艺术展”为观众带去引人入胜的互动式观展体验。“安娜·高美雕塑艺术展”展出了30余件雕塑作品和纸本素描作品。“博特罗在中国——费尔南多·博特罗作品展”展出了博特罗极具代表性的作品96件。中国美术馆展出了“黑白的力量——凯绥·珂勒惠支经典作品展”,以及与俄罗斯国立博物馆和展览中心(罗西佐)共同举办的“胜利:1945-2015!——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美术作品展”。上海美术馆有“信仰的意境——印度美术作品展”、“哥伦布之谜”、“地中海的女人——法国艺术家沃尔蒂作品展”。广东美术馆有“泪·愤怒·温柔——奥斯瓦尔多·瓜亚萨明作品展”、“尤里·卡留塔油画展”、“巴黎——北京 1844-2014:法国人镜头下的中国”、“第28届亚洲国际美术展”都为本年度的外展增添了亮点。
  2015年是中英文化交流年,在中英文化交流方面有很多重要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中英文化论坛,以“文化与创意经济”为主题,进一步强化了创意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其中具体的内容都有可能带来未来文化交流方面的具体成果。本年度的米兰世博会、威尼斯双年展都留下了中国艺术家的智慧和创作。
  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展览与书协换届引发关注和热议
  在当代中国文化界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就是书法,因为它不仅是艺术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人都是书法家以及混迹于书坛的政商权贵,将书法沦为一种标榜和手段,因此,每当书协换届和全国书展年,往往会引发各种带有猜测的街谈巷议,甚至是谣言。2015年是书协换届年,又赶上全国书法篆刻展,可以想象到圈中的热闹。
  “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作品展览”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展览,展览以优秀作品与入展作品展和当代书法名家邀请展为主体。还包括了古代书法展览系列,其中有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的“甲骨文金文书法特展”,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碑帖善拓书法特展”、“敦煌遗经书法特展”、“近现代名人手稿特展”,同时又结合故宫的“石渠宝笈特展”,并配合相关学术讲座等活动。这一旨在使古代书法与当代书法形成展示互动,进一步扩大国展的内涵与功能。8月9日,预展及颁证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入展书法作者623人,篆刻60人,刻字20人。
  12月7日,中国书协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国书法家协会的领导机构。业界和公众对于这一职位人选的期待是希望以众望所归的专业水准而获得大家的尊重。在本次换届中,具有一定行政级别的领导从新的领导机构中退出,表明书协在去行政化方面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可是,作为群众组织的书协能否在专业方面发挥作用和影响,依然是一种期待,而关键是书法整体水平的提升以及在电脑时代维持书写的文化趣味,都有可能关系到中国书写文化和书写艺术的传承。
  博物馆、美术馆的发展与文化共享日益受到关注
  博物馆、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越来越受到关注,参观人数的逐年攀升显现出公众对它们的依赖。其中,据美国主题公园及景点协会发布的《2014全球主题公园和博物馆报告》,国家博物馆以763万的年接待量被列全球最受欢迎博物馆的第二名。无疑,与之相关联的有很多的具体工作支撑了各地博物馆、美术馆观众人数的攀升,而其中值得关注的国家收藏在2015年也呈现出了新的气象。这一年文化部第二批全国重点美术馆评选揭晓,重点美术馆扩展至13家。而新的云南省博物馆开馆,旧馆将改造为云南省美术馆,都是省区公共文化事业的大事,并在全国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国家收藏与文化共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在2015年的践行中得到了公众的认可,成为2015年度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要的内容。代表国家的有关文物和艺术品的馆藏,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软实力,也是一个城市的魅力所在。中国地缘辽阔,地下文物蕴藏丰富,但分布不均匀,却在文化类型与地域特色方面表现出各自的精彩。随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出土文物的数量不断增加,由考古发现而带来的国家收藏正在不断扩大,它们作为博物馆中收藏的主要来源,每一年度的十大考古发现都丰富了国家收藏。2015年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重要文物,其考古成果辉煌,也是对国家收藏的重大贡献。本年度在海外回流文物方面,国家文物局先后两次接受了法国古董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安返还甘肃大堡子山流失的52件春秋时期秦国金饰片,国家文物局将其划拨给甘肃省博物馆收藏。今年,国家文物局还划拨美籍华人范季融、胡盈莹夫妇捐赠的9件周代青铜器给上海博物馆。如此等等都显示了继国家文物局划拨40万件文物给国博收藏之后,通过政府努力促成文物回流并交博物馆收藏正成为各地博物馆、美术馆获得收藏的又一重要来源。本年度,各地博物馆利用年度收藏经费或专项收藏经费,主动获得收藏也取得了相应成果。虽然这种常态化的国家收藏在各地的表现状况不同,可是,各地在年度经费与专项经费方面的不断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大量的民营资金涌入到文物和艺术品市场中,因此,它们与国家收藏的竞争为国家收藏带来了压力。可是,捐赠依然是博物馆、美术馆获得收藏的重要来源,与外国收藏家捐赠博物馆所不同的是,中国美术家基于对国家博物馆、美术馆的依赖和信任,美术家本人或家属习惯将作品捐给国家收藏,因此,这一类收藏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收藏之一。本年度中国美术馆获得油画家马常利和罗尔纯的捐赠;国家博物馆也获得了黄君璧的家属,以及饶宗颐、萧海春、袁运甫、董继宁等的捐赠,还获得了杨虎城将军1933年电影纪录原片的捐赠。
  在2015年诸多文化事件中,另一方面突出的表现是在公众文化服务方面,公众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期待与日俱增,这给各类文化事业单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像故宫这样展示深藏宫中的珍贵文物为文化共享做出的努力,以国家博物馆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特展为代表的运用馆藏配合时政的展览,都是年度文化共享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年度惠民工程贡献了力量。文化共享是文化惠民工程的具体内容,它一方面打破了区域局限,如“茶马古道——八省区文物特展”通过区域间的合作,将“一带一路”的主题以及各博物馆、美术馆的合作,推向了与之相关的更宽广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将以公众为中心的文化共享来促进博物馆、美术馆的展陈,不仅充分利用了馆藏资源,而且让公众更加了解馆藏,更加愿意走进博物馆和美术馆。
  艺术市场中数字的节节攀升与文化产业向做大做强方面的发展
  艺术市场的风云变化连接着艺术与市场,并影响了当代中国美术的创作。在强大国家经济的支撑下,活跃的民间经济正成为中国联系国际艺术市场的主力。先是万达集团以1.26亿元人民币拍得莫奈的《睡莲池与玫瑰》,接着是上海龙美术馆以约10.73亿元人民币在纽约佳士得“画家与缪思:20世纪艺术家晚间特拍”专场上拍得莫迪利亚尼的《斜躺的裸女》,并将这一作品推送到全球艺术品拍卖纪录中的第二位。显然,这会引来多方面的猜测和联想。从中闻到酸味的是拿过去的一些经验去臆想文化上的问题,而忘却了市场经济中的一般规律。
  与之相应的是,在国内拍卖市场上,2.79亿元的潘天寿的《鹰石山花图》(中国嘉德)、1.84亿元的李可染的《万山红遍》(中国嘉德)、1.265亿元的李可染的《井冈山》(中国嘉德)、1.15亿元的齐白石的《“叶隐闻声”花卉工笔草虫册》(北京保利),扩大了亿元俱乐部的范围。9315万元的潘天寿的《劲松》、7992.5万元的傅抱石《郑庄公见母》,也以高价位说明艺术市场的内在潜力。它们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在股票市场持续低迷的现实中,艺术品市场在投资方面迸发出的积极力量。虽然拍卖是人们一直看不懂的市场,而因为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使艺术品市场回归到理性的实际需求,画廊业还是在冰冻之中等待春天。另外,金融业的介入,尤其是各电视台的竞相鼓噪,使得公众对于艺术品投资的热情高涨,却忽视了比股票更大的风险。各种关于真假的诉讼不断,依然成为市场上的话题。
  艺术产业继续得到高度的重视,从产业园区到文创产品的开发,究竟有多大的规模,能够发展成什么样的业态,仍然在摸索之中。
  自媒体所引发的争论以及网络的舆论导向仍然考验社会
  自媒体成为一道菜,日益发挥着特别的影响力。毫无疑问,这是爱之恨之的双刃剑。网上的热闹成为业内的闲言碎语,考验着个人的判断。有将其作为工具的,也有将其作为武器的,但多数是打酱油的。自媒体不像传统媒体那样具有一定时期的持久力,真正是稍纵即逝。它们虽是边边角角,却在传播方面表现出了它特别的意义,也有着特别的传播速度和影响力。以自我为中心的各种发布、转发、点赞,为2015年美术增添了别样的内容。
  因为中国美术馆纪念抗战展中蒋兆和《流民图》的缺席,带来了关于蒋兆和与《流民图》的争论,实在是冷饭热炒。这种借助网络传播将过去在业内的论争扩大到公众之中,激发了无数不辨热饭变冷过程的人,他们以好奇心继续传播着好奇。而其他包括各种个人行为的揭露,也是通过这个只要自己就可发布的平台,带动大众对于专业或道德的评判。而这之中,少数不良者的利用,以小见大,以少说多,肆意炒作,搅动是非,也使得公众难以判别真假。一个基本的原理是,利用一般公众仇官仇富的心态,利用公众对于专业判断的不足,错误的导引使得年度网络平台呈现出鱼龙混杂的现象。因此,专业的、公众的对于监管的态度也成为现实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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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14 00:42:23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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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4-18 19:45:37 | 只看该作者
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4月13日   05 版)
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8月23日在山东济南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会议的的召召开开表表示示热热烈烈祝祝贺贺。。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2015年6月,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第三届全球史学术论坛暨全球史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杨义先后提出“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先秦诸子的生命还原等学术主张
2015年9月27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上获“孔子文化奖”

  近年来,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益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开展了“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二年举行这一评选。
    1世界学术文化重心东移,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走进亚洲
  近三十年来,伴随着国力的强盛,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一个显著的标志便是中国在国际顶级学术和文化盛事中,开始日趋频繁地扮演“东道主”的角色。2015年,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这一被誉为“史学奥林匹克”的大型学术会议首次走进亚洲;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也即将于2018年在北京举办。这些无不见证着世界学术文化重心持续东移的进程。
  本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由中国史学会和山东大学承办,2015年8月23日至29日在济南举行,共有来自88个国家和地区的2600余名代表与会。“展示历史学家们在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或称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被认为是此次大会最重要的进展。围绕着大会的第一主题“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14位学者分别就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等作了阐述。近年异军突起的“情感史”研究,以及现今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历史学的“数字化转向”议题,同样得到了大会的高度重视。国家主席习近平为大会的召开专门发来了贺信,强调“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本次会议的召开和习近平的贺信,将本年度的历史学研究推到了更加引人瞩目的地位。
    2儒学研究呈分化态势:“宋学”本位,还是回到“汉学”?
  在儒学研究领域,汉学重“五经”,宋学崇“四书”。近年来的儒学研究,又呈现出“宋学”与“汉学”的轮回。“宋学”是数十年来“新儒家”的出发点,以“四书”为核心经典,以心性、伦理为主要关注,致力于本体论的建构,其近现代学脉可追溯至冯友兰、牟宗三等先哲。禀持“汉学”立场的学者,则以政治、制度为主要关注,试图为中国的社会变迁提出一套基于儒家立场的治理体系,他们认为宋学由汉学而来,主张回到源头,偏重与政治制度更为密切的“五经”研究,此一倾向以近年来大陆兴起的制度儒学、政治儒学为典型代表。
  辛亥革命后,经学退出政治舞台,主要以经学史的形式存在于学术领域,其基本出发点是将经学作为过时的学问,并不重视经典本身所蕴藏的价值。这一现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不满。2015年,刘梦溪由马一浮研究切入,认同马一浮“国学为六艺之学”的主张,旨在引起学界对“六经”的重视;朱汉民提出“重建经学”的主张;干春松、陈壁生主编的《经学研究》第三辑则呼吁“重新开启经学研究”。“宋学”与“汉学”因此发生激烈碰撞。然而,经学能否对现代政治发生切实的影响,重返现代生活,仍需时间的检验。
    3   “一带一路”国策引起学界热烈呼应,中外文化交流研究更加深入
  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一构想迅速得到人文学界的热烈呼应,刺激和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进一步研究,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乃至文学等研究领域,在东西方文化与文明交流视域下,呈现出诸多新气象。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是连接亚洲、非洲、欧洲的交通大动脉,素有“人类文明运河”“世界史发展的中心”“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之称。中国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研究,自岑仲勉、冯承钧、张星烺、黄文弼、汤用彤、向达等起,已有近百年的深厚积累。2015年,葛剑雄的相关论著与演讲、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刘迎胜《丝绸之路》、杨巨平“希腊化文明与丝绸之路”研究、侯杨方对“丝绸之路”的还原等,都是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
  4 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史料批判冲击传统史学研究
  史料是古典学术的研究基础,古典学术的重大突破,往往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史料处理范式的转换直接相关。近年以来,在简牍、碑铭、文书等新史料层出不穷的同时,史料处理范式的革新也初见端倪。“E考据”即在史学考证中运用数字化、网络化等方法,以求得穷尽掌握和细致分析相关史料,已经近于成熟。黄一农教授出版于2015年7月的《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就是一个成功运用“E考据”的典范。更为引人瞩目、正受到学界越来越多关注的,是“史料批判”研究的异军突起。
  史料批判研究又称“史料论式的研究”,是一种以正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料处理和史学研究范式。该范式远源古史辨、史源学和后现代史学解构方法,高度重视解析史家的“执笔意图”,主要探讨“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即历史是如何被书写的。目前以中日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学者运用较多。2015年10月,辛德勇教授《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一书出版,指出《资治通鉴》所记载的汉武帝晚年的政治形象,主要是司马光出于主观需要而“塑造”出来的,司马光所依据的《汉武故事》等史料,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并由此对田余庆先生的名篇《论轮台诏》进行了回应,否定了汉武帝晚年政治路线转变的史学定论。该书出版后立即激起了较大的学术反响,相关论争正在持续展开之中。
    5 危机与新生:“中国哲学”学科在国际学界的重要变动
  近年来,狭义的“中国哲学”学科危机与新生并存。2006年,著名哲学博客LeiterReportBlog贴出“中国哲学博士培养危机”的博文,《美国哲学学会通讯》(APANewsletter)进而于2008年秋推出相关专辑予以全方位评估。多方面信息表明,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活跃于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密歇根等美国顶尖哲学系的老一辈中国哲学专家荣休,中国哲学研究开始淡出分析哲学主导的美国哲学界。中国哲学在国际学界的存在遭遇断层危机。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增强,中国哲学的独特内涵重新获得了国际学界的普遍重视,一大批兼具中西哲学素养的学者正在为强化中国哲学的分析品质而努力。2015年9月16日至19日,国际哲学学院2015年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且史无前例地增设了“中国哲学”专场。2018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亦于2015年发布第一、二轮通知,深具儒家底蕴的“学以成人”命题被正式确立为大会主题。一方面是海外优质研究力量的匮乏,一方面是国际学界给予的空前关注,这两种相反的动向,意味着“中国哲学”学科未来一段时间内势必会经历一场重要变动。
    6 坚守启蒙,还是光大传统:学界纪念《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更名为《新青年》。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激烈批判“吃人的礼教”,引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新文化新文学,促进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等等,是《新青年》杂志长期以来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意义和价值。而在当今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全面复兴的大潮之下,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反传统”基调,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启蒙”的合法性,都受到了反思与质疑。
  2015年秋,值《新青年》创刊一百周年,北京、上海、广州、安徽、河南等地纷纷召开学术会议,研讨《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文学、思想、文化的价值与影响,新文化运动此前似已发生问题的传统和遗产借这一时机得到了新一轮的正面梳理和阐述,形成了对抗儒学复兴的另一声音。如何估量“启蒙”以及20世纪“反传统”的历史进程?在未来的国家和学术文化建构中赋予传统文化以怎样的地位与功用?就目前意见分歧的状况来看,思想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多元博弈的新时期。
    7  “抗战文学”研究焕发活力,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战文学重新引起学界关注。国内举办了多场以抗战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多家期刊辟有专栏,发表了上百篇学术文章,其中既有新的史料发现与整理,如张中良的《〈义勇军进行曲〉的背景与渊源》和张业松的《战区“风景”与文本三重性——东平佚书〈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发掘报告》;又有新的理论视角与阐发,如《抗战文化研究》和《破碎与重建:1937-1945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两书中有关抗战文学的正面战场与沦陷区殖民研究、大后方与解放区研究,以及李永东的《小说中的南京大屠杀与民族国家表达》。
  抗战文学兴起于日寇侵华的民族危亡之际,十数年间繁盛一时。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红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文学研究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双向影响,盛于斯亦囿于斯。近年来,国内思想环境与研究视野更趋自由和开阔,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理论被大量引入,抗战文学研究重新焕发出旺盛的活力,并获得了许多新的理论突破与学术增长点。2015年作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既是抗战文学研究获得突破发展的一个新契机,也是抗战文学研究成果的一次大检验。
   8 宏观整体研究重回视野,“全球史”取向渐次落地。
     近二十年来,作为国际学界主流知识趋势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在大陆史学界一直多以理论、话题的状态盘旋于具体史学实践之上。眼下,这一取向已呈落地之势。“全球史”所倡导的宏观、整体的方法和视野,对于目前盛行的注重微观、细节的碎片化研究,无疑是一种纠偏和克服。
  2015年,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22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将“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列为会议四大主题之首。在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庆祝成立十周年之时,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的全球史、跨区域文明研究机构也在密集设立或筹建之中。近期在国内持续发酵的“新清史”讨论,同样体现着本国史既有范式与全球史等不同学术视野的对话、碰撞甚或某种紧张。在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今天,如何处理这种不断加强的一体化趋势与自身国家认同、文化主体性的关系,如何把中国史叙事真正纳入到全球比较的框架之中,将是中国史学研究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9 杨义还原先秦诸子经典,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先秦时期是中国思想的“轴心突破”时代,诸子百家各以其思想创造力和穿透力,驰辞骋辩、著书立说,铸就了中华民族世代延续的文化血脉。研究先秦诸子,就是探索中华文明的原初过程,解码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然而两千年来的诸子学和经学研究,一直存在着很多缺陷、盲点和误区。
  杨义数年来通过梳理、分析、阐释先秦诸子经典文本和多种文献史料,从发生学的角度对诸子进行了思想溯源。2015年出版的《论语还原》,以及此前的“诸子还原”系列,包括《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和《韩非子还原》,都在试图剥落后世附加于诸子原典的虚饰,还原经典文献和史实的初始状态,探寻传统思想发生的起点及其当代价值。这一路数在学界引发了普遍关注,可谓是继1920年代“古史辨”派之后对先秦诸子和经学一次新的清理和解读。
    10  陈来获“孔子文化奖”,新生代儒学隆重登场
  2015年9月27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在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上获“孔子文化奖”。“孔子文化奖”2009年由国家文化部牵头设立,是儒学研究领域的最高奖项,主要表彰奖励对全球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传播作出突出贡献的团体和个人。此前获奖的大陆学者,包括庞朴、汤一介等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接受系统教育的老一代学人,而陈来的获奖,则标志着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儒学研究者的隆重登场。
  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新生代儒学学者与老一代学人在知识结构、问题意识、关注焦点等方面有着诸多差异。老一代学人大多对于传统经典幼而习之,古典学修养相对深厚,以此为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学术理论的熏陶,在新旧鼎革的时代变迁中,对于儒学,他们经历了由置疑与反思到回归与弘扬这样一个过程。他们既是一代学人,也是一代哲人。改革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大多是在分科治学的现代学术分类体系中接受了最初的学术训练,更多地以知识论的眼光分析古典学术。在中国文化主体性诉求的背景下,他们大都是比较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更着意于体系的建构。儒学能否创辟出适应21世纪中国的新局面,端赖于新一代学者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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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6-5-3 11:36:52 | 只看该作者
2015年中国文学发展状况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正式发表,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国广大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述中国故事,唱响中国梦,创作出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作品,文学评论更加活跃,文学领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
  一、文学创作
  1.小说与网络文学
  2015年9月,《江南三部曲》《这边风景》《生命册》《繁花》《黄雀记》5部作品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标记了2011年到2014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辉煌成就。2015年,长篇小说创作延续了这一繁荣态势,佳作频出,硕果累累。
  长篇小说呈现出直面现实、思想厚重的特点。周大新《曲终人在》以“虚拟采访”的形式处理反腐题材,以现实主义的笔调勾画出时代风云下的世道人心。刘庆邦《黑白男女》以死难矿工留下的三个家庭为主线,讲述了灾难过后生活重建的故事,始终贯穿着悲悯、温情和深沉的祝福。孙惠芬《后上塘书》以一个逝去的女性的视角讲述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的伦理之变,东西《篡改的命》探讨了“农民进城”这一命题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多种可能,张者《桃夭》表现了一群人到中年的知识分子的挣扎与突围,须一瓜《别人》对医患关系、食品安全等当下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度的扫描和思考,陶纯《一座营盘》触及军队反腐话题,李燕蓉《出口》探究当下的普遍性精神病症,王华《花村》书写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变迁。
  对“本土经验”“中国故事”的书写越来越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迟子建《群山之巅》构建了一个复杂而神秘的北方小镇,刻画出白山黑水之间的爱恨情仇与人生起落。叶辛《圆圆魂》试图揭示一个动荡时代里个人的心灵世界与归隐之秘。赵玫《矮墙上的艳阳》致力于以梦幻、忧伤的笔意探讨知识者与艺术家的道德、情感与命运。次仁罗布《祭语风中》讲述了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之中,西藏人民经历的历史起伏与生活变迁。陈应松《还魂记》,诡谲神奇的地域文化背后,透射出作者直面现实的勇气。严歌苓《护士万红》将镜头对准了过往年代中被遗忘淹没的爱与深情。何顿《黄埔四期》通过一批军人60余年的传奇人生,再现了从北伐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周瑄璞《多湾》气魄宏大,在70余年的时间跨度中,讲述了一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描绘出中国近现代历史大潮中普通人的奋斗之路和精神历程。冉正万《天眼》写就了一部黔北农村的社会发展简史;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重新审视了“文革”结束之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袁劲梅《疯狂的榛子》是一部具有跨时代、跨地域、跨文化意味的小说;张好好在《禾木》中用第二人称叙述方式书写了一位身在都市的女孩对草原故乡的怀念和重新认知。
  深入生活、关注人民的日常生活经验,是2015年长篇小说的显著特征。陈彦《装台》讲述了一群艺术生产活动末端的小人物的故事,他们生活世界中的欢乐与烦恼、热闹与冷清被书写得生动感人。韩东在《欢乐而隐秘》中,介入到当下人群的情感关系之中,欢快而略显怪诞的故事背后,寄寓着深沉复杂的人间百味。康赫《人类学》再现了记忆中的上世纪90年代北京,100多位人物轮番登场,勾勒出时代精神的同时,也记录下时代生活的细枝末节。张翎在《流年物语》中讲述了大时代里小人物的追求和困惑,王凯《瀚海》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讲述青年人的军营生活,秦巴子《跟踪记》、黄国荣《极地天使》、程青《回声》等也都以不同的风格和视角切入到人民生活的经验书写之中。
  青年作家的长篇写作引人瞩目。弋舟《我们的踟蹰》、盛可以《野蛮生长》、王十月《收脚印的人》、路内《慈悲》、任晓雯《生活,如此而已》、葛亮《北鸢》、杨则纬《于是去旅行》等,都收获了关注和好评。他们的写作风格鲜明、内容广阔,显示了记录时代、刻画灵魂的勇气和能力,为中国当代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篇小说充分体现出作家对于时代生活和世道人心的勘探与把握。作家们在现实主义精神的烛照下,艺术化地处理繁复驳杂的中国经验。荆永鸣《较量》描画医疗体制的种种病相,凸显出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艺术品质与探索勇气。罗伟章的《声音史》将社会的巨大变化通过主人公对“声音”的敏感、寻找与再现勾勒出来,是写给村庄的一曲挽歌。石一枫《地球之眼》描绘了一位底层小人物面对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所进行的抉择与反抗,在全球化语境中审视当代中国人生存道德等根本问题。双雪涛在《平原上的摩西》里将新案、陈案以及两者合成的案中案串联起来,草蛇灰线般展开有关“救赎”的叙事。
  爱仍旧是永恒的主题。王蒙《奇葩奇葩处处哀》,人性曲折、人生百味与时代变幻在一个晚年丧偶的老年男人与6位女性的交往中展现得绵密幽深。张炜《寻找鱼王》舒缓灵动,折射出生灵魅力的光晕。阿来《三只虫草》和《蘑菇圈》中,人生况味、人性温暖溢出文字,意蕴隽永。董立勃《梅子与恰可拜》描写了一位南方女子和一个说着突厥语的土著小伙金子般的承诺与等待。张策《玉玲珑》、肖建国《活路》、王跃文《蕨草青青》、林白《西北偏北之二三》、老藤《熬鹰》、尤凤伟《风铃》、杨少衡《把硫酸倒进去》、张欣《狐步杀》、哲贵《孤岛》、胡学文《午夜蝴蝶》、刘建东《阅读与欣赏》、尹学芸《士别十年》、杨仕芳《而黎明将至》、陈谦《无穷镜》以及青年作家姚鄂梅、孙频、陈继明、阿袁、吴君、王妹英、谢络绎等人的新作,也颇受好评。
  短篇小说写作蓬勃蓊郁,各具特色。作家们在思想和艺术上孜孜以求,带领读者进入当代人生存境遇和精神世界的各个层面。冯骥才《俗事奇人新篇》18个短篇描绘了天津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民情风俗、市井百态,地域文化与民间人物浑然一体、相映成趣。叶广芩《鬼子坟》等篇延续了她擅长的家族叙事,完成了一个拥有独特审美标志的中国故事。储福金《棋语》系列勾勒各类棋人的众生相,以现实映现棋理,以棋理隐喻人生。麦家《日本佬》关注战后平民的生活遭遇和内心裂痕。残雪《尘埃》描写城市中的尘埃及其行踪和意识活动,荒诞、象征等艺术手法与小说先锋性的思想内涵相得益彰。金仁顺《纪念我的朋友金枝》浓缩了作者对爱情与道德、个人与他人、本真与变异等一系列悖论式难题的思索。陶丽群《母亲的岛》朴实动人,让人不忍释卷。何玉茹《回乡》、刘玉栋《回乡记》、季栋梁《回家》中所透露的“回乡”主题,述写了城乡变奏中的浓郁乡愁。石钟山、曾剑、王凯等描写和平年代普通军人生活的作品感人至深。范小青《碎片》、梁晓声《地锁》、黄蓓佳《万家亲友团》、叶梅《广场舞》、艾克拜尔·米吉提《狗事》、叶兆言《赤脚医生手册》、裘山山《疯迷》、李进祥《讨白》、江洋才让《老灵魂》、田耳《金刚四拿》、张楚《忆秦娥》、李浩《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徐则臣《摩洛哥王子》、盛可以《小生命》、戴来《表态》、胡性能《孤证》、曹寇《在县城》、王方晨《麒麟》、任乐《棉花匠》、普玄《牙齿》、周李立《透视》、蔡骏《眼泪石》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佳作。
  网络文学主流化趋势更加显露。玄幻、仙侠和都市仍是创作主要类型,现实题材作品受关注度有所上升,网络女性文学由于在影视改编和图书出版方面成绩突出,社会关注度较高。玄幻、仙侠类小说多以现实社会平凡的小青年为亲情、爱情和理想而发奋崛起成篇,代表作品有《雪鹰领主》《剑王朝》《巫神纪》等。都市小说呈现多元化创作趋势,代表作品有《天启之门》《黄金渔场》等。
  2.诗歌
  诗歌创作与批评极为活跃。本年度的诗集出版不仅数量上呈现井喷趋势,而且代表了新世纪以来新诗多向度发展的成果。不同代际、不同风格的代表性诗集有欧阳江河《大是大非》、陈超《无端泪涌》、汤养宗《去人间》、臧棣《骑手和豆浆》、侯马《侯马诗选》、杨克《杨克的诗》、雷平阳《天上的日子》、王寅《灰光灯》、蒋一谈《截句》、路也《山中信札》、何向阳《青衿》、邱华栋《光谱》、宇向《女巫师》、余秀华《月光落在左手上》、许立志《新的一天》、刘年《为何生命苍凉如水》、王单单《山岗诗稿》、张定浩《我喜爱一切不彻底的事物》等。诗刊社31届青春诗会诗丛(15本)展示了不同艺术特征青年诗人的写作景观。“草根诗人”大量涌现。以余秀华、郭金牛、老井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歌受众广泛,为重新思考诗人与时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察入口和美学路径。这种自发、原生、真诚、质朴、有痛感、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命运之诗具有打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和新现实主义风格,修复了诗人的“社会发声”能力,是接地气的感动写作、灵魂写作。
  诗歌传播方式变化巨大。微信平台上不断刷屏的诗歌活动、事件和出版物备受关注。“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刊社”等微信公众号火热,朋友圈自发推荐各类诗歌,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诗歌群体和诗歌刊物,经常举办诗人雅集出版和诗歌朗诵活动。每天都在激增的诗歌微信公号和微信群给诗歌生态带来很大影响,甚至被认为给新诗的传播和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在碎片化、电子化和APP移动临屏阅读语境下,诗歌写作、阅读和批评实现了即时性、交互性和日常化、大众化。诗歌回暖,成为本年度文坛热议话题。诗歌重新回到社会生活中来,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一个重要原因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的兴起,降低了诗歌写作门槛。新媒体这种掌上阅读方式,使写诗突然成为80后、90后的一种时尚,写出来的作品亦可迅速得到广泛传播。
  3.散文
  2015年散文创作在语言风格、内容题材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和突破。
  王蒙《斯文济世 天下归仁》精辟分析了孔子学说的内涵,肯定其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也提出局限性。余秋雨《中华文化为何长寿》提出了中华文化强大生命力的八大原因,张胜友《百转岁月 万里江山——客家,华夏文明的守护者》探讨文明守护这一文化大题,南帆散文集《泥土哪去了》探讨科技的发展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王巨才《大地漫笔》、许淇《驼铃叮咚——赤壁羊楼洞欧亚茶驼古道》、刘华散文集《我们的假面》、赵柏田散文集《南华录》、李骏虎散文集《受伤的文明》等分别从不同的切面对中华文化进行审视。
  作家的个人感悟能够带给读者有益的启迪和深刻的共鸣。铁凝《幽灵之船——现实生活与创作灵感》以多年写作的心得和思考,把“灵感”这么一个难以捉摸的写作“要件”具象化。贾平凹《解读中国故事》以自身写作经验提出,真正的中国故事是真正融入到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创作出来的。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张抗抗《赵一曼归来》、熊育群《旧年的血泪》、许俊文《父亲的黄昏》等记述父辈在战争中的经历,书写对战争的感受和对英雄的缅怀。
  对生活的诗意书写是散文创作的一大特色。李冰散文集《留给回忆》记述了与季羡林、马识途、杨绛等交往的贤人旧事,展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风范。韩小蕙《言者谆谆》记述张中行晚年的言行思考,刘醒龙散文集《抱着父亲回故乡》以深情笔墨回望记忆中的故乡。铁扬散文集《母亲的大碗》、乔叶散文集《走神》、魏平散文集《时光里的珍珠》、葛水平《服饰的活性和通达》等发现日常生活中的艺术因子;鲍尔吉·原野《村庄里》等记述今日乡村的自然风物和人情世故,胡亚才《水的血脉》展现中原地区回民族的信仰与刚毅,朱鸿《不能想的父亲》、阎晶明《一个人和一种命运的逝去》等以人物为描绘对象;董桥《养字》、胡竹峰《墨迹》、耿占春《隐形书写》等表达艺术滋养生活的情致;邓友梅《我走过的道路》、南丁散文集《半凋零》、梅洁《迁徙的故乡》、丁帆《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宁肯《一个人的道路——我的自述》等均以个人记忆的书写填补历史的光谱。
  4.报告文学
  2015年,在迎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王树增《抗日战争》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出发,全景式地记述八年全面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斗。何建明《拉贝先生》以详尽的实录与细致的文笔记述了一个德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期的命运与抉择。张雅文《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人物刻画尤为用力。徐锦庚《台儿庄涅槃》描写了台儿庄这座抗战英雄城市的涅槃重生历程。王龙《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揭开了日本鲜为人知的“笔部队”内幕。蒋巍等的《血色国魂》则以抗日战争期间我国阵亡的将领作为作品主角。丁晓平《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揭开鲜为人知的二战过程中的外交战。程雪莉《寻找平山团》讲述了由成千上万名战士组成的抗日“平山团”的独特故事。杨义堂《抗战救护队》反映了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抗战时期参与伤员救护保障工作的史实。李延国、李庆华《根据地》提醒我们不要忘了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和宝贵经验。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2015年推出了由缪俊杰、董乃斌、郑彦英、伍立杨等作传的20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黄传会《中国海军:1949—1955》记录了“海军初创时期”的中国海军不畏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杨黎光《横琴——对一个新三十年改革样本的五年观察与分析》提供了改革往何处去、中国往何处去的新思考。沙志亮《中国航母舵手——辽宁舰纪实》、许晨《第四极——中国“蛟龙”号挑战深海》、陈新《嫦娥揽月》分别聚焦中国高新科技发展前沿领域的标志性事物或事件。曹岩、马泰泉等长篇报告文学《极度威胁》全面反映中国援非医疗队在参与塞拉利昂抗击埃博拉疫情过程中艰苦卓绝的工作及成就。蒋巍《国之盾——鲜为人知的中国警察故事》聚焦公安战线的英烈和英模。对社会热点焦点的反映与描写是报告文学的长处和优势所在。弋舟《我在这世上太孤独》真实呈现农村空巢老人或悲苦或凄凉的生存处境。韩生学《中国“失独”家庭调查》唤起人们对失独家庭的关注。朱晓军《“乌坎事件”调查》反映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长篇传记和国民记忆是热点。程树榛《坎坷人生路》表达对于人生岁月的感恩与铭记;徐风《布衣壶宗》书写紫砂艺术大师顾景舟;李向东、王增如《丁玲传》在试图解开一代女作家的心灵密码上有所掘进。雷达在《作家》上的专栏,以及邓友梅、胡平、叶梅、汪兆骞等的追忆作品都有独特的价值。
  5.儿童文学
  2015年被称为“儿童文学大年”。中央领导多次批示,中宣部、中国作协、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多部门合作,制订了“满足少年儿童阅读需要,繁荣儿童文学创作”工作方案,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儿童文学创作本身对实现由数量和销量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向以品质为主导“转型”意识强烈,创作实绩突出。
  名家陆续推出新作,青年作家创作成果丰硕。小说有金波《婷婷的树》、曹文轩《火印》、张之路《弯弯的辛夷花》、薛涛《白银河》、史雷《将军胡同》等。作家出版社推出囊括沈石溪、曹文轩、常新港、张之路在内的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经典小说集,颇受好评。童话有汤素兰的长篇童话《笨狼和小红帽》、萧袤的长篇童话《茧屋》、汤汤的童话集《一只小鸡去天国》等。一些非儿童文学作家也出版了儿童文学新作,赵丽宏小说《渔童》、马原童话《湾格花原》、虹影小说《里娅传奇》等,丰富了儿童文学的星空。随着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世界科幻大会颁发的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中国原创科幻文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加强儿童文学批评成为共识。中国作协与中宣部合作召开全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座谈会。中国作协创研部与《人民日报》文艺部合作,开办“繁荣儿童文学大家谈”专栏,发表了高洪波、李敬泽、金波、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李学谦、徐德霞、方卫平、朱自强等14位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的文章,从创作、批评、出版三方面,对当下儿童文学现状进行梳理、把脉。中国作协组织召开了关于儿童文学系列化问题研讨会,与中宣部出版局合作举办了儿童文学作家编辑研修班。
  二、文学理论评论
  2015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发表,讲话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重大使命,科学回答了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提升了我们对新时期文艺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艺事业发展进步的纲领性文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发展繁荣的行动指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对落实讲话精神,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提出了6部分25条意见,成为当前和今后推动文艺工作的基本指针和切实措施。围绕习总书记讲话,文艺界与理论界深入学习与贯彻。钱小芊《结合文学创作展开文学批评》、吉狄马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文艺政策的立足点》、李敬泽《“两个重要”:文艺地位和作用的再认识》、董学文《道路已经开通,航向已经指明》、张政文《如何掌握文艺话语权》、曹卫东《文艺评论的新常态、新使命、新视野》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对于习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精神的理解。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的《文学的使命与担当》集中了文学界对于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的学习体会。
  理论上的深入与思潮的研究、现象的把握,呈现出相对跃升的趋势。张炯《论文学的思想倾向性》反驳了反理性、反思想的种种倾向,强调文学艺术要有思想倾向性,重新阐明了思想寓于形象,论述了英雄形象塑造的重大思想意义;王元骧《关于美学文艺学中“实践”的概念》试图厘清美学文艺学中对于“实践”认识上的混乱,将认识论范畴的“主观”与“客观”所导致的“二元对立”倾向按“主体”与“客体”解释,其从实践分化而来又通过实践回归统一的观点,颇具新意;张江等在《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精神是文艺之魂》《展现中华审美风范》《文艺是民族精神的引擎》《文艺要与时代同频共振》《文艺是精神的火炬》系列对话,就当前文学发展中的热点现象、重要问题展开探讨辨析,直面当下现状,大胆言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文艺报》合作,推出“抗战文学巡礼”专栏,系统回顾、总结和评价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我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深入探讨其历史、社会、美学意义与价值。霍俊明《抗战诗歌:思想的胜利 美学的胜利》、肖惊鸿《人民,是抗战电影的灵魂》、纳杨《抗战文学的发展与开拓》、李朝全《“新抗战文学”正在崛起》等系列文章,对于促进抗战作品书写不断走向深化,起到推动作用。抗战文学作品也获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贺绍俊《突破从“打扫战场”开始》对何顿《来生再见》和范稳《吾血吾土》的解读,挖掘小说在特殊的抗战历史背景下所进行的可贵的探索。
  以纪念“先锋文学”为契机,集中讨论本土性话题。批评界对30年来先锋文学的回顾和反思成为本年度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产生了一大批有分量的文学批评成果。陈晓明《先锋派的历史、常态化与当下的可能性》、南帆《先锋文学的多重影像》、洪治纲《先锋文学与形式主义的迷障》等文章,对先锋文学的肯定获得了高度共识。与此同时,关于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本土性话题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本土性本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命题,无论是在30年前还是在当下,文学如何立足本土、如何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和文学自觉等问题,一直是文学批评中的常被关注的问题。只是当回顾先锋文学的艺术遗产时,评论家们除了讨论现代主义命题,还更自觉地关注于本土性问题,包括先锋派和世界文学、先锋派所处的历史、先锋文学对乡土文学的影响等。贾平凹的新作《老生》在对传统资源的借用上受到评论家的广泛注意,谢有顺《乡土的哀歌——关于〈老生〉及贾平凹的乡土文学精神》、陈思《“新方志”书写——贾平凹长篇新作〈老生〉论》等论文均致力于挖掘和褒扬其中的本土性资源及其特殊内涵。
  在网络文学、科幻文学等热点问题上,本土性话题也是一个思考和研究方向。黄发有《网络空间的本土文学传统》称,网络文学的发展与突破,要重视从本土文学资源中吸取营养。
  立足本土,表达中国,为介入文学现场搭建新的理论评论平台。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文学博鳌论坛在海南琼海举行,论坛的主题是“世界文学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铁凝谈道,文学创作与理论创作是一个相互砥砺、相生相长的过程,作家和评论家在对话的过程中,一定会对如何生动有力地向世界表达中国人的经验、阐明中国人的梦想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更辽阔的想象,推动中国文学在纷繁复杂的世界视野中,不断绽放中国精神的璀璨光芒。钱小芊指出,博鳌论坛这一形式是为了构建文学批评平台,这个平台可以集聚文学评论力量,发挥文学评论对创作和阅读的引导作用,改善文学生态,推动文学繁荣发展。论坛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承办,海南省作协协办,南帆、周大新等60多位作家、评论家出席参与讨论,中国文学博鳌论坛被称为新世纪作家与评论家“围炉夜话”式的深度研讨与思想交流的学术平台。
  围绕新世纪15年来的文学发展,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吉林作协以及中国作协—上海交大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基地,分别召开学术研讨会,集聚评论家力量从不同侧面对15年来的文学成绩与创作得失进行深入研究,着眼推进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主办的“青年批评家系列研讨”,分别以文学批评的中国视野、“一带一路”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内在性与精神叙事等为主题,集结了一批70后、80后的青年评论家介入当代创作与评论,“中国作家北大论坛”由创研部和大学联合主办,邀请了刘慈欣、东西等和大学生进行交流。交流对话的形式让作家、评论家和年轻的读者一起来到中国思想的前沿,共同推进文学观念的更新。
  文学译介研究,包括海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近年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随着批评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打开,相关的论著也从量的增加向质的提高的方向发展,特别是有关译介和传播效果的问题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方面呼应着“中国文学走出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战略;一方面也是文学发展实际所要求的理论总结。比如王宁《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孙立盎《陕西当代文学的世界性因素研究》,过婧、刘云虹《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中的异质性问题》,褚云侠《在“重构”与“创设”中走向世界——格非小说的海外传播与接受》,冯强《现代性、传统与全球化:欧美语境中的于坚诗歌海外传播》等,不再仅仅满足于对海外出版和学界的一般情况梳理,或是对译本的简单比对,而是从中国学者的立场出发,对文学译介的历史和现状展开一定的反思和批判。
  结  语
  2015年的中国文学,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弘扬好中国精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中国梦激励着广大作家,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召唤着中国的文学。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引下,中国作家、评论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将以更加充沛的激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劲的精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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